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后

一．

数年前看《无问西东》的时候，“听雨”的情节打动了我：我竟不知课堂还能这般浪漫，从此对西南联大，有了更多美好的幻想。而《九零后》这部纪录片，则通过当年联大学生口述的真实的历史，补足了我对其无垠的遐想。

《九零后》是一部抢救史，影片里出镜的这几位联大学子，平均年龄已经96岁，很多人的讲述，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都是今生的最后一次了。而这群老人，后来都成为了我国学术界各领域的泰斗：翻译过《呼啸山庄》的杨苡，翻译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巫宁坤，《让子弹飞》的原著作者马识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等等。

1937年，国家山河破碎。南京的沦陷让北大与清华意识到要早做准备躲避日军的铁蹄，于是这帮师生辗转来到长沙，还没在长沙缓过劲来，战火的逼近让他们继续往西南角迁徙，前往昆明。杨苡说：“明明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我们却要先前往上海，再到广州、香港，从香港到越南海防，从海防再坐火车去昆明。”

最后，北大、清华、南开等几所高校在昆明定了下来，在最简陋的环境里，开始了最艰苦的求学之路。

为了补贴生活费，很多师生会在外面兼职上课，或者做肥皂，养猪。解决了柴米油盐，还要面对时不时响起的防空警报。汪曾祺甚至为此写了篇《跑警报》的文章。汪写道：“‘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跑到松林里或者沟里头，有的聊天、打桥牌，也有看书学习、交谈学问的。汪曾祺写到一件趣事，跑警报时大家都会带点值钱的东西，于是有个哲学系的研究生曾做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就有人丢金子，我是人，那么我就可以捡到金子。结果他真捡到了两次金戒指。汪曾祺说：“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当然，这都是苦中作乐。战争终归是残酷的，王希季回忆跑警报时就哀叹道：“我绕着城墙走，城墙前面有一片地。那是惨不忍睹啊，那真是，尸首分得遍地都是，真是很惨。”

尽管外部压力如此之大，却并未磨灭这群学子搞学问的热情。对此，汪曾祺说：

“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即便面对侵华日军三不五时的空袭。”

他们可能不在乎生死，不在乎环境的恶劣，因为他们有自己在乎的东西：那就是自己所钟情的专业。跨越一座城，去听一节课，对知识最大的尊敬莫过于此了。西南联大创下的教育史上的奇迹是惊人的，或许用邓稼先最爱的那个单词来评价联大学子恰如其分：pure。

没有那么多杂念和欲望，战争的苦难已经让他们饱受折磨。于是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坚定自己崇高的理想，摒弃杂念的纯粹，钻进学科中，让他们成为了传奇。

二．

一直以来，我很喜欢卡夫卡那句话：“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和平时你寸步难行。”

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开口闭口就是211、985、划档线等等，感觉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那点分数，那会儿没完没了地做题，只是为了让自己对题目更熟悉一点，最好是达到肌肉记忆的程度，对，就是像机器人一样地答题。如果说自己还有残存的热情与温情，那我应该都留给了被我妈反复没收与撕毁的日记本。

到了大学就好了。他们都这么骗我们，骗我们说大学轻松，一周都没几节课；骗我们说大学自由，可以学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早早就幻灭，或者有人生来就可以接受现实的庸俗，但我，我真的以为到时候可以和喜欢的人去同一个城市读大学，读自己喜欢的专业。

真到报专业的时候，我家里人全七嘴八舌地来了：学财经，好赚钱；学师范，好就业；就在老家附近的城市读，方便。

可我真的好想像奥德修斯一样去远征、去冒险，好想与狄俄倪索斯痛饮大醉啊！

来到大学，到了大二的时候，还是偷偷摸摸转到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某个文科专业。如果有选择的话，肯定是想去中文系，但我们那是个理工科的学校，没有中文系。就连我转去的这个专业，也是没人去的垃圾专业，当时我大学同学很认真很严肃地问我：“你是不是头脑……”她碍于情面，没说出“有病”那俩字，我替她说了。

对，他们都积极地做着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他们活得好有动力啊！可是为什么我只看到了冰冷……

然后我选择自我放逐，在图书馆读着一本又一本被他们认为是没有意义的闲书。

读了那么多“闲书”，我想那我考个文学系的研究生吧。认认真真准备了，却碰上学校压分。那再来一年？我妈却不愿意再投资我了。没钱。那在职考吧，但工作真的会消磨光我所有的意志——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在职考研成功的，我每次下班回家就只觉得想死想吐。而且再一次考就能考上么？可能我这种人，我这种性格，注定要做一个废物吧。

我经常和朋友说，我好羡慕那些人生每一步都稳稳当当地走向成功的人，而我，要么试图向前然后一脚踩空，要么就是在泥淖里打滚。

我觉得我没有未来，没有出路。如果可以回到高中，我希望自己不要那么认真地读书了，没有意义。学好数理化，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双十一的时候算满减优惠的么。

毕业后我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机构的语文老师，大家目标都很明确，家长希望自家孩子能快速提分，领导希望我们能多骗几个傻子报班。平时磨课，不为真的教育，而是为了怎么提升个人魅力，吸引孩子——说白了，不过就是个会上课的销售。有次磨课的时候讲到西南联大，我卡壳了，组长问我是不是忘了下面要讲什么，我不能告诉她那一刻我好想哭，所以我只能说，对，我忘了。

做着商人的事，讲着文人的梦。这样的课不上也罢。太虚伪了。

崇高的梦被践踏至脚底，到处都金钱至上。没有出路，于是自行熄灭心中压抑的那团火，然后和他们一起丢掉自尊，抛弃幻想，嬉笑，成为资本的奴隶。

然后回头看着他们在战祸频仍的时代里，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为了理想，为了一腔报国豪情，勤奋学习，自由地交流学术，在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岁月里，守住最后一方学术的净土，以一己之身，成就理想的伟岸。

于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饱含热泪想起那句话：

“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和平时你寸步难行。”

终于还是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导演说这部电影是她在《 西南联大》基础上的推翻重来，否则就是《西南联大》的浓缩精简，这样毫无意义，也不可能取舍。

“推翻重来”给了观众非常不一样的一部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可以说耳目一新。

电影从西南联大组建开始讲起，按照时间顺序，一直讲到西南联大解散。主要讲的不是老师，而是学子。联大解散后，还有一部分讲学生们归国报效祖国的内容。

可以看出当年的学子们是很艰苦的，时代背景也很残酷。可是电影除了学子从军那段比较悲伤、壮烈以外，整体给人的感觉竟然是浪漫的。毕竟是当年的精英学生，是后来的国之栋梁，这群“九零后”在当年如此困难的时期，心中仍然是纯粹的。

贯穿全片的主题曲《松花江上》时而用吉他独奏，时而用口琴独奏，那么优美又那么深情。选取讲诉的故事有的有些欢乐、俏皮，甚至还有关于爱情的片段。

这部电影的情绪基调并不悲伤，主要是浪漫和美好，让人向往那个伟大的学校，因为那个学校播下了希望。

这些“九零后”学子们就是希望的种子，他们成长后开花、结果。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建设了国家，而现在，这些大师、先生们的学生的学生又再次成为希望的种子，未来的栋梁。

大师们都九十多岁了，这部电影里的他们充满了青春，而电影则充满了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尊重和崇尚。

关于工作节奏这个问题，最近我在上海的广告行业内工作了两个月，有了非常直观的感受：除了快快快，还是快。这样的节奏，使我感到身心俱疲，因为适应这样的快节奏，不仅需要在工作时间内高效快速地运转自我大脑，手上动作，团队协作，同时，还需要挤压原本属于个人业余的生活时间，于是工作和生活就失去了平衡。

但这可能就是视频广告行业的常态？

有一次，团队聚餐的时候，监制老师跟我开玩笑，说我工作时是做纪录片的速度，需要加快。确实，广告行业和纪录片行业的工作节奏是大不相同的，不同的纪录片制作，也有不同的节奏。

一般来说，剪辑这个工种是没有规律节奏的，日夜兼程地在电脑前调整与琢磨就是剪辑师的常态，但我有幸参与了纪录片《九零后》的拍摄与制作的全部过程，也在这部纪录片中参与了剪辑工作，也因此体验到了一种做剪辑工作的“非常态”工作节奏。我们的导演徐蓓老师，认为工作和生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状态，但二者又是紧密相连的，只有好的生活状态才会带来好的工作状态。所以她为后期工作团队安排了固定的工作时间：工作日上班时间剪辑，午休时间一小时，周末也有一天时间休息，后期过程中也从未加过班！这样的工作在常规上班族眼中也许就是常态，但对于影视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却并不常见。当然每一部影视作品的制作周期不同，但我还是想分享一下《九零后》这部纪录片的工作节奏给我带来的感受。

这种看似非主流的工作方式，为我们每一阶段的剪辑都提供了更充足更新鲜的思考，也避免了更多可能因为赶进度而忽略掉的细节。所以有时候头天解决不了的剪辑问题，通常会在第二天或者周末放松的空隙中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这其中有团队进行观点交换推进缓慢的时候，也有观点一致进展飞速的情况，总之就是在相对规律的工作节奏中松弛有度地进行了剪辑工作。于是整个后期过程从最开始的第一分钟到后面的150分钟版本，再从150分钟的版本调整到最终成片的104分钟版本，这个在我看来非常复杂的工作，就这样一帧一镜地在愉快的过程中完成了。这就是纪录片《九零后》的工作节奏。

现在再来思考工作节奏这个事情, 我想每个行业，每个团队应该都有自己的节奏，也有不同维度与深度的探索，需要不同的节奏与方式将我们所需要的内容进行提炼、组接。作为《九零后》这部纪录片的剪辑助理，在跟完了整个项目之后，我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有条理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可以把很多看起复杂的大困难分解为一个个小问题, 然后愉快地一个一个解决掉它们。这是我所体验过的高效又松弛有度的工作节奏。

当然，最后还是希望更多的观众，更多的朋友，在工作之余到电影院，感受一下纪录片《九零后》中的人文历史，也希望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能够丰富一点，趣味多一点，让生活的节奏律动起来。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闻一多曾经要大家写读李贺的笔记。汪曾祺帮自己的低年级同学捉刀了一篇，然后深受夸奖：“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而那句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的句子是这样的：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这样的天才不止是李贺，还有西南联大的那些《九零后》。电影可以酷似小说，也可以是散文，但像这部电影那样的，就是诗，浓烈到岁月都无法减损光芒的诗。

　　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电影开始不久，巫宁坤先生说起日军侵华，回忆学校礼堂里的女生不禁唱起《松花江上》，一边唱，一边泣不成声。在这部电影里，如此肆意纵情的哭泣不多。当时九十八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获得者许渊冲，九十九岁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一百零一岁的《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一百零六岁的《让子弹飞》原著者、作家马识途……十六个人里面，他们更多都是带着微笑。

　　无论是眼泪还是微笑，总要从一九三八年说起。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沦陷。南开大学直接被日军的炮火炸为废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停止办学。三所大学决定合并南迁，先是迁到长沙，组成长沙联合大学。随着长沙也面临沦陷，于是进一步从长沙南迁到更加偏僻的云南。一九三八年四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简称“西南联大”。这所大学只存在了短短八年零八个月，诞生了一百七十二位院士，八位“两弹一星”元勋，二位诺贝尔奖得主……

　　衮衮中华，往往乱世之中反而诸子百家璀璨争辉。而在那个山河涂炭，乱世将倾之际，西南联大同样创造了一个堪比英美的学术中心。天文学上说我们看见星辰，都是已经多年以后。那些微笑和哭泣的老人，便是在那么多年以前，歌之咏之。如今，我们有幸见到。

　　大家从四面八方往云南奔赴，从内地，从国外，从长沙，舟车之苦，离乱之痛，谈笑之。而其中的“湘黔滇旅行团”由长沙乘船到益阳，再从湘西徒步穿越贵州省，凭一双脚千里迢迢。途中历经各种天堑险途，匪乱兵灾，经六十八天行军，在中国西南大地艰难行走三千五百里。可谓学生版的长征。

　　当时那些少年，那些夫子，奔赴西南联大，大抵就是这样一个念头：国难当头，学什么可以帮助国家。国难当头，国家又需要我在哪里。

　　就如杨苡老人说的：当然高兴，去了那就没有日本人了。于是，纸上多了一行行的诗。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些年，我们的家，在云之南。

　　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从电影拍摄到公映，导演拿到了十六位前辈的所有授权，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三位大师离开了我们。八十多年前，在那片土地上有更多的人离开了我们，包括牺牲时年仅十九岁的缪弘：

　　「宁愿闭起双目，以免再看见人间的不平；

　　宁愿堵住两耳，以免再听到壮烈的声音。」

　　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 缪弘 遗诗《赶快》

　　缪弘前辈的父亲是汉奸，所以入学之初甚至修改了父亲的名字。而在战场上，作为翻译的他，当同行的美军恐惧退缩的时候，依旧用自己的胸膛迎上来敌人的子弹。他冲上去的那个瞬间，真正是血之花而怒放。

　　在电影里，有位老先生这么说：当时想国家需要什么呢？需要炸弹，那么我就去学化工，去学造炸弹。

　　那时候我们的国家需要的何止是炸弹，所以他们去学习各种知识，学习各种这片土地上所匮乏的，他们用自己的血肉在黑色的纸上画着画，那些画就像饱尝血肉的诗，昂扬着划破彼时黑沉沉的天。

　　他们奉献的不止是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不止是呐喊，更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毅然奔赴现场。

　　美国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的战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1946年5月14日公布)，授给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名单共有三百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军官和技术人员和军事翻译员。在52名受奖的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6人，他们代表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获得了这项荣誉，这也说明了军事翻译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

　　联大三位常委正在读大学的儿子都率先做出了榜样：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和蒋梦麟之子蒋仁渊都志愿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不仅如此，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之子查瑞传，任参战汽车部队驾驶兵。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子冯钟辽，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其中还有在解放以后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查良铮。

　　一个人的血不够，那就让一个人接着一个人的血开满大地，那“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在大地上，在青天上，在云之南。

　　三、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

　　许渊冲先生说那是最好的国文课，那么多厉害的先生集中在那里奉献着自己的才华；杨振宁先生却说那样的文科教育有些混乱，不成系统；巫宁坤先生也说课堂上学不到多少东西，倒是在茶馆里和同学师长的闲聊有很大裨益。

　　但他们也许都上过罗庸先生的课，听着他讲杜甫的诗的时候忽然停顿，走到窗前：那里就是长安，那里就是终南山。

　　“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并不仅仅是奉献了诺贝尔获奖者，奉献了那么多院士和专家，它更是在血液里为往圣继绝学，让这个世上多了那么多“Pure”的人……梅贻琦校长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那些大师的黑板下面，坐着未来更多的大师。那些人，学到的何止是一首诗，何止是很多首诗。

　　一九五零年二月，朱光亚、王希季归国

　　一九五零年八月，邓稼先归国

　　一九五零年十月，吴大昌归国

　　一九五一年，巫宁坤、许渊冲归国

　　一九五三年，查良铮夫妇归国

　　一九五五年，郑哲敏归国

　　……

　　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六年十月，2290位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他们就如当年的学子，从四面八方奔赴呼唤他们的地方，那时候，他们也很年轻。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杨振宁和邓稼先少年时候经常浩叹之长吟，到了暮年自然会让人想起“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其中唏嘘，又何止一人一事。而当电影结尾处老人们回忆着自己的学号。耄耋之年的他们清晰而坚定地说出着那一串串数字——「我的学号是N2214，我这一辈子都记得」、「我的学号是联580，我还记得」、「T3404，四年都是用这个学号」、「25829」、「33201」……

　　每个人，都是像写在黑色纸上的画那般的诗，每个人，都是开满遍地的野花，他们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应该就是年轻：

　　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

　　这个我们，是他们，更是我们。

今天是2021年5月23日，袁隆平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晚上6点学院组织我们在小剧场看了纪录片《九零后》。这一次高校路演，相对于其它路演而言从时间节点和题材方面对我来说都很不同，所以我拿起笔，试图去记录些什么，尽管生疏，但想倾诉。

下午上完英语课，上课的地方离学校只有1.3公里，因为不想错过太多内容，虽然没钱，但还是“奢侈”了一把，打的回学校、赶这一场我期待已久的电影。到了小剧场，庆幸电影未开始，找到倒数第三排朋友旁边坐下，第一次看见小剧场里放置了大荧幕，师生们都坐在下面静候佳片。关闭所有灯光，关闭剧场门，剧场陷入黑暗中，电影也开始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刻。作为为数不多的集体观影，学院此刻好似回到了我未曾谋面的20世纪。

一直很仰慕西南联大师生的风骨，通过这部影片，我对西南联大更了解，在观影过程中也数次落泪。它看似是一部主旋律的纪录片，讲述国家危急存亡之时中国最顶尖的知识精英的选择，讲的是先生们在面对抗日战争的时候想的是怎样科学报国，但是它不是像很多科教视频那样生硬的灌输，而是把艺术和民众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联大的师生关系很令人艳羡，老师和学生私下也会聚在一起聊天，亲同一家。我想这跟时代背景、大学教育背景和联大兼容并包的教学理念有关。很羡慕这样的师生情，现在大学里学生和老师的距离好像很远，因为老师们都很厉害也很忙，我们又人数众多，老师们未必能记得每个学生。

观看时，我想起我上学期的通识课老师来。我修读的是一门建筑课程，老师学识渊博，令人敬佩，我和同学们很爱听他讲课，他会让我们上台分享自己的看法，什么都能说，课堂上也聊到了很多建筑之外的事情。有一天去上通识课的路上，我正走着，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这位老师。我很开心，因为平时上课虽然坐在第一排但没怎么发过言，那么多来自不同学院的学生，老师竟然记得，还主动跟我打招呼，第一次碰见这样的老师。我们便一道前去教室，路上谈起各自的故乡。对我来说，这是太难得的经历，感谢通识课，不仅教会我很多东西，而且让我意识到在某一专业多有研究的教授未必就是高高在上的，很多老师愿意同学生亲近。

说到时间节点，我很感慨。一是在于今天是袁老去世第二天。未曾谋面，先蒙其恩，先生之风，山高稻长。和袁爷爷一样，纪录片里当年青春飞扬的青年学者们已然成为了九十多岁的老者了，但是到九十岁，袁爷爷还在工作，先生们也还在读书、钻研。从他们身上，我是真的看明白，只有不断思考学习才能让人思维灵活，只有常想着为国家、为人民带来点什么才能成为“Pure Enough”的人。

二是看这部影片是，我也正处于和他们当年一样的黄金时代——大学时期。大学是人和人相逢的场所，在大学这种群居式生活之下，有很多难忘的经历。一次争得面红耳赤的观点争执、一起在影院并肩看过的无数部电影，所有的这些平平无奇都会成为日后回忆大学时的点点星光。当年的他们和如今的我们一样，也是充满少年心气，也会想着怎么和喜欢的女同学见面，也会收获很多珍贵友谊。但他们即使在“跑警报”时也带着书本，在战壕里也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学成之后，他们创造出了令世界瞩目让中国人腰板更直的氢弹、原子弹、人造卫星。我所要学习的，是他们对待知识的态度和理想的高度。

升入大学二年级，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困惑，既然无论有如何成就，人最后都会成为“黄河沙”，那么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为此，我还去咨询过学校的心理老师，但她的回答好似不能完全说服我。经历昨天，看完影片，抛开那些格式化的语言，我想说人生的意义很大程度上的的确确在于能为所爱的人、事、物做点什么。站在经济腾飞的21世纪20年代，我们物质上应有尽有，再也不用挨饿受苦，但总有些精神不能丢掉，总有些远方的人不能忘记。坐在倒数第三排占据着相对制高点，在世界陷入短暂静默的1个多小时内，我观察到除了零星几个同学亮起过手机屏幕，大多数同学都沉浸在电影中。

影片结束后，掌声持续，这是我们对西南联大师生和纪录片制作者们的敬意，发现我的通识课老师携夫人、儿子坐在台下。

是今天这么一回，让我希望大学生活久一点，让我想要把书读下去。

5月29日，请去电影院吧，那些我苍白的文字无法表达的，让它用影像告诉你。

看到今年高考语文作文题的时候，我笑了。后来一想，或许我早该习惯了吧，真是没见过世面。我们所反复强调的过去“伟大”历程不也总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么。即便是古代，那些为官做宰的优秀人士，往往他们表达出的对于朝廷强烈的爱也似乎总是超越于爱老婆之上的，这是一种传统。如此想来倒也平静了，且深切地感到这种题目是应该彼此“皆大欢喜”的。出题的，如此完美地完成了上级组织委派的任务。做题的，通过一点技术性的应试操作，争取一点分数换取个好的前途。批改的，这种可量化的批改模式打起分来还更省力，免得因为各自审美不同解读立意不同而对同一篇文章怎样定夺争辩得不可开交。在“改变命运”这桩大事面前，什么艺术性，思想性的愿景之类还真得先放一放，吃饭要紧。吃饭学用筷，上路学驾驶，考试学应试技巧，人生于世，为了生存谁还能避免一点技术性操作？不寒碜。一旦这技巧练得炉火纯青，出类拔萃了，还可以被冠之以“做题家”的名号，成了大家，岂不快哉。这样想着，于是我的精神如阿Q的一样，又一次大获全胜了。 还是那句话，写应试作文，就像戴着枷锁跳舞。即便是被绑缚着手脚，跳的舞成什么样子，还是大有讲究的。就拿我最近看的舞剧《努力餐》来说，虽则是明确的抗战类的红色主题，思想上无法作出一些更深的挖掘，但是此剧依旧可以打动人心，也获得了“荷花奖”，可以看出是被专业人士极高肯定的。在我看来，首先是舞蹈，场景，音乐，灯光，道具，服饰，情节编排之类的用心。如同作文的谋篇布局，语言功底，表达技巧等，是最外显的也是硬件设施，属于第一印象。其次，用典，联系古今中外。譬如此剧在黑夜中的打戏让我想到了京剧《三岔口》的名段，同时川剧变脸的加入也增添了一些传统文化气息。“努力餐”这个题目承袭了古诗《行行重行行》中“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一句，抗日战争中妻子与参与抗日救亡丈夫的生离死别，与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思妇与游子的乱离相思有其共通性，古今相续，回返联结，于是一下子有了纵深感。在文章里用些典故，便可以在内容上变得更加充实，丰富，看起来更为厚重，意在言外，拓宽了表现空间。再次，落到实处。《努力餐》以一家饭馆的经营为线索展开抗日救亡的宏大叙述，以小见大，化虚为实，以几个小人物的生死哀乐，离合聚散，折射出特定时代历史情境下一群人具有典型意义的情感与价值取向，而不是喊口号式的，或是夸张式的空洞编排。同时，“民以食为天”，“吃饭”最关乎百姓民生，最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贴合。车老板办的《大聲》报上那句“为百姓加餐，努力努力。挽民族危亡，血战到底”的标题口号，既接地气，又鼓舞士气，是为点睛之笔。另外，还有细节的处理。譬如《努力餐》中打动我的细节，是在老板娘给难民施舍饭菜时，难民们破旧衣服上被大雨淋湿的斑斑点点与泥土的尘垢。是在离别的那一天，晨曦透过窗棂时绘就的一副光与影的斑驳图画，以及其中正在一步步离去的车老板的黑色长袍剪影。是老板娘梦见丈夫归来时喜悦又嗔怪地将洗脚水用脚撩起一点甩到其脸孔上的俏皮灵动可爱，以及在发现原来不过是一场梦时斜阳却照深深院的怅然意绪……此外还有隐喻象征的运用之类……（太多了，再写下去要偏题了...） 想到最近刚看的电影《九零后》，其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使我感慨。在抗战时期的昆明，西南联大的学子杨振宁和邓稼先常常登高远眺，一起吟诵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山河沦落，草木凋零，慷慨悲壮的语句，开阔雄浑的意境。无论是学文还是学理，不需要被要求，不需要表决心，彼时的学子腹中大多装着古人的经纶，心里装着浩大的河山。 比起“个人主义”，我们这个民族好像更爱提“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强调个体为了更宏大的事物而牺牲奉献。在我看来，真正的集体精神，是在作为独立的个体自我充分觉醒的前提下的一种自觉。“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他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沈从文《湘行书简》）这是一种清醒的抉择，是对自我的升华，是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宽更广更厚重的努力。有着真正集体精神的人，绝不是富贵人家养的叭儿狗，没事嗷嗷地叫几声，夸耀着自己的忠诚能干，奋斗牺牲，讨个主人的欢心，借此来换一点，它们比普通人家的食物还多还丰盛的，狗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