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桃

春桃是一个心肠特别好的人儿，给傻子家苞米面儿，收留李茂，天真的想要三个人一起生活，可惜女人的天真往往会断送她的幸福，我更倾向于两人都走了，女人总是不懂男人的面子大如山啊。 可惜，如果春桃能够不那么善良，如果向阳能够不那么软弱，或许受伤的就不是那个最不应该受伤的、最善良的春桃。 造化弄人！！

电影，是镜头语言的艺术。一部优秀的电影，总会给观者留下一个或几个震撼人心的镜头。比如，凡是看过电影《春桃》的观众，都会对二男一女躺在同一张炕上，那个充满寓意和矛盾冲突的镜头过目难忘。

电影《春桃》改编自许地山的同名小说，1988年上映。由著名导演凌子风执导，刘晓庆和姜文主演。影片获得了第十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两位主演也分别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男主和最佳女主。

许地山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大约是那篇编入中学课本的《落花生》，但事实上，他短暂的一生著作颇丰，且深具现实主义色彩，193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春桃》，更是在现实之上，对女性的觉醒和传统的道德伦理，做了大胆的叩问和先锋的探索。

电影对小说进行了高度的还原，也加入了导演的个人意志，在结尾处做了一个不甚明晰的开放式结局，更多了一些迷茫混沌中求索出路的意味。

《春桃》是刘晓庆和姜文继《芙蓉镇》后的再度携手，两人在影片中贡献了精湛的演技。姜文眼角眉梢都是戏，刘晓庆素颜出镜，依然美得令人挪不开眼睛，那份蓬勃鲜活和天然的妩媚，令春桃这个拾荒女，散发着仲夏夜晚香玉一般皎洁馥郁的芳香。

一男一女，春桃不让刘向高叫她“媳妇”，是女性意识的朦胧觉醒

故事发生在兵荒马乱的30年代，春桃原本是乡下财主家的女儿，新婚当天被土匪冲散，从此开始四处逃亡。姜文饰演的刘向高，是个读过几年书的乡下小伙，在逃难的路上跟春桃意外相识，一起走了一段后又各奔前程。

可缘分兜兜转转，这俩人又在北京遇上了。于是，有夫之妇的春桃就跟向高同居了，她让向高做她的伙计，两人一块儿做着捡破烂的买卖。

小说中，有对春桃“职业经历”的描述。她先是被洋人雇去做女佣，可她受不了洋人身上“去来鼓着一阵骚味”，就辞职不干了。后来又去一户人家当差，可天生有傲骨的她，挨不了骂，不多时又不干了。

在举目无亲的北京城，她总要设法儿活下去，于是“自己选了这捡烂纸换取灯儿的职业”，生活才勉强可以维持下去。

春桃有口洁白的牙，样貌也呈露着天然的秀丽，若她肯嫁，按照行情，最少能值个一百八十的。可见在当时艰难的处境下，春桃也并非别无选择，无论是在洋人家里做帮佣，还是选择当时大多数女人的出路，用婚姻维持生计。

这些更容易的活路，春桃都没有选，她选了一个看起来低贱肮脏的生计，但她心里很明白，这份捡破烂的职业，能带给她的是自主，是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所以，后来春桃才会对丈夫说：“这几年我和他就同两口子一样活着，样样顺心，事事如意。”

在春桃的心里，每天带着破草帽、背着沉重背篓捡烂纸的生活，实际上可以称得上在不得已的时局下，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电影中春桃和向高租住的小院，跟小说中描写的一模一样。

“进门是个小院，妇人住的是塌剩下的两间厢房。院子一大部分是瓦砾。门前种着一棚黄瓜，几行玉米。窗下还有十几棵晚香玉。”

这个小院的设置，其实正暗合着春桃的人生态度。院子里的房子大多都坍塌了，一大半的断壁残垣，寓意着动荡的时机和底层百姓们不得不承受的命运。可剩下的逼仄空间里，春桃可要自己做主。她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种上香得无拘无束的晚香玉，压住院子里的臭气。

春桃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全身上下都洗干净，再换上素白的衣衫，和向高烙几张葱花饼，在院子里望着天上的星辰纳凉聊天，困了一起入睡，向高照例给她捶捶背捏捏腿。

“她每天的疲劳就是这样含着一点微笑，在小油灯的闪烁中，渐次得着苏息。”

她在逼仄的环境里，尽力做着自己的主人。她不准向高叫她“媳妇”，并非如向高以为的，还惦记着丈夫李茂，她说：“我想他？一夜夫妻，分散了四五年没信，可不是白想？得啦，别提他啦。”

此时的春桃，在无依无靠颠沛流离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活下去得靠自己。当初父亲要她嫁给李茂，理由只有一个：李茂会打枪，兵荒马乱的时候能保护家里人。然而，新婚当天李茂就跑丢了，好几年生死不知。她能依靠的，只有她自己。

女性意识的觉醒，可以有多种路径，比如受教育，比如新思想的冲击，但是女性从根本上的意识觉醒，必然是来源于自己能养活自己，唯此，这份觉醒才有机会真正的走下去。

春桃跟向高同居三年，却不愿意向高叫自己“媳妇”，尽管他们情投意合。春桃的这份执拗，其实是女性意识的朦胧觉醒，虽然她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已经知道了自己不要什么。她逐渐醒来的意识，还在寻找新的归处。

一女二男，一张大炕上的伦理冲撞，父权夫权为难的何止女人

春桃赶早市时，意外遇见了失去双腿的丈夫李茂。她毫不迟疑，把李茂接到了家中。李茂问她是不是一个人，她说还有个伙计，李茂又问“你和那姓刘的同住在这屋里？”春桃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我们同住在这炕上睡。”

接下来，两人有段很精彩的问答。

“那么，你已经嫁给他了？” “不，同住就是。” “那么，你现在还算是我的媳妇？” “不，谁的媳妇，我都不是，我是我自己个儿。”

至此，春桃觉醒的女性意识，开始变得十分明晰，“谁的媳妇，我都不是，我是我自己个儿。”

此时的春桃，不但是个经济独立的女人，而且已经是个思想独立的女人了。她坦然大方地介绍他们认识，她说：“这是我原先的男人，这是我现在的伙计。”她要按照自己内心的意愿，去安排这两个跟她有亲密链接的男人。

首先，她拆解着李茂的顾虑“人家会笑话我是个活王八”。春桃说：“有钱有势的人才怕当王八，像我们，活不留名，死不留姓，王八不王八，有什么相干？”

对于二人的夫妻关系，她说：“我领你回来，是因为我们还是乡亲。你若认我做媳妇，我不认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赢。”

然后她直白地告诉丈夫：“我不能因为你残疾就不要你，不过我也舍不得丢了他。大家住着，谁也别想是谁养活着谁，好不好？”

再者，她又替向高拿着主意。向高害怕同行们笑话，春桃说：“若是人笑话你，你不会揍他？你露什么怯？咱们的事，谁也管不了。以后不要再提这事罢，咱们三人就这样活下去，不好吗？”

她还颇有头脑地筹划着未来的生计，跟两个男人商量着，“咱们三人开公司。”

从春桃身上可以看到，女性觉醒的力量是汹涌的，她们常年被父权和夫权压抑着的心智一旦苏醒，就像大河融冰一样，焕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而父权夫权下的牺牲品，又何止是女人呢？

电影用三人同炕的镜头语言，强烈而微妙地表达了权利压制下的个体困境。

李茂和向高都是内心良善之人，小说中有个假设，如果李茂想除掉向高，并非难事，“若是他有枪，更省事，一动指头，向高就得过奈何桥。”电影中，添加了一个片段，向高给李茂剃头，他拿着锋利的剃刀站在李茂身后，如果他心中恶念突起，后果也不堪设想。

但这两个男人，都很君子的纷纷退让着。晚上就寝时，一张大炕上，李茂和向高背着身子，紧紧贴着炕沿儿，把中间一大块空间留给春桃。

黑漆漆的夜幕下，三个人谁也不说话，两个男人分明都没有睡着，却贴在炕沿儿上一动不动，二人中间的春桃辗转反侧，一边是没有爱却有义的丈夫，一边是没名分却有情的伙计，两个男人她都不忍丢下。可两个男人，因为伦理舆论，偏偏要违背内心，谁也不肯靠近她。

这经典而大胆的一幕，丝毫没有猥琐之感，它呈现的是三个善良的普通男女，在本性和伦理之间的巨大挣扎。

春桃设想的抛开所谓礼教名誉的活法，像一个梦中的乌托邦，她没想到这在两个男人那里，压根行不通。就像那位老片警儿说的一样，男人娶五房姨太太也正常，可要是一个女人俩丈夫……

春桃特立独行的做法，并没有在李茂和向高的心里落地。两个男人私下商量着做了一个决定，李茂把春桃卖给向高，这样在名分上就成全了他俩。

春桃回来后，看到契约，撕了个粉碎，她说“我不能由着你们派”。觉醒女性的第一自觉，就是不再物化自己，她不再是可以转让买卖被处置的商品，而是有了自主意识的人，为自己做主，成为了她的人生信条。

春桃不嫁给向高，并非是顾忌有夫之妇的身份。跟李茂重逢后，她先是说着“谁的媳妇我都不是”，后来却又把李茂主动给她的龙凤贴还给了他。

她是要保留这个名分吗？不，春桃说：

“茂哥，我不能要这个，你收回去吧。我还是你的媳妇。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不做缺德的事。今天看你走不动，不能干大活，我就不要你，我还能算人吗？”

春桃此时自认了是李茂的媳妇，并不是对礼教低头，而是她要给摆脱不了夫权压迫的丈夫一个“名分”。因为她看明白了，没有这个名分在，李茂就无法安心接受她的照顾，尽管她的恩惠是来源于侠义和恻隐之心，而不是夫妻情分。

那座无形的大山，让这两男一女都深感压抑。而春桃率先寻找着出路，生活的现实和天性的温良，使春桃选择了如此惊世骇俗的生存方式。

《春桃》难能可贵的，既展示了女性觉醒，还探索了觉醒后的出路

春桃梦想着不负情也不负义，但是深入骨髓的夫权意识和舆论压力，还是让两个男人都选择了出逃。向高在夜里不辞而别，李茂在屋里悬梁自尽，好在被春桃救下。

之后的日子，春桃遍寻向高不着，失魂落魄。这个从没受过爱情教育，一向“只理会生活，不理会爱情”的女人，心里盲闷着沸腾。她看着满街的烟草广告，上面那句“还是她好”，是向高说给她的情话儿。三年的相依为命，春桃只觉得事事顺心，却没意识到，向高已经润物细无声一般，占据了她的心。

两个有情人，就这么在诺大个北京城，擦肩而过，从此渺渺茫茫再无寻觅处。

小说的结尾，安排了一个团圆的结局。向高又回来了，而且两个男人再次达成了新的协议。在城里，向高是户主，李茂是同居；回到乡下，李茂是户主，向高是同居。向高还明言道：“你是咱们的媳妇。”

春桃和向高商量着，换一间大一点的房子，李茂睡着后，向高拿出了给春桃买的八成新的草帽。院子里的晚香玉，在空气里袅袅的游荡。故事在这样的氛围中结束了。

但电影《春桃》，安排了不一样的结局。

向高没有回来，李茂也走了，院子里只剩下了春桃一个人。第二天，她神情茫然地出门，在狭窄的胡同尽头，突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李茂回来了；她转头望向胡同的另一头，向高正站在一片影影绰绰之中。

春桃望着向高，眼泪滚滚而下。然后镜头切换，春桃独自一人，捡着烂纸，喊着“换取灯儿”，行走在围成一个框的浓重的故宫红墙之下。

这个不甚分明的开放式结尾，给观众留下两种猜测，一种是李茂和向高真的回来了，另一种，那其实是春桃的幻觉。

但无论哪一种，在放大特写的春桃脸上，渐渐出现了春日桃花般明媚的微笑，让人觉得他们应该是真的回来了，或者就如沈从文《边城》里那样，他们可能永远不再回来了，也可能明天就回来。

沉重的宫墙意境，在电影中首尾呼应，象征着的伦理重压不言而喻，但行走在墙根的春桃，依然是鲜活的生命，她的脸上洋溢着的，依然是未曾泯灭的希望。

许地山小说里给出的“一妻二夫”结局，有些像是对“三妻四妾”的封建婚姻制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矫枉过正，这在30年代的中国，无疑是极其大胆和足够震撼的。

凌子风导演给出的结尾，少了几分原著的笃定，多了一些选择的迷茫。这样的处理方式，必然带着时代的烙印。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传统价值观和经济浪潮频频对撞的时刻，这种时代改变带来的短期阵痛和迷茫，也必然出现在同期的文艺作品上。

《春桃》这部取材于30年代中国的故事，到了80年代，依然可以被寄托当下的精神困扰，甚至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因为人性和情感，总是亘古不变的。

电影《春桃》中有一个画面，背着废纸背篓破帽遮颜的春桃，在一条长长的巷子里，跟一个女学生打扮的女子擦肩而过。这个意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出走的娜拉，和鲁迅先生《伤逝》里的子君。

受教育觉醒后的女子，以出走来反抗压迫和礼教，但同时留下一个沉重的思考：出走之后的娜拉，该怎么办？

春桃没有受过教育，她跟时髦的女学生背道而驰，但若论女性的自主与独立，春桃未必会输给女学生，因为她不但醒过来了，还依靠自己的双手和内心，勇敢地走了下去。

小说中看似荒诞的“一妻二夫”的结局，从逻辑上推理，却并非站不住脚。因为无论是李茂还是向高，他们都是需要依靠春桃生存下去的人，李茂因为残疾自不待言，身体健全的向高也一样。他说：“我不能离开你，我的事情都是你成全的。”

这一段设置，既表明了婚姻中合作的实质，也暗中指明了女性独立的道路，一定是建立在经济独立之上的。只有自己能养活自己的人，才有资格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

一部老电影《春桃》所要探讨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规则，它既是对人性的压制，同时也是对人性的守卫，因为失去规则和管制的感情和欲望，很快就会变成洪水猛兽。

而这又是一个永恒的关于人性的命题，无论是早已逝去的30年代，已经逐渐遥远的80年代，还是当下，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将永远的追问下去。

谈《春桃》电影的改编 《春桃》是现代作家许地山所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春桃》写了主人公春桃在一次战乱后的遭遇。在与结婚才一天的丈夫失散了四五年之后，她与另一个相依为命的落难者建立起了真正的感情，但就在此时她的前夫出现了，而且失去了双腿，沦为乞丐。他们在这难解的矛盾面前，几经波折，终于建立起了新的关系。促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是在共同的悲惨命运面前的相互体谅和依存。《春桃》在1988年凌子风改编为同名电影《春桃》。 电影《春桃》由姜文和刘晓庆分别主演刘向高和春桃。春桃是一个朴实、凝重、令人难忘的劳动妇女。她在新婚之日就遇上兵匪之劫，流落北京。她不愿给满身骚味的洋人当佣妇，于是以捡纸为业，并与萍水相逢的难友刘向高同居，过着朴陋而又平等相待的生活。无论在原著还是在电影中春桃都变现出现代女性的独立，自己一个人便能在北平生活，也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从电影开篇，每一次镜头给到街坊邻居时，他们的闲谈中都带有对春桃一户的嘲讽，在李茂住进之后这种嘲讽就变的更加堂而皇之。但春桃从来不被这些闲言碎语干扰自己的目标。刘向高的性格与春桃相反，他畏惧邻居的口舌，在李茂来了之后，因为无法忍受决定和李茂分清春桃。对于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来说，最让人争议的就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符合原著观众心中预期，这对于在原著党口碑的树立很重要。但这又很难，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春桃、刘向高。在我看来，春桃的人物形象较之刘向高的人物形象更符合我心中的预期。刘向高在家挑纸，认识几个字，不是干体力活的，在我心中应该是一个瘦弱的形象。在原著中，春桃和向高的人物形象最有特色的是他们社会关系的交换，男人应该干重体力活而女人应该在家挑纸，虽然这个转变和春桃不识字有关，但也能说明一些。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春桃，而不是身为男人的向高这也是说明向高的人物应该更弱势一些。 主题方面，许地山讨论了关于两性婚姻的关系，这一点在电影中尤为明显。旧社会男人可娶妻纳妾是天经地义的，而女人有两个男人就不为世俗所容。在电影中导演增加里许多细节来强化这一感受，如隔壁傻子一户，在观众看来并不体面，在影片开头父亲和儿子一起在街上玩弹珠，这户人家也是靠女人工作养家，但生活的比春桃一家更难，有时还需儿子去春桃一家乞粮食，而后面妻子被恶霸强奸，傻子只能一旁叫喊，还需儿子去找春桃解围，平日里絮叨的邻居却不敢站出来。在邻居中有一户老婆婆和一个儿子的家庭，这户最能嚼舌根，很多流言蜚语都是从他们传出来的，他们也活的不体面，他们是一类底层人的缩影。在原著中许地山没有对除春桃一家的邻居有过多描述，我们只能去猜测。在电影中导演对其他邻居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也是对春桃一家态度的几个方面，房东一家较为理性，偏向春桃一家，多次提醒。傻子一家和春桃一家相似都是问题家庭，但问题出在不同方向。其他的就是普遍的市民家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喜欢拿其他人家庭的事情看玩笑聊天。导演增加的这些细节使这一胡同巷子更加具有质感，仿佛真的有这样一群人在历史上出现过。在剧情方面，导演没有改动，和原著一样是按线性结构来讲述，这也和故事内容有关，线性结构能将故事的各个方面讲述清楚，这种方式有那个时代的质朴的感觉。

土匪的到来毁掉了春桃的新婚之夜，她和丈夫李茂失散了，只身一人流浪到北京，靠着捡破烂维生。在春桃最艰难的岁月里，是刘向高一直不离不弃的陪伴和支持着她，尽管两人并没有夫妻之名，但相依为命的他们彼此之间感情十分要好。 某日，春桃在街上遇见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她震惊的发现，这个乞丐竟然就是李茂，春桃收留了李茂，一个两男一女的奇怪“家庭”产生了，三人艰难的维系着岌岌可危的平衡。不忍心拖累春桃，刘向高离家出走，直到这时，春桃才承认了自己内心里对于刘向高的感情，在这个节骨眼上，李茂又企图上吊自杀，扑面而来的绝望笼罩着春桃。

我追过的女星不多，好像只有一个刘晓庆。在那个新民晚报是生活娱乐的年代，为了看连载《我这八年》，每天到点就去小区门口的报亭买晚报，那是1992年吧；过几年我上了大学，刘晓庆在《武则天》里演武媚娘，红了自己，更红了化妆师《毛戈平》，那个时候她应该40岁。不如她潮流，大学生我接受不了40半老徐娘扮嫩演武媚娘，偶尔瞟几眼，也没正眼看。后来正儿八经看了《芙蓉镇》和《春桃》，于是刘晓庆在我心里就是春桃、芙蓉姐那般的人物。比起巩俐菊豆、四奶奶那样的阴郁，刘晓庆的形象是极其光明的勇敢的女性。像春桃，30年代，已经知道自己不一定是谁的媳妇儿，但一定是自己，这觉悟敢说百年后很多女性都赶不上！

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作者居然是课本课文《落花生》的作者许地山，他的文章很有味儿，想来这本子也为影片打好了基调。当时的导演都很朴实手法也很朴实，比较尊重原著，照着原著把道具布景摆出来，照着原著把角色演员架上去，一个好本子离一部好电影就差不离了。凌子风在这里改了结尾，原著里有个很明确的结尾，两个男人达成共识，想来春桃也是不反对的：“在城里，向高是户主，李茂是同居；回到乡下，李茂是户主，向高是同居。”向高还明言道：“你是咱们的媳妇。”电影是开放结局，小巷的两头重现两个男人身影，是梦是真？来路如何？导演不知道怎么选，把难题抛给了观众，不同年代的观众，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