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照
剧情介绍
尹麦德（沙哈布·侯赛尼 Shahab Hosseini 饰）是学校里教授文学的老师，同时，他和妻子蕾娜（塔兰涅·阿里多斯蒂 Taraneh Alidoosti 饰）一起在剧团里表演话剧，夫妻两人感情十分深厚。某日，两人所住的房子成为了危楼，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无奈之下， 尹麦德和蕾娜只得临时找了另一个住所，匆匆入住。 某日，蕾娜提前回到家中，不想遭到了陌生男子的袭击晕倒在浴室之中，愤怒的尹麦德根据罪犯遗漏的车钥匙找到了一辆小货车，一路尾随至面包店。最终，尹麦德找到了罪魁祸首，却发现这个本性并不邪恶的老头，当时亦只是一念之差走错了路，并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充满了愧疚。尹麦德要求对方在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面前坦白罪行，没想到却酿成了所有人都无法承受的惨痛后果。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卡珊德拉之梦吉他蒙古人新白蛇传2021同情恶魔生人勿进(美版)离婚律师蜘蛛 虚伪与背叛篇珀尔叛军岭终极悍将天空之蜂控制中心第一季小大人2016嗝嗝老师（原声版）爱情狂奔1979互换身体试管人魔方世玉之盖世英雄青春好久不见点球成金忽悠世代音乐乡悖论德州巡警 第一季移民2013窗户人鱼公主千古风流人物 第5季玻璃樽（粤语）
长篇影评
1 ) 羞耻感、深闺制度和仪式性污染——文化光谱中的人性冲突
如果有一条电影的光谱，一头是纯粹的梦和幻想，是脱离了现实的狂想曲（《速度与激情8》肯定远远越过了这一侧的边界），另一头是未经雕琢的现实，是纯粹彻底的真实，那么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肯定处在光谱真实这一侧很临界的位置。他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获奖电影《推销员》就像一道棱镜，折射出当代伊朗社会在性别与宗教、传统价值和世俗主义方面的微妙之处。
看《推销员》的过程既像一场旅行，让你深入伊朗这个国家内部，又超越一般旅行的走马观花，它是一次社会调查，让你掌握社会现象背后的纷繁复杂的真实。银幕上上演的故事，就像剧中的话剧一样，高度浓缩了这个社会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大量真实元素。
真实的故事一般都有同一个特征，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主人公也不是英雄。《推销员》里的故事，在全世界的警察局里每天都会登记上千上万起：一对夫妇新搬到一间公寓，丈夫不在家，妻子在洗澡时受到陌生人的“袭击”受了伤，但伤势不重。放在一个“正常”（更理性主义）一点的国家，这样的事到警察局报个案，警方调出摄像头再询问几个证人，很快便能破案，该抓人抓人，该赔钱赔钱，事情很快就了结了。何况，事故中妻子之所以受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外，都不到刑事立案的程度。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放到伊朗这样一个社会，却产生了高度戏剧性的结果。
故事开始得就十分戏剧性：凌晨天还没亮，一幢公寓楼里的一大群人惊慌失措，东奔西走，有人大喊“快走！楼要塌了！”男主人公Emad和女主人公Rana就在人群之中。就在观众揣测是不是发生了地震时，摄影机缓缓地推出窗外，对准楼下，原来，一架挖掘机正在底下施工。
电影展现了慌乱的人群、开裂的墙体和正在进行的施工，却没有告诉你这仓促和混乱的原因是什么，这一切，都营造了一种不安全感。灾难(可能是外部的危险，也可能是内在关系的破裂)正在临近，推动它的力量却不为人知。
随后，Emad和Rana搬到剧院的朋友Babak租给他们的一间公寓——电影中那起伤害事件的发生地。不寻常的是，以前的房客是一个妓女，她虽然搬走了，但留了一堆行李在公寓里，房东保留了一个上了锁的房间给她堆放这些东西。
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出现在电影里，但她却是电影中的重要角色。因为她，她的职业、交往和德行，是整个这件事情的起因。
同样没有被正面表现的是“袭击”的经过。楼下门禁的门铃响起，鉴于刚刚搬来，Rana想当然地认为是这时候应该回家的丈夫，没有询问就开了门，还把房门开了，随后走进浴室。镜头不寻常地对着虚掩的房门盯了15秒左右，随后切换到了Emad回家发生事件现场的情景。
在电影里，事件的经过就像侦探推理小说的情节一样，是经过邻居的描述（可能被夸张）、Rana的回忆（受到惊吓后可能很模糊）和“袭击者”的讲述（可能不坦白）拼凑出来的。
邻居口中：有个男的在楼上大叫，不是普通的喊叫，是哭嚎。我先生还以为是两口子吵架呢！然后我听到“当当当”的声音，当我们下楼时只看到有个人跑到街上。我不知道他的脚怎么了，路上到处是血迹，随后上楼看到你夫人失去意识倒在地上。
妻子口中：我给头发打香波时发现有人进来了，他从我身后摸了我的头发，我还以为是你。然后我看到他的手，之后我就失去了意识。
“袭击者”口中：我在你家一共才待了5分钟不到，我进去时看到屋子里没有人。我到浴室门口时试着叫她（以为以前那个女房客在那里）。结果她大叫起来，然后我就跑了。跑到半路发现脚在流血，可能楼梯上有玻璃。
与那个身份暧昧的女人从未出场一样，这起事件没有被正面表现也是导演有意为之。一切具有道德模糊性的人或事，都是处在犄角旮旯的，没有被亲眼见证的，它们的争议性也正是来源于此。女人所谓的“不三不四”和事情的“不清不楚”，提供了话题性，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的对象。这种不在场带来的模糊不清，成了人们道德偏见的起源。
虽然仍有很多细节不清楚，但基本可以确定：后来Emad找到的那个老人不是一个故意袭击人的罪犯，但他和那名妓女保持着长期关系，在本片的社会背景中，是一个生活不检点、道德有问题的人。此外，推动后来剧情发展的是这个事实：在老人闯进浴室时，Rana裸露的身体被一个陌生男人看到了。Rana的精神恍惚，人们的议论纷纷，丈夫Emad的愤怒都是因此而起。在伊朗这样一个充满禁忌的伊斯兰社会，它关涉到的是女人的羞耻问题。
在伊斯兰国家，女人的羞耻感总是会让人想到和缠头巾、蒙面纱，把女人和男人隔离起来的深闺制度（Purdah system）。这项制度起源于宗教，但电影没有从宗教的语境来讨论羞耻问题（那会是伊朗电影审查制度中的禁忌），但离开了这个语境，电影中的很多细节便理解不了。
我在印度旅行时，见到很多从头到脚蒙着黑衣、黑布，只露两只眼睛在外面的伊斯兰教女人。她们中许多都很年轻，走路的方式轻快，出入于购物中心等现代的场所。我还发现，有些女子在一袭黑衣外面还背着MK等奢侈品牌的包包，格外显眼。虽然我也像大家一样，对伊斯兰教的深闺制度有所耳闻，但在我印象中，总是把它和不发达、落后地区联系起来，从没想到这么古老的风俗可以和最最时尚的挎包同时出现。我的所见让我思考它在现代社会中如何扎根、演变，又是如何作用于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
我所读到过的对深闺制度最富戏剧性的描述出现在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中。在印控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那也是一个深受伊朗文化影响的地方），地主的女儿纳西姆生病了，地主找了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医生阿齐兹为她治病。为了不破坏深闺制度，又治好女儿的病，他在一块床单上剪出一个碗口大小的洞，让两名女仆扯起床单挡在医生和病人之间：需要检查哪里，那个洞就移到身体的哪个部位。在那一年中，纳西姆生了几十场病，每一次地主都通过这种方式邀请阿齐兹医生来给女儿看病。
身体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暴露到什么程度，从来只是一个观念问题，而羞耻，也只是一个观念问题。这些观念背后的价值，构成了特定文化存在的基础。生活在这种特定文化中的人，他们的思考方式、看待别人和世界的眼光、行为方式都逃离不了特定的模式。对于严格遵守深闺制度的女人而言，把身体不该暴露的部分暴露给陌生人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还是那位纳西姆，后来成了阿齐兹医生的妻子。婚后丈夫跟她说，以后去外面不要戴面纱了。纳西姆惊慌地说：“什么？你要我在陌生男人面前光着身体？”
“你的衬衣把你从头到脚到膝盖都包着，你的外套一直挂到脚踝以下，只有你的脚和脸露在外面。夫人，难道你的脸和脚也是淫秽的吗？”阿齐兹医生问。
“他们不止看到那些（脸和脚），他们会看到我最深最深的羞耻！”纳西姆悲叹道。
我们知道，在1979年爆发革命以前，伊朗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社会。伊朗的亲美国傀儡政府一边卖石油发大财，一边引入西方的价值观。在1930年代，政府甚至强迫伊朗妇女放弃深闺制度。政府的腐败、社会道德的滑落，加剧了普通民众的不满，同时也因为伊斯兰信仰在民间有非常深的基础，后来爆发了伊朗革命，在法国流亡的大阿亚图拉霍梅尼回国，于是出现了电影《逃离德黑兰》中的那一幕，世俗主义和西方的公司、机构一起被驱逐出去，政权和宗教再次结合，伊斯兰价值被复兴，伊朗重新回归“信仰的社会”。直到今天，伊朗还是崇尚伊斯兰价值的极右翼政府在掌权。深闺制度在伊朗并不像在南亚那样严格（最严格的莫过于阿富汗），出现在伊朗电影中的女性虽然需要围头巾，却不需要戴面纱。
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宗教和文化习俗为背景，Rana的身体在浴室被陌生男人看到这一事实严重触犯了这个社会的禁忌。
放在世俗社会，出现这样的事件，第一想到的是向警察报案，让社会的公共服务机构来解决。但Rana选择了不报案，原因是她无法在警察面前说这些（难以启齿）的事情。
实际上，不止在警察面前没法说，关于浴室的细节就是在丈夫Emad面前也无法细说，电影中Rana的回忆就非常简略。而丈夫，也只是在妻子拒绝去警察局时，看似不经意顺势追问了一句，“难道发生了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吗？”
不仅如此，事情的每一次扩大（被更多的人知道，从邻居到朋友，到剧院同事），都会引起Rana的神经紧张。他们怎么知道的？怎么又多了一个人知道？久而久之，Rana变得神经衰弱，无法一个人呆在那间屋子里，她最忍受不了的是别人的目光——甚至忍受不了她在舞台上表演时观众的目光。
从事件发生开始，一直到电影临近结束，Rana的造型始终是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形象：头上缠着白纱，脸上那道伤疤就像“红字”一样，仿佛给她打上了耻辱的印记。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分析印度宗教时说，当一个高种姓的印度人碰到“不可碰触者”（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就会受到仪式性的污染。这种污染和卫生学、环境学没有关系，而仅仅是因为神圣的宗教经典中规定了他们是不可接触的。Rana也一样，她的身体创伤远不及精神创伤，远不及自己被“仪式性”地污染后带来的羞耻感。
不仅Rana被污染了，是与那起事件有关的一切也都被污染了。首先是那间浴室，成了这家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最突出的那个“袭击者”留下的钱——Rana误以为是丈夫放在那里的，用它买了东西。晚上一家人吃饭时才搞清楚钱的来路。Emad立刻说，不要再吃了。如果仅仅是想以后归还，按照货币一般等价物的属性，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些钱来还。但就像我们通俗点说的那样，“来路不明的钱是脏钱”，Emad和Rana认为不仅钱是脏的，用它买的东西也是脏的，吃了这些东西的人会受到更深的污染。
如果电影对羞耻的探讨就此而至，《推销员》最多也就是一部好的伊朗电影，但它却是一部真正的好电影：它的眼光不仅仅止步于特定的文化，从这种特定的文化中还可以见出普遍的人性。
电影中的Emad是一名大学教授，但他和Rana还同时在一家剧院演戏，在电影中，他们排练和上演的是阿瑟·米勒的名剧《推销员之死》。导演法哈蒂说，《推销员》里的主要情节在拍摄前好几年他就想出来了，但直到确定男女主角应该是戏剧演员之前，他始终认为电影的内容不够。本身就是戏剧专业出生的法哈蒂重温了让·保罗·萨特和易卜生等大师的作品，最后找到《推销员之死》，终于发现“它是一个礼物。”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戏剧之一，《推销员之死》普遍被认为展现了美国梦的破灭。但作为这部电影的戏中戏，它最关键的元素是主人公威利的性格，以及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社会的另一种羞耻观。威利认为推销员成功的关键是他必须讨人喜欢——“受欢迎”，而他的性格中恰恰缺乏这样的品质。“受欢迎”意味着他在乎的是别人眼中的自己。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宗教国家还是世俗国家，只要人们的自我认知和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眼光中，羞耻感就总是会存在。“就因为我是个（不成功的）推销员，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琳达！”Emad扮演的威利在舞台上喊道。威利最后的死亡也和他无法忍受失败（不受欢迎）带来的羞耻感有关。通过嵌套的故事结构，《推销员》把对羞耻感的探讨延伸到了国境线以外，超越了特定的文化范围，上升到一种人类普遍的文化心理。
在呈现特定的文化观念时，导演展现了背后复杂的矛盾和人性的冲突。电影中的人物与其说拥护这种禁忌，不如说他们的行为不得已必须参照特定的文化模式。“这些人应该带上链条去游街，羞辱他们。”电影中的邻居不假思索地这样说。而Emad的行为完全被这样的复仇愿望所主导：他要让老人的劣迹暴露在他的家人面前。对于羞耻，最好的还击方式是让对方遭受同样的羞耻。
矛盾的是，电影在很多地方暗示了那些表面上没有犯罪的普通人，让他们保持不羞耻状态的道德感本身就很可疑。最突出的是同事Babak，电影在很多地方暗示他也和那位妓女有染，只不过没有被抓到（Emad或许觉察到了这点，在一场演出中借威利之口对扮演另一个角色的Babak破口大骂）。Emad也是，他肆意翻看学生手机，还利用一个学生家长的警察身份调查货车来源。这两者本身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入侵——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最后，是那个“袭击者”本人。他是一个可怜的老人，同时也像Emad和Babak一样，是有着道德瑕疵的普通人。
电影没有批评或者想要惩罚里面的任何一个角色。每个人都值得同情：他们的行为不得不遵从一定的文化规范，这些规范多多少少会和人性相冲突，他们的悲剧也来源于性格的弱点。
在电影最后的悲剧中，观众不知道心脏病发作的老人有没有死去，也不知道Emad和Rana有没有挽回他们的婚姻。不过，我们仿佛看到了另“一次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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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FIFF6丨DAY8《推销员》生活难道真的只能如此无奈吗
第6届#法罗岛电影节#无人知晓单元第8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推销员》，下面为大家带来前线推销员人生如戏的抓马评价了！
果树：
还是那个会讲故事的法哈蒂，但这次的剧作未能逃出过于戏剧的嫌疑。
我们敏熙：
生活难道真的只能如此无奈吗？这部漏洞很大。
fire_storm：
比过往好，但法哈迪的剧作已经变得如此戏剧化，格局太小戏却太多。推销员之死在片中的作用太小，缺乏与剧情的照应。
汤达人：
即使不强加我的道德观来判断，这部的戏剧性如此刻意，漏洞如此多也是够可以了。
Berger：
法哈蒂的剧本令人称赞，他的编剧能力很大程度来自训练与观察，编剧必修。
Sylvia.Y：
人性在道德面前进退两难，结果往往善有恶报。
法罗岛岛主：
同是法哈蒂的奥外作品，《一次别离》的剧情就流畅到严丝合缝，分毫不差，《推销员》相较之便显松散，唯一的优势是他跳脱出了《一次别离》中对伊朗社会的剖析，后半段对峙戏中连珠炮式的人性审判，视野从伊朗的人文、宗教一下拉升到普世性问题的高度，不留余地的将人这种生物最难以启齿的一面撕开让大家“观赏”，骤起骤落的节奏带领着观众的情绪跌宕起伏，时刻准备直面失控。
血腥爱情故事：
法哈蒂珍的很喜欢设计各种drama，但是在这部中略显刻意了一点。
我略知她一二：
陷入道德困境的男人和惨遭恐怖袭击的女人，毫无意义的精神指控和冷漠暴力促成了天理循环的残酷报应。事实与真相到底是取决于被害者还是施暴者，旁观者又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不得而知。暴力的种子总会生根发芽，每个人的口水和眼神都是对它最好的肥料。如果我们无法逃避，就让我们接受现实，而不是用牺牲道义来促成真相。
#FIFF6#DAY8的无人知晓单元场刊评分稍后会在广播中为大家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3 ) 道德困境中的耻感与文化冲击下的保守
看得出来，法哈蒂导演的整体风格应该是建立在于新现实主义叙事的基础上，那种对生活本真的追求，对细节的把握和使用，对演员表演的调教，都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调度和运镜很平稳，没有明显的风格化手法，也没有使用技巧性很强的手段，只是偶尔使用手持镜头拍摄增加故事的真实感。
我最欣赏的，还是导演对剧本的打磨。无论是《一次别离》还是《推销员》，剧本的铺陈，人物性格的建立，故事线的讲述，都非常老道，既不会显得过于细碎，变成话唠型叙事；也不会可以简化或隐藏人物动机的建立，整体上他对故事性和冲突的把握都显得对观众非常友好，不会存在像程耳导演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讲“这是拍给下世纪的人看的电影”的别扭的感觉。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导演是一个倾诉或辩理更强于表现的人。他更希望输出一种价值观，而不是一种情绪。
法哈蒂的电影，我只看过这两部，但从这两部中，我也能勾勒出导演的人物肖像。他大概是一个中产阶级，文化人，文艺素养很高，但不乏理性。他处于伊朗这种宗教和世俗化并存且不存在相互碾压的社会中时，可能会时刻有格格不入之感，一方面中产阶级能够保证自己获得较好的生活质量，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能够更进一步的追求精神世界的完满，因此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西方流行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熏陶；但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出身及对底层的了解和理解，他也能感受到伊朗在世俗化过程中西方现代文明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带来的种种割裂与苦痛。强大的宗教和社会世俗伦理使得他潜移默化的认同它们，但对于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对于个人价值的认同使得他又很难接受传统世俗社会下的种种约束和伦理。
电影中，丈夫尹麦德教授文化课，是中产阶级和伊朗文化阶层的代表。遇到老婆被性侵的事件，一方面他能够理解并体谅老婆蕾娜在遭遇祸害之后的种种反应，并没有大男子主义式的爆发，将怒火发泄到失去了贞操的女人身上。但另一方面，他听到蕾娜用嫖客的钱做了吃的时候，又忍不住恶心，本能的反感这种玷污和羞辱。他第一反应是西式的，要追责，通过警方破案这种正规途径；在遭遇了老婆的冷遇时，又能理解并认同希望事情过去，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中来的观点。但在学校的迁怒的表现，暴露了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是很能理解蕾娜的立场和想法的。她知道伊朗社会的现实，害怕邻居说三道四，害怕众目睽睽，希望事情早点过去。在经历了无法接受的挣扎和痛苦阶段后，她以现代文明的观念克服了传统伦理的束缚，希望忘掉过去，重建未来。小朋友的到来，即代表着她对新生的渴望和憧憬，也意味着她重心的转移。但她老公尹麦德在被羞辱之后的表现，让她眼睁睁看着自己和老公两个人在这种世俗复仇的故事里越陷越深，越来越纠缠，最终导致了令人心累，无可奈何的境况。她的原谅，并非真的原谅，只是放过自己，放过这件事儿，想要尽快忘记这些痛苦的表现。
丈夫的复仇遭遇一个一时鬼迷心窍的忠诚老公的设定，仿佛他一拳打在棉花上，郁闷吐血却无处发泄那种愤懑情绪。之前丈夫在检查电话录音时发现剧团老板的出轨和嫖妓，之后找到行凶之人又发现一个老实忠诚的丈夫同样嫖妓和出轨。无论是中产阶级的男人，还是底层的男人，都无可避免的变成出轨的人。伊朗男人既有非常强烈的对女人贞操观的控制欲，又在现实中不断的出轨和不忠，这反映了伊朗社会在世俗化和宗教冲突中的割裂。传统的价值观已经无法让那些男人认同，但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又无法深入他们的骨血，所以面包店老板才会在最后非常担心事败以至于心脏病突发，而尹麦德也愤懑的大哭。
戏中戏的设置，一方面为丈夫的情绪提供了出口，另一方面，可能表现了主人公的困境，但感觉与本身的故事没什么互文。前面建立了人物对妓女的讽刺，只是为了后面引出小房间里缺席的那个人。红衣带娃女郎的人设功能性也太强，没有非常大的价值。起初还以为是红衣女郎就是那个妓女，与导演有一腿，带孩子住在那儿。但小朋友的表现好像也否定了这一点，那设定一个爱美的女人带娃做妓女的批判性表现在哪里？价值是什么？都没有讲明白。其他邻居，学生的人设也都沦为功能性人物，没有办法在主人公心境变化，行为变化时产生足够的影响。
镜子的意象出现了几次，应该是隐射人物的道德困境，人物困于自我之中，很难出来。裂开的楼，拆迁也象征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新与旧的冲突，但更多的内容，我也没看太出来。总体来说，由于故事性太强，矛盾设定的过于明显，以至于我很难再给予更多的期待。此外，从《一次别离》开始，感觉法哈蒂太喜欢开场就建立一个强动机，再在这个动机中设定一个人物的强力转变动机。《一次别离》是开场离婚，中间是保姆摔倒。《推销员》是开场为搬新居设定了拆迁，中间是强奸或性侵。这种设定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过于强的矛盾和冲突，会减弱故事的韵味，削弱人物弧光的闪现，降低对后续剧情的期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顾客友好的。反正出什么事儿都告诉你，你自己就会建立好人物小传，在脑海中设定好故事，如果有翻转，就会显得冲击较大。
表演部分很精彩，没什么问题。就一个想说的，伊朗美女真美啊，太好看了，尤其是女主，太像佟丽娅了，有一种杨蓉和佟丽娅合体的感觉。
4 ) 他到底是绝世好男人，还是大男子主义？
如果你看过法哈蒂的前几部作品，就应该知道这位伊朗导演最擅长表现的就是道德困境，特别是两性关系中的道德困境，不过相比于让全世界开始认识他的前作《一次别离》，这部《推销员》则编排出了更强烈的戏剧冲突，而且着眼点除了道德困境之外，更加入了夫妻双方或是两性之间思考方式的探讨，那或许是一种永远都难以相互理解的无奈。
由于全片贯穿了那部经典话剧、后来达斯汀·霍夫曼也演过电影的作品《推销员之死》，而且片名《推销员》也由此而来，所以很多人会把这部电影看作是“戏中戏”，其实看过之后你会发现这种联系是比较牵强的，我倒不觉得法哈蒂试图在营造一种“戏中戏”的氛围，更多的或许是一种致敬：《推销员之死》是理想的灰飞烟灭，而《推销员》则是现实的分崩离析。
相比之下，我更关注片中的人物内心，特别是男主角伊马德，看过之后，关于这个角色我和朋友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因为我们对于伊马德的看法简直是南辕北辙，在朋友看来他是一个“绝世好男人”，而我却觉得他是一个充满了大男子主义、完全没有同理心也不懂换位思考的“渣男”。（是的，渣男的定义可不仅是PUA和出轨）。
朋友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在乱世之下可以临危不乱处理危机，即不用在司法的官僚下委曲求全，又可以绕过道德桎梏完成复仇的普通人才是珍贵品种。” 在他眼中伊马德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坏事发生后他迅速制定了解决方案，在妻子拒绝报警后，他又开始了独立的复仇之旅，最终让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我眼中的伊马德却完全是另一幅面孔，在坏事发生之后，他第一时间根本不是去关心妻子，而只是想要去复仇，而复仇的动机多半来自于受伤的自尊。对于身体和心灵受到双重打击的妻子，伊马德并没有想要给予安慰，而是说出了“如果你没了我自己怎么办？” 看到了吧，他其实最担心的永远是自己，担心自己的面子挂不住，担心自己孤单一个人没人照顾。
这还没完，在妻子请求他请假留下来陪自己，伊马德甚至连想都没想就果断地拒绝了；在妻子的角色被别人替换后，他根本没有去想妻子是不是还想继续演，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你现在这样怎么演？想演和导演说去。” 看到了吧，他根本就不关心妻子的内心受到了怎样的伤害，更不关心此刻她最需要的是什么，只顾沉迷在自己所谓的“痛苦”之中，而这个痛苦并非真的为了妻子痛苦，而是为了自己那点大男子主义的自尊。
至于朋友说的“复仇”，我觉得就更是无稽之谈了。在伊马德眼中一切都是非黑即白的，那个颤颤巍巍来帮助他的老头，就只剩下“闯入浴室造成妻子受伤的嫖客”这一重身份，他在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真相的情况下，就对这样的一个人处以私刑，甚至要让他身败名裂。另外，还有一个情节也佐证了这一点，对于那个用手机拍视频的学生，伊马德完全不顾及对方的隐私，查看过之后还要请家长来看手机里的内容。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啊？
从这两件事就不难看出，男主就是一个会因为一件事把别人一棒子打死的人，他非但不是朋友所说的“绕开道德桎梏完成复仇的普通人”，而是一个极度专断霸道、缺乏同理心和换位思考、典型男权社会的代表。
而且理性分析来看，老头说的话大概率是真的，但伊马德根本听不进去，他甚至把最有发言权的妻子晾在一边，不允许她参与这次“审判”，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如果不是最后突发意外，天知道伊马德会做出什么来，而且他之所以收手，除了妻子警告他如果这样做就过不下去了，还有就是考虑到了老头的身体状况，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狠狠给了对方一个巴掌，这是不是导致老头后来在楼道里晕倒的原因呢？老头最后有没有救过来呢？
所以，究竟真相是什么也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伊马德和妻子的关系，是如何一步步被这件事改变，或者说他们的关系被这起意外逼着现出了原形。妻子在这起意外中受的伤还没有痊愈，便又在丈夫那里受到了二次伤害，而这个伤害或许比那次意外更为致命，因为那是一种对于夫妻关系的绝望，她也因此看清了这个男人的自私与独断。
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不是吗？
5 ) 转：最天才的阿斯哈·法哈蒂，最真实的“伊朗式婚姻”终结者
Original 2017-03-20 海伦 导演帮 导演帮
时隔五年后，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执导的《推销员》再次获得最佳外语片大奖。上次获奖影片是2012年的《一次别离》。 不管法哈蒂有没有出席奥斯卡颁奖礼，也不管获奖是否掺杂了组委会打脸川普的政治快意，无法否认的是，影片仍受到影评人和影迷的肯定，即便其新作《推销员》影响度无法与神作《一次别离》相比，但获得最佳影片确实实至名归。 阿斯哈·法哈蒂这位诞生于伊朗的电影新秀，始终在自己熟悉的叙事环境里坚持。他的每部作品题材、主题都大体类似，但都同样精彩，具有很高的完成度和口碑。
诞生于伊朗的电影天才
伊朗是片神奇的土地。在极为严苛变态的电影政治审查下，电影却在蓬勃生长，从近些年其屡屡斩获国际奖项便可知。 即便跟华语片都是类似“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输出模式，但与我们现在资本逐利、佳作欠乏的现状比，伊朗电影却是现实题材佳作迭出。 同时它又是亚洲文艺电影大师辈出的圣地，个个重磅，丝毫不逊于欧洲。 从扛鼎大师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到马基德·麦迪吉、贾法·帕纳西、慕森·马克马巴夫等重要领军人，再到新生代的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巴赫曼·哥巴迪等，伊朗导演在世界影坛早已举足轻重。 现在的伊朗电影执牛耳者，当属阿斯哈·法哈蒂，拿奖拿到手软。 青年时代，他从德黑兰大学拿到戏剧艺术和舞台导演硕士学位，之后开始写剧本、执导电视剧。 他从第二部电影《美丽城市》开始引起关注，第三部电影《烟花星期三》曾摘得2006年芝加哥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项，第四部电影《关于伊丽》则摘得第59届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导演银熊奖。 著名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甚至称《关于伊丽》就是一部“大师之作”。 之后的《一次别离》和《推销员》均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他的电影均自编自导，作者风格强烈。题材上聚焦于伊朗社会现实，对性别权力差异，中产阶级焦虑和精神迷失，两性在婚姻中的泥沼、困境，宗教、道德等情感和人性抉择等现实问题，进行可客观理性的呈现。 但是，法哈蒂却不是一个喜欢谈论政治的人。他的影片更多聚焦于人，而非政治。
用自己的语言体系讲述中产阶级故事
伊朗纪录片导演哈伊里说，“法哈蒂就是一位用自己的语言体系讲述中产阶级故事的导演。他的作品表现的都是观众日常生活，这就是他在伊朗有大量拥趸的原因。” 法哈蒂的电影总或多或少带有令人惴惴不安的悬疑性，有直击生活痛处的魔力，虽然弥漫着沉闷致郁甚至绝望的情绪，但并不晦涩难懂，甚至还很好看。 精巧的故事架构、演员自然的表演、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吸引观众跟随主人公寻找问题的出口，但看完后带给人的思考，又是深刻而不可回避的。 他善于提前埋伏笔，看似繁琐无用的对话总是暗藏玄机，推动后续的故事发展，并得到回应。 《关于伊丽》开头伊丽跟其母亲“饱含深意”的电话，以及隐瞒心事闷闷不乐的状态，会令观众好奇疑惑，而那通电话，竟成为捅破伊丽道德创伤的薄薄窗户纸。 《推销员》里，课堂上学生随口说出父亲在警局这个信息，竟成为后来男主“破案”的关键。 法哈蒂不会用毫无用处的唠叨来扰乱你的视听，他的影片像猜谜游戏，越发想抽丝剥茧，而不会昏昏欲睡。 多用微晃的手持摄影，并非他刻意为之，他曾在采访中说，“当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观众的眼前，所以需要使用手持式摄影。这是电影本身的需求，而不是我个人的喜好。” 他并不过多追求拍摄技巧，却专注于讲故事，带有很浓的戏剧色彩。 由张力导向的戏剧性，一再将人物逼向极致，人物需要花越来越多的勇气面对自己和他人。非常深入地进入人物，是法哈蒂尤其擅长的剧作手段。 然而，反转和冲突总是自然发生、出其不意，显示出导演强大的戏剧冲突和细节处理的能力。 《推销员》中登堂入室之人不是年轻男性，竟是患有心脏病的垂垂老者，《烟花星期三》里做戏很用力的男人竟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出轨渣男，《一次别离》的反转再反转着实精彩，男主和女佣的谎言轮番上场，社会中的谎言、不信任才是最难解的题。 其电影善用道具和意象，虽然难免有过度解释之嫌，但符号及其隐喻对理解影片必不可少。 《关于伊丽》里伊丽最灿烂忘我的笑容出现在放风筝的桥段，那只红色的风筝，正象征她苦求不得的自由自在。无论她是因为道德问题自杀，还是为了救溺水的孩子而死，她的自由仿佛只有像风筝断线一样，结束生命才能获得。 《烟花星期三》乱七八糟、亟待清扫的房间，不正是男女主人杂草丛生、一团乱麻的婚姻生活的写照？而女主紧紧裹住头发的头巾，更是束缚在伊朗女性身上的一个道德枷锁，似乎可以决定她们的生杀大权。 《推销员》摇摇欲坠的旧楼、裂缝明显的墙壁，最终走向悲剧的戏中戏，都暗示了影片结尾两人貌合神离、婚姻难以愈合的状态。
两性关系终结者，聚焦婚姻焦虑和道德困境
法哈蒂的影片中，伊朗人的道德困境很大程度源于宗教和信仰，女人社会地位的不公、对命运把握的无力无处不在。伊丽无法摆脱已经与其订婚的男子，苦于无法放开自我追求喜欢的人，只能为难自己。 在她失踪后，未婚夫第一件事是询问伊丽有没有拒绝这次“相亲”活动，而对生死未卜的伊丽不管不问。 《推销员》中因为在洗澡时被看到裸体的女主，甚至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本该同心的丈夫也性情大变。 在一个女性极度没有话语权的国家，女性的贞操、尊严、耻辱、信仰，比生命还要重要。 所以《一次别离》中，最后只要撒谎，便可以帮主丈夫还清债务的女佣，无论如何都不肯违背《古兰经》的教义。 而女性与男性戒备森严、界限清晰的社会划分，始终是男权至上，女人的权利、人性无法得到保障，也令中产阶级的生活荆棘遍地。 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与极不稳定公平的社会现实一样，充满火药味，且一点就着。 《一次别离》中西敏坚持要带孩子移民并因此不惜跟丈夫离婚，也是伊朗现在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在伊朗渐渐现代化、西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时，他们认识到社会的种种不可解决的问题，但不得不通过逃避来远离是非。 无论是生活还算富裕的中产阶级，还是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下层人民，他们都面临宗教信仰和自身权益的冲突，都为了生活谎话连篇，都对爱情和婚姻充满绝望、焦虑和不信任。 所以法哈蒂的影片热衷于呈现他认为的“伊朗式离婚”。他影片中面临伦理困境的男女，看待问题的方式总无法达成一致，他们最后不是矛盾未解决而坚持离婚，就是感情破裂无法愈合。 无论婚内出轨还是原本相爱，最终都走向毁灭。而真正的推手，正是伊朗社会中无形而致命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 而法哈蒂在对故事娓娓道来时，也让人无法对令人绝望和崩溃的不安冲突置身事外，只是这社会的出路在哪里？ 就像失踪了的伊丽、《一次别离》中没有答案的离婚判决、《烟花星期三》里知道婚姻残酷真相仍坐上未婚夫摩托车的女孩，导演从不给人明确的答案，而是以开放式结局提供无限想象，又或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救世主。
冷静的女权主义者
法哈蒂电影海报上，常常出现整幅女性图像，美丽动人。 也经常男女并排对立出现，给人紧张的对峙感以及两性关系幻灭既视感。 但女性，往往处于中间位置或置于前端，更清晰、更高大，更主要。 也难怪。法哈蒂的电影中，女性都异常美丽、勤劳、温柔、善良、充满包容心。对于社会的歧视和不公没有发言权，她们往往很脆弱无助，却绝不会一蹶不振，女性的伟大和包容在她们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负责承载和传递人性中真善美的，都是女人。 《关于伊丽》中鼓励伊丽追求幸福的伊朗女人；《烟花星期三》里的清洁工女孩单纯可爱，就连男人出轨的美发师都极有魅力惹人怜惜；《一次别离》里的西敏，是全家人最有智慧、最通情达理的一个人。 而男人呢，却往往自大、自负、暴躁，自尊心和羞耻心过强，一言不合就家暴，且毫无愧意。 法哈蒂一定是带有批判和苛责去塑造男性形象。伊朗男人面对困难易燥易怒的状态，着实跟女性的温柔沉静形成鲜明对比。 而男人们在感到男性尊严受挑战时，第一反应并非安抚女人，而是奋起反击挽回尊严，哪怕付出毁灭两个家庭的代价。 《一次别离》中，纳德故意推倒怀孕的女佣，没有丝毫同理心和同情心；《推销员》中伊麦德因为妻子被羞辱而觉得难堪，一定要将失足老者逼上绝路；《关于伊丽》中因伊丽失踪发飙，将责任推到作为邀请者的妻子身上的男人，他们始终以人鲁莽冲撞却没脑子的直男癌形象出现，但无比真实可信。 而这都是源于强烈的羞耻心和社会对男权的过度强化。 法哈蒂曾在采访中说，我试着将我电影里的每个人物都塑造的现实和复杂，无论男性或女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女性拍成主角，或许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毕竟在伊朗，女性在争取自己被剥夺的权利斗争中更加痛苦、挣扎，她们更具有抵抗力和判断力。 这位满脸络腮胡的伊朗男人，在电影中给伊朗女人足够的深情、宽容和人文关怀，也在他“无意识的选择”中，成为女权主义的使者。 这位伊朗当下杰出的电影大师，用一个个真实却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和人物，“润物细无声”地剖析伊朗社会普通人的家庭、生活，温柔又强有力地呈现伊朗两性关系焦虑、道德困境冲突不断的现实。 “几年前我在柏林创作一个剧本时，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伊朗的音乐声，就在我隔壁。我努力的控制自己不去想起伊朗，但是我做不到，那里的人和事已经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段时间，无论在街上、公车上，我都在想起伊朗。最后我回去了，开始创作《内达和西敏》的剧本。” 他用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温柔地讲述伊朗社会生活的敏感骚动，危机四伏，乃至每个家庭的“婚姻围城”，给普通人更多生活上的反思。 因为他持续而深情地热爱伊朗这片土地，也让看电影的人对伊朗社会困境保持思考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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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点观影笔记：
影片虽明显冗长，故事集中在几天内连续发生，镜头未有喘息，紧跟事件发展。这种老练的叙事节奏制造了一种追踪纪录的观影感受。我觉得是较以往作品的一点创新和突破。
强奸并未发生，结局老者的死亡，也并非简单的因果报应，这样简单粗暴的解读太过低估法哈迪。对强奸的猜测才是面对道德与宗教的挣扎的试金石，对男主角，对观众，皆如此。老者的死，将这种挣扎上升到一个非常严肃和现实的高度。而非对事件给出评判。
6 ) 宽容的本质与价值
宽容的本质与价值
显然，《推销员》（فروشنده 2016）这部电影是讲“宽容”这个主题的。“宽容”是当今世界普受关注的伦理问题之一，因而本片备受国际电影节的青睐是情理之中的事。“宽容”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解读，我想有两项内容都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它本质，二是它的价值。前者关乎宽容行为的主体和动机，即宽容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的不宽容，其背后的根本动因是不安全社会环境及其造成的心理恐惧；后者是表明践行这一伦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那么，上述二个方面内容在本片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宽容的本质。男主角伊玛德是个中学教师，本是个心地善良之人。当大楼要倒塌时，他关照哭泣的小孩和卧病在床的病人；看到前任租客是个带着孩子的单亲母亲时，他便动了恻隐之心，在是否要清空前租客占用的房间问题上，他态度明显不比妻子强硬，在晚上下雨时，他还主动照顾那些被清出的东西。他也是个大度、能站在别人角度替别人着想之人。当他被拼车的女乘客侮慢时，他不仅不以为意，还为这位侮慢之人的不当行为找寻正当的理由。他并不是那种道德感非常强的人，他的道德底线是显然高于那个图书管理员的，否则他也不会将别人认为不适合孩子看的书捐给学校图书馆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妻子拉娜被歹徒袭击又不打算报警后，他应当会遵从妻子的意愿的，但为什么结果变成了他强烈要求妻子和他一起去报警呢？原因在于他受到了他人的影响。一次是他到车库挪歹徒车时，碰到一位女邻居，强烈建议他报警；一次是他打扫楼道时，另一位女邻居再次要求他报警。于是他在妻子意愿和邻居态度之间变得极度烦躁，他感到不对歹徒做点什么都无法跟邻居们交待。此外，他朋友们对事件的态度也他决定采取报复行动的重要因素。显然他的不宽容态度并非来自他本性，而是社会不宽容的结果。
当然，从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并不是所有邻居都赞成报警的，比如其中一位要求报警的女邻居的丈夫就赞成拉娜不报警的做法，这又如何解释呢？其实这只是表明男女对解决同样问题的态度稍有不同而已。这位不主张报警的男邻居只是不想让公权力介入而导致事件复杂化且造成当事人二次伤害而已，但他是主张私力救济的。所以，我们仍可以说，不宽容的态度是普遍的，但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女性安全感弱于男性是他们解决问题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基于安全问题的担忧、消除潜在威胁所带来的恐惧可能是造成社会不宽容的心理根源。
宽容与痛苦总量的减少。对于受到袭击的女主拉娜来说，她遭受痛苦是肯定的，也只有她才最有资格谈宽容问题，她丈夫的痛苦是间接的，更多是社会的态度给他造成的耻辱感。整体来看，她主张宽容不主张报复的态度是对的，因为不宽容带来的只是痛苦量的增加，不仅对她自己，也对丈夫、歹徒一家人而言。事情发生后，她不报警虽可免受二次心理伤害，但心理阴影是存在的，比如不敢独自上厕所独自呆在家里，所以她首先想要的是重新租房子离开这个伤心地，然而，她丈夫为了抓歹徒对她的这一意愿并不作出积极反应，所以，她谴责丈夫“不干正事”。在她这里，当务之急的“正事”是消除心理恐惧，而不是不放手已无可改变之事。丈夫的不宽容不仅没减少她的痛苦，也使他自己终日痛苦不堪。她知道丈夫的痛苦还在于邻居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这就很难让她有隐私可言，所以，逃离是保护隐私的最好办法。丈夫誓要找到歹徒，这让他心情不佳，不仅开车差点出事，他也迁怒到别人，影响到演出的正常进行。就算房东巴巴克跟前任租客关系暧昧，那也不是你无端指责的理由。当她丈夫找到肇事者，他想报复，但被她阻止，这使无辜之人免受了不必要的伤害。虽然她丈夫仍要惩罚肇事者，但一巴掌的结果也并没有让他余气尽消，反而更增加了他的痛苦吧，不知道这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心理，但至少可表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虽然，宽容侵害者，有基于宗教信仰的因素，但阻止更多人知道此事是保护隐私的必要措施，显然，她的行为宽容了别人也保护了自己。
宽容与心之自由。除了减少痛苦外，宽容价值还在于“心之自由”。报复之心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它不可能带来心之自由。正如在剧中剧中，拉娜所说的： “我们不再欠别人任何东西，我们终于自由了”，减少“亏欠感”是使我们获得心之自由的重要途径。然而，伊玛德最后对肇事者的那一巴掌，不仅没有让他释然，反而使肇事者心脏病复发，无论肇事者最终是否死亡，他们都会感到有愧于他的家人，所以，拉娜非常无奈，她只能通过剧中剧来告白：“我已不再哭泣，你为何还要那样做？”（文/石板栽花 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
Ps.感谢@塔拉Tala翻译的本片中文字幕！
缓慢打开的那扇门
【台北金马影展展映】依旧重复《一次别离》式的道德困境，但无疑逊色一筹。相比戏中戏的《推销员》，台版《新居风暴》的翻译更贴切主题。真相揭露之时，犯罪者谎话连篇百般遮掩，狗血的苦肉计苦情戏轮番上演，使得随后女主的宽恕显得可笑愚善。而后的“恶有恶报”式“天谴”也更显刻意。三星半。
并没觉得涉及什么困境，很多处理都太过于明显了。最后给老头的那一拳其实挺败笔的。倒是妻子受伤后，一直想弄清到底是谁发现了自己更有趣。伊朗社会，一个正在洗澡的女人倒在浴室，被男人发现和被女人发现，这创伤比她头上的创伤可能还更重要。
矛盾设置得用力过猛，伏笔又太刻意，每出来一个看似无关的细节后面必定用得到。一次别离像是不经意间把观众带到一个道德上的两难困境，而本片是刻意营造出这样一个境地。
不少细节时刻提醒着：这是一部只能出现在伊朗的电影。即便社会法则、道德困境、两性关系与戏中戏的互文设定有刻意之处，还是不得不喟叹剧本打磨之精准，从第一分钟起几无一丝闲笔。虽注定比不上《一次别离》，毋庸置疑仍是去年最强大又最稳当的几个剧本、表演之一，法哈蒂导演生涯中的上作。
《推销员》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受川普之前推行的移民政策不能入境美国，影片女主角塔兰涅·阿里多斯蒂此前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将不会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以示抗议。因此导演和主演均未到场领奖，导演的声明称：我的缺席是对于我祖国和其它6个被禁止入境国家的侮辱。
在一个“羞耻文化”浸透的国家里，两个家庭因一次意外入室猥亵案被逼入死角。妻子身心受创却自然而然地自责，丈夫因邻居的议论而失去分寸。最后的报复，就是让对方亦受辱。“人是怎么变成野兽的？”“逐渐地”法哈蒂标志性的生活语言和细节。但是《推销员之死》的花招用得不好，施害者的形象太薄
比《过往》好，互文方面反倒没有任何惊喜，丈夫对妻子所受伤害的冷漠才是我care的点，另外，那扇缓缓开着的门，太会讲故事了，比国内小花旦们的演技都强....
法哈蒂的编剧能力真是没得说，永远都是从生活中就近取材，然后抽丝剥茧的还原真相。舞台剧«推销员之死»和现实恰好构成对照，讲述追求完美带来的过犹不及。
3.5；在波澜不惊的日常琐事中挖掘富有戏剧性的题材，是导演一贯作风，相比以往，此番格局更小，剧本更见精巧，设计性颇强；危楼喻岌岌可危的婚姻，三幕剧在文本内容上与影片关系不大，但掐准了微妙转折点；当蔑视浮现的瞬间，我们之间土崩瓦解。
三星半。比《过往》好很多，但是不如《一次别离》。影片明显想做出一次别离的道德困境，但是剧情多少有些刻意了，仍是一部很纠结的电影，可看性还是不错的。只不过跟一次别离比会有些失望。
为了制造道德上的两难，法哈蒂这次的故事还是太戏剧性了，不过从叙事方面来看还是很具功力的，舞台上的推销员之死是美国式梦想的破灭，台下的夫妻生活剥去表面的和平确是千疮百孔的问题，男主对老者的每次施压都像站在制高点在做审判一般，维护的是他作为丈夫的所谓自尊，伤的确是妻子那无人问津的心。
难免会陷在一次别离的深刻印象中把之后的作品都拿来比较，但法哈蒂真的是剧作大师，台词看似絮叨却句句有力，只不过这次跟《推销员》戏剧本身联系需要推敲。最成功的在于：就算拍的是一桩完全可以用暴力和惊悚展示的事件，最终效果也是年轻中产阶级的焦虑和挣扎。值得细品，两位演员非常好
老头这角色如果稍微增添一点人性恶的元素，善恶之辩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简单明确化
有些失望。极度戏剧性的情节，行云流水似的讲述和演员精湛的演绎，显示了著名的伊朗电影人的一贯功力。但在深陷“道德困惑”的焦虑里，并没有清晰地、有感染力地表达好作者自己的思想或情感的指向或质疑，使作品缺乏了审美的力量。用那么多篇幅添加的戏中戏，也没有帮上忙，实为可惜。
一貫的Farhadi——嚴謹、結實、滴水不漏。探討黑與白之間，我們存活其中的，所有東西都可以再商榷、再深化，如濃霧般教人喘不過氣來的深灰。西化的伊朗知識份子同樣受傳統約束折磨，舞台上的房子、倒塌中的舊房子、危機四伏的新居，皆是虛幻。人慢慢變成牛，夫妻卻一夜變老。
对法哈蒂雕琢故事的能力毋需多言，这部虽然略显刻意，但依旧是通过点滴的积累达到最后的迸发，不声不响间还进行了一次文本实验；但我看他的作品越多，他的两个技巧就震撼我越大：一是利用玻璃门、窗的构图，二是精心设定的环境音。
比起道德困境的探讨，我更关注丈夫对妻子所受伤害的冷漠。妻子的难搞显然是创伤后综合征所致，丈夫却只责令妻子马上忘记此事，要求提得很轻易，全不顾身心遭创的妻子处在怎样的痛苦漩涡之中，仅是等待一份耐心的陪伴和抚慰。丈夫更介意自己在事件中名誉的损失，是这点受害者情绪，支持着他追查的动机。
依然是法哈蒂擅长营造的道德困境故事，叙事扎实，节奏沉稳。比较遗憾的是，对推销员之死的戏剧运用，并未与剧情紧密结合，情绪渲染的不够自然。不过仍有不少细节值得回味~
小男孩来家里那一段轻微的松懈释怀太棒了，可惜生活远没有这么单纯和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