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

《一次别离》是由阿斯哈·法哈蒂执导，蕾拉·哈塔米、佩曼·莫阿迪、萨蕾·巴亚特等人主演的剧情片。于2011年2月15日德国上映。影片讲述了一对准备离婚的夫妻纳德和西敏，面对瘫痪在床的老父亲、流产的女钟点工等诸多问题，他们在道德与法律的纠结中痛苦挣扎的故事。
由于伊朗的社会背景和宗教历史，他们的电影大部分都没有繁复的情节设定，看似简单却有着强烈的人文意味。平淡和纯粹是伊朗电影的主题，《一次别离》就是将这两点发挥到极致的电影。
西敏为了自己的女儿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想离开伊朗，可纳德还有身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需要照顾，两人闹上了法庭。纳德不得不雇佣女工瑞茨照顾父亲，可瑞茨却对父亲疏于照顾，更将他绑在床头，愤怒之下，纳德将瑞茨推出了门外，却意外引起瑞茨流产。因为这次的意外，瑞茨一家和西敏一家纠缠在一起。
通过两个家庭的故事，电影揭示了伊朗的教育、宗教、阶级、性别等等问题，甚至探究到了人性深处。两个家庭之间的问题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信仰与现实之间的选择。对人性的剖析，信仰的刻画，让人忍不住叫好。想必这也是它席卷了国际电影市场，并获得了一连串的褒奖的原因吧。

       除了“小鞋子”，“一次别离”是我看过的唯二的伊朗电影。两部片都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感，让伊朗电影在我心目中的好评率百分百。

       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伊朗这个国家就像片中男主的父亲，瘫痪在床行动困难。男主因为要照顾父亲无法离开伊朗，随妻子移民，只好离婚，剩下女儿何去何从的问题。伊朗这个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何去何从的问题，它在西方国家的心目中也许如老人般，垂垂老矣，问题很多。但作为亲人来说，对祖国和家人爱纯属天然，无法割舍。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全片的焦点围绕着女仆与雇主之间的谎言与纠纷。在利益面前，最后女仆还是无法昧着良心在古兰经发誓，信仰的力量终结了这场看似闹剧的纷争。

       最后，导演的落脚点还是在孩子身上。作为伊朗中产阶级的男主，他的女儿也在这场纷争中卷入谎言，像是被滴入污渍的清水，让人颇觉无可奈何。最后，孩子是跟着父亲留在伊朗，还是随母亲移民，导演选择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也许无论是走是留，留给这个家庭的，仍是两处无法消除的闲愁。

       这是一个看似质朴的电影，投资很少，但导演熟练的镜头语言和克制的叙事实为难得，演员的出演也集体高水准。这样一部超越文化背景，带着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光环的优秀电影在中国上映的成绩仍是令人不胜唏嘘。在浮夸的当下，中国电影烂片频出，雷区多多，仍不能阻止其高票房的现状，又怎不是一种扰人的闲愁？

   《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无疑是今年最为出色的影片之一，质朴的影像之下覆盖的是深刻广大的主题，阿哈斯法哈蒂用伊朗社会肌理中一个小口子，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真实而又略带无奈的伊朗社会。
 
    伊朗这个国度的文化在极多地方是背西方普世认同之道而驰的，东西两种文化之间存在太多的偏见和太多的不理解，而在西方文化席卷全球之时，来至伊朗的声音却寥寥无几，幸运的是，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去了解一个文化或一个社会，《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作为一部电影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其艺术性上，同时也在于其在文化沟通上的贡献。这部只有区区三十万美元成本的电影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比那些纸醉金迷的大片带来的东西多的又岂止是百倍。
 
    这部朴素的电影里所呈现伊朗社会比西方媒体描绘的伊朗社会更加的真实和贴近生活，没有满目的暴力和混乱，也没有各种加之以邪恶的字眼，我们所看到的是真实朴素的伊朗，简单但是又充满各种似曾相识的矛盾。整部影片以家庭矛盾展开，看似平凡琐碎实则深刻多样，这个小小的矛盾所延伸出的内容是庞大的，由此家庭矛盾引申出了宗教与人的矛盾，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信仰的矛盾，现实的矛盾等等诸多问题，而这些所构建的，正是一个完整的伊朗社会。
 
    影片的切入点极小，而这个平凡小口子却深刻的扎进了伊朗社会的肌理脉络之中，不同的矛盾应运而生，第一个最显著的是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两个家庭，两个阶层，纳德家庭所代表的是伊朗的精英阶层，夫妻都有汽车，体面的工作，有出国移民的条件；而瑞茨所代表的是伊朗下层的劳动人民，家庭负债，孕期仍外出工作，他们输得一无所有。两个家庭因为瑞茨的一次意外流产而陷入了对簿公堂的泥沼，大家都有错，大家都在撒谎，强烈的对立与和解的困难以起伏不断的剧情来承载，电影的张力收放自如，也足以牵住观众的眼球，而最重要的两个家庭因此而起的争端非常完整而深刻的揭示了一次分离：伊朗不同社会阶层的分离。而在第一个矛盾的表现中，第二个矛盾也应运而生，这便是宗教与人的矛盾，影片在很多地方涉及到：如瑞茨在照顾纳德父亲时所犹豫的宗教禁忌、在最后双方和解过程瑞茨对宗教教义极端的顾忌等等，一方面人们对于宗教教义强烈顾忌，一方面是现实与教义之间的冲突而造成人们抉择的困难，暗含的强烈矛盾便是宗教与人的矛盾，在伊朗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度，现代化过程中宗教信仰对于人的束缚与人对束缚的暗涌挣扎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至少我们在电影里可以看到的是，伊朗仍旧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在这个国度，宗教既道德，不同文化语境里的人对于这个的理解存在偏差，而我们仅仅需要做的只是一个旁观者。电影之中瑞茨最后的挣扎的对象不仅仅只是信仰，还有现实、家庭与责任，瑞茨的挣扎也算是一次完整深刻的分离，这便是现实与信仰的分离。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纳德因为女儿是否出国的事与妻子争辩最后陷入婚姻破裂的境地，这一切的起因是因为纳德痴呆的父亲在伊朗无人照顾，这也是整个故事的起因，家庭责任与自身的解放与选择格格不入，片中的女性都是伊朗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既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也要束缚与宗教与道德，不论是西敏还是瑞茨，都背负着重重负担，相对于两人丈夫之间的直接针锋相对，西敏与瑞茨承受的东西要比他们多的多，对于瑞茨而言，是现实、家庭、与信仰的压力，对于西敏而言，是家庭责任与自我选择的压力，她们才是整个事件中的最大受害者，而纳德的女儿，在短暂的时间里面，承受了本不是她这个年龄应该承受的各种压力，而她所收获的，正是残酷的成长，她的选择对她自身而言本身就是一次分离，这个分离其实就是是人成长的两个阶段血淋淋的分离。最后在片尾处两个家庭第二代之间充满复杂情感的对视，也终究注定了这两个社会阶层分离的不可挽回性，阿哈斯对这个镜头的安排颇具深意。本片对于这几个角色的刻画非常的细腻，导演阿哈斯法哈蒂成功的把握住了影片的平衡，像手术刀一样冷静精确的划开伊朗社会的肌理与脉络，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另外电影对于谎言的处理也非常巧妙，类似于罗生门式的剧情安排巧妙的塑造起整部电影的骨骼，以或明或暗的矛盾填之以血肉，使得整部片子饱满充实，剧力十足。其实两个当事人对部分事实的掩埋本是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正是这些本为维护自身利益的谎言一步一步把事态往严重方向推进，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引发各种矛盾的爆发，使整部电影充满张力。此片不仅在文化内核上充满力度，其精致巧妙的故事架构、手持摄影风格与利落巧妙的对白也是整部片子的亮点，从整体上来看，此片几近完美。以区区三十万美元的小成本创造出如此高质量的电影，导演阿哈斯法哈蒂功不可没，一尊最佳外语片的小金人或许是对他最好的奖励吧。
 
     影片末尾，纳德与西敏最终走向别离，他们的分离又岂止是两个人之间的分离呢，里面隐含了伊朗社会太多沉重的东西。影片最后没有给出特梅的选择是明智之举，这种开放式的结尾最为适合这部片子的内核，最后的配乐也是唯一的配乐，音乐响起，纳德与西敏在狭窄拥挤的通道里无言以对。
 
     对于我们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结局了。
                                                                                           2012.2

去年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后文简称：《一次别离》）从柏林电影节夺得金熊奖之后，几乎一路横扫美国各个影评人协会的年度最佳外语片，最终也包揽了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殊荣。送上一句实至名归有着马后炮的谄媚，对于伊朗这个神秘的国度，《一次别离》里的世界应该最贴近伊朗人民的生活现状。

导演阿斯加•法哈蒂的这部电影对整个伊朗社会进行了一次白描，通过一对夫妻的离婚间接反映了现代与传统、道德与法律、诚实与谎言、婚姻与爱情、父母与子女、移民与留守等众多问题的离别。影片有着伊朗电影一贯的优秀特点，纪录片式的摄影手法，用长镜头和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最大化的还原生活的真实面貌。

因为森严的宗教信仰，伊朗电影和周边几个国家大相径庭，比如土耳其电影的完全的欧化，俄罗斯电影的通俗和故事性，伊朗电影则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巨大，风格写实，镜头语言朴素，追求纯净的影像风格和简单明快的叙事。电影主题往往是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导演们的创作灵感讲究来源于个人的生活体验、价值观和世界观，艺术之根植于伊朗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因为伊朗素有“诗人之邦”的称号，诗意也从很多导演的骨子里渗透到作品的每一帧画面里，也成了影迷对伊朗电影印象的一部分。

《一次别离》这样的道德故事有着强烈的伊朗民族特色，只会发生在还有道德和信仰的国家。电影扎根现实，围绕着一起民事诉讼的官司剖析了人性、道德、宗教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深刻命题。下面的文章将以电影中几句让人印象深刻的对白浅析一下这部电影。

“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电影的开头西敏向法官陈述要带女儿出国的理由时说：“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法官问：“怎样的环境”？西敏没有回答。

其实伊朗是个很现代化的国家，只是伊斯兰宗教思想和政府对文艺产业的监控很严格，女人虽然都要蒙上那层黑纱，但她们却可以有独立的思想和发声的机会，甚至有让很多男人都会羡慕的工作。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在政府的条条框框之下，自由是有的，只是没有绝对的民主和自由，这一点相信中国的影迷很好理解。

“伊朗社会并没有西方化，我认为它只是现代化了，人们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基础上现代化了，伊朗人民的真实面貌就是这样的，更确切地说是伊朗的中产阶层。这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出现的。”法哈蒂如是解释。

影片中纳德和西敏一家就是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妻子想要移民出国，而丈夫拒绝离开的理由是要照顾患上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西敏质问纳德，“他还认识你这个儿子吗？”纳德说，“他不必认识我，只要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就可以了。”这个病重的老父亲形象就像一个诗意的隐喻，象征伊朗社会的过去，那些政府的条条框框在一些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眼里已经病入膏肓，他们开始选择逃离。而纳德的思想却和西敏不同，还对自己的国家和老父亲抱有一定的期待，父辈的遗留苦难他们这一代甘愿去背负。

对于“这样的环境”未来会如何就像电影的开放式结局一样，没有答案。如果父亲一辈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历史，而孩子这一辈就象征这个国家的未来，女儿特梅最后会选择跟母亲一起出国彻底被西化，还是像父亲一样留着自己的国家对未来充满期待？这倒真是个棘手的问题。孩子的未来正如这个国家的明天，究竟该何去何从，需要时间说话。


“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

电影中外婆和特梅在法庭外复习历史知识时说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外婆特意强调了“平民百姓”。在伊朗，社会等级是一直存在的，正如片中的这两个家庭，代表资产阶级的纳德与西敏一家，代表普通百姓的女佣瑞兹一家。在法庭的戏份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有钱人掌握着话语权和法官的好感，法官在发言权上偏袒资产阶级，就连被请去作证的女教师都帮着纳德一家，即使她是在说谎。

电影中讽刺是，越是受过教育的人越容易说谎，反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社会底层老百姓更加真诚，而法庭显然更相信受过教育的人的素质。道德和法律，诚实与谎言犹如风中飞絮般摇摆，这也是这部事故性影片的重点，究竟是谁在说谎？真相到底是什么？

影片在这方面的剧情编排让人惊艳，一场官司被编剧处理成了犹如推理嫌疑片，扑朔迷离的线索逐渐推进剧情，各执一词的据理力争，简直上演了一场《罗生门》。人性的自私，信仰的挣扎，亲情的博弈，现实的贫苦，无论真相如何，双方都有各自的难处。纳德说自己不能坐牢，因为无法抛下年老的父亲。瑞兹的谎言最初源于对丈夫的恐惧，后来庭外和解的金钱索赔除了正义感使然，现实的贫穷显然也是其中因素。最后剧设聪明的用宗教信仰驱散了谎言，女佣瑞兹道出了事实的真相，而思想西化的纳德家的小女儿特梅年纪轻轻却最后在法官面前说谎为父亲辩护，这也算是教育悲哀。但是平民百姓的善良和诚实却是出于对信仰的恐惧，或者说虔诚。绝对的信仰往往等同于绝对的恐惧，这也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结果，辩证起来这本身也是互为矛盾。


“我没有偷钱。”

这场官司的导火线就是纳德怀疑女佣瑞兹偷窃，而偷窃的对于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是一种罪名。瑞兹坚决说自己没有偷钱，但纳德抽屉里的零钱确实丢了，钱呢？对于钱的去向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地方，但电影中这类叙事的留白显然很有意思，而且拿钱的绝对不是瑞兹！

对于钱的去向大致有两个推测：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西敏拿的，最后给了钢琴搬运工；另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拿的，因为老父亲曾跑到楼下买报纸。

对西敏拿钱说，影片中确实有蛛丝马迹可循，西敏答应给钢琴搬运工加钱之后回到房间，她在拿钱之前至少翻到了第二个抽屉才找一沓零钱，她数钱的时候女儿来到房间门口，她还飞快的瞄了一眼。西敏似乎是做贼心虚，而女儿却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探头朝房间张望，不敢直视。西敏显然比纳德有钱，她可能只是没有零钱给搬运工，在分居的当口又不好意思向纳德开口借钱，于是她就拿钱了。后来纳德第二次推保姆瑞兹出门的时候，女儿特梅明显有片段的欲言又止。她可能是为了保护母亲，就像她会在法庭为父亲撒谎证明父亲不知道女佣怀孕一样，出于爱。

对老父亲拿钱说，影片中的某些瞬间似乎也可以说得过去。痴呆的老父亲下楼买过报纸，这也直接导致了女佣被汽车撞击并流产。在纳德和女佣争吵的时候，在纳德的一个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老父亲突然很反常的看着这场争吵，随后他将自己反锁并瘫倒在房间里，自此之后他连之前基本的对话都不能说了。即使之前还能下楼卖报纸的老父亲拿了钱，之后他也彻底开不了口承认自己拿过钱了。

其实钱是谁拿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瑞兹确实没有偷钱，但就是因为这个偷窃的罪名引发了一场官司。法庭上纳德再三强调丢钱的事实，钱也成了事件的因果——因钱而起，以钱消灾。电影探讨的其实不仅仅是不同社会阶级间人们的隔阂和难以交流，在两个家庭内部都有同样难以沟通的矛盾。如果西敏拿了钱，她最终没有说出来，她和纳德之间也存在着沟通问题，两个人离婚问题和伊朗独立女性最看重的尊严；而女佣瑞兹不敢说出流产的真相，可以猜想其丈夫日常的野蛮甚至暴力，这可是同一阶级之间的问题。



对于伊朗电影史的系统研究其实资料并不丰富，网络上随手可以搜索到的结果大都比较雷同，都是关于伊朗电影诞生到1997年之间的资料和各种数据。一些关于讨论伊朗电影的文章，内容也都是大段大段的雷同，比如关于伊朗电影的两次“新浪潮”运动；关于伊朗比较出名的三代导演；关于伊朗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再赘述这些对于很多喜欢伊朗电影的人大有“复制—粘贴”般不思进取的嫌疑。但对于1997年之后的伊朗电影，目前资料是少之又少。

很多人提到伊朗电影都会想到《小鞋子》或者著名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也正是这伊朗电影人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屡屡获奖让全世界的影迷认识了伊朗电影。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政府高喊“高扬伊斯兰教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许多导演被冠以“腐蚀公众”的罪名而被清洗，有的甚至被判刑，它的影响其实也有好的一面。它让革命前那些用裸体、暴力、低级下流、大腕歌星等快餐式粗俗化的作品彻底淘汰了，因此，电影音乐、美丽的外景、精美的化妆、特技镜头及特殊色调和表现手段则受到重视。这些可视为革命后电影技术改善的因素。与此同时，在80年代的电影中宣传道德价值是比较明显的，但在以后的几年这种品位逐渐失去颜色：在80年代初的电影中“内容”高于“形式”，但后来“形式”占了上风。关于它坏的一面更好理解，除了限制了电影人的创作自由之外，政府也彻底掌控了伊朗的电影行业。导致1979年后的伊朗电影主要有三种形式：流行的毫无艺术价值的“垃圾电影”，官方推崇的为宗教及政治服务的宣传片， 国际上受到认可的蕴涵人生哲理的儿童片，这也是伊朗的儿童片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原因。

1997年之后霍梅尼以后的伊朗领导人不再采取强烈的政治措施来阻挠伊朗电影的发展，特别是1997年穆罕默德•卡拉米当选为伊朗新总统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扶持伊朗电影的发展，重新制定电影工业规则，改进发展电影文化功能，并明确将电影定义为伊朗的娱乐产业等。但严厉的电影审查制度依旧让伊朗电影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像去年柏林电影上不能出任评委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你可以试想一下，如今的伊朗电影里夫妻离婚还是敏感话题，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一种文化的后退。

尽管像有马基德•马基迪的《小鞋子》在全世界享有赞誉，用一种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靠孩子天真的童年打动全世界，但温情感人的背后，贫穷暴露了这片土地上的事实。也有贾法尔•帕纳西这种敢于说真话，屡屡打破伊朗题材禁忌的电影人，靠阿巴斯式的《白气球》（1995年），儿童电影《谁能带我回家》（1997年），表现女性生活困境的《生命的圆圈》（2000年）享誉世界。他们也是伊朗第二代导演的代表，不同于第一代阿巴斯和默森•马克马巴夫等老牌导演的极端生活化和高度个人化，第二代电影人作品的故事性和娱乐片式的剪辑方式更容易被普通影迷接受，不至于昏昏欲睡。对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背马鞍的男孩》《黑板》的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哈夫，她是穆森•马克马哈夫的女儿，也是伊朗比较杰出的女性导演之一。她的几部作品大都也继承了父亲的特点，干净， 令人感动，并且更有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获得了成功。

《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出生于1972年，作为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1986年便参加了伊斯法罕青年电影协会，开始用8毫米和16毫米胶片拍摄短片，后取得伊朗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和德黑兰大学戏剧艺术和舞台指导专业的双学士。无论是从现实隐喻还是诗意哲思，从剧情编排还是镜头语言，从传统的美学观念还是作者化的个人见解，《一次别离》都非常完美。

严格的电检制度对伊朗电影的题材限制影响很大，但很多导演却反对夸大（甚至否认）电影检查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但这一制度最明显的对于题材的限制却是众所周知的。在这方面，中国的电影人应该也深有体会，尽管中国导演要相对来说幸福的多。但在思想西化的伊朗电影人眼里，最致命的还有伊朗的伊斯兰教信仰，甚至会在《被投石处死的索拉雅•M》《荣誉谋杀》（Land Gold Women）等电影里被彻底妖魔化，成了伊朗电影印象的另一个极端。其实荣誉谋杀这项罪名不单单只发生在伊朗，土耳其、约旦、意大利，甚至旧社会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洗门风之类谋杀行为，只是伊斯兰教教条森严的伊朗被电影极端的一再放大过罢了。

有阳光就会有背光的一面，这很正常，但真相往往就在极端和普遍的拼凑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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