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

已经是第三次看《恐怖分子》。 笔者在前两次看本片时昏昏睡去，断断续续的影像留在脑中，不清晰的像半个梦。2016年，距影片上映已有三十年，才算真正看完它。 影片中人物不少，起初看似并无关联，但随着剧情推进而线索明晰。几条支线纠结在一起，日常与无常的碰撞，成为结尾枪声的导火索。 主要想谈谈片中李立群饰演的医生李立中，他是最大的受害者，也是悲剧的共谋犯。

他是个寻常的中年男人，在一间医院工作。如他所言，和同事小金一起进院，没什么背景只得靠自己努力。本来有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可以去，但因为不太稳定想想也就算了。 组长的意外死亡给了他晋升的机会，生活有了一点起色。 为了获得更大的胜算，一向无害的李立中在小金背后说了闲话，把已逝组长的过失加在其身上，并报告给了主任。 当希望的天平向他倾斜之际，李立中的家庭却暴露出问题：身为小说家的妻子突然失踪了。 焦急万分的他向任职警察的朋友寻求帮助，得知妻子下落后才稍稍安心。 从李立中与朋友的对话里可以了解到，他平时并不善于维护社交关系，在紧要时刻才想起联络旧友。

妻子周郁芬归家，李立中本是欣喜的，赶忙帮着她收拾书柜，却得来妻子要搬出去住的回答。 此时两人有了真正的正面冲突。 作家妻子不甘平庸的欲望，在那一刻爆发： “我很讨厌上班的生活，我怕一辈子就那么过。你知不知道？我一个呆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去想那些诗情画意的句子，因为它可以让我忘掉那些痛苦。你到现在还是不懂，你永远都不会懂，你每次不是误解我，就是责怪我…… 你早就习以为常，日复一日，重复来重复去的东西，我关在小房间里，就是要逃避那些毫无变化的重复。这些你明白吗？你不明白？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想起叔本华的一句话：人生就是一团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痛苦，得到满足就会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徘徊。 没能满足妻子欲望的李立中，助推了这段爆炸式表白。 此外，从妻子和金士杰饰演的老情人的对话中，也能得知她认为丈夫对自己是忽略的。她觉得丈夫从不问起自己的过去并非出于信任，而是因为不感兴趣。

单方面看，这可能是一个敏感女人的过度解读，但当主任问李立中的妻子写的是什么小说时，李立中以“不看小说，也不清楚她写的是什么”回答，暗合他确是对妻子缺乏精神关怀。 那么，沉闷的医生丈夫与富于幻想的小说家妻子，一开始是如何结合？ 猜想李立中心中也怀有冒险的火苗，当他遇到郁芬时，发现自己追求的勇气在这个女人身上强烈绽放。这一直追寻却不得的特质如海妖的诱惑，让李立中放手一搏想要占有她。

但性格哪是一个瞬间的决心就能转变的。真正在一起后，二人由于习惯、追求、沟通不畅等原因一直积攒着不稳定因素。 影片中李立中在卫生间摘手表、挽起袖子洗手的画面屡次出现，既是一个医生的职业习惯，也是他强迫症般重复生活琐碎的剪影。 李立中习惯重复的日常、不善交际，这让他内心的欲望和不满被不断压抑。然而压抑的东西，迟早有一天会爆发，医院的人事通知就是直接导火索。

以为影片中现实线的结局会对应妻子小说的情节：丈夫面对出轨的妻子，选择杀妻后自杀。毕竟从李立中的角度来看，出轨的妻子、妻子的情人、没有选择自己的主任，这些人才是该死的。 妻子离去、工作晋升也无望。现实的绝路与对自身懦弱的愤怒，让李立中把枪口对准了自己。既然身边的人和事都在辜负，那就对自己更坏一点吧。

似乎说的太多就破坏了留白之美，但是不沟通，就失去理解的可能。纵然世界上有这么多人，说着这么多话，但能完全理解彼此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互相交织的巨大暗潮将个体或推向希望，或推向深渊。 蔡琴的歌声响起，电影进入尾声。但生活还要继续，它在日常与无常间碰撞，在痛苦与希望中交替。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也是自己或他人的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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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通过不同的角色和与之相对的独立情节，抽丝剥茧的还原一个在日常下暗流涌动的故事。魏德圣说过杨德昌平时是一个温和长辈模样的人，一旦进入片场，就变成了吹毛求疵的凶悍艺术家。就像这部电影一样，日常是宁静祥和甚至略有诗意但表层下具有相当的侵略性。

故事中所有角色都是有所关联且不稳定的。与恐怖分子这个非日常标题不同的是，故事中的角色仿佛都离我们很近，热爱摄影的富二代、叛逆的少女、面对家庭和事业双重危机的中年男子、在婚姻生活中挣扎的女作家。这些角色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看似没有联系的人物之间相互影响，也暗示了事件在现实下可发生的合理性。导演想要表达的是现代文化生活下的不平衡和不稳定的生活，传达出每个人的绝望、悲伤的情绪，同时把隐藏的不安带给观众。

电影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统一。这部电影的构图带有杨德昌导演一贯表现的手法，空间表达精巧。影片一开头就是一个固定机位的长镜头，伴随着警笛声，一辆警车随后从右上方直插入画面，随后消失在左下。这一开场直接奠定了影片的基调。

开场

故事向后展开，人物大部分都在一个封闭、独立的坏境中，外景的空间尤其的少。巴赞认为荧幕应该是窗而不是框。窗只是临时性的遮挡，而窗外的空间是无尽的。这样的做法让人物活动成为外部空间的唯一联系。

公司环境

公司环境

杨德昌利用电影框架限制，造成空间的割裂，借助门、窗等加剧这种割裂感。这样既拉近了观众与人物之间的联系，又把人物的个体性凸显了出来。利用有限的内部空间表达无限的外部世界。

人物关系

人物关系

回到故事结尾处，男主李立中冲破了道德和社会规则的束缚，夺回自己的自由意志。盗取朋友的枪杀领导、杀妻子的情人，却没对妻子下手。镜头一转，观众发现之前这一切只是臆想。最后呈现给观众的，是对比之下更悲情的结局，他最终还是选择自杀。

自杀

《恐怖分子》上映于1986年，正值台湾电影新浪潮期间。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代表导演，杨德昌可以说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后期风格的继承者。现实、想象或潜意识交织在一起，把现实中非理性的一面呈现出来。影片中角色都是城市的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内心的恐怖分子。

我升职了

电影名字叫做恐怖分子，但事实上整部电影里除了最开始的一段警察抓捕犯人时，街上断断续续的枪声之外，便只有最后的那一声枪响了。 这个被生活社会压力所逼迫最终拿起枪试图报复，最终却发现只有自杀的勇气的丈夫或许可以说是恐怖分子；那个困居家中到处打电话恶作剧的少女或许也是恐怖分子；而那个始终觉得丈夫理解自己不愿意公平地对待丈夫的妻子或许也是一个“恐怖分子”，是一个真正的“恐怖分子”。 这才是电影被隐藏起来最悲伤的地方：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觉得生命中重要的人并不理解自己。这个人或许是父母，也可能是伴偶，也可能是情侣，或者是朋友。 生命中，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敢看杨德昌的电影，因为太锋利了。

他的作品就像是一把把尖刀，冷冷地插进城市的腹部，撕开一道道伤口，流出汩汩的血。

而其中最锋利的那把刀，当属《恐怖分子》。最近重看，又一次被深深地刺痛。

今天，就想和大家聊聊这部电影。

如果你曾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凝重而难以释怀，也曾为《一一》的深沉而唏嘘不已，那么一定不要错过《恐怖分子》，不要错过那个最锋利的杨德昌。

如果用颜色来形容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应是昏黄的，像一段摇曳的旧时光；《一一》则是暖橙色的，明亮、克制、不乏温情；而《恐怖分子》无疑是暗红色的，藏匿着一种伺机发作的不安。

这种骚动的暗红，不止在心里，更直观地体现在视觉上。

如果你仔细留意的话，就会发现片中的红色是无处不在的。

它是李立中家里卫生间的颜色，每天下班，李立中进门的第一件事，便是径直走进去，摘下手表，挽起袖子，洗手、洗脸，像是在履行机械生活里的最后一个步骤。

它是医院窗帘的颜色，同事们在这里冷漠地谈论着同事的死亡，也为了争夺组长的位置，互相倾轧。

它是小强和女友因为照片中的女人争吵时，不停摇晃的灯泡的颜色。

它是淑安阴郁压抑的家中，母亲衣服的颜色。

它是暗室里，挂满了偷拍照片的墙壁的颜色。

此外，最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它还是剧中人的“脸色”。

不知是胶片的陈旧还是刻意的打光使然，这次重看时，我发现剧中人的脸上，时常会泛着红光，特别是在发生争吵和隔膜的时候，尤为明显。

红色，就像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永恒的注脚。它并不刻意的抢戏，但又始终潜伏在角落里，默默地散发着幽微的光。

那么，红色究竟代表着什么？

在我看来，它代表一种警告，那是杨德昌在每个并不起眼的关口，提醒着我们，危险的种子已在此刻埋下。

那每一处红色，都是无意而为的因，而影片的结局，则是无法避免的果。

这就是杨德昌，一个死理性派导演。

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看他的电影，很像是在看一篇批判社会的论文，那么观点明确、有理有据。

这和侯孝贤有很大的不同。

侯孝贤是没有观点的，他不在意这个，相反，他希望营造的是一种特别的味道，这很多时候要依靠现场的氛围和演员的状态，来即兴发挥；而杨德昌则是“观点先行”的导演，他的故事是为观点服务的，所以在他的电影里，一切都是设定好的，人物、台词、剧情……通通要指向核心的主题。

而且，和侯孝贤的自然气韵不同，杨德昌是属于城市的。

他的电影延续了安东尼奥尼始终在探索的主题，即城市中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疏离。

但他比安东尼奥尼还要更尖锐、更踏实，后者多注重于文学化的呈现，而杨德昌则试图去解剖城市的遗骸，收集线索，找出幕后的真凶。

正如他在《恐怖分子》中做的那样。

《恐怖分子》中的城市，是极端冷漠的。

在影片的开始，杨德昌用一系列镜头，为我们不动声色地展现了这种冷漠。

台北，夜晚，一辆警车呼啸而过，穿过肃杀的街道。

巷弄里，一个中枪的男人趴在地上，无人过问。

枪声四起，中年女人仍在若无其事地洗着衣服，对窗外事充耳不闻。

如此“冷眼旁观”的开场，为这部电影的冷峻风格定了调。

而更为冷漠的，还在后面。

影片分为三条线，三组人物，进行交叉叙事：第一条线，是中年男子李立中和妻子周郁芳的婚姻危机；第二条线，是混血儿淑安试图逃离家庭，以行骗为生的叛逆生活；第三条线，是酷爱摄影的富二代小强和女友的分分合合。

这三条线，看似没什么交集，他们虽身处同一个社会，却又活在彼此不同的世界。

可是，机缘巧合，这三条线却出现了一次意外的交汇。

也正是这次交汇，将这个故事引向了一个无法挽回的结局。

那是怎样的一次交汇呢？

它来自一通匿名电话。

谁打的？

淑安。

打给谁？

淑安被母亲锁在了家里，闲极无聊，她便在电话本上随意找了个号码，而接电话的人，正是周郁芳。

都说了些什么？

影片没有明确交代，但根据剧情可以推测，淑安谎称自己是李立中的情人。

就是这样一通恶作剧电话，给李立中原本就已岌岌可危的婚姻，带来了致命一击。

而讽刺的是什么呢？

周郁芳在听到丈夫有了情人的消息后，并未感到悲伤，反而更确认了“自己已不爱丈夫”的事实，于是当天便搬出了家。

而李立中从小强那里得知了这通电话的存在，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以为妻子的离开是误会了自己，可是，当他找到妻子试图解释时，却发现妻子根本并不在乎，这令他感到绝望，也才有了最后的悲剧。

应该说，这通电话是完全偶然的。但杨德昌想要表达的，正是这种偶然之下的必然性。

他想要告诉我们，城市中人与人的情感，是如此脆弱，甚至一通偶然打来的电话，都可在顷刻间将其摧毁。

为什么？

因为条件早就具备了。

而电话只是个导火索而已，总会有人打来的。就算没有电话，也会有纸条，有短讯，有陌生女人的来信，最后即便什么都没有，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因为在那些红色出没的段落里，危险的种子早已经埋下，只等待时机成熟，破土而出。

那是些什么样的种子呢？

是李立中对妻子的表面顺从，实际却漠不关心。他为了挽回妻子，不惜陷害同事，不惜处处忍让，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认真听过妻子内心的想法，而只是活在自己臆想的完美丈夫的角色里。他以为妻子的离开是因为自己事业不够好、是因为写作遇到瓶颈心情低落，但通通都错了，直到最后一个理由——匿名电话——也被推翻的时候，他终于彻底崩溃。

而周郁芳播下的种子，是她的自由天性与婚姻制度的根本冲突。她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厌倦一成不变的生活，为了改变，她步入婚姻、她开始写作、她想要一个孩子，最终，同样是为了改变，她选择离开循规蹈矩的丈夫，投入情人的怀抱。

淑安是一个亚美混血儿。她的身世，是台湾历史上的一段悲剧。当年，越战期间，有超过20万美军驻扎在台湾，与台湾女子生下孩子。后来，美军撤离，留下了这些“生父不详”的混血儿。而淑安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她和母亲的关系才会那样疏离，所以，她才会拼命逃离家庭，逃离无聊的生活，寻求刺激。

小强是个富二代，父母常年不在家，他酷爱摄影，他冷眼旁观这个世界。他可以为追寻照片中的女人而丢下女友，但当追求淑安而不得后，他又回到了前女友的身边，就像是只有在没钱的时候，才会回家一样。

此外，还有老谋深算的医院主任、设计仙人跳的大顺、趁虚而入的周郁芳的旧情人……

每个人都是冷漠的，每个人也都是自私的。虽然自私的理由各有不同，有的因为愚钝，有的因为欲望，有的因为身世，有的因为狂妄。

可最终，它们却共同构成了一条隐性的因果链，如果缜密的设计一般，导致了最终悲剧的发生。

这里面，没有人真的做错了什么，也没有任何调解的可能，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一步步酝酿、成型、爆发。

这才是最最令人绝望的事情。

即便这样，杨德昌似乎觉得还不过瘾。

他为影片设计了两个结局，就在我们所有人都以为李立中终于像个汉子一样，举起枪，报复性地杀死了那些伤害他的人，而获得了一种宣泄般的快感时。镜头忽然一转，我们看见，李立中头部中枪，躺倒在水池边，血液顺着后脑汩汩而流，依然是阴郁的红色。而其他人安然无恙。

原来，那些不过是幻想出来的情节，或是周郁芳小说中的描述，而李立中真正的结局，很简单，他杀死了自己，如同影片开始那个中枪的男人一样，躺在这座冷漠的城市里，从此不再有人过问。

那一刻，音乐响起。只听蔡琴唱着：“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请暂时收起你的冷漠。”

这实在是过于悲哀的乞求了。

在这座城市中，还生活着无数的李立中、周郁芳、小强、淑安……他们只是过着自己向往的生活，却又在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中，成为了制造恐怖的因子。

无论怎样，恐怖分子已经养成。

只不过这一次，他的枪口对向了自己，而下一次，或许就是那个幻想的结局，成为现实的结局。

面对这样一部电影，我第一次那么渴望地说出这句话：我所说的，都是错的。

可是我也知道，杨德昌一定不会说出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