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世界

丹麦电影《更好的世界》直面惨淡的人生，展现了暴力、宽恕、正义的复杂性，摘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影片围绕瑞典人安东在非洲、丹麦的工作和生活展开：作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外科大夫，安东在非洲难民营度过的每一天，都要面对愚昧、暴力、贫困、仇恨结出的恶果。非洲、丹麦的风景有多美，安东的心境便有多么苍凉。堪比纣王“剖孕妇而观其化”的恶霸划开了孕妇的肚子，一赌胎儿的性别。这样的恶人要不要救治？期盼妻子宽恕婚外出轨的安东，相信复仇只能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无法带来正义。
 
胡适推崇“宽容比自由更重要”。随着对自由的认识逐渐深入，我们发现宽容只是自由的一部分，没有什么能比自由更重要。丧失底线的宽容和宽恕，实质上是一种狂妄无知的傲慢：自以为是上帝，可以赦免人间的罪恶。宽容成为罪恶的挡箭牌，自由与自由的敌人大可把酒言欢，二战后何必兴师动众审判战犯？不惩罚邪恶，何以播撒善与正义的光辉？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的南非，犯罪嫌疑人要获得赦免也必须符合犯罪动机并非谋财害命、澄清真相等四项条件。
 
非洲不平静，领衔全球幸福指数和清廉指数排行榜的丹麦亦非人间天堂。安东的儿子伊莱亚斯身处校园暴力的旋涡，刚从伦敦转学过来的克里斯蒂安路见不平，用打气筒狠狠地给校霸上了一课。影片不愿简单地指责或赞美这样的复仇，而是希望观众思考：在怎样的情况下，怎样的暴力复仇才不可或缺、代表正义？
 
当着儿子及其同学的面，遭到粗暴攻击和羞辱的安东既未还手，也没选择报警。这倒不是因为他怕那个修理工，而是觉得以暴制暴解决不了问题。为打消孩子们的疑虑，证明自己毫不畏惧，安东找到修理工，后者竟越发蛮横。觉得无须在这样的“白痴”身上浪费时间的安东，俨然非暴力主义的忠实信徒，孩子们则更加困惑，难道这样就算了？
 
不分场合、对象，非暴力主义不过是迂腐的代名词，圣雄甘地的伟大与其局限一样醒目：反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认为只要拥有非暴力信念，“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甘地甚至非常认真地建议犹太人用和平方式反抗希特勒，犹太人精神领袖马丁‧布伯当然不会同意：“对于不明事理的人，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有可能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了。”时至今日，印度宪政之父安贝德卡、敢于向殖民者操控的议会扔炸弹的巴加辛在印度的影响和威望，远远超过了狭隘地理解、维护种姓制度和印度教的甘地。假如没有暴力革命的威胁，面对的不是13世纪就建立了议会政治的英国绅士，而是日本、德国一类的法西斯，非暴力运动无异于引颈受戮、与虎谋皮。
 
回到难民营，安东尚未从非洲人的苦难里回过神来，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恶霸竟恬不知耻地声称他的手下有奸尸的嗜好，安东内心的火山开始喷发。愤怒很快传染开来，恶霸遭到难民们的围殴。《狗镇》（2003）里的格蕾斯，从宽恕到相信少了“狗镇”的世界会更好，安东从医生变成咆哮的公牛，都在表明：面对无可理喻的恶人或罪恶集团，居高临下、没有原则的宽恕这一“傲慢”的面具可以撤下了。
 
安东对修理工的“姑息养奸”引发了更大更难以控制的危险：克里斯蒂安、伊莱亚斯伸张正义，把修理工的汽车送上了天，也差点送掉了伊莱亚斯的小命。在影片四平八稳、左右逢源的叙述中，编导的态度逐渐清晰：一个更好的世界，对暴力或非暴力都不能盲目崇信；即便非使用暴力不可，也应对方式和后果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尽量减少其副作用。
 
令人失望的《慕尼黑》（2005），表明真实的历史令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大导演也望而却步：1973年4月以色列特工在黎巴嫩追杀3名制造慕尼黑惨案的“黑九月”恐怖分子，可不像影片里表现的那样怜香惜玉，怒火满腔的复仇天使在混战中打死100多人。《更好的世界》的大团圆结局过于讨巧，但它好就好在捅破了所谓的“政治正确”的窗户纸：以暴制暴固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金油，非暴力主义同样有其限度。（新民周刊）
 
 
 
 
 
 
 
 
 
 
 
 

丹麦女导演苏珊-毕尔所执导的电影《更好的世界》，勇夺今年奥斯卡奖和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奖。凭心而论，这部电影是非常典型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手法和议题上没有太多争议性，一张四平八稳的安全牌。

长久以来，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的遴选方式受到许多诟病，首先是一个国家只能选取一部作品参加比赛，在这部分，许多手法创新、批判性强的作品往往就被剔除（这也是中国作品能获得欧洲奖项，却很难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主因）。其次是片中英语发音部分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审团由大约三百人组成，他们必须看多达二十部电影，然后从中选出最好的。而这些评审成员主要是一些年纪较大、已经退休的人，因此对影片的偏好自然是中规中矩。今年奥斯卡奖的评审过程虽然做了细部调整，将评审团分成几个小组，减少看片的数量，但结果似乎没有太多的差别。

《更好的世界》的拍摄手法和议题内容都在一般的水平之上，只是它是否是2010年间最好的作品，很多人都抱有疑问。《更好的世界》的丹麦片名是“复仇”，但参赛国外奖项时，导演将英文名称改为“更好的世界”，颇有讨好观众和评审的意味。

《更好的世界》的主要议题是“暴力”与“报复”，影片中运用了许多二元元素来突显人性中的挣扎与困境。影片主角安东是一个从瑞典移民至丹麦的男子，平日在非洲的难民营行医，妻子和两个儿子则居住在丹麦一个平静的小镇。由于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战乱不平的世界，安东必须面对大量的血腥伤害，极尽全力救助暴力的受害者。然而在家乡，安东十二岁的大儿子艾利亚斯却因为“瑞典佬”的身份，成为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安东尽管知道儿子所面对的困境，但由于工作的性质和与妻子之间的感情问题，他被迫成为儿子生命中缺位的父亲。

安东生命中的矛盾，因为另一个孩子的到来而激化。克里斯提也是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在母亲病逝后，他和父亲一起搬到安东所住的小镇，并成为艾利亚斯的同班同学。克里斯提性格强硬，由于母亲的病逝，内心里对父亲抱有强烈的愤怒。然而父亲却因为自己内心的悲伤而不知如何处理儿子的心理问题。在认识艾利亚斯后，克里斯提很快就和他结为好朋友，并对欺负他的男孩出手，用棍棒和小刀狠狠地教训了对方。当大人们质疑克里斯提以暴制暴的行径，认为只会引起更多的暴力报复时，克里斯提回答：如果出手够重就不会了。

安东回家休假时，带着二个儿子和克里斯提一起外出，却卷入一场纷争当中。小儿子和另一个小孩为了秋千起了争执并动手推拉，安东出面将两人分开，却引来另一个孩子的父亲的不满，这位父亲是一个汽车维修工，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儿子而动手推打了安东。尽管场面极为难堪，但安东认为不应该降低身份和对方动手，于是带着孩子们转身离开。但这件事在艾利亚斯和克里斯提看来，却非常不能接受，催促着安东找对方“算账”。无奈下，安东找到了这个维修工，以言词指责对方使用暴力的错误性，结果对方辱骂安东是个瑞典佬，并动手打了他几个耳光。至此，安东还是坚持暴力的错误性，毅然地带着孩子们转头离去。

安东坚持不肯以暴力回报暴力，这与他的工作环境息息相关。安东工作的难民营中，每天都有大量受伤的百姓被送来，他们全是暴力的受害者，主要的加害者就是一个被称为“大人物”游击队份子。这位“大人物”整日带着武装士兵四处作威作福，甚至以孕妇腹中孩子的性别作为赌注，硬生生将孕妇的肚子破开。讽刺的是，这位大人物却因为腿伤不得不向安东求助。尽管旁边的伤患、家属及护士都要求安东不要救治这个杀人狂魔，但安东还是基于医生的道德出手为大人物治病。对安东的道德试炼并未止于此处，就在大人物的脚伤即将痊愈时，一个被开肠破肚的孕妇却死在了病床上，正当此时，一旁走来的大人物出言奚落和嘲笑了死去的孕妇。安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他硬生生将大人物推出他的医疗帐篷，冷眼看着大人物被外头的百姓包围并攻击致死。

当安东因为难民营的暴力事件而沮丧时，另一起暴力事件正在他的家乡上演着。克里斯提不能忍受安东所受到羞辱，坚持制作炸药炸毁那名修车工的汽车。这件事本来有机会停下来的，但是却在三个环节上出了错误。首先是艾利亚斯的母亲发现了克里斯提送给他的一把小刀，进而登门向克里斯提的父亲问罪，这件事造成艾利亚斯内心对克里斯提的歉疚，因此不忍让克里斯提自己去炸车。其次是克里斯提在行动执行前的晚上，向父亲提到自己可能会死去，他父亲没有追究细节，反而是愤怒地痛斥了他一番。最后是艾利亚斯透过视频向父亲求助时，安东却因为当天的悲惨事件而无心与儿子对话。结果两个孩子便在隔天清晨出发去进行报复行动。

《更好的世界》呈现的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是人性不完美所造成的困境，面对暴力时究竟如何应对才是正确的？如果忍气吞声，暴力不仅不会自动停止，还会制造更多的受害者。就像艾利亚斯在学校所受到的霸凌，尽管师长和父母都知道问题存在，但没有一个成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艾利亚斯培养出强硬的性格，才能让他彻底摆脱受害者的身份。克里斯提就是一个性格强硬的男孩，但结果是“以暴制暴”，是另一个困境。成人在面对暴力问题时，不仅要思考如何彻底终止暴力，还要思考对孩子的示范作用。例如安东，他认为正是因为孩子在场，所以更不能“以暴制暴”，然而这种软弱以对的方式，却在孩子心中激起更大的反抗意识，如果安东在面对维修工时还手，也许两个孩子根本不会自行采取报复行动。报复与否，没有标准答案。片中克里斯提说的那句话：如果要出手，下手就必须重。这话听来虽很冷酷可怕，但却有这么几分道理。

总体来说，《更好的世界》是一部很流畅的作品，但缺点是过于戏剧性，影片中安排的矛盾困境与现实之间有些许隔阂，而影片最后那个没有酿成悲剧、相互理解的完美大结局，也多少降低了这部电影的真实性与冲突性。我喜欢这部片子的议题，但不喜欢这部片子的手法，可能是因为导演是女性，所以里头有女性的感性，但也有女性对冲突的厌恶与回避，结果全片形成一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态势。

这部片子的内容无疑是很复杂而丰富的。暴力的起因往往是愤怒，安东将那个万恶的大人物推出帐篷，是因为愤怒；克里斯提相信以暴制暴，背后的原因也是愤怒；艾利亚斯的母亲在目睹儿子身受重伤时，之所以对克里提斯暴力相向，同样是因为愤怒。无论我们长到多大的年纪、拥有多少知识、对世事有多少理解，都不可能免除突如其来的愤怒情绪，这是人性，也正因为如此，暴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在这个基础上，承受暴力的人，不免以暴力还诸暴力，结果便是暴力的往复循环和放大。

只要有人，就有摩擦，就有愤怒，于是就有暴力。当今社会常常强调父母师长对孩子的教育，认为从这点上可以根除暴力，然而作为父母与师长的人，他们终究是人，他们或是因为自身的问题而在孩子生命中缺位，或是本身就纠结在内心的问题中，而无法察觉孩子的心理问题，社会从来不是完美的，成人非但无法解决儿童的暴力问题，甚至经常是儿童暴力的根源，就像安东的瑞典移民身份，就像克里斯提父亲的内心创伤。落后如非洲小国，先进如被誉为幸福指数最高的丹麦，都不能从暴力这个问题上解脱出来，因为暴力是人性问题，与道德、财富、教育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