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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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伊萨克（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 Victor Sjöström饰）从医50年，现年已是将近八十岁的高龄，正准备在儿媳的陪伴下返回母校接受荣誉学位颁发。路上伊萨克顺道重游旧地，追忆往事。 伊萨克曾经和堂妹萨拉（毕比·安德森 Bibi Andersson饰）有过美好的初恋，却因性格冷酷孤僻，以致他的兄弟乘虚而入。如今伊萨克坐在草坪上，忆起往昔，眼前浮现萨拉白衣飘飘的美丽模样。 他与生俱来的冷漠理智的性格，注定了婚姻的失败。伊萨克的妻子无法忍受冰冷的婚姻，寻求外遇。这样的家庭气氛，加上遗传下来的冷漠秉性，使得伊萨克的儿子不愿生小孩，和儿媳关系决裂。 伊萨克获得了光荣的学位荣誉，然而他仍然沉浸在对过往沉重的自省中，对于生命将尽的老人，这仿佛是一次心灵救赎之旅。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军阀趣史杰罗尼莫：美国传奇面纱下的那不勒斯大侦探波洛第十三季怒海浩劫碎块1982ALIFE～深爱的你～翠堤春晓寻凶记2009邪恶力量第九季里克·斯坦的秘密法国欢乐集结号初心心灵点滴战地之花孤独的美食家 第五季你那边几点洛可2016爱之香气影人莎拉·麦考密克的最后一段录像当代艺术你往何处去梦华录粤语
长篇影评
1 ) 这里是野草莓生长的地方
在回到老房子的所有画面中，都采用了高色温光，光源是散射光，通过空气漫反射均匀光色，使的画面更具立体感和真实性，表现了伊萨克对儿时的留恋。但高光又给观众一种虚幻的感觉，仿佛说明儿童时代已经过去，只存在于伊萨克的回忆之中。而后是一个情绪式剪辑，对于伊萨克童年成长的房子的空镜头，重复，以及光从阴暗变化几次成为与现实相称的亮光，这里表现的是伊萨克的心里变化，从暗慢慢转亮，从冷漠慢慢变得对生活充满热爱，为影片主题的表达增添了色彩。这也为下面伊萨克接受三个青年做了一个铺垫，使故事情节不那么突兀。
伯格曼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人老了之后的现象之一就是，童年的回忆会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而壮年时期的种种大事却反而模糊，以至于消失。”这也是伯格曼导演借伊萨克来表现自己留恋儿时时光的心理吧。
2 ) 回桓
夜深人静的时候，想窥向自己内心，写一点沉的东西。
带给我较大反思的是，在我们的电影语言日趋丰富多彩，技术手段日益发达的今天，电影越来越成为我们制造梦幻进而麻痹自己的方式。她已经很少去描述我们直面的问题，尝试以光影为手段探讨它们并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了，不知我们面对这种趋势，该是喜是忧。是如鸦片酊一样麻醉我们灵魂的痛楚，还是如皮鞭一样拷问我们灵魂的本真，是电影的悖论。
而在对生命的直面中，归根结底是对死亡的直面。我想在一个人的哲学生命的进程中，比较多去思考死亡等一些本初的哲学问题的时代是儿童期和老年期。一个是未涉世事的惶惑与天真，对生命的直感，一个是对未知的回归的探索与希冀，在惶恐中对自己历经的人生的忏悔，也许是为了找到合理的理由而得到救赎的自圆其说。而正是这样怀着怀着同样的虔诚心态去瞻仰死亡的两个时期在逆向溯行的道路上终会找到一个自我释放的点，这一点联结了生命的轮回，在忐忑匍匐之际让我们看到了生之光明、死之静谧。老年期与儿童期彼此致敬与握手，我们圆满了人生这个大圈。
本片就是一部典型的作者电影、哲学电影。孤独与衰老所控制的生命在自控的惯性中是何等的茫然，生命尽头荣誉的勋章也掩盖不了自我的怀疑，在童年的回忆中找到自我裂缝，那些未曾得到的欢愉与痛楚，在遥远的缅怀中因释然而获得重生。
时代毕竟久远，有很多我这小姑娘不能把握的细节。但很多隐喻我看在心里：那没有指针的表所象征的，那年轻人们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争论，那冷酷的审判，那篮娇艳欲滴的野草莓。不知为何，每到描写梦境的场景，我就揣着淡淡的不安和恐惧希望影片快点回到现实中来，毕竟在现实这根救命稻草中我们仍可以吃饭、开车上路，在处理各种矛盾和与各种人交流的过程中掩饰我们的无力与绝望，有能力去塑造一个假象的我。梦境永远比现实逼餍，因为面对它时我们必须真诚，任何自我伪装与自我保护都是毫无意义的。这部影片还告诉我们，在最绝望的思考中我们往往是最无助的，你不能找到任何人分享你的梦境，永远，独自一人。孤独就是我们最终的审判。
当我们的躯体已如此疲惫，究竟能不能回归？
还好，影片最后让我们看到生命冷酷的假象包裹着一个温暖的内核，辐射热量，引我们向回家的路。
3 ) 科普贴：伯格曼谈《野草莓》
在《野草莓》中，我同时在不同的时间，房间，梦境，现实之间毫不费力地游走着。
我想拍部影片描写一个人清清醒醒地回到家来突然打开一扇门踏进了他的童年? 然后打开另一扇门又回到了现实呢? 然后上街闲逛, 撞进他生活中某个个别的时期, 发现一切都生息如旧呢? 这是《野草幕》的真正的创作动机。我的密友之一是一位医生, 于是我想, 让主人公是一位医生也许不失为一个好主意。然后我想那个老家伙应·当是一个老朽的、和周围人等概不来往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一一我写出来的人物正是这样的。
问: 我们是否再谈谈《野草幕》里有什么明显可见的外来影响?你说过你认为它没有什么外来影响但是肯定有斯特林堡的痕迹吧?
答: 显而易见。
问: 《一出梦的戏剧》和《到大马士革去》。
答: 当然。请不要忘记约那斯· 勒夫· 阿尔姆奎斯特¹
问: 让我们谈谈《野草毒》里那些有迹可寻的思想观念吧。它是一部心理分析影片, 既有宗教思想, 也有心理治疗学的东西。
答: 我在拍摄它的时候并没有这种体验。我是把它作为我早年生活的一次简要总结、作为一次严格的最后的检验来拍摄的。至于心理分析, 我并没有真正的把握能力。那是别人后来附会上去的。对我来说, 这部影片是实在的、具体的。
问: 有许多东西, 人们可以事后说“ 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过, 那都是批评家们和自作聪明的人捏造出来的” 。但是, 一个人在创作过程中必定想到过某些东西的。你认为作为作品基础的理论和事后构筑起来的理论之间有多大联系?
答: 我尽量把这一点说得具体些吧。在写本子的时候, 我避开一切有离题危险的讨论。根本没有。如果有, 我想我会感到沮丧,感到在把自己和别人剥光, 我会仅仅出于羞耻便取消整个摄制计划。演员们是完全从另一个层次来介入作品的。他们从演出的角度出发, 总是力求理解作者和角色, 总是在捉摸“ 这背后的东西是什么, 他为什么写这个或那个? ” 他们找到作者说一些可能很打中要害的话, 而作者常常避之不及, 说“ 绝对不是那样, 不对” 。但私下里却常常同意他们的话。在拍摄一部影片的时候, 我也避开有离题危险的想法。如果就依我的直觉行事, 我知道它会引导我走向正确的方面。我无需和我的直觉争辩。如果我开始犹豫、讨论, 深深地纠缠于个人的内心矛盾, 清楚地意识到我在描绘的事情的真相, 我就拍不下去了。在另一方面, 我显然是从一开始就心里异常明白,工程师阿尔曼和他的妻子是对斯蒂格· 阿尔格伦¹ 和他的妻子的丑陋造象。斯蒂格· 阿尔格伦出于某种原因刚拿我开过刀, 而这是我对他的报复。
问: 是啊, 人们之所以对《野草毒》里的那个插曲记得非常清楚, 就因为它像是一个和主要动作平行不相交的短故事。
答: 绝对正确。
问: 嗯, 这个场面是高度戏剧化的, 咄咄逼人, 非常令人不快。你用了两个我们从未在你的影片里见过的演员来演这场戏。你选用他们必定是有某种明确目的的吧?
答: 居恩纳· 斯约堡长得很像斯蒂格· 阿尔格伦, 居恩内尔·勃洛斯特勃姆的说话方式合乎我的需要。所以这是一个以感觉为 基础的自觉行动。除此之外, 我想我必定是在心理分析学观念方面搅浑水了。电影手册》的一伙人已开始找上我, 所以我也不能完全躲开批评家们。当维克多和斯蒂格· 阿尔格伦/ 居恩纳· 斯约堡走过梦幻的森林, 来到孟特鲁德· 弗里德和艾克· 弗里德尔交欢的那块砾石地时, 原来的想法是人们应当发现满处是蛇。于是我们在制片厂里建造了一个不带水池的动物园, 并设法让瑞典所有的爱蛇者把他们的宠物带到那儿去。我想肯定有二三百条蛙蛇。到该放它们出来的时候, 哈J 所有的蛇全没有了。原来动物园里有个洞穴。爱蛇者们在雷松达(瑞典制片公司所在地) 呆了儿个星期才回收他们的小宝贝。这是我对批评家们讨好不成反挨骂的事例之一。
问: 你在《狼的时刻》里也曾打算干同样的事情, 是吧? 你收集了一大群鸟, 却根本没有出现… …
答: 是的。另一次失算, 但没有引起注意。自作自受。
问: 如果没有出错, 《野草毒》里的这段叙事的构思将是心理学的。整部影片只是写这位埃萨克· 波尔格教授以及他同自己、同那些跟他最亲近的人的关系。
答: 我写剧本写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在一个细节上有一个无意中的巧合: 那就是埃萨克· 波尔格的姓名首字母和我恰好相同。我当然不是有意为之的。我选用Is a k (埃萨克)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显得ic y (冷冰冰的)
问: 这是一次自我清算, 从而洞察自身, 这能给埃萨克· 波尔格带来安宁, 那就是为什么他要漫游他的童年世界。
答: 这部影片是以我那次去乌普萨拉的旅行经验为基础的。它像那次旅行一样简单、具体和实在。我毫不费力地把它完成了。那场棺材梦是我自己做过的一场梦, 我的一场非做不可的梦。我自己不曾躺在棺材里, 那是我虚构的。但是灵车开过来、撞在灯柱上、馆材掉下来和尸体露出来, 这都是我梦见过多次的。
问: 这种心理描写似乎带有天主教的色彩。你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为之的?
答: 根本不是有意为之的。
问: 这次旅行实际上是一次忏悔, 是埃萨克· 波尔格对死亡的恐惧和感情上的冷漠正折磨着他的犯罪感… … 他似乎想要在临死前证明他的无辜; 以至于干了一件好事来积聚某些精神资本… …
答: 他的儿子欠他钱. 想要偿还, 而波尔格却把债务一笔勾销了- -一你指的就是这个吗?
问; 不, 我更多的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理解的。
答: 我从来没有让天主教教义折磨过。我从未信奉过任何宗教教条。这部影片有一种潜在的宗教感情-
一种基本态度, 这当然是有的。但它和整个心理描写并不发生抵触。
问：你的那些天主教逢释家们就是按照这一点来解释你的影片的… …
答: 天主教会多年来一直把我列在他们的黑名单上。后来有些头脑灵敏的教长说, “ 我们还不如把这孩子收归门下吧。” 从此以后, 浅就釜受天上教的诊释的折磨
问: 你从未有过板依宗教的念头吗
答: 没有。浅坎未感到天主教对我有什么吸引力。我相信天主教肯定是有吸引力的, 但新教是乱七八糟, 一无是处的。
问: 我觉得《野草苟》的叙事在结构上似乎是古典式的一一它的纯化过程、它的净化格局都几乎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也许是因为你和舞台剧关系很深的缘故吧?
答: 你找到一个线头, 使劲往外拉, 自然就会拉出来了, 头尾便接止了。你的全部任务就是小心翼翼地拉到底。
问:它的结构是非常坚实的, 具有一种几乎是古典电影的单一性一次可以朝任何方向蔓延的旅行。像罗西里尼的《意大利旅行》和戈达尔的《狂人彼埃罗》也都是如此。它们是非常不同的影片, 但是都极其有意识地利用了旅行。
答: 我的影片有许多是关于旅行的, 写人们从一地走向另一。在《野草毒》里, 就我现在记忆所及, 最无生气的是三个年轻人。不是碧比在闪回部分扮演的那个—她倒是个可爱的姑娘—而是那三个用来代表现代青年的。即便在当时, 这个形象也是绝对过时的。
问: 许多人把《野草毒》首先看成是你的清理往事、回顾当年的影片。当人们回到自己一贯汲取灵感的源头(或自以为是灵感源头的地方), 回到童年时代和童年往事时, 结果如何呢? 嗯, 人们发现那是一个僵死的世界。可资利用的东西寥寥无几。1 9 6 8 年夏天我去探访我父亲时, 我体会到了这一点。突然间某些东西失灵了。现在我问你, 一个艺术家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能起死回生吗? 嗯, 《野草毒》回答了我的问题。它是如此富有活力, 如此敏于感受和深沉。
答: 对我来说, 这似乎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当我经常去我父母—我母亲已去世— 家, 去斯德哥尔摩斯托街, 我在那里长大的老家探望他们时, 我发现那儿的一切都恰如当年, 一切都在原地未动; 后来则像你一样, 我感到那是一个僵死的世界, 和我不再有什么干系了。
问: 它不给你任何灵感?
答: 只有那么一点余光和某些无限悲凉的东西; 但绝无令人鼓舞或令人振奋的东西。一个沉没的世界只存在于记忆之中了, 但在另一方面, 它仍旧活着。诚然, 它是一个封闭的、秘密的、转了向的世界。但它的内涵是令人鼓舞的。
问: 然而你对它作了重新估价?
答: 当然。我拣起我童年的画面, 把它们装进“ 放映机” , 映入我的脑海, 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估价它们。
问: 把它们置于一定距离之外后, 你也能控制它们… … 不同样使你伤心吗?
答: 不一样。但使我伤心。
问: 我具体指的是波尔格的两件伤心事: 他的妻子的不贞(这是次要的) , 首先是他和莎拉的故事。这是他干的两件“ 出格” 的事情。他始终耿耿于怀。
答: 某些痛苦的经验是封闭的, 凝固不动, 无法排遣的。
问: 居恩纳· 布约恩斯特兰德扮演的儿子艾瓦尔德… … 他感清冷漠, 无力为自己的婚姻创造一个真诚的感情氛围, 这一切显然都是那个旧式家庭造成的。父子双方都在试图寻找某种对爱的补偿—在父亲方面, 他从来就未能在家里对他的儿子和他的感情抑制表现出爱或创造某种感情的环境, 是这样吗?
答: 确实如此。
问: 从许多方面看, 我认为这是对那种以家长式父亲形象为中心的家庭的传统结构的批评。
答: 显然是这样。但是艾瓦尔德和他的父亲的全部纠葛完全属于个人私事, 我无法说清。我也无法说清埃萨克· 波尔格和他的老母亲之间的关系。
问: 我们在这部影片里看到那种冷漠的人际关系是否就因此而遗传下去, 几乎世代相传呢? 它影响到艾瓦尔德和玛丽安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这种关系同样冷漠, 那是因为艾瓦尔德承袭了他父亲的冷漠, 正如父亲一辈承袭了他母亲的冷漠一样。
答: 玛丽安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事情起了变化, 恶性循环打破了。有人研究过打孩子的后果— 那些挨过打的人后来也打孩子。可怕得很。
问: 你为什么还让埃萨克· 波尔格的母亲活着— 我不记得影片有否交代她的年龄。她必定过了九十岁了吧?
答: 我想她大概在九十到一百岁之间— 几乎是神话了。她说: “ 我总是感到寒冷, 特别是肚子里冷,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起有些孩子是从冰冷的子宫里出生的。多可怕, 弱小的胚胎冷得瑟瑟发抖地躺在那里。母亲的形象是从台词里的那句话中产生的。她确实是好久以前就应该死了。玛丽安发现自己置身于玩具堆里, 她看到了其间的联系: 由侵略欲和厌烦感组成的冷漠之链。
问: 你认为玛丽安能拯救艾瓦尔德吗?
答: 我认为是可能的。
问: 这里有个矛盾现象。玛丽安是代表一种对生活采取比较积极态度的人, 一个较更热情, 较更现代的人。但你却挑选了一个身上没有这些品质的女演员来扮演这个角色, 你后来用她来表现某种冰冷的理智性… …
答: 英格丽特· 蒂林是一个极好的工具。关键在于玛丽安应当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 并且懂得该如何表现出这一点—英格丽特具有某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我认为这正是我需要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和维克多这样一个气势压人的人配戏的。
4 ) 《野草莓》的心理分析批评
本文将以心理分析批评的方法粗浅的对英格玛 伯格曼的电影《野草莓》做以简单的分析，这其中既包括对影片中主人公的心理分析，也包括对英格玛伯格曼的一些分析。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寻求对影片的更深层次的学术性的理解，而在于通过心理分析这一工具为影片找到另一种解读方法。
关键词：
缺失的父亲，爱与冷漠，死亡，解脱，自责与宽容
正文：
《野草莓》是伯格曼达到艺术巅峰的标志，影片通过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老人对人生的探戈，将生存、死亡、爱情、冷酷、过去、现在等等元素结合，透过回忆、幻觉和梦境，将不断出现而又消失在接近死亡的老人脑海里的孤独，描写得非常冷酷而彻底，是一部很成功的影片，也是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代表作。
一 缺失的父亲
“上帝”、“死亡”与“爱”是伯格曼一生钟爱的电影剧作主题,他童年时代便养成的独特心理结构及人格对此有深刻影响。而缺失的父亲则是一直影响着童年伯格曼的成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理解伯格曼电影的一个突破口。
1918年7月14日，恩斯特·英格玛·伯格曼诞生在瑞典的乌普萨拉。父亲埃里克是斯德哥尔摩一个教堂的副牧师，1924年，父亲埃里克被任命为索非亚皇家医院牧师。由于父亲一直处在一种神的代言人的位置上，作为伯格曼父亲的形象便缺失了。小伯格曼几乎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想要的温暖，伯格曼在后来的回忆中，一再流露他童年时对父亲之爱的渴求和得不到这种爱的怨恨。
在70年代接受瑞典电视台采访时，伯格曼说："一种巨大的怨恨建立在我和父亲之间。有一天，他打了我"。这种难解的心理情结一直贯穿着伯格曼的电影生涯。
对父亲的怨恨，直接导致了对父亲所代表的神的怨恨，对上帝存在的否定性观点,我们的确能在伯格曼的童年生活中找到可资证实的心理依据。在《魔灯》中伯格曼回忆了在某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他跟随父亲去阿姆斯堡教堂布道,在教区牧师住宅区遇上一位和他同年的小孩奥斯卡。在奥斯卡的房间,书中写道:“奥斯卡问我是要听他布道还是玩葬礼的游戏。说着从他的衣橱中拿出一具小棺材。我说我不相信上帝。奥斯卡抓了抓头,向我保证上帝确实存在,并已经过科学证明。”这段话也许是伯格曼对他童年时代关于上帝存在与否问题的最早追忆。接着在外祖母家,伯格曼叙述了他与初恋情人玛尔塔的交往,其间,又一次表达他对上帝及宗教的看法:“我憎恨上帝和耶稣,特别是耶稣那些令人厌恶的言词、通篇的废话和血淋淋的躯体。上帝不存在,也没有人能证明他的存在。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可怕的神。伯
格曼对上帝产生叛逆的心态,实在是因了他那牧师的父亲,父亲几乎便是他少年时代上帝的象征。性格的极度专横、对孩子们的过度苛求,使他成为少年伯格曼心中恐惧的代名词
，少年伯格曼在心里上产生了阉割的幻想。
所以说，上帝与存在，爱与孤独，艺术与宗教诸如此类具有复合性的命题均是缺失的父亲这一基本母题的衍化与复生。
在影片《野草莓》中，伯格曼同样表达了这一主题。
首先，作为主人公的医学教授埃萨克，其父亲的形象就是缺失的。在影片叙述的现在时，父亲已经不存在了，母亲虽然还在，却也借助其儿媳之口，说明母亲是一个冷漠如冰的老女人，丝毫不能弥补其渴望着的父亲的温暖和爱。在影片的过去时，即埃萨克教授的回忆中，父亲虽然存在，但也是不可见的，观众只能从家庭成员的描述中，知道父亲的存在和行为，但是这种了解是模糊的，冰冷的。
其次，埃萨克教授作为一个父亲，其父亲的功能，即父爱，也几乎毫无力量。埃萨克教授的冷漠与自私，很大程度的体现在这一曾面上。而且，这种缺失的角色似乎注定要被埃萨克教授扮演下去——在影片最后，埃萨克教授经过了自责与宽恕，决定给儿子以迟来的父爱,但儿子已经习惯了没有父爱的生活，所以对父亲迟来的爱并不打算接受。
最后，埃萨克教授的儿子艾瓦尔德作为一个父亲，承袭了他父亲的冷漠，正如父亲一辈承袭了他母亲的冷漠一样。缺失体现的就更加彻底，他不是不打算施与父爱，而是要消灭父爱施与的对象——根本不允许儿子出生。
不可否认，伯格曼将自己认同为埃萨克教授，在影片的结尾，埃萨克教授的梦境中，伯格曼找到了自己的父母亲。实际上，整个影片，也可以理解为寻找缺失的父爱的过程。
二 虚假的冷漠
埃萨克教授的冷漠与自私，实际上是对阉割恐惧的掩饰。这种恐惧，直接来源于伯格曼童年时期的记忆。由于童年时期对父亲的怨恨和恐惧,伯格曼的阉割幻想，使他和其母亲最初的一体的融合状态产生分裂，完成了与作为造成这种分裂的肇事者的父亲的第二次认同，也就是说，通过将自己委身于父亲，而能够展开自己。
伯格曼对阳具缺失的恐惧和阉割的幻想，使童年的埃萨克表现为一个性格偏于幽闭、羞怯、胆小的孩子,与哥哥西格弗里德对表妹萨拉的爱的大胆表白相比,埃萨克显然是个爱情心理的残缺者。伯格曼的这种情绪直接导致了影片中青年时代的埃萨克教授将自己的未婚妻拱手让给自己的堂兄，而妻子的离去，实际上是这一不幸的重演和加剧。
在日常生活中，埃萨克教授将自己伪装的冷漠自私无动于衷，这在本质上是潜意识在掩饰意识层面里的恐惧，不自信，孤独以及弱小。潜意识的力量大于意识，导致了人性的分裂：
作为受人尊敬和事业成功的医生，他将他内在的本质上的爱，施与给了世间的众生，即埃萨克教授的外部世界，也就是父亲这一角色不需要出现的场所。而他外在的，虚假的冷漠与自私，被他释放在他的个人的，内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只有他的妻子，儿子，儿媳和管家。这些人都以世俗之爱的名义屈服于他，使他能够居于这个封闭的世界的统治地位。只有在这个世界中，他孱弱的掩饰才得以维持，虚假的冷漠与自私才能够在别人面前显示力量，借以实现他自居为其父亲的目的。而这，正是潜意识里他寻找父亲这一缺失形象的手段。
出于这样的理解，埃萨克教授的母亲这一形象则显得十分重要。她居于埃萨克教授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临界处。作为埃萨克教授内部世界的一员，埃萨克教授任其处在比自己更孤独的境遇——一所又空荡又偏僻的旧宅子里，而不是将她留在自己的身边。作为埃萨克教授外部世界的一员，埃萨克教授要在母亲面前显示他温暖慈爱的一面，不定期的看望她，并且忍受她的冷漠。埃萨克教授这种摇摆模糊的行为，实际上也证明了他冷漠自私的软弱性与虚假性。
三 梦境，解脱与迷失的爱
如果不是老人的一个梦，故事也许不会开始，埃萨克教授受勋的这一天将会是兴奋和幸福的。但是这个关于时间和死亡的梦，却开始改变老人的余生。
没有指针的钟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31年达利的油画《记忆的永恒》。出现在这幅画中的好几只钟表都变成了柔软的有延展性的东西，它们显得软塌塌的，或挂在树枝上，或搭在平台上，或披在怪物的背上，好像这些用金属、玻璃等坚硬物质制成的钟表在太久的时间中已经疲惫不堪了，于是都松垮下来。达利承认自己在《记忆的永恒》这幅画中表现了一种"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梦境与幻觉"，创造了一种引起幻觉的真实感，令观众看到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根本看不到的离奇而有趣的景象，体验一下精神病人式的对现实世界秩序的解脱。
相同的，埃萨克教授梦中的钟表没有指针，直指没有时间的人生。而那个表情惨白焦虑痛苦的男人，转瞬间就倒地死亡了，他昭示着生命的脆弱，微不足道和死亡的突然与麻木，以及面对死亡的无能为力。但是对于一个走进暮年的老人来说，这却是解脱的召唤。
因为预示死亡的梦将阳具缺失的恐惧和阉割的幻想打破了。对于将死的老人来说，他不再需要阳具了，他不再需要用阳具来证明他存在的价值了。于是老人终于走出他阴暗的假面，开始主动的施与爱。
影片用埃萨克教授的一天照应他的一生，使他在黄昏和晚年虔诚的皈依上帝，达到自我审判和忏悔，从而宽容别人和被别人宽容。
可是这种爱和宽容起初却迷失了。
因为埃萨克教授找不到他的爱的被施与者。
以他的儿子为例，埃萨克教授试图寻找某种对以往亏欠的爱的补偿。但是他之前从来就未能在家里对他的儿子和他的感情抑制表现出爱或创造某种感情的环境，所以儿子对于突然出现的父爱，是毫无准备的，是漠然的。
相似的，埃萨克教授企图靠近他的管家和儿媳，但他与她们之间也存在着世俗的隔阂和旧时的怨恨。
惟独搭便车的三个青年可以承受埃萨克教授的爱，但青年们不能留在埃萨克教授的身边，因为他们不属于他。
最后，伯格曼还是让埃萨克教授找到了他爱的对象，即他梦中的父母。在老人生命的尽头，他终于找到了童年中一直缺失的父母形象。
类似的主题也隐藏在伯格曼的其他影片中。1992年，更加温暖美好的影片《情天未老》出现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这是伯格曼晚年编剧的唯一两部作品之一，另一部是由他儿子丹尼尔.伯格曼执导的《星期天的孩子们》。《情天未老》讲述的是一对年轻人的婚姻故事。在这两部作品中，伯格曼把他心中的父母亲再次作为描述的主角，但是这一次他把他的父母描述成具有丰富人性的、性格坚强的人。我们看到老年的伯格曼终于找到了父母在他心中的位置，并与之和解了，而这正是他终其一生所努力的目标之一。
0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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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意象解读 | 孤独的尽头是野草莓之地
7月30日，是两位20世纪电影大师的十年祭：英格玛·伯格曼，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这两位的名字总让我想起我的大学，我猜想“欧洲新浪潮”、“作者电影”、“左岸派”这部分影史和标签总是很多导师的心头好，我的导师也不例外，整个学年，他花了最长的时间，向学生逐帧剖析他光碟里的各种欧洲艺术电影，从布努埃尔《一条安达鲁狗》，到特吕弗《四百击》、阿伦·雷乃《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到安东尼奥尼的《放大》……虽然底下昏昏欲睡，他依然讲得沉醉。我就是在这种时刻第一次看到了伯格曼的《野草莓》。记得当时快要下课了，于是导师只放了《野草莓》开头五分钟的一段梦境，当即印象非常深刻，仿佛一下被吸入那个狰狞又安宁的白日梦。以至于之后的好几年里，其他授课内容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一条安达鲁狗》只能记住刀片划过眼球与薄云划过圆月的镜头过渡、《四百击》只能记住最后男孩奔跑的长镜头、《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只能记得它有三层梦境……还能记得全貌的，只有安东尼奥尼的《放大》（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最爱），和伯格曼《野草莓》开头的5分钟。
此次于纪念日前夕重温《野草莓》，一方面是出稿需求，一方面也是我给大师、给时光、给带我敲开艺术电影之门的导师的一次小小感念。
20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促成了电影艺术的彻底改造，由一种娱乐形式转变为一门独立艺术。
而英格玛·伯格曼以其静默简约的美学风格，首创的意识流式电影手法，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对自我与现实、存在与死亡、孤独与信仰的探讨，开辟了严肃哲理电影的先河，更影响了后期诸如让-吕克·戈达尔等法国新浪潮导演乃至整个欧洲艺术电影的发展。
伯格曼出生在1918年的瑞典小城乌普萨拉，父亲是虔诚的路德教徒，母亲出身上流社会，孤僻、任性，伯格曼的童年充满了宗教浸泡和严厉管教，这些都对他的电影创作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伯格曼开始创作的40年代，正是西方存在主义等思潮的鼎盛时期，受到叔本华、尼采、萨特哲学思想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的伯格曼，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派哲学，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主观性”，构成了他电影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也被称作“主观电影”。
到了50年代，伯格曼的风格以臻成熟，特别是1957年都《第七封印》、1957年的《野草莓》这两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让他跻身世界电影大师之列。
《第七封印》用极具宗教色彩的象征故事，向死神发出质问，尚且还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到了《野草莓》，则已完全是一部意识流作品，伯格曼用梦境——现实——回忆——幻觉相互交织的手法，近乎否定地质疑上帝的存在，又近乎冷酷地剖白自我的丧失感、孤独感和罪恶感。
与他惺惺相惜的费里尼就说：“《野草莓》我只看过一遍,但已经足以认识到伯格曼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了。将我跟他相比是在恭维我。”
不乏有人说这部电影晦涩难懂、故弄玄虚，但用他自己的话，他不过是把电影作为“对同类的说话方式”。
影片叙述一位名叫伊萨克的医学教授即将去参加一个荣誉授衔典礼，但在出发前的早晨，他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明明是清晨却亮得刺眼的街道，眼镜店招牌上却是腐烂的眼睛，街上的钟表却没有指针，面容焦虑的男人突然化成黑水，送葬的马车滚落一尊棺材，里面却是教授自己的尸体。
根据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如果把梦分割，从每个细节推断出其所代表的含义，可以得到做梦者的真实意图。随之我们会发现，伯格曼在这段不到5分钟的梦境里，伊萨克教授的潜意识中，放入了相当多的隐喻象征：
没有指针的时钟，象征时间的丧失，死亡的临近；试图触碰大街上的男人，象征自我的探寻；
随时会化成黑水的人，象征不堪一击、无法把握的生命；而棺材中的自己，则是对自己的判定——我已经死了，象征着一种自我的丧失。
接近生命尽头的伊萨克教授就是带着这种迷茫失落的自我认知，开始了前往典礼的旅程。电影进入现实的部分，也是家庭关系的集中段落。伊萨克教授与儿媳妇玛丽安在车内或交谈或争执，随后来到母亲的偏远住所探望。
我们从中知晓，教授与上一代关系很尴尬，与下一代关系又非常差。他从小丧父，童年的父爱缺失，因此也根本不懂如何对儿子施予爱，家庭关系陷入恶性循环，儿子继承了他的冷漠，彻底抗拒这种需要施予爱的家庭关系——试图让玛丽安终止妊娠，拒绝拥有儿子。
童年经历与家庭关系是解读伊萨克教授内心的关键钥匙，也是伯格曼自我的映射。
伯格曼就有一个父爱缺失的童年，由于父亲长期担任神职工作的缘故，教育方式多为教义灌输和严酷管教，这给幼小的伯格曼造成一个上帝在场，而父亲不在场的成长环境，导致了他对上帝既迷恋又反叛的复杂情绪，以及对父亲怨恨的心理。这种对上帝、对父母的复杂心理经常出现在他的电影主题中。
弗洛伊德认为，梦（即便是噩梦）是潜意识欲望和儿时欲望伪装的满足。于是伊萨克教授在一片路边的草莓地停下来，陷入了白日梦。他其实有健忘的毛病，但在白日梦中，儿时的影像却鲜活地出现在面前，他看到年轻时的恋人，看到恋人背着他爱上别人，又看到恋人拿着镜子，唾弃现在垂垂老矣的自己。
镜子是很多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意象，不管是前人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还是后来雅克·拉康的“镜像阶段”，镜子/镜像都通向人的自我认知与价值判断。年轻的恋人指控伊萨克冷漠、衰老、无能，其实是伊萨克借助镜子“观看”自己，借恋人之口“听见”自己，是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和指控。
走出白日梦，伊萨克又陷入了一个可怖的幻觉。在幻觉中他看到自己出现在审判庭上，他无法正确使用显微镜，无法读懂黑板上关于医生天职的字句，他看到自己的妻子与情夫交媾，听见别人对他杀妻的指控，以“孤寂”为名判了他的终身死刑。
这一段可以说是孤寂得不能再孤寂了，在听到判决那一刻，伊萨克甚至没有转头看裁定者，只是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不能再求情了吗”，这不是真的问句，只是一句回望过往的叹息，他早已接受了这个判决，因为这个判决本身就是他的人生。
恍惚地走完授衔典礼，伊萨克教授回到家中，也许就像弗洛伊德说的那句：“人的一生总是在弥补童年的缺失。”他忽然想起去关心儿子的生活，希望与之促膝长谈，或许能弥补当年对他的冷漠，然而儿子却已习惯冷漠，对他突如其来的关照毫不动心，以疏远和礼貌回拒了他。
他转而向玛丽安表达友好，他说：我喜欢你。玛丽安笑着说：我也喜欢你。随后又迫不及待地离开去找爱人欢好了。
他向路上偶遇的三个年轻孩子表达关爱，孩子们为他唱了颂歌，送了鲜花，用热情亲昵的方式与他道别，转身又嘻嘻哈哈地上路，他甚至来不及说出一句：“写信给我。”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可能的吗？对于伯格曼镜头下的人们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就像老人途中遇到的那对不停争吵的夫妻，就像那两个为了争辩上帝是否存在而打起来的青年，就像老人自己的一生。
现代主义对人生的审视，就像一座一座孤岛，岛上只有一种东西可以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就是孤独。
于是老人最终还是一个人躺回小床，用童年的幻影治愈自己。
在幻影中，他又回到了野草莓地，草莓地代表了伊萨克内心所认可的一切美好，象征着故乡，和他渴望中的家人怀抱。在这里，他再次见到了年轻的恋人，他像个孩子一样，说自己找不到父母亲了。这次恋人没有再挖苦他，而是牵着他来到河边，他终于见到了河对岸的父母，父亲对他挥了挥手。
老人就这么静静地遥望着河对岸的父母，刺目的阳光依旧将他们的脸照得模糊无法辨识，但老人淡淡地笑了，他被治愈了，他在自我营造的愉快梦境中，获得了童年的补偿，找回了缺失的父母之爱，重新确定了自我，怀揣着一个新的温暖的人生即将铺开的心情，他死去了。
伯格曼曾说：
“回忆常常会成为一桩锐利的武器，充满杀伤力又残酷血腥。”
《野草莓》通篇就在展示这种静默的、无法修复的、杀人不见血的残酷与血腥，他狡猾地给了一个看似治愈的结局，但结局的温暖却让人生的孤独更加无处遁形。
或许就如伊萨克的老母亲所说：回首往事，惊梦一场。《野草莓》所讨论的自我存在与价值、家庭与沟通、生与死的问题，如今依旧在现代人心头盘桓不散。
请允许我，向用镜头直指人心的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致敬。
本文首发于巴塞电影APP，有改动。
6 ) 梦见自己在做梦
大概是两千年初看的吧，当时对伊萨克的梦境印象极其深刻：空无一人荒凉的街道，明明是艳阳当头，光线却被处理得如木刻画般冷峻阴冷，白处惨然森森，黑处则浓重阴郁，他独行回首，看见路灯上赫然挂着一只没有时针的钟，暗示时间在梦境和濒临死亡之时的缺失和无意义（他后来在母亲家再次看到同样钟表，再次暗示他的接近死亡），看见无面人焦虑扭曲的脸，碰则倒地破碎流血，看见无人灵车被屡屡羁绊，灵柩自动滑落，棺木打开赫然是伊萨克本人的脸，死去的伊萨克紧紧拉住正在做梦的伊萨克，于是他们越靠越近直至镜头模糊，于是就连伯格曼也又和死神近距离接触（1957年《第七封印》），他说“其实我是非常害怕死亡的”，但他在作品中的一再谈论死亡，是否可以理解为用镜头语言妄图消融恐惧？就像他从不相信上帝（1961年《犹在镜中》，1963年《冬日之光》），却反复讨论着上帝是否存在。伊萨克被惊醒了，他清楚地认识到梦境并非虚幻，于是揣着惶然与疑惑改变了行程，和儿媳开车上路了。
儿子完全是他的翻版，同样的家庭温暖缺失（1963年《沉默》，1972年《呐喊与低语》，1978年《秋日奏名曲》，1973年《婚姻生活》），同样地害怕逃避，甚至断然拒绝孩子的出世。伊萨克学问出众、医德高尚，但在生活里却自私冷酷、不敢不屑表达感情，导致女友转投其弟、妻子红杏出墙，特别是妻子与人偷情后的一番嘲弄他的言论，简直是对他鞭及入里的讽刺和挖苦，他周围所有人的情感都不是完整的，这是一个冰冷荒谬的小世界，所有人都在相互伤害，这也是伯格曼一贯擅长的描摹家庭缺少温暖的际遇；惟有路上偶遇的三个青年将他们的热情和赞美无所保留地奉献给他（1953年《不良少女莫尼卡》，1955年《夏夜的微笑》，1951年《夏日插曲》，其实这些50、60年代的黑白片是我最喜欢的），但他们不是他余生的陪伴，毫无疑问，这三个青年是他们青年时期的影射，他不由回想起在草莓园里轻轻呼唤“Sarah……”，这呼唤在摇曳的微风中击中了往事。
尾声，他想挽回儿子的爱，但儿子已习惯没有爱的父亲，倒是儿媳用拥抱唤回了久远的亲情。他再一次回到了梦中，和片首的梦不同的是，此梦再无焦虑和恐惧（1955年的〈梦〉是处于无奈的解脱），他在Sarah带领下，在天光云影间看到父母坐在湖的对岸向他亲切招手，他终于得到解救和释放，他在睡梦中平静地微笑着，他终于静静地跟随死神而去，他在彼岸终于和父母达成谅解。
此片虽然拍摄于50年代，但我认为无论是剧本内容还是意识流的娴熟运用，都已达到伯格曼一生中最高的高度，从此片我们或许可以看出，或许伯格曼很早就想与父母和解，但一直要到1982N年几乎是他创作末期的《芬妮与亚里山大》里，我们才能真正看到温暖的曙光，才能明白在这所大房子里，装下的是我们小小的梦想和无穷的世界，即使外面风雨飘摇，我们有爱就能渡过一切艰难困厄。有趣的是，《野草莓》以行将就木老人为叙述者，而《芬妮与亚里山大》则以有清澈眼神和花朵般红晕脸庞的孩子为视角，我毫不怀疑，这两者都是伯格曼在背后述说着，从老人和孩子身上，我看到一个倔强、怀疑、思辨、不安的无神论的伯格曼，有老人的睿智和孩子的纯真，无论如何，他已真正平静。
#重看#第五次重温；人生倒计时跌入回忆陷阱，回溯走过的一生，无法直面的往事以梦境形式说服自己，并在天光云影中达成与父母、与自己的和解；梦见自己死去，梦见自己做梦，梦见世界处于同一个梦中；路上偶遇数人是自身镜像，依旧是对婚姻彻骨的寒心，依旧是对自身无穷的怀疑。
死亡像一束光逼着他回溯自己的人生，回溯所有真实的牢笼和自我编织的恐惧，看的时候一直在想川端的睡美人，同样的孤独，苍老，回忆，死亡，只是伯格曼放了个光明的尾巴哪怕在梦里，川端却是冷冷地以年轻的死亡结束自己无法问出问题的景况。野草莓最棒的就是摄影吧，无与伦比的室内镜头和人物镜头。
因为这部电影,我爱上了电影.
这部电影里，我最喜欢的是车上分三层坐了三波人讲话的桥段，它好像让我们看到了人的一生，青年时期在爱的漩涡中浮沉与抉择，中年时不得不面对自己愚蠢的具现—自己选择的伴侣，以及晚年，爱的失去与不可追寻。
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说：“死亡就是时间，是一步步变得具体的时间，是慢慢分成片段的时间，或者说是渐渐走向终结的时间。”死之将至，对过往的自省，仿佛是面对有限的岁月的一种仪式。
希望我走到人生尽头时，不必有这么多的忏悔和固执。在我短暂的二十多年生命中还从未感受过这种孤独，其实我比他还要冷酷甚至残忍百倍，我以为这样我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也许我错了。
该片精细地描绘出一个一生都冷酷无情的老人在垂死之前幡然醒悟的心理转变过程
“在仪式期间，我的意识偏离那天的大事，然后我决定写下发生的事，在这混杂的事情中似乎我洞悉了一个特别的逻辑”
英格玛·伯格曼代表作，获柏林金熊奖，内容涉及对死亡的恐惧,回忆,冷漠与孤独,爱情,忏悔与宽恕,对上帝的讨论等。摄影冷峻工整，四段各有隐喻和指涉的梦境与现实穿插，第一个梦太震撼了:无指针的表、诡异的人脸和死亡、被路灯卡掉的车轮......尽管冷酷悲凉，却给了温暖的结尾，实在是神作。（9.5/10）
超现实的梦境让人惊叹。《永恒的一日》某种程度上很像这个啊，也让我认识到，人生各不相同，有些回忆是甜美，有些注定是哀伤。还是第一次看如此苦涩而特别的公路片，伯格曼果然相当沉重和纠结。（烂字幕让人忧伤。。）
看了等于没看
片中最精彩的部分，倒不是老教授对青春时期的回忆，而是途中一对夫妇的争吵，导演将这对夫妻之间忍无可忍和恨之入骨状况的状况刻划入木三分，令人不寒而栗。
伯格曼的自赎之旅。当死亡逼近，往事翻滚，对自身“冷漠”产生的惊惧；对外人友好，对亲人苛刻，邂逅的青年崇拜你是历经风雨的智者，加油站夫妇用你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可是亲人之间却在客气体面中渐行渐远…纯真的往昔就像再也回不去的野草莓地。
这片子太自我了，完全无法关联。我为什么要对伯格曼的个人历史和个人关系感兴趣？
也许人老了就是会这种状态，回忆、梦境、幻觉呈现往日生活图景，家庭、婚姻、子女、爱情都从头审视一番，是苦楚、幸福、后悔、甜蜜都只能自己品读。老人的一次荣誉之旅，用象征、隐喻的手法回顾了一生，这就是伯格曼风格吧。
看到一个心理学账号把伊萨克的问题归结为爱无能，而且是从他的母亲开始代际相传，非常切中关键。这就是为什么伊萨克和他的儿子沃尔德关系那么疏离，而玛丽安也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伊萨克终生不能释怀的童年记忆，还有表妹萨拉，就是他早年得不到爱的典型表现。
此片虽然是伯格曼夫子自道，但将理性视为最高准则，把表达情绪视为耻辱，甚至因为自己的冷漠和麻木生出优越感，自以为是能自控有教养的表现，这种思潮在中国也泛滥成灾。耶稣说，你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何益处呢？爱无能的人生，再光鲜优雅，也不过是一触即散的空壳罢了。
D9生存,死亡,愛情,逝去,和未來,還有人性的冷漠,對社會的失望...結局出人意外,最后让我们看到生命冷酷的假象包裹着一个温暖的内核，辐射热量引我们向回家的路...那麼細膩的伯格曼
年迈的教授问相处40多年的女佣：“你总是正确的吗？”她自信回答：“几乎都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应该通晓如何做。”人们常常认为随着时间流动，人一定是向着更智慧的方向成长，不惑、知天命、耳顺，生命有其固定公式。这简直是生活里最大的善意谎言了。现实是即便步入老年，年轻时的苦涩失恋、婚姻生活的溃败，依然纠结折磨着他。孤僻、刻薄和悲观主义，甚至会成为家族遗产，代代流传。而行至结尾，也只是捡拾一些童年往事聊以慰藉。生活是苦难的，他也不准备再出发了。
伊萨克获得了光荣的学位荣誉，然而他仍然沉浸在对过往沉重的自省中，对于生命将尽的老人，这仿佛是一次心灵救赎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