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黑手

Why should a financial engineer be paid four times to 100 times more than a real engineer? A real engineer build bridges. A financial engineer build -- dreams.

And, you know, when those dreams turn out to be nightmares -- other people pay for it.

For decades, the American financial system was stable and safe. But then something changed.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urned its back on society, corrupted our political system, and plunged the world economy into crisis. At enormous cost, we've avoided disaster and are recovering. But the men and institutions that caused the crisis are still in power, and that needs to change. They will tell us that we need them, and that what they do is too complicated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y will tell us it won't happen again. They will spend billions fighting reform. It won't be easy.

But some things are worth fighting for.

—— The movie "Inside Job"

金融危机全过程中，资本贪婪的天性暴露无遗。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创新并没有降低次贷的风险。它只是把风险转移和分散给了更多的人。而恰恰由于风险从金融机构中转移了出去，金融机构得以更放心的吸纳更多利率更高的次贷。其结果是，社会整体承担了更高的风险，而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的金融资本赚的盘满钵满。

这个冗长的金融链条中，每一环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最终没有带来链条整体的效率最高。所以可以说，自由市场在这里肯定是失灵的。

最可怕的事情，不是财富的损失，而是人性的迷失——在资本和利益的压力下，到底谁是可以相信的？当看到Glenn Hubbard面对采访时那些拙劣的态度，我很难很难相信这是我读过的经济学教材的作者，一个经济学家，教授，学者。更不用提Greenspan和Bernanke两位美联储主席。拒绝采访无疑等于释放一个信号：我有罪。这就是我心目中那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能预测未来，承担一国之责任的央行行长？

当你已经开始接受利益，你就不可能摆脱干系，做独立的学者或者廉洁的智囊。想起《吴敬琏传》引用吴老的话：“作为经济学家首要的职责是研究科学，发现真理，做一个有独立立场的观察者。”现在终于知道违背这个话会有什么后果了。所以还是那个简单的道理，判断一个人或组织可信任与否，先看看有没有利益冲突；而想要获得别人的信任，同样要好好选择一下接受什么利益。

我认为这部纪录片是对金融危机最好的解读。

导演兼制作人Charles Ferguson把事件的前前后后都交代的十分清楚。清晰的思路让观众很容易理解有关这个问题的种种：风险积累的原因和过程，全球受金融海啸打击之后的影响和反馈，在美国，学术界，商业界乃至政界，谁在从损失惨重的投资者手中捞钱，而投资者所买的正是他们的产品，谁在纵容其发生，谁在给极其危险的金融产品一个高的评价，事后又只称It's just our opinion，谁又在一直呼吁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但得不到正面的回应。片子甚至提到了，华尔街的分析员和银行家们是红灯区的主要顾客，以及，少数大佬们贪婪的无止境的赚钱时，和他们在酒吧吸某种粉末时，大脑中极度兴奋的区域是一样的。大量的采访和法庭审判录像让人不得不相信导演所讲。

去年，我读了前美财长Henry Paulson的书《On the Brink》，讲其在任期间“拯救”金融海啸的种种措施，说服国会给钱，说服本国或外国商业银行给钱或者收购，从而拯救濒临倒闭的两家房地产抵押公司，两家大投行和最大的保险公司，当时，我觉着这样真make sense，但谁知这无非是在保护食物链顶端的几只猛兽，钱是一环传给一环的，杠杆leverage ratio是一环环放大的，倒了中间的一个环节，以后自己怎么吃肉啊。

我真有点不懂了。

法庭上，拥有5架私人喷气式飞机的雷曼兄弟CEO被法官质问的哑口无言，公司内部发给sales的邮件已经铁证如山，全堂哄笑他之后，他怎么可以事后该怎么逍遥还怎么逍遥。

被纪录片记者问的哑口无言，多次赶记者走的白宫经济事务顾问，怎么还是哥伦比亚商学院院长。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一个导演可以拍纪录片明着暗着批评历任总统和高官，最后还在“美国春晚”奥斯卡得奖，但是，什么事儿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你咋地吧。

看来民主和想说啥说啥也不能代表什么，做到了也不见得好。或者说，美国还没真正做到。

临近结尾的一句话，真是点睛之笔：It's a Wall Street government!!!

片子的题目起的真好。

Inside，一切的原因和利益诉求都是由内向外的，华尔街高管和政府经济高官的人员调用都一家亲了，还说什么。

Job，这不是无意的，无法预测的，无法避免的，无法察觉的，发生之后用全力解决的危机，这是他们的工作。

虽然赢了奥斯卡，但对《Inside Job》的批评不是没有。我看之前的豆瓣，有一篇恶评说本片不好是因为导演先入为主，一定要把银行家写的很邪恶，但实际上经济危机的起因是美国两房的政策云云。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Inside Job》确实在很多方面都一笔带过、缺乏深度。同时，影片也有很多误导的地方，比如导演问Martin Feldstein你作为AIG的董事为什么不研究经理人年薪问题，这明显是属于敌意问题，对理解这次金融崩溃也没有帮助。

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纪录片这一载体本身的局限性，就会发现有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2007年的金融崩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件，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如果要想说清楚的话可以牵扯到数十年前的陈年旧事。和在金融崩溃有关的诸多话题中，任何一个要想有深度的介绍一下写书恐怕都要数百页。比如在说道CDS的《Fool’s Gold》仅写这一个产品的历史就写了一本书，而且其中还没有包括技术性太强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两个小时的片子要想把整个事件说的滴水不漏肯定是不可能的，它能够完成的功能注定是蜻蜓点水。虽然深度不足，但蜻蜓点水也有蜻蜓点水的好处。我看Roger Ebert的影评，发现这位赢过Pulitzer的大作家居然对金融危机也不甚了解。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如此，一个普通老百姓可想而知。大多数对于金融不是很感兴趣的人恐怕对这次的崩溃不怎么了解，虽然金融危机涉及到了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此时，有一个蜻蜓点水、但整体流畅易懂的作品出现是非常必须的。

在书籍方面，我认为一本书介绍整个危机最好的作品是《All the Devils are Here》，《Inside Job》虽然不如该书详实，但几个主要的点一个都没有错过。在现在这一阶段，能够对金融危机有全方位的了解往往比强调某一因素（比如上述强调两房的论调）更为有益。大萧条已经是80年前的事情，但究竟什么引起了大萧条大家还都不怎么了解，更不要说还未完全过去的事件。因此，不说强调某种特定的因果往往更为正确。

当然，《Inside Job》的立意并非仅仅是教育，影片深入浅出的叙述金融危机是为了批评政府、金融、学术等方面的“罪魁祸首”。我觉得有这种主观性没什么不好，中立是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任何创作本身就在表达创作者自己的某种意念或想法。而且，这本是一家之言，创作者自然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看法，即使他的看法不一定是全面或正确的。只要不是自称中立误导观众，那么影片怎么说都是可以的。

虽说如此，但影片请的大多数不是当事人多少有些遗憾，而影片请到的人大多是一开始即看到真相的“智者”，虽说看看这些人的真面目很有趣（Roubini和Rajan的书我计划要看），但没有反对的声音总是让人觉得有缺陷。除此之外，上述“虐待”Feldstein和攻击其他被采访者的片段也让人多少觉得影片可能不是在实事求是。

这些缺陷是存在的，偏见和不全面也是存在的，但这些问题无法掩饰《Inside Job》一片叙事清晰、事实全面的优点。作为应景之作，这部片子是很上乘的纪录片，可以推荐给所有对金融危机不甚了解的人看。

《监守自盗》是本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得主。和数年前的《难以忽视的真相》一样，热点话题和一位明星旁白总是能得到奥斯卡的青睐。《监守自盗》的旁白是著名影星马特·戴蒙，讲的是关系到世界上每一个人的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

影片用冰岛金融危机作为引子，先展现了一段冰岛风光片，其中还有我去过的黛提瀑布，勾起了我的回忆。冰岛风景真是绝赞，大气磅礴，各色风格兼备，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浓缩地球。

扯远了。《监守自盗》这部纪录片站在了大众的立场上，以平易近人的姿态向毫无专业背景观众阐述了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但是其中也是能看到许多主创者的立场问题。

在大萧条之后，美国金融业受到了严格管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开始全面放宽管制，金融业一飞冲天，从而酿下弥天大祸。电影没有讲里根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原因是前任的卡特时期美国经济低迷，里根政府的宽松政策大大帮助了美国经济的复苏，我认为这样的时局之计是应该认可的。事实上里根也是美国历任总统中最受大众欢迎的之一。

随后《监守自盗》提出了在缺失监管的情况下，华尔街的才子们设计了一个又一个卷钱游戏。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从历任美国政府的立场来看，自己任期内的经济增长才是政绩和竞选的保证，而推动了什么金融监管的法案显然不能成为竞选资本，遑论华尔街大佬们还是竞选资金的重要来源。负责立法的国会也一样，周围环绕着华尔街的游说者，甚至布什的财长鲍尔森就是从高盛CEO卸任的。这种制度下金融体系监管的缺失是不足为怪的。

这时候影片描述了这个危机的产业链和导火索。我个人认为把金融危机归咎于次贷本身是片面的。事实上次贷是美国政府以改善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为初衷，通过房地美和房乐美两个公司发行的事实上是受了政府政策影响的一种贷款。这些贷款的债务人的确是不太可靠的，存在坏账风险，但是毕竟只要放贷人有风险控制意识，加上政府撑腰，所造成的后果是可控的。

真正的罪魁祸首，我认为是投行们把次贷债权从放贷人手里买来，和其他的各种贷款捆绑成了CDO，然后卖给了其他投资者。咋一看这一举动只是富有创意的银行家们的又一杰作，投资者们也喜闻乐见CDO这样的比传统的国债等有更高收益率的产品。而通过向AIG投保（这一保险产品叫CDS）拿到了评级机构的 AAA评级，让一些风险承受能力低的投资者，比如退休基金，也大量参与了CDO的投资。这完全是两厢情愿的运作。而问题在于这一行为让放贷人不再担心贷款是否收得回来，因为一旦放出贷款马上就可以卖掉再放下一批。投行也不管，他们就是个中介，转手就卖，而那些投资者甚至不知道CDO是什么。于是就没有人管风险控制了，放贷人就更加疯狂的随便放贷，终于导致了劣质借款人大量没能还贷引发的连锁反应。有人无力还贷之后，房子被银行收回并拍卖，这一开始还没问题，随着市面上被收回拍卖的房子越来越多，房价开始下跌，终于那些有能力还贷的人，发现自己要还的贷款远高于现在的房价，于是也不还了。开始了一连串的恶性循环。影片也强调了，放贷人不再关心贷款是否能收得回来，是一切灾难的转折点。

而AIG为CDO投保不需要准备金，甚至可以为同一个CDO投保多个CDS，成为了另一个祸乱根源。AIG完全不管这些CDO是否靠谱，只图挣这每年2%的保费，重复投保自然赚的更多。在CDO愈发疯狂，贷款质量每况愈下的时候，高盛自己的风险控制做的不错，它发觉CDO可能要不行，需要有对冲风险的策略。不过它显然也把CDS单独看成了一个投资产品，它在不断向客户推销CDO的同时，自己又向AIG购买了数十亿美元的CDS。这相当于你推销给客户产品，同时又押注这些产品会完蛋。《监守自盗》认为这构成了欺诈，直观上我也这么觉得，但具体规定还是要看立法情况。但是，我并不同意华尔街的投行们蓄意制造次贷危机并从中牟利。这场危机直接导致了雷曼破产，美林和贝尔斯登被收购，华尔街的损失也很严重。只能说高盛比较奸诈做了两手准备而已。可以肯定是蓄意谋利的有对冲基金老板John Paulson，不过CDO不是他卖的，他做空也没什么不对。

危机爆发后，在紧急会议上，鲍尔森为首的当局执意要求雷曼兄弟强制破产，和先前让美联储提供300亿美元担保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的态度截然相反。这一做法的动机不得而知，但无疑使得全世界市场的恐慌空前放大的爆发了。甚至法国财政部长都表示自己是在雷曼破产生效后才获悉这一消息，这可能可以理解为当局要转嫁苦果给全世界的投资者们。同时，对每个金融机构的救与不救缺乏统一标准，也增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恐慌。

随后，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出炉了。令人质疑的是，鲍尔森指令已经破产的AIG全额支付所有的CDS保险金，而不是按照协议上的最低价。当然，这些保险金是由政府的7000亿美元埋单，都是纳税人的钱，其中140亿流进了高盛的腰包，而高盛正是整个危机不可或缺的推动因素。不得不说作为前CEO的鲍尔森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问题。

就在这时候，美国总统换届选举。承诺”change”的奥巴马获得了很大的呼声，然而上任至今却鲜有对金融机构的重组计划和立法动议。影片归结为奥巴马周围负责改革的金融决策者还是华尔街那帮人，而正是他们造就了一切灾难。影片也采访了许多重量级人物，不过多数是前辈或是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例如美联储70年代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国际金融前辈乔治·索罗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法国财政部长等等。真正的处于漩涡中心几个重量级人物：拉里·萨默斯（这位哈佛校长在《社交网络》中作为角色也出现过）、蒂莫西·盖特纳、鲍尔森、格林斯潘、伯南克等都拒绝了《监守自盗》的采访。

《监守自盗》还对一些外围问题提出了质疑。例如专家学者接受酬劳撰写对支付酬劳者有利的报告以及评级机构对垃圾债券仍给出AAA的评级的问题。马特·戴蒙在采访时也问过多个被访者，他们都表示这没什么问题。我也觉得这没什么问题，砖家学者的建议永远都只是建议，评级机构的评级也是建议，都不具法律效力，我们永远要擦亮眼睛。至于银行高管的薪酬问题，我觉得薪酬包括工资和红利，是和企业经营状况挂钩的。你不能因为这些机构搞出这些事来，就要把他们以前的薪酬追回来。而立法机构似乎也没有依据限制一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薪酬，因为这是在他们的高利润基础上的。他们要做的应该是限制这一行业的非法经营行为。

我还没享受过人生呢，你们这群贪婪的人别那么快把世界搞垮了。

微信公众号：肥嘟嘟看电影(feidudumovie)

　　影片先从冰岛近两年直至出现经济危机的情况分析，主要包括环境和经济。冰岛在这两个方面做了很错误的决定，最终导致惨剧的发生。环境，政府先后允许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冰岛建造破坏环境的迪特和水力发电资源设备；其次，经济，本土的三家银行提供了十倍于冰岛经济总和的贷款。而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审计在这期间未发现任何的问题。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的半年内，冰岛的失业率翻了三翻。
　　交代这些情况后导演抛给我们这样一个疑问，是什么让这个原本安逸适居的国家一夜之间变成如此，影片就此分成五个部分来解释。
　　Part I How to got here.
　　影片直指金融市场的漏洞和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次级贷款。当投资银行利用市民的储蓄存款进行风险投资，当市场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品缺乏必要的监管，当投资银行仅仅依靠公司层出不穷的假账来判断公司价值而进行投资时。CDO的形成除了更多揭露金融从业人员贪婪的嘴脸、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暴利外，似乎真正对经济的增长推动未见分毫。
　　PART II Bubble.
　　在美国梦的美好幻想中，每个人在金融这块大蛋糕中分享着经济泡沫带来的极致快感，迷失了自我。全美40%的利润来自于金融行业，每个人都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失去理智。像AIG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将35亿拿来分红而非抵御风险，这最终导致其破产清算。在这样一个人傻钱多的温床中，滋生出的是大量用于嫖娼和毒品的商业应酬费用，其占整个金融衍生品的5%，华尔街的精英在巨大的欲望和金钱驱使下，人性的阴暗面被无限放大。在整个金融危机中，起到推波助澜的无疑是评级机构，在十几亿的利益诱惑下，对一文不值的有价证券CDO给了AAA的评级。而那些投资银行像高盛，在违背为客户争取更多的利益的职业准则下，遵循的是金钱至上的游戏规则，即客户损失更多，他们就赚的更多。职业操守在被狭隘理解的金钱至上的美国梦中一文不值。
　　PART III Crisis.
　　整个食物链因为08年房产的赎回、CDO的崩溃而断裂，放款人无法再向投行出售他们的债务。让人讽刺的是贝尔斯登在破产前一个月仍保持者A2的评价，雷曼和AIG则分别是A2和AA。经济危机的爆发让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对于中国来说，重挫也是不言而喻的，制造业面临大量裁员，社会底层那些依靠劳动养活自己的人面临失业面临生活拮据的境遇。
　　PART IV Responsible.
　　整个危机让我们意识到替危机买单的不是那些金融大鳄，而是那些在社会底层最贫穷的人，他们承担的更多。金融界的高管们依然坐拥财富，并利用他们在政治中的影响力使自己逃脱更多的责罚和更多的税收，对他们除了社会的谴责似乎别无他法。这不仅牵扯出政治和经济的暧昧关系，同时，更多学术被指和利益相关被利益左右。
　　PART V 情况有多糟？这部分电影着重于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分三块。首先，本国制造业因为发展中国家更为低廉的劳动成本而逐渐衰弱，转而向高端创新科技发展。但是高端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普及的高等教育，这也是第二块讨论的问题，在学费逐年增加的美国，高等教育似乎成为奢侈品，得不到普及的高等教育如何让美国向高端科技转型成功？第三块则着重于美国不可忽视的越发严重的贫富差距，套用郎咸平教授前段时间的一个新名词就是阶级固化，中产阶级在整个社会的所占比例日趋减少，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被鼓励用越来越容易得到的贷款去满足自己的消费，而等待他们的是没有到头的还款。
　　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反思是深远的，当社会的经济增长不是依靠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创新，而只单看金融界联手制造出来的一纸数字；当踏实工作的底层百姓为整个经济危机埋单而非那些金融机构赚的盆满钵满的高层；当整个社会都在消费金融行业带来的经济假象繁荣而变成为全民投机的狂热；当金融绑架政治，总统在竞选时总是拿改变它作为获取选票的手段而上台后却迫于压力无力改变之时；当监管机构审计机构被利益侵蚀迷惑，未完善的法律制度不能保障投资人合法权益；当光鲜的金融行业背后却在成为毒品和性服务的温床。这已不仅仅是美国面对的问题，这是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或衰退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正视它并解决它才不会让金融危机像是间歇性发作的心脏病影响一个国家的正常秩序！

The economist’s reply to the “Inside Job”
October 8, 2010 4:13 pm by FT 14
By Prof Frederic Mishkin

“You ought to be in pictures” is something no one has ever said to me. And as one of a number of economists making uncomfortable cameo appearances in the new Hollywood documentary, “Inside Job,” I now know why.

In July 2009, I agreed to be interviewed on camera for a film that was presented to me as a thoughtful examination of the factors leading up to the 2008 global economic collapse. About five minutes after the microphone was clipped to my lapel, however, it became clear that my role in the film was predetermined – and I would not be wearing a white hat.

Rather than examining the fa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filmmaker focused on a study I co-authored that was commissioned and published by the Icelandic Chamber of Commerce in May 2006. The report, which I welcome people to read, examined a variety of risks to Iceland’s financial stability about 28 months before its financial crisis hit.

It would be great to be able to say that I predicted the collapse of Iceland’s economy more than two years before it happened, but I didn’t. However, my co-author and I did correctly identify several risks to Iceland, including rapid credit growth, a lack of transparency in the banking system, and the possibility that banks could experience refinancing problems. And many of the excesses of the Icelandic banks that led to their collapse had yet to emerge at the time the report was written. For example:

• The Icelandic banking system was only 40% of the size it reached just before its collapse in October 2008.
• Deposit accounts abroad such as the Icesave accounts (particularly in the U.K. and Holland), which have led to demands for large sums of repayment from foreign government after the crisis, did not yet exist, and were first issued in Autumn of 2006 in the U.K. and summer of 2008 in Holland.
• The investment grade of the Icelandic banks was excellent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of the report. In 2007 their investment grades were raised even further. The banks were not downgraded until the summer of 2008.
• Mortgage and other loans denominated in foreign currencies were not prevalent until later.

I would have been pleased to discuss these later developments in Iceland’s economy in more detail with the filmmaker – had he given me a chance. We might have also discussed why the financial crisis occurred, and why policymakers and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myself included) did not fully recognize the inadequacies of prudent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advanced economies. Instead, the filmmaker made insinuations that I didn’t disclose that I was compensated for the study – even though he learned the precise amount of the fee in a 2006 from a public disclosure that I made. Even odder, a big deal was made of an inconsistency in my curriculum vita, where the title of the Iceland study first appeared in 2006 with the phrase “Financial Instability” and later as “Financial Stability” (the accurate language). I had discovered and corrected this typo long before the interview.

Hopefully, interviews like the one I experienced will not dissuade economists and academics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important public discourse needed to better understand what went wrong during this crisis, and how to bolster prudent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to make severe worldwide financial crises less likely.

Academic economists (myself included) did get some things right in the run up to the crisis. Many of us identified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as accidents waiting to happen long before they saddled American taxpayers with losses that are now estimated to total between $400bn and $1,000bn. Of course, we in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need to recognize where our theori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proved inadequate, and then revise them to provide better analysis to guid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future.

This is the sort of work that I’ll be focusing on for now. It’s all too clear I have no future on the silver screen.

Frederic S. Mishkin is a professor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a research associate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From September 2006 to August 2008 he was a member (governor)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http://blogs.ft.com/economistsforum/2010/10/the-economists-reply-to-the-inside-job/

-----------------------------------------------------------------------
Obviously, he was p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