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

横跨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土耳其，自古即是地理上的中间地带，环绕着马尔马拉海的西部国土把黑海与地中海一分为二，而罗马帝国的古老都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则连接着欧亚大陆。这块在地理上的兵家必争之地也预示了其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纷争。在这个98%的国民都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国家里，奉行的却是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并自二战结束起就向多党制、议会代议制的民主政治框架过渡。然而，宪法层面的民主和世俗，并无法掩盖土耳其现实政治、文化的复杂性。而《野马》则是这样一部电影，它以西方式普世道德为切入口，并以一种浪漫化、唯美化的类型片结构为基础，最终以颠覆东方式的“封闭”宗教和道德体系而在西方社会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这样一部百分百讲土耳其语且故事发生在土耳其的电影处女作，却击败了包括金棕榈在内其他优秀电影而代表艺术电影第一大国（法国）参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野马》在口碑和票房上双重胜利，足以从各个方面映射今天欧洲艺术电影从产业到意识形态再到美学全方位现状。

正如最后那个表面上荒诞的结果所暗示的那样，在经济、文化都加速迈入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以国别来组织电影竞赛，显然已经过时。但如果不得不为之，《野马》在各方面都的确更应被视作是一部法国而不是土耳其电影。

本片导演艾葛温虽是土耳其人，但却长期生活在西欧，说着流利法语，并毕业于法国电影工业的主要缔造者——国立高等图像与音响职业学校（LA FEMIS）——法国最精英电影学院。因此，像大多数西欧艺术电影一样，本片从融资制片起，就在法国制片人操作下轻车熟路申请了各国电影扶持资金，并最终在以法国公司主制片，德国、土耳其、卡塔尔多家公司联合制片的背景下进入电影节和市场。在《野马》长长的制片名单里，我们能轻而易举发现除了土耳其文化部以外，诸如Eurimages（欧盟）、CNC（法国）、FFA（德国）这样欧洲最知名的官方电影基金，也有Canal+, ZDF Arte这样如雷贯耳法国和德国传媒界巨头。

回归电影本身，《野马》首先是一部饱含人文关怀的作者电影。像绝大多数浸渍在法国文化和教育背景下的电影作者一样，蒂尼斯·艾葛温的处女作是从反思社会现实开始的（FEMIS入学考试第一关就是长达两个月的社会调查）；也像绝大多数女性导演一样，最先进入她们视野并几乎萦绕着她们全部职业生涯的是这个社会中“女性”的命运。

影片乍一开篇，就直截了当交代了引发所有戏剧冲突的“丑闻”：在学期结束的那一天，青春靓丽但父母早亡的五姐妹因与男生在黑海边暧昧地嬉戏，而引发了村落中保守村民的风言风语。这一突如其来事件，剥夺了她们选择未来的自由，叔父所掌权的专制家庭很快演变为囚禁这五姐妹的“监狱”，她们将依次以最传统的方式“被”拆离、“被”挑选并“被”嫁入到另一个陌生家庭。当新的学期再次开始时，五姐妹将再也不可能团聚，而她们各自不同的结局也拼贴出了一幅当代土耳其女性的命运群像。

早自十八世纪，东方情调便已在法国泛滥成灾。《一千零一夜》第一个欧洲译本由法国人完成，孟德斯鸠写就了“波斯人”信札；而德洛克洛瓦、安格尔更是用油画向大众图示化了另一个世界。很多人把《野马》的成功，归咎于这样一种异国情调的政治性延续，表面上彰显了法兰西民族对外的包容心与好奇心，但在本质上却继承了西方与东方、文明与野蛮的过时区分，并巩固乃至迎合了西方社会对东方世界落后、愚昧的刻板想象。诚然，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却不足以消弭《野马》所聚焦的土耳其女性议题的严峻性：如若深入了解土耳其国情，对本片刻意投西方观众所好的质疑或许是失之妥当的。事实上，片中所涉及的囚禁少女、买办婚姻、家庭内性侵犯、处女情结所引发的女性悲剧，不仅真实存在，且每天都有土耳其女性因同样事件被谋害甚或选择自杀。就在今年二月份，土耳其女大学生阿斯兰被奸杀的案件，引发土耳其全国性的游行和抗议，进一步凸显了这个曾经在凯末尔治下大踏步世俗化而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奇迹的穆斯林国家，在现实层面上，是如何依然挣扎在世俗和宗教的紧张关系之中，伊斯兰文化所孕育的男权社会结构及心理是如何根深蒂固支配着土耳其普通百姓的生活。

正因如此，电影中的伊斯坦布尔——这座与西方世界接壤的世俗化大都会，再次扮演了渴求西方普世价值的土耳其乡下人心中的乌托邦。那里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平等为加拉塔萨雷队的欧冠之旅呐喊（片中导演甚至相当夸张安排了一场只有女性球迷观战的足球赛），那里可以不带头巾、穿高跟鞋和最入时的服装，那里也是最小妹妹拉蕾唯一的出路，它是影片中唯一一位独立的成年女性——拉蕾的老师居住的世界。导演显然把这个人小鬼大的妹妹俗套地设置为了希望的象征，她是五位姐妹里唯一对自身命运怀有自觉的女性，且颇有计划性地筹备着自己的“抵抗运动”。因此，影片表面上是按部就班讲述那一个个被迫出嫁的姐姐们，但真正叙事线索则紧扣着片尾的那一场伊斯坦布尔大逃亡。

这番极富戏剧冲突的剧作构架也含蓄道出了新一代“法国”创作者暧昧的电影观。显然，好莱坞的侵蚀是无处不在的，正如今年戛纳金棕榈得主欧迪亚常年来致力于在类型片中灌注人文性。如果批评家把“作者电影”的惯性目光从《野马》上移开，无论是从剧作结构还是从影像风格上，本片导演都已不再满足于把胶片桎梏在一种传统的自然主义式的社会写实风格中（如达内兄弟，今年戛纳最佳男主角影片《市场法则》）。换言之，《野马》不仅是肩负着社会批判功能的，它也同样紧张、好看，并予人以希望。

导演对视听“美感”的追求最早地暴露了她对电影本体的期待是超越现实自身的。毫无疑问，如果以自然主义美学来要求，影片的摄影和配乐都“过于”考究了。《野马》这个电影的标题，不仅仅暗示着试图挣脱命运枷锁追求自由的少女们，也是因为导演期待本片的影像能呈现出一种独特美学氛围，就像野马在大草原上迎风奔驰时飞舞的鬃毛。尽管影片刻画的主体是五个深锁闺中的妙龄少女，但她们青春期的身体在流动光影铺落的涓流之中熠熠生辉，而那一头头秀发果真像是风中自由纷扬鬃毛，美好而又纯真。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发现本片最悖谬地方，它始于一个紧贴社会现实的禁欲化主题，却在“情欲”纷飞的镜头下奔向了一个浪漫主义式的结尾；它一方面旨在关注男权阴影下的女性处境，另一方面却逃脱不了消费青春期少女身体的质疑。或许，我们可以辩护说，导演就是要以最健康、最美丽的胴体，用最纯粹的凝视来对抗那保守、封闭的“吃人”道德和宗教律法。但这种在两种极端不相容的电影观之间的摇摆，仍旧可以让我们列出本片一系列不自然的地方。

正如一个剧情线索不断起伏的故事片所能容纳的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也必然是有所扭曲的。在100分钟的《野马》里，导演试图填塞的包袱实在是太多了。即使不去追究影片开场的冲突是否足以引发这样一场少女们的人道主义灾难，也暂且搁置少女们有些极端家庭环境有多少现实性和典型性；仅是试图在五个姐妹的故事里贯穿土耳其女性最常遭受的各种不幸经验，就已经显得有些局促和牵强，尤其是片中对家庭内部不伦性关系的刻画以及少女自杀的设计，都显得铺陈不足过于单薄。至于姐妹们在家庭监狱周围的游弋与冒险以及酷似《稻草狗》式的最后一战，就请观众们像享受好莱坞式happy ending那样，带着无忧无虑心情走出电影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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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智言语称“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不努力一定能很轻松。”呵呵，完全是在放屁，看看《野马》你就知道不努力的后果了！轻松个屁！


《野马》，由土耳其、法国、德国和卡塔尔联合拍摄，导演蒂尼斯·艾葛温是位年轻的土耳其裔法国女导演，毕业于法国电影最高学府La Fémis，这是她首部执导的长片电影。

整部电影有非常明显的女性视角。加上导演的土耳其血统。我们可以感受到来自电影深处的呐喊和反抗。

影片描述土耳其北边一处遥远的小镇上，５名少女试图冲破社会传统对女性千百年来的压制，追逐自己的命运，获得自由而反抗到底的故事。



影片除了明显的表现反抗男权社会外，最吸引胖哥的就是手持摄影下五位少女年轻的身体和怒放的青春。

五姐妹穿着睡衣，交叠着肉体躺在床上，春日的暖阳从窗外射进来，如同雷•诺阿绘画作品中那些丰腴的女子氤氲着肉欲的光泽。



导演蒂尼斯·艾葛温称，影片的美学和叙事直接受到帕索里尼《索多玛一百二十天》的影响，用一种疏离的姿态描述最骇人的现实。

这种疏离会给观者造成很大不适，影像之美与情节之哀的反差产生让人眩晕的荒诞感，它撼动人们的常规的审美期待，逼迫观众做出反思。


面对17岁的美好肉体，挡不住的青春气息。导演用残酷的方式把观众拉回了现实。

世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你看。整部影片就是用这种略带恐吓的手段，逼迫我们进行思考。



影片开始于小女孩拉蕾与女老师告别，老师要回到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生活了。

女老师是片中唯一的独立新女性，她受过高等教育，住在繁华和更为开放的首都伊斯坦布尔。那里文化普及，崇尚自由，女性不用穿丑陋的长衫，不用把头巾围得密密实实。无疑，那是所有年前女性心目中的圣地。



这是暑期开始的第一天，拉蕾和四个姐姐回家途中经过一片美丽的海滩，便和几个同行的少年在海边嬉笑打闹起来，青春的活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美好又纯真。


可惜嬉戏的一幕被镇上保守的妇女瞧见了，少女不检点的风言风语瞬间传开。



拉蕾的奶奶严厉教训了她们一顿，将她们锁在了家中，阻隔女孩们和外接的交往，让他们放弃了接受教育的机会。由于父母早亡，拉蕾和四个姐姐都是被奶奶一手拉扯大，蛮横霸道的叔叔负责了整个家庭的男权威严。可怕的是，他不光使用暴力，还用性侵的方式在肉体和精神上摧毁了他的三个侄女。给她们留下了永恒的伤痛。



被限制了自由的少女们，开始接受规训，变为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学习烹饪，照顾未来丈夫和家人的胃。


学习缝纫，针线活一直以来都是衡量女性贤淑的美德标尺。



打扫家务，负责家的整洁，画地为牢，让女性在不断重复的收拾中消耗殆尽。



导演在整部影片的前半部分给我展现了青春的美好和勇敢，给观众挖下了一个深深的大坑。

大姐爱上了镇上的一个少年，妹妹们便联合起来帮忙她逃脱限制。


拉蕾在看足球比赛时，发现女球迷甚至比男球迷还疯狂，于是暗暗地下决心要去看一场足球比赛。姐姐们合力促成了这一个逃跑计划。



然而，姐妹几人在球场边疯狂呐喊助阵的画面，刚好被摄像机捕捉到了，又刚好被奶奶一干女眷看到了。


另一边是叔叔因为电视线出现问题，刚好错过了拉蕾的画面。



奶奶为了保护少女们不被叔叔责罚，巧妙的施计周旋。导演在奶奶这个角色上笔墨浓重，她受困于传统，同时作为亲人又极力希望女孩们走出她的困境之中。

导演蒂尼斯·艾葛温表示，小时候她同样遭到了传统的威胁和压迫，当时的她选择了妥协。她割裂的人格就此放到了奶奶这一角色中。



影片的后半部分，美好的东西开始分崩离析，拉蕾的大姐经过自己的争取和姐妹们的帮忙，嫁给了自己喜欢的少年。爱情成功，人生其实还是没有逃离传统的循环。只是用妥协换来了安稳。



二姐嫁给了只在提亲时见过一面的陌生人。

悲剧加倍，二姐在新婚之夜被男方家人催要床单，验证她是否处女之身。当看到床单并没有见红时立马被赶到医院检查。其实二姐遭受过叔叔的性侵，

二姐告诉医生自己不是处女，她睡了全世界。你可以占有我的身体，但我的精神可以抵达世界上任意一个地方。



三姐面对逼迫，选择了自杀。正处于人生最美好的年龄，应该是获得灿烂的知识，来一场心动的恋爱，出去看看世界的人生甜蜜期，却因为一群人的无知而失去了所有选择。只能以玉石俱焚，以终结生命来挑战传统。



导演还是为美好留下了希望。拉蕾，在目睹了二姐和三姐的悲剧后，开始制定逃离计划。

她开始学开车。到镇上熟悉环境，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偷拿奶奶的私房钱作为逃跑积蓄。



另一边，拉蕾的四姐穿上了自己的婚纱。


拉蕾开始反抗！带着四姐去到了伊斯坦布尔，找到了片头出现的女老师，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


最后的高潮戏中，拉蕾带着四姐和一帮人在被改造成牢笼的房子里周旋，成功出逃。导演知道：女孩必须靠自己，才能达到自由的彼岸。


因为没有人会怜悯你，因为即便是最亲的奶奶、叔叔，也是思想受传统礼教约束的人，他们的“为你好”实际上成全的是他们自己。人们生活在一个被旧伦理贴上“好”标签的模式中，只能不断复制这种模式。


教育对于传统具有两面性，延续传统的同时，丰富的教育内容还会挑战传统。所以，自古以来，女性在教育上受到压制。导演毫不避讳的在影片中展示了教育对于女性的重要性。独立的女教师通过教育过上了不一样的人生，女孩们因为教育开始觉醒，察觉传统的压迫性。最小的拉蕾接受教育，得到了逃亡的机会。


胖哥猜测，五个姐妹都是导演蒂尼斯·艾葛温经历的一部分，大姐是她脱离压制后的喜悦；二姐是她面对压迫时，低落时破罐破摔；三姐是她如果失败后的决绝；四姐是她不甘心重蹈覆辙的念想；最小的拉蕾，是她希望穿越回自己的曾经，能让反抗提前开始。

成人的世界从来没有轻松二字，对于女孩子来说更是如此。

而逃过传统的强大吸附力的，是教育学习和勇敢睿智。

不要觉得电影里面的世界里我们很远，其实中国和土耳其一样背负着几千年的历史负担。根深蒂固的男权传统依然深扎当今中国农村，重男轻女在城市地区依然有市场。女性地位经过近百年来的进化，不过只是进入了一个更加精致的鸟笼内。偏见，刻板成见，符号化如乌云般遍布女性头顶！

努力，继续努力，依然是唯一的出路。

关于导演和这部电影的采访
http://blog.laemmle.com/2015/11/writer-director-deniz-gamze-erguven-on-mustang-her-fierce-feminist-debut-feature/

La Femis毕业学生的处女作，虽然在土耳其拍摄，但是全法国班底，法国资金，今年还代表法国参加奥斯卡，不得不说令人惊讶。去土耳其一直在我的bucket list上，而通过这部电影可以对土耳其的乡村生活管中窥豹。伊斯兰世界中世俗如土耳其，也免不了宗教带来的影响。 1930年代，土耳其便成为了世界上最早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国家之一，而今天，总统Recep Tayyip Erdoğan正在引领土耳其变得更加保守。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的抬头，不得不说是个危险的信号，先有如土耳其，埃及等地区大国倾向于保守派，再接着ISIS成立。显然中东地区世俗与宗教之间的平衡支点还没有找到。

但就故事来说，这部电影更像是一部伊朗（或中东其他地区）电影，而不怎么像土耳其电影。早在上个世纪初，土耳其便进行了伊斯兰教世俗化的运动，将自己的形象从周边那些仍然要求女性裹头巾的国家中脱离出来。但让人疑惑的是，就是这么一个更加接近民主、现代的西方式国家，在其偏远的地区，仍然保留着严格的宗教界规。因为这部处女作的部分灵感源自女导演的童年经历，我们不得不把时间得往前推上十几年，至于那些想问现在的土耳其乡村是否仍然如故的观众便只能自觅答案了。

导演通过了许多展示性的画面来刻画青春的美好。五姐妹穿着睡衣，交叠着肉体躺在床上，春日的暖阳从窗外射进来，如同雷•诺阿绘画作品中那些丰腴的女子氤氲着肉欲的光泽。但她们没有太多让青春欢畅的机会，偏远山村的成长被演变成一次依循真主旨意的婚嫁之旅：牢记男女之别，婚前保持处女之身，无非是将来好嫁人；学习怎么操持教务，无非是将来可以相夫教子。这一套套的教诲、礼节、仪式，对于这些妙龄少女来说无异于一场巨大的灾难。

反抗是必须的，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在逃往体育馆看球赛的那场戏，沉稳的叙事有了风格上的变化，导演借用了一种喜剧片的处理手法来展现自由欢畅的丰盈之美。首先，是姐妹们在球场助威的画面被太过巧合地转播，被奶奶撞见，然后是那位胖胖的阿姨为挽救作出了一些列出离的举动：敲碎保险器（为了杜绝男人们看到转播的可能）、跑到变压机组（速度之快）、捡石头砸坏整个村子的电力运转（角度之准），观众会惊叹于事件的巧合、阿姨的机智和投掷石块的妙手，从而获致“笑”的快感。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导演特例为了在黑暗来临之前表现青春之美，作了这般滑稽的处理。但从整体影像架构上的这一小处脱机也暴露出这部处女作的问题:企图将太多的表达内容融入一部只有90分钟的电影容量中。

这些过多加进的内容，尝试为五位女孩（数量之多）捋出命运线也可见出。这五位年纪上未见多大悬殊的姐妹，走上了殊异的命运之路。大姐与二姐产生的鲜明对比，通过安排同时婚嫁得到了加强。大姐基于自己的喜好选择夫君，而可怜的二妹却没能拥有相似的命运：她父母之命妥协了，嫁了一个对其并没有爱的男人。在婚礼上，当大姐与丈夫快乐共舞的时候，她一个人默默地喝着闷酒。也是她，抱着对全世界的恶意喊出了那句最无奈的自嘲：我睡了全世界。但观众十分清楚，她内心的真实声音却是“全世界都睡过我”。这让我们想起了开头女孩们骑在男孩头上在水中嬉戏的场景，奶奶如此告诫她们：私处抵着男性的脖子便犯了禁忌，以至于最小的妹妹一气之下要把椅子烧掉，因为它们也曾经抵着她们的私处。

但这个操蛋的世界依然折磨着她们。如果说二姐对世界的脱节，换来了听之任之的处世态度，三姐的出离叛逆则让她招致了自杀结局。导演安排了两场戏，来完成对死亡的书写。首先是由小妹妹的视角所察觉到的舅舅对她的性侵（至于其它女孩有没有同样被性侵，导演隐约提及了四妹，相信观众自有自己的判断），另一个便是在车内光明正大举行的做爱戏（一次抗议性的仪式）。

最后，便只剩下两位最小的妹妹。影片虽然不时地以最小的妹妹若带无知的眼睛去看大人们身处的世界，却常常抛离这一视角。比之其它角色，她对观众显得更为亲近。正是通过她的某些视角，观众才发现了故事背后隐藏的秘密。她也成了终结这些悲剧的最后希望。因为语文老师的定居，伊斯坦布尔成为小女孩心中逃离传统与束缚的象征。这是一开始便埋下的伏笔最终，结尾对此作了回应：他们逃离成功。

这是一部温暖、感人，意涵丰富的电影，但因为尝试在过小容量内加入的太多思考而显得略为臃肿，导致了部分影像风格上的不协调。但对于一部处女作来说，值得给予热情地鼓掌，尤其是尝试从一个女性视角来向观众展示恶习下不同的生命状态。

    《野马》的开幕，身着校服的少年少女在海边玩耍打闹，阳光灿烂，水波粼粼，被打湿的校服和头发，爽朗的笑声，一派明媚的青春景象。谁也不曾想，在这个保守国度，一场放课后的嬉戏，会在一个家庭掀起如此轩然大波。
    五姐妹被奶奶严厉责罚，然后监管了起来，而这个家，也成为了生产标准化新娘的工厂。她们学习烹饪、裁缝，被迫穿起了包裹严实的丑陋长裙，然而青春的美丽依然焕发在她们撕开的裙角、彼此会意的微笑和透过窗户望向自己爱人时的眉梢。少女们不是没想过反抗，然而她们柔弱的抗争抵不过封建道德的重压，换来的只是越来越严密的管控，家里漂亮的蓝色小楼，是她们的监狱。
    在循环往复的反叛和镇压的较量中，年龄稍长的大姐索那伊和二姐塞尔玛首先被迫走上了婚嫁之路，然而这两姐妹的命运在此却奔往了截然相反的方向。索那伊在提亲的阿姨上门时，率先向奶奶表示，自己可以出嫁，但只嫁自己的爱人，不然势必鱼死网破，她是幸运的，最终她得以和恋人拉金终成眷属，在婚礼上跳着舞的她露出了久违的率真笑容，和爱人长久的亲吻；而由家人前来提亲的小伙转而被分配给了塞尔玛，二姐放弃抵抗，嫁给了几乎算是陌生人的青年，同样是在婚礼上，他们夫妻只是面无表情的坐着，随后一醉方休。
    紧随两位姐姐的婚事，家里开始安排三妹出嫁。三妹看似温顺平和，在简单勇敢的小妹试图破坏给提亲阿姨准备的茶点时加以阻止，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殊不知这只是绝望带来的表象，而她的内心早已酝酿了暴烈的谢幕。整部影片都是以小妹拉雷的角度讲述的，因此也用小妹的视角，隐晦的叙述了叔父对三妹的性侵，以及和陌生青年在车内的性爱。在此之后不久，三妹自杀，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黑暗与压迫的最后反抗。
    最后剩下两位年纪尚小的妹妹，然而这个家庭并没有放过她们。三妹的死无疑深化了奶奶的担忧，加之对叔父的禽兽行径有所察觉，着手让四妹嫁人，当稚气未脱的四妹与一位明显比她年长很多的青年戴上红绳系着的戒指，确定订婚关系后，小妹终于忍无可忍，她再一次鼓动姐姐一起出逃。
    所幸，这一次，她们逃走了，一路来到伊斯坦布尔，投靠了自己的女老师。当拉雷敲开女老师的门与她拥抱时，全片结束，留下我坐在屏幕前，心里五味杂陈。

    纯洁的戏水成为“荡妇羞辱”的理由，自由青春在迂腐陈旧的伦理面前抬不起头，这并非《野马》的艺术创造，相似的场景镜头，在我们的生活中也绝不见少。
    影片中二姐塞尔玛因为新婚初夜没有见红，被连夜拉到医疗所进行检查，当医生问她是否有过婚前性行为时，她说：“我跟全世界都做过。”她穿着洁白的纱裙，躺在床上让医生检查，面无表情地吐出这句话的时候，内心该是多么耻辱又多么绝望。
    这不是艺术手法，这就是现实。
    当我以为时代在进步，当我以为种种压迫已经让女人意识到反抗的重要，当我以为我们应该掌控自己的思想灵魂时，他们却在热议“贞操是不是女人最宝贵的陪嫁”，在告诉我当一个好妻子、好妈妈最好的归属。当我的心里装着宇宙与星辰的时候，社会却试图用“从属者”的身份把我绑在尘埃和泥泞中，不得翻身。连自己的身体都掌控不了，我们还在谈什么可笑的女权？

    《野马》中除了懵懂却勇敢的五妹，还有一个不得不单独提及的角色，卖水果的小哥拉辛。当五姐妹在公路上拦车追巴士时，是他载着她们去了球场，在小妹决心出逃后，是他友善的教会了她开车，在最后，当四妹和小妹从家里真的逃出，又是他，把她们送上了开往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拉辛就像黑暗牢笼里的一道光，童话故事里的骑士，在少女们的反抗之路上，尽自己最大的善意和努力，做了助推。
    拉辛在车窗外和拉雷挥手告别的时候，我难以抑制的热泪盈眶。
    愿也有运气遇见这样的光，你我在奔向自由草原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