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之春（2002）

10年没拍电影的田壮壮重拍费穆的经典之作《小城之春》，是这一年间的一个热门话题。去年8月份开机的这部影片即将在北京上映。关于重拍是否成功，业内早已众说纷纭，现在，轮到观众来检验田壮壮的“10年磨一剑”了。

姜文看完影片后激动不已，很多想弄明白的问题让他彻夜难眠，并且突然有了一种客串记者采访田壮壮的冲动。

记者：姜文

被访者：田壮壮

姜文：田壮壮先生，能够采访到你，我是非常荣幸、非常高兴、也非常紧张。看完电影之后，我记得跟你表了一下我们的心意、心态，提到了肃然起敬， 我觉得，这个电影非常不像这个时代，虽然《小城之春》是个老片，但它还不是大家平时能想象的一个作品。为什么？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很有作派的电影，不是那种讨好观众或者给自己穷打扮一通出门见人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特别肃然起敬，我注意到有一次电台采访您，你 说起《小城之春》时有一句话，说不想赢，也没有可能赢，跟费穆，那我想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你显然不是不想拍好，那这不想赢该怎么理解？

田壮壮：其实拍《小城之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不属于一个原创的东西，是咱们看到看到一个好的故事，有感而发，然后想拍这么一个电影，觉得从电影这个角度上也表达出我的一个看法或感受。《小城之春》是被很多人包括搞研究的人痴迷的一个电影。在他们看来，这个电影上世纪四十年代拍的时候好象没什么人去说它，现在好象是'我们给养大了'似的，你碰它是大逆不道的，哪个已经完美到一个及至了。但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1999到2000年，转世纪的时候，这全世界闹哄了溜溜两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这样啊， 这有什么值得这么折腾的？我老觉得人类好象有点迷失的感觉。就有一天看《小城之春》，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激动，以前看过几遍，就觉得它不错，确实好，那天看完后就有个感觉，这故事挺有意思的，我也不知道它那打动我，我想拍，然后就找咱们尊敬的阿城老师，请教这个问题，阿城说：我觉得这能拍。我就去谈投资，很快投资人就找到了。我跟阿城说，我不知道从哪儿下家什儿，下嘴咬这个东西，后来阿老师就说咱俩聊聊你有什么希望的东西。第一呢，我就觉得它文明戏的味儿太重了，得改改；再一个我觉得画外音显得很特别。今天拍呢，我想离得距离远一点-----很快，阿城回美国就改出一稿剧本来，我特别感动，他也没提钱啊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操作。费穆家里开始寄来了关于费穆的一本书，他们整理的，还有一些能搜集到的费穆的资料。我才觉得呢，这雷趟的有点大扯了。我原来没想到《小城之春》被评价得这么高，而且有很多人菜网上说不能够拍这东西。我自己 挺喜欢这三个人的这组关系的，觉得拍起来会有意思。掌握每个环节上的分寸，这种似进又退，欲罢不能，纠缠在一起的这种东西，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又不可能有什么过分的行为和表示，挺有戏的。 还有一个心理，说不上来的一种心理，就是一种哀怨在里面，不知道哪根筋就碰到哪根筋了，就拍了。一读理论方面的东西才感到，这东西挺难做的。这就面临一个，你大概会遭到很多非议，怎么拍，能不能拍，就变得非常------那时候刚把剧本弄好，还没找演员呢，这期间我突然明白了：我是去临张画儿，临的再好，也是一赝品。最差就是我已经输了，我还怕什么。

姜：不知道是哪跟筋碰到哪根筋了，是在这样的心理上想做，那我感觉到，可能这样一个心态，比刚才谈到的输和赢，对你来说更重要。

田：那当然。我觉得拍《小城之春》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件很狡猾的事情，因为《蓝风筝》之后，很长时间没有拍电影了，我自己心里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觉得好多人拿着棍子等着你呢。我就想，现在人家可能举累了，我可以出来拍了。拍历史题材财务负担比较大，从题材上说，现实题材可能轻一点，我老认为，现实题材，真的找到挠到你心里很舒服的一个，很难碰到。这10年里，我都找过什么剧本，井上靖的小说，赛珍珠的《大地》，《赵氏孤儿》，和邹静之一直商量写一个插队的戏，还曾经想过去拍刘恒的《虚证》------这10年里就怕去片场看拍戏，滋味确实很难受。你在现场倒没关系，就好象不是在一帮烟民里面，倒不是感到特别想抽烟。到了片场里面，锥心地疼。

姜：抽这二手烟挺难受的。

田：难受，然后就想，那就弄这么一个电影，这等于有这么一层防范的意义在里头。我是觉得，重拍，没有通不过的危险，这么四五个人，在小院里花不了多少钱，哪知道现在拍电影这么贵。我想可能会安全着陆， 但对媒体说的话可能挺冠冕堂皇的。依我的性格，当然喜欢拍有创造性的片子了，而且拍起来也觉得重拍挺麻烦的。

姜：我想理解成，现实社会这种浮躁的痛痒是你根本就不屑的，《小城之春》里，其实是很有痛痒的，所以我想再问一下关于创作方面的痛痒的一些事儿，感觉是你拍出了一个很讲究的很有味道的也是质量很高的一部影片。在我看来，好的导演是不需要经验的，而是靠他们内在的激情和对事情的分析判断来拍戏，我觉得《小城之春》就证明了这一点，在电台，你谈起费穆来很有感情，说他教你拍电影，说你所过的瘾是别人不能分享的，从你的语气里我觉得这是非常真挚的一件事，能不能谈谈你和费穆之间？

田：费穆为人我挺赞同的，他痴迷于话剧和电影，别的事他不会，也不想。他好象我行我素。我觉得特有一个自己的天地吧。他自己着迷的一个天地，他跑不出去。他也不是做给谁看的。属于那种把戏拍好就行，别的事不管，也不问。拍《小城之春》的时候，其实是在等一部戏，拿这个去垫。剧本是李天济写的，三年没人用。我就觉得费穆在拍这个戏的时候，用镜啊，语言啊，演员去，包括景，就是很随意的景，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都不重要，就是把戏按照设想拍好，我就挺佩服他这一点的。

在拍摄的过程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费穆的叙述，镜头的表述和组接的明快，单纯和简约，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最明确的方式来传达这组人物关系。这是费穆给我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姜：话外音的事，画外音里有几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玉纹说，一个是没有勇气死，一个是没有勇气活，去掉以后你在影片里是怎么表现的？

对，这个就会弱一些。我不明白画外音是原作里的还是费穆给加进去的，一直没得到解答有些事我得到了解答，比如这两首歌，是费穆的长女费明仪提供的。

姜：不是王洛宾写的吗？

田：费明仪喜欢唱歌，那时候特别流行这首歌，我请教国阿老，他说那时候，抗战结束之后，要振兴，不能够唱情歌，外国情歌又太靡靡之音了，王洛宾那种很健康的情歌自然就特别容易在民众中流传，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姜：那为什么这次不用这首歌了？

田：它现在不流传了，好多人不懂，而且王洛宾作品的版权特别麻烦。所以我选择了19世纪一个意大利的歌。再说画外音，我就一直没弄明白费穆当时是怎么设计的，有时候'我坐下'、'我到妹妹房里绣花去了'，有点像看图识字；有的画外音又写得特别棒。我想，费穆在几个地方是觉得用画外音是最能够迅速解决问题的，从没见过这样的画外音，是最幼稚和最有魅力的一个组合。

那这个拿掉呢，还有距离感上的考虑，画外音一个是距离近了，另外还是玉纹的视角。再拍的时候，我想退得比费先生再远一点。是平视角，今天的一个视角。

姜：去掉画外音你觉得有更大的障碍吗？

田：去掉画外音，第一我觉得那些理论研究家肯定是要大骂的，因为很多理论家对画外因就写过整本书。

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黑白《小城之春》里用了很多仰拍的镜头，尤其开始那一段，而且加上一些很有激情的音乐-----仰拍带来的是背景比较干净，有的是植物被风吹动时哗哗的那种动感，甚至在拍兰花特写时也有点仰。但在你的片子里没怎么用，那你怎么来处理，和画外因一样，我觉得它仍然是一个特点和优点，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达到原来的水准？

田：其实你观察到的东西，都是我觉得特别精彩的地方，真的觉得挺完美的，如果按照他那个拍的话，你会在很多地方就不知道该怎么拍了，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传递他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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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青年报，侵删

田壮壮唯一的贡献是为影片增加了色彩和美工。而丧失的是庄重、时代的精准定位和社会旧与新交替时期的解冻、腐败和苏醒之感。如果说费穆的《小城之春》有一种与旧世代相连贯的人际关系之“礼”的存在，就像小津安二郎在日本电影中表现的，那么田壮壮就把这种“虚构”平移到了现实之中，它使故事看起来更真、更平凡，而人物看起来更不完美。 费穆的《小城之春》是我们20世纪的民族寓言，是后来所有关于“春天的故事”的原型：从《天云山传奇》到《庐山恋》，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的电影叙事的“主旋律”——把春天与爱情、社会政治更新的可能联系起来。“开放的”政治于是获得了一种生物学的类比：压抑是不自然的。 它是关于两个男人争夺一个女人的故事。但这两个男人并不是表层叙事上的“兄弟”关系，而是隐含的父权制下的“父子”关系。生病的丈夫戴礼言被寓言为婚姻制度中的“家长”，它以一种不够“经济”的方式占有了年轻的女人，占有了生殖的可能性，但是却没有生殖和提供性的能力。而外来者章志忱，则是传统伦理秩序中不稳定因素，他是“上海来的”，暗示了一种由西方传入的关于婚姻自由的新秩序。在影片中，他的扮相略年轻，是男性活力的代表。 影片之所以是精准定位于那个时代的，是因为导演对剧情作了如今看来过于“庄重”的妥协处理： 志忱玉纹只是想象性地占有过对方，并没有真的作出“不是人的事”。它区别于如今对于多角关系的处理之处在于，影片作者把这个困境仍然放在无解的位置上。 换句话说，志忱玉纹的私情果真获得了父权制的豁免，他们会幸福吗？这是一个问号。而“父亲”戴礼言实际上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就这个层面而言，他是十足“传统”的家长，而就志忱心照不宣地不去破坏这个古老的契约而言，他也扮演了十分“传统”的儿子的角色。 田壮壮的重写不是对原作的活力的更新，而像是照搬。在2000年，这个故事其实可以有完全另类的讲法，或者说，最忠实于费穆的“保存”，是把它改写为一个全新的故事，而不是在既有的范式内复制原有的故事。比如，既有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除了仆人老黄，都不是从事物质劳动的。那么这个表面封闭的家庭的经济来源是在哪里？它是否暗示了庞大的地产和雇农的存在？如果就这个问题进行反向思考的话，那么原作中的“老黄”是否显得是一个多余的角色呢？——毕竟他和这段家庭罗曼司几乎没有直接关系，在电影中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 不过更有可能的解释是，作为有着极高艺术自觉的费穆本人考虑到庞大的雇工队伍的存在，而专注于讲太太小姐故事的这部电影就把这个群体缩小为一个唯一的符号性能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