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

引言
“老妇人记得多年前于上海，曾花费不菲买下一只天鹅。‘这畜生……’市场鹅贩吹嘘着，‘伸长脖子企盼化鹅，你瞧，它美得让人不忍下肚。’然后这妇人抱着鹅飘洋过海，满怀期盼地前往美国。旅途中，她告诉天鹅说，在美国我会有个像我的女儿，在那儿，她无需仰仗丈夫鼻息度日；没人会看低她，因为她将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我要她成为一只比期望中还要好上一百倍的天鹅。但当她抵达新国度，移民官员夺走她的鹅，妇人惊惶地挥舞手臂，只留得一片羽毛作纪念。很久以后的现在，这妇人想给她女儿这羽毛，并告诉她，这羽毛虽不值钱，却是来自遥远的国度，一直载负着我的期盼。”
那只远渡重洋的天鹅背负着四位母亲历经劫难而重生后集聚的生存信念和中国传统的人格自由的精神以及对女儿所有的期待。而在美国这片新大陆，她们却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发现她们的信念和价值并不能得到这个“自由国度”的认可。但她们仍然竭尽所能留下那片即使旁人看来不值钱的羽毛，希望最终有一天她们的女儿能够理解她们所有的心情。

谭恩美和她的《喜福会》
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成名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发表，就被列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9个月之久。1990年，该书获得洛杉矶图书奖，全美图书奖，全美图书评论家奖，海湾区图书评论小说奖和英联邦俱乐部金奖等多项文学大奖。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也在国内外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喜福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小说描写了四位母亲在旧中国的苦难经历，充满了东方色彩，迎合了美国广大读者渴望了解神秘的古老中国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因为小说具有跨文化主题。作者通过描写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反映了母体文化与异质文化相遇而生的文化情结——东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华裔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艰难求索这一富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主题。
和小说中所描写的移民后代一样，谭恩美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中国移民的后裔，她从母亲的故事中经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在她的骨子里，有一种无法消解的中国文化情节。另一方面作为在美国生长的第二代移民，周围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都是典型美国式的。美国是个移民社会，是个“大熔炉”，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关于文化身份认同的思考普遍存在于少数族裔作家的文本中。在《喜福会》中，作者从个人的记忆出发，间离了一个特定的观察历史和吸纳文化的视角，将自我经历放大，将家庭矛盾、母女之间的冲突提升到文化冲突的层次，并在中美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使之象征化、寓言话，使得小说和后来的电影都更具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喜福会》中所描写的四位母亲，在40年代带着旧中国的苦难和传统文化，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那时的美国是她们心目中的天堂，在美国她们希望自己的女儿再也不会重复旧中国妇女的不幸，不再重蹈她们的覆辙。对孩子她们寄予无限的希望，她们想按自己的理想规划女儿的前程。但是，这些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们自幼接受的是美国的文化，在她们看来，母亲的想法与行为既荒唐又可笑，于是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从而产生了很深的矛盾。从文化的角度看，影片的前半部分通过四对母女之间的关系表现了中西两种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后半部分记述了母女关系从冲突走向和解从而构建了东西文化从二元对立到二元融合的文化发展前景。
华裔群体作为迁徙的族裔面对的是双重文化的困境，母体文化与生活中异质文化的冲突，使得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超越原有文化的成规。于是在与异质文化碰撞与遭遇时，沉积在记忆深处的文化基因和成规就会自然显现。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对民族主义、再现和抵制都予以了严格的审视，尤其强调了一种带有殖民论争之特征的‘矛盾性’和‘混杂性’”是“对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想象性建构。”。①这种“混杂性”就是处于边缘的流浪作家的一种颠覆策略，以异质文化渗透到主流文化当中，从而被主流文化所认同。

母女交流的“失语”——中西文化的碰撞
两代人之间的交流障碍，首先来自语言。“语言作为一种信号，反映出文化成见和约束了人们的思考方式”，而且“在意义通过语言的编码过程中，语言外部的情景极为重要。”。②在影片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使在家庭中，所有成员的对话都是使用英文，但母亲们的英文中总会夹着些许的汉语词汇，特别在她们急于表达某种意义的时候。我们相信，对于母亲来说，中文永远是她们的母语，就像中国永远是她们心灵深处的家。只要她们愿意，这语言随时能够从她们嘴里流利而出。所以苏坚持办着“喜福会”，因为这是母亲们心中传统文化的栖息之地，让她们这群身处异国他乡，徘徊在主流文化边缘的异乡人，可以穿起中国服装，用母语闲聊、讲故事，在强烈的本土文化氛围中感受精神上的慰藉。可是对于她们的下一代，她们却忧心忡忡，虽然她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但却“轻忽了她们来到美国的梦想”。这些第二代移民随着年月的增长，甚至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本来是个中国人。她们不再使用中文，而是用流利的英语进行交流。即使在打麻将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场合，她们也不允许母亲们在和她们的交流中夹杂中文，因为她们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在作弊”。语言的不通，自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母女之间信息交流的闭塞，直至双方都陷入沉默。
在中英两种语言环境下，“家庭”这一语言符号的“能指”被赋予了不同的“所指”意义。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家庭既代表了家长对子女的绝对权力，又意味着家长与子女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但在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则鼓励各人奋斗，强调自我实现和独立意识。影片中所表现的母女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便折射出了中美两种文化之间关于“家庭”价值观的碰撞。苏一直以来都把对在大陆下落不明的两个双胞胎的“亏欠”转化成希望寄托在女儿君的身上。她望女成凤，一直用自己心目中的母爱方式对君进行着“天才培养计划”，并在君有所反抗的时候强势地喊出：“女儿只有两种，服从母命和随心所欲的，但这房子只容得下服从的。”可是君这样在“自由国度”长大的孩子如何能理解母亲的苦心，她也不甘示弱地对母亲吼着：“我又不是你的奴隶，这里不是中国，你逼不了我！”此后，母女俩的分歧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君故意忽视母亲的期盼，也使自己最终成为了一个碌碌无为的人。薇莉自幼有着下棋的天赋，却因看不惯母亲拿着自己的荣誉到处炫耀而赌气说不再下棋，而她倔强的母亲林多却认为自己对薇莉的苦心栽培不仅没有得到女儿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就连为女儿骄傲这么无可厚非的表现都被女儿当作是失去面子的事情，从而失望不已，以致很长时间不再“干涉”女儿的生活，永远一副不喜不悲的表情。母女之间的隔阂由此而生，“失语”长达了二十多年之久。
影片中的母女两代人的误解和隔膜是在跨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因而这种矛盾冲突不仅仅是通常的“代沟”可以涵盖的，它体现了自我/他者、中心/边缘、西方/东方之间的文化权力冲突。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说的:“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统治和不同程度的复杂的霸权关系。”③在这种文化落差和文化夹缝中必然要形成代表美国主流文化的女儿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之间对话语权的争夺。出于劣势的母亲——东方文化必然受到强势西方文化的压抑，使得母女双方在种族壁垒和文化碰撞的阻隔下越走越远，终于陷入“失语”的状态。西方认知结构下的权力意识和对于中国的片面的、有偏见的西方文化传统使浸润于美国文化的女儿们对于母亲的认识自然成了歪曲异质文化的一种单向活动。而中国近代史上的卑微性和经济上的落后性更加使得中国母亲在异质文化中处于“边缘人”的地位。她们在社会上没有自己的声音，唯一能依赖的便是那股不认输的精神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她们以结结巴巴的英语，对女儿的生活和成长进行干预和教育，表现着她们无畏的抗争以及对西方霸权的挑战。和东方意识不谋而合的是，母亲在母女对抗的关系中，不去据理力争，和女儿争辩不休，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的忍让、以退为进的方法。
在这样的思想文化冲突带来的沉默中，母亲老去了，女儿也经历了两种文化在自己身上的碰撞与冲突。当母亲一代正痛苦地忍受“失语”带来的巨大创伤时，女儿们也在不知不觉地重复着母亲们的故事。

女儿们的尴尬——他者自身的困惑
对于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们来说，“中国”是遥远的，是母亲的絮絮叨叨，是她们不能完全理解的汉语，是神话般的故事。她们想尽办法去适应和同化于周围主流社会的文化环境，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然而，她们与生俱来的脸庞和从母亲那里潜移默化得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使她们在美国人眼中永远属于“他者”。正如帕特里夏•林所指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妇女对于中美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十分敏感。与她们的母亲不同，这些妇女面对的是来自两种对抗文化的要求。尽管这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妇女熟知中国生活方式的点点滴滴，但她们常常会因为必须在‘中国式’和‘美国式’之间做一决择而感到无可奈何。相比之下，她们在中国出生的母亲，很少会因为纠缠在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以及生为女性之类的复杂问题中而感到茫然。”④
薇莉总是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干练的作风和能力让她在事业上也有所成就，她在各方面都可以算是一个成功的“美国人”，但唯独在感情方面，她始终过不了母亲那一关——其实说到底是过不了她自己心里那一关。虽说多年来的隔阂让母女两人几乎没有交流的空间，但在那种中国式教育之下长大的孩子，天生对父母有一种不知名的畏惧。头一次婚姻，薇莉就为了母亲欢心而嫁给了一个中国人。这一次她想勇敢找寻自己的幸福生活，但母亲这个形象在她心里却如同一座大山。带男友回家吃饭的那晚，薇莉一直在观察母亲的表情，母亲笑了她也松口气，母亲如果不开心，她连结婚的事都不敢提。在外在的美国式潇洒感情和内在的中国孝道之间，薇莉一直左右为难。李娜有一份独立的工作，在生活中她和丈夫的一切开销都“AA制”清算，她总以为这样就能彰显她独立自主的人格而得到丈夫的尊敬，然而，“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也还是傀儡。无非是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⑤在成为经济上独立的新女性的同时，李娜却在不自觉间丧失了感情的尊严，夫妻之间的生活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事事被金钱的利益所左右，让她心中郁闷却又不知症结在何处，有苦说不出。罗丝拥有的优雅外表和清高性格使她赢得了出版大亨儿子的青睐，然而男方的母亲却试图请罗丝离开，因为她的肤色，她的地位很可能影响其儿子的事业发展。“在西方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一再把自己与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相区分。”“为了维护一个民族的优越地位，别的东西——一个他者——必须首先被作为低等的打上标签。”⑥美国学者艾米•琳在谈到华裔的文化身份的时候曾经说到：“不管是新移民还是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发现她们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他们的面部特征宣告了一个事实——他们的种族是亚洲，但是通过教育、选择或者出生，他们又是美国人。”⑦可是即使是国籍上，文化上的“美国人”又如何呢？在正统主流的西方文化语境中，肤色决定了她们永远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他者”。世俗的眼光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罗丝的心理，她虽然嫁给了心上人，但却在内心深处将自己看成了丈夫身边的摆设，为了爱情而失去了个性和自由，最终也失去了丈夫的尊重和爱情，成为感情上的“他者”。
如果说母女之间的“失语”更多是出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碰撞，那么女儿们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攻势时表现出的尴尬和困惑则体现了主流文化对“他者”的排挤。我们看到在影片中，女儿们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乃至整个中华文化显得遥远、隔膜。但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思想。这种被双重文化渗透，具有双重文化的意识，使得她们在用美国方式解决不了问题时，潜意识中的中国文化意识又会有所作用，双重身份注定使她们在两种文化之间寻求调和。

异质文化的交汇
文化身份并不是某一特定的文化具有的或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特征，相反，它有一种结构主义特征，是一系列彼此相关联的特征。霍米•巴巴认为，文化的“身份决不是先验的，也不是既成的，它只能是永远向着总体性形象接近的一个难以把握的过程。”⑧霍尔也说过，“主题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统一自我不再是中心。我们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又指向四面八方，因此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⑨在《喜福会》中，随着岁月的推移，每对母女最终都以和解作为故事的结尾，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了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交融。
君在母亲过世前不久才终于明白这二十几年来母亲对自己的良苦用心。正如“怎有女儿不了解自己母亲的”，世界上也不会有不了解自己女儿的母亲。中国传统的欲扬先抑、隐忍的教育方法在表面上将苏在君的眼中塑造成了一个冷漠的，对女儿极度失望的母亲，但苏却从来未曾放弃过她这看上去碌碌无为的女儿。因为只有她知道女儿的纯洁和善良，这是任何表面的能力都无法比拟的品质。而那个时候，君也终于明白了母亲对自己所有的期盼，不过是好好地生活下去。当她在麻将桌的母亲东首位置坐下的那一刻，我们似乎看到了女儿/西方已经开始认真接纳母亲/东方。当影片结尾君回到中国与她从未谋面的双胞胎姐姐拥抱相认的时候，双方口中共同喊出“妈妈（MaMa）”这一为所有语言所共有的语词，简单而有深意，是东西文化的交集之一。林多同样是一个倔强而不懂过多表达感情的中国母亲。受到小时候“下棋事件”的影响，二十多年来，薇莉一直以为母亲的一言不发就是代表她无声的反抗。所以她嫁给一个中国人来取悦她，但离婚的时候母亲失望的表情却让薇莉在很长时间里交了外国男友也不敢让母亲知晓。可是在林多心里，她虽然对薇莉的外国男友有着诸多不满——主要是由于其不懂中国文化和礼仪，但毕竟女儿的幸福就是母亲最大的快乐，林多最终对薇莉婚姻的宽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她对美国文化的接受和对两种文化差异的尊重。在李娜要爱情不要过度依赖的所谓平等婚姻中，正是母亲的一席话唤醒了她内心深处对真正感情的渴望，“尊重，温柔”才是她真正想要的。美国个人主义的平等自由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行得通。同样，在爱情婚姻中失去了自我的罗丝被母亲的故事深深震撼，那股流淌在她身体之中的中国人自强不息的血液让她彻底清醒，自己并不是社会，家庭之外的“他者”，她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她的自尊自强也最终重新获得了丈夫的爱情和尊敬。
赛义德曾说：“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⑩母女两代，过去和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本来就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母女之间经历岁月磨合最终所实现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对中西两种文化的认同。只是这一认同并不是任何一方全盘接受对方的文化类型，而是重构了的只属于华裔这一群体的第三种文化。在固守传统文化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读到中西两种文化在冲突后逐渐相互渗透的过程；而女儿们的身上寄托着母亲们记忆和梦想的延伸，也继承了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她们体内的中国人血液，迟早会因为找到归属感而沸腾，骨子里的中国文化也迟早会刺痛她们的神经。

结语
如果说《喜福会》里的母亲们代表了传统的中国文化，而这群女儿们代表的是现代美国文明，那么作者对于这种可用连字号连接的“中国的——美国的”现象的两级给予了同样的关注。谭恩美的这种关注，可以说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中心”和“边缘”对立的模式，在表面的文化冲突背后，实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就像皮考•伊尔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英帝国的文学反击》中所指出的，“后殖民作家是多元混杂的。他们并不站在特定地域的立场，而是处在对流动性日益增加的地球村便于反思的十字路口，而且他们进行反思的价值判断也是多元的，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界定性。他们是跨越双重甚至多种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他们在创作一种新小说，来对应一个新世界。”○11
美国是这样一个白人文化为主导，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中国移民如何承续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吸收美国文化的精髓，从而建构属于本群体的文化身份是许多华裔作家始终关注的问题。谭恩美无疑就是这样一位超国界的具有多元文化的洞察者之一。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喜福会》都通过一种异质文化的交汇，为读者和观众“提供了一张网，一张由不同名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构成的对抗着的时空网”。○12《喜福会》表现的不仅是年轻一代对漂泊无根记忆的追寻，也不仅是华裔在文化身份认同困境中的迷茫和挣扎，而是通过对两种文化融合的期盼表达了华裔们既不愿摒弃和隐匿中国文化身份，奴颜婢膝迎合主流文化以挤进美国主流社会，也不愿以固守华夏中国的文化来对抗白人主流文化的意愿。整部影片传递着一种主张淡化文化身份界定，消除文化对立，从而达到全球化的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和平共处的信息。

The Joy Luck Club是我们大二泛读课读的第一本小说。我记得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提起最多的就是对于中国社会的扭曲。老师说，大家不要忘记，书里提到的中国社会是三四十年代，我们都没有经历过，何谈扭曲？或许是的，封建社会的种种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因为我们从小就接受反对封建迷信的教育。如果看看台湾的电视节目，你大概就能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那一部分。

或许有一些事是夸张的，或许有些是真实发生过的，总之人们提起中国女性总是会说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女性的地位提高了很多。这只是在某些制度层面而言。在人们的观念里，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扎得很深，很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没有意识到很多事情归根结底是“性别问题”。

安美的妈妈被吴清强暴后怀孕，却被家人视为耻辱，赶出家门。她是受害者，是弱者，但没有人同情她。她被看做是属于第一任丈夫的财产，丈夫死了必须守节。无论是否自愿，一旦被别的男人占有，她便破坏了规矩。她没有人格，她只是男人的一件东西。

现在社会发展了，我们的观念变好了吗？我恐怕并没有。且不要说很多强暴案的受害者首先被家人要求不许报案，让罪犯逃之夭夭；单是在我实习期间看到的很多家庭暴力的案件，妻子被丈夫虐待却得不到帮助的比比皆是，从亲戚朋友到单位领导，统统要求妻子忍让，似乎承受丈夫的暴力发泄是她在婚姻中的一项义务。

然后是层出不穷的“艳照门”事件。情侣交往的时候，无论怎样都是他们的私事，是隐私。他们可能为了纪念自己年轻的胴体，可能为了记住曾经亲密的一刻，无论如何都是他们的权利。然而一旦照片流传出来，受到打击的永远是女孩，漂亮的女孩。公众谴责她们故作清纯，欺骗大家的感情，骂她们不知廉耻。

为什么？

那些谴责他们的人认为美女，尤其有名气的美女，是供男人意淫的工具，必须永远按照他们喜欢的清纯模式走下去。一旦这种形象打破，就是她们的错。

可是没有人这些女孩表示同情。她们对自己的身体有完完全全的自主权，她们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睡觉，可以拍自己喜欢的照片，这些没有一点错。错的是把她们的隐私四处散播的人。有些人说，怕出事就不要拍。拍，是她们的权利；传播，是侵犯她们的权利；如果在行使权利的时候想着有一天它会被侵犯，于是放弃这份权利，那么它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如果你去洗澡的时候要担心有人偷拍，那你是不是就不洗澡了？如果这些人真的认为那些艳照如此不堪，他们就不该去看、去传播。他们首先侵犯了别人的隐私，而后对别人的私生活指指点点。

陈冠希的照片被陆续放出来之后，社会开始给几个主人公的角色定型。陈冠希是那个搞了很多女明星的色狼，张柏芝是那个生活不检点的浪荡女人，而谢霆锋是那个戴绿帽的倒霉鬼。这种角色安排不仅仅是大家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它反映了多数中国人对于男女关系的理解。一个女人如果跟别的男人发生了关系，并且留下证据，即便后来分手，一切结束，她对于后来的男人也是不忠的。即便男人“宽宏大量”地允许女人真的和不止一个男人发生关系，她也必须假装没有过。因为男人所谓的“自尊”，还是要求女人在他们面前变成一件物品，独属于他的物品，就算事实上不是如此，他也要表象看起来如此。或许当他要求女人拍下照片时口口声声说她是他一生最爱，而当分手后却又绝情地出卖她们的隐私，就像盈盈的丈夫，曾经对她那么热情，但后来又把她逼疯。


我跟人讨论什么叫性别歧视，他说，我不会看不起女的，我就没有性别歧视。
我说，如果一个年轻女孩背了一个价值不菲的包，你会怎么想？
他说，二奶吧。
如果是个年轻男孩呢？
富二代吧。
那为什么女孩不能是富二代呢？我问。
他说不出原因。

同样的问题得到不同的答案，仅仅因为性别不同。年轻女孩如果有钱，一定是出卖了身体；而如果是男孩，第一选择就是家庭，或者年轻有为。

这就是性别歧视。很多人不愿承认，因为“歧视”这个词很重。那么“性别偏见”会好听一点，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男女不平等和男女有别的区别，讨论来讨论去都没有什么结果。如果说要教给所有的姑娘们一种分辨自己是否受到歧视的方式，我想最简单的就是问一个问题：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如果我是男的，会不会得到更好的待遇？

如果是一个女明星电脑里的照片被人放出来，里面是她和很多男明星的亲密照，其中一个男明星已经结婚，家庭幸福，这个故事会有多大的不同？我猜，那个女明星一定被口诛笔伐，恨不得逼得她自尽。而那个结婚的男明星会和自己的妻子携手出来，谴责女明星利用旧情炒作，声明他们的婚姻牢不可破，他的妻子会因为支持丈夫、明事理而被称颂为男人的理想伴侣。

亲爱的姑娘们，这就是我们这个变态的社会。男人可以颇为自豪地谈论自己老二的尺寸，而女人来个月经都要以各种代名词来避免提到与自己生殖系统有关的任何事情；男人使用策略叫足智多谋，女人使用策略叫心机太重；男人为了工作放弃家庭是有事业心，女人为了事业放弃家庭是违背职责；条件好的单身男人叫钻石王老五，条件好的单身女人叫剩女。看看你的周围这种歧视自始至终都存在，现在仍然存在，只是很多人把这种歧视视为理所应当。

我不指望所有的人都能马上提升性别意识，但我们在对一件事发表看法的时候，都应该有意识地问问自己，这种看法是不是出于性别偏见；如果是，至少我们应该感到一丝羞耻。

   喜福会是四个异国女性定期聚会、打牌的活动，慢慢就成了彼此倾诉心声的场所，她们都已经定居大洋彼岸多年，伴着时光的流逝，皱纹和白发已经慢慢涌现。她们在渐渐老去，老到无力再抗争自己的命运和生活，心里却依然记挂着曾经纠结的往事，她们希望自己的故事在后一代的身上传承下去，那些故事源自那个古老的国度，那是她们的故土，也是她们心灵栖息的地方。

    我喜欢这部电影，不单单是因为它的细腻，更在乎的是其中绵延而出的史诗感，它不是那种荡气回肠的快意，而是弥漫于心底久久不散的一种共鸣。这是一个东方人的故事，手法却是西化，即使拍到中国望族的府第，也没有那种曲径通幽的纵深，而几近是一种平面化的书写，片中的几位女性，或出身高贵，或出身低微，心中的角落里总藏着一段故事。编导用不断的倒叙、插叙的手法回眸时光，并逐一揭开谜底，抖落出时间的灰烬，这是一段女性挣扎叛逆的历史，也是一首写给女人的抒情长诗。

    谭恩美的这个故事有明显的经线和纬线，经线是地域、国别、语言、文化，纬线是时间、年轮、代沟、记忆。这些经纬线纵横交错，编织出的一个东方色彩、西方气质的画卷，围绕不同文化的理解总是有些“割裂”的，《喜福会》也更像是一个给西方人观看的“东方电影”，如同李安的《推手》或者《喜宴》，让人觉察到文化碰撞的那点点星火。事实上没有什么比文化上的割裂更有力，所以片中的四个新生代女人比她们的母亲更加独立、更加叛逆，她们操着一口流利的英文，处在一个自由的国度，过着自己选择的生活，到头来暮然回首却发现自己仍然是弱者。

    女人是这个社会的第二性，不管是旧社会的妇女，还是新时代的女性，都逃不掉一种附属品的地位。民国时代的她们受尽了屈辱，或卖身为奴，或嫁做小妾，或摊上一个风流成性的老公，过的都是凄惨的生活，导演用大量的俯、仰镜头来表示这种地位上的差别，摄影机下的女性总是处于一种被俯视的角度，那是她们的脆弱、无奈和疯狂；处于仰视镜头下的，依稀是那些男人，那些代表正统的家族长辈，那些象征权威的祖宗灵牌。到了现代的时空，女性解放自我，社会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法则，女人和男人收入差距太大，AA制就显得太过牵强和难熬，还有女人有幸嫁入豪门，等待她的仍然是被抛弃的命运。

    摄影机把这些纠结的女性推到了台前，男人则悄无声息的躲到了背后，四个母亲、四个女儿的背后，是父亲角色的集体缺席。母亲在这里象征了母体文化，她孕育后代，又渴望一种眼神；母亲也是最能体现文化传承的一类人，她们经历过青年时代的叛逆，生儿育女之后又复归于传统。她们渴望女儿们不再承受自己曾走过不幸，寄予她们无限的希望，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给她们规划前程；女儿们生在自由的国度，追求自由不想被控制，也常常觉得母亲的想法荒谬又可笑，于是这种各执己见的偏执形成了无形的代沟，它是文化上的沟壑，又是情感上的隔膜。片中母亲强制自己女儿所做的事情，不管弹钢琴、下国际象棋、与男人经济独立，都已经是一种西方化的事物和行为方式了，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巨大反差，也是一种迫切需要改变的情感导致的偏差。

    在慢慢的回溯中我们会发现，女性在一种自我抗争中解放了肉体上的捆绑，却同时戴上了精神的枷锁，或者是烙印。女人自有其偏执的一面，喜欢夸耀，也很好强，却没想过怎么去为自己而生活，她们以聪明才智对待别人，以伤口和疼痛对待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困囿于自我世界里的可怜人，于是她们开始一致的寻求改变，寻找相互的共融。《喜福会》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她们的经历放大，母女之间的冲突也被摆在了主要地位，它富于戏剧化，伴随多场情感冲突，浮显出非同一般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移民电影大多以一种和谐收场，《喜宴》是这样，《喜福会》也一样，影片以四对母女的和解作为故事的结尾，是一种东西文化的互补与交融，也是一种隔代情感上的理解与尊重。

    导演王颖（他的妻子是缪贤人）是香港移民，很适合执导这类横贯东西的移民题材，影片人物众多、关系复杂，却被处理的丝毫不乱、不温不火。摄影机大多保持在静位，其构图工整，伴随大量的慢摇凸显出传统的东方神韵，也流露出部分的西洋版画风格。遗憾的是影片剧情上总有些虚假，部分情节不可信，表演上也透射出浓重的舞台化痕迹，成为影片之中的一处瑕疵。本片由奥利弗•斯通监制，收罗了温明娜、周采芹、卢燕、邬君梅、俞飞鸿等众多明星，连第四代导演吴天明也有幸客串了一把，足见影片整体的强大。《喜福会》入围了1993年奥斯卡奖的评选，在市场上也掀起了一阵“催泪”狂潮，成为当年的卖座佳片，也帮助王颖在好莱坞站稳了脚跟。

    说起来《喜福会》这样的女性故事本来就是无比动人，更何况还有那蕾切尔•波特曼气势恢宏的配乐感染着心绪，影片的结尾里，三个未曾相见的姐妹抱在一起哭泣，我明知道那很假，泪水仍然悄无声息的润湿了眼眶，文/灰狼

可能是小时候在电影频道看过一遍，没太大印象。
现在发现了点问题：
其一是故事太典型，而且抽象到只有冲突，显示出因为对中国近代女性地位与中国社会现实的自以为是导致的不合理。
其二是寓意太明显，没有让人想的余地，基本上可以拼科教片。
要是失败的话，可能就在导演编剧太讲究上面。

如果看故事的话，结构很巧妙，每个人的自述让电影有了博尔赫斯小说结构的味道。画面普遍要美一点，相比中国摄像机拍的而言。

演员倒是基本不认识一个，只是看FRIENDS的朋友一定会对第二季前几集出现的朱莉有印象（因为她是华裔），那么你应该能在电影里看到她的身影。
而且很奇怪，那些女演员虽然都有典型东方人的面孔，但是发型和服装的变化能让她们产生天壤之别，借那谁一句话，要么就能上街买菜，要么就能上街卖身，真是奇妙的很啊。

最近看到版上和其他论坛上关于抗议ABC仇恨言论的报道和评论，感受到了亚裔社区的发展壮大和思想觉醒，心中充满了正能量。亚裔美国人赢得尊严的关键，对外在于勇于抗争，对内在于消除自恨。最近看到的当年一度被捧得很红的电影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正是亚裔自恨文艺的典型。然而看到网上的影评，竟然以正面评价为多；周围的亚裔与非亚裔朋友，赞扬者亦不少。因此有必要向大众揭穿一下该电影的思想本质，以正视听。

电影由华裔美国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小说改编，讲述了一些中国女性从男权社会的中国，辗转移居到自由平等的美国，使自己和女儿们过上美好生活的故事。电影在展现这些女性在美国生活的同时，穿插讲述了她们在中国的经历，包括遭遇包办婚姻和恶劣婆婆，嫁上无良男人，被迫抛弃亲生孩子等等。通过对中国及亚裔美国人社会极尽夸张失实之描绘，客观上丑化了亚裔形象，迎合了传统白人社会对亚裔的负面刻板印象。虽然作者为亚裔，内容表现亚裔生活，但在思想实质上却是实实在在的反亚裔文学。下面列举电影的具体手法。

一，制造一种中国是极端男权社会，美国充分尊重女权的假象。

电影为了刻画出一个残害女性的变态中国社会，将女性可能的所有最悲惨经历，经夸张后集中在剧中人物身上。Lindo Jong在中国长大，先是四岁时被母亲包办许配给有钱人家的儿子，稍大一些进门后又因未能怀孕，遭遇恶婆婆刁难虐待，终于忍无可忍设计逃离。另一位中国女性Ying-Ying，嫁给了一个婚前极尽伪装婚后却嫖妓而且虐待妻子的中国男人，被虐待后的精神恍惚中，在浴盆里不慎溺死了自己的幼子。

中国历史上曾是男权社会的事实毋庸讳言，但这一事实在各国各种族的历史上并无差别。自古以来欧洲美洲的白人社会，妇女亦是男性的从属。圣经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哥林多前书11:3），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彼得前书3:1），与中国三从四德之“出嫁从夫”异曲同工。各种法律条文规定的公民权利也往往限定于“白人男性”，美国直到1919年，才通过宪法修正案赋予女性选举权。而在当代，两性平等成为世界共识，亚洲国家女性的地位，也并不见得低于西方白人国家。因此无论古今，亚洲与西方社会中的女权状况，并非是电影描绘的地狱天堂之别。

二，刻画一种亚裔男性都是变态，白人男性都是天使的对比。

剧中Ying-Ying在中国时的丈夫，婚后抛弃老婆孩子，经常彻夜不归，一天妻子在餐桌前苦等丈夫回家吃饭，丈夫却带着妓女回来，并且以恶毒语言辱骂妻子。Ying-Ying移居美国后生了女儿Lena，她所嫁的亚裔丈夫可谓集自私猥琐之大成。约会时要求与女方平分账单，婚后一切花费也均要平分。分账单时女方专用的卫生棉和洗涤液不计算在内，但男方独享的冰淇淋却要计算。Lena有句台词，“I married a Chinese man to please my mother”，听起来好像若不是为取悦母亲，嫁给同种族的男人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与亚裔男离婚后，被白男Richard“拯救”，找到了“真爱”。而作者谭恩美本人，嫁的也是白人。剧中其他有故事情节的亚裔男性，亦均为负面形象，而白人男性，则都是以“白”马王子的形象出现。可见电影鼓吹的女性“自由”，不过是摆脱同族的男人，随心所欲找白男的自由。

三，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白人至上意识

电影开头的女人的自述中说，到了美国后，我要生一个女儿，她跟我一模一样，但在那里“no one will look down on her, because I will make her speak perfect American English”。仿佛会说英语，会说“标准美式英语”，是一件多么有面子的事情。又仿佛亚裔女人说不好英语，就活该被人看不起；说一口白人口音的英语，就脱亚入欧，一下子成了人上人。诛心而论，作者似乎认为少数族裔要靠模仿“主流”白人来提高身价。（说来惭愧，本猥琐男说了这么多年美式英语，也没感觉因此被人look up to）

四，将亚裔父母和家庭刻板印象化

剧中的亚裔父母都是不可理喻的怪人，毫不关心子女的感受，强迫他们练钢琴，下象棋，并在孩子取得成绩后将孩子作为炫耀的资本，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遇到矛盾时，表现出的也是一副刻薄粗暴的样子。移民家庭中第二代土生子女与第一代移民父母的文化冲突并非罕见，网络上的笑话，时常能看见亚裔小孩挑剔父母的英语的，墨西哥裔小孩说父母在家做的动物内脏恶心的，非洲移民的小孩嘲笑父母剪开塑料瓶子把里面的化妆品刮得一点不剩的。这些都是无伤大雅的笑话，但电影却是把亚裔父母刻画成了阴暗的人格形象，性质明显不同。而且这些更迎合并强化了白人社会对亚裔家庭教育的刻板印象。在这种刻板印象的影响下，很多人甚至将亚裔孩子等同为“高分低能”，从而认为基于种族划分的Affirmative Action对亚裔造成的不公正是合理的。

五，忽视亚裔社区作为整体的事实，割裂亚裔男性与女性

剧中老一辈的女性，在中国遭遇离婚丧子的苦难，后来却过上了天天打麻将的幸福生活，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她们来了美国。她们的女儿，曾经遭遇变态恶心丈夫，离婚再婚后却享受到了甜蜜的真爱，又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她们嫁了白人。电影通过夸张的对比，营造了一种假象，似乎亚裔女性地位的提高，既不用依靠自身的奋斗，也不用依靠亚裔整体地位的改善，更跟同族的亚裔男性没有关系，而是仅仅依靠美国社会，更准确的说是“主流”白人社会的垂青施舍就足够了。然而事实是，亚裔女性和男性并非两个毫不相干的群体；在多种族社会里，一个种族就是一个整体，不分男女，一荣俱辱，一损俱损。希特利排犹灭犹的时候，那些嫁了日耳曼男人的犹太女人，难道她们的丈夫能帮她们逃脱迫害吗？幻想在一个种族的整体地位不改善的情况下，将该族的男人抛在一边，单独提高女人的地位，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总而言之，这部电影通过对亚裔的自我丑化，包括对祖籍国的丑化，对本族男性的丑化，对家庭教养的丑化，迎合了美国社会对亚裔的固有偏见，从而得到与其水平不相称的追捧，其书当年号称四大畅销书，其电影也获多个奖项。众所周知，好莱坞“主流”电影对亚裔的矮化丑化几十年上百年如一日，即便如今，电影中的亚裔男性也多为矮小，丑陋，胆小，猥琐，阴险的小丑或恶人形象。“喜福会”自诩为亚裔作者的亚裔文学，但片中的亚裔的丑化却与好莱坞不分伯仲，称之为伪亚裔文学（Pseudo-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甚至反亚裔（Anti-Asian）文学都不为过。而且电影以“女权”为噱头，鼓吹的却是既不值得推崇，也不可能实现的伪女权。而很多观众却只看到表面的女性元素或者亚裔元素，就对电影加以推崇，而未能站在亚裔美国人的角度，细究其暗中宣扬的精神内涵。希望这篇评论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