影片唯一深刻的地方是结尾时,汉普部长对德莱曼说,围墙倒掉以后你们就再也写不出东西,因为没有目标可以反对。新德国有什么好写。这的确是东德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作家们的普遍状态。这些人在社会主义时期衣食无忧,却空想着自由来临之际自己可以写出多么伟大的作品,但当所谓“自由”真的来临的时候,他们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了。
这一现象本身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但影片却在这里轻轻的滑了过去。它让德莱曼在旧资料中看到窃听者对自己的帮助,让他看到所谓“人性”在强大的体制面前顽强生长,他终于找到了灵感,写出了新的著作。
“人性”就是影片歌颂的对象,它让窃听者在执行任务是同情德莱曼一家,悄悄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躲过一劫。它也让德莱曼在心灰意冷之后重新找到创作的灵感。在影片的叙述中,似乎社会主义体制也是因为压制人性而最终分崩离析。按照这样的逻辑,社会主义真是不可救药,而只有带给东德人民“自由”的西德,或资本主义才是“人性”回归的表征。
难道事情真是这样的吗?我相信窃听这样的事情确实在东德发生过。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事发生在冷战阵营的两边,而不仅仅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干这样的事,中央情报局可能比东德秘密警察干得更漂亮更先进。
然而正像我们在冷战结束后的银幕上看到的,所有的对人民的迫害都发生在原社会主义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而那些迫害人民的行为却都因为所谓“人性”而归于失败。影片《窃听风暴》也加入到这种审判冷战失败者的行列中。以“人性”的名义对社会主义进行审判。
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审批是缺少被告人的审判,也是最为安全、最为无耻的审判。这种浮浅的审判可以轻易赚取观众的认同,却放弃了对我们身处时代的深入思考。相对于简单的批判社会主义不好,可能更值得我们关心的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对剥削制度的反叛为何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剥削。而面对这种对剥削制度反叛的失败,我们是应该向剥削制度妥协,还是应该重新整理行装,再度出发?
1984年,民德秘密警察魏斯乐独自坐在监听棚里。空荡荡的房间里,仅有耳机、通讯器材、打字机。魏斯乐外表冷漠无情,内心却敏感如诗,他的任务是与下属一起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德瑞曼与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交谈、德瑞曼与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作爱、德瑞曼朗诵布莱希特的诗歌、德瑞曼在钢琴上弹奏《好人奏鸣曲》。潜文学中年魏斯乐视线模糊了,他受到了艺术的强烈感召,这感召的力量轻易战胜了他的信仰、他的职责、他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他跟踪克丽斯塔鼓励她充满信心、他伪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潜入德瑞曼的住所偷诗集、转移打字机……
多么浪漫的故事,多么象我们打小就熟悉的革命故事。潜入敌人阵营卧底的革命者,怀着坚强的信仰,与敌人斗勇斗智,周围虽然危机四伏,他却应对得游刃有余。深情的电波、接头的暗语、通风报信、秘密联络,把电影里的两大阵营换一换,就是一部讴歌我党英雄无畏地下党员深入敌营的中外红色电影故事《敌营十八年》、《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一夜成名的编剧兼导演,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东诺士马克,在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代,和少年先锋队的同学们一起坐在电影里饱看了这类惊险的红色电影。那些红色电影的情节深深的烙进童年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我也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机会终于从天而降,二十年后共产的铁幕已经崩溃,在统一的德国、自由的世界里,交上好运拉到投资的的东诺士马克决定拍这样一部红色电影,不,黑色电影,因为与二十年前的电影相比,情节与人物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反红色的,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来反讽社会主义的。
文化部长是个到处搞女人,滥用情报系统的混蛋;跟电话一样“拔进去,打出来”的书记只会对着电话咆哮;秘密警察们任意践踏欺凌小老百姓的人权“失踪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反正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西方、市场、投资人……他们爱看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为此可以不惜任意丑化那个时代。
年轻人东诺士马克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年代矫情的放置于1984年,只欠没有在电影序幕里来段字幕“乔治.奥威尔”。魏斯乐只能孤独的呆在监听棚,以打字的形式做日常的窃听记录,拥有所有最先进设备的偌大情报部门,对于部长钦点的重点监控对象竟也拿不出一台盒式录音机。东诺士马克残存的记忆片段里,只有些许红色电影的印象,而1977——1985年风靡到东西方世界每个角落里的录音机,被他忘记了。你不能责怪东诺士马克,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拜访民德时代的几位秘密警察、用钱取得在东德情报机关大楼实地拍摄的机会,东诺士马克自认他就懂得了民德的情报系统,掌握了秘密警察的心理。
对全世界的警察而言,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的安定团结、打击犯罪,这是他们进入警校学到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职业准则。要让警察放弃原则,可以用钱行贿、用信仰策反、用手段要挟,但仅仅是几段钢琴弹奏、一段诗歌朗诵、一个女人的意淫,就能让警察站到自己立场的对面,不惜代价维护自己的敌人,这是极其荒唐的。电影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走进魏斯乐,魏斯乐是自己顿悟,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这种突变的思想过程,甚至在红色电影里也无法找到。
德瑞曼利用友人偷运来的打字机,完成了揭露民德黑暗统治的文章,不署名的发表在《镜报》上。由于自杀的导演与他最为亲近,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号怀疑对象。他、友人,尽管有充足的时间和无数次的机会,竟一直不肯转移那个会让人掉脑袋的打字机。秘密警察尽管没有最确凿的物证,但是都知道文章一定是德瑞曼所写,他们是那么君子、那么道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德瑞曼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求监守自盗的魏斯乐继续调查。
任何政权的情报系统都不会只依靠某一个机关。以美国为例,连火星人也知道除了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民德的情报系统在东欧诸国中是数一数二的。魏斯乐所在的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情报头子可以命令他们继续调查,但绝不会把所有希望都继续押注在他们身上,体制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会介入这个案子——至少会对德瑞曼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毕竟总书记已经大为光火。
因此,无论德瑞曼还是魏斯乐,在文章写好交给媒体之前,如果没有转移走打字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翻本的机会。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就能推理出来。
一部震撼了德国社会的电影……一部全面反思,超越了《再见列宁》的杰作……一部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佳片……
你信吗?
其实我是一个编剧/文案
民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说,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昨日之岛:
http://tlccd.tianyablog.com感觉像是辛德勒的名单,不同的故事,相同的感动。
故事发生在前民主德国,在看了hustwj提供的背景资料之后(
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047371/),片中的那种人人自危的紧张状况并不是导演在故意的夸大,前民主德国有85000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着确实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病态心里。
德国人性格严谨细致是出了名的,上海地铁一,二号线的设计查别让很多中国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在这部影片中这一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身为特工学校教授的主人公Wiesler原来是一名监听特工,是一个民主德国统治人民的国家机器,一个很合格的特工人员,他不苟言笑,业务熟练,虽然已经身为老师,在上课学生提出一个关于人权的异议的时候,他还会不自然的在学生的名字上打叉。生活中几乎没有其他的表情,对时间敏感,生活有条不紊,他是那个时代很多德国秘密特工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合格的特工,他也是个木讷的人,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心里想法,但也正是他这样的人,没有可能成为他的同事那样的高官,永远只是作为一个螺丝钉在慢慢的工作着,在这样一个平常的人身上,会有怎样的事发生呢?
一天,一个已经身为高官的安全局的老同事来找他帮忙,完成对作家Dreyman和他的夫人Sieland的监视。在监听这对艺术家夫妇生活的时候,wiesler慢慢的爱上了热爱和崇尚自由的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他找到了另外的自我,对于这对夫妇,他现在的地位就像是一个幽灵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他们,但却像上帝一样控制改变着这他们,他通过安装在门铃上的电线,让作家知道了妻子为了自己而和文艺部长约会的秘密,而也是他在酒馆里见到了女演员,通过自己的话感动了她,让她回到了作家的身边。他完全被他们吸引了,感动了…….有一个镜头是而艺术家夫妇幸福的拥抱在一起,而他在耳机的另一边也侧着身体,环抱着手臂,仿佛是在安抚着爱人,这时另外一名接班的特工来了,他马上坐正身子,严肃的说:“你又迟到了5分钟”。当晚,他找来一个妓女用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幼稚得要妓女配多陪他一会……
他在被这对夫妇的生活感动的同时,也渐渐的厌恶了体制下的人们:文艺部长要求调查打压Dreyman的真正目的是要追求Sieland, 在局中老同事作为上司变态的调侃恐吓一个年轻的职员.同时他的内心也异常的矛盾着,真正的转变点是他掌握了Dreyman足够的证据要向老同学报告的时候,却犹豫了,彷徨了,最终,他选择了要求一直信任他的同事撤走所有的其他的监听人员,自己一个人来保护这对夫妇。他知道所有的真相,而且他的高官朋友也和他说了不只一次,如果这一次窃听计划成功的话,他们都会得到提升的,而且也表明了失败的后果,这里面甚至在暗示他只要断章取意的抓住一点把柄就可以。但是,他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去保护这对夫妇。
当看到自己心爱的人不幸被汽车撞死的时候,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冲动,不顾自己特工的身份,像个孩子一样疯狂的冲了上去,跪在女演员面前,
女演员对他说:“我不会忘记你做过的一切的”
他说:“别说话了,你不会死,我已经把打字机转移了”
这时,作家从楼上冲了下来,而Wiesler,像影子一样躲到了一旁,作家抱着 痛苦失声的时候,Wiesler的心中也在为自己的爱人默默的流着泪。
最后,当作家知道真相的时候,他去找Wiesler,而这时Wiesler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小的邮递员,拉着一个小车子,步行在街上,一家,一家的送邮件,作家最后还是决定没有去影响他现在的生活,而是决定写一本书,来纪念这个曾经保护过自己的人。
==========================================影片最大的亮点==========================================
影片表现前民主德国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与向往,文中的主角应该是那对艺术家夫妇,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作品的震撼力必定会大大降低。创作者很巧妙的选择了窃听特工这个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他是普通大众的一员,他的心路历程在体现了人心所向;另一方面,在他决定用自己的前途命运作赌注来挽救这对夫妇的时候,一个平常人的这样的决定,其本身的震撼力就远远超过了艺术家们所做的一切,而这个动人的故事又与那个大的时代背景交织在一起,足以撞动每个人的心弦。
片中wiesler所做的无疑是伟大的,也是浪漫的,这可能也是导演想传达给我们的德国式的含蓄的浪漫,他似乎也想让我们了解,真正的伟大与浪漫,永远来自与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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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结尾到底还是忍不住泪奔了
最后一句,不,这是给我的。一语双关,瞬间落泪。这种利落的结尾,漂亮。
这里每天发生的事儿,都是现场加强版的《窃听风暴》;只是weibo能不能有点心,偶尔做回 HGW XX/7 。
两条线,两个男人,两个故事,两个互相打捞的故事。丢了一个,彼此的人生都会沉入海底。当剧作家在街头,看到行走在人行道上的特工时,他本可以上前喊住他的。但是终于是没有。就像哈代所言,呼唤的人与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答应。他们最终选择了沉默地相互记录。
“你还站在正确的一方吗?”……惊艳于“做点变通”,惊诧于“重要的不是成绩而是成败”,惊呆于口误后的抓手动作,惊愕于搜索后可获损失赔偿,惊叹于女主的悲剧,惊奇于小人物改变的大历史,惊喜于“这是给我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女人是靠不住的,好基友才是一辈子的!
饰演魏斯乐入木三分的名演员穆荷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我们总是歌颂从未发生过的事。
有个大漏洞,按理第一次被搜查,无论是谁都会把打字机马上处理掉
你还记不记得他听歌流泪的样子,倾斜在椅子上陶醉的样子?
现实中 没有这样的人 一个也没有
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窃听普通人二十年都没感觉,窃听个艺术家没几天就被策反了……极权政府恐惧艺术还真是有道理啊……
真的很赞,尤其是演员的表演!淡化意识形态的典范之作!故事本身也很精彩!20191031重温了这部电影,说一个你们肯定没注意到的细节:本片结尾告诉魏斯曼柏林墙倒掉的那个拆信员,就是那个在餐厅里讲大领导笑话的军官!而耳机里播送柏林墙倒掉新闻的,是导演本人……
2006年最佳奥斯卡外语提名。用自己的后半生成全了理想,沉默又坚定的男人,最后只得到“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有时选择坚持自己的路,是用幸福去交换的。
结尾让人叹为观止,感慨万千。
最后一星给在“艺术家没有去与HGWXX/7跟相认”。
en,1984的背景,看到1989年11月9日那段突然哭点大爆发。。。电影节奏很好,音乐大赞。。。
国安局血的教训:千万别请文艺青年做秘密警察~
重看仍无比感动。为什么INTJ最适合做情报人员?因为他理性近乎无情却会被艺术和梦想打动、执行毫不犹豫却勇于质疑自己不沦为机器、孤僻独行却又珍惜与他人的温情。他是最聪明的,却是最不能被掌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