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大有福

    从小在东北长大，影片中太多熟悉的东西，保温桶，大梁车，倒三轮，卷烟，麻将馆，小卖部，大烟囱，一切都是那样熟悉，上演着成千上万“王抗美”的故事。当片中王抗美在电脑算命前，小姑娘问他名字，他说王抗美,"咋是个女名，王抗美不服：“啥女人名，抗美援朝，保家卫果（国），那最男人了，哈哈，到这的时候我真的笑的很彻底。回忆起小时候
    小时候都是在我姥姥家长大的，姥爷那都是烟叶的盒子，我还依稀的记得，那股辛辣的旱烟味也至今依旧记得，那时住的是平房，有一个挺大的院子，院子里成了我快乐的童年，每次放学都在院子里拿个棒子耍，即使大冬天也一样；我姥爷那时候有一辆大梁车，也经常成了我的“玩具”，那时候太小腿太短练车的时候总是把腿插到大梁里，这样的骑法不知道把“拨了盖”摔请多少次，依旧痛并快乐着。
    我上小学2年级的时候，一次和我姥爷去小卖部买东西，姥爷买了一袋花生米，两块钱。当时我看到柜台里有一个吸的果冻样的东西，1块5.我当时就想要，哭着喊着就是想要，但是姥爷那时候没有那么多钱，实在是没有办法。（平时我要什么零嘴，姥姥姥爷都会省吃俭用给我买的）就把我拖了出去，走在回家的道路上，我实在是气愤，拿起姥爷买的花生米丢到了臭水沟子里，姥爷见状，实在是气不过，踢了我一脚，我哭得更惨了，然后的事情，如今也已不记得，只是听我妈说，当天她把我接了回去，姥爷第二天就病了。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王抗美去看老父亲，老父亲说每天只吃一个红薯，王抗美对老父亲的心疼，与对弟弟弟媳的气愤，太能让我联想这件事情了，越长大越觉得小时候的记忆就像这蓝天白云，单纯高远。而有意无意的感染伤害其他人，而现在，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面对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像大人一般去经营每天的生活。而现在，不管是清晨多早夜深多晚，我总是如此平凡，毫不起眼。身如囚笼却困兽犹斗，做着毫不起眼的事，想念着别人眼里毫不在意的人，只是融入平凡却从未能波澜不惊
    写着这篇影评吃着姥爷刚给自己洗的桃子，泪水已然湿了眼眶，此时此刻我想我是幸福的吧！！！

   这两天接连被骗了两次。

    冲刘震云和《我叫刘跃进》这个颇有先锋感的名字走进了电影院，出来后悔不迭，好端端一个故事被拍成这样，糟蹋了。上网溜达的时候看到《耳朵大有福》范伟超人模样的海报，只想溜一眼，没想到第一个镜头就喜欢上了，后悔没进电影院。

    《我叫刘跃进》编剧刘震云赫赫有名，导演马俪文也佳作不少，连客串都是高群书和尹力这样的腕儿导，偏偏整合出一部阵容强大的平庸之作；相反，《耳朵大有福》的编剧导演张猛名不见经传，百度和谷歌都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却能拍出这部笑中含泪的高水准的影片。

    从导演风格上看，《耳朵大有福》和贾樟柯的片子有很多相似的元素：真实得近乎荒诞的底层生活、朴实而有意味深长的镜头、大量有声源背景流行音乐。从演员表演上看，范伟延续了他在电影中的一贯形象：老实、窝囊、外表木讷，内心拧巴，冷不防抖点小机灵。但看完《耳朵大有福》我想到的不是贾樟柯的片子也不是范伟以前的《芳香之旅》和《看车人的七月》，而是《我叫刘跃进》。
 
    我一直认为，《我叫刘跃进》这个片子发挥得好很可能会是又一部《疯狂的石头》，发挥不好也会落个《光荣的愤怒》的下场：输了票房赢了口碑。可是，马俪文对她不熟悉的题材驾驭能力出乎我们的预料，我是说出乎意料的差。其实，从故事蓝本到名字都具备和《石头》和《愤怒》一样吸引观众的元素：题材黑色幽默，以小见大，情节发展紧凑连贯，峰回路转，但影片都没能把这些展现出来。《我叫刘跃进》叙述节奏控制不好，感觉不到张弛，镜头更是一直翻转，难受到让人想吐，陈羽凡单调的嘶喊声不时回荡在焦躁冷漠的镜头里，像一只盘旋在国贸上空的秃鹫在冷笑。这部影片的野心很大，想表达的东西很多：想讲一个精彩的故事，想揭示房地产行业规则，想关切农民工的处境，想触及城市中无处不在的焦灼和恐慌，还想展示河南人的幽默，这都没错，错在表达上。影片的表达手法则有时候荒诞，有时候现实，有时候高蹈，有时候写实，却唯独没有力量，像一团千头万绪色彩斑斓的毛线团，乱糟糟，软绵绵。其实，只要抓住一点往深处挖，不动声色就可以把这些全部展现。《疯狂的石头》野心似乎没这么大，起码没往政治上靠，它只把故事讲好，这已经很成功了；《愤怒》的野心比《石头》大，有政治野心，但是在把故事讲好的前提上也及格了；《三峡好人》野心更大吧，要展现转型社会的问题了，但贾樟柯的叙事是深深扎根在现实中的，镜头更是没得挑，所以人家得奖别人说不出什么来。这些成功的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叙事不宏大，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先把故事讲好，把人物塑造好，在细节中自然能看到社会，在一个人身上自然看到一个时代。

    该说《耳朵大有福》了。

    从所谓的幽默说起吧。据说，《我叫刘跃进》的看点就是刘震云的河南幽默，但我看的时候时时准备笑都没笑出来，除了秦海璐被剥去衣服后，李易祥那句“假的啊？”。又据说，幽默是回味起来才会笑的，这是和搞笑的重要区别，可是我回想这个片的时候，什么都想不起来，更别说幽默。所以我只能猜测，要不就是我笑点高，别人觉得乐，我不乐；要不就是我不会欣赏幽默，只懂得什么是搞笑，不然为什么我看《耳朵大有福》时总能笑出声来呢？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一个是虚构出来的幽默，一个是真实的幽默。

    塔可夫斯基说，任何想象出来的场景也不如真实的生活场景动人。是的，生活永远超越我们的想象力。但关于电影我想有两个真理：一，电影是虚构的。它不可能是生活本身，即使是纪录片也是我们加工过的生活的副本。二，电影的唯一使命就是追求真实，所有的虚构都是对真实的模拟。再差的电影也是在追求真实。第一点限定了电影不是什么，第二点指出了电影可以是什么，也就是电影的方向，这对电影至关重要。所以，判断一部好电影，标准不在于影片理解的真实是什么样的，而是影片是否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现实主义的真实和表现主义的真实不同，象征主义的真实和超现实主义的真实也不同，但他们共同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即使后现代解构一切，打破一切，看似很不严肃，其实他们通过不严肃的方式还是在严肃地接近他们眼中的真实——充满偶然、随意捏造的世界。当我说虚构的幽默和真实的幽默的时候，我其实想说的是，他们的区分不等同于生活中真和假的区分，更像是到位和不到位的区分，能让人一眼看出来的虚构就是没有努力抵达真实，能让人误以为看到了真实那就是做了让我们满意的努力，当然，我们也会误解很多人，我们看不到是因为他们比我们的目光走得更远，这时候只有交给时间，我们再走上十几年几十年可以看到他们曾经看到的风景。

    幽默不是其他，恰恰是一个人的气质，说不清，摸不着，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了就是笼罩在整个人身上，想掩饰都掩饰不住，没有的话，通过伪装也许能绷住一会，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穿帮了。刘震云是有幽默的气质的，看他的访谈，即使他说很直爽的话你也会觉得他的表情里有弯弯肠子，好像总是一本正经地逗你玩。幽默既模仿不来，也无法言传。冯小刚是善于发现这种幽默，并把这种幽默放大的导演，所以能拍出《手机》来，但是这次，我不知道是刘震云不够用心，还是马俪文压根没有幽默气质。我宁愿相信是后者，因为我更相信刘震云一点。拍《我们俩》的马俪文是个擅长拍好题材的好导演，所以坏起来不得要领。幽默总是不走寻常路的，这经常和“坏”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一点小坏心眼，没有一点小小的破坏心理，怎么会打破常规，打破温情脉脉的面纱呢？但幽默必然是善意的坏，即使冷笑话也是善意的，它的同情恰恰就藏在那个阴冷的结尾上，要是真坏，它没心思讲这个笑话。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想学幽默又把握不好“度”的话，很容易变成尖刻；要是连方向都找不到的话，可能会变成真的破坏，又狠又尖锐的那种破坏。我怀疑《我叫刘跃进》就是连幽默的方向都没找到。

    扯远了，回到《耳朵大》。
    细节同样能反映一个电影接近真实的程度。看完《刘跃进》几乎没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只有一些若有若无的心有余悸，那是那些大翻转镜头留给我的纪念。《耳朵大》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就很多，比如那个上面写着“周杰伦三年级三班”的一元钱。王抗美买方便面的时候找的这张零钱，他算命的时候给了那个姑娘，后来修车换零钱的时候又回到了手里，在他把这张钱给修车师傅的时候，师傅又不要钱。就这样，这张写着“周杰伦三年级三班”的一元钱就这样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在他手里。这张一元钱好像就是他摆脱不掉的糟糕心境的隐喻，第一次他看到找的这张零钱，说这张钱上面画得乱七八糟的不想要，但小卖部老板说他麻烦，他也就收下了，在算命的时候好不容易花掉，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回到手里，他修车的时候又拿出来给修车师傅，结果没花出去，而王抗美好像没有注意到这张钱就是几次流经他的手的那张钱。这个细节，往浅里说，也是导演观察生活的结果。

    还比如，那件他玩游戏得来的保暖内衣。他带了一盆花送同事，出门的时候拿起那盒保暖内衣，同事马上说，你拿花过来就可以了，还拿这个。在王抗美尴尬的一刹那，我们也跟着尴尬，爱面子的老王会不会就把保暖内衣留下呢。老王没有，他说这是玩游戏送的，他顺便拿去给他父亲。这个细节不仅让人叫绝，还让人动容。以前老王曾经把特供的中华烟给这位同事，举手投足流露出大方和要面子，这时候却不肯将就一件保暖内衣，原来生活的压力可以这样改变一个人。如果导演生活中没有仔细观察体会过这样的经历，很难想象他对这一细节的把握会这么传神。

    再比如，老王自始自终没说过他姑爷春洋什么，包括她女儿给他打电话哭诉，他也只是让女儿别哭，但听说儿子大军找人揍了姑爷，他当下把钱包中几乎所有的钱拿出来让大军请那两个朋友吃饭，这一举动就像《看车人的七月》中老实巴交的范伟最后那一板砖，就像黄健翔在昏昏沉沉的一晚上解说的最后突然爆发，就像《耳朵大》的结尾老王那一声“出来跳舞吧”。狗急跳墙，兔子咬人，“蔫狠男人”这种带有喜剧意义的爆发后是种痛快的解脱，让我们目瞪口呆之余感觉难以名状的爽，憋了半天，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好了，说说我最喜欢的那部分。王抗美在父亲那听说父亲因为弟弟弟媳每天打麻将吃不上顿好饭，郁闷达到了高潮，在从父亲那出来，撞到一个人，那人骂骂咧咧，老王将心里的烦闷发泄到那个人身上，“整死我，整死我吧”，被打了一拳后老王奋起直追，然后摔倒在街角，老王躺在地方，碎掉的保温瓶胆，也片片碎在地上，反射着冷冷的月光。

    老王给以前的舞伴打电话：“出来跳舞吧”。

 电影一开始的音乐，就不是“配乐”。退休欢送会结束后的一片人去楼空、杯盘狼籍中，一个推拉镜头里出现了台上的卡拉OK小电视，镜头移开20秒后，这个小电视特写画面再次短暂切入。这“反复一次”是“语法”上有意识的强调，让观众明白，那是一首已经没有人唱的过时的卡拉OK曲。小电视特写之后紧接着切进来一个剩茶特写、一个乱糟糟空荡荡的室内大全景以及一个服务员熟练地一左一右泼剩茶的镜头。几个看似无用的过场交代镜头，但是在声音的配合下，这一“无人卡拉OK”、“人走茶凉”的情境却一下子将主人公刚刚退休的心情、状态以至整部电影的氛围烘托了出来。类似这样，运用某种程度上的声画对位，以声音与画面之间的张力带出更多“附加”的深长意味的例子，这部电影里比比皆是。
  《耳朵大有福》中最关键的也是作为全片枢纽的一个音画对位处理，是各种有关红军长征的“声音”与画面上范伟退休最初几天走过的无比艰难的路（另一种心理意义上的“长征”）之间既极为生活化又有着丰富隐喻的对比。
  “长征主题”第一次出现，是开场不久领导与王抗美的对话，被问及退休后干什么时，王抗美说自己曾是铁路局宣传队演出《长征组歌》时的领唱，退休后就去给公园里的老年合唱团当团长。场景转换之后，当王抗美夹着“光荣退休”的镜子、推着破自行车从桥上走过，心情复杂地看着桥下自己无比熟悉的车站、铁轨和机车时，一个狗贩子跑过来，以赞扬他“耳朵大”为名推销小狗。他们擦肩而过的一刹那，开场字幕在富有肌理感的铁路桥护网上显示，与此同时，响起了那首雄壮而俗套的《欢送进行曲》。紧接着是王抗美夹着镜子骑车的镜头，以微微有所变化的角度不停地切换（有点类似《谍影重重3》的剪辑方式），但除了环境在变，画面其实始终是一个骑车人和一面镜子，而字幕就上在这画面上。《欢送进行曲》提示了主人公一段新的“路程”（长征）的开始，就好像他要动员起自己身上全部剩余的能量，去投入一项新的“运动”。而这一属于退休工人余下的生命时光的特殊“长征”，并不是以一条奔向终点的长路的方式呈现的，反而更像是镜头剪切方式所暗示我们的，人生最后的这段漫漫“征途”，不得不以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方式来渡过。

 退休的王抗美经济上顿时拮据起来，在卧病的老伴劝说下，他准备请混得不错的女婿（“姑爷”）吃顿饭，让他们补贴点家用。为此，王抗美来到朋友的小店兼网吧买酒。他熟练地自己泡了方便面，与此同时，旁边的电视机一直在放着连续剧，声音清晰可闻。很快你就会发现，那是前两年红极一时的电视连续剧《长征》。又是“长征”。又是电视机的声音造成的某种“画外音”效果——在影片此后的发展中，你会发现电视机（包括类似的电脑）及其发出的声音，简直成了某种不可或缺的构成、推动情节的要素，并且不断用这些声音中与影片情节貌似不相关的“内容”，制造与画面之间的反差，为影片增加了很多“阅读趣味”。
  在《十送红军》那优美而略带凄凉的音乐声中，王抗美默默地（面容颇为“坚忍”地）泡方便面作晚饭，并不时瞅两眼电视——这提醒我们，他还是从前那位《长征组歌》的领唱。仔细看去，他是在为老伴送饭用的保暖瓶里泡面，用老伴的那点剩菜，如鱼骨头什么来做“面浇头”，而此时，旁边的电视画面上，恰好是刘少奇背着一名红军战士过草地——多么意味深长。那两句有机会成为经典台词的自况也是在这里说的：“这时候喝酒啊，就是新闻联播就酒，国内新闻喝一瓶国际新闻喝一瓶，剩下两瓶重播时候喝。”“咱（抽烟）抽的不是价钱，咱抽的是信仰。”当王抗美因为“毛主席爱抽这个”而买“大前门”（其实是为了省钱）时，电视机里正好响起“毛主席”的声音，他在说：“是为了革命大局啊……”这不由得你不想起东北老工业基地那千千万万“为了大局”而被迫下岗的工人，范伟的这个角色，恐怕还是里面相当幸运的吧，能一直做到退休。当王抗美吃完面，一边结帐，一边要跟店老板换一张涂着周杰伦名字的一块钱纸币时，电视里传出的是朱德的声音：“你要多保重啊，恩来的病啊……”然后深情款款的音乐逐渐发展到高潮。王抗美家有病妻、经济拮据、茫然无措而又不愿认命的处境，再一次被巧妙地烘托了出来。
  影片中段，王抗美骑着自行车跟在装了音响的人力车后面，喇叭里放的歌，是《万水千山总是情》——这可以被看作是在提示某种“新时期、新形势”下面貌大变的“新长征”。果然，来了兴致的王抗美要求和车夫换车骑（实际上他想考察一下自己做这一行挣点花销的可能性），结果在郑秀文《眉飞色舞》的强劲节奏伴随下（注意这依然不是“配乐”，而是从车上的音箱里发出的），他恶狠狠地骑了一大段，而用以表现这段骑车场景的镜头语言非常丰富、剪切得非常流畅。“你说我要中间不必停留/你说我要一转头再过来/男的女的都不要再等候/自由自由现在就要自由。”这不也正是“征途”中的王抗美所奢望的吗？那越来越困扰他的重负和束缚，尽管他表面还在镇定自若地忍受着，但内心深处不是有着越来越强的“反弹”的渴望，渴望能一朝解脱吗？从这儿开始，他在影片最后的（小小的）爆发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然而王抗美的“实验”终究是失败的，无论是搞传销、骑人力车、擦皮鞋、组小乐队为人促销，还是去戏班子“面试”。“面试”时影片已经过了大半，舞台上在演的二人转，唱的是一家人的和和美美，“我女儿赛天仙”之类，与看得津津有味的王抗美自己家里从兄弟到子女乱得一团糟的境况恰成对比。王抗美投入而沉醉的笑容里带着辛酸。来到后台，面目可憎的戏班子老板要他试唱，他于是唱了——毫无疑问地，又是《长征组歌》。这时候，背后舞台上传来的是戏曲铙钹的敲打声，由慢渐快，与王抗美急于表现的心情相配；王抗美站定，开始酝酿情绪的时候，传来的则是念白“本人姓关名羽字云长”，又把一股酝酿中的豪气、回忆中的自得给很好地衬托出来。“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王抗美声情并茂的朗诵和歌唱，甚至感动得自己热泪盈眶。无疑，他在唱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困厄，自己的挣扎；在那一瞬间他甚至获得了某种红军战士般的激情和能量，要去冲破这一切；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唱到高潮处，他戛然而止，“整不动了”；如同在生活中四处碰壁一样，他连唱一唱“长征”都不行了；在这最让人心酸的时刻，背景音乐响起的却是欢快的舞曲——他，不正是个被时代抛弃的人吗？
  结尾处，王抗美依旧骑着他的破车，在夜深人静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高声唱着《长征组歌》：“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练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 野菜充饥志越坚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高于天……”他唱得那么投入，声音却越来越空洞。一个渐渐拉远的带点广角的长镜头，让街道更显空旷与凄清；在歌声渐渐消散、人影渐渐模糊的时刻，响起了汽笛和列车疾驰的声音；这声音与跨越街道的巨大宣传横幅“塞外江南流光溢彩 边疆古城画意诗情”以及两侧华丽的路灯，又交织出一番别样意味——时代飞速前行的车轮、小城镇的疯狂发展以及这一背景下人的命运的模糊不清，等等；而这时候，银幕开始转黑，片尾字幕闪现，雄壮而俗套的《欢送进行曲》再次响起……

        能遇到一部上乘的国产现实主义佳作是幸运的。

        张猛导演的这部处女作虽明显受限于经费，但无论从剧作、视听、对演员的把控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同样饱满。这部作品中能看到和《钢的琴》很多相似的叙事元素：东北工厂、下岗工人、横移镜头、困境中的乐观精神，不同的是《钢的琴》说的是梦想实现，《耳朵大有福》更像是一首时代的挽歌。

        影片由下岗发端，“下岗”是一件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从主角名字（王抗美）、人物身份（《长征组歌》领唱）、人物思想（“抽的不是价钱，抽的是信仰”）能看到王抗美身上鲜明的时代烙印，由于下岗他从体制单位“流落”到市场的洪流中，随后他在各种“机会”面前的不知所措到万念俱灰，就像结尾王抗美在大街上高歌并渐行渐远的镜头一样，他与时代脱节并被时代抛弃。

        导演把摄影机搬到大街上。在影片中能看到20世纪初中国每个县城大抵相似的脏乱差的街道和菜市场，那个在拆迁的瓦砾中蹲着、在蓝布前强颜欢笑、在电脑设备中千变万化的形象，就是对一代人形象的精彩注解，影片有了记录时代的意义。出片头字幕时，画面中王抗美抱着镜子行进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视觉形象（《悲兮魔兽》也里有一个背着镜子行走的人）——从他们的镜子里，照见了一个时代。 影片充满了大量真实的环境音，各种载体上的流行歌曲、手机铃声、电视声、电台声、火车声、广播体操声瞬间带我们回到10年前，这些丰富的声音与真实粗粝的画面一起构建了中国普通县城的景象。

        影片任何一个段落都不止于提供剧情作用，随意截取一段就能看到导演饱满的表达。如王抗美蹬三轮一段，《相思在梦里》、《万水千山总是情》、《眉飞色舞》这三首歌曲经由三轮车上的喇叭播放出来，既是真实的环境音效，又巧妙地承担了背景音乐功能，王抗美通过“放曲”话题和蹬三轮人搭上话，描写了人物潜在心理需求（也想蹬三轮赚钱），也展示了蹬三轮人的人物性格、工作特点，从整体上看这三首歌又随着剧情发展分割了情绪段落（平淡-怀旧-动感），可谓一波三折、一曲多用；这一段出现的爆爆米花、高耸的烟囱、大批三轮车等火车过街和拆迁后的瓦砾堆等景象再现了真实环境、丰富了画面元素、调节了影片节奏，无处不体现导演对现实环境的细致观察和并将其在影片画面中创造性运用的高超能力。

        导演对“命运”的态度也值得玩味。“耳朵大有福”是民间一句带有迷信色彩的俗语，对于身处下岗困境中的王抗美意味着一丝转机，在片中却经由一个不相关的卖狗人的嘴中说出，把这句话作为影片名字，是导演骨子里那种东北人的幽默，是对“宿命论”嘲讽的超然态度。影片英文名字是“LUCKY DOG”，意为幸运儿，<图片1>但从画面上来看，那只普通的土狗被夹在门间，被来往的车流吓地躲进门里，实在没有一点“幸运狗”的样子，这同样是对“幸运”、“有福”等说法的调侃。在下岗后的艰苦岁月中，一直是“长征精神”、菜市场上的“三块钱命运”、对有钱姑爷的不屑、对妻子和父亲的爱，这些可爱真实的感情支持王抗美艰难生活，这是导演对个体命运的唏嘘和关怀。

        像是被时代抛弃了一样，影片结尾王抗美唱着《长征组歌》淹没在夜色中，我怎么觉得，他从未改变，就一直站在时代对面呢？

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周而复始的工作并抱怨着，晚上，人们钻进夜店酒吧KTV，每个红男绿女看起来光鲜亮丽，讨论着房子车子票子，星座时尚各种杂志。当7系宝马像大白菜一样随便的出现在街上让你看的没有任何感觉。新闻里满是科技政治军事经济，我们会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理所当然。

所以范伟的电影总会让人觉得这是一部有年代的片子，脏脏的房子，背街小巷，人们衣着凌乱，马路两旁矮房相连，怎么都觉得不像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可大街上放的却是张韶涵陶喆的扑街口水歌，电视里一遍又一遍的告诉你如何购买那些傻逼彩铃。然后这些音乐衬托下，是王抗美拥挤破旧的小房子，和他的老掉链子的自行车。
你觉得王抗美窝囊吗？我觉得一点都不，他比任何人都爷们。哪怕是硬撑的。
没了工伤补助还甩给别人中华是不是让你觉得他在打肿脸充胖子？看着笑脸相迎的姑爷，他的话吞吞吐吐还是没说出口，哪怕没那个电话，他也是说不出口的。他站在灯下，送走姑爷，脸从试管鱼中斑驳出现，万分彪悍。
他是他，我是我。
当有人又一次不厌其烦的提到他的那个姑爷，他有点气闷和不顺的说着。
退了休，没了依靠，还是硬着个腰杆子，对老婆子笑嘻嘻的说着没关系，这是典型的中国男人，什么事都不说，咽到肚子里。
找工作，不是被人骗传销，就是唱歌卡壳，干个体力活，不到两下又气喘，想伸张个正义，也是无功而返。什么都不顺，没有什么是顺的。
用老王的话就是光荣了，这个词还和另外两个词连用，牺牲，还有退休。
范伟笑起来像个老好人，老好人又总让人和窝囊废连在一起。
所以你以为他会这样一直没有脾气软蛋一样的乐呵呵的演完这个片子，但他却一甩手翻了脸，像他翻手打掉那个玩车轱辘把戏小子手里那袋子洗头膏一样。
没什么是顺的，那个算命出来的好听话放在范围身上，完全可以反过来听。
一肚子的火，一肚子的委屈。所以不再是那个对谁都笑嘻嘻的王抗美，他一下子翻了脸，撞翻了人头也不回的走。就像听到那个小子的话时，他走上前去说的一样，“来，整死我，欢迎整死。”
之后他翘了别人家的家伙什，修好了那个恶心了他一天的破自行车，扯着嗓子说道“跳舞！”然后在昏暗的类似迪厅的地方疯狂的扭着，在他踏上那个修好了的自行车后，那首老唱不全唱不好的长征组歌，忽然就顺溜了，高音就这么爬上去了，人也豁的放开了，夜里大街上，不理会不会把人吵醒，就这么扯着嗓子唱着。就像那张写着“周杰伦，三年二班”的一块钱一张，转来转去的，又转了回来。事儿有时候就是这么个事儿的。

印象最深的一幕，老王知道姑爷被儿子领着的两个姐们的挠了，从干巴的裤腰里先掏出张100的，又是一张50的后，递出那张100的，给那个长着个杀猪脸打人却只敢让女人动手的儿子，让儿子领着两个姐们吃饭，然后转身又进了厨房。
就像这部电影一样，张猛没有打算要一猛子告诉你他要说什么，没有强调什么什么狗屁中心思想，没有什么故弄玄虚。故事摆在这，我说我的，怎么看，随你。

PS：查了下，张猛果然是个年轻导演，这个片子还是他的处女作，看电影时，就觉得，他八成是个有年轻外表，却又有着他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怀旧念头的。没有那些50、60导演生搬硬套周杰伦张韶涵硬扯自己是年轻阵营，却也把这个年轻人喜欢的把戏玩的头头是道，对保温瓶，孟姜女，老歌这个老旧事物的戏谑又有着一股子的他不该有的怀念，年轻导演生猛，老一辈的你们，一边站着，别碍着人家放光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