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

翻阅报纸的社会版，常常会在豆腐块大小的文章中看到诸如“女大学生遭诱拐”之类的新闻，我们只当它是生活的边角料，用来存为经验主义的教条，告诫自己，告诫孩子，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它的社会效应充其量如此，对于事件本身并不具任何意义。
是的，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一点也不新鲜，我们司空见惯，却也视而不见。有人说李杨的电影《盲山》根本就是一出法制在线，其实这部电影讲述的“女大学生被拐卖”这个故事的确有太多社会借鉴的成分，但它的意义在于，它是放大的，它是以一整个大荧幕的苦难来让人们正视的。
看《盲山》的过程，从愤怒到失语，最终觉得一切的情绪都是枉然，因为它的“盲”，“盲”的那么全面，“盲”的那么彻底。
记得从前在《那山那人那狗》里看到的大山是苍翠的绿色，它纵然沉默无言亦是生机勃勃，山歌嘹亮，民风朴素，满目都是实实在在的顶天立地，就宛如我们在黄金周从城市奔赴边远的山区，我们感叹风景秀丽，感叹溪水潺潺，感叹乡民的朴实，浮光掠影地走了一圈，回到城市里过安逸的生活，然后不断遥想乡村的美好。
然而在电影《盲山》里，依然是高山流水，依然是远离市嚣的村民，依然有城市难得见闻的羊群和山歌，朴实依然在，但它不再发光，它竟然是恶臭的，朴实延伸而来的“盲”成了所有罪责最有力的借口，它背离我们的法律，背离道德，背离人性，但它用“盲”承担了所有的不义，如果说“无知者无罪”，那这“盲”难道该获得我们的原谅？
《盲山》里，被拐卖到陕北山区的女大学生白雪梅所遭遇到的一切是社会新闻的细节化，我可以想象那些被拐卖的女子被强奸、强迫生子、与外界一生隔离的状态，但却不曾想过她们在这过程中挣扎的种种，不曾想过“事件”之外那些人的一切态度。李杨做了一只无功无过的显微镜般的角色，他的任务就是将渗透在这拐卖事件中人们丝丝缕缕的行为呈现在世人的眼前，他要用村民的“盲”来对比所谓有知者的“盲”，无疑，是一次令观者尴尬的提醒。
女大学生白雪梅被用七千块的价格买下，从一个独立的个体成为了交易的物品，她的“丈夫”在老父老母的呵斥和帮手下强奸了“老婆”，同样作为女人，“丈夫”的老母亲只会对这个女孩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女人家嫁谁不是嫁，你给我儿子做媳妇，不会亏待你的……”，我不确定这个母亲有多少恶，她成为帮凶大部分的成分可能只是觉得七千块不能白花，只是觉得儿子需要传宗接代。你愤怒，你憎恨，但是无用，这种大山深处的原始与无知，是让愤怒都显得无力的。仿佛你对着一个失聪者大吼大叫，而对方只见你嘴唇的蠕动，却丝毫也无法接收到你想表达的一切。
除了白雪梅的“丈夫”一家，还有那道貌岸然的小叔子，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表面来行无耻之实；村委会主任对白雪梅的求救置若罔闻；邮递员这厢拿了雪梅殷切递出饱含希望的求救信，那厢就把信交到她的“丈夫”手里；村民们对这个被买来的“老婆”也只是不断夸奖雪梅的“丈夫”艳福不浅；这种原始的生存环境是一把双刃剑，它一面带来朴实，一面也带来因无知愚昧而导致的野蛮与恶。而更令人无言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恶理所当然地认可，而并不视其为恶。这是大山内人们的“盲”，是被高山阻隔的，与外界道德和法律认知的背离。
然而令人难过的是，山外的世界竟也是难堪的，而这种难堪却又那么真实地存活在我们的周围。
白雪梅曾有两次翻越大山逃到公路上，第一次在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公路上因为三块钱的车费而遭到司机的拒载，让她被“丈夫”抓了回去；她自此明白逃出去需要钱，于是用自己的身体跟小卖部老板讨价还价，最终以四十块成交，她揣着这钱终于买了二十块的车票乘上了长途汽车，眼见着就要脱离黑暗，却看见“丈夫”一行人在车门外，她泣不成声地恳求司机千万别开车门，然而司机、卖票员以及全车的乘客，就这么眼睁睁地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并且心安理得地看着雪梅被他的“丈夫”带走。
跟大山深处的“盲”比起来，这种山外的“盲”还要让人觉得可怕。它摆脱了原始、摆脱了愚昧、摆脱了无知、摆脱了隔绝，却更生冷，更凛冽，宛如一把尖刀般不留余地。一切未伸出援手的观者，其实在这罪恶里又何尝不是扮演着帮凶的角色，纵然没有做什么，但这无为比行凶还让人憎恶。
白雪梅最终在一个小学生的帮助下与外界取得联系，得到警察的解救，她终于带着一场噩梦般的经历和父亲一起离开沉默无言的苍山，这样的结局几乎就是报纸新闻的格式，警察是她们苦难的“救世主”。
然而我知晓，《盲山》在嘎纳放映时是有着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结局：“丈夫”的母亲以死要挟，村民暴动，以至于警察不得不停车离开，让女孩的父亲留下，虽然警察说一定会回来营救，但第二天当女孩的父亲要带女孩离开时被男人们抓住，并遭到殴打，女孩情急之下拿刀把男人砍了。然后黑屏，电影结束，这个结局更黑暗更绝望，然而我却更愿意相信它是真的，更相信这座高大的“盲山”也许是无法翻越的。
我们国内可见的是一个安全的，符合社会安定团结的“和谐”版本，就像电影里省委领导来大山视察，却早早知会村委会。听一听村委会的广播里是怎么喊的吧：“谁要是败坏了咱们村的名声和形象，一切后果由他自己负责，我们绝不会对他手软。”所以领导还没到来，被拐卖的妇女们就被藏了起来，领导们看到的是一个民风纯朴，风景如画的和谐山村，于是满意地离开。他们要的不是真正的真相，而是一个被制造出的真相，它欣欣向荣，与社会主义和谐发展。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刻更刺骨的“盲”？
也许，社会罪恶的制造者从来不是个人，也从来不是小团体，它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罪恶，是直接实施者，装聋作哑者以及我们这些视而不见的观者们共同的罪恶。
这种无法翻越的“盲”是眼盲，是法盲，是文盲，更是心盲。
而我在这里敲下的字句，我抛出去的愤怒和指责，却又毫无例外地又弹回到我自身。

　　李杨来报社放新片【盲山】，尽管放的是已经通过电影局审查的版本，还是看得很难受，电影题材本身固然是原因之一，但让我更难受的是这个：

　　一个电影剧组来到一个小山村，拍摄一部关于拐卖妇女的电影，恰好这个村里就有一个（也许更多）被拐卖来的妇女，剧组甚至请她及她的“丈夫”充当群众演员，而这个电影的主题是探讨“为什么一个妇女活生生卖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人，大家都知道，但她就是逃不出来。我们人的眼睛都干什么了？就是逃不出来。”然后电影拍完，剧组离开，山村还是山村，拍电影的还拍电影。

　　她们为什么逃不出来？“我们”是否也有责任？
　　当时读朱红军的黑砖窑报道，有一段读得有些心酸：

　　"几年来，王兵兵一直在设法谋求发家致富。他曾一度以运输为业，但所获寥寥；还承包过两年全村的农田灌溉业务，却屡因收缴资费，与人发生龃龉。２００２年，他还曾开办石灰窑，但适逢临近的广胜寺风景区搞建设，石灰窑因被本地电视台记者三度曝光，只好关停。"

　　我在想，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其实像王兵兵一般背景的人，在这个国家应该遍地都是吧？），难道他就活该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就该一辈子按“城里人” 的逻辑去办事，守着几亩薄田，养点鱼，种点果，然后运到县城卖还要被城管驱赶？为什么他想实现过上好一点的生活的卑微愿望如此难实现？这个社会向所有人，包括农民，展示了拥有财富的可能性，但真的有向他们提供获得财富的途径吗？
　　在当地，除了开办各种小工厂，小手艺，农民有其他致富的途径吗？有的话，有人教过他们吗？没有的话，我们可以用“正义”“人性”"愚昧"这样的道德高度去“批判”他们吗？也许我们可以说，王兵兵的行为都是“非法”的，那哪些是合法的呢？存在么？

　　我宁愿相信，一个人并不是有意去漠视另一个人的生命和尊严，而是，这本来就是一个生命和尊严轻如鸿毛的时代，如果一个农民活在世上，根本没有感觉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或者社会对他的尊敬，那他又怎么会去尊重另一个人的生命？
   
　　还没思考出答案，也许永远没有，所以我没有当面向李杨导演提出这个疑问，只是难受...

看《盲山》使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这本书，茅于轼先生在这本书里举了一个例子(据《光明日报》1988年9月3日第一版所载武勤英《沉重的思考》)：
“1988年初，上海一位聪明美貌的女研究生、研究生班的班长竟被人口贩子（贩银元赚“容易钱”）以2480元的价格卖到河南黄河边上的一个偏僻农村里。买主是一个30岁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早年丧父，母亲30岁守寡，拉扯着6个孩子，全靠讨饭活了下来。她起初抵死不从，几度自杀未成，最后在痛苦中度过了71个日日夜夜。这个媳妇使他犯了强奸罪，判刑5年。有人感叹：为什么她不依靠法律来解救自己呢? 这个女研究生被人以赚钱为诱饵，骗到当地农村；下得车来发现鞭炮齐鸣，鼓乐大作，方知上了当。她起初抵死不从，几度自杀未成，最后在痛苦中度过了71个日日夜夜。一般人会感到奇怪，何以这样有知识的人竟然会被困二个月之久，难道没有人能搭救她吗?我们来看看她周围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吧。”
“她的"婆婆"打心眼儿里喜欢她，鸡下的蛋不舍得卖都给她吃了，事发以后，她还一口一个"俺那媳妇"。她认为花钱买的媳妇，就是私有财产，自己的东西当然要好生爱护。左邻右舍如何看呢?现在青年人结一个婚要花四五千元钱，买一个媳妇才2000多块。这样的好事求都求不来，只要有机会他们也会这样做的，村里这一类的事还多着哩。再听听团支部书记怎样说吧，他干脆地表示："人家花钱买的还有啥好说?"（从一则寓言挑战高斯定律：忽略了传统道德的约束。任何经济学定律有个固有的顽疾，忽视了传统力量的束缚。这就是为什么看似水到渠成的经济学成功定律在传统文化目前表现的无能为力）可见这件事没有违背"常理"，人可以拿钱买，女人尤其如此，她们只不过是延续香火的工具而已。在山东郓城县，买媳妇的人有成百上千，他们认为买媳妇原是正常事，买媳妇被判刑才是反常的。在这样一个非颠倒的环境里，要把是非再颠倒回来，当然难如登天。”
“女研究生之所以能被搭救，原因在于她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代表人物研究生。搭救她立了功的党支部书记说："她如果早告诉我她的身世，她共产党员的身份，我说啥也不能让她在这儿受这么大的委屈，国家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呀!"这里道出了她之所以能被搭救，只是因为"她的身世"、"共产党员"、"国家培养"。其余那些一般身世的非党员，又不是国家培养的，就只好继续当人家买来的媳妇了。这个例子只是水面上浮现的冰山顶端，亏得人口贩子贩卖了一名研究生，这才揭露了我国农村人权问题的一个小角。”
看了这个例子，让我们反过来看一看《盲山》的情节：《盲山》中的白雪梅学历要比上述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的学历要低，但是她们被骗的原因有类似之处——都是为了钱，但是白雪梅是为了替家里还债，而女研究生是为了发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工作应该不算难找，但是商业大潮的冲击使女研生迷失了；今天，大学生就业已经很成问题，白雪梅被骗是个人的原因，还是体制的原因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但是我感觉现在最有必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和今天两个同样被拐卖的女孩都不能逃出？为什么村民集体帮助犯罪份子看管被拐卖女孩？或者更深一步问出生于农村的自己：如果自己在农村，遇到同样的事情会不会报案？问了无数遍后，自己也不敢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为什么会这样？在农村是不是存在某种潜规则，使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不敢违反？
潜规则之一：农村中的人对你好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人，而是你是不是对他有用？记得摩罗在《因幸福而哭泣》中有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中国人、韩国人是怎么开始不遗弃老人的。韩国的传说是这样的：在遗弃老人时，父亲要扔掉筐子，儿子捡回，父亲问为什么，儿子说将来用这筐子抬你。父亲推已及人，良心发现，将老人抬回家赡养。中国的传说是这样的：在古代有一次外国进贡了一只老鼠，说如果有动物可以斗败它，两国和好，否则就要打仗，在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情况下，有一家人比较孝顺老人，没有把老人遗弃，这个老人告诉猫可以，人们发现老人的智慧对自己还有用，所以就放弃了遗弃制度。遗弃的原因是相同的，都是老人没有劳动能力了；观念和风俗转变依据是不同的，韩国是内心良心的发现，从善意和孝心出发，是真心实意赡养失去劳动能力的父母的。中国人是认识到老人有智慧和经验，还可以为家庭和社会所用，这是功利主义观念的驱动。这种观念依据与遗弃老人的观念依据一模一样，毫无变化或进步。如果一朝发现老人没有我们所期望的智慧和我们所期待的经验，我们依然可以遗弃他们。《盲山》中白雪梅刚一开始进入这家时，他们说只要她留下来就会对她好，可是随着她几次逃跑，态度一次和一次不同，并且说她是个“赔钱货”，正说明了：农民对家里人好，都是因为你有用才对你好，而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人。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母爱：片尾被拐卖的两个妇女由于舍不得孩子留下来。并且农民也非常知道应用这一原则，很多人给黄德贵出主意：让白雪梅怀上娃，她就会留下来。另外这一潜规则非常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农民非但不报案，还要帮助不让白雪梅逃跑？因为在乡土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村民在不发生严重的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帮助维护其他村民的利益，因为将来自己有事，其他村民也会帮助自己来维护利益。换句话说，因为其他村民对自己有用，帮助他们维护他们的利益，而身为外来人的白雪梅对自己没有用，就可以牺牲她的利益。邮递员帮助黄德贵骗白雪梅，在黄给其东西时说的那句话：“你也不容易呀！”收养猪费的人不但不救白雪梅，还帮助出主意，说：“对付这种女人，就要象收费一样来硬得才行”。村主任的漠然、通风报信，当地公安机关、医院的漠然无不是这一潜规则的表现。柏杨说过：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孙大午说过：农民，你的名字是苦难！这种苦难是谁造成的呢？难道为了生存，就一定要造出这种苦难吗？
潜规则之二：“无后为大”使村民不择手段娶妻生子。男人黄德贵在婚宴上跟同村男人所赌的咒，表现了他们对打光棍的痛恨和恐惧。“谁不喝这酒，谁就一辈子打光棍，下辈子还打光棍，儿子也打光棍!”真够恶毒的诅咒!有这种思想的人，还会考虑媳妇是不是合法的吗？看到这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自己小时候在农村也不是听说过，有的人在本地找不到老婆，就花钱到外地找吗？还有有的家生不了男孩，就花钱在外地买男孩。可见有没有后代，代表了自己在村中的地位，如果没有后代，在村中是很难生存的。
潜规则之三：更多的时候是用耍赖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公安来带白雪梅走的时候，全村人都拿着锄头家伙围着警车，黄德贵母亲还要坐在车轮前以死相威胁。法律在农民心中是不文一值，“坐球牢，谁家娶媳妇不花钱!”黄德贵理值气壮的说过这样的话。但是《盲山》只是反映了这一潜规则的一个层面，其实有很多遵守法律本份的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不得不采用同样的手段。在某农村，某一家做农药化肥生意的老板被村民欠了很多账，结果有一天老板得了绝症，需要把钱要回来，有一些村民想赖账，这时候老板的家属应该怎么做？是求助于法律，等法律要解决的时候，恐怕什么都要不回来了。所以唯的一个方式，就是耍赖，如果不给钱，就把病人往欠债的人家里拉。当然有懂法的村民会说：“你这样是违法的？”但是我要说，老板家人如果不违法，欠债的人会不会还钱？所以，即使对善良的农民来说，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只有以违法对违法。
农村生存的潜规则还有很多，如何摆脱这一千年来的束缚？我感觉《盲山》有所暗示：那就是教育，白雪梅因为教育失学儿童，而得救？农村能不能以教育来摆脱所有的潜规则呢？

    经常在网上看到有网友在讨论《盲山》哪个结局更真实些，这实在很无谓，首先民敬公安确实很努力地去救人了（他们毕竟还想社会和谐吧），但不是每一次都能救人成功（他们也不是神仙），而像本片的原版女主角这样拿刀砍死丈夫的悲剧，也不是每一次都会发生（而且影片中只有她这么做了），可悲的是，这个残忍的结局不是导演编造出来的，导演李杨表示，“以前在电视上看见一条新闻，一个女孩被拐卖到山村，为了逃出来而杀了她的‘丈夫’，最后被判处死刑，这个新闻令他感到很震憾”。这两个结局不存在谁更真实些，因为都发生过，只看观众们更愿意去选择哪个结局了，前者代表了“一线希望”，后者引人反思。


    影片中有个演员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影片中有个角色叫郑小兰的，扮演她的演员真的就是几年前给骗嫁到山村里的，影片开拍时她还没有获得解救。
    （“我们是拍摄时候才知道的。”李杨说，“她天天来剧组，我们后来就让她演戏。她丈夫不愿意，打她，她就威胁：你再打我就跟剧组走！丈夫没敢再打，后来我告诉副导演让这丈夫也来串个角色。反正是农闲，剧组一天管3顿饭，连她抱的孩子也给一份钱。”）
    故事中的小男孩李青山可以说是全片中形象最正面的一个角色了，但其实他和其他村民一样，也很朴素，也很单纯，并没有什么不同，可见那些荒唐的行为，与行为者是不是村民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只要给予一点正面的教育，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谁是最可恶的人

    对于这部影片，很多人说导演的用意是为了表现“村民的愚昧”，可导演真的是这样狭隘的吗？敢问，是哪个“穿着西装”的人把女主角卖到山上的？是哪个“有知识”的人和女主角私通被发现后就“私了”的？是哪个“文明”的司机见人有难还讨价还价的？是哪些“有文化”的人面对着女主角的求救却视而无见、还心安理得的？比起“愚昧”的“农村人”，我觉得这些“高素质、高文化、高水平、高修养”的“城市人”简直更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