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吻

描绘无数种爱情的导演，男主和我好像…漫不经心晃膀子，值夜班看书真好～男主在电影里的各种衣服也很好看

各种各样的爱都被允许存在，都有人选择踏入或被选择，当可能性多了起来，爱也被解构

如果镜头只对准男主和女店主，或者只是他和竹马，或者其他的，可能我还可以说出爱的定义，而在不断展现不同关系时，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也被拉出来被角色认同和拉踩，比如鞋店主人说他从来没看不起谁，就算是拉丁人，甚至中国佬，都可以来他店里买，或者竹马的爸爸让竹马猜男主的职业，各种职业在当时的地位就随着这段话展开，在一开始男主离开军队前，导演就捶下了一段话，是上级在对男主进行贬低，之后男主去找招待时，女方对应的要求，比如不能接吻，不能脱光衣服，还有男主下楼时碰见的中年男子，他们的眼神对视了一下，可能我和男主太像了，于是我对这些批判和眼神有些敏感…

荣格说“因为在权力压倒一切的地方，就没有爱的立足之地，而在被爱充满的地方，权力就不得不退居其次”

在这部电影里我甚至到最后有点绝望了，有点看伍迪的爱情片的感觉，老头子好像没爱过谁，这部电影的男主似乎也是，我也是…

没有被充满爱的地方，是男主再没有与女店主见面，是侦探社中的偷情，是竹马最后说“他真是个疯子”，是男主不假思索地对着竹马发脾气，借用工作空档给竹马打电话之后又草草挂断……当爱退居其次，我感到了男主不断换职业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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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那里是学生运动，是街头对垒，是革命热情，是五月风暴，当1968年无可避免地和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反而被贴上了标签？而对于新浪潮主将的弗朗索瓦·特吕弗来说，那一年，他和新浪潮的成员一起聚集在法国电影资料馆门口，高呼着同一个名字——亨利·朗格卢瓦，那一年，他高举着旗帜，号召导演们退出戛纳电影节支持五月风暴；那一年，他们站在学生一边，呼吁法国走向更民主的未来……

1968年，是政治色彩浓厚的1968年，1968年，是新浪潮电影最具革命锋芒的1968年，1968年，是特吕弗激情高涨的1968年，但是，当政治、电影成为1968年的主题词，缘何在距离五月风暴仅仅四个月上映的《偷吻》会远离政治？新浪潮在那里？学生运动在哪里？特吕弗在哪里？似乎无处可寻，在一部亮相于阿维尼翁电影节的90分钟电影里，只有另一个名字：安托万——当安托万从四百击的童年走来，从失恋的青春中走来，他会走向何方？“安托万”系列的第三部，特吕弗站在安托万的背后，用另一个名字，另一种方式，另一种生活，把1968推向了一个更迷惘、更无力、也更喧嚣的未来。

“床笫风云”还没有上演，安托万的婚姻故事还没有拉开序幕，但是特吕弗似乎在1968年的爱情里安排了某种结局：最后一幕是在公园里，安托万终于和克里斯汀手挽手在一起，那早餐上相互写在纸上的对话，那用特殊刀叉代替的戒指，以及那次以修理电视机名义睡在一起的夜晚，似乎都把他们变成了不再分离的一对，但是他们像情侣一样坐在公园长椅上的时候，看见了对面的一个男人：这是一个总是尾随克里斯汀的男人，第一次从背后走向了台前，他慢慢走向这一对情侣，实际上他的目标只是克里斯汀——当安托万被忽略，当满溢在他们脸上的幸福表情被忽略，似乎不被祝福的感觉成为他们面对这个陌生男人时的一种尴尬，而男人走到克里斯汀面前说出的那一番话，更是把他们的爱情推向了一种未知：

我知道，对你而言我不过是个陌生人，我跟着你很长时间了，但我不会再躲了，是时候了。在看见你之前，我从没爱上过任何人，我讨厌临时性的事务，我很了解生活，每个人都会背叛其他人，可是你我之间将会不同，我们永远不离开彼此，哪怕只是一个小时，我没有工作，也没有生活负担，你是我的唯一。我明白，让你立即理解这些显得太突然，你需要时间了断过去，了断那些临时性的关系，我将是最后一个，我很幸福。

这是一个男人不深情却真诚的表白，一直在注意着她，一直在跟随着她，把她当成唯一爱着的人，把她看成是幸福的源泉，而且，男人的这一番话听上去更像是对于安托万“我是世上最坏的骗子”的讥讽：他没有爱上过任何人，安托万却一直在沾花惹草；他不会背叛，安托万已经背叛了克里斯汀；他不会离开爱人，安托万却总是躲避着克里斯汀……甚至，当男人希望克里斯汀了断过去，连段临时性关系，指向的正是这个他没有直视的安托万。但是在不明真相的克里斯汀那里，在看见了爱情光芒的克里斯汀那里，深情却不真诚的表白又有什么用？“他一定是个疯子。”这是安托万和克里斯汀对于陌生男子的定义，表白过后，他们从长椅子上站起来，他们手挽着手离开，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走向了他们编织的爱情，走向安托万的下一步生活“床笫风云”。

深爱着的男人变成疯子，真诚的表白不屑一顾，这仿佛是一种戏谑，对于安托万和克莉丝汀来说，1968年是走向真正爱情的起点，就像特吕弗故意背对着政治，在温柔的、甜蜜的、有趣的生活中展开1968年的另一面——电影的第一幕仿佛也是一个隐喻，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大门紧闭着，这里没有进入的人，没有经过的人，也没有聚集在那里的人，空空荡荡的一切仿佛去除了五月风暴的一切影子，而这被抽空了政治元素的画面就是特吕弗的一种态度，在90分钟的电影里，几乎没有涉及到1968年那些沉重的话题，仅有的一次是安托万打电话给克里斯汀的时候，身为音乐学院的学生，克里斯汀在电话里说起了学生的运动，还提到了一个叫玛丽的人受伤的消息，但是只是提及，安托万似乎有些不耐烦，说了一句“你的电话听不清”，便挂断了——空空的法国电影资料管，电话里说起又被忽略的学生运动相关消息，特吕弗似乎就像让安托万远离那个被政治设定的1968年。

远离政治，当然只剩下生活，对于安托万来说，当他从那扇紧闭的铁门出来，当他告别“六点才能撒尿”的囚徒生活，他想要的就是一种生活。当过逃兵，殴打过警察，进过监狱，对于安托万来说，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他似乎想要以一种洗心革面的方式迎接新生活。克里斯汀当然是一种美好的存在，她一直挂念着他，一直等他的来信，6个月没有接到回信她以为安托万不要她了，所以黯然伤神了好久，但是当她看见安托万重新出现在她面前，一种希望被点燃，就是她脸上那永远迷人的微笑。他和她相逢，安托万开始寻找工作，从旅馆看门人到私家侦探，再到因为业务而成为鞋店雇员，再到电视维修员，安托万对于生活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尤其是作为私家侦探的时候，他的任务是根据客户的线索进行调查，为了这一份工作，安托万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上面：因为要调查魔术师，他带着克里斯汀去剧院看魔术表演，有了新线索，他甚至丢下她去跟踪；因为要调查巴塔尔的妻子，他成为鞋店店员之后主动接近巴塔尔太太，从三条领带的蛛丝马迹发现线索……从旅馆看门人到私家侦探再到电视机修理员，安托万都兢兢业业，他似乎符合一个热爱生活的青年形象。

但是，当安托万说：“我是世上最坏的骗子。”他的这个定位并不是一种自我放逐，而且不偏颇，恰如其分地总结了自己的品德。这是一个还没有真正找到自己未来的年轻人，这是一个还处在迷惘世界的男人，从那扇铁门出来，逃兵、袭警，这些都是他过去的不良记录，而走出这扇大门，不良记录似乎又在生活层面展开了，“我无法为政府工作了。”这是一种被主流放逐的命运，所以在继续迷惘中，在继续不安中，安托万变成了自己并不想改变的“最坏的骗子”，尤其是在对女人的态度上。“地雷和女人一样，你必须温柔对待。”这是在铁门里上课的内容，但是在安托万的世界里，他对女人是温柔，但似乎是在一种欲望的满足中建立男女关系。

在安托万的生活中，第一种女人是路边的妓女，他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了站街女，然后迫不及待地要亲吻她，要脱去衣服；当他成为私家侦探的时候，看见同事在卫生间调情，当同事说不想和那个叫凯瑟琳的女人结婚，安托万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去找鸡？”同事说“她们太脏了”，但是对于安托万来说，这似乎也是一种虚伪，所以他会不嫌脏和他们在一起，“做爱是对死亡的补偿。”在满足最基本的欲望层次上，安托万只把他们当成是女人，甚至成为安抚自己的一个借口：当和巴塔尔的妻子发生关系，辞去自己的工作时，安托万又一次去找妓女，似乎想让自己在肉体的交合中忘掉一切。

他跟踪路上的女人，像一个寻找猎物的猎人，期待一种刺激的艳遇发生，而巴塔尔夫人无疑是安托万意料之外的收获，本来她是自己调查的对象，但是漂亮性感的巴塔尔夫人却让他第一次感觉到完美，在完美的女人面前，他开始疯狂学习英语，在那个长镜头里，安托万对着镜子，不停地、重复地说着几句英语口语，甚至他的脸、他的嘴巴都变形了——他似乎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接近巴塔尔夫人。而巴塔尔似乎也喜欢他，她邀请他一起喝茶，一起听音乐，面对这种主动进攻的女人，安托万又手足无措，当他假装生病没去上班，巴塔尔夫人找上门来，一个被安托万引用的《幽灵百合》的故事，在巴塔尔夫人那里不可能的爱情变成了可能，“我们都爱例外之人，我们需要度过一段美好时光。”巴塔尔夫人把门关上，锁住，把钥匙丢进了花瓶里，“我不是幽灵，我是个女人。”

从路边的妓女到高贵的夫人，从满足肉欲到享受美好时光，安托万的世界里出现了不同的女人，但是对于他来说，都只是欲，而不是爱，而爱着他的唯一一个人就是克里斯汀——当巴塔尔夫人把门锁住开启美好时光，门外却是克里斯汀，当一个真正爱着他的女人被关在门外，当他被一个寻求美好时光的女人占有，其实并非是安托万是一个骗子，似乎所有人都在道德的边缘试探，都在爱情之外疯狂。安托万成为私家侦探，几乎全部的工作就是寻找破坏婚姻的线索；而他成为旅馆工作人员的时候，也遇见了丈夫当场捉奸妻子和情人的事件；一个本来是保姆的女人，偷偷溜出去将孩子交给别人，换了身份之后自己进入的是一家脱衣舞俱乐部……

在这个社会里，安托万是实践者，也是旁观者，这里发生的一切和政治无关，它们是生活，是爱情，是美好生活，是“我就是一个女人”的回归，但是当它们构成1968年风景的时候，也必定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注解，他和她，似乎成为了一种整体，在特吕弗的影像世界里，演绎着迷惘和不安。克里斯汀是一个例外，当安托万最后回到了她的世界，回到了爱情故事，1968年的生活似乎依然是错乱的：克里斯汀因为找不到安托万，所以她故意拆掉了电视机打了维修电话，才让安托万回到自己身边；安托万在克里斯汀的期盼中上门，却故作认真的维修电视；地上是一堆零件，是散乱的衣服，当镜头进入到房间，那张床却是空空如也——他们不在观众期待的房间里，却在另一个屋子里，仿佛所谓的爱情，在期盼中缺失，却在不经意中降临，在最后的表白中相遇，却原来只是一种疯癫。

吻是温柔的，是有趣的，是两情相悦的，但是爱情里有着太多的“偷吻”，被偷走的不只是吻，还有忠诚、真实和甜蜜，被注解的爱情，其实都在另一边，在1968年的故事里，它们只是一种理想，也许，政治也一样，五月风暴远去了，革命的呼声远去了，新浪潮似乎也在远去，1968年，当我们谈论革命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也许，只有生活在谈论着生活。

1.两个彩蛋

第一个是在片中出现了《安托万和科莱特》中的科莱特，代表着三部曲的联系。此时的科莱特已经结婚生子，但安托万却依然单身并且一事无成。

第二个是塔巴尔夫人和安托万提到过《幽谷百合》，塔巴尔夫人的扮演者曾经出演过这部小说电影版的主角。

2.一个镜头

影片让人印象最深刻的镜头是信被装入信桶的镜头。用了大量的甩摄影机的方式进行拍摄，大胆而且不同凡响，但是看的有点头晕。

3.三次失业

影片刻画的是青年时期的安托万。特吕弗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腼腆害羞、随心所欲、不去思考未来，追求激情的年轻人形象。

对待事业，他只求有个饭碗，不去追求实现自身价值，或者能否有更好的发展。他先后经历了三次失业：第一次是在军队，因为经常性擅离职守，被军队强行退役。第二次是在旅店，因为侦探抓奸被老板开除。第三次作为侦探给委托人带了顶绿帽子，因此被老板开除。在军队时候，更多的是因为他性格随心所欲，完全遵照内心的想法，无法适应军队的环境。在旅店时，是因为他善良而且单纯做事不想后果。作为私家侦探则是因为他不求上进，不去磨练以及的职业技能，导致前两次跟踪一次被发现，一次跟丢。最后一次甚至和委托人的老婆滚了床单。

对于感情，安托万追求激情，而且相信性的力量，认为它是爱的前提。所以他在片中两次嫖娼，他都不感觉耻辱，因为只是解决生理需求，并不影响他的感情生活。对于塔巴尔夫人，他充满了激情，彻底被她迷住了。别人骂她时，他会抓狂，会为了她偷学英语，见到她时脸色变白。最后两个人在他的公寓中发生了关系。但对于青梅竹马的克里斯汀，他却已经失去了激情。最初的他是爱她的，所以一周写了19封情信。但是之后他变在信中说他觉得她变回了朋友，也不再给她写信。因为时间让他失去了激情。但最后他还是和克里斯汀在一起了，因为他当时正处于人生低谷，克里斯汀可以给他家的温暖。同时修电视也让他找到了暂时的激情。

影片的最后，一个神秘的男子向克里斯汀表白，并表示她和安托万长久不了，自己可以等她。克里斯汀直接说疯子，安托万迟疑了一会儿才对她的话表示肯定。因为他明白自己对于克里斯汀没有激情，两个人的感情注定维持不了多久。他曾对克里斯汀说爱情应该是建立在倾佩上，他并不倾佩克里斯汀，这也是他对她没有激情的原因。他对那个高个子女生有激情，因为他倾佩她的高度。他对塔巴尔夫人有激情因为倾佩她的容貌、身材、财富。

同时，安托万也是没有责任感的。身为军人，最基本的责任就是坚守岗位，但他擅离职守。身为旅店管理员，他的责任是不能随便让别人进入客人的房间，可他却因为善良和不计后果把钥匙给了侦探。身为侦探责任是完成委托人的委托，但他在明知道错误的前提下绿了委托人。对于感情，他同样没有责任感。两次向克里斯汀道歉，第一次为了继续跟踪欺骗了她，第二次想好了道歉台词，又因为塔巴尔夫人忘记了。特吕弗导演故意用敲电话机和反复念台词这种让观众不快的方式引导观众去反思他的这种性格。他已经对克里斯汀没有激情了，但他还是想维持两个人的关系，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不负责任。这是他和克里斯汀不会长久的第二重原因。

安托万系列第三部，关于「男孩」如何成长为「大男孩」、如何懂得爱的故事。

安托万被军营驱逐，先去了妓院，在那里解决他的「无爱之欲」，这是第一重爱。

第二重爱是与青梅之间的爱而不得，若即若离的「恋人未满」。

在旅馆做保安期间，见识他人婚姻之中「爱的背叛」，这第三重爱后来也「巧合似」地发生在他身上，难说这道影响可以被完全抹去。

第四重是与高个妹子之间「逢场做爱」，这是一种探索式的试探，正发生在他与青梅之间迷惘的时刻，他被拒绝，因而失去了方向。

借着工作的缘故又看到客户的「爱的执迷」与「爱的缺失」，直至自己陷入「仰望式的爱」。

在一系列的变故，包括断绝情人关系、丢掉工作的影响下，他从爱情的过山车上下来，再次投身最开始的悸动。这次他再面对「单恋之爱」时，也能五味杂陈的说出那句：“没错，他是个疯子”，然后挽起爱人的手，走向深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