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厂

这是我看完这部纪录片记忆最深的一个镜头，在一场盛大的“生机勃勃”的年会过后，美方代表却哭了，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星球里，一个世界，稍微有点分裂，但我们是同一个世界。”可，他为什么哭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中美人民一家亲吗？

我之前其实不了解曹德旺，但从看到他琳琅满目的画像、雕塑，再到工厂车间小组报数的企业管理模式，我想他应该是一个非常传统型的乡镇企业家，老土，革命，务实，圆滑，领袖主义，但，对生意本身这一套很凑效。我开始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要选择到美国办厂，美国工人可能美国人自己都控住不住，他难道真的是带着四个自信去征服美国工人的吗？然后帮助美国人实现美国梦吗？哼！男人！他只是要挣更多的钱，只是在最终目的前加了一些美好的修饰词。但他没有错。

曹德旺说“不要挂中国太多的东西，不要刺激他们”，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好笑，因为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对中国人残酷对美国人同样残酷，中国人用了仅仅70年的时间让“中国劳工”变成了“中国老板”，而这种角色转变过于迅猛，本来自信的美利坚人民就有点懵逼，此时在不“入乡随俗”，那岂不真的是太刺激。可这句看似善解人意的话却又充满着嘲讽。因为他是成功的企业家他足够自信，他也没有错。

中国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很精辟。他可以让美国人自己说自己烂，我想这才是人类的本质！其实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觉得自己人烂呢，还是为了金钱才说这句话的。其实都有可能，但就凭他那一口流利到几乎不带口音的汉语，说明他自己本身应该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所以他应该很认同爱拼才会赢这个道理，毕竟他老板是福建人。而且我相信他肯定也明白中国人一向鄙视吃谁饭砸谁碗的人，所以大家可以自行体会一下这种博大精深的中国人情世故文化。但是他依旧不是一个聪明的管理者，因为他忘了美国人开学的时候是不需要军训的，中国人军事化管理这一套你放到真正美国军营里都不一定管用，更别说工厂里了，所以最后只剩下隔着屏幕都尴尬的苦涩。

这一幕真的我都替他尴尬

但其实我更多的是看到了美国人的忧虑，与对社会和他人的依赖其实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严重的多，我不想评价美国人的劳动效率高低，因为毕竟中美两国之间社会环境差距太大了，文化差异也是巨大的，美国工人主张我们要“办工会”，听起来好像游行、罢工、要人权显得很“自由”，可是最终他们的目的是靠自己的“抗争”让老板对他们更好，但是自己可能实际上干的并不多，也是完全可以被取代的，当然这是美国的文化，没有对错，但人首先不应该是先努力做好自己吗？每天不上班光罢工，去上班了又无限开条件，但你本身又是可以被随时替代的，再最后直到被fire，继续进入到彷徨中，然后在找一份工作，再不满意，再继续罢工，在循环往复，人生的时间是不是就浪费在这些事情上了，而这是真正的自由吗？毕竟全球资本家本质上都是压榨剩余劳动力啊，这跟你的老板是哪国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一旦压榨不成，他们就发明了自动化，这才是最令人窒息的。当然面对自动化，即使你是默默耕耘的美国老实人，最后依旧是会被代替，但往好的想，至少你是曾经靠自己双手努力生活的人。而在想的多一点，你需要想想你怎么才不会被替代，毕竟谁都可以去擦玻璃，但不是谁都可以发明擦玻璃的机器。

这部电影最恐怖的是提醒了我们真实的未来，面对自动化的未来，我们普通人怎么解决生计，靠工会？靠罢工？靠老板？其实不论你生在哪里，什么肤色，首先都是要活下去，我现在有点明白他为什么要哭着说我们是同一个世界了，因为我们都在一个同样艰难的世界，只是各有各的难。

“钱难挣屎难吃”是我对本片以及当今社会的高度总结。中美劳动人民每天为了自己的生计努力抗争，一个靠游行，一个靠拼命；但资本家其实不分国界，靠的都是画饼和忽悠！特朗普每天不也在电视里给全美国人民打鸡血！

原载公众号「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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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下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美国工厂》选取了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事件——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去美国开设大型工厂，这个主题天然就充满了戏剧性，我们简直可以立马联想起那些会因为刻板印象和文化壁垒而产生的矛盾，影片也的确为我们展示了大量这样的场景，有的你用奇观来称呼它们也不为过。

但这部纪录片之所以火，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关心汽车玻璃的生产，也不完全是因为它里面涉及到的那些冲突场景让人有猎奇的冲动，而是因为它本质上触及到了今天这个世界所面临的一个终极危机和挑战。

美国、中国、欧洲，都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还是先照例简单讲一下背景，有着中国玻璃大王之称的曹德旺，在考察了多块场地之后，终于在2015年，于美国铁锈区、俄亥俄州的代顿市郊区的莫雷恩前通用汽车废弃厂房上，投资数亿美元，新建了福耀玻璃美国公司。

在通用汽车倒闭后，以该公司为当地支柱产业的代顿，一度进入非常萧条的状况，超过半数的当地人失去工作，政府也失去了大批税收来源，甚至没有钱修缮基础设施。而曹德旺的到来，将为当地带来2000人以上的就业岗位。

莫瑞恩政府承诺，只要曹德旺雇佣的美国员工超过1500人，政府就从2017年也即工厂开始运营的第三年开始，每年给福耀发20万美元补贴，五年至少100万。俄亥俄州政府更是承诺只要福耀解决1500人以上的就业，就在五年时间内补贴近1500万美元，再加上莫瑞恩政府免去了福耀办公楼15年近800万美元的的产权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术题。

曹德旺在这里办厂基本没花钱。这看起来是个双赢的选项，但现实并没有那么乐观。当工厂在当地投入运营以后，是带来了短暂的蜜月期，但问题很快出现了。中国人在美国开工厂，双方出现互不理解的冲突是预料之中的。有些是文化和习惯上的差异，比如片中最开始展现的，美国主管无法理解曹德旺关于风水的偏好。曹要改大门的朝向，美国主管一脸懵逼，已经签好合同了，说改就改？中国主管告诉他，我们得改。

再比如去中国总部参观的美国代表们，对那种中国式集体文化活动，表现出了看戏一般的惊叹反应。像是理发店&中介风的半军事化晨会，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会陌生。美国主管回去以后尝试照搬这个管理模式，美国人根本不买账。又或者是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质感的年会，工人带着家属参加表演，女工们打着快板用红歌的气势唱着「智能精益是趋势，各行都得往上靠」，甚至还有职工新人举办集体婚礼。

这种中国式奇观让美国主管震惊，年会过后的采访镜头中，他的话语之间有长久的停留，似乎在思考着怎么组织语言。最后他说：「我们是一个大星球，有些分裂的世界，不过却是一体的，今晚就是一个例子。」

这才刚刚只是开始。

如果这些差异，只是让美国人们感到不解和猎奇，那双方在之后所面临的冲突，则是更加直接的，那关系到作为工人群体的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加班、效率、安全、福利，以及整部影片贯穿始终都在讨论的……工会问题。

这是比文化和习惯更加不可调和的深层制度矛盾。

比如去到中国总部参观的美国代表们无不惊讶于这里的工人们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中国效率」，一个人一个小时就能干完美国工人一天的活儿，流水线上的他们就像是机器，一个月只休息一两天，一年才回一次老家。这种几乎是永不停歇的密集劳动和不知疲倦追求效率的工作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中国特殊时代的历史遗留产物。没有经历过那种热火朝天年代的美国人很难理解这种以效率为自豪感的集体主义心态，和中国人不能理解工会的抗争是同一个道理。那些在工厂年会上卖力演出的青年，穿着婚纱的新人们，也是这种集体主义心态的一部分。

美国人接受不了这样的工作模式，工人们开始抱怨时薪太低，工厂太过于追求生产效率，工作环境也不够安全。但也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站在美国模式的那一边。有非常了解中国工人工作状态、说着流利中文的美国主管评价自己人说：「美国员工就是太烂了……如果把胶带封在他们嘴巴上，我们的效率就会上来。」

这种关于工时、效率、集体主义等等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又和关于工会的冲突有着紧密的联系。

比如美国工人对工时的要求直接和工会的保护挂钩，但不在乎加班的中国工人以此换来了中国效率，也根本不在乎工会这件事；美国人的散漫自由是他们的文化保护下的私人空间，但在中国这里，进入到集体主义里，能带来归属感、荣誉感和纪律性，从而间接提高效率，这是工会做不到的。

就像片中那位中国主管说的那样：「但在中国这是强制的，美国人要怎么想我不管，爱去告随便你，但是周六全部要滚进来上班」。所以，在这种复杂又多层次的不同面前，双方关于工会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就成为了必然。

工厂剪彩仪式那天，一位议员上台表达了对工会的支持态度：「我知道这里有很多工人努力组成工会。」台下的曹德旺却露出了复杂的表情，之后明确表示：「工会进来，我关门不做了。」

关于是否建立工会的斗争，贯穿了整部影片，作为暗线的文化冲突也内化其中，《美国工厂》选中的这个切入点微妙而精准，我们和片中的人物一起产生疑惑，也被投入这种巨大的文化漩涡之中。

作为制造工业代表的福耀在片中所呈现出的种种水土不服，到它在片尾所实现的某种阶段性的胜利，最终导向的其实是一个疑问。

中国工业逻辑和美国工业逻辑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巨大差异?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必须要回到历史之中去寻找答案。

美国是个相当成熟的前工业国家，制造业更是占据了最大比重的行业，二战之前全球制造业的71%都集中在英美德法四个核心国里，二战之后的美国更是依靠强势的工业达到了顶峰，但是全球化的潮流改变了这一切。

全球化的实质，就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从这些核心国家向低收入国家的转移，在实现全球化分工的同时，让资本获取更高的生产利润。

在这样的去工业化大潮之下，美国产业向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等虚拟经济领域迅速转移，本土制造业不断向新兴发展中国家外流，「产业空心化」成为严峻现实。从新英格兰向西绵延覆盖宾夕法尼亚州和五大湖区的美国老工业心脏地带成为了铁锈带，通用汽车也正是因为此，留下了大片废弃厂房。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个拐点，这时的美国开始意识到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弊端，于是开始号召「制造业回流」，福耀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去到了美国。

从这个进程上我们已经能够看出，美国已经走过了非常漫长的工业化历史期，其资本主义逻辑已经相当成熟，而他们的工业逻辑，自然也是脱胎于这种成熟的资本逻辑。

美国的工会就跟他们的资本主义一样成熟，早就走过了那种充满血汗和黑暗，需要「天桥之战」的年代，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更是全美最为强势的工会之一。

所以有不少人因此视这场建立工会的战役为理所当然，就像片中负责谈判的工人说的那样：「我们70年前打过这些战役，我们70年前就拒绝了。」

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或许也会带来不公平，工会带来的也未必都是正面的影响，比如近来年频发的工会高层受贿丑闻。

就像片中也有美国工人说：「工会唯一会做的，就是留下烂员工，而我们这样的优秀员工只能随波逐流。」

工会带来的庞大支出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三大汽车巨头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和UAW长达七十年的斗争已经说明这一点。

这三家公司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难以为继，不得不接受政府救助，通用更是直接宣布破产，就被认为是由于工会力量过于强势导致的企业高支出所致。所以也会有媒体直接认为，整个汽车行业就是被UAW拖垮的，「它们是这个行业的活癌症。」

这绝不是说工会就不可取了。

这里面的重点在于，我们必须明白，即便在有着工会悠久历史的美国体系里，这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当然不能被简单直接地移植到福耀这个由中国人开办的「美国工厂」里来，也不能简单地用「文化冲突」来解释。

因为，中国人所秉承的，又完全是另外一套工业逻辑，其核心植根于我们的具体文化，正是我们上面说到的那部分对效率和成果的极致追求。

此外则是历史阶段的问题。

就像曹德旺说自己在1990年第一次出国卖玻璃时候的感受那样：「把福特汽车博物馆里的各项经济指标作为标尺来衡量中国经济，我发现我们跟美国差100年。」

抛开文化层面的差异，在经济发展这条大历史进程上，我们所处在的历史阶段，是美国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工业上升期，资本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阶段。

所以《美国工厂》的矛盾，并不仅仅是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矛盾，更是一个过去的历史阶段，与当下的历史阶段发生碰撞之后产生的结果。

那必然是不可调和的。

影片的最后，福耀似乎为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寻找到了暂时的解决方案。

反对工会成立的一方以投票的压倒性优势取胜，作为交换，福耀给美国工人每小时增加两美元的薪水，算下来，美国工人一个月能多挣三百多美元。但是没有工会。福耀反复强调，我们能给你们那些工会所不能给你们的，比如薪水。

一面加薪，一面取消工会，有目的地「淘汰」掉那些支持工会的员工，解雇掉那些操作太慢的员工，留下的不得不面对庞大的工作量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当然，也有人因为能重新拥有一份工作而感恩。不过所有的一切的确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事实证明曹德旺的这种强劲手法有奏效之处，前期亏损的福耀，在2018年实现了盈利。

这是一种成功吗？或者说中国模式的胜利吗？我们想很多人都不会这么认为，包括曹德旺自己。

这场中美模式的冲突，在今天这个时代所反应出来的，并不单单是制造业的不同管理模式的差异，而更多是整个国度、甚至更庞大的经济共同体处理自己产业结构的问题。

美国的铁锈带、失业潮，包括如今对制造业回流的号召，都是这种问题的体现。与之相对的，中国模式同样有着它的问题，那些奇观化的管理手段，不得不让人联想起诸如《大都会》这样的电影。「福耀玻璃美国」其本身，或许也就是一个在妥协和融合中试图探索出居中道路的案例。

影片的最后，曹德旺视察车间，主管向他解释说，在未来的某段时间里，某几段生产线上的工人将被拿掉，以机器取代。

这不由得让人想到，美国农业人口在1900年代占41%，如今已经只有不到2%的变化。如今的制造业，不过是在走当年农业大批量自动化的路线罢了。

不管美国工人还是中国工人，不管你一天能工作几个小时，是勤快还是懒惰，将来都会被机器工人取代。

但自动化会是解决效率问题的手段吗？这就其实和福耀现在是否解决了中美模式矛盾冲突是同一个问题。自动化必然会带来效率的成倍提升，同时降低企业的生产升成本和管理成本，这会部分解决前文提到的那些问题，反正都不用人了嘛。但并不是说人没有了，与人有关的问题就会随之消失。自动化在生产领域中的全面普及，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其实不远了），那会带来新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安置失业员工？我们又要如何面对新一波的失业浪潮？

下岗再就业培训？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被淘汰的工人基本很难找到收入和原来持平的工作。

从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尾来看，《美国工厂》所导向的某种暗示，已经超出了所谓美国模式还是中国模式谁更有合理性和合法性，谁又将最终取得胜利这些议题的范畴，转而指向了更深一层的忧虑。

影片之所以在中美两地都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也正是因为它以相当克制的姿态，尽量客观地展示了两种工业体系和文化习惯给制造业带来的影响。

它体现了深刻的问题意识，但并不把答案指向这场冲突中的任何一方，如果你只看到美国人遇到了困难等着我们去解救，从而产生虚妄的自豪感，那这部纪录片就白看了。

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在看完影片之后都不得不暂时抛开民族本位立场，承认自己的体系存在某些结构性的缺陷；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得承认，即便固守原有阵地做再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也终将于事无补。

我们必须用更高的智慧去寻找世界的全新解药，因为这是任何历史经验都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这种片子有一个好：批判起来看似酣畅淋漓，根本性的东西其实避而不谈，完全不触及实质问题。所以看过之后笑笑就算了，要是真的跟着片子节奏走下去你就输了。

为什么这么说？

答案很简单，你看片子里又是工会又是中国工人不重视劳动保护的，你有没有考虑过片子里这些美国工人的薪水是多少？

我女儿给人做美甲，一年能赚4万美元，而我（做工人）一年只能赚两万四千美元。

很显然，假如一个社会里做美甲的薪酬水平显著高于制造业薪酬水平的话，那么正常人都会选择去从事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从历史数据来看，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逐渐下降，到了21世纪更是被服务业反超。

美国核心经济部门形成的时间趋势图1950-2010

在传统经济学里有个东西，叫奥肯定律。这个定律认为就业得依赖于经济增长，也就是说GDP每增加2%，失业差不多就能减少1%。当然，经济学的东西你懂的，上下波动肯定是有的，但是大体来讲，产出增长率和劳动失业率之间呈现负向的关系，这个是比较稳的。

然而老美天才的地方在于，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打爆了奥肯定律，搞出了高失业下的经济增长。这个套路是这样的：上层搞金融，搞虚拟经济，需要的人力资源少，资本增值快，于是钱蹭蹭的就过来了。那么资本向虚拟经济流动之后实业部门自然受到冲击，然后咱们双管齐下：

一方面大力推动全球化进程，把实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不在国内顶着巨大的人力成本跟严格的监管挣辛苦钱了；同时全球化程度越高、资本流动越自由也越有利于资本增值。

二是用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转移就业。

各个行业就业贡献的趋势图 1948-2010

美国就业数量的分部门数据 1948-2010

所以假如咱们讲的粗糙一点，美国的发展模式就是不断提高全球化程度和资本回报率，然后上层分账，下层靠上层漏下来的残渣喝汤。只要美元还是世界货币，只要美军还能吊打世界其他国家，这个模式就十分稳妥。而中产阶级要么搭上上层的班车，要么试着管理下层，但总体来讲，他们的生存空间是被挤压的。

这个模式里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美元依靠自己的国际货币地位，拼命发行美元并依靠贸易逆差输出美元。82年之后美国的经常项目年年逆差，资本项目年年顺差——这个逻辑就是我花美元买你的实体货物，然后用债券跟股票这些东西回收美元。

1960—2010 年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十亿美元）

这个模式咱们简化一些，最终可以这么来理解：资本不断扩大自己的收益率、同时想方设法地压低劳动回报率，最终达到资本增值最大化的目的。

美国现在的GDP结构里，前三位分别是金融房地产、政府服务跟职商服务，2010年三者的人均GDP你猜是多少？金融地产是38.78万美元，政府服务是7.71万美元，而职业服务是10万刀，餐饮什么的更低，不到4万刀。

然后你猜猜人均GDP高的是谁？

公共服务业，人均GDP47.71万刀。

所以问题很明显了，掌握资本跟稀缺资源的上层人吃肉，然后下层人被大量填入服务业里喝汤——这汤里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中产那里分过来的。然后上层努力从国外再捞一波钱回来，日子越过越好，下层挑动群众斗群众，每年几万人死于枪战，黑命贵你们撕逼去吧，不耽误老子挣钱就行。顶层压缩中产与底层的生存空间，这总体来看是个大的趋势——我这有个五等分的美国家庭收入分位数份额，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国五等分的家庭收入分位数份额， 1967—2012 年

这是大势所趋，谁也拦不住的。所以到了2016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只占全部就业人口的8%，而且两极化极其严重——低端制造业，也就是片子里那种顺脖子汗流、机械重复劳动的制造业工人薪酬水平越来越低，低到比在麦当劳打工多不了多少的地步；高端制造业工人成本反而不低，因为制造业就业人口基数变小了，有经验的工人也少了，所以高端制造业倾向于多付点薪水，让这些人稳定工作。

起重机操作员是工厂里工资最高、最具技术含量的职位。——David Reese·波音埃弗雷特工厂观光体验运营主管

咱们回到两万四千刀这个数字上，两万四千美元，这个收入水平高吗？考虑到美国人2018年收入的中位数差不多是3万刀，两万四显然偏少——不过这是在铁锈带，我们可以认为这属于一个“中等偏下”的收入水平。然而在中国，福耀基层的平均工资大概在4000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里将全国居民收入分成了五组：第一组是“高收入组”，占人口20%，人均可支配收入64934元，月均5412元；第二组是“中等偏上收入组”，占人口20%，人均可支配收入34547元，月均2879元。

你给我一个“中等偏下”的工资，然后指望我为你做牛做马？这现实吗？我想组建工会维护自身权益，不对吗？

反过来想想，你给了我一个“中等偏上”的工资，然后我“工会与工厂紧密结合”不合理吗？

资本想的事情都一样，那就是如何有效的剥削工人、压榨劳动力。只不过中国发展的比较慢、人口基数实在太大，所以现在富了一部分、还有很多人没富起来，工厂依旧可以用“比较高”的工资来吸引这些人流血流汗，搞军事化管理。而美国的社会发展已经基本稳定了，资本的逐利性会慢慢侵蚀普通人的生活，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利润。假如你拒绝这种侵蚀，那么好，我直接撤资，毁掉你的生活。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资本主义优越性”有多残酷：

领取救济金员工数量的排行榜

这是一份领取救济金的员工数量排行榜——美国的巨头们对人力成本的削减已经降低到了必须由社会负担一部分、否则一些员工就吃不饱饭的地步了，而就算是这样，大家也还在琢磨着怎么进一步降低用人成本、用AI和自动化取代真人员工。

这就是资本的逻辑，它只考虑怎么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只要全球化与发展不均衡还存在一天，美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一定是缺乏竞争优势的，川普的贸易战可以阻止这种趋势，然而却没法阻止资本去寻觅利益。普通人在资本面前，只有一个下场：

《美国工厂》是一部很精彩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最为难得之处，是导演和制作方取得了中国员工、中国管理层、美方员工的信任，让他们在镜头前纷纷表达出了比较真实的想法，也拍到了很多平时难得一见的场景。

豆瓣上有大量的评论，把故事主干总结为中国向崇尚平等和劳工权利的美国输出血汗工厂及其冲突。我认为在这一叙事框架下有些事实被忽略甚至扭曲了。

为何谢罗德·布朗在开工仪式上提及工会？

布朗是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算是俄亥俄州的前几号政治人物之一。工会是民主党的传统票仓。在2016年10月7号的致辞中，虽然布朗本人没有竞选压力（他要到2018年才面对参议院改选），但离总统大选只有一个月了，他不太可能在自己的家乡俄亥俄州这样的关键摇摆州说出一些让选民觉得民主党不关心劳工的话。他给家乡拉来了投资、带来了就业，自然要来站台。同时查看记录就可以发现，此人的立场一向偏左，尤其在经济与就业议题上，一贯强调劳工权利。对他来说，一边为当地引入企业、增加就业，一边向工会势力和蓝领选民示好、强调要保护劳工加入工会的权利，都是为美国当地劳工谋福利，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福耀管理层中的美方人士，说出了想把布朗的头砍下来这种重话，其实也并不稀奇。也许他是个铁杆共和党支持者，本来就对布朗这样的民主党人和他们的政策主张恨得牙痒痒。现在布朗又直接给自己的工作惹麻烦，他不气愤才怪。

福耀的公司文化与管理制度摧残人性吗？

开工前列队报数、喊口号、训话，在国内很多工厂乃至服务行业、国有企业都是极为常见的。如果有工厂、饭店或银行网点没有此类日常列队训话，很多国内员工可能都还不适应。其实从管理的角度来说，这种列队训话和很多白领为主的公司每周一或者每天早上开组会的习惯是如出一辙的。

据我的观察，当代中国人尤其是普通工人受学生时代的教育环境影响很大。班集体的凝聚感、班主任的绝对权威、班委会所代表的有限民主，都给国人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我们的主流文化也是推崇集体主义的。甚至到了大学阶段，很多专科院校依旧会延续普通高中的做法，用强制晚自习、不准恋爱等等办法来加强管理。毕业后进入职场，很多人依旧习惯于甚至很喜欢团队拧成一股绳、相亲相爱但又秩序和纪律森严这样的集体主义氛围。

曹德旺是40后，他的很多思想观念反映了旧时代留下的印记。公司里的一言堂现象、以情感和宣传来激励员工的现象、超时工作的现象、与政府关系紧密的现象，在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中也是极为普遍的。客观来看，福耀的管理和工作环境已经比10到20年前的那些真正的血汗工厂好很多了。

福耀的文化与制度摧残人性吗？也许吧，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也顺应了“人性”，因为它如此普遍与成功，与中国教育体制、文化传统的结合是如此紧密，有理由认为它是适合这一代中国工人和制造企业需要的。

美国工人“懒”吗？

没有人是天生懒惰的，这一点就连福耀总部的那位对美国工厂效益不满意的管理人员都承认，而且他还试图纠正他的美国同事对美国工人的负面看法。如果说美国工人懒惰，那如何解释历史上美国曾经是第一制造业强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展现出了惊人的生产效率和规模、为打败日德作出了重大贡献？

美国劳工的现状必须放在经济全球化、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去工业化、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美国政治对制造业的负面影响、日德中等制造强国的崛起、自动化浪潮等等这些宏观因素下审视。要回答美国劳工及制造业是如何演变到今日现状这个问题，恐怕十本书也写不完。

美国工人当然不觉得自己“懒”，这个标签本就是中国同事和工厂管理层贴的。而这些人和美国当地员工本来就存在一些沟通障碍和文化冲突，给冲突的另一方贴上负面标签是再常见不过的做法，有过辩论或吵架经验的成年人应该都能体会。从工会投票的结果来看，绝大多数员工最后都拒绝了组建工会，也侧面反映了其实大部分工人都珍惜这个工作机会，并没有天天想着少干多拿。

曾几何时中国人对国内工人的看法也是好吃懒做。尤其是体制内的单位和企业，简直是重灾区。铁饭碗曾经是、如今依旧是千万人梦寐以求的职业。国人曾经还认为无组织无纪律也是国民劣根性之一，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论调。仿佛一夜之间，如今的偏见变成了中国人过于服从纪律和组织，而美国人过于懒惰和散漫。再过二十年，天知道中国人和美国人又会变成什么形象。

福耀是万恶资本主义的化身吗？

在讨论任何意识形态之前，一个显著的事实是，福耀Dayton工厂的员工政策尽管不乏争议，但在扭转了初期的亏损并实现了盈利之后，工厂已经大大增加了岗位总数，而且工厂效益向好、招聘还在持续。这在传统制造业不景气的美国，算是成功案例。

正如36Kr在一篇评论中指出的，2017年全美的平均工资是14.63美元/小时，因此福耀提供的薪资水平并没有低于市场水平。即使在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降至历史新低、市场上劳动力紧缺的今天，俄亥俄州的平均薪水也就只有大约16美元/小时。十年前的通用居然给工人提供29美元/小时的薪水，虽然不清楚是不是有工会的作用在其中，但我猜测通用工厂在金融危机袭来时迅速倒闭与过高的员工福利不是毫无关系的。

从福耀的角度来说，他们会去美国办厂主要是因为福耀有几个大客户就在工厂附近，办厂能节省大量的运输成本和时间。在当地办厂所能提供的客户服务显然也更为理想。福耀在全球建设工厂，几乎都是为了在地理上接近下游客户。因此福耀并不是为了剥削美国劳工或者在中国待不下去而去美国的，每家企业都会根据市场环境做出特定的战略布局，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要把每件事都道德化，那可以说福耀为美国增加了数千个就业岗位、贡献了大量税收和GDP、为美国车企和消费者提供了更质优价廉的产品，还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呢，是不是该表彰一下？同时也可以说福耀敌视工会、漠视劳工福利、用机器取代劳工，还搞陈旧的等级森严、股东至上的管理制度，可以说是万恶资本主义的化身了，应该重点批判，对不对？

有一些细节只有在外企待过的人才能体会。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从这几年微信群里讨论开始，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这些过去的大学同学，工作了这么多年以后，大部分都在一个行业（毕竟是同一个专业），价值观、世界观为什么相差如此之大，对事情的思考方式（或者叫方法论）为什么完全不同。

我是计算机专业，同学大部分也都在IT、通讯行业。这些行业是中国和世界最接轨的行业之一。不管在外企还是国内公司，都是世界一流的（国内公司有华为、中兴，外企都是全球500强）企业。即使工作在甲方，也大部分在中国最接近世界治理方式的企业（比如通讯运营商、银行）。

所以我慢慢觉得，从事的技术、行业可能不是塑造一个人世界观的唯一因素。也许是你白天工作的企业，每时每刻遵循的流程、制度，会很大程度影响你对世界的思考方式。

这个话题太大，而且会引来很多杠精，所以就不在这里展开。我只想说一下看这部纪录片的感觉。

首先，我非常喜欢这部片子。我一直很尊敬曹德旺，而福耀玻璃也是我们的客户之一。在过去几年我一直在网上看到曹德旺关于在美国开厂的讲话。我们只记住他说的在美国开厂成本可能比中国还便宜（其中一部分），但没想到他经历了那么多的挑战和挫折。不过也不难理解。文化的融合，哪有这么容易的。

美国人的气质和中国就不一样，更别提和中国工人的不同，而且还是来自中国3/4线城市的工人。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人是比较可怜的群体，至少也是属于另一个平行宇宙的人群。很多西方人并不欣赏，更不认同中国市场的成熟度，中国业务模式的特点。即使中国贡献了很大的revenue，但他们内心是看不起的。作为外企人，我心里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在片子里，美国人看到中国新年晚会的表演，他们的感觉是很奇特的。我看IMDB上有个老外的review里把这帮美国人去中国之行形容为surreal , 即魔幻式的。我觉得这个词很好，我都能想象到老外的内心就是这么想的。所以，片子里有一个老外在看到晚会最后集体婚礼一幕时，突然抽身走向厅外。摄影机跟过去。就看见那位美国人表情很复杂，似乎是哭过。他说他在那一刹那感到了我们同在一个星球，虽然我们有诸多不同，但还是一体（大意如此）。这段绝对是真情流露，也很感人。但我也明白背后的缘起。其实在我们看来，中国已经充分融入了世界，但其实大部分西方人还都是视中国人为另一个星球的群体，这并无恶意，而是文化隔阂，并且还带有一些看不起。所谓最后发现大家其实都在一个星球上，就是说以前觉得中国人是蛮奇怪的人，不是地球人。很多话是要正话反听的。我丝毫没有责怪或者抬杠的意思。事实上我很喜欢这位富有人情味的美国人。我只是从我在外企的体会，来客观分析一下他感受之下可能的背景。

福耀玻璃年会里充满了鸡血和励志，有员工的表演，在年夜饭中硬生生加入了智能制造的理念。所有这一切，在国内呆过的人，都会会心一笑。但老外会觉得非常奇怪和好笑。当然，现在很多外企也都这样，我就不点名了。这说明在中国就要入乡随俗。

有一个美国主管从中国培训完后，回来也打算学习这套纪律。在开工前让美国工人站在那里报到。可以看到美国工人一个个都是独立的个体，那么一排围成扇形站在主管前面。那场景，不知怎的，就让我想起兄弟连里的队形，你们不信可以回看。就是那种精气神，是很不一样的。即使磨洋工，一直在讲话（主管说用胶带纸贴上嘴巴生产效率就高了），但看上去各个都超自信。而在福耀玻璃本厂的中国工人，军事化管理，排队喊号非常有纪律。他们看上去严肃呆板，虽然他们的效率是美国工人的10倍不止。

我认为两种模式都有优点。中国工人虽然很拘谨但很能干，美国人虽然效率不高但是各个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肆意嘲笑美国人的文化。我衷心希望我们下一代能在保持父辈吃苦精神时，能像美国人那样更像活生生的人。或者说，我希望50年以后我们的一流企业能够不用军事化管理也能傲立全球，这样我们的工人自然而然就有放飞的精气神。

到了第二年，福耀玻璃终于把美国的两位职业经理人换掉，换成了中国人。其实这也没什么。有多少外企在中国多年还是只用自己人，或者用台湾香港人。我这里没有埋怨，而且事实上很多台湾、香港职业经理人确实比大陆本土的要专业，操守更好（不接受杠精反驳），但是外企的玻璃天花板确实是存在的，也没道理。所以看到福耀玻璃在美国干了一把老美，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感受。

我特意上来IMDB看了一下老外的评论。目前IMDB评分7.5分，相当不错的分数。我还以为都是国人刷的分，但看前面几屏的评论都是老外写的，这从英文行文一眼就看出来。总体看，他们都觉得片子很不错。并且，大部分人的感受和我一样，就是这部片子客观反映了两种文化，两种模式，没有对错。

是的，没有对错。我看很多人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关于这部片子的评论，貌似觉得这片子反映了中国的胜利，其实根本不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尤其是人类组织的运行方式，没有简单的对错，只有合适与否。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奥巴马拍给特朗普看的。没明白这逻辑。特朗普一直要求富士康在美国开工厂，福耀玻璃在代顿开厂不就是特朗普所愿吗？不如说这是特朗普拍给世界看的？这都是一帮太想当然，不去了解世界，每天只看low逼公众号的人的想法。

所以这个片子在最后笔势一带，彻底抛开谁对谁错的话题。影片最后，福耀玻璃管理层陪着曹德旺巡视车间里的自动化设备，告诉他哪里哪里将会裁掉几个人。在这里，没有胜利者，没有那种模式更好，而是可以看到活生生的美国工人将在几个月后失去工作。然后，中国工人难道会幸免吗？

这让我想起了梅尔吉布森《启示录》里的结尾。我一直觉得那个结尾将一部二流的片子（是的，即使没那个结尾，这部片子也是二流中的佼佼者）逼格和档次瞬间提升到了一流。我觉得《美国工厂》的结尾有异曲同工之妙。

p.s. 我看IMDB有一个评论说，这部片子的配乐相当赞，有Pillip Glass的风采，让人想起了 Errol Morris的作品。

嗯，是有点像。

（原载“澎湃·思想市场”，有删节）

张泠

2016年秋，我入职纽约州立大学，如所有新同事一样，成为UUP（大学职工联合工会）成员。UUP成立于1973年，如今代表四万多人，是美国最大的高等教育界工会。UUP在纽约州立大学系统为员工争取权益，如更好的福利，目前的目标之一是为兼职教师争取更公平待遇，获得同事们支持。我略懵懂地交会费，小心收存会员证，对于今日之待遇乃工会成员数十年来努力抗争换取，并无特别切身的认知，直到看到美国纪录片导演茱莉亚·赖克特（Julia Reichert）与丈夫史蒂文·伯格纳尔（Steven Bognar）的纪录片《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2019），及读了一点美国工会历史的资料。

《美国工厂》关于中国“玻璃大王”、亿万富翁曹德旺于2014年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代顿（Dayton）区域莫里恩市（Moraine）开设“福耀”玻璃厂制造汽车用玻璃，雇佣两千多名当地员工（不少为以前关闭的“通用”汽车工厂工人）。其间劳资关系由兴奋乐观转至对立矛盾，不仅有中、美思维方式、管理方格差异与误解，更有试图组织工会的工人与管理层的角力。阶层、种族、国别等问题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夹缠不清，自动化的阴影更威胁着全世界劳工阶层的未来。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上升期的中国资本家遭遇衰落期的美国蓝领工人，这里会有故事，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文化交融或更多。如伯格纳尔所言，《美国工厂》即是“贴近地、用特写镜头看全球化”。

一．美国工厂，世界工人

很多观众都对《美国工厂》里美方管理人员到福建福清的“福耀”厂“取经”如何提高美国工人效率的段落印象深刻。这不但是透过美国人视角的“陌生化”时刻，也是没参观过类似工厂的中国观者的“眼界大开”时刻。工厂军事化管理，班前例会工人列队喊口号；他们每天手不停歇工作十二小时，每月休息一、两天；有人每年只能回家一次看小孩。与这些外人看来压抑与压榨的残酷强烈对比的是央视“春节晚会”风格的公司“年会”那些和谐、乐观、刻奇的歌舞表演与热烈气氛，以至于将一位美国客人感动到流泪，说“无论如何，我们在同一个星球，同一个世界，即使有分歧，我们是一体的。”

福清工厂的企业意识形态，是“封建家族”与“国家主义”合体，并融合了社会主义时期工厂文化遗产。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大家族，曹德旺是不容置疑的男性权威，下辖大大小小的管理层男性权威，统领着被当做机器人管理的基层工人。管理者活学活用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修辞来鼓励（欺骗）工人：“报国为民”、“勤劳朴实学习创新”，来替换和遮蔽最大限度榨取工人剩余价值以期利益最大化与阶层分化本质。这套话术（甚至颇有主旋律色彩的厂歌歌颂“春满中华，福耀人间”）高明之处在于塑造一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幻觉，也将工人的劳动表现塑造为“美德”对其进行道德化绑架与测量：为了对大家庭“忠诚”，工人要不断自我改进、提高生产力、对超时工作任劳任怨甚至甘之如饴，因而有“团结力”和“凝聚力”，这才是值得称颂的、有“民族使命感和自豪感”的华夏“工匠精神”——帮企业成功就是帮国家发展。工人若有任何反抗意识，大约会被视为懒惰、自私而道德破产，而非被视为争取应得权益。年会上也表彰类似“改革开放”前的“新长征突击手”的“最佳班组奖”。国有工厂风格的自成一体的宿舍、食堂、娱乐场所、甚至集体婚礼，都提示着一种集体主义“延续”。曹德旺妹夫任党委书记与工会主席也暗示着工会、党委与资本的媾和。工会负责员工文娱活动及心理建设/规训：爱“福耀”即是爱党爱国（与美国工厂中“工会”的意义完全不同，这点后文会提到）。

然而在光鲜社会主义修辞遮掩的资本主义体系下，“劳动”、“机器”与“人”的价值、本质及相互关系已全然不同。工人阶级不再是“老大哥”、在厂里当家作主、发扬主人翁精神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中代表了中国“人口红利”优势的农民工/新工人。他们只是“世界工厂”中被异化的低成本劳动力，为资本家赚取巨额利润；“中国效率/速度”的代价是工人的健康、安全、尊严被剥夺。但当然对很多工人来说，经济收益已比贫困的务农时代有所改善。只是在他们年轻力壮时尚可被雇佣，年老时的医疗、养老问题会否抛给社会与个人？令人想起世纪之交前后的国企私有化过程中，那些为国家辛劳半生却被资本无情抛弃的老工人。如今即使在高科技行业，关于“996”的论争也是中国科技工人被压榨的现状。美国高科技产业工会力量式微，企业如Google在公司为（尤其单身）员工设计了各种便利服务，从食堂到健身房、游戏室，使得员工愿意在公司停留更久（自然也就自愿加班更久），更不必说所谓“共享经济”中工人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工人不再被视为公司雇员而只是承包者，不享受员工福利及受到劳动法保护。

“福耀”的企业文化无法搬到美国，在代表美国工人权益的工会长期抗争下，八小时工作日与周末休息已被写入法律，产业工人也在长期斗争中有更强维权意识。在中方管理人员看来，美国工人慢，懒，闲聊天，效率低，为了工资而劳动，缺乏中国工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与加班加点、任劳任怨的中国工人相比（他们背井离乡来此一两年，仍拿中国的几千人民币月薪，不过每日多了五十美元餐饮补助），曾经骄傲的美国工人的落差甚至幻灭感显而易见，不仅对于“福耀”，也对于他们的国家对待他们的方式，及美国劳工阶层的未来，甚至影响到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俄亥俄所处没落工业区（所谓锈带/rust belt），本来是摇摆州，此次成为川普的票仓——有工人认为希拉里代表加州湾区高科技新贵利益，与制造业底层脱节，而被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蛊惑。这一口号也被曹德旺后来换上的华人总裁刘道川使用，用以鼓励美国工人加强生产力。赖克特与伯格纳尔将2016年选举前后拍摄的素材全部舍弃，大约担心有喧宾夺主及制造分裂之嫌。

“福耀”的管理方与美国工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当然不可忽视。美国人的确在充满赞扬与鼓励的环境下长大，更在意自己是否被尊重（哪怕是表象）。中国监工则要维护自己的权威性及层级体系，以批评为主。美国工人认为不被尊重，因为中国人从来不说：干得不错！然而，文化与种族碰撞的表象遮蔽了超越国别的阶层利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问题被转移置换为种族与仇外问题（如川普一再强调“中国人偷走了我们的工作”），或曹德旺将美国工人的不满归结为：“美国工人对中国人有敌意”。这令我想起华裔女导演崔明慧的纪录片《谁杀了陈果仁》（Who Killed Vincent Chin, 1987）。1982年，华裔青年陈果仁在底特律被“克莱斯勒”汽车厂的两位白人男子以棒球棒打死，只因对方以为他是日本人——当时日本车在美国市场成为强劲对手，令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岌岌可危，很多美国工人失业因而仇恨日本人（乃至亚洲人）。这除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也是资本主义残酷竞争下同为受害者的最基层工人自相残杀的悲剧。其实“福耀”雇佣的无论中国人还是各层级美国人（包括律师及管理者等），由于利益驱动（收入数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工人的工资）而成为剥削者的代理人和打手。《美国工厂》开篇不久，副总裁Dave听到一位议员在庆典讲话中提到“福耀”应有工会便恨不得“剪掉他的头”。

美国工人慨叹：以前那种高工资高福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他们无法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从前在“通用”工厂时薪是29美元，“福耀”是不到13美元。反观“世界工厂”中的中国农民工/新工人，他们甚至从未体会过那种福利与尊严的“奢侈”，不仅因为后发资本主义的时间差，也因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中，“第三世界”的工人永远居于底层。尽管与欧美国家的工人同为全球化的被剥削者，与后者的待遇相比，他们是“更低廉的劳动力”，更少受劳工法律保护。中国政府逐步改进劳工法时，自由流动的资本的逐利性便使得工厂向劳动力更低廉、更少劳工法的地区迁移，比如东南亚国家。

拍《美国工厂》时，赖克特与伯格纳尔怀着对美国工人的感情进入，逐渐发现中国工人同样值得关注，这是全球化中劳工群体的共同命运。但因不懂中文，他们无法与“福耀”两百来名中国工人沟通，拍了一年后意识到这重要缺失，因此找到两位中方制片人、纪录片导演Zhang Yiqian与李米杰。她们每月到俄亥俄拍摄，也同去福清，与片中中国人建立信任与联系。导演夫妇认为她们帮导演理解中国的企业文化、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与历史，教他们看待普通中国工人的生活与情感状态。此片的确没有很多西方导演拍摄中国时先入为主的猎奇的刻板印象表达，态度温和谦逊，唯一遗憾为中国女工视角的缺失。

二．美国工厂，美国工会

俄亥俄州非裔民主党议员弗莱德·斯特拉霍恩（Fred Strahorn）指出：工人和劳工运动建造了美国。美国工人的权益，是无数参与工会的前辈流血牺牲抗争出来的，并非财团与资本家格外仁慈。《美国工厂》中出现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为美国最大的独立工会，成立于1935年，1936-1937年间组织了一系列罢工、静坐等活动，迫使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通用、福特）承认其代表工人谈判的合法地位。工会的基本目的是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工人话语权，找到企业盈利与员工权益之间的平衡点。UAW为工人争取更高工资与更好福利，支撑他们稳定富裕的“美国梦”，鼎盛时（1979年）有150多万名成员，如今由于汽车工业的国外转移及财团各种反工会措施而缩减到30多万人。尽管UAW后来有官僚化及腐败等问题，不应否定其争取劳工权益的历史与积极意义。在各种右翼媒体与政客不断丑化、抹黑、以偏概全的宣传下，工会似乎成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元凶，而不提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全球化、资本转移、去工业化等问题。

美国劳工运动与工会组织主要蓬勃于东、西两岸与中西部。在美国南部，组织工会则困难得多，也与政治保守及种族隔离有关，因此，后来在美国投资的德国与日本汽车公司，都选择在劳工法保护薄弱的南部投资建厂。这些工厂，在各方阻挠下，至今工会也无法组织起来。资方压低工人工资，即降低人力成本，保证日本汽车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的价格优势。这些对资方的“好处”，是历史悠久、工会力量强大的美国汽车工厂无法比拟的，所以他们在美国关厂，转而去压榨价格更低廉的墨西哥工人。

《美国工厂》并未解释工会在美国的历史与现状，大约对美国观众来说算是常识，但它细腻揭示了“福耀”如何斥巨资（一百万美元）雇佣反工会咨询公司（LRI/labor relations institute）在工人被强制参与的培训中将工会歪曲为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障碍而非为他们争取权益的代言人，并断言组织工会的结果可能会对工人薪资福利更不利。“双管齐下”的另一端，管理层提薪收买部分工人、找借口开除组织工会的积极分子，从而分化工人力量及削弱加入工会的声音。很多工人被“培训”和灌输恐惧后而投否决票，尤其是没有工会抗争经验也担心因此失去工作的年轻人。当然，工会再组织工人罢工也不会再吓到雇主（劳工法的漏洞使得雇主可随时解雇罢工者并雇佣其他工人），他们不再有谈判筹码。在资本的强势碾压下，心怀正义感的中年叉车女工Jill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从姊妹的地下室搬出来住上自己租的公寓，又因参与工会运动被开除而生活无着。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类似LRI这样破坏工会的私营公司炙手可热，成为一个庞大且利润不菲的产业，他们在公会成员下降、工人工资减少的企业文化间推波助澜。

精明的资本家曹德旺曾算了一笔账，除了人力成本，在莫里恩投资设厂各项成本都低于国内（可知国内工厂很大程度上依赖剥削工人来降低成本牟利），兼之美国各地政府争夺投资项目，不断推出巨额优惠补贴政策。“福耀”因雇佣两千多名当地工人，市与州政府给予各项补贴，使得其买地与改造厂房等于免费。除掉“工会”这个心腹之患，再换上身手敏捷体力更佳的年轻工人及自动化对工人的威胁，他已不必再担心美国工人“制造麻烦”。

《美国工厂》结尾字幕写道：到2030年，自动化将令全球三亿七千五百万人需要寻找全新种类的工作。画面是摩肩接踵上下班的中国和美国工人。想起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1936）开篇以蒙太奇手法将羊群与熙熙攘攘上工的产业工人剪接在一起，暗示同样任人宰割的命运。《美国工厂》最后一个镜头是工人模糊的背影，一个暗淡未知的未来。赖克特说《美国工厂》的结尾令人不安，它不是那种人们看完会起立欢呼的电影。全世界无产者早已没有联合的可能，资本和资本家却张开“全球化”的翅膀顺畅地流动游走逐利。有人说：资本将人变成机器，等机器成熟了再抛弃人。

三．美国工厂，美国导演

“福耀”工厂所在地代顿，有当地人引以为豪的创新发明与工业制造的历史，几乎是两代人以前的“硅谷”：这是赖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处，收银机也诞生于此。美国汽车制造业三巨头之一“通用”（GM）公司的工厂在此开了86年。“通用”工厂对本地至关重要，在1950至1980年代之间，通过工会的抗争与保护，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蓝领工人可获得不错的收入与福利，过着有房有车、可送孩子上大学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同族群和平共处。七、八十年代后，耗油更少及人力成本更低的欧洲与日本车在美国市场份额激增，美国汽车行业受到冲击。为降低成本，美国汽车工厂不断迁往墨西哥，代顿社区每况愈下。2008年，“通用”生产线开下最后一辆卡车后关闭，留下数千名失业工人与他们绝望的家庭。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导演赖克特与伯格纳尔每日去工厂门口及附近酒吧拍摄和采访——他们在代顿住了数十年，住处离工厂仅二十分钟车程。因美国汽车厂工人总被反工会的商业媒体抹黑，他们对持摄像机的人怀有戒心。导演以真诚和坚持获得了工人的信任，拍摄了40分钟纪录短片《最后一辆卡车：通用工厂的倒闭》（The Last Truck: Closing of a GM Plant，2009，HBO出品）。该片获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遗憾的是《最后一辆卡车》 里只有工人视角，因为“通用”管理和决策层拒绝受访及禁止导演进厂拍摄，派保安在厂门口附近阻拦和驱赶他们。工厂车间的镜头，由工人用手机或用赖克特提供的小型高清摄像机秘密拍摄，部分出现在《美国工厂》开头。

《美国工厂》有点像《最后一辆卡车》的“续集”，因为数年后“福耀”买下了“通用”废弃厂房，在当地政府与民众热烈欢迎下高调进驻。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上升期的中国资本家遭遇衰落期的美国蓝领工人，这里会有故事，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文化交融或更多。当地商界人士喜欢《最后一辆卡车》，向曹德旺提议由赖克特夫妇拍片记录这个历史性时刻。曹德旺同意了，并不设任何限制，任由赖克特夫妇团队五个人、五台摄像机拍摄了三年（2015年2月到2017年12月）。在那些工会之争白热化的艰难时刻、曹德旺容易招致非议的时刻（比如开除美方管理人员等），他也自行其是，从未干预过拍摄。

《美国工厂》为了保持独立性，并未受“福耀”集团资助，制片方为Participant Media——该公司也出品了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电影《罗马》（2018）及非裔女导演艾娃·德约列的剧集《有色眼镜》（When They See US）。《美国工厂》在圣丹斯电影节获美国纪录片最佳导演奖，8月21日在Netflix上线。在Netflix不覆盖的中国，也有广泛传播与热烈讨论。很多媒体宣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及夫人“投资制作”该片，甚至暗示这是“奥巴马的电影”，非常不确。奥巴马夫妇的确筹办制片公司“高地”（Higher Ground）且与Netflix合作（为了“名流站台”效应，后者要支付前者数千万美元报酬）,《美国工厂》是“高地”选择发行的首部电影，且以较低价格购入版权（Netflix规定不许公开收购价格），但“高地”并未在任何程度上参与影片制作，仅后期发行。颇有反讽意味的是，尽管被视为对劳工友善的总统，2009年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并未着力推进“雇员自由选择法”，该法令会使工人更容易组织工会及增加对违反劳工法雇主的罚款。有人认为他抛弃了劳工运动。十年后，他高调支持涉及劳工权益的《美国工厂》，避重就轻，不断强调“讲好故事，让我们增进理解”之类的心灵鸡汤。

尽管几乎被奥巴马夫妇的光环遮蔽，赖克特与伯格纳尔并非名不见经传，尤其前者，是美国纪录片历史上重要人物。若以奖项论英雄，她有三部作品获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本人也于2018年获国际纪录片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今年五月，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她的个人作品回顾展。赖克特是位于代顿的赖特州立大学的退休教授，在那教了28年纪录片制作。她一直是有良知的纪录片工作者，秉持对性别平等、社会公义的关注，几部重要作品如《成长的女性》（Growing Up Female，1970）、《工会女仆》（Union Maids ，1976）、《正观“红色”》（Seeing Red，1983）等常在美国的纪录片历史及性别研究课程被观摩讨论。

赖克特是美国战后成长的一代(baby boomer)。那代人大都接受过反越战、种族与性别平权运动的洗礼，思想倾向进步并强调行动，对社会公平、劳工权益有不懈追求。赖克特自述开始纪录片创作是为了作为女性，要打破影像表达的男权结构，且以这样比较亲民的形式将自己的想法传播给更广泛的民众，从而激发思考与讨论，进而付诸行动来改变社会。与当时伴侣吉姆·克莱恩（Jim Klein）合作的《成长的女性》是赖克特的毕业作品，关于俄亥俄某镇几位女性的故事，探讨女性被教育体系、流行文化、社会期待等规训、形塑的性别认知及劣势社会地位，如今看来仍针砭时弊。这是美国女权运动的一部重要作品，多年来不断在美国各地放映，以直观方式提升观者反思意识及对持怀疑态度的民众解释什么是性别平等。1971年赖克特创办“合作社”（co-op）形式的发行公司New Days Films，避开电影院的商业运作，直接在学校、工会、社区组织放映，是一种非牟利的公共教育模式。

赖克特与克莱恩合作的《工会女仆》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是采访三位经历过1930年代美国劳工运动的女性的口述历史纪录片，不仅涉及工会领导工人为改善恶劣工作环境、超时低薪工作而进行的抗争，也不回避讨论白人男性领导的工会内部的官僚化及种族和性别歧视。两人合作的《正观“红色”》再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此片重新挖掘美国共产党人被湮没的历史：在美国“大萧条”（1920年代末）与“冷战”（1940年代末）初期之间，有一百多万美国人加入美国共产党，带着激情与希望，为劳工阶层的权益与尊严、为了一个更公正平等的世界而抗争，相信这是美国未来的正确方向。随着“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对进步人士的迫害与“反共”气氛愈发紧张，人们噤若寒蝉，闭口不谈这段历史，这种恐惧在导演拍片时的八十年代仍在。

与赖克特以往的纪录片相比，《美国工厂》少了份粗粝朴拙，多了份圆熟，更接近主流纪录片，部分在于原创配乐及导演首次雇佣剪辑师（以前作品大都自己剪或由克莱恩帮助）——林赛·乌茨（Lindsay Utz）花了18个月将1200小时素材剪到110分钟。导演与剪辑师讨论了一星期，将墙上贴满索引卡，标注不同人物与主线。然而由于题材庞大、线索与人物太多而无法一一深入，有浅尝辄止之感。此外，人们很少谈论纪录片的声音，此片导演非常注重声音采录。他们用小麦克风，增加私密感及尽量排除人物说话时工厂车间里噪音干扰。有些访谈只录声音，作为旁白使用，配合人物做其他事的画面，观众如在听他们的思考或内心独白。因为生产线上的工作枯燥重复，人们的思绪容易漫游。导演有时随下班的工人到他们的生活空间，听他们的日常对话。有些访谈是凌晨两点在工人家里录的，伯格纳尔认为这时更可以听到人们的内心想法、灵魂思考的声音。

另一种是隐喻性的“声音”，为底层发声。《美国工厂》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放映后，一个人站起来，说：“我是迈克尔·摩尔，你们所有电影都对我有重要影响，尤其我们都在中西部劳工家庭长大，我们通常在电影里看不到自己，我们的声音被忽略，感谢你们为我们发声。” 摩尔的纪录片《罗杰与我》（Roger and Me, 1989）记录了他的家乡、密歇根弗林特作为“汽车城”的衰败——如莫里恩居民经历的，由于“通用”关厂造成当地数万人失业，民生艰难。尽管他们作品风格迥异，赖克特也敬佩摩尔，认为他拓展了纪录片的形态，如一个朋克摇滚小孩闯进衣冠楚楚的派对，嬉笑怒骂揭开各种伪善体制的画皮。赖克特也追随对她影响较深的纪录片的足迹（多为关于美国民权及工会运动的佳作），如《哈维·米尔克的时代》 （The Times of Harvey Milk, Rob Epstein, 1984）、《矢志不移：美国民权运动1954-1985》（Eyes on the Prize, 1987）、芭芭拉·卡颇（Barbara Kopple）的《美国哈兰县》（Harlan County, U.S.A., 1976）与《美国梦》(American Dream, 1990)——两部都关于美国工人在工会领导下罢工，前者胜利，后者失败，工人力量的削弱与工会的兴衰折射了1970至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变迁与资本主义走向。另一部她没提到的德国纪录片《输家和赢家》（Losers and Winners, 2006, Ulrike Franke and Michael Loeken），讲述的是与《美国工厂》类似的境况：中国工人在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遭遇德国工人的差异与冲突。

作为一直关注社会问题的导演，赖克特很少将个人作为纪录片的主角，她关注的是社群，尤其是被剥夺与边缘化的劳工群体。她大都采用“直接电影”与访谈形态，不以旁白叙述介入，讯息以字幕解释。因而导演的视角大都通过采访、剪辑来构造：不同视角的并置、对比、争论、对话。《美国工厂》少了赖克特以往作品中粗糙犀利的棱角与明确的政治诉求，显得四平八稳。因导演想平衡各方声音（即使那些视角彼此冲突），不在政治上“站队”，对每一方都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理解，包括曹德旺。赖克特后来在访谈中说：曹德旺是佛教徒，也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想盈利，不断迫使别人达到他的目标。他怀念田园过去，又是资本主义浪潮的弄潮儿。 这个人也很复杂。他们试图将这种复杂性表达出来。

赖克特也理解美国工人的绝望，因为贫富分化已是前所未有的严重：人们从未见过CEO工资是普通工人500倍的时代。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在这个日益撕裂的政治环境，他们想让所有人（无论老板、经理还是蓝领工人）都能看这部纪录片并讨论相关社会政治议题，如为何工人工资停滞不变而富豪阶层收入连年增加？如何创造一个属于每个人的未来？全球化带来怎样的经济与文化的构造性变化及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何等影响？伯格纳尔说：彼此对话更有意义，而非躲在自己的角落和标语里。赖克特认为我们的公共讨论中越来越少谈到对弱势者的理解与支持，即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少，她希望能用纪录片教育和团结民众而非分化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