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杰夫瑞·达莫的故事第一季

达莫案里另一个关键人物但剧里没有演：达莫的缓刑假释官 Donna Chester。

由于剧里没有演这一段，似乎令很多观众以为 “达莫杀人很容易，因为都没人管啊”，甚至觉得 “看到没，白男犯罪多容易” 等理解，但其实恰恰相反。

现实里，达莫在他的213公寓里（1990年5月～1991年7月22日）一共杀了12名受害者，这些都发生在达莫的缓刑期内。也就是说，他当时是受监管状态的。而且他不仅被监管，还一直持续参加与戒酒和心理/精神的相关治疗项目。说白了，在那段时间里，达莫是不间断地和缓刑官，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咨询师等各种相关专业人士打交道。然而期间不仅没有一个人发现达莫有极高危险性的异常，反而给予达莫好评，说他是他们遇到过的最配合，最服从的一个。现实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

1988年9月达莫猥亵一名 13 岁男孩（受害者14岁老挝少年的哥哥），198九年1月30日定罪，198九年5月23日宣判5年缓刑和1年惩教院。达莫完成10个月服刑后获得缓刑释放，开始了他的5年缓刑假释。

自1990年3月开始（至1991年7月23日），Donna Chester 担任达莫的缓刑官。他们最后一次会谈是 1991年7月18 日，4天后，达莫被捕（1991-7-22）。

Donna Chester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社会福利学院，主修刑事司法。1990 年 1 月 9 日，她成为州缓刑/假释官，1990 年 2 月 25 日被分配到密尔沃基性犯罪科。在受培训后，1990 年 3 月，她接手了一名离职假释官的全部 121 起现役案件。分配给她的所有当事人都是性犯罪者，其中大约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被认为是高风险并处于最高监管程度。 （通常来说，性犯罪者被认为比其他类型的犯罪者具有更高的风险。）此外，她还有大约25个“机构移交案件”（“预备假释”状态的案件）需要她的大量时间和很多文书工作。

Chester 每月会谈达莫两次，会谈时间从10分钟到1个小时不等，大部分时间都超过半小时。Chester 说她 “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给达莫提供咨询服务，而不是提供所规定的平均时间”。

Chester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让达莫接受戒酒治疗，因为法院已下令将这种治疗作为缓刑条件。达莫将他的问题归咎于酗酒，达莫的父亲也强调了解决达莫酗酒问题的重要性。所以，Chester 让达莫参加 DePaul 康复医院的一个非住院式的强化戒酒项目，该项目从1990 年 5 月 22 日～ 1990年11 月15 日。无论是从达莫的档案还是从她自己与达莫的联系过程中，Chester 没有理由依据相信，达莫有药物滥用问题。随着他通过该项目取得了进展，达莫每周去DePaul康复医院见他的顾问1～3 次。经他的顾问转介，他通过DePaul接触到一名精神科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Chester与 达莫的顾问有定期联系，顾问报告说达莫非常配合并且似乎在取得进展。她也没有从DePaul康复医院的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任何反映可以表明达莫似乎很危险，或者他在重新陷入犯罪活动。 1990 年 11 月 15 日，她从DePaul康复医院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达莫成功地完成了该项目。

大约在 1990 年 8 月 13 日，Chester 开始担心达莫的情绪抑郁问题。她与单位的心理学家 Joan Kojis 讨论将达莫转诊到惩教部临床服务单位。Kojis告诉她，由于达莫有工作、有保险并且已经在 DePaul 接受治疗，他应该被转诊给那里的临床医生。过了一段时间，达莫在 DePaul 的顾问打电话给Chester，建议达莫去看精神科医生治疗抑郁症，并为达莫预约了DePaul的医生。

1990 年 8 月 27 日左右，Cheser将达莫转诊到密尔沃基县心理健康中心进行评估和治疗。她打电话安排心理评估，被告知达莫本人必须来，否则无法预约。1990年9月4日，Chester通知达莫前往心理健康中心。

DePaul 工作人员向Cheser报告的唯一问题是，1990 年 9 月10 日，达莫每周三次的尿检中有一次对安定（镇定剂）呈阳性。Cheser命令他到她办公室。达莫声称该药物是先前治疗的残留药物；再次进行尿液分析，其结果为阴性。Cheser警告达莫停止服用任何药物，除非他现有处方，并且要他去密尔沃基县心理健康中心进行心理评估并进行审核。 1990 年 10 月 8 日，达莫过去做心理评估。他告诉Cheser他没有做心理评估所需的 200 美元，而且此后他还将被要求支付治疗费用。Cheser与该部门的临床服务部门讨论了达莫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的抑郁症似乎加重了。该单位的精神科医生再次表示，由于达莫在DePaul接受治疗，所以将 达莫转诊给那里的临床医生会更合适。

大约在 1990 年 10 月 23 日，Chester 得知达莫已经在DePaul看过精神科医生。 DePaul 工作人员中没有人建议Chester达莫有危险性应提高他的监管程度；也没有建议告诉她除了她已经做的这些之外，她还应该做些别的什么。达莫告诉她，医生开了抗抑郁药，但他买不起。这引发了一次咨询会谈，Chester告诉达莫，他必须改变他对金钱的消极行为和态度，要优先考虑他的需求，把钱花在必需品上，而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上。

达莫缓刑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 Ambrosia巧克力厂工作。他几乎没有缺席任何与Chester或他被转介的人的约谈。他符合缓刑监督的目标和宗旨，是Chester处理过的案子里最合作的当事人之一。

达莫一直说他没有再喝酒，他在 DePaul 的尿检结果对酒精也一直呈阴性。他告诉Chester，他偶尔会参加酗酒者匿名会议。在 1990 年 11 月 5 日的会谈，达莫和Chester谈了他想用破产这种方式作为处理他债务的手段。他告诉她，这样他就可以从他的DePaul心理治疗师那里买到较低价格的抗抑郁药物。

1990 年11 月15 日达莫在DePaul完成治疗后，他告诉Chester他将继续在那里就他的抑郁症和性问题看精神科医生，并且他正在服处方药。 1990年12月4日，DePaul工作人员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指出，达莫是他们最合作的客户之一，他只缺席过一次预约。1991年2月，达莫第一次与Chester失约。他打电话道歉，并在下一次预约提前一周自愿前来。他报告说他正在设法获得药物，而且他没有再喝酒。Chester将他转介到咨询中心的男同性恋互助小组。 1991年3 月，被Chester联系了咨询中心，设法想让达莫接受性犯罪者治疗。该中心拒绝接受达莫，因为他的罪行不符合猥亵儿童的典型情况。鉴于这种拒绝以及达莫在 DePaul 的治疗已经结束，1991 年 5 月Chester 再次尝试从该部门的临床服务部门为达莫获得临床医疗服务。 达莫得到了1991年6 月 11 日与 Dr. Crowley的预约。Dr. Crowley是该部门的心理咨询师。Dr. Crowley没有发现达莫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只有轻微的抑郁症，并给了达莫一张精神病药物的代金券。Dr. Crowley在报告里没有表明（达莫）有潜在的危险，也没有对Chester提出任何建议。

1991 年 6 月 24 日，Dr. Crowley再次与达莫见面。无论是抑郁症还是其他问题，达莫没有报告任何重大问题，并预约 6 月 27 日的Dr. Crowley。7 月 8 日（在他谋杀 Jeremiah Weinberger 两天后）达莫和Chester会谈，并报告说与Dr. Crowley，他正取得些进展。达莫担心他会因为旷工和迟到而被解雇，并且他正在考虑如果工作没了他就自杀。Chester不相信达莫有自杀倾向；事实上，在她看来，他似乎功能完善（fully functional）。她知道达莫两天后与Dr. Crowley有预约，她就他的工作问题给达莫提供了相关咨询。

与达莫的会谈一直持续到 7 月 18 日（达莫被捕前4天），Dr. Crowley在此期间没有看到任何危险的迹象证明，也从未向Chester建议她应提供更严密的监管或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除了她已经采取的措施之外）。

Chester 从未有依据需对达莫采取惩诫行动或监禁他。鉴于达莫对监管的服从、他对转诊的跟进、他有稳定工作、他参与治疗、没有任何关于暴力或非法行为或警方联系的报告，以及没有任何给他治疗的专家对他的问题发出任何警告，Chester没有依据也没有理由相信达莫需要严密监管。以工作量调整为理由，她提交了四次豁免家访的请求。这些请求分别于 1990 年 5 月 1 日、1990 年 6 月 1 日、1990 年 11 月 29 日和 1991 年 6 月 17 日得到了她的主管James Wake 的批准。Chester从未家访过达莫的住所。她与他的所有联系要么是在她的办公室，要么通过电话进行。

Chester 在达莫案件曝光后的会谈中说，通过她对达莫所记录的81页文件里得到的对他的印象而中间从未对达莫有过任何警觉的主要原因是达莫似乎除了杀人这个事情之外他什么都说。Chester表示，达莫有时会表现出有兴趣谈论他的性取向，还谈到他家庭情况的紧张，他一直在抱怨他个人财务问题，几次提到想自杀的念头等等。在Chester的缓刑日志里，达莫似乎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与家人疏远。警方报告也显示，随着工作情况的恶化，达莫的谋杀行为变得更加频繁。

1991 年 10 月 31 日（即他儿子去世117 天后），Jeremiah Weinberger（17名受害者之一）的父亲向威斯康星州及其雇员，尤其对Donna Chester以及她尚未透露姓名的主管要求索赔至少5万美元的赔偿。

Weinberger的父亲声称 Donna Chester在缓刑期间没有按照要求家访达莫；没有对达莫即将精神崩溃并重犯恶习的迹象采取行动；也没有做出为达莫寻求咨询的任何尝试。他声称，Chester不想去达莫的公寓家访是因为他住在一个种族混杂的社区。而 Chester不去家访的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助长了达莫在他公寓里进行谋杀犯罪，因为他没有理由担心他的缓刑官会去那里家访他。

大概是Chester的依据无可争辩，Weinberger的父亲撤销了他指控里关于Chester没有对达莫采取任何措施给其提供咨询这一项。但他仍然辩称：1. Chester 罔顾后果草率地接受了不合理的繁重案件工作量，这导致了她没有进行家访以及她没有意识到达莫的精神状况正在恶化，这剥夺了他儿子和他自己的正当程序；2. Chester对达莫的监管不力，使他儿子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剥夺了生命。

但是，他这样的辩称论点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的儿子，Jeremiah Weinberger，不是被Chester谋杀的，而是被不代表州（state）行事的第三方（达莫）谋杀的。根据第14修正案，保护个人免于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被州（state）行为而被剥夺生命，而不是（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免于第三方的行为（参见参见 1980 Martinez v. California案）。宪法没有规定为保护公共安全免受个人行为者(private actors)侵害的义务，只有当州行为者(state actors)造成危险情况或使受害者更容易受到伤害时，他们才能承担责任（参见1993 Reed v. Gardner案）。

Weinberger的父亲坚持认为，Chester没有对达莫进行家访是导致其子死亡的康州的疏忽：如果达莫没有他公寓的隐私权，谋杀就不会发生；因为达莫知道他公寓是安全的，他的缓刑官不会去那里。

但这个论点不仅其前提有问题，而且Weinberger的父亲既没有表明达莫知道他的缓刑官不会去他公寓家访，也没有表明她家访是不事先通知且周密的，没有表明这两个因素对于阻止 达莫使用他的公寓进行谋杀和存放遗体是至关重要。即使其子确实不会被谋杀，但对于Chester没有做突然家访达莫公寓，她的过失并不具有法律意义的因素（参见1995 United States v. Feliciano案）。

所以，如果Weinberger的父亲想力争对Chester索赔要求成立，他就必须证明对达莫的监管造成了或增加了其受害者的伤害，或者以某种方式使受害者更加脆弱。而事实上，受害者的处境并不会比假设康州从未对达莫进行监管来得更糟糕。受害者没有被拘留或以其他方式限制了他们照顾自己的能力，受害者肯定没有被置于他们本来不会面临的危险境地。即使在监狱里，康州也有保护囚犯免受其他囚犯暴力侵害的特殊义务，因为监狱“剥夺了囚犯几乎所有的自我保护手段，并禁止他们获得外部援助”。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Chester 从来不知道有对任何一个受害者造成严重伤害的重大风险存在。达莫对她监管的配合与服从使她没有理由对此产生怀疑，给达莫提供治疗的专家医生们也都没有注意到有任何让他们对达莫的危险性产生怀疑的事情。尽管Chester知道达莫是一名性犯罪者，可能会再次犯罪，但她没有特别的理由让她相信达莫会在自己家中的隐私范围内做那些事情。

到最后，因为Weinberger的父亲未能举出任何事实来证明Chester的行为剥夺了他和他儿子的正当程序权利，也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明Chester在履行职责时轻率大意甚至疏忽。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Chester 的行为认真且谨慎。不能仅仅因为她在进行正常处理时发生了她无法预料到的行为而被认定为疏忽。最终，Donna Chester 获得了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指控不成立。

Donna Chester对达莫的会谈日志记录原文内容可参见此链接回复区序号74.：//www.douban.com/group/topic/275484885

我是一个住在非裔“贫民窟”的非裔女性，有一天隔壁搬来一个怪人，老是半夜敲敲打打，搞些刺鼻难闻的气味。我跟管理员投诉了好多次，隔壁还是一如既往扰民。

有一天隔壁跑出来一个半裸受伤的亚裔男子，迷迷糊糊像是喝醉或嗑药了。警察来了之后跟邻居对线了一会儿，相信了邻居“他是我的满19岁的男朋友，他喝醉了，脑袋磕到了”的说辞，护送男孩回到了邻居家。即便明眼人一看那个男子是未成年。后续我又打电话了解情况，接线警察告诉我已经没事了，两人同居中，男子已成年。我不相信又能怎么办呢？警察都这么说了呀。然而我再也没见过那个亚裔男孩，倒是好几次半夜听到隔壁重物倒地声、痛苦呻吟声、搏斗声。报警无数次也没用，谁叫我是住在非裔聚集的贫民窟呢。

没想到第二次警察来找邻居发现他竟是个变态连环杀人犯！！我当然知道这个人有问题，可我没想到他竟如此丧心病狂。。。。。。同时我又好气愤，报警了那么多次都没有，要不是警察不作为说不定这个杀人犯早就被绳之以法了！

于是我作为杀人犯的邻居接受了采访，痛斥这个大搞歧视的不作为的体系。好死不死采访被上司看到了，找我谈话，暗示我对警方的抨击的在我们这个保守派的公司影响不太好。嘿，怎么说真话还能收到职场压迫了？？行吧我不接受采访了，那我去慰问一下受害者家属吧。

面对家属我那该死的不必要的内疚又搞得我心力交瘁，总是忍不住想，要是当初我多投诉几次、态度再强硬点、甚至如果我是个白人的话，会不会我的话就会被重视，警察就会认真盘问隔壁邻居、将其早一点捉拿在案，那个年轻的亚裔男孩就能获救，也不会再有之后的那些受害者呢？

为了调查案子，我们这些无辜的邻居被迫暂时搬出去，为了不打扰家人，我自费住进汽车旅馆。虽然花了不少钱，但为了查案，牺牲一点没关系。听说那两个把亚裔男孩当作恶魔同居男友的警察被停职了！好哇，搞歧视就该知道会被处理哇！

终于等到那个该死的恶魔被判牢底坐穿，我可以回到我的甜蜜小窝了。可是，那些经历过的回忆变成噩梦依然每天都在提醒我，隔壁发生了什么。我曾经闻到的臭味、听到的声音，那都是活生生的人被残忍地杀害分尸啊！谁能想到杀人犯的邻居还会有PTSD呢？说出去只怕别人会觉得我在博眼球吧！

即便阴影挥之不去让我无法在家安稳入睡，我还是得继续我的新生活啊。没想到，那两个停职警察又复岗了，这该死的“白人至上”的世界！！接着管理员告诉我得另寻住处了，因为政府要把这座楼征收拆掉。难道他们觉得掩埋这座楼就能掩埋掉曾经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吗？不行！至少，为了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和家属，可以建一座纪念碑以示纪念吧！

可是，可是，两年过去了，这里还是一片空地，人们早就不记得那些受害者的名字了，只记得那个恶魔在这里犯下了耸人听闻的案子。好吧，同为这个恶魔的“受害者”，我还活着，还有力气为那些不能再发声的受害者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督促政府在这座废墟上建一个纪念碑，把他们的名字公之于众，被人们记得。我不知道能不能达成心愿、多久能达成，但我会一直努力做这件事的！

Jeffrey Dahmer在serial killing这件事上的成长真的非常典型，可以说具备了每一个要素。尚未出生就受多种药物影响的胎儿期，成长时期糟糕的家庭环境和缺位的家庭教育，无力而孱弱甚至包含孤立的学校和社会教育。

他的技艺也是一步一步获得的，儿童期父亲教授乃至纵容他解剖动物尸体时他就已经展现出来对器官的痴迷，从父母日常的吵架只学会了本质的暴力表达，父母的离婚和离开导致他对“被遗弃”这件事的应激。

虽然在18岁前后就杀了一个人，但是对第一个受害者的犯罪手法还非常的冲动和无组织，但是分尸并毁灭尸体这个特征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试验火烧和酸腐蚀的效用

随后在军队学到了麻醉和精神药物的使用，这个手法也贯穿了他后来的犯罪生涯，无论是迷奸还是杀人，他都用到了药物。住在奶奶家的时候成了一名屠夫，职业的精进也导致他后来分尸甚至食人的普遍。

最荒诞的是最后两集，他的父亲承认自己也有过和他一样的分尸的兴趣和犯罪的幻想。所以这是来自基因的吗？也未必。

就像最后法庭宣判毁掉Jeffrey Dahmer的大脑，禁止且不鼓励这种对犯罪根源的深究，也许预设极端犯罪来自基因，会是一种对自我的安慰和解脱，而其他人都不再需要对此付道德责任。

另一方面，剧名里的monster直接虽然说的是Dahmer，一个杀了至少17个人并且手段残忍极端的连环杀人犯。而影片最后出现的John Wayne Gacy也是一个同样类型的怪物，以至于连Dahmer都会问出，我们这样的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60s-90s，是美国乃至世界各地都集中出现serial killers的时期。

但是，这片子里需要付最大责任的除了凶手本人，还有出于种族主义或者其他原因那些对投诉和报警视而不见的警察，和包庇甚至表彰了这些警察的警察系统。

其他还有让人哭笑不得的“连环杀人犯”标准待遇，比如给凶手写情书的人、不顾受害者心情企图博人眼球的媒体、还有写自传的受害者父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确实和那些媒体一样，哪怕剧集有很多受害人和目击证人视角，但是能看到的犯罪的历程，而受害者只剩下痛苦。这可能不是剧情的问题，但是追问为什么犯罪和追问为什么被害一样，都很重要。

在剧里，最让人觉得恶心的不是Jeffrey Dahmer的罪行本身，虽然他死亡人数众多、手段猎奇且残忍。

最恶心的，首先是警察出于偏见，对Dahmer潜在罪行的纵容和对有色人种受害者的漠不关心甚至是恶意。

其次是那种不对等的感觉，Dahmer一个人在天平的一端，另一端是所有努力或者不努力生活的受害人以及表达过关切的目击者们。

最后还有进监狱之后，Dahmer在监狱的电视和报纸看到了关于John Wayne Gacy的新闻，一个同样赫赫有名且M.O.和Dahmer几乎一样的serial killer。虽然不知道在这里出现John Wayne Gacy是因为历史上真的有过这样的交集还是编剧特意选择了一个同样类型的甚至更有名的“犯罪前辈”。Dahmer问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我们这样的人”，但是剧中只给了程式化的回答。甚至最后，Dahmer被狱友杀死，但是这个狱友在这里连杀了两个人，都是出于道德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Dahmer作为这个系列杀手第二个死去的受害者时，凶手已经完成了从一般的暴力犯到mission-oriented类型的连环杀人犯的转变。

所以，Dahmer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我们这样的人”。

有些电影，剧集，音乐，作品，会激起内心强烈的感受。强烈而又微妙，甚至几天都徘徊在心里难以消散，让人不得不沉浸其中，再三回味。

有幸看到这部剧，难得再次有这样的感觉。

显然它不是完美的，但是这部剧集能够让人沉浸在90年代昏黄嘈杂的背景中，旁观了一个惊心动魄的血腥故事。Jeff Dahmer此时好像变成了一种感受，一次体验，一种难以名状的氛围。

然而，仅仅讨论感受，氛围，是对历史的不敬。

You will never know why he did what he did. 达莫的故事，比起成长与险恶环境、遭受虐待忽视的连环杀手更难以理解，更加复杂。有关于他一生每个方面的各种讨论、观点，观众的热情，包括我，热烈得仿佛达莫真的是一个超级巨星。被从头到脚，事无巨细地分析，没几个人有这样的待遇。所以理解受害者家属的心情并不难。达莫的光环让所有的死亡都掩埋在阴影之下，隐去了姓名，变成了一个数字，一块基石。

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停跳的心脏已经停止。而要窥其究竟，也是望向黑暗中无从探寻的一瞥。这一瞥，究竟是对正义的追求、未来的警示，还是猎奇，我们都避而不谈。

呼啸而来的过往和历史，隆隆一片，最后也在片尾平静柔和的乐曲中怪诞地淡去了。

文/杨时旸

这世上到底有没有毫无原由的、天生的、绝对的邪恶之人？美剧《怪物：杰夫瑞·达莫的故事》就是在提出这样一个疑问。通篇看下来，《怪物》一直在发问，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不只针对于故事的主人公达莫本人，也将问题发散出去，一环一环如涟漪般波及到一个又一个领域——社会的、经济的、种族的、家庭的、心理的、法律的、宗教的，以及那些不可知的，而直到故事结束，这一切也仍然都没有答案，只给人留下更深的疑惑、困惑与惶惑。

从类型上说，《怪物》其实是一部传记片，聚焦于美国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和食人魔之一杰夫瑞·达莫的一生，只是他这一生所犯下的罪行即便最克制地叙述，也比任何虚构出来的罪案故事都更加惊悚。导演之一卡尔·弗兰克林曾经执导过《心灵猎人》第二季，那同样是一个关于连环杀手的故事，所以《怪物》和《心灵猎人》有着极其相似的气质，阴郁、潮湿、凝重、缓慢，像一曲首尾相接、循环不休的厄运金属，像一段没有出口缠绕不止的绵长噩梦。

关于血腥与死亡的故事，本可以被处理得极为戏剧化，但是《怪物》刻意选择了“沉闷”的讲述方式，这是对真实事件的还原，也是对死者的敬意，而它的平静反而提纯和萃取了残酷的本质，那些杀戮无声地发生，又被默默地掩盖，发出一些可疑的气味，慢慢消散于尘世之间，留下一个个悲戚的家庭。

达莫的受害人大多数都是少数族裔，黑人、亚裔、新晋的移民，同时又是性少数者，这就引出了第一个疑问，这种杀戮是因为种族和性取向的偏见而引发的吗？似乎也不是，从他的口供和证据链条去看，他并没有偏见，他之所以选择那些人，甚至是因为想要亲近，或者只是像他所言，他只住得起那些社区，周围只有那些人。没有人知道这是借口还是实情，它成为了动机中永恒的疑问。

而同样令人疑惑的当然还有达莫的原生家庭。这是对连环杀手动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维度。他有一对失和的父母，妈妈焦虑暴躁，爸爸无奈软弱，镜头长久的注视和深入他的童年，但也无法觉察出更多的古怪，他从小就莫名对死去的动物感兴趣，但这又说明什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已经跌落神坛，学术界也早不再信任那些童年虐杀昆虫和小动物的恶作剧、父母离异的悲伤记忆、尿床的不堪经历会导致一个人日后变成连环杀手的烂俗假说。对动物解剖有兴趣的孩子有的是日后成为了外科医生的先例，绝大度数单亲家庭的孩子也都很正常，又凭什么说这一切导致了一个人的扭曲呢？所以，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悬而不决的疑问。达莫的乖张似乎是不可矫正的，他的父亲努力帮他找大学，送他去参军，但几乎都是无功而返，社会教化全然失效，这是否可以认定有的人天生就是无法被教化的？谁又能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如果说，那些无法得到确切答案的犯罪动机和根由都是精神性的、内生性的，那么还有一系列社会性的、外部性的原因在“纵容”和“维护”着达莫的犯罪，这些几乎是可以确证的。

达莫被送往奶奶家居住，老人其实看出这个孙子的奇怪，也闻到了这栋房子里的怪味，达莫的父亲也被叫来查看怪味的来源，从他们的举动看，家人应该怀疑过达莫做出了可怕的事，但他们从未深究，是逃避与恐惧联手让他们视而不见。而当他彻底独自居住之后，邻居的一次次报警，得到的却是警察的无视和冷漠，有一次，一个神志不清的男孩倒在门口，达莫告诉警察那不过是他喝醉的男友，警察竟然让男孩又回到了他的家中。在那样一个黑人街区，一栋底层的公租房，偏见的额惯性、警察的懈怠和体制的冷漠纵容了达莫。

如果把人类看成一种造物——无论是神创的还是进化的造物，就注定要面对错漏，那么容错率是多少，可容纳的错的范畴又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了那些不可知的内容。达莫被捕之后，一度求死，但由于该州废除了死刑，被终身监禁的他又声称要皈依，牧师眼神里的暧昧神色出卖了自己，神爱世人，但能接纳食人魔吗？人被定义为人的边界又在哪里？他从受洗的水池里走出来之后真的被净化了吗？达莫最终死于另一个囚犯之手，那人声称受神的感召杀死了他，这行为是正义还是邪恶？又或者说，这是神圣还是亵渎？

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还有很多，几乎令人应接不暇。达莫被捕后，成为了邪恶的“明星”，有人往监狱里给他寄钱求签名，有人将其制作成恐怖漫画的主角，这让他开心，也让受害者家属心碎，那么在言论自由和惩恶扬善之间又该如何抉择？连环杀手的粉丝又是怎样的心理？浅薄的猎奇和叛逆？还是人类心底都有的埋藏着的破坏欲与杀戮欲的折射？对这群粉丝又该怎么看待？连环杀手的题材被娱乐工业看中之后，已经彻底游戏化了，都被萦绕了一种“魅力光环”，这种塑造是道德的吗？而这种拷问也延伸到了这部美剧本身，《怪物》上线之后，有当年的受害者家属已经提出了质疑，那么对于案件的重述，到底是探究真相的拷问还是人血馒头的狂欢？这其间的界限又在哪里？

是啊，这故事引出的没有答案的疑问太多了。其实，最让人疑惑的是达莫遇到的其中一个受害者时的状态。那个阳光的、进取的、积极的聋哑人，他从不抱怨自己艰难的处境，那种昂扬和自信几乎感染了达莫，这个从未被感化的恶魔，开始变得柔软和犹豫，虽然最终还是举起了屠刀，但他的游移本身几乎算是某种证明，证明人性的残存，证明他知道善恶的区隔，证明他或许还有被救赎的可能。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附会。

达莫住过的那栋大楼被拆除了，记忆却残存在每个人的头脑里，对于那些残酷，到底应该忘记还是铭记？对于受害者家属而言，记住就是折磨，而达墨那个坚持报警的邻居觉得，记住才是审判，审判达墨，审判冷漠的警察，审判历史与当下对少数族裔的不公。但这些真的有用吗？

连环杀手的动机一直都是一个谜，有人认为是高速公路网的发明支持了他们；有人认为是越战的残酷影响了他们；有人认为是离婚率的高企塑造了他们；有人认为是色情出版物的泛滥引导了他们；在冷战的巅峰时刻，还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酿造了他们……但直至如今，仍然又没有确切答案。我们只能理解和分析世俗意义上的动机——钱、情、恨所带来的杀戮，但如果将折磨与杀戮纳入快感、赏玩和某种无法自控的欲望系统，这一切就暧昧起来，它动摇了人类自以为是的文明价值，让所有自我标榜都显得苍白可疑。这一切到底是进化史上某个基因片段的破损，还是神在造物时的玩笑或者故意，又或者，这不过就是我们人类自身根本没有超越其他物种的明证，并不可知。

在《怪物》中，那个反对大学研究达莫大脑的法官说，之所以反对这项动议，是因为连环杀手的成因太过复杂，而简单地归纳会造成更深的灾难。是的，但人们仍然都想知道答案，但或许永远没有答案。只有在一次次追寻答案的过程中，陷入一次又一次大惑不解。这是人类在被逼迫着严肃注视自身时的宿命。

（本文首发 南方人物周刊）

整剧最清醒的人就是后妈了，感觉编剧把主旨都通过她表达了：造成悲剧的原因不是简简单单谁的错，（照应后面毁脑时）非要追究的话是复杂的，说不清楚的。

本来以为打给老挝爸爸骚扰电话的就是那些不懂事追求刺激的美国年轻人，后面镜头透露其实是那两个警察打的，真是心全凉了，也是彻底失望，完完全全地讽刺。既然说911是公共资源不是随便打的，警察这种职业也真不是谁想当就当的，建议加强考核质量和重视程度，这至少是众多环节里最快见效的一步了。相信国家相信政府，也要相信人民，多听取人民意见，这是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