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1986

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在一月九号央视中央六播出，名字改成了《请假装你舍不得离开我》--这是片尾蔡琴唱的那首歌的名字，如今是否在电影频道播放关系意义已经不大，毕竟资源太多，我记得十几年前，就算有盗版碟市场，我仍然遍寻不到张扬导演的《昨天》，偶然得知有天电影频道播，我记得是深夜2点开始，一星期前就开始激动，当天先睡了一觉，定了闹钟，看的浑身颤抖黑着眼圈儿去上班。资源的难得会让人看的认真，我的经验是这样。

2006年第一次看《恐怖分子》，那时我处于刷导演阶段，把杨德昌所有的片子都看了，包括黑得一塌糊涂的《海滩的一天》（后来事实证明因为资源太差，这部经典对当时的我简直如春风过驴耳），当时我对《恐怖分子》的评价是：杨德昌非常一般的一部。十二年后重看，完全改观。

我觉得杨德昌是深得法国电影精髓的华人导演，记得他曾经和舒琪讨论：你想东西时，脑子里是英文还是中文？我的是英文。在电影艺术上杨德昌西化的很彻底，或者说他是在法国电影的启蒙下建立起自己的电影体系的，在他的学习路上，没有中国电影的影子，这是他的主动选择，正如选择工具，他选了自己觉得最趁手的一个，我一直比较喜欢法国电影，尽管大部分法国电影都有点沉闷，甚至有的很离谱，但它们有个共同特点：每部电影背后都有个非常坚固，自洽的哲学体系--哪怕你不认同这个体系，但它是完备的，自洽的，有其不可辩驳的存在的理由，看得多了令人眼界大开，从而更宽容，导演首先是发现了一个哲学体系，接着才有了镜头和故事。而中国电影体系里，故事和人物是大于一切的，更无须说背后那套价值体系（儒法价值观和哲学）多么的乏味而少变化。

同时，杨德昌的电影美学是法国化的，他喜欢拍人物倒影在玻璃上，在《一一》里，这种画面甚至需要特别的放映设备才能充分表达，敏敏（金燕玲饰）在办公室是台北市中心的玻璃高楼，立交桥上熙来攘往的车流，灯火通明的大厦，映在一张落寞的脸上。这种效果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内心的枯竭与外部世界的繁华热闹，反映在镜头下就是如此。这部电影有几处是用的倒影，周郁芬的脸出现在窗子上，她推开窗子，镜像和窗外的世界对接了。还有冲印的菲林相片拼贴人像在风中掀起一张巨大的人像，李立中失魂落魄的走过天桥时背后是巨大的电影海报，人在电影中。他对影片声音的处理也是比较『原生态』的，除了《一一》比较『精致』之外，其它几部都是非常粗糙的社会新闻的现场感。

我在《海滩的一天》评论里写过，杨德昌的每一部电影都致力于揭示城市生活和现代工业化社会如何摧毁人类脆弱的感情从而把一生的幸福埋葬，这就是他的『生活大发现』，他电影背后的哲学体系之一。（还有就是关于人生的不同阶段，关于男人女人的成长，杨德昌也有独特的发现和发掘）。《恐怖分子》仍是如此，这是核心，其它的都是围绕这个核心的一些技巧--这些技巧同样非常法国，这部电影比《海滩的一天》节奏更明快，观赏性更强也更商业一些。

电影一开始就是一大波出场人物，而且是非常写实的镜头，粗砺的像纪录片，影片过去四分之一时，可能你还没搞清楚人物关系，这种人物众多的复杂叙事是杨德昌的最爱，他非常有信心最后能让人明白，记住每个人，以及，明白整个故事。事实也的确如此，《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上百个人物，重点表达的也有几十个，但最后关系，人物都清清楚楚，包括只出现了下半身，在门口换鞋的蔡琴演的汪狗太太。

《恐怖分子》的主线故事是缪骞人李立群演的周郁芬李立中夫妇的故事，他们处于婚姻的倦怠期，女方是充满浪漫幻想追求自由生活的文艺女青年小说家，男方则是追求生活稳定，性格乏味无聊的医院职员，从后面的情节我们知道，他们的结合之初就是错误的，周郁芬嫁给李立中是因为前男友突然结婚受到刺激（男同学都震惊：谁也没想到她最后会嫁给你），后来前男友再次出现，离异，事业小有所成（有自己的公司），并且特意读过她唯一的小说集。和他形成对比的是她丈夫李立中，他一直都没有读过太太写的小说，他说，我不喜欢读小说。他对太太的爱主要表现在为她创造一个她希望的环境：家的布置，书房的安排，以及，徒劳无功的安慰她：没事，没事，写不出来明天再写。他们之间是没有心灵交流的，以后也不可能有了。女方的绝望正是在此。她遭遇创作瓶颈（学生时代的故事写完了，结婚后却没有任何值得写的事）也是因为生活实在是太平淡无聊了。李立中日复一日的上班下班，回洗手间洗手，千篇一律。

然而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心计，组长突然死去令他有了爬升的希望，为此他甚至不惜诬陷好友同僚，然而最后因为太太的离开他方寸大乱，终于失去他视之如救命稻草的晋升机会，他人财两空，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通常这时候两种结局都是可能发生的，蔫人出豹子，兔子急了咬人，或者自杀，都是这种小人物可能的选择，A还是B只在一念之间。李立群那时还非常年轻，但演技超群。他刻画这个小人物，无论是眼神，下意识的小动作，喃喃自语的独白，都入木三分。

另外的故事作为副线出现，但也非常重要，小强是整个电影故事的核心人物，他是所有故事的交集，因为他，这些人有了交集。同时他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为了结构需要，他出身富贵之家，喜欢冒险，向往自由生活，做自由摄影师，爱上黑社会的女孩儿，不惜和现女友分手。后来他回到女友身边，将去服兵役，过正常的生活。他和女友，正是李立中周郁芬生活的前奏（只是男女调换一下）。

大部分人都觉得这部电影像片中周郁芬写的获奖小说的评语一样：看后令人发冷。的确，这是部冷漠的令人绝望的电影，在《海滩的一天》里，杨德昌给出了非常光明的结局：女性觉醒了。这一部是一个震荡，觉醒的女性其实也并没有获得幸福。我记得应该是从《独立时代》开始，杨德昌为他的冷漠注入了新的希望，塑造了琪琪这个形象，《麻将》也是，绝望之余留了余地和一个光明的尾巴，《一一》延续了这种希望。所以，这部电影处于探索的中途，的确是最残忍而冷酷的一部。我们来看一看片尾这首歌，可以说是最好的总结了：

請假裝你會捨不得我

請暫時收起你的冷漠

和往常一樣　替我斟杯酒

讓我享受片刻溫柔

請假裝你會捨不得我

請暫時收起你的冷漠

輕輕擁著我　輕輕擁著我

最後一次給我溫柔

明知道我的夢到了盡頭

你不再屬於我所有

在今夜裡請你讓一切如舊

明天我將獨自寂寞

电影通过不同的角色和与之相对的独立情节，抽丝剥茧的还原一个在日常下暗流涌动的故事。魏德圣说过杨德昌平时是一个温和长辈模样的人，一旦进入片场，就变成了吹毛求疵的凶悍艺术家。就像这部电影一样，日常是宁静祥和甚至略有诗意但表层下具有相当的侵略性。

故事中所有角色都是有所关联且不稳定的。与恐怖分子这个非日常标题不同的是，故事中的角色仿佛都离我们很近，热爱摄影的富二代、叛逆的少女、面对家庭和事业双重危机的中年男子、在婚姻生活中挣扎的女作家。这些角色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看似没有联系的人物之间相互影响，也暗示了事件在现实下可发生的合理性。导演想要表达的是现代文化生活下的不平衡和不稳定的生活，传达出每个人的绝望、悲伤的情绪，同时把隐藏的不安带给观众。

电影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统一。这部电影的构图带有杨德昌导演一贯表现的手法，空间表达精巧。影片一开头就是一个固定机位的长镜头，伴随着警笛声，一辆警车随后从右上方直插入画面，随后消失在左下。这一开场直接奠定了影片的基调。

开场

故事向后展开，人物大部分都在一个封闭、独立的坏境中，外景的空间尤其的少。巴赞认为荧幕应该是窗而不是框。窗只是临时性的遮挡，而窗外的空间是无尽的。这样的做法让人物活动成为外部空间的唯一联系。

公司环境

公司环境

杨德昌利用电影框架限制，造成空间的割裂，借助门、窗等加剧这种割裂感。这样既拉近了观众与人物之间的联系，又把人物的个体性凸显了出来。利用有限的内部空间表达无限的外部世界。

人物关系

人物关系

回到故事结尾处，男主李立中冲破了道德和社会规则的束缚，夺回自己的自由意志。盗取朋友的枪杀领导、杀妻子的情人，却没对妻子下手。镜头一转，观众发现之前这一切只是臆想。最后呈现给观众的，是对比之下更悲情的结局，他最终还是选择自杀。

自杀

《恐怖分子》上映于1986年，正值台湾电影新浪潮期间。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代表导演，杨德昌可以说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后期风格的继承者。现实、想象或潜意识交织在一起，把现实中非理性的一面呈现出来。影片中角色都是城市的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内心的恐怖分子。

我升职了

已经是第三次看《恐怖分子》。 笔者在前两次看本片时昏昏睡去，断断续续的影像留在脑中，不清晰的像半个梦。2016年，距影片上映已有三十年，才算真正看完它。 影片中人物不少，起初看似并无关联，但随着剧情推进而线索明晰。几条支线纠结在一起，日常与无常的碰撞，成为结尾枪声的导火索。 主要想谈谈片中李立群饰演的医生李立中，他是最大的受害者，也是悲剧的共谋犯。

他是个寻常的中年男人，在一间医院工作。如他所言，和同事小金一起进院，没什么背景只得靠自己努力。本来有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可以去，但因为不太稳定想想也就算了。 组长的意外死亡给了他晋升的机会，生活有了一点起色。 为了获得更大的胜算，一向无害的李立中在小金背后说了闲话，把已逝组长的过失加在其身上，并报告给了主任。 当希望的天平向他倾斜之际，李立中的家庭却暴露出问题：身为小说家的妻子突然失踪了。 焦急万分的他向任职警察的朋友寻求帮助，得知妻子下落后才稍稍安心。 从李立中与朋友的对话里可以了解到，他平时并不善于维护社交关系，在紧要时刻才想起联络旧友。

妻子周郁芬归家，李立中本是欣喜的，赶忙帮着她收拾书柜，却得来妻子要搬出去住的回答。 此时两人有了真正的正面冲突。 作家妻子不甘平庸的欲望，在那一刻爆发： “我很讨厌上班的生活，我怕一辈子就那么过。你知不知道？我一个呆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去想那些诗情画意的句子，因为它可以让我忘掉那些痛苦。你到现在还是不懂，你永远都不会懂，你每次不是误解我，就是责怪我…… 你早就习以为常，日复一日，重复来重复去的东西，我关在小房间里，就是要逃避那些毫无变化的重复。这些你明白吗？你不明白？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想起叔本华的一句话：人生就是一团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痛苦，得到满足就会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徘徊。 没能满足妻子欲望的李立中，助推了这段爆炸式表白。 此外，从妻子和金士杰饰演的老情人的对话中，也能得知她认为丈夫对自己是忽略的。她觉得丈夫从不问起自己的过去并非出于信任，而是因为不感兴趣。

单方面看，这可能是一个敏感女人的过度解读，但当主任问李立中的妻子写的是什么小说时，李立中以“不看小说，也不清楚她写的是什么”回答，暗合他确是对妻子缺乏精神关怀。 那么，沉闷的医生丈夫与富于幻想的小说家妻子，一开始是如何结合？ 猜想李立中心中也怀有冒险的火苗，当他遇到郁芬时，发现自己追求的勇气在这个女人身上强烈绽放。这一直追寻却不得的特质如海妖的诱惑，让李立中放手一搏想要占有她。

但性格哪是一个瞬间的决心就能转变的。真正在一起后，二人由于习惯、追求、沟通不畅等原因一直积攒着不稳定因素。 影片中李立中在卫生间摘手表、挽起袖子洗手的画面屡次出现，既是一个医生的职业习惯，也是他强迫症般重复生活琐碎的剪影。 李立中习惯重复的日常、不善交际，这让他内心的欲望和不满被不断压抑。然而压抑的东西，迟早有一天会爆发，医院的人事通知就是直接导火索。

以为影片中现实线的结局会对应妻子小说的情节：丈夫面对出轨的妻子，选择杀妻后自杀。毕竟从李立中的角度来看，出轨的妻子、妻子的情人、没有选择自己的主任，这些人才是该死的。 妻子离去、工作晋升也无望。现实的绝路与对自身懦弱的愤怒，让李立中把枪口对准了自己。既然身边的人和事都在辜负，那就对自己更坏一点吧。

似乎说的太多就破坏了留白之美，但是不沟通，就失去理解的可能。纵然世界上有这么多人，说着这么多话，但能完全理解彼此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互相交织的巨大暗潮将个体或推向希望，或推向深渊。 蔡琴的歌声响起，电影进入尾声。但生活还要继续，它在日常与无常间碰撞，在痛苦与希望中交替。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也是自己或他人的恐怖分子。

小疼的微信公众号『电影百忧解』，写写影评、聊聊占星，为有电影陪伴的时光命名。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敢看杨德昌的电影，因为太锋利了。

他的作品就像是一把把尖刀，冷冷地插进城市的腹部，撕开一道道伤口，流出汩汩的血。

而其中最锋利的那把刀，当属《恐怖分子》。最近重看，又一次被深深地刺痛。

今天，就想和大家聊聊这部电影。

如果你曾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凝重而难以释怀，也曾为《一一》的深沉而唏嘘不已，那么一定不要错过《恐怖分子》，不要错过那个最锋利的杨德昌。

如果用颜色来形容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应是昏黄的，像一段摇曳的旧时光；《一一》则是暖橙色的，明亮、克制、不乏温情；而《恐怖分子》无疑是暗红色的，藏匿着一种伺机发作的不安。

这种骚动的暗红，不止在心里，更直观地体现在视觉上。

如果你仔细留意的话，就会发现片中的红色是无处不在的。

它是李立中家里卫生间的颜色，每天下班，李立中进门的第一件事，便是径直走进去，摘下手表，挽起袖子，洗手、洗脸，像是在履行机械生活里的最后一个步骤。

它是医院窗帘的颜色，同事们在这里冷漠地谈论着同事的死亡，也为了争夺组长的位置，互相倾轧。

它是小强和女友因为照片中的女人争吵时，不停摇晃的灯泡的颜色。

它是淑安阴郁压抑的家中，母亲衣服的颜色。

它是暗室里，挂满了偷拍照片的墙壁的颜色。

此外，最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它还是剧中人的“脸色”。

不知是胶片的陈旧还是刻意的打光使然，这次重看时，我发现剧中人的脸上，时常会泛着红光，特别是在发生争吵和隔膜的时候，尤为明显。

红色，就像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永恒的注脚。它并不刻意的抢戏，但又始终潜伏在角落里，默默地散发着幽微的光。

那么，红色究竟代表着什么？

在我看来，它代表一种警告，那是杨德昌在每个并不起眼的关口，提醒着我们，危险的种子已在此刻埋下。

那每一处红色，都是无意而为的因，而影片的结局，则是无法避免的果。

这就是杨德昌，一个死理性派导演。

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看他的电影，很像是在看一篇批判社会的论文，那么观点明确、有理有据。

这和侯孝贤有很大的不同。

侯孝贤是没有观点的，他不在意这个，相反，他希望营造的是一种特别的味道，这很多时候要依靠现场的氛围和演员的状态，来即兴发挥；而杨德昌则是“观点先行”的导演，他的故事是为观点服务的，所以在他的电影里，一切都是设定好的，人物、台词、剧情……通通要指向核心的主题。

而且，和侯孝贤的自然气韵不同，杨德昌是属于城市的。

他的电影延续了安东尼奥尼始终在探索的主题，即城市中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疏离。

但他比安东尼奥尼还要更尖锐、更踏实，后者多注重于文学化的呈现，而杨德昌则试图去解剖城市的遗骸，收集线索，找出幕后的真凶。

正如他在《恐怖分子》中做的那样。

《恐怖分子》中的城市，是极端冷漠的。

在影片的开始，杨德昌用一系列镜头，为我们不动声色地展现了这种冷漠。

台北，夜晚，一辆警车呼啸而过，穿过肃杀的街道。

巷弄里，一个中枪的男人趴在地上，无人过问。

枪声四起，中年女人仍在若无其事地洗着衣服，对窗外事充耳不闻。

如此“冷眼旁观”的开场，为这部电影的冷峻风格定了调。

而更为冷漠的，还在后面。

影片分为三条线，三组人物，进行交叉叙事：第一条线，是中年男子李立中和妻子周郁芳的婚姻危机；第二条线，是混血儿淑安试图逃离家庭，以行骗为生的叛逆生活；第三条线，是酷爱摄影的富二代小强和女友的分分合合。

这三条线，看似没什么交集，他们虽身处同一个社会，却又活在彼此不同的世界。

可是，机缘巧合，这三条线却出现了一次意外的交汇。

也正是这次交汇，将这个故事引向了一个无法挽回的结局。

那是怎样的一次交汇呢？

它来自一通匿名电话。

谁打的？

淑安。

打给谁？

淑安被母亲锁在了家里，闲极无聊，她便在电话本上随意找了个号码，而接电话的人，正是周郁芳。

都说了些什么？

影片没有明确交代，但根据剧情可以推测，淑安谎称自己是李立中的情人。

就是这样一通恶作剧电话，给李立中原本就已岌岌可危的婚姻，带来了致命一击。

而讽刺的是什么呢？

周郁芳在听到丈夫有了情人的消息后，并未感到悲伤，反而更确认了“自己已不爱丈夫”的事实，于是当天便搬出了家。

而李立中从小强那里得知了这通电话的存在，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以为妻子的离开是误会了自己，可是，当他找到妻子试图解释时，却发现妻子根本并不在乎，这令他感到绝望，也才有了最后的悲剧。

应该说，这通电话是完全偶然的。但杨德昌想要表达的，正是这种偶然之下的必然性。

他想要告诉我们，城市中人与人的情感，是如此脆弱，甚至一通偶然打来的电话，都可在顷刻间将其摧毁。

为什么？

因为条件早就具备了。

而电话只是个导火索而已，总会有人打来的。就算没有电话，也会有纸条，有短讯，有陌生女人的来信，最后即便什么都没有，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因为在那些红色出没的段落里，危险的种子早已经埋下，只等待时机成熟，破土而出。

那是些什么样的种子呢？

是李立中对妻子的表面顺从，实际却漠不关心。他为了挽回妻子，不惜陷害同事，不惜处处忍让，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认真听过妻子内心的想法，而只是活在自己臆想的完美丈夫的角色里。他以为妻子的离开是因为自己事业不够好、是因为写作遇到瓶颈心情低落，但通通都错了，直到最后一个理由——匿名电话——也被推翻的时候，他终于彻底崩溃。

而周郁芳播下的种子，是她的自由天性与婚姻制度的根本冲突。她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厌倦一成不变的生活，为了改变，她步入婚姻、她开始写作、她想要一个孩子，最终，同样是为了改变，她选择离开循规蹈矩的丈夫，投入情人的怀抱。

淑安是一个亚美混血儿。她的身世，是台湾历史上的一段悲剧。当年，越战期间，有超过20万美军驻扎在台湾，与台湾女子生下孩子。后来，美军撤离，留下了这些“生父不详”的混血儿。而淑安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她和母亲的关系才会那样疏离，所以，她才会拼命逃离家庭，逃离无聊的生活，寻求刺激。

小强是个富二代，父母常年不在家，他酷爱摄影，他冷眼旁观这个世界。他可以为追寻照片中的女人而丢下女友，但当追求淑安而不得后，他又回到了前女友的身边，就像是只有在没钱的时候，才会回家一样。

此外，还有老谋深算的医院主任、设计仙人跳的大顺、趁虚而入的周郁芳的旧情人……

每个人都是冷漠的，每个人也都是自私的。虽然自私的理由各有不同，有的因为愚钝，有的因为欲望，有的因为身世，有的因为狂妄。

可最终，它们却共同构成了一条隐性的因果链，如果缜密的设计一般，导致了最终悲剧的发生。

这里面，没有人真的做错了什么，也没有任何调解的可能，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一步步酝酿、成型、爆发。

这才是最最令人绝望的事情。

即便这样，杨德昌似乎觉得还不过瘾。

他为影片设计了两个结局，就在我们所有人都以为李立中终于像个汉子一样，举起枪，报复性地杀死了那些伤害他的人，而获得了一种宣泄般的快感时。镜头忽然一转，我们看见，李立中头部中枪，躺倒在水池边，血液顺着后脑汩汩而流，依然是阴郁的红色。而其他人安然无恙。

原来，那些不过是幻想出来的情节，或是周郁芳小说中的描述，而李立中真正的结局，很简单，他杀死了自己，如同影片开始那个中枪的男人一样，躺在这座冷漠的城市里，从此不再有人过问。

那一刻，音乐响起。只听蔡琴唱着：“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请暂时收起你的冷漠。”

这实在是过于悲哀的乞求了。

在这座城市中，还生活着无数的李立中、周郁芳、小强、淑安……他们只是过着自己向往的生活，却又在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中，成为了制造恐怖的因子。

无论怎样，恐怖分子已经养成。

只不过这一次，他的枪口对向了自己，而下一次，或许就是那个幻想的结局，成为现实的结局。

面对这样一部电影，我第一次那么渴望地说出这句话：我所说的，都是错的。

可是我也知道，杨德昌一定不会说出这句话。

中年男人不美，不健康，心理阴暗，还特别固执，自以为洞悉了一切，走到哪里都带着一种压迫着别人的气息。因而看到李立中的死并不会使我感到难过，反而有一种快意。他的自杀于自己、于家人，都是一种解脱。他是一个好人，可也是一个不讨喜的人。 片中的人物个个孤独而自私，只不过他人的自私都露在面儿上，唯有李立中的自私是深深地藏在骨子里的。他勤勤恳恳地赚钱养家，在事业上有小小的成绩，在外活得谨小慎微，在家则是一个“统治者”。这样的中年人，往往都有一个极其封闭的世界观，将责任和本分看作是人类唯一的美德，极度遵守社会的游戏规则，还要逼别人就范；身处于牢笼之中，还要将他人拉过来同他一起坐牢。他们往往又因为是一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而觉得居功甚伟，缺乏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尊重与理解。片中有一幕我印象很深，妻子周郁芳写小说写不出来，十分苦恼，李立中却对妻子说，不就写个小说嘛，至于写成这样？（大概这个意思，原话不记得了），此时的他简直可以用面目可憎来形容。杨德昌的台词写得真好，许许多多琐碎的、看似日常的闲话，却能激起人心中千般的波澜。后来李立中为了查明妻子离开的原因，才第一次去读妻子的小说，更印证了他之前在心灵上对妻子的漠不关心，或者说，他压根就没有办法从心灵上去关心妻子，这也怪不得他。在他的观念中，他已经在责任上、道义上对妻子很好了。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理解太正常了，能相互理解才是千载难逢呢。只不过他到死也没有明白，这才是妻子离开的真正原因，这实在是有点悲哀。 我倒是对周郁芳怀有极大的同情，可能因为同样是女性所以更能理解吧。电影里她一直在质问李立中：“你懂吗？你明白吗？”表情和语气充满了轻蔑和无奈。轻蔑是因为，周郁芳在心底里就没看上过李立中，无奈是因为，她已经彻底放弃了两人互相理解的可能性。在李立中看来，周郁芳的一系列举动无异于作死，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折磨自己，也折磨着丈夫。但从周郁芳的立场来看，她回家做主妇也好，出去工作也好，写小说也好，与前男友旧情复燃也好，其实都是为了逃脱生活的牢笼，寻找相对的自由。不论她这次成功逃脱没有，至少她一直在努力着，屡受挫败而不止步，好歹也是一个勇士。如果周郁芳在她最失落的时候有一把枪，她很可能会实现李立中死前的梦想——杀掉所有人。而李立中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好人，走到绝路，不是出于理智而是出于懦弱，他只会向自己开枪。他先将妻子的离开归罪于假扮第三者实则是恶作剧的少女，后将之归罪于妻子的前男友，其实也是出于懦弱——他不能直面妻子其实并不爱他这个事实。有没有这通电话，甚至于前男友是否出现，他们的婚姻都岌岌可危，周郁芳在她那段独白中也表明了这个意思，可李立中就是要自欺欺人地不明白。当然这又要说到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理解的问题，李立中的爱是伦理上的爱，而周郁芳需要的是心灵上的爱。李立中对妻子小说事业的轻慢态度，已经令妻子深深失望了，遇到细细读过自己作品的前男友自然如同获得解脱一般。但这个前男友以及写作事业会不会是周郁芳的下一个地狱呢？谁也不知道。 片中还有两个年轻人，都有着晶莹剔透的心肠，举重若轻的灵魂。一个是热爱摄影、却偏要远离家庭的富家公子，一个是无所事事、跟小混混厮混在一起的不良少女。这让我想起了《牯岭街》里的小马和Honey，一个是因为有资本所以可以无忧无虑地作死，一个是因为前路茫茫所以自暴自弃地作死，但他们都是可爱的，因为年轻而天真，做错了事情也使人可以轻易原谅。他们的未来还未可知，因此企图“选择不选择”。他们看似很自私，为了爱，为了排解无聊，不惜一切代价，但如果是为了自由，其实自私也都不算什么。他们看似大喜大悲，敏感而脆弱，其实对生命的悲哀的承受力是要远远强于中年人的，因为没体会过太多的失去与别离，反而对之有一种漠然的态度。少年人不懂得珍惜生命，维持生命于他们而言实在太容易了，这样倒也好，死于年轻貌美的时代，就真正是个自由的人了，不比李立中在浴室自杀那样的憋屈。或者就成了周郁芳，已经开始衰老的身体陷于生活的牢笼，精神却永远想要逃离，逃离孤独，寻求理解，寻求意义，寻求自由。这样的一生必定是痛苦的，很可能追寻了一辈子，却只得瞥见一个幻影。不过，这样的人也不失为一个勇士，给生活的意义做注释者，多半都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