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

看过平衡，观者不得不承认，它的真实如同夏日正午的烈日，直射进人的双眼，灼伤至心底。它如此有力，告诉铁盒子中或者已经觉醒或者正在叹息或者自此惊愕的人们，这才是现实，请正视。
冷肃题材的高分电影一般都趋向两个极端，靠剧情取胜和靠艺术表现取胜，在彭辉的纪录片《平衡》中，靠的是导演对整个片子的控制力，沉重但不失轻灵的氛围，自如掌控的痛苦。真实与悲剧的结合将冷肃题材的表现力完美呈现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是会质疑文字的意义的，像“西部野牦牛队”的新闻大概只会以某个豆腐块大小的新闻出现在某张报纸的某个下角，丝毫引不起读者的兴趣，更何谈共鸣与行动。但是影像的意义忽然重大起来，它把一系列相关的事实推到观者的眼前，或者观者根本来不及思考，或者观者也会产生恐惧与随之而来的手足无措，但是观者却在这些影像的引导下看到了事实背后的本质意义。
在这里我们的思维习惯受到了挑战，一贯强调线性思维，自信文字的解读能力，但在《平衡》里，这种惯性完全被打破，观者所需的便是凝视影像，让事实自动调入大脑，联系生活的经验，去看透那些无可奈何的东西。或者观者并不愿意面对，但是《平衡》的力量在于，它会激起观者的关注与思考。但凡理性的人对于煽情性的文字与影像多少都有抵触情绪，或者彭辉深刻领会到这点，要想打动人心，必须是那些最为本源，最接近事实，“对生活的复制”的那些内容。
历史往往有许多遮羞布，撕扯半天都不一定识得清它的庐山真面目，事实也是一样面目不清。如何去掉那些覆盖在事实身上的色彩斑驳的交杂着利益、欲望、与想象的混杂不清的面纱，如何让事实与观者赤裸相见，是导演最见能力的地方。
首先，导演本身必须是一个足够清醒并能够厘清事实与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的能力。《罗生门》告诉我们，历史永无真相，若你不够睿智决无掌控事实的可能。人人都为利益牵制，人人都会在任何事件上争取自身最大的得利。所以你谁都不能相信，唯一能做的便是不断地观察、倾听与印证。
全片没有一句解说词，完全的“零度风格”，遵循客观。但这却不能保证无限度接近真实。真实是与本质相关的词，诸多时候表象是真切的，却不是事实本质的面貌。可喜的是，彭辉意识到了这点，他在展现表象的同时，更为注重去挖掘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让事实互相印证，他对事实本质的揭示完全让人信服了。
影像的优势在于强烈的展现力，但是也易于陷入表象的欺骗。《平衡》完全是怀斯曼的直接电影的真传，但对事实的认证上也契合了彭辉作为记者“深度报道”的职业特征，解析事实，揭露真相。
真相往往是触目惊心的。人们往往毫无准备，或者真相过于可怕或者人们过于弱小，改观无望。一年走私入印度的羚羊毛要割下6000多只羚羊的皮，巡山队员在无人禁区往往有进无出，队员趴着喝车道里面的泥水，盗猎分子的车没油了被抓的时候身着单裤瑟瑟发抖，扎巴多杰的上司说他们都还没坐过直升机，北京的会议上打瞌睡的人比倾听的人多，杰桑•索南达杰死了，扎巴多杰也死了，西部牦牛队名存实亡。
其次，多数人有回避残忍的本能，《平衡》的力量在于让你无处躲藏。可可西里地理条件恶劣，人与自然、动物的对立也如此尖锐。片中展现了藏羚羊毛的一条利益链，盗猎者的得益很微薄，真正加工与获取暴利的或者是在国外或者已成“气候”组织集团操作。这或者很能说明问题，当地人是如此穷困，他们把眼光落在奔跑的羚羊身上企图获取生存所需，根本无力去领会这些动物的值钱更多的不是在金钱上而是在生物多样性上。环保对于中国的未开化的西藏贫困地区而言是个奢侈、迷惑、暧昧的词语。
那么那些憎恨与痛楚何以得到排解，谁是始作俑者？仅仅的反盗猎是否足够？这个问题显得过于奢侈，反盗猎都做得如此艰难，何谈更大范围或者更为精进的措施。
第三，体制仿佛人人得而诛之。人人受苦都源于万恶的旧社会，但是社会始终仍然向前进，等着体制一夜变好向所有人示好简直是天方夜谭。扎巴多杰是个如此不知道妥协的人，他知道体制有问题，官员有问题，作风官僚体制僵硬，他似乎比谁都看得清楚，可是他却不能明确自己的处境。扎巴多杰性格刚烈，言语激烈，办事风格也是雷厉风行。死亡往往都是有征兆的，刚极易折。我们都知道，像西藏可可西里这种地方，“春风不度玉门关”，法治春风能吹到多少各人也心知肚明，利益纷争的解决往往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但杰桑•索南达杰的死丝毫没有带给他一点警醒，与强者争，并不能正面冲突，曲线救国的道路或者更为可行。太可惜。

               纪录片《平衡》让我惊颤 震撼！

在“中国纪录片”的网站上，我下载了纪录片《平衡》。
这部曾获第19届中国金鹰奖最佳长篇纪录片奖第一名的《平衡》，看过的人并不多，很多人还是看过陆川导的电影《可可西里》后才知道有这么一部纪录片的……即使这部纪录片已经在国际上屡获大奖，在国内也是知之者甚少。

有人说，看完《平衡》，你的内心一定会久久的不平衡。这么说是轻的。在我看的时候，我只能将身子挺直、眼睛睁大、呼吸急促、胸口极闷……它让人惊颤、震撼、感动。

导演彭辉用了3年时间来记录在可可西里的保护与偷盗。
开篇为我们展现了广袤的青藏高原，接着是巍巍的昆仑山脉，最后出现在屏幕上的是“可可西里”无人区，也就是本片拍摄地点。奔跑着的藏羚羊，滑翔着的斑头雁，寥寥几笔为观众点出了这个世界第三大无人区，野生动物的天堂，更是藏羚羊家园的“可可西里”。以此作为之后片中表现“西部野牦牛队” 保护藏羚羊及其他种种问题设下铺垫……
全片没有一句解说词，很少的背景音乐。

可爱的藏羚羊、凶狠的偷盗者、极其恶劣的环境、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就是这样，两任“西部野牦牛队”队长倒在的盗猎者的枪口下、倒在了那些官僚无声的枪口下。

导演彭辉说：在《平衡》里，我采用了"真实电影"的创作手法，不用一句解说词，把我捕捉到的情节尽可能地保持原貌，客观地呈现给观众，让观众看到这支名扬国内外的武装巡逻队的真实。
在1998年8月的一次巡逻中，我们的采访车和巡逻队的所有车辆全部深陷于可可西里著名的"鬼门关"。在那三天两夜里，我们和所有队员一样只吃了两根冰凉发硬的火腿肠；晚上和衣坐在车里，车外是零下5度的气温和肆虐的风雪！许多队员的耳朵冻得直流水。每天一早，渴了一夜的队长扎巴多杰一走出车门就趴在稀泥地上，埋头去喝车辙里积存的泥水，其他队员也纷纷效仿吸起泥水来…… 还有一次，在追捕盗猎分子十几天后，巡逻队已没有任何粮食，几名队员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他们只好去捡盗猎分子逃匿时吃剩扔掉的糌粑和烟头！

第二任队长扎巴多杰的死是悲壮的，野牦牛队是悲壮的。
其中有有一小段偷拍的镜头很有说服力，他们偷拍了藏羚羊绒围巾交易现场、一条薄薄的藏羚羊绒围巾居然能买到5000美金一条、800公斤羊绒来自中国、而杀死一只一只藏羚羊只有几十克的羊绒等数据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强调了“反盗猎”的必要性。也突出“平衡”这一主题。

中国的环保要前进是必然会付出血的代价的。

我尊重彭辉，一个纪录片导演，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能坚持三年……三年啊，在那个人类很难生存的冻土地上拍摄纪录片，伟大！只有一台摄像机、一个脚架，连野外拍摄最起码的防风防雨设备都没有，一遇到风雪，大家就靠自己的身子和几把雨伞来为器材遮挡。
我很难想像，这么个艰苦条件，这么个“漂亮”的彭辉能在那里和队员打成一片。
我用“漂亮”这个词，彭辉看到了一定会很生气。但我说的是实话。他长得实在太“漂亮”了。你一定会说，为什么不用“英俊”或“帅气”这种字眼呢？不瞒你说，他只能用“漂亮”而不能用其它。
正是因了这种强烈的反差，才使我对这位导演更加肃然起敬！
 
看这样的纪录片，你就会很怕再看电影，因为世界上的事，再伟大的导演想将假的拍成真的都免不了会留下些假的痕迹。而《平衡》的纪录让人惊颤，那种让人心惊的真实，那种老实人说老实话的真实，是看不出有人为痕迹的真实。

《平衡》记录的就是人们寻找生态平衡，寻找心态平衡，寻找人文平衡的过程。
但这部《平衡》一定让有些“人”不平衡了，所以这么好的说的又是环保的纪录片，却没能在国内大红大紫。但很多人是含着热泪看完这部片子的。

为了中国的环保，你也去看看《平衡》吧。在“中国纪录片”的网站下载。
看片前请准备好纸巾、速效救心丸和开水，后背最好靠得舒服些，以免……

再一次看《平衡》.. 再一次的被震慑..
这部名为平衡的纪录片, 以反衬的手法尽显巨大的张力和力量.. 这种张力叫“挣扎”,力量叫做“痛苦”..

影片开头青藏高原一望无垠壮阔, 这里白天艳阳高照，傍晚天边云霞绚烂， 湛蓝如明镜的湖, 鸟儿栖息，远处藏羚羊奔跑.. 片子要记录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可可西里..
我去过青海, 那是个去过就会让人想念的地方。进入高原空气稀薄，阳光猛烈，有风沙人烟少。 驱车所路过沿途的美景踏下你心扉的印迹是让人惊呼的。而这让人禁不住惊呼的美正是源于那儿自然天地间的平衡。
 然而就是为了这个平衡，索南达杰，扎巴多杰，“西部野牦牛队”，志愿者杨欣等他们做出的努力，付出的代价，以及这代价映射出的种种，都是那么的不平衡。 不平衡的让人心酸楚，喉头哽咽。让人愤愤让人恨恨，让人回味反思。


导演彭辉没有用一句解说词，很少的自然背景音乐，把三年记录的镜像浓缩在70分钟。结构故事及时间的把握功力很强。没有煽情没有渲染，令人信服给人以震撼。 这震撼来自与故事本身及人物的真实。
  当你看着镜头里扎巴多杰那张坚毅的脸，铿锵有力的手势，毫不掩饰自然朴实的讲述.. 你能感受到他内心对于盗猎分子的恨，对于自己从事这环保事业势单力薄的狠，对于官场上黑暗险恶不合理制度的恨，以及对于这一切的无奈，还有要坚持抗争下去的决心。。



什么是平衡？
这里没有。
这里只有每年走私进印度的羚羊皮要割下6000多只羚羊的皮；治多县贫困发不了工资；一场雨雪后巡山队员夏天被陷泥沼冬天被困雪暴，几天吃不上好饭趴在泥沼中喝水；遍地藏羚羊尸体，垂死的小羊趴在已被剥皮的母羊身下找奶吃；西工委所谓的工作就是巡山，与盗猎分子枪战，与大自然恶劣条件抗争，用的武器就是几支枪两辆吉普一些干粮。 索南达杰死时被人找到时，还趴在地上手握着枪与盗猎分子誓死抗争的样子；那些县领导说他们都还没坐过直升飞机；扎巴多杰去北京筹款大会上打瞌睡的人比在听的多；扎巴多杰被枪杀，他妻子对着镜头抽泣说着他本说等两年可可西里搞好了就带她去内地玩... ...
     这些就是赤裸裸的真相。真相总是那么残忍的几乎可怕，触目惊心的让人不知所措。
你想痛哭，但是情绪幽咽泉流冰下难；
你想咆哮，但是那么多酸楚忽涌心头；
你想说点什么，挡在面前的无奈感像一张网，那么别有幽愁暗恨生的。 你苦笑你冷笑你眼泪几近决堤，你咬牙切齿血脉喷张愤怒又心痛。 这些都是什么？ 这是不平衡！ 很不平衡！太不平衡！


       扎巴多杰红着眼眶说得那一大段话砸破这层不平衡还蒙着的那张窗户纸。
“治多县本身是贫困县啊，县政府一分钱拿不出，不是他们不拿，拿不出来，他实实在在拿不出来。连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他怎么弄啊！还建这个机构那个机构，我现在还不平衡。他妈的！保护的时候我们来保护，事情我们办。拿钱的时候别人拿，那些乱七八糟的组织别人弄。很不平衡。”
“我们几个月的工资拿不出来，也就这样干下去，将来对人类，对社会有点贡献，我认为是值得的，但是对一两个王八蛋——我忍！我死都不怕！”“现在我也是难言之处多得很哪！”


说完这话的扎巴多杰从北京回青海的第二天夜里在家就被枪杀了。
对比着片子里前一秒还能看到慷慨激昂愤恨斗志熊熊战士形象的扎巴多杰，这一刻长长的黑屏.. 这里的留白让人的情绪顿时劈裂，顿时崩溃不知所措，无处安放。 你也许会想扎巴多杰他怎么能不清楚，他知道体制有问题，官员有问题，清楚知道索南达杰的死，甚至知道等待着自己的会是什么。他比谁都看得清楚，但是他不要妥协，死都不要妥协。
   他死了。在这场保护藏羚羊的战斗中他甚至不是死在战场上的。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给这故事划上一个沉重刺眼的惊叹号！给他们一直追求平衡而严重的不平衡一记重重的耳光！


你看到了什么？种种不平衡！处处真相！
我想除却那些扎巴多杰一遍遍明说出来愤慨的不平衡外，他欲言又止的苦衷及难处背后的不平衡才是我们更应该深思的。 那些盗猎分子也只是一般农民，如果不是太贫困谁会冒险犯罪艰苦的去涉猎。
   那些官员，那些官员上面的官员，官员背后的制度呢？看不见的又能比看见的平衡一点吗？！

      “体制”可理解为包括某种规则、习惯、意识和氛围的环境。因为人对一种事物的依赖是出自自己的精神思维以及习惯，而在跳出原有的限制之外后，人们本能的反映是想在新的体制内寻找旧的体制拘束。”

百度这么说。

扎巴多杰没能斗得过体制，他被打死的那颗子弹名字叫做体制。

野牦牛队没能干的过体制。

置于体制是什么，阅片后的你我，早已不言而喻了吧。

”我总觉得这点.......我到现在心里也有点不平,建立这个机构那个机构我到现在还不平衡，他妈的，保护的时候我们保护，事情我们办，拿钱的时候别人拿，弄些乱七八糟的组织，别人弄，很不平衡。几个月的工资拿不出来，一个月的工资拿不出来，出差费拿不出来的情况下，就这样工作……干下来。将来对人类，对社会有一点贡献。我认为是值得的！但是我对一两个王八蛋……我忍！我死都不怕！！我辞职总可以,甚至开除后我还是干这个环保事业，我绝对要干下去了……现在我也是难言之处多得很呐“

那么，我关心的是扎队长的难言之处到底是什么？

难言之处一

官僚社会下的中国，是没有机构愿意去真真帮助扎书记。只有均分货币的机构，请且让我称它们为，均分货币的机构，而不是分赃的盗贼。因为，现在是和谐社会。

难言之处二

常年跋涉于可可西里的山路间，没有时间去陪伴家里的亲人，或许是这个如雄鹰般坚强的血性男人，最难言的地方吧。


看过不少打着纪实和人文关怀旗号的的纪录片，可是真真和《平衡》比起来，没有一部可以有一比。


记得几年前看《肖申克的救赎》时，摩根 弗里曼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These walls are kind of funny like that. First you hate them, then you get used to them. Enough time passed, get so you depend on them. That’s institutionalized.“

扎书记就是那个不愿在墙里的那个斗士，他不愿接受这种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

 “It takes a strong man to save himself, and a great man to save another”

“强者自救，圣者渡人”，扎书记渡的何止是你我，《平衡》渡的何止是你我。

或许当下的体制化，不是你我抑或是什么机构可以撼动甚至改变的。但是，可以有像彭辉这样的编导，《平衡》这样的纪录片。就足以对这样的体制发出一声怒吼。

但我们依然还都是体制下的奴才。

Fuck your institutionalization

感谢《平衡》

访谈背景：　　10月10日，与成都电视台的彭辉联系时，意外获悉由他拍摄，也是我本次想采访的关于原西部野牦牛队、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及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的纪录片《平衡》，在即将颁奖的第19届电视金鹰奖中，获得电视纪录片的最高奖项---最佳作品奖。
　　此前，我作为志愿者，结束9月份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工作以后，10月5日到成都，见到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掌门人"杨欣，恰好在他那里刻了一套《平衡》的盘。
  
　　在保护站曾听一个7月份的志愿者说到《平衡》，评价它是一部"关于痛苦和良心"的片子，一直想看。这次回来以后一放，168分钟的片长时间，我始终是如哽在胸，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述。
  
　　10月11日，我用E －MAIL的方式向彭辉提问采访。当晚12时15分，彭传回了他的邮件，在看他那些关于扎巴多杰，关于拍摄《平衡》的回忆文字时，我再次被深深打动。
  
　　接下来的几天，我陪不同的朋友在不同的场合又看过三四遍这部片子。每一次看完，大家都久久说不出话来。后来有朋友跟我说："这些事（关于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我们知道得太少了，这是你们媒体的责任。你们炒作这个热点那个热点，这样令人震惊、感动的事，为什么不好好宣传？"
  
　　国外有媒体曾断言"中国没有环保"。但至少，我在9月工作过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现在是中国民间环保的一个最高标志，而索南达杰、扎巴多杰更是情愿为此一死！类似的组织和全身心投入环保事业的热血人士，也越来越多。虽然这一切还处于举步维艰的窘困境况，我却依然和拍《平衡》的彭辉一样，相信这个星球人与自然最终的平衡，这种平衡，在中国也绝不会例外。
  
　　"许多人是含着热泪看完全片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不知道是因为一种怎样的契机，让你有拍《平衡》这部片子的想法？
  
　　彭辉（以下简称彭）：我曾经在1996年看到一篇西方报道，称"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政府不可能拿出人力、财力从事环境保护"，该撰稿人由此得出了"中国目前没有环保"的荒谬结论，对我触动很大。
  
　　1998年2月，我无意中在由北京日报社出版的《宣传手册》（1998年第三期）上看到了题为《可可西里的保护神》的报道，写的就是盗猎分子的猖狂和"西部野牦牛队"的事迹。经报请台领导同意，半个月后，我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艰苦创作，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为西部工委窘迫的现状感到震惊，更经历了对盗猎者的愤怒和对两任工委书记先后去世的阵痛！
  
　　记：为什么会取名《平衡》呢？我的一个朋友认为这个片子有一个高潮点，就是最后扎巴多杰发脾气那个镜头，除此都拍得很冷静，他认为那个镜头给他留下了很震撼的印象。《平衡》的名字是不是直接从那里而来？
  
　　彭：这个问题应该把它放在整个创作背景中来回答。
  
　　（1）我眼里的"西部野牦牛队"
  
　　与国内外的一些媒体报道不一样，我在《平衡》里没有片面地把"西部野牦牛队"塑造成完美的英雄，毕竟我与他们相处了三年，毕竟我是一名记者，是一名以事实说话的纪录片工作者。许多人把"西部野牦牛队"神话化了，甚至成了"西部工作委员会"的代名词。事实上，"西部工作委员会"才是这个环保组织的正式名称，是经中共青海玉树州委批准成立的基层组织。"西部野牦牛队"只是该委员会的一个有民间特色的称号。
  
　　由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队员文化素质偏低，加上地域相对封闭等客观因素，使巡逻队在顽强、勇敢、敬业的同时，也缺乏一定的科学管理，让我感觉他们坚强刚毅、有激情，又不太规范。
  
　　在《平衡》里，我采用了"真实电影"的创作手法，不用一句解说词，把我捕捉到的情节尽可能地保持原貌，客观地呈现给观众，让观众看到这支名扬国内外的武装巡逻队的真实。
  
　　（2）我眼里的两任书记
  
　　第一任书记索南达杰被称为"青藏高原的环保战士、可可西里野生动物的守护者"。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是《平衡》的主要人物线索，也是我从事记者工作15年来最为敬佩的县级干部之一。
  
　　在我看来，扎巴多杰的人格魅力在于他能与队员同甘共苦、不分彼此的同时，从不隐瞒自己的不足，乃至错误。更为可贵的是，他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纠正自己的一些不规范的行为，这一点在有些干部的身上是难以做到的。在《平衡》中，扎巴多杰面对观众说出了一些实际上很不利于他自己形象的大实话，这是他做人的坦荡之处，这也是我为了保持《平衡》的客观性所作出的一点努力。
  
　　在1998年8月的一次巡逻中，我们的采访车和巡逻队的所有车辆全部深陷于可可西里著名的"鬼门关"。在那三天两夜里，我们和所有队员一样只吃了两根冰凉发硬的火腿肠；晚上和衣坐在车里，车外是零下5度的气温和肆虐的风雪！许多队员的耳朵冻得直流水。每天一早，渴了一夜的扎巴多杰一走出车门就趴在稀泥地上，埋头去喝车辙里积存的泥水，其他队员也纷纷效仿吸起泥水来……
  
　　还有一次，在追捕盗猎分子十几天后，巡逻队已没有任何粮食，几名队员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他们只好去捡盗猎分子逃匿时吃剩扔掉的糌粑和烟头！
  
　　这就是可可西里的夏季！这就是扎巴多杰和他的"西部野牦牛队"。
  
我始终不能忘记在一次巡逻过程中，扎巴多杰坐在雪地上，一支冲锋枪靠在他的肩膀上，对我说："我就不信中国没有环保，别人不做，我来做！"
　　1998年10月，也就是扎巴多杰在北京寻求活动经费期间，香港"地球之友"总干事吴方笑薇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时，几位坚守在那里的野牦牛队员说："已经断粮好几天了，没有油，没有肉，每天只能吃糌粑度日。"环保志愿者杨欣把带去的罐头送给又黑又瘦的队员时，他也不知道，队员们已经整整10个月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了。
  
　　也就是在这10个月里，发生了个别队员私卖羚羊皮的事件。
  
　　作为一部客观记录历史的作品，《平衡》没有使用一句有可能产生主观导向作用的解说词。让事实说话，让历史说话，是我创作《平衡》的基本原则。
  
　　个别媒体在"撤消西部工委"（2000年12月底）问题上大做文章，把"撤消"当成了贬义词大肆渲染。"撤消"是机构调整工作中常用的中性术语，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她）应该懂得这个常识。西部工委是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为解决可可西里长期多头管理问题，经中共玉树州委批准撤消的。西部工委八年的功绩没有，也不可能因必要的机构调整而被忽略，甚至抹杀，它已成为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永远地停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2000年11月，《平衡》应邀参加上海国际电视节，分别在纪录片研讨会上和复旦大学放映了两场，现场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数次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人是含着热泪看完全片的。
  
　　"平衡"的片名是我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创作之后的思考结果，是在1998年5月给台里做书面汇报时取的名字；扎巴多杰是同年的10月1日晚在北京的一家招待所里说出的"平衡"两个字。一个月后，他在家里死亡。这中间有什么联系，我不敢想。
  
　　也许，《平衡》记录的就是人们寻找生态平衡，寻找心态平衡，寻找人文平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敏感的神经和经历正视现实的阵痛。但我相信，阵痛总会过去，现实必须正视，历史将证明一切。
  
　　"就让他的死成为永远的谜吧"
  
　　记：片子拍了当时野牦牛队巡山的很多细节，你是一直在连续不断地跟拍，还是只有选择性地进去可可西里几次？
  
　　彭：可可西里是中国著名的"生命禁区"。那里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长时间地呆在那儿采访。
  
　　你去过保护站，知道那里的气候。但可可西里腹地的气候与保护站周围的气候完全是两回事，那里更加恶劣！
  
　　我们的设备很简陋，就是一台摄像机、一个脚架，连野外拍摄最起码的防风防雨设备都没有，一遇到风雪，我们就靠自己的身子和几把雨伞来为器材遮挡。所以设备经常是不能正常工作。在去年的一次巡逻中，因为气温太低，还损坏了一台摄像机，只好中途返回成都。
  
　　记：扎巴多杰是1998年11月8日离世的，你跟拍他一直到了10月，最后那个镜头，他的情绪很激愤，甚至说到了"连死都不怕"，这让我感觉他当时是不是有什么预感？
  
　　彭：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谜。我想，现在再去寻找扎巴多杰的死因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扎巴多杰的死能让我们理解到什么？感悟到什么？如果他的死能够唤醒更多的人的环保意识，能够揭示出我们在体制上的一些弊端，不要再让它成为我们工作的绊脚石，甚至带来一些无谓的牺牲的话，那么，就让他的死成为永远的谜吧。
  
　　记：你听到扎巴多杰死亡的消息，当时有什么感觉？你一直在拍他，关系应该很亲密，你肯定没有想到所拍的对象会以突然的、非正常死亡的方式为这部纪录片画上句号。这让人心里感到特别的震骇。
  
　　彭：1998年9月，因严重缺乏经费，已无法维持正常巡逻工作的扎巴多杰来到北京寻求帮助。9月24日晚上，扎巴多杰结束了一天的演讲后，和我准备一起吃晚饭。我们听说当天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要播出故事片《杰桑·索南达杰》（珠影厂拍摄），由于我们下榻的招待所不能收看电影频道的节目，他决定找一家能看到电影频道的餐馆吃饭。
  
　　在景山公园西门附近找到了一家能收到电影频道的小饭馆。当黑白屏幕上的《杰桑·索南达杰》播放到一半的时候，扎巴多杰已泪流满面，他哭着对我说："只要有人理解，我就是死在可可西里也心甘情愿。"
  
　　让我久久无法相信的是，扎巴多杰最终没能死在可可西里。
  
　　11月8日晚，一颗充满疑点的子弹击穿了扎巴多杰46岁的生命！击碎了西部野牦牛队的希望！
  
我是11月10日下午得到扎巴多杰去世的消息的。当时我在机房里做我的另一个纪录片《背篓电影院》。一位我和扎巴多杰都熟悉的朋友打来电话，说扎巴多杰"走了"，我还责怪地说："怎么会呢？他不是跟我约好了11月20日才一起去北京的吗？怎么就先走了？"但仅仅一分钟，我突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进一步追问之后，我呆了。我立即挂了电话，重新打到西部工委证实，工委的副书记梁银权哽咽地证实扎巴多杰已经死亡。在他还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时，我的眼泪已经默默地流到了嘴角……
　　我几乎是失去理智地直接把电脑的电源开关关掉，跑回办公室，用E －MAIL与中央台的几个朋友联系，想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消息。眼泪一直无声地流淌着，同事们不停地点燃香烟递给我，谁也没有说话。
  
　　之后，我买了最早的航班赶到西宁，当我坐了几天的长途汽车赶到扎巴多杰家时，他刚刚天葬。那个和我在冰天雪地生死与共的康巴汉子永远地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消失得是那样的快，连让我最后看他一眼的机会也没给我！
  
　　听扎巴多杰的家里人说，扎巴多杰天葬那天来了很多的老鹰。他们认为，老鹰来得越多，逝者就越早进入天堂，越早脱离尘世的痛苦。
  
　　扎巴多杰终于带着他的梦随鹰背而去了。
  
　　扎巴多杰是悲壮的，野牦牛队是悲壮的。
  
　　"它（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更大的价值是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中国人在环境保护上的最感性、最原始、也是最文明的态度。"
  
　　记：：我在片中看到了一些我认识的人，像谢周、扎多等，感到很亲切。在保护站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提到野牦牛队的事，他们的神情都显出极大的落寞，比如谢周，我觉得他已经变得很忧郁。不知道你个人对野牦牛队总的感觉是怎样的？对它最终被解散的结局怎么看？对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整个前景又怎么看？
  
　　彭：关于对巡逻队的感觉，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在前面作了部分回答。至于对可可西里的前景的看法，我会在今后的《平衡续集》中回答，我不会在这里做任何推断和猜测（无非就是说些"我相信、我希望"之类的大道理），纪录片是用事实说话的。
  
　　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在片子里也占了比较大的比例。对这个民间性质的保护站，你的评价如何？你和杨欣（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发起和组织者）都是成都人，可以谈谈你眼中的杨欣及他目前从事的事业吗？
  
　　彭：中国有很多事情其实办起来并不复杂，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去做。
  
　　建立保护站的意义，我想还不在于仅仅是为某个巡逻队提供了活动基地。它更大的价值是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中国人在环境保护上的最感性、最原始、也是最文明的态度。这种态度是需要勇气和能力才能表达出来的，而杨欣就具备了这两点。因此，他把这种态度树立在了可可西里。
  
　　有人说杨欣在环保事业上存在功利心，我不做评价，因为我不了解他这一点。但是，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把视觉的注意力放在杨欣在中国的环保事业里所做努力的意义上。他做的事并不算惊天动地，有很多人也许可以做，甚至做得更好。但是，杨欣已经做了。
  
　　记：你个人觉得环保在中国所受到的关注程度怎么样？从政府到社会、民间都可以谈。而且对这个问题的前景，你感到乐观吗？为什么？片子里扎巴多杰访谈部分，他眼里始终都是有眼泪的感觉，杨欣在海口演讲甚至哭了，他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卖20本书的镜头，让人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彭：可以肯定地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也会随之提高。毕竟，环境保护的力度最终是要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文明程度的。
  
　　扎巴多杰，杨欣，西部工委，保护区管理局，还有许许多多致力于环保的人们，他们现在的一切努力正在使我们的国家一步一步走向文明，尽管这个过程有辛酸的泪水。
  
　　记：这部片子从拍摄到后期制作总共用了多长时间？顺利吗？你所在的电视台是不是很支持？
  
　　彭：《平衡》从前期策划、拍摄，到后期完成，用了三年多时间，而且现在我仍然在继续关注可可西里，继续关注《平衡》的人物命运。
  
　　今年5月，我又去了格尔木，记录了几名涉案队员，以及可可西里环境保护的现状，特别采访了目前主要负责可可西里自然环境管理的"保护区管理局"。我准备在有条件的基础上，把《平衡》一直拍下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
  
　　我是从1994年开始创作纪录片的，以前一直在搞专题片。台里对我一直非常支持，我报的选题从来还没有被"枪毙"过，申请的经费也从来没有被"克扣"过。当然，我是用每一个片子的质量取得了台里的充分信任。总的来说，我的创作环境是相对宽松的，这也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考虑"跳槽"的主要原因（曾经有几个大台找我接洽过，希望去他们那儿工作）。
  
　　记：片子结束时，我终于看到了你们工作的一些镜头，像打着伞替摄像机挡风雪，像你在清水河（是那里吗？）洗脸时冷得跳起来，心里特别有感触。那一定是很艰辛的一段日子。谢周唱歌敬酒为你们送行，那也是很珍贵的一种感情。拍了这个片子以后，你自己的心情怎样？对你的生活有什么重要影响吗？会不会有些什么东西是与以前不同了呢？
  
　　彭：实在有点累了，前几天得了急性肠炎，现在还有点发烧。我会给你寄些VCD，其中有张是《记录平衡》，你看看，也许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记：我不太了解你的工作背景，可以介绍一下吗？比如现在主要做什么，还有其他什么作品等等。
  
　　彭：这个问题在"彭辉简历"中有。
  
记：我跟一些朋友一起看《平衡》，我们都觉得这部片子拍摄的理念很独特。特别地内敛，不张扬，质朴。没有一点刻意煽情的东西，没有一句解说词，除了谢周唱的歌，也没有其他过杂的音乐背景，而且你是特意将自己隐在这个场景的背后。这都是我们很直接的感性认识。你自己可以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吗？有没有从金鹰奖那方面传递过来的评价信息？
　　彭：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也是我创作纪录片的一个始终坚持的基本观点："我试图想把纪录片的创作看成是对生活的复制"。纪录片工作者就是有责任把你看到的最原生态的东西展示给观众，否则就不叫纪录片。这种"原生态"是最能体现纪录片的真实性的。
  
　　那么，体现这种"原生态"的创作方式有很多种，但对《平衡》而言，我至今仍然认为只有一种，那就是我现在采取的"不要解说词，由主人公扎巴多杰主述"的形式。因为这个巡逻队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任何一个声音来做解说都无法达到扎巴多杰自己讲述的震撼力。由于扎巴多杰的人格魅力，他在片中毫无掩饰地讲述了巡逻队的功绩和缺陷，赋予了《平衡》"真实"的生命。我很满意我坚持了这种创作形式。
  
　　我没有从金鹰奖方面得到任何评价的信息，甚至到现在我也没有收到获奖的正式通知。
  
　　记：《平衡》在国内播过吗？它是不是在匈牙利获过奖？这次获金鹰奖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彭：《平衡》首先在成都电视台播过，是播的全篇，168分钟。四川台和中央台也应该播过，他们主动找到我要的带子。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十二届匈牙利国际艺术电影节上，《平衡》和我的另一部纪录片《空山》都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当时有30多个国家的1400多部影片参赛，有15部作品获得提名），最终是《空山》赢得最高奖---评委会大奖。颁奖后，电影节主席告诉我："《平衡》和《空山》都很好，《平衡》很震撼，但较之《空山》来说比较难理解，《空山》更容易看懂。"毕竟是外国人，他们对我们国家的一些机构不太理解，而这正是《平衡》所要表现的。
  
　　金鹰奖是我国电视艺术的最高奖。我曾经三次获提名，但最终无缘"金鹰"。虽然这几年频频在国际上，以及在国内纪录片的专业评比上获奖，但金鹰奖一直是个空白。
  
　　实话实说，本来今年我不想参加金鹰奖的评选，因为金鹰奖需要观众投票这个特殊性，使我早已失去了捧杯的信心。毕竟，关注纪录片的观众并不多，喜欢看的，又看上你的片子的，然后还要上街掏钱买选票，还要为你跑趟邮局的观众更是不会多。但我还是按要求，习惯性地报了名。
  
　　获奖的消息还是成都一个不认识的文化记者打电话告诉我的，他说组委会在北京刚刚召开了发布会，公布了全部的获奖名单，《平衡》不仅获了奖，还是纪录片的第一名，最佳长篇纪录片。这消息很好，但也很突然。我问他：金鹰奖不是应该在颁奖晚会上公布获奖名单吗？怎么提前公布了？他说今年改了。我想应该证实一下，就按照那个记者提供的方式在网上查，结果我就乐了。不光是我得奖的问题，关键是《平衡》得了奖。从拍摄，到制作，再到舆论，到谣言，三年多时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不容易啊！巡逻队不容易，《平衡》不容易，得奖不容易，得金鹰奖就更不容易！
  
　　（本文作者为三湘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