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玛莲

说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Italian neo-realism），说过法国“新浪潮”运动（The French New Wave），也要说说“新德国电影运动”（The new German Cinema）。我一直很困惑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名字是如何而来，因为作为倡导革新的文化运动，这些名字实在是没什么新意。

还是英国人与众不同，他们的电影运动叫“厨房水槽现实主义”（kitchen-sink realism），用小学语文老师的话来说，生动、具体、形象并不失幽默又兼具诗意，给英国人点个赞。相比之下，中国人似乎一直比较擅长起名，毕竟在中国给人起名也可以当做职业来谋生了。

莉莉·玛莲这个名字由来非常有意思，一战时候的一名汉堡的教师被征召入伍，随军征战的途中因为相思成疾所以想写一首诗送给自己的爱人。然而，除了自己的女朋友，他还想念另一个女人，号称自己的好朋友。于是他把自己女友的名字和女好友的名字结合在一起，写了一首诗，就是《莉莉·玛莲》。

唱红这首歌的歌手有两个，一个是Lale Anderson，一个是Marlene Dietrich。前者属于活在艺术当中，不闻不问身外事的人。后者立场鲜明，作为德国人，二战一开打就立场坚定地远走美利坚，从此再也没有踏上德国的土地。

历史上，Lale Anderson先录制了这首名曲，一开始并没有收到广泛关注。有一次，在当时已经是德占区的前南斯拉夫，因为德国宣传部门对太多歌曲下了封杀令，每天都有唱片、词曲作品或者音乐人被列入封杀名单。

战争年代，基本物资运输都成问题，何况文化娱乐的传播储备呢。广播员实在没有唱片可以播放，于是从一堆旧唱片中翻出了《莉莉·玛莲》，这一举动改变了这首歌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

曲风悠扬，歌词动人，《莉莉·玛莲》迅速红遍二战的各个战场，从亚欧大陆到非洲草原，从轴心国到盟军阵地，战士们都争相传唱，成为二战最出名的曲目之一。

这时候就看得一个民主的阵营和独裁的阵营之间的区别。因为歌词的内容是怀念爱人，思念家乡，所以迅速地触动了士兵们的厌战情绪。但纳粹的高官坐不住了，希特勒的喉舌，纳粹的宣传部长，一手缔造了希特勒的戈培尔非常不喜欢《莉莉玛莲》所带来的消极情绪，彻底禁止了这首歌在轴心国的传播。

戈培尔对这首歌有多么厌恶，他甚至把歌手和这首歌所有的录制人员投入了集中营，而这些人全部是德国血统的日耳曼人。

法斯宾德这部同名电影是根据Lale为原型创作的。法斯宾德是“德国新电影运动”的领军人物，与施隆多夫、赫尔佐格、维姆·文德斯被称为“德国四杰”。但四人除了生活在同一年代之外，艺术主张和风格流派几乎全无相同。

法斯宾德无疑是四人当中最特立独行的，双性恋者、施虐狂、无节制吸食毒品，他短短仅36年的人生，几乎没有什么是不曾尝试过的。如同他的电影一样，爱得肆虐张狂，态度嚣张跋扈。

同样的态度适用于这部《莉莉玛莲》，之所以说这是一部西方的《霸王别姬》，是因为二者的价值观完全相同，程蝶衣可以唱歌给封建大太监听，给资本家听，给日本人听，但不可以给共产党听，原因不是他思想反动，而是在他的世界里，戏要唱给懂戏的人听才有价值。

Willie也是如此，唱歌是她的生命，在瑞士唱，在德国唱，给平民唱，给纳粹唱，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可以将歌声流传世界。这也是她和爱人最大的分歧所在，艺术是否应该有政治颜色。

在那个年代，《莉莉·玛莲》只是一颗耀眼的星星，在他的背后，黑暗的星空无边无际。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著名的女导演里芬斯塔尔，作为电影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她的一生饱受诟病，原因是她帮第三帝国拍摄的《意志的胜利》三部曲。

里芬斯塔尔本人声称，她是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人，但三部曲的巨大成功以及给当时人的震撼，还是让她身败名裂。二战之后，几次被调查拘禁，也几次被囚禁入狱，甚至还有逃狱的经历。

尽管如此，她依然被法国庇护，后半生依然从事电影工作，但身心的巨大创伤让她在没有企及自己原有的高度。生命是顽强的，战后的里芬斯塔尔曾经在水下拍摄和空中拍摄时候都经历过心脏骤停，却顽强地活了下来，终年在101岁。

电影史上对她的评价一直没有改变过，也再没有人关注她的作品，作为一个艺术家，这大概是对她最大的惩罚。我们看《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因为哥哥的关系从不会对他的行为有任何偏见和贬低，我们看《莉莉·玛莲》中的Willie，因为她塑造的美好形象，也不会对她品头论足。

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从不会理性地评价这些有叛国或助纣行为的人，也没有人会设身处地地思考他们的行为动机。做英雄很威风，但绝大多数的我们不是英雄，于他们而言，对艺术的坚持该是他们做的最英雄的事情。

在《莉莉·玛莲》中，男主角最终没有坚守和Willie的爱情，当Willie满身疮痍甚至经历了生死逃出德国，看到的是男主角在演出后台抱着另外一个女人。那一刻她所有的信仰和执着都瞬间崩塌。

Willie最终一个人离开了，带着对艺术的执着和爱情的绝对，那背影是千千万凡人的勇气都不可比肩的。

以此文献给勇气卓著的人们。

个人影评公众号

《莉莉·玛莲》是德国大导演莱纳·威尔斯·法斯宾德于1981年拍摄的一部电影。影片讲述了二战时期德国歌女Willie和瑞士犹太作曲家Robert Mendelsson之间的一场爱情悲剧故事。Willie和Robert在瑞士苏黎世相恋，而Robert的父亲David Mendelsson则是一个帮助犹太人逃离德国的地下组织者，他不同意儿子和Willie的恋情，于是设计让Willie陪Robert前往慕尼黑执行任务，同时在借据上制造手脚，使Willie在返回入境时被瑞士关卡拒绝。Willie只好一个人返回德国重操旧页，为了生存不得已和一些德国军官交往。在德国军官Henkel的帮助下，Willie和落魄钢琴师Taschner录制了一首《Lili Marleen》，经贝尔格莱德电台播放后传遍德军前线，歌中勾勒出的故乡情人形象激起了无数德军士兵的思乡情愫，Willie一时间成为德国举国闻名的明星。回到瑞士的Robert潜回德国和Willie相聚，不想却被纳粹所抓。Willie为营救Robert冒死接收地下组织的安排拿到了德军屠杀集中营战俘的胶卷，并用胶卷换回了Robert的性命，Willie因此被捕。然而Robert却误以为Willie背叛了他，投靠了纳粹，对于营救Willie置之不理，当他父亲告诉他真相后，Robert冲入电台利用德军对Willie的喜爱向德军宣布Willie已经被纳粹杀害，纳粹迫于压力重新让Willie登台演出以戳破谎言。战后Willie回瑞士，发现Robert已经成为一个名扬天下的音乐家，而且已经有了妻子Miriam，Willie只好黯然离去。以上是《莉莉·玛莲》的大致情节，接下来我将从三个层面对《莉莉·玛莲》作一解读。

女性至上

法斯宾德是“新德国电影”四大导演之首，在他37年的短暂生命里，留下了39部电影、3部短片、2部电视剧以及大量戏剧作品。而这些电影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讲述女性在大历史中的故事。1979年的《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1981年的《劳拉》《莉莉·玛莲》和1982年的《维洛尼卡·弗斯的欲望》被并称为“女性四部曲”[1]，影片都赋予女主人公的命运以罕见的历史沉重感，《莉莉·玛莲》更是四部电影中的经典代表。

影片中的Willie是一个坚强、勇敢、独立而又富有正义感的女性形象，为了爱情可以奋不顾身的帮助地下组织者拿到纳粹屠杀集中营战俘的胶卷。而反观影片中的很多男性形象，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却有不少的瑕疵。Robert的父亲David为了达到拆散Willie和Robert的目的不惜栽赃陷害Willie。从电影中可以看出David是一个上层人士，Willie因为关心Robert而去找David，Willie向David作自我介绍却被David毫无礼貌的打断，并说：“这一点罗伯特也非常清楚，我没有必要和你认识。”表现了对下层歌女Willie的不屑与粗鲁，因此其后David介绍同为上层人士之女的Miriam成为Robert的妻子也就顺理成章了。

而让Willie喜欢上的Robert，尽管是一个十分勇敢的地下活动者，但在对待Willie这一点上却表现的言而无信、多疑和不信任。影片开头Willie被迫滞留德国以后，Robert答应想办法将其赎回。当地下组织再次需要有人前往慕尼黑执行任务时，Robert主动请缨，在说明理由时说：“我爱她，我想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还有她站在哪一边。”这时镜头由远拉近，聚焦在Robert的脸上，十分巧妙的表达了Robert眼神中的怀疑和不信任。Robert与Willie见面时以同样的话询问了Willie的立场，Willie回答道：“只要我活着就一直站在你这边，但我很难决定生活方式……我需要你来帮助才能决定”。这时Robert才开始相信Willie，回到瑞士后为了筹措6800法郎赎回Willie还主动去酒吧弹钢琴挣钱，没过多久，在认识Miriam之后就放弃了这项工作，可怜Willie此时还在德国无依无靠等待着他的赎回，从战前等到战后都没有等到那一天。

与影片中的男性形象相比，Willie则显得更加让人同情和尊敬，为了生活不得已和纳粹产生联系，却并没有因此丧失良知，积极帮助地下组织者获得纳粹屠杀集中营战俘的胶卷。战后Willie回瑞士，发现Robert已经成为一个名扬天下的音乐家，而且已经有了妻子Miriam，Willie只好离去，那哒哒的高跟鞋声越走越快没有丝毫的犹豫。法斯宾德电影注重塑造女性形象与60年代西方世界盛行的妇女解放运动密不可分，表现在电影理论上则是“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的盛行，除此之外，法斯宾德还是一个同性恋者。除了女性电影之外，法斯宾德还是最早涉足同性电影的导演，女性和同性恋者都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从这个角度来看，法斯宾德注重女性的视角也就不难理解了。

战争与音乐

谈《莉莉·玛莲》这部电影免不了要谈一下音乐，《莉莉·玛莲》电影的名字本来就是取自同名的歌曲。今天谈起二战中流行的歌曲，最为国人熟知的大概是《喀秋莎》，实际上当时有一首真正流行的歌曲，在轴心国和盟国的军队中都有很高的传唱度，这首歌就是《莉莉·玛莲》。歌词由Hans Leip写于一战中的1915年，他当时是一名被征召到德军俄国前线的汉堡教师。Leip组合了他女朋友与另一名女性朋友的名称，即莉莉与玛莲，诗意地组合了莉莉玛莲这一个人名。这首诗题为“Das Mädchen unter der Laterne”（《路灯下的女孩》），战后收入了他在1937年出版的名为《Die kleine Hafenorgel》的诗集中。1938年作曲家Norbert Schultze为这首诗谱曲，改名为“Das Lied eines jungen Soldaten auf der Wacht”（《一个年轻的士兵值班之歌》）。Norbert Schultze又找女歌手Lale Anderson演唱，并在1939年灌制了唱片，但是由于战争爆发，唱片只出售700张。1941年德军占领南斯拉夫后在贝尔格莱德开设电台进行广播，无意中播放到了这张唱片，这首歌大为前线士兵欢迎，因此得到不断的重播。随后其他地区的德军电台也播放这首歌曲，在德国后方也广泛流传。但是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不喜欢这首歌，认为是靡靡之音，瓦解士兵斗志。1943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之后，戈培尔下令禁止演唱这首歌。Lale Anderson和这首歌的其他一些相关人员也一度被关进了集中营。然而这却并没有阻止这首歌的流传，不仅德军喜欢听，盟军士兵也喜欢听，不久之后，英国、美国、苏联纷纷推出各自改编的《莉莉·玛莲》，通过广播给前线的士兵送去慰藉。而这部电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以Lale Anderson和她所演唱的歌曲《莉莉·玛莲》为故事主线的。

电影十分注重音乐与画面感的制造，每次《莉莉·玛莲》的音乐响起之前，都是一阵机枪扫射，坦克轰炸，血肉横飞。而当歌声响起之时，所有的一切都已经陷入了平静，炮声停了，枪声静了。深深的战壕里，冒着烟的土丘上，淌着血的河流旁，行进的火车中，寒光照耀的机枪下，每个士兵都停止了手中的动作，或抬头仰望星空，或目视夜色笼罩的远方，伴随着歌声陷入了沉思，那眼神中满是对故乡亲人的想念与期待战争结束的幻想，大概只有那一首诗可以描绘这样的场景：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歌声过后，又时不间断的轰炸，撕心裂肺的尖叫，燃烧的草木，崩塌的建筑物，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那种充满死亡味道的气息，只有这时候才能理解“战地风来草木腥”的残酷，画面的迅速切换充分展现了战争的残酷性。电影对原歌曲中的歌词有小幅度的修改，加入了呼唤停战的部分，与整部电影的情节进展节奏配合的恰到好处。

历史上《莉莉·玛莲》一度被禁，却由于士兵们的强烈要求而重新播出，这在电影中也有相应的表现。Willie前往前线慰问士兵，演出结束后，军官Henkel宣布今天是帝国总理希特勒的生日，要求士兵们高呼万岁，然而士兵们却对此置之不理，癫狂般的高呼“Lili Marleen”，使得Henkel恼羞成怒。Willie由于和犹太人Robert联系被盖世太保发现，歌曲遭到了封禁，Willie的合作搭档Taschner被迫去东线参加对苏作战，Willie去车站送行，火车徐徐开出，一车士兵都不约而同的唱起了《莉莉·玛莲》，一旁的军官根本禁止不了歌曲的传唱。《莉莉·玛莲》跨越敌我双方的传唱也传达出士兵们怀念故乡、渴望停战的普世性，真挚的、能触动人内心深处的音乐不分国界，不分敌我，《莉莉·玛莲》就像士兵们的梦中女神、故乡女郎在血色中，为交战的士兵送去同样的甜蜜和温柔。战争后期，英军、美军、苏军先后填词创造了属于自己国家的《莉莉·玛莲》，美国为了进行宣传，还请逃亡美国的德国女演员Marlene Dietrich录制了爵士版的《莉莉·玛莲》，在美军电台反复播放，德国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电影末尾，战场上的钢琴手Taschner听到了久违的《莉莉·玛莲》，以为对面是自己的人，于是带领一小队士兵冲上对面的防御工事，全部被机枪扫射而死，原来是苏联一方也在播放《莉莉·玛莲》。

让观众感受和思考

与之前“作家电影”高度风格化，十分主观的表达导演自身的想法不同。法斯宾德在吸收“作家电影”风格化特征的同时注重电影本身的观赏性，使他的电影既具“作家电影”的深度，又有好莱坞电影的观赏性，不过除此之外，法斯宾德还十分看重电影带给人们的反思和批判能力。法斯宾德曾经表示：“我想拍的是这样一种德国电影，它尽管也具备好莱坞的特征，但是不像它那样虚假骗人，它们应该同时是能够对体制进行批判的电影。”[2]在诺贝尔特·斯派采访法斯宾德时，法斯宾德向他表示：“我让观众感受和思考。”[3]让“观众感受和思考”是法斯宾德电影中最大的亮点。

回到电影中去，我们需要思考的是Willie自身在纳粹政府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十分难以回答却又不能回避的问题。Willie亲自到前线慰问过德军的官兵，在国内也经常为纳粹高层登台演出，与纳粹军官的关系也很密切，可是同时Willie与纳粹并非是一路人，她也是生活所迫才不得不和纳粹军官走得很近。正如Willie告诉Robert的那样：“我很难决定生活方式……我需要你来帮助才能决定。”而且Willie也曾冒着生命危险为犹太地下组织获取纳粹屠杀集中营战俘的胶卷。因此，她自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角色，更多的时候是身不由己。然而从根本上讲，Willie所做的一切行动都是因为她爱Robert，至少她本人从来没有表现出对政治和荣誉有任何兴趣。电影中有一个经典片段，Willie和Taschner坐在长凳上百无聊赖的对话：

Taschner：“如果我们这样干下去的话，我们和唱片很可能被人扔出去。当然这首歌并不 坏，问题是在这非常时期，人们需要的是那些滑稽的、有趣味的。”

Willie：“你认为什么是滑稽的，有趣味的？”

Taschner：“能让大家不想到死就是有趣味的。你唱得太慢了。”

Willie：“你弹得太快了。”

Taschner：“我们需要新节目。又是这种讨厌的信。”

Willie：“这种压抑的情绪没办法排除，所以我们的神经都这么紧张。”

Taschner：“等我们出了名的时候，我们就会好一些的，一切事情也变得简单一些了。我不愿在战争中丧失生命，让我们这个艺术小组……一直这样保留下来，等到这个令人厌恶的战争结束为止。”

Willie：“这件事情我倒没想过，对我来说 ，主要是你的钢琴要弹得慢一点。”

Willie从头到尾都不关心《莉莉·玛莲》有朝一日会不会成名，这和Taschner完全不一样，而且由于Willie一直和纳粹高层军官有来往，她的内心常常是处于一种十分矛盾的情绪中。因此常常精神高度紧张，这在Willie去帝国文化院见Henkel片段表现得十分明显。要言之，Willie只是乱世中的一个小人物，很多时候并不能决定自身的命运，Willie第一次在德国登台表演时，伴随着悦耳的《莉莉·玛莲》台下的英国观众和德国观众发生了争斗，撕打成一片，这也暗示了Willie在乱世红尘中的悲惨命运。不过尽管Willie并没有在战争中助纣为虐，但依然害怕军政府的追查，只好躲进森林里，电影末尾她的同伴给她讲发生在1928年的故事，距离当时已经29年，可以推测出Willie和她的同伴一直从德国战败躲藏到1957年，这里给人的思考是：到底什么人应该为战争承担责任？Willie有没有必要接受军政府的审判？至少从Willie和她同伴的做法来看，如果她们不躲进森林是难以逃脱战争罪责审判的。

与Willie相反，Taschner却是十分热衷于获得荣誉和名声，当Willie和Taschner回到住处收到大量听众来信时，Taschner十分激动，而Willie则表现得更为平静。之后，Willie和Taschner被希特勒赏赐了一座白色的别墅，Taschner不停地打着手势，高呼“嘿、希特勒”，而Willie却显得十分谨慎，不明白这一切的原因。从电影中来看，Taschner其实更加悲哀，他一直没有看清纳粹的真实面目，以为自己和Willie真正得到了纳粹高层的尊重，Taschner一直强调自己“不愿在战争中丧失生命”，然而最终却惨死在东线对苏作战的战场上，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

附记

1981年4月法斯宾得在“世界报”采访时说：“如果生命允许，我希望拍摄12部反映德国各个不同时期的影片；第一个描写第三帝国的主题是《莉莉·玛莲》。但不是最后一个……，我在寻找自己在祖国历史中的位置，我为什么是个德国人？”[4]作为一个德国人，法斯宾德一直在寻找自己在德国历史中的位置，也一直在反思第三帝国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法斯宾德的电影因此被誉为是“反映从‘第三帝国’至战后重建时期德国历史与现实的一面镜子”。

《莉莉·玛莲》突出表现了战争中个人抉择的无力，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启之后，没有人能够阻止它的疯狂运转，所有人都被捆绑在上面，直至被碾得粉碎。Willie的悲剧也是当时所有德国人的悲剧，无数德国人无意识的参与到这场罪恶的战争中去，排犹、屠杀已经成为无数德国人跨不过去的噩梦。法斯宾德在电影的末尾借Willie之口说出：“我们还需要躲藏多久”，这既是Willie对她同伴的询问，也是法斯宾德对德国人的拷问，法斯宾德已经给出了答案，在躲藏了13年之后，最终Willie主动走出了森林，直面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

附各国《莉莉·玛莲》网址：http://ingeb.org/garb/lmarleen.html

[1] 一说是“女性三部曲”，不包括《莉莉·玛莲》。不过这并不代表“女性四部曲”的称呼不正确，从主题上来看，四部电影讲述的都是女性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奈。唯一不同的是《莉莉·玛莲》主要讲述女主人公在二战中遭遇，而另外三部则主要展现女主人公在战后的遭遇，此一点或许是称“女性三部曲”而不称“四部曲”的由来。

[2] 中国电影资料馆编：《赖·维·法斯宾德作品回顾展观摩资料》第9辑，转引自王宜文：《世界电影艺术发展史教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3] 诺贝尔特·斯派洛：《我让观众感受和思考：法斯宾得访问记》，《电影家》1977年第2期，第21-22页，转引自布·波克尔：《热感情与俗艺术：法斯宾德的叙事策略》，仲云译，《世界电影》1993年第1期，第78页。

[4] 郑亚玲、胡滨：《外国电影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

参考文献

［1］王宜文：《世界电影艺术发展史教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2］布·波克尔：《热感情与俗艺术：法斯宾德的叙事策略》，仲云译，《世界电影》1993年第1期。

［3］郑亚玲、胡滨：《外国电影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也许是因为我看了个版本很差的影片，片中有中文配音，但也配得很差，而且还是有大段大段的德语没配音，又没有中文字幕，所以有些故事情节，需要脑补来自由发挥。

而且毕竟是40年前的电影，经过层层翻录再传到网络上来，数据损失很大，效果可想而知。

虽然故事动人，奈何本部影片拍得很呆板，棚内镜头太多，演员也不讨喜，加之成片年代久远，我的审美已经不耐受40年以前的影片水平，德国电影本身看的就少，所以基本没什么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