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恋人

剧本没有出彩并且略显简陋的地方，哥哥的国语宣言听起来也不自然，但哥哥的演技，他的每个表情动作完全让人忘记了他国语表达上的欠缺。这算是哥哥第二次演这种和他以往形象相差径庭的角色，第一次是新上海滩。但无论什么角色哥哥都能表现到极致，每个角色都会被打上张国荣的特殊的烙印。用导演的话说张国荣是用生命在演戏。

    《红色恋人》是1998年八九月份公映的，我大概是在大学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开学后在电影院看的。学生票貌似是15元。当时看后的感受并不很深，自己那时也没有更多的评价能力，作为初级影迷只是觉得尚可。片刻之前，我在数字电视的CHC“家庭影院”频道重看了一遍，竟然颇有感触。很想一吐为快。
    这次重逢相隔了九年，九年的两岸，是19岁和28岁的我。前者只是单纯的观众心态，后者则更多地理解了创作者的意图和影片的本质。
    叶大鹰拍此片是很有野心的，他也拍得很用心，否则最起码得不到张国荣的认可。作为革命者的后人（叶挺将军的孙子），叶大鹰动用自己的全部能量储备和艺术创作能力意图表现一种革命历史中人性化色彩的浪漫主义，他的尝试其实非常诚恳。故事的表现也是对观众负责的，虽然现在看来诸如色彩、服装、配音等并没有做到最好，但是在当时的电影业现实条件下已属难能可贵。但是值得同情的是，当时过于保守的舆论却给了叶导这位敢于尝试的创作者很多无理、无聊的批评。
    值得思考的是，那时被批评的元素而今已经成为国产片中习以为常的现象。
    有人批评《红色恋人》用香港演员演内地电影不伦不类，那些人肯定更没想到现在的国产片可以让中日韩三国人一起用普通话担当主角，港台演员何妨呢？而且这么干的人还尽是拿过金棕榈或金熊的第五代。
    有人还质疑好莱坞编剧参与剧本加工使电影低俗化，他们大概在中国电影里看到了好莱坞常用的商业桥段而大惊小怪——但今天张艺谋的古装大制作已经在用整齐划一的丰乳奇观和大张旗鼓的暴力场面来震慑好莱坞及其欧洲市场，况且连主流媒体都大呼小叫地把国产片冲击美国奥斯卡当个事儿！
    有人那时还对革命题材的商业化耿耿于怀，不希望看到银幕上的共产党变成能谈恋爱、生孩子的活人，那么现在他们一定会很奇怪，因为《云水谣》不仅示范了主旋律的成功商业化，甚至还让共产主义革命战士谈了一场刻骨铭心惊天地泣鬼神的恋爱！
    所以，《红色恋人》是一次不可替代的勇敢创作。它通过电影故事片形式对中国主流精神的人性化阐释是具有先锋意义的。关于革命、历史、战争题材的电影创作，至今能够以情动人令人难忘的作品中，叶大鹰是不能被忽视的。
    对于革命理想主义的理解，可以有很多层面，但是普通观众对能理解和接受的莫过于那种人情味儿的“英雄”了，假如《勇敢的心》中华莱士不是那么有情有义、侠骨柔肠，恐怕他高喊“自由”的时候人们也不至于那么激动了。蜘蛛侠、超人深受喜爱也是因为他们身上有最平凡朴素的情感。
    《红色恋人》中的靳，是导演塑造的自己心目中的革命者，他当年在巴黎学文学，认识了学音乐的妻子，妻子引导他加入了革命，而后因革命失去了妻子，他变成了无畏的斗士。这与华莱士几乎如出一辙。之后，靳与秋秋成为革命的搭档，他们之间因为一种志同道合、有共同信仰的生死情谊又成了一对真正的爱人。秋秋与美国医生又有着一种有缘无份的怅惘情缘。这有点类似《卡萨布兰卡》。最后美国医生出于一种朋友情义救助秋秋，并在他们双双死后收养了他们的孩子。孩子又象征着未来，她的名字竟然叫做“明珠”，而影片结尾是跳出故事空间的现代上海外滩著名的“东方明珠”塔的画面……这就有点过于直白地显露主题了。
    我最认同和欣赏的，还是结尾之前的一段。烈士遗孤，小女孩在解放了的上海街头不由自主走进解放军舞红绸的欢庆队伍，美国医生养父的旁白说：我仿佛在漫天飞舞的红色里看到了一种浪漫，靳和秋秋为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生命书写进了这红色的历史中。（大意如此）慢速的画面中，红绸、红纸片飞旋的秧歌队伍中，靳和秋秋在阳光下满脸洋溢着青春的欢笑在跳动……
    这也是我对革命的某种理解，除了历史课本上讲的那些前因后果、背景条件，我更愿意相信，是一些充满情感的仁人义士，把信仰与全部情感及智慧以致整个生命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当中，才最终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重生。
    他们是英雄，是理想主义的不死之魂，是最有情感、信仰的人，拥有最自由的灵魂——值得我们用更多的电影去歌颂、去追忆……去感动世界。
(2007-04-14 左加菲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46c31d010008av.html}

一个惊心动魄的炎夏
　　从来没有关于哪个夏天的记忆，如同1998年这样鲜明而清晰。仿佛是一台老式的闪光灯在头上突然爆出炫目的光芒，一瞬间，铺天盖地，整个世界都遍布着关于《红色恋人》这部影片的消息。那时候，即使是对电影不太感兴趣的人，也都知道有那么一部香港明星扮演共产党员的革命爱情片正在拍摄中，纵然《泰坦尼克号》正在影院里华丽地沉没，消费着多少少男少女的眼泪和感动，《红色恋人》仍然吸引着大家的眼球，并引发一波一波关于香港演员、美国编剧和革命后人导演的讨论。
　　那时候，网络正在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通过网络来进行交流，当然也包括来自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操各种不同语言的张国荣影迷。未经受过大陆革命片一贯模式洗礼的外国和港台影迷们，对靳这个角色充满期盼，认为他首次扮演这样一个有政治立场、又充满儿女情长的大陆共产党，新鲜又有挑战性；而从小无数次在屏幕上见识过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从身体到感情全部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英雄共产党员形象的我们，则不能不多了一层隐忧：从小在香港生长、接受英国教育的他，能把握好共产党员的感觉和定位吗？
　　虽然他已经从影二十年，在那个时候，我们竟然找不出任何一个以往的角色形象可以做参考。宋子杰？太稚嫩了吧。许文强？太酷了吧。宋丹平？太文艺了吧。程蝶衣？太偏执了吧。十二少？他……他懂什么叫政治吗？！何宝荣？你你你，再开玩笑我跟你急啊。……何况我们心目中的共产党员，哪个不是浓眉大眼，国字脸，身穿简朴的土布黄衣服，脚下蹬一双布鞋？把这身行头往他身上一套，怎么感觉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那时候，内地的报道热火朝天，港台和国外的反应难免慢着半拍儿，便由大陆影迷不时第一时间将新闻报道搬上网络去分享。一张定妆照，也足以令大家惊喜和讨论半天。
　　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靳”的模样，是在《大众电影》的封二彩页。他穿着虽残旧却很整洁的棉袍，围一条长围巾，半跪在雨地里聆听女主角隆起的腹部。就只这一眼，我便已经打心眼儿里接受了这个角色。这个人和香港明星张国荣搭不上半点儿关系，他的头发被雨水打湿，一缕缕挂在额上，他那布满了胡碴的沧桑面容上写满了忧患与怜惜，完全是一个有着丰富情怀和执着信念的旧时代文人。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家，其实有很多就是这个样子的吧？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不错的家世，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而放弃了安定的生活，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成为新中国的开创者和领导者。谁说共产党员就一定是浓眉大眼，国字脸，身穿简朴的土布黄衣服，脚下蹬一双布鞋？
 
　　那时候，似乎整个夏天的平均温度都因这部电影而有所升高，我就在这样的炎夏里穿街过巷，去享受关于这部电影的每一点报道。在报摊上翻开杂志——呀！是他的头像，配以密密麻麻的对《红色恋人》的采访和报道；在书店里看到广告——呀！《疯狂英语》出了《红色恋人》的原声磁带，听说这部电影是百分之八十的英文对白；在影院门口望见海报——呀！足有三四层楼高的宣传画，张国荣一张侧脸占去了三分之二，需仰视才见……即使是回到家里打开电视，也时不时可以看到中央六套电影频道滚动播出的预告片。那是中央台第一次播放电影的预告片吧？我仍然记得，素袍长巾的靳提着皮箱从烈火滚滚的废墟中走出来；我记得他站在火车头上给学生做演说，坚定的眼神，自信的神情；我记得他发病疯狂，抽搐着倒地；记得在大雨中，他与爱人的诀别……

　　“如果我不能骄傲地活着，那么我选择死亡。”
　　8月28日，《红色恋人》在全国范围内首映，将这股燃烧了整个夏天的红色浪潮推向了顶点。
　　为配合影片在国内的宣传造势，一向极少参与影片宣传的张国荣也来到大陆，奔走于各个城市出席各种采访和首映典礼，也登上中央电视台参加了访谈节目。就好像《红色恋人》塑造了一个与大家心目中大相径庭的共产党形象一样，张国荣的数次露面也完全地推翻了他因《霸王别姬》等影片而给大陆人留下的柔美孱弱的印象：动作虎虎生风、性格爽快大气，接受采访时更加妙语如珠，使采访记者们如获至宝，也令很多以前从未有机会和他接触的大陆媒体好评如潮。
　　还记得在北京的首映式上，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媒体瞩目的焦点，所有的人都赶着向他提问。他说：“大家不要总问我，我们剧组里的人都很出色，你们应该多问他们。” 他介绍扮演他女儿的叶丹丹为大家朗诵了一首诗，小丹丹看来是准备过，但是朗诵得还是不流利，许多人都笑了，他不笑，一直看着她，用充满鼓励的眼神。估计下一个问题该提问梅婷了，他悄悄将手中话筒递给身边的梅婷，并主动替梅婷抱过她的花束，示意梅婷准备回答。抽奖抢答的时候，主持人问一个观众叶大鹰导过的三部电影是什么，观众说了两部之后卡壳，眼看着冷场，他站出来说：“我做个动作提示你一下好不好？”然后夸张地吸气，呼气……观众想起来了：“是《大喘气》！”记者采访他，问他叶大鹰为什么找到他去演共产党员的，他笑：“正好我当时闲着。”记者说：“大家都说这部电影演得真好。”他说：“那我要祝贺叶导演。”……
　　我所居住的是一个中小型城市，因此也就没有什么首映式举行，但是仍然有一件事值得期待，那就是市内一家电影院引进了东北地区第一家杜比环绕立体声音响，从而使我有幸能够令我的耳朵和我的眼睛一起享受一场视听盛宴。即使当时我的心潮完全被剧情所激荡，但是如今回想起来，仍然记得靳与秋秋的离别场面中，大雨就仿佛在我周围淅淅沥沥地下着，我仿佛是一个在雨中无处可去的幽灵，默默地看着他与她，就此生离死别。
　　那一天的电影院全部爆满——那是只有在看《泰坦尼克号》时才得以一见的盛况。观众们都很接受张国荣的共产党领导者形象，甚至在靳给群众们做演讲的时候，报以掌声和喝彩。屏幕外的我，望着他站在火车头上镇定自如，话语幽默而又那样富有煽动性，也不禁想到，不知在那久远的革命历史中，有多少年轻人，是为这样富有个人魅力和事业激情的领导者所折服，从而追随着他们所追随的信仰，走上这条革命的道路呢？靳的革命工作，在片中并没有大量体现，毕竟他是一名重病的患者，他的主要任务是疗养而不是工作；但他仍然在家里铺上满地的地图，关心着革命的进展，仍然巧妙地利用美国大夫佩恩的笔，在外国的报纸上为红军作出正面的宣传。无论是在敌人面前，还是在病魔面前，都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不能骄傲地活着，那么我选择死亡！”
　　就像秋秋爱上靳是顺理成章一样，佩恩也深深地爱上秋秋这位神秘而美丽的中国姑娘。她是如此温婉，如此多情，从事着如此危险的工作，却又如此地心甘情愿而又毫无畏惧。平心而论，佩恩是一个很可爱的美国小伙子，但你和我都如此明白，靳是不同的，他已经与革命融为一体，成为秋秋的信仰和力量，这种感情甚至超越了爱与革命友谊，是发肤都恨不得能为之燃烧的一种虔诚。所以当我们看着佩恩跪倒在雨地里，先是被迫，后是委屈地对秋秋大喊出“我爱你！”也只能为他发出一声叹息。而他面前的靳，眼神明澄而镇定，甚至带着一丝怜悯，对着那背叛了革命的叛徒，只是沉声一句：“你不敢开枪。”那种嘲讽和凛然的正气，让秋秋的眼里，观众的眼里，都发出了崇拜和敬仰的光彩。
　　秋秋对靳的感情，并不是一己私爱，骨子里，她是一个合格的革命者。与爱人长相厮守这种平庸的想法并不是她的最终理想，与爱人共同为了革命的胜利而携手前进，才是她希望做到的事情。因此她不惜亲手枪杀了希望能以她来钓出靳这条“大鱼”的亲生父亲，而以怀孕之体身陷囹圄。而被保护的靳，自知生命垂危，即使秋秋仅仅是他的战友，一个年轻、有前途、彻底地忠于革命的战友，也是否要比自己有价值得多？何况从秋秋留给他的信里，他已经明白了一直以来秋秋是怎样深爱着他，怎样承受着被他错认为亡妻的无奈与痛苦……靳做了他最后能做、也是唯一能做的一件事：以自己一条随时可能会走到终点的生命，换回秋秋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大雨中的见面，是那个炎热的夏季里唯一令人感到潮湿而阴冷的回忆。屏幕外的我们都已经明白他们对彼此的爱已经超越了生命，而他们，也都明白此一别就此生死两隔。但再多的不舍，再撕心裂肺的叫喊，终究是不能令那最后的拥抱延长多一刻。那样的雨天，那样的离别，比死更冷，佩恩在狱中见到的秋秋，眼神已经完全空洞。
　　感谢叶大鹰导演，仁慈地舍弃了那些原来打算拍摄的老虎凳、辣椒水等对靳严刑拷打的场面，仅仅以染满一道道血迹的囚衣和被脚镣磨伤了的双足来暗示了靳所遭受到的一切。那是张国荣所有电影中扮相最为残败的一个造型，但却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或许是因为他的表情那么坦然，那么放松，那么……视死如归。明知道眼前是一死。既然挂念的人都已安排妥当，Death is just like returning home。一声枪响，他满身的锁链如他所念念不忘的飞鹰一样舞向天空，与此同时，一声啼哭划破苍凉的气氛：他和她的孩子诞生了。
　　当佩恩带着他们的孩子走在欢庆革命胜利的路上，他仿佛看到了在人群中欢舞着的秋秋和靳，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了他们之间那种真正的浪漫。他们将自己的激情融入历史，对彼此和对事业的忠诚使他们永远值得被铭记。

　　不一样的共产党员
　　关于为什么找张国荣扮演共产党员靳，其实并不是如媒体所猜测是为了炒作，导演叶大鹰告诉我们：
　　一开始没想找张国荣演靳。当时想反映的是早期共产党的形象，会说英语，有文化气质，对物质的感觉很淡。考虑到人物的家庭背景所带来的特质在海外华人中比较容易找到，在内地找难度比较大——咱们四十多岁的党员，一般都属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那种形象，糙的比较多，在文化气质上，真正来自于内心的那种表现人格和精神方面的东西不如外面的演员来得细腻——于是就把剧本拿给香港的朋友，请他们物色。
　　本来考虑了尊龙，后来一听说尊龙的作派特别大，把我们给吓住了。到了香港，没想到香港电影界的许多朋友都一致说找张国荣合适，他能演。我脑子里一直是他在《霸王别姬》和《风月》中的那种形象，根本没考虑过他。后来跟张国荣见面吃饭，交谈的过程中，我有种感觉，这个角色肯定是他的了。他也四十多岁了，年龄正好，不但有那种沧桑的感觉，而且，眼神里有一种平静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当代人常流露的物质的欲念。当我把故事讲给他听的时候，他的眼神有着细微的变化，出现的对于人的关注，对情感的关注，那是用心在体会和感动，使你一下子就能感受到。他表面很柔美，但这些背后却是一种少见的坚韧。他是我见到的最好的演员。
　　起先好多人都担心张国荣能不能胜任，拍完以后，大家都说：除了张国荣其他人谁还能演这个角色！张国荣自己对英语很挑剔，他在英国上过学，应该算我们这些人中英语最好的，但他一定要做到最精确的程度。在拍他讲述妻子那段长镜头时，张国荣先把台词练了以后说可以拍了，他问我：“你要我做什么？”我说：“反正眼泪不能流出来，但是得有。”他说：“你放心吧。”他真是特别能演“抻得住”的那种戏，每一个细微的感觉他都能找到。回放的时候，他说我还能演得更好。
　　张国荣对这个角色，有他自己的认识，他并不想演一个大众眼中已经定了型的“高大全”的共产党人形象，而希望给新时代的观众看到一个不同的红色浪漫革命家。他眼中的共产党人，要有如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那种从容威武的风度，又要有吴宇森那样富有理想和感染力的人格。所以由他演绎出的靳，气质儒雅，情感细腻，不但有临危不惧的勇气，更有灵活敏捷的头脑。
　　影片公映后，媒体对《红色恋人》的剧情褒贬不一，但是对于张国荣的演技，没有人提出具体的反对意见，评论无非是质疑一个生长于殖民地的香港明星怎么能诠释革命志士，正如当年《霸王别姬》开始拍摄的时候，也有人质疑一个性感热辣的青春偶像级人物如何出演老北京的京剧名旦。但是著名演员张瑞芳说：“我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张国荣演的靳，我能接受。”曾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演地下党员李侠的孙道临也说：“张国荣演的靳与我演的不一样，但同样是地下党人的形象”。这两位老一代“红色演员”的评价，比很多头脑被老革命模式的影片所训练和熏陶出的斥责之声来得中肯而有价值得多。

　　其他演员眼中的张国荣
　　论及《红色恋人》的缺点，我个人倒是觉得，片中群众演员的表现，实在可以说是一个败笔。无论是在听靳演讲时，还是在解放军进城时，几乎所有出现群众演员的场面，都可以见到某些人完全没有入戏的表情，有的左右顾盼，有的甚至在窃笑。这不能不说是影片制作的一个疏忽和遗憾。
　　当时的群众演员，大多来自学校，其中有些朋友也曾经写过一些宝贵的只言片语，回忆与张国荣一起拍戏的时光，共同的印象是：此人谦虚，大方，活泼，爱开玩笑。靳在火车头上演讲一节，排练的时候张国荣将“不屈不挠”读成“不屈不饶”，被纠正后，虚心地以各种不同音调大声朗读：“不屈不挠！不屈不挠！”还问台下：“这回对了吧？”在排练中途，他故意篡改台词，将“他们的名字叫：红军！”说成“他们的名字叫：铁道游击队！”引得台下一片欢笑。——一个香港演员，居然知道“铁道游击队”这个典故，可见关于共产党，他在事前做的研究实在不少。
　　那段戏实拍的时候，由于场面大，演员多，花费了很长时间，大家都又累又饿，群众演员鼓噪不安，这个时候张国荣拿过喇叭发表了一通真正的演讲：“我知道大家都饿了，是不是？那让我们再努力一下，把这个镜头拍好，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现在再来试一下好不好？”大家纷纷叫好，这一幕终于顺利拍完。那一次的拍摄使许多群众演员都开始喜欢了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片尾扭秧歌的一场戏，在飞快地学会了扭秧歌之后，他居然，居然，居然在现场教大家跳起了芭蕾舞……
　　与张国荣合作的女主角梅婷，当年只有二十三岁，尚无大银幕表演经验，跟张国荣这样重量级的演员演对手戏，十分紧张，经常要靠张国荣耐心引导。片中有一个情节是靳的癫痫病发作，秋秋为唤醒他的意识，脱下他的上衣，用粗盐粒揉搓他的脊背。结果由于梅婷情绪紧张，用力过度，竟把张国荣的脊背搓破流血，被盐粒一刺激，疼痛可想而知。梅婷吓得哭了起来，在张国荣一再安慰之下，才放松了情绪继续拍摄。梅婷凭秋秋这个角色获得了开罗影展最佳女主角奖，从此银幕事业一帆风顺，张国荣也始终待她如很好的朋友，曾经请她去看自己的演唱会，请她到自己家里吃饭，还把自己的音乐专辑精选送给她。
　　在片中扮演医生佩恩的美国演员泰德•巴勃考克，对张国荣也有极为深刻的印象。日后的回忆文章中，他描述了与张国荣共处的许多细节，例如两人的第一次相见：
　　Leslie是一身黑，穿了一件高翻领毛衣和深色外套，优雅、成熟地坐在沙发上。我以笨拙的姿势和微笑在房中走来走去。他的英文是非常准确的英国口音，令他显得更为高贵和有礼貌。他慎重地询问了一些有关电影的问题、经验，告诉了我他对剧本的看法，我们一同坐下观看了影片的片花。我就像一个不成熟的小孩，希望令自己的兄弟对自身留下深刻印象，不断地评论每一件事。不久，Bob告诉我我那晚表现得极为幼稚可笑和惴惴不安，可是我却认为自己非常轻松而且口齿伶俐，当然，最后我同意了Bob的看法。
　　泰德和张国荣合作的第一场戏就是佩恩前往靳的寓所诊病，撕开靳的衣服查看病情。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没经验，泰德伸手在衣服上一抓，张国荣已经觉得不对：“等等……你以前从来没撕过衣服吗……”于是张国荣抓住他的手，帮他在镜头前放在适当的位置，告诉他不用担心，只管大力撕扯，泰德半开玩笑地说：“那件衣服被我撕开得非常出色，我把它视作我和Leslie友谊的纪念。”
　　之后，我和他的助手及经理人也成为了朋友。你会自然地发现所有在Leslie身边的人都像他的家人一般，他们和Leslie一起工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都非常友善，也非常照顾我。……片场中，只有Leslie能同时说粤语、国语以及英语，因此他能帮助我、导演以及编剧们沟通，他亦帮了剧组很大的忙，因为他从香港带来自己的摄影师，那位摄影师在彩排时拍下了照片以作宣传，这绝对好过我们在拍摄完毕后极度疲累，还要留下继续拍照……他的声线在拍摄期间，永远是冷静的，但是彩排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在酒店房间里遇见的英国绅士Leslie，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的大顽童，我们一起模仿麦当娜……
　　当所有工作尘埃落定，我们共享了一个极为愉快的时光。我在派对看见他时，他剃去了为角色而留的胡子，穿着一身优雅的衣服，就像年轻了十年。Leslie在整个派对中尽情玩乐，我们吃了很多食物和新鲜龙虾，喝了白酒、红酒，拍了无数照片，唱卡拉ok，不停大笑……所有人都很享受……
 
　　永远记得
　　对于张国荣来说，《红色恋人》中的共产党员是他演艺生涯中一个重要角色；对于中国电影来说，《红色恋人》也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它在《泰坦尼克号》来势汹汹的攻势下，仍然取得了两千五百万元的票房，为当年的国产影片保守住了最后一块阵地；其成功的原因如宣传先行、周边产品开发、与国际惯例接轨等举措，也在此后得到了发扬光大，被越来越多的大制作国产片所借鉴和发挥。
　　而靳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正如叶大鹰和张国荣所料，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也在国外扭转了一部分公众关于共产党员的“僵化”、“刻板”、“缺乏教育”、 “不近人情”之类的负面印象，“共产党”这个词随着靳的风采和张国荣本人的风采而逐渐地被他们所接受。2000年，张国荣在日本举行“热•情”演唱会巡回场，演出期间播放了几部电影的剪辑片段，当《红色恋人》的靳在银幕上出现：“此刻，正有一群顽强的战士，正不屈不挠地坚持着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主义，他们的名字叫——”场内的日本观众竟然以熟练的国语齐声和道：“——红军！”
　　2003年，在美国学习期间，我给美国朋友看了张国荣主演的几部电影，令他最为触动的就是《红色恋人》：“我没有想到过共产党员是这样的，以前没有想到过这个方面，他们也是人，是有修养有抱负的人，那种燃烧的生命激情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令人感动……你们真的应该将这部电影好好宣传，或许会令外界对于你们的国家和你们的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2006年，香港国际电影节将《红色恋人》作为开幕电影，向这部八年前的经典作品致敬：“《红色恋人》在公映的当年，就震撼了整个电影圈，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红色’观念和‘革命’意识的针尖对麦芒的讨论。……此剧不仅制作精良，艺术表现力强，而且情节丰富，表演出色……”女主角梅婷受邀赴港参加了电影节开幕式，只可惜影片的男主角已经不能躬逢其盛。
　　“A Time To Remember”，这是张国荣亲自为《红色恋人》起的英文名字。那个时代，那段时光，相信一切曾经经历，曾经被触动的人们，都会记得。无论是激情，感动，永不再来的期盼，还是永难忘怀的回忆，都将深深刻在我们的心底，在每一个蓦然回首的刹那，让我们忆起尘嚣之中，曾有过一双双坚定而沉稳的足印。

“太阳出来了，一只鹰从地面飞向了天空。”——“红色”加“恋人”，“抗战”加“张国荣”，这样的混搭本来就是披着主旋律外衣表现自我。

   从头至尾贯穿影片的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大背景。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红色电影，都不免要表现一下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于改变残缺破碎现实的大路上。这是一条太漫长的征程，因为谁都不知道这“漫长”两个字到底指代多长，也不知道到底会有怎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处于革命末端的人是幸运的，能收获到守得云开见月明的胜利喜悦。而之前呢，以靳和秋秋为例，我们称他们的行为为悲壮的”为全人类的事业而斗争“也不为过，毕竟是超越了”自我满足“的战争。

   革命是什么？革命是无数行尸走肉在某一种要求”先破后立“的精神感召下汇聚而成的时代洪流。且不说这洪流的方向如何，因为最后的胜利享用者们早已将其定性为”正义的、科学的、前进的“。但作为靳这样的领导者，能在一片混沌中坚定地朝某一个看不清形与色的目的地前进，这是真正的勇敢。

   影片在正确路线上做足功课后，终于可以展示更多的东西了。世上从来都有主旋律，但也从来不能没有每一个个体对自我的追求。我总觉得，那些敢于擎大旗者首先得是生不逢时的浪漫主义者，不免想起那个时代的那些俄罗斯用手风琴拉出的革命旧曲子——踏在一片荒芜上，追寻春风沉醉，绿草如茵。有梦想，敢构想，才看得到残破现实和乌托邦之间的距离，才会有了改变的念头。影片中的靳是这样的浪漫主义者，回顾历史，空想社会主义的傅立叶是，穿行黄沙中的切格瓦拉是，我们的马克思也是。只是后世往往处于某种需要将这些人神化，隐去了些最本真的作为人的属性而已——没有对自我需要的追求，何来投射至整个时代的改变的探寻？又何来点燃带动千千万人同行并肩为信仰而战？

   宏大背景和对真实浪漫的挖掘的对比，就营造出了本片布尔乔亚式左翼分子的气质。

   “如果不能骄傲地活，我宁可死。”可以说，影片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全情沉醉并热烈追求美好的生命方式，爱和革命只是其表现形式。

   想起郁达夫曾这样写过：“当这样无可奈何、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处乱走，走到天将明的时候。”若是走着走着就能等来天明那是最好，但痛苦就在于这世界的尽头从来不因谁的主观意志而成为真正的仙境。因此在浪漫和现实的拔河中，我们能见到的美只有昙花一现和消逝于时间。至于那些“亘古的美”，通常只能以惨烈的方式得以保留——白流苏和范柳原得以患难需要一座城的覆灭；卡西莫多只能以白骨的姿态永远抱住爱斯梅拉达；而法国影片《两小无猜》中的于连和苏菲呢，他们也只有在倾注而下的水泥中长长地吻。——永恒即毁灭。

    哪里会有什么永垂不朽，一切到头只会被时间磨得黯淡。电影的最后是死亡和新生的同步，坚定不移地大力弘扬了革命者弦歌不绝的意蕴。但对于每一个个体本身，死亡即永远结束，一转身，万劫不复。

   短暂相拥，只需沉醉，无所谓，即使下一瞬间就是黑暗无边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