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观

我已经忘记自己第一次读《许三观卖血记》是在哪一年了，只是忽然之间这部电影就出现在了眼前。而且编剧是余华。
是的，余华，那个我充满敬仰和喜爱的作家。
在韩国，意大利，余华的拥趸其实不比中国少，且韩译本和意大利译本在这两国的影响力也很大。
很多年以前，读余华的作品，总是被他逗笑，然后伴随而来的往往是泪水。

很多时候，好电影就像好人，总要遭受一些多舛的命运。张艺谋拍完《活着》，至今也没有让它以正式的渠道出现在观众面前，当然这怪不得他，但是我想知道现在他自己是否还偶尔惦记那部给他带来声誉的电影。
1999年的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使得韩国电影近几年迅速在亚洲范围崛起，电影质量之高，只能让我们站在身后，看人家的背影。我想《许三观》很难有中国导员去拍摄了，无论是审查，还是铺排院线，在当下的中国，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这部电影是我带着儿子一起观看的。韩文我们听不懂，那些汉字，我五岁的儿子也只能看懂一个大概。但是我想他看懂了电影。艺术就是有那种震撼人和感动人的力量。
我知道我儿子看懂了，他问我为什么那个爸爸对待一乐那么不好。我没有解释清楚。后来看到许三观因为卖血晕倒，卖血的钱四散，被围观的人疯抢，他哭泣着喊道，不要抢他的钱，不要抢他的钱……除了知道那钱是卖血而来，他还知道那是给他儿子看病用的。

结尾的时候，看到许三观一家高兴地去吃肉包子，儿子开心地说，爸爸，我想给他们取几个外号，一乐叫一包子，二乐叫二包子，三乐叫三包子……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带着五岁的他看这样的电影，但是人世的悲苦与欢愉，隐忍、欢笑与泪水，从来都是近在咫尺，即使我们装作视而不见，它也在静静窥视着我们……

倒吊的人生的血色
——关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和电影《许三观》

这篇文的题目，来自电影中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场景。为了防止有人因卖血过多而出现意外，医院工作人员要将卖血的人里面色苍白的剔除掉。因为之前已经卖过几次血，许三观的脸色愈发苍白。为了能再卖一次，许三观走出医院，自己抓紧路边的围栏，倒吊在那里，让脸恢复血色。

同样的场景，在原著中似乎并没有出现。但是关于“抓紧”，余华的作品里也有一处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达。因为过于频繁的卖血，许三观体力逐渐不支。为了不让寒风夺走他体表最后的热量，他只好躲在墙角，紧紧攥住自己的衣领，不让冷风吹进身体。这一幕，恰恰被路过的年轻人看到。

他们这样说：

“看到他的手了吗？把自己的衣领抓得这么紧，但是有人要用绳子勒死他、他拚命抓住绳子似的，是不是？”（《许三观卖血记》）

事实上，这句台词暗示的，似乎是“卖血”这一行为，在“许三观”的人生中，所扮演的角色。

关于河正宇改编的电影作品，国内的观众普遍对他在“卖血”这一核心行为处理上的轻率表达了遗憾。其实改编者将片名定为《许三观》，已经是对他的改编做了交代。整部片子看下来，韩国人是用一个完整度更高，更平常的故事，来弥补镜头语言对虚无和荒诞的表达的无力。电影《许三观》，呈现的更是一个家庭，在贫瘠多舛的年代，如何处理情感和物质的双重匮乏，让生活重回正轨的故事。

而《许三观卖血记》，讲的只是一个人的故事。

余华更擅长的是对个人人生轨迹的描摹。当他把所有的叙事分量全部加诸在核心人物的身上之时，他的一切表达其实都是通过这样一个人物生命的起起落落得到呈现。这样的处理方式，在“个人情绪”时常需要隐藏的文化环境中，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个体的际遇。或许正因如此，无论是怎样的读者，都可以在他并不取巧的表达中找到“代入感”。读《活着》，我们都是福贵，而读《许三观卖血记》，我们都在蒙受“血”的恩泽与磨难。

这样的特性，使得他的作品在影像化时，首要的问题便是如何塑造这个核心人物。多层次的展现一个人物考验了演员的功力，这也许是河正宇选择削弱了“许三观”作为主角的分量的原因。原著的重头戏是许三观一路卖血救子，充满了仪式感和无力感。但电影的重头戏则是一乐为徐小勇“叫魂”，体现的是一家人的情感煎熬与释放。这样的改变甚至弱化了血作为文本里最重要的元素的地位，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在《许三观卖血记》里，一切情节的推动都与血有关。这里的血，既是身体里流淌的血液，也是抽象意义上的“血缘”。在东方文化的语境下，这样的元素是共同的，这也许是河正宇选择《许三观卖血记》这个并不容易处理成镜头语言的文本的原因。只不过余华的作品里，“血缘”作为一个自利的存在，贯穿始终，才使得三观对一乐的接纳显得震撼人心。而河正宇的改编，显然冲淡了这一层面的意义。许三观变得“更容易”趋向善良。这其实是在表达和理解上同时削弱了难度，也许也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观念的取舍所致。更大的反差，也在结尾的处理中得到体现。电影的时间跨度是缩短的，因而许三观并没有机会感慨“这就叫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一切都是阳光明媚，河智苑也一路“细腻红润”地走过了“饥饿年代”。这倒无关文化背景，而是受众群体的“逆向选择”。

因而总体上说，河正宇的改编其实是让余华的文本更容易被更多人接纳。少了点特立和倔强，多了一抹暖色。倒吊的许三观用虚伪的血色换回了合家欢乐，也使得这部电影很适合在烟花满天之后终于趋于安静的正月初一凌晨来观看。

或许绝望之前，你还可以相信透支命运可以换来新的希望。

写于乙未年，正月初一

每次写影评的时候，最先出现在脑海里的，并不是所谓的结构和意义，而是故事。看《许三观》的时候，同样也是关注着这个悲伤的故事。就如同参观别人的人生，从生到死，再从向死到往生。这个观影的过程很奇怪，带着一种对生命的质疑和哀叹，当然，更重要的是无能为力。整个故事，决定了我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我喜欢这种了解故事的过程，在光影的变换之中，来来回回，好像自己的生命也得到了丰盈和充实。
许三观是一个悲剧的男人，这种悲剧并不取决于个人，而是他生在那个悲剧的时代，所以，注定了无能。在特殊的年代，宿命总是会被无限的放大，不幸也总是多过幸。许三观是一个在宿命中苟且着活着的男人，他小心翼翼的呵护着自己倔强的尊严。他人生的与众不同从许一乐开始，也从许一乐结束，整个过程自然而然。他怀疑他，但是，他并不恨他，相反，他爱他，且爱的浓烈。
如果一个男人开始怀疑自己的骨血，其实，是他对生活的不信任。如果他坚定某种信念，并笃定相信一生，他是不会怀疑的，至少在活着的时候不会怀疑。许三观的生命是平静而卑微的，一家人的欢乐和悲伤都被装在一个透明的容器里，让外人观望着，并因此而怜悯。这种悲伤其实并不需要人人都明白，因为每个人都获得不容易，何必再去目睹别人的不幸。
当然，许三观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盛大的隐喻，被冷酷的嘲讽填满，被干涩色情欲和寡淡的意志丰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一乐的世界和大多数人的世界一样，断绝了往外的途径，但，其中却自有天地。
特殊的年代：
我朋友常说我是一个硬心肠的人，因为并不喜欢伤痕累累的时代，甚至拒绝与其有关的一切，文学，电影，音乐。其实，我并不是不喜欢，而是习惯于抗拒一切不幸的东西。《许三观》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韩国，那个时代，韩国像极了中国，尤其是穷。穷的人，穷的姿态，穷的气质，那种酸腐和卑微，如出一辙。我看过很多电影，这种悲戚似乎是亚洲人的专属。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非常特别，但是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法国后现代大师德里达说，六十年代发生的事，动摇、改变了世界的根基。六十年代是韩国的大变革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涌入，让这个小小的岛屿之国，开始吸收外国资本和技术，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在即将到来的辉煌之前，还有一段非常漫长的黑暗，这段黑暗的时代，被许三观这样的人物填满了。对电影来说，年代的设计是一种技法，重要也不重要。年代本身代表了一种态度，一种对年代的看法和议论，对观众来说，电影中的年代有时候是走进故事的竹桥，飘摇虚妄，但却能够直达心底。
特殊的人群：
特殊的人群其实很难定义，因为我们不一样，其实我们都一样。人群，在某些时候是时代的载体，承载着时代的记忆，彼此之间承受着生的压迫，死的胁迫，这种两难就是人间。六十年代的人群，的确特殊，荒诞不羁的时代必然造就特殊的人，他们对生活保持着怀疑和不幸，对未来坚定而又迷茫，各种矛盾推动着他们盲目的生，亦或盲目的死。
许三观在特殊的人群中并不特殊，导演河正宇用特殊的方式，让他和人群割裂来开，自成天地，他即是年代。许三观的故事其实是一个空空的瓶子，所有的故事都是慢慢往进填充的石子，等到某一天，瓶子满了，故事也就结束了。不管是圆满还是缺陷，这都是人生，是特殊人群共同的宿命。特殊的人群，总是无所事事，关照彼此的内心，都是一样的盲目，就如同灵魂沉入河流底处一样，深深嵌入河床，没有声音。
注定的无常：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时间的沉寂特别明显，我不知道故事在何处开始，也不知道它将在何处结束，我看见的是一个男人无常的一生。这部电影拍的并不讨喜，并不是因为没有忠于原著，而是很多地方过于仓促。许三观是一个丰盈的男人，因为悲伤，但他并不是一个饱满的角色，因为无常。故事一旦面对大众，它就不再是私人的尊享，而是彻底和自己断了关系。它会被别人评价，耻笑，误读，它的意义在面向大众的那一刻就已经失去。这是电影的悲哀，同样，也是电影的必然。
生命是无常的，是光束中飞舞的微小尘埃，随风而起，随缘而落，不可久留，亦不可被解读。所有的生命最后都终归于静寂，可是，在静寂之前的无常，总是摄人心魄。许三观的故事，就像泛黄的纸页上记载的幻象，所有的潋滟和酷寒，也都是幻象。这种幻象，其实是真实的悲，很少会有人坚定的面对生命中的悲，因为活着，本来就不容易，面对悲，是要有多么强大才可以坚定。
河正宇讲了一个并不讨喜的故事，同样，也并不是一部风格突出的电影。《活着》的真正含义并不是用卖血去换取幸福，而是卖血换不来幸福时候的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