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

【因为看的是首映，导演及部分演员均到场，答观众问。
有人提问为什么站在日本人视角。
陆川答：
其实也只是1/4的部分是日本人视角。以前我们拍了很多站在我们自己角度拍的抗战影片，但是从来没有被世界承认过；希望这部影片能走向世界，让大家都看到我们遭受过的苦难。

故。请不要质疑整个中国群体的国难情结。是人都会很怨恨。
可是！怨恨没有用。如果我们的苦难别人看不到，甚至连看都不愿意看，那么那些苦难永远只是我们自己的苦难而已。
最有力的武器，可能只是一柄最柔软的剑。却能锋利刺入每一个它到达的地方。

所以啊，仇恨若只是仇恨，最无用。
尽自己的绵力做点什么吧，哪怕不随手乱扔垃圾也是一种尽力。无非换种思维：日本干净，我们要比它们更干净。
此为举例，勿攻击。多谢！】


需要选择100名妇女去做3周慰安妇，江一燕举起手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表情说，我去。
我是从这里开始哭的。而一旦流下第一滴泪，之后便像绷断了弦一般，不能克制。
因为太难过，最后只能躺下来。

战争的大场面，因为好莱坞，已不再能震撼我。
特殊年代的英雄，因为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和几乎同一格调的措辞，也已不再能感动我。
然而，在特定大背景下的小人物，像海滩上的珍珠贝，总能吸引我一点点向他们靠近，然后深深被吸引。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曾经的统一套路的抗战题材影片误导了。
总是需要全民激奋，总是需要一个慷慨的英雄。
有人感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有***或者***这样的英雄了。于是人们说，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在倒退、是在堕落。
我说，不是。从来就没有什么英雄。所谓英雄是用来激励人们前进的。
而在一个瞬间爆发的战争里，一切由平静急转直下，人是来不及思考太多的东西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彻头彻尾的混蛋。
我们都是小人物，当镜头从人潮汹涌的俯视角度定位到某一张脸上，你会发现，在那一刻，他是平淡的也是刻骨铭心的。

我喜欢导演那样平静的刻画每一个人。
没有人是真正的英雄，也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里真正胜出。
所有的人，都是为了一个信念：活下去。
如果是我，我也会在需要选择100名妇女当慰安妇的时候举手。生命已进入倒数阶段，我并不会介意做一个筹码去换取在当时来说珍贵的东西。
如果是我，我也会在自己能力最大范围之内保护自己的家人。无论是否知道有些事情会否带来更大的毁灭，我能做的只是当下让我们都存活下去。
当一部影片能让人联想到自己，观看时仿佛感同身受，我以为这是一部好电影。
你不会觉得场面宏大到让你整个视线都涣散了。你会将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某一点上，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眼神都是真实触摸到你的内心，你是真的在认同他的一言一行。
你必须得承认，每个人身上都有光芒也有阴暗面。

因为是看的首映，有幸见到两位日本军人的扮演者亲临现场。
我对这样的演员，会不由自主地从内心生出更多的敬意。
他们与我们不同，他们每经历一个镜头，就是对自己原有认知的一次挑战。
而当影片落幕，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也许需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也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他们在这里不被当作英雄，他们回到故土兴许也要遭受舆论的质疑。
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参与到这样的一部影片中。同时感谢所有参与过抗战题材的日籍演员。
我们对于侵略者的仇恨不必加诸到向我们敞开胸怀的人们身上，同时我们也需要敞开胸怀。

若说这个时代，人们都在遗忘，这个论断我不能苟同。
最愤怒的所谓爱国青年，莫不是些在网上互相谩骂的无聊之人。
那么多帮助曾经的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的人里面，有中国和日本的志愿者，却从来没有过所谓的愤青。
如果看完这部电影，还在仇恨的人，我想，他们是带着原来对于抗战题材影片的旧认识来看这部影片的。
他们确乎过时了。

大家好，我叫陆三，可能您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认定叫什么二什么三的都不是什么好鸟，不过没关系，如果我说出我家大名鼎鼎的那位您就知道了，陆川，这回您知道了吧，就是玉树临风的那位导演，很有名的，看了我们的名字您就可以想象得出，我没他那么帅，阿川的名里是三条竖，是纵的，看起来就像雄赳赳气昂昂的大鸡巴，精神抖擞，而我这名字只有三道横，疲软不说，怎么看还怎么像额头上的抬头纹，未老先衰。

    阿川是我的弟弟，也可以说是哥哥，随便怎么说，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时刻从同一个子宫来到这个世界上，谁先谁后已经无从考证了，爸爸还没说已经先叹气了，总是这样。我只知道当我咧着大嘴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所有在场的人都被吓傻了，几个护士夺门而出在走廊上狂吐，接生的大夫顺手操起根止血钳子冲着我以防不测，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只是长得吓人罢了，我不想伤害任何人，看我火柴杆一般粗细的胳膊腿又能伤害谁呢，我伤的只是父母的心。产房另一端是欢呼雀跃的人群，父亲也丢下我跑到那边去了，那里躺着刚刚与我分别的阿川，他嚎得震耳欲聋引人注目，连第一声啼哭都哭得漂亮，他与我不一样，他这样的人生下来就注定受人关注，而我，唉，不说也罢，其实刚开始在母亲的子宫里时，我们还差不多，只是他跟我说，哥哥，我以后只管你叫哥哥，我小，让我多吃点。于是我就把我那份让给他吃了。我说这个不是在抱怨，我始终以阿川为荣，有阿川这样懂事的弟弟，谁都不忍心叫他少吃一口吧。

    从那时起，我就躲在家里，再也没出过门，我每天小心地挪动双腿从床上来到窗子前，稍有不慎就会骨折，然后在四方型的天空下挨过一整天，除了统计头顶上飞过的鸟的数量和预测天气，我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等阿川放学回家，我必须要说，阿川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尽管我没见过几个人，但我就是知道我的阿川是独一无二的，他讲故事的天分在很小时候就显现出来了，他讲老师知道的不一定比学生多，还讲日本人并不都像我想象中那样坏，他讲的每件事情都与我从书本和电视中得来的不一样，听他讲故事我只有赞叹的份，那天他对我说，哥哥，你知道我为什么比你成功么？我摇头，憨憨地傻笑。他说因为我做事情永远要和别人拧着来，别人往东，我就往西，别人吃干，我就喝稀，这个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了，什么个体的精神什么独立的思考都是扯淡，只要你把所有正常的思维反过来，正话反说，自会有无数庸人把你当成大师，把你的话当做真理，因为我发现了这个规律，所以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阿川的话我听不明白，只能嘿嘿地笑，有些话他只说给我一个人听，因为我不懂，但我知道他说的一定是对的，不然他不会如此出色，年纪轻轻就做了大导演。

    那次阿川怔怔地端详着我的脸，从来没有人这样看过我，连爸爸都不会多看我，我总能从那些闪烁游弋的目光中读出恐惧和鄙夷的信息，可这次阿川的眼神不一样，他的目光让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低下了头，阿川突然抓住我的手，我的手猛地颤抖了一下，可还是任由他抓着，阿川对我说，哥哥，我要你做我的画像。阿川的话我永远也听不懂，他那么帅，而我就像一个活生生的小老头，反差如同脸上的痰明摆着，我怎么能成为他的画像。可阿川只是不停地念叨，让我做他的画像，我只好嚅嗫着点头，阿川高兴了，我能感觉他的手在发抖，他说，哥哥，我就是道林格雷，你就是我的画像。我不知道什么道什么雷的，可能那是一种很厉害的武器吧，但能为阿川做点事我还是很高兴，尽管他要我做的事我永远也不明白。

    从那天以后阿川来我房间的次数明显更频了，他把工作中发生的事情都讲给我听，哪个人故意跟他过不去，哪些部门拆了他的台，诸如此类的，他来的时候总是怒气冲冲，满口脏话，讲完出门就心平气和了，我感觉身体每况愈下，大把地掉头发，而阿川永远是容光焕发。阿川告诉我他拍了一部伟大的电影，这部电影能让他在电影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对于这样出色的阿川我能说什么呢，只有羡慕和祝福的份。

    阿川说，哥哥，你知道我这部电影为什么伟大么？因为它无法不伟大，它必须伟大，它讲的是关于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情感，揭了整个国家的伤疤，什么？你说没人爱看这样的片子？哥哥你错了，怪不得你只能躲在这样的一间小屋里，没人关注也没人欣赏，我来解释给你听，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小时候体弱多病只有被人欺负的份儿，可有一天你发达了，你首先想的是什么？别害臊，大胆地说，没错，你想的是记住谁欺负过你，你弱的时候不敢想这些事，因为除了平添烦恼毫无用处，可现在不一样了，你自以为够强了，你有了报复的资本，有了寻仇的可能性，所以你必然翻出那段记忆来，提醒那些欺负过你的人，别以为哥们忘了，哥们居安思危，没准哪天就找到你头上，啥叫变天帐你懂么，变天账就是当你弱的时候别人逼着你去看，可当你强了以后争着抢着自己掏钱也要看，作为一个导演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技术也不是深度，那些都是哄书呆子玩的，作为一个导演就是要在一个正确的时间面对一批正确的观众然后拍出一部正确的片子，电影是要给人看的，没人看再好的电影也是浪费胶片。

    阿川说，哥哥，你知道为什么我的每部片子都叫好叫座么？因为我的片子都站得稳，站得高，别拿那部《寻枪》说事，那电影是拍着玩的，受姜文的影响太大，不算我自己的电影，先是《可可西里》，然后是这部《南京！南京！》，我的立足点永远都与人类道德站在一起，批判我就代表着批判野生动物保护，就代表着批判民族反思，就代表着不道德，因此偶尔冒出的几声批评也马上就被热烈的掌声淹没了，就像我小时候尽管很坏，打架捣蛋欺负同学，但我始终明白学习不能丢掉，只要学习好，就站稳了立场，就拥有了不破的金身，在坏学生面前，我是成绩优异的榜样，在好学生之中，我又精通调皮捣蛋，这样的人想不红都难。

    阿川说，哥哥，你知道对观众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么？那就是满足他们的情感，只要远离言情无厘头那些下三滥的题材，先确立一个宏大经典的主题，在电影院里把他们弄笑了或者弄哭了，那么他们哭过笑过后就不好意思骂你了，就算事后明白原来被你当猴耍了也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在这方面我跟朱军的《艺术人生》学到了很多，那节目真是我的良师益友，先是揭你小时候的伤疤，净挑你吃过的苦说事，冷丁弄张那时候的照片出来，一帮共患难的苦朋友在下面揪心地看着你，然后马上跟着段煽情的配乐，这全套下来没见过不哭的。所以说煽情绝对是门学问，怎么把观众眼泪都看下来还直夸导演冷静克制，那才叫真本事。

    阿川还说，哥哥，这话就咱哥俩说，话说出来弟就解脱了，就轻松了，就容光焕发了。别人都说我这片子叙事角度独特，有人干脆骂我是汉奸，帮日本人说话，侮辱咱中国人，其实那哪是骂我，根本就是夸我，我早就说过，这年头做人必须得反着来，别人向东咱就向西，别管你这东西反得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深度，你反着来一下就对了，就震撼了，就独特了。别人说日本兵坏，我偏在里面弄个好人，你问我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也不知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也不敢咬定肯定就没有，为了片子火我必须得这么拍，否则会被人骂成主旋律和假大空，现在是什么时代，是笑贫不笑娼的时代，说你是汉奸要比说你没才华强一万倍，我也想真有才华，也想拍个片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不济也得跟姜文那部《鬼子来了》平起平坐，但弟真就一普通人，别看人前春风得意青年才俊，回家一对着空白剧本就傻眼，往摄影机后一坐脑袋就嗡一下，没办法只好投机取巧，啥都拧巴着来。你说日本人坏，我就说也有好人；你说咱中国人抵抗乏力，我就弄个拼死奋战的陆剑雄出来叫你看看；你说国破就得家亡，亡国奴就得像惊弓之鸟，我就弄个唐先生一家出来，让你看看破城之中也有麻将和莺歌燕舞；你说做汉奸就得从一而终流脓淌水，我偏要叫唐先生临了来个觉醒和救赎。

    阿川最后说，哥哥，弟今天什么都跟你说了，说完就忘了，你帮我记着，谁让你是我道林格雷的画像呢，我把我的龌龊和野心交给你保管，弟就溜光水滑不留痕迹了，反正你生得丑，也不在乎更难看一点，也没人看见你，我小，你让着我。等弟老了不会拿刀砍你，弟养着你，弟现在要走了，去参加电影票房过亿的庆功宴，等弟回来给你带盒扬州炒饭。

    （途加千字文俱乐部专稿）

有个很亲密的朋友多年前一直用一个ID叫黑光8625。
有一次我问他8625的含义，他说：“你在国外的话，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86是中国的区号，25是南京的区号，8625，就是家乡的意思。”
他爱家乡爱得有点含蓄。

每个中国人满16岁的时候都收到一个号码，这个号码会跟你一生，除非你移民。
3201，是南京。
以后，无论上学，结婚，3201，都跟住你。

历史这个东西，于南京人就是，它会一点一滴融入你骨血里，教你每时每刻都不能忘记。
我们从小春游就去雨花台，我们清明去万人坑默哀，我们儿童节去参观抗日战争展览，我们青年节在30万人纪念碑前默哀，我们每年12月肃立静听响彻石城的防空警报。
我们是南京人，我们从小就知道，1937-1938年，我们死了30万人。
有人说南京人那时候被杀尽，现在的南京人都不是南京人，就好像研究古罗马历史的人说，现在的罗马人不过是外来者而已。
那又如何？南京城空，即使是涌入南京的外地人，被这时间熏陶着，已经融入石城的历史。

《南京！南京！》里面的他们，说苏州话说上海话说山东话说普通话，偶有的南京话，一来自汉奸，一来自劝说妓女断发的大妈。
但这于我来说，是全部了。
那是挹（Yi）江门，那是国父像，于是睁眼是断瓦残垣，闭眼，南京是东部一座城。
那惨白赤裸的尸体很恶心吗？那不过是陆川美化过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只会更残酷，更惊骇。

如果你不是南京人，你就不会懂得，自己脚下遍地尸骨的含义。
所以高圆圆背诵般拿腔拿调的念白怎么道出南京人出生就背负的殇，圣母般的脸怎么表演目睹杀戮后的压抑。
南京的历史对她即使日夜诵读，也不过一场速成的知识而已。
所以那些不断晃动的镜头，故作黑白的寒冷叙述，怎么将这座城的悲描写清楚。
抱歉我无法用辩证的角度看待南京，即使我能够理解战争是这样一个残忍的巨兽，其实它无情将交战双方都摧毁，我也无法接受。
就像那些不抵抗的被动受死，自私，出卖，对方没有逻辑的杀戮或是瞬间心软心碎，即使知道那是真实存在的，我也无法接受。

陆川塑造的南京，即使知道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也不接受。
我宁愿深刻同情，畅快痛恨，也不要模棱两可地冷静。

小时候看<屠城血证>会吓得捂住眼睛，而现在我不哭，不代表不在乎。

南京已经是深入骨髓的深爱和尊敬，就像3201和8625，注定跟你一辈子。

-----想要转载的同学不用通知我，请随意，谢谢你们的喜欢------

文：十一月的雨
 
德国哲学家狄奥多·阿多诺曾说过：“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阿多诺极为强调艺术的批判性中所蕴含的救赎功能，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人性分裂、人格丧失、世界裂成碎片的现实只有通过艺术这种精神补偿才能得以拯救，艺术能把人们在现实中所丧失的理想和梦幻、所异化了的人性，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艺术就是对被挤掉了的幸福的展示”。而作为艺术的代表之一的诗歌自然也承担了这一功能。
 
但是自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阿多诺不再相信人性能被艺术所救赎。在我看来，他这句话的意思大抵是：人性可以丑陋到如此地步，任何浪漫与之相较都苍白虚弱的触目惊心。
 
如何用影像去回顾这些让人惨不忍睹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十五年前的斯皮尔伯格和十五年后的陆川选择了同样的方式。我可以说，陆川野心是宏大的，他在自己的第三部作品中就企图勾勒大师们曾经的辉煌光影，像马丁·西科塞斯的《愤怒的公牛》，像科恩兄弟的《缺席的人》；我也可以说，有《辛德勒名单》这样类似题材类似表达方式的经典珠玉在前，陆川的尝试很有可能变成潜意识的模仿；但是我宁愿相信，最终促使他选择用黑白映画来展现这段历史的，是历史本身。
 
这是一段必须用黑白来展现才能让人真正理解的历史。黑白是静默、是沉重、是庄严和思考。覆上彩色之时，我们会因为血色的眩晕和废墟的荒芜，让感受止步于震惊和悲惨；掩去色彩之后，真相的厚重和惨痛才能更加拙重的撞击心灵，人们才能在压抑之后沉思到底是什么酿成这场人间浩劫？
 
战争之后，色彩是虚伪的。
 
不可否认，虽然没有颜色，但《南京！南京！》却在各个方面都充满了华彩。开头的一段巷战，激烈程度比《集结号》开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镜头却不如后者般狂烈的晃动，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推拉挪移。自从《拯救大兵瑞恩》问世以来，但凡涉及战争的电影场面，几乎没有脱离过与它相比较的命运。陆川它在不停的向我们传递一个讯息，即便是弹尽粮绝陷入绝境，我们的同胞们仍然能够冷静的抵抗到最后一刻。
就算是接踵而至的屠戮让人压抑得无法自己，但是幸亏还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脸上写着坚毅的表情，甚至还有相视一笑。面对暴徒的肆虐，面对太多麻木受死的面庞，这是我内心唯一的出路。
 
我无意主观的拔高这部电影，但是我要说，在中国范围内，《南京！南京》至少是前无古人的。陆川在现有体制、现有文化氛围和现有客观条件的制约下，已经做到最好了，它没有达到让人仰视的高度，但它值得让人尊敬。因为它敬畏历史，敬畏人性。
 
因为敬畏历史，所以他极力保持客观的视角；因为敬畏人性，所以他在不停的踌躇和反思。
 
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面对这段屈辱惨痛的历史最容易的反应就是控诉了，因为这是人的本能。想想吧，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唾骂、抵制和反对，还有一呼百应的人为你摇旗呐喊，这种方式确实让人分外热血无比畅快。但是，然后呢？心怀鬼胎的人仍旧极力否认，置若罔闻的人依然置若罔闻，可能大多数人在这之后对这段历史的概念仍然停留在三和它后面若干个零上，可能有些人会无关痛痒的抛出一句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提起这些事呢？
 
我们不能仅靠激情来填充历史的空白，我们更不能把控诉永远只作为一种姿态贯穿始终。那么，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能做些什么？
 
陆川用他的理性的思索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这种理性不是置身事外的冷漠，更不是故作高深的意淫，这是一种源于高度的自信。他相信自己可以尽量客观的还原这段历史而不是一味的否定一切，他明白自己可以跳脱出民族的局限而不是狭隘的发出一种声响。选择用一个日本人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便是基于这种自信。如果表现在电影里，它便是平稳厚实的每个镜头，是悉心雕琢的每个细节，是内心充盈的每个人物，是苦难面前的每次微笑。
 
其实这也是我最欣赏本片的地方了。日本军官角川逐渐变化不断纠结的内心，让整部影片随着他的视角不知不觉进入了另一个层面的高度。他从教会大学毕业不久，这意味着他也知道上帝懂得宽容。但是现在横亘在他面前的是赤裸裸的战争和同胞的暴行，这让他困惑、恐惧、不知所措。他在随军的一个慰安妇那里找到了唯一的寄托，于是他告诉同伴说以后会娶她。但在丑恶的战争中这种天真几乎是个童话，而他最后的慰藉也随着她的死去最终消失殆尽。
     
我很久以前看过倪匡写的一本卫斯理科幻小说，名字就叫《鬼子》。在里面他描述了一个日本人在经历过侵华战争之后的多年后，由于无法承受自己内心的罪恶感，最终选择了自杀。
 
倪匡在后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概意思是：有人说我越来越不务正业了，写的东西跟科幻越来越不搭边。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这篇文章里我虚构的这个故事，这个日本人忏悔反思的故事，我是并不相信的。对我来说，这无疑是比科幻小说更离奇的事。
 
我想和倪匡持同样观点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即使不这么肯定，也一定是充满怀疑的。就像是片中，日本军官杀了德国人拉贝的秘书之后，长久的凝视着远方的那个镜头。那一刻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在疑惑这个唯唯诺诺的中国人在死前那句威风凛凛的话的意思？为自己的行为短暂的反思？还是索性就是一片空白？未知往往让人恐惧，因为它让人性显得那么幽深。
 
我更愿意相信陆川最终的阐述。虽然在整部影片中他都在尽量客观中立的表达，但在结尾那场震撼人心的祭祀场景之后，他用角川军官的命运明确的给出了他所信仰的答案。
 
还记得电影的开头，在一片废墟之中，电影的名字缓缓出现，the city of life and death，直译过来就是“生死城”。
“南京！南京！”烙印的是中华民族的特殊记忆，而“生死城”显然是为了让外国观众更直观的触摸到这段历史。
“死”的意象显而易见，太多的已经无法叫出名字的受害者让这一个字显得愈发沉重。但是死城之中，何“生”之有呢？
 
借战争的借口释放兽性的人不在少数，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这也是让我们濒临绝望的原因。支撑我们活下去的不是民族情结也并非同仇敌忾，而是对人性的信心。角川最后经历了作为一个人无法承受的困境，他的选择和倪匡的虚构如出一辙，但我的内心却告诉我这并非是另一部科幻小说。
 
正是这些残存的人性，构建了“死”城中一缕微弱“生”机。就像逃离死亡后奔跑在原野上孩子的笑容，永远的定格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2009-4-14

南京长镜头 之 舞蹈（摘自《看电影》）

祭祀叫松井石根入城仪式，它是一个正规的阅兵仪式，电影里的是我编的。它是一个寓意性的东西，这是我拍之前就梦到的一场戏，是我拍整部电影的动力。这场戏是核心，是我花多大功夫都得拍成的。06年9月份建组的时候，我发梦，突然看到一群日本兵在一片废墟上舞蹈，这跟我说的一拨人的死亡地狱是另外一拨人的游乐场，很有联系。当是我花了好多钱拍，教了1000个士兵跳日本舞。我先培训12个舞蹈教员，这12个人再下到里面去教给其他人跳，然后再把日本人请过来，前前后后折腾了两个月。
 
我在日本看这个舞蹈时，突然就觉得，我们怎么没有啊？我们怎么就只剩秧歌了呢?我们怎么就没有一种东西，能够让大家能够忘我的去参与？我敢说这些东西都是咱们这传的。这四个舞蹈动作，是四个劳动的动作。是从他们最原始民间舞中间淘换出来的四个动作，然后我们编成这个舞蹈。日本人看了，说没有任何问题。那两个鼓手是从东京来请来的，日本最好的鼓手。鼓室在河南做的，那个声音曾让日本鼓手拒绝上去，因为好的鼓，应该是用牛皮制的。可是我们花不起那钱，用的是驴皮。拍到那个时候，我的钱其实已经没了，但是我又觉得必须得有那尺寸，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最后只能用驴皮。那天他们下飞机，在那儿敲。记得是黄昏，鼓架在半空中，拿高台把它架起来。俩人抬上去，敲一轮儿，所有人听了，觉得必须要拍。我们发现他们那个精神一直传承着，没有断过，很可怕。
 
这场舞蹈是一个极端暴力的东西，它在控制你的精神、你的愿望。在我们的废墟上，他们的舞蹈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文化和精神的占领。而且70年后的战争，即使不用武器的形式，他也会用别的方式占领你。我们经常会陷入一种狂欢，比如说突然一片儿出来，它可能很烂，可能就是个精神垃圾，可我们也陷入其中，每天孜孜不倦的聊着等你回想，为什么？这种集体的无意识，这种被洗脑，麻醉、狂热，战争行径也是如此。
 
                 　 ———陆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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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拯救的记忆
by 魔鬼教官(黄章晋)
 

                　无人拯救的记忆
　　——《南京南京》、《拉贝日记》观后记

如果拍一部电影，其目的就是要让日本人牢牢记住南京大屠杀的残酷，并产生与受害者强烈的共同命运感，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自然主义写实手法将大屠杀中各种惨剧全部展现一遍，日本兵由中国人演，中国受害者，则由日本演员演。

两年前，共同社记者斋藤真和我聊起历史时告诉我，大约是９０年代，日本拍过这样一部片子，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是，他认为全日本最美也是他最崇拜的一位女星，非常牺牲精神地在镜头前三点全露，他不记得电影名字，于是在餐巾纸上写下了这个女星的名字。当然，他不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因为日本人扮演的中国人和中国人扮演的日本兵，在他看来都太假。

可惜，写有斋藤心中最美女星名字的那张餐巾纸，等我想起来时，它不知道被随手丢到哪里去了，否则，今天在《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同期上映时，可以委托一下在日本的朋友们帮助查找一下。

想起这部未曾得见的电影，是留意到陆川反复强调，他希望《南京南京》能在日本公映。我无法不想，这部片子以日本士兵角川为主视角，以及他这么迫不及待地诉说心愿，到底是为将来盯着日本票房市场铺路，还是为的是教育日本人呢？

就我个人对《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观后印象，虽然陆川的作品是部垃圾，但真在日本登场，至少他的名字会在讨论和争议中被人记住，恭喜他得偿所愿吧；至于后者，我想，他真是把日本人当成中国人，丧失了历史记忆，需要他来教育，更低估了日本人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认真程度。在他之前，日本已经拍了更血腥的南京大屠杀，而且，日本版的高圆圆早做出了当着你的面把最美的瓷器砸得粉碎的牺牲。

在看《拉贝日记》前，我草草写了点《南京南京》的感受，有人跟贴说，我对陆川作品的贬低是在为《拉贝日记》当托。这为先生真是高看我了，德国人还不至于找我来当托，看过《拉贝日记》后，得再补充一句，固然《拉贝日记》叙事节奏舒缓朴素，张弛有度，人物塑造还算丰满，较之陆川的天资不够却努力装深刻，远胜几筹，但《拉贝日记》中，那个戏份很大的金陵女生其实完全多余，至于她的弟弟拔枪击毙试图强奸她的两个日本兵，并成功逃脱的情节，不可信到了令人发毛的程度。不过，两部片子的电影水平高下之别不值得浪费笔墨，此亦非我所长，说说历史吧。

 

【谁的历史，谁的记忆】

 

其实，我今天是一个资深新闻民工，多少得感谢一个“长谷川弘一”的日本人（当然，他更像中国人而非日本人），2000年2月，我上网第二天就看到了他那篇被到处转载的辱华帖，激愤之下，我匆匆写就的《难道我们不是劣等民族》，随即在网络世界被疯狂转载，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瞬间被无数陌生人认可，可想是多大的正面鼓励。我迅速变成一个网络写手，接着变成新闻民工。

此后，“长谷川弘一”源源不断出现，辱华帖虽然越来越长，但水准却飞流直下，与此同时，从长谷川之后，中国网民的鉴别能力却越来越强，因为仇恨、因愤怒而重读历史，你只要是智力诚实，不可能不像我一样，由一个“仇日愤青”变成“汉奸”。

在《难道我们不是劣等民族》中，我曾说，我十二岁之前是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上，此前，如果我听到这个词，会以为是国民党在雨花台屠杀共产党人，因为我从小学老师那里知道，雨花台有30万共产党人被屠杀。

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前因后果，如果多留意点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并动下脑筋，相信你会认为，整个中国官方对此的框架性描述都是错的：1937年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并非一场有预谋的要灭亡或全面吞并中国的侵略战争，即使到1945年，日本都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要质疑我，我建议，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去买一本俞天任先生的《军国幕僚》，我不是因为帮此书作过序而推荐它，而是因为它是我读到的这类书中写的最好的一本。我相信国内有不少历史学家水平比俞天任高，毕竟旅居日本的俞天任先生只是业余研究历史，但中国的历史学者们的体制内身份决定了他们只能沉默，就像我问一位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学家，如何看待遇难人数时，他沉吟半响说，三十万是个政治数字，我们不要讨论它。

不能不说的遗憾是，旅美的张纯如在撰写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中，忽略掉了一个不应忽略的问题：在中国，哪怕是所谓的夏朝的历史，都不太容易公开发表与官方不一致的观点，何况如此敏感的近现代史？她轻信了官方控制下的大陆同行的诚实，以为这些研究成果都是确凿无疑的，我想她死前应该感受到了这种轻信带来的耻辱。

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谈起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都会本能地皱起眉头，我看过日本使用最多的那个版本，个人的感受是，若它作为中国的标准教材，中国孩子们会掌握更准确公正的历史。还记得那个中日韩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吗？唯一不可能用它的国家，恰好是中国。即使是长期被中国官方批判、实际使用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日本右翼教科书，我仔细阅读后也认为，较之我以前读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整体上它也要公正客观些。如果CCTV和《环球时报》的价值观，是中国政府希望灌输给国民的价值观，那么，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篡任务交给扶桑社，其实是很合适的，除掉中国人不喜欢的为日本侵略辩护的部分外，它那种隐隐约约的反西方和弱肉强食逻辑，不正是中国政府希望灌输的东西吗？

在大陆官方还不曾提起南京大屠杀的七十年代，日本记者本多胜一就多次来华，先后写出了多部关于南京大屠杀和侵华日军暴行的著作，他的第一本作品《中国之旅》曾在《朝日新闻》连载，比之中国在需要时，《人民日本》刊载几篇大批判式的文章，起码对读者了解更多具体事实和真相而言，效果要好得多吧？

如果有人希望只看一本书来了解南京大屠杀，我个人谨慎推荐日本历史学家洞富雄的《南京大屠杀》。——顺带说一句，可能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是，在中国与日本争论钓鱼岛的归属时，中国这边寻找到的历史依据，恐怕大部分都来自井上清先生沙里淘金批阅史料的贡献。而大陆官方喜欢挂在嘴边的慈禧太后赏赐钓鱼岛给盛宣怀的证据，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有哪个历史学家站出来说，那个自称盛宣怀后代的家伙，三十年前在被拆穿时就承认了自己是个骗子。

中国是个有历史的国家吗？你看，以前只强调南京雨花台国民党屠杀了30万共产党员，不提日军屠杀了30万南京军民，现在掉了个头，南京雨花台30万被屠杀共产党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陆川是我同龄人，所受的历史教育当无差别，据说，他为拍此片研读了多年历史，做了相当多的家庭作业。想必他该知道，中国根本是个选择性遗忘和选择性记忆的国家，日本人哪里有资格与中国相比，哪里还需要他去教育。

即便他选择性地遗忘了自己所受过的历史教育，但从吴子牛到陆川本人，拍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波折，他是记得清清楚楚并不断强调的，然而他就没有想过，一部反映本国人民受难历史的电影，居然在中国要经受如此之多审查和限制，是哪个民族的记忆和历史观需要拯救？如果电影在日本成功登陆，不恰恰证明，需要教育的是中国人，尤其是他本人吗？

中国人特别喜欢引用《菊与刀》中的一个观点，来解释日本人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即日本人是没有罪感只有耻感的民族，其实，这原本只是本尼迪克特以西方基督教文明为本位观察的结果，如果观察研究对象换成中国人，得出的结论同样会是中国人没有罪恶感只有羞耻感的民族。

你能看到，陆川特别着急地想去拯救，当然是只拯救别人，而全然不知道，他不但是这个群体中没有罪恶感的一个，甚至连耻辱感都没有一丝一毫。所以，在这个最能触动中国人情感和心灵的问题上，他的表现太令我不齿。当然，陆川只是中国特殊体制流水线一般加工出来的一个作品而已。

非但教育日本人这种事情轮不着陆川，甚至哪怕仅仅是用惨烈的电影画面让日本人深受刺激，日本人的工作也早就做在前面了。

 

【被人拯救，无人拯救】

我必须得承认，在看《拉贝日记》之前，我从未特别认真留意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大约是1987年，我第一次接触到专门讲述关于侵华日军暴行的书籍，南京大屠杀部分占了相当比重，“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字样反复出现，但我清晰记得，这个莫名其妙的名称，书中始终未予正面介绍，它只在作证时才出现，以当时一个高中生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完全无法想象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很长时间，当这个机构和相关人员的名字出现在眼前时，我都会下意识地跳过它，恐怕它们是我在相关历史的阅读中，唯一一个只愿意想当然地去含混理解的问题。我曾模模糊糊地将之定义为，这是某个原来在租界之类的角落里存在的国际组织，非常时期他们跳了出来，起了维持会的作用，其历史意义，主要还是使我们对日军暴行控诉的证据更可信。

我后来甚至会整段整段地快速扫过或跳过与之相关文字，是因为，这个组织提供的日军罪恶描述，相比之下总是那么轻描淡写，几乎看不到那些特别残忍血腥的场景，他们咬牙切齿描述的日本兵，有时甚至是偷偷摸摸的，与这类书给我的日本兵残暴程度印象有相当距离。我只容易被那些极端残忍的描述吸引，因为只有这类暴行才能使我强烈的仇恨之火一直熊熊燃烧。

所以，我很能理解，为了维持仇恨的强度，“长谷川弘一”们的辱华文章只能越来越极端，当羞辱今天的中国人已无法起到预想的效果时，“长谷川弘一”们开始用细致的文字耐心地折磨中国女性，先是某个无名的抗日女战士，然后落到赵一曼烈士身上。我想，他们在写这些文字时，身心一定饱受摧残。在此，我向这些为了拯救民族精神，心灵曾经丰润善良纯洁、但最终枯萎的长谷川弘一们致哀。他们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记忆的民族最不幸的牺牲者，虽然他们的牺牲，不曾拯救这个民族的一丝一毫，甚至使它愈加堕落败坏，丧失了起码的善良。

只要你真的想了解南京大屠杀，“国际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根本就是你的眼睛和意识无法躲藏的，即便是为了拯救我们被屠杀的记忆，而非强调我们曾被它拯救，也无法永远只安排它作为历史的一个不重要的旁证出场。

我知道，我到最后潜意识依然拒斥去详细了解这段历史，仅仅是因为，一种下意识的民族骄傲，让我无法接受，在南京城破时刻，被政府丢弃的几十万首都军民，没有任何尝试组织起来自救的努力，此时，一群人上人的白人，他们甚至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就像他们在无数个第三世界国家曾经的那样，再次成了救世主，而中国人则像任何哪怕最原始的非洲部族民，无论他曾多么富有过、多么颐指气使过、多么慷慨激昂过，只能拥挤在西方人天使般张开的翅膀下。

只要你承认有过救世主与被拯救者的历史，就要知道应当感恩，这种感恩是最沉重的感恩。——救世主与被拯救者的差别，绝不仅仅是国家力量强弱、武器先进落后的差别，甚至是否拥有核武器都无法改变它的一丝一毫，——有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她的国民今天依然想尽一切办法逃到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直到今天，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很少有中国大陆移民这样，缺乏权力意识，缺乏参与当地政治的意识，这种差别，是他们在自己的祖国被定型的差别。

如果有一天，我们将“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炸烂”， 届时，西安以东的幸存者，依然和70年前的先辈一样，只能躲在那些在中国像分泌唾沫一样随时分泌爱情的洋鬼子伸展的双翅之下。只要我们追求的是“一个英雄的国家”，一个“被一群英雄领导的国家”，我们就是这样的命运。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实只是一个没有登记注册过的NGO组织。当我突然某一天不得不知道这个事实时，真有恼羞成怒的感觉；当我在电影上看到这个组织闹哄哄成立的过程时，我的感情再次被深深伤害。

我之无法接受我们曾被人拯救，还因为我受到的历史教育，一直就在告诉我们，我们从来就是被人拯救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所以，我们必须感恩，必须克服一切非分之想。我们假装相信我们被拯救，并一再努力做出绝无非分之想的样子，而宣称还将拯救我们的人，假装相信我们有了感恩之心并杜绝了非分之想。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非法NGO组织，在需要我们去仇恨时，只好默许它曾拯救过20万南京军民，——我真的不习惯接受这样的事实。习惯了天天假装感恩，在真正需要感恩时，我不知所措。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已经允许拉贝曾经拯救过中国人，但陆川还是令人震惊地选择让拉贝在《南京南京》时跪在中国人面前，让他为无能为力拯救中国人民而羞愧，而中国人民则宽恕了他。《南京南京》看上去，给人的感觉是，最后那20万人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那两个人是日本兵角川拯救的。

God save me！

谁来拯救陆川？

【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军队】

《南京南京》中，陆川最用力的任务，恐怕是阐释战争对人性的扭曲。谈到这个问题，不妨看看日本电影《二百三高地》。片中那个在日俄战争中最后阵亡的小贺中尉，战前是个狂热崇拜俄罗斯文化的小学教师，他参军向孩子们道别时，仍不忘告诉孩子，我们是与俄国军队作战，但不能有把俄罗斯人当敌人的看法，俄罗斯是一个拥有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灵魂的民族，托尔斯泰曾告诉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过，在经历过惨烈的旅顺攻坚战后，小贺中尉当着乃木希典的面，枪杀了一位俄军战俘，他的战友愤怒谴责他时，他回答：所有的俄国人都是我的敌人……对在最前线的士兵来说，没有什么面子与公约，只有生与死。

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日本人来展现南京大屠杀时，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和当事人内心的苦痛挣扎，有名有姓的日本人里，恐怕松井石根会是最好的一个。当然，将这位因南京大屠杀而在东京被判处绞刑的战犯搬上银幕，陆川的智力、知识和胆量都还远远不够。

《拉贝日记》一开始就里非常明确地将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指为朝香宫鸠彦亲王——他曾代理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一职，比之《南京南京》的背景交代无头无尾，比之中国媒体通常简单化地将松井石根列为元凶，多少让人觉得它在史实上的用心和认真。但是，《拉贝日记》一片中，朝香宫鸠彦亲王身边那个善良正直的参谋就来得可疑且不符合历史，因为参谋群体，是日军攻陷南京后一系列暴行的最重要组织者和鼓动着。典型如朝香宫鸠彦亲王身边的参谋长勇，此人后来还狂妄地宣称，我对谁都（以长官名义）乱下命令，一举杀了三十万俘虏。

如果因大屠杀时约束部署不力，松井石根死得有点冤，因为松井石根在日军南京进城仪式时才出场，此时大规模屠杀战俘已经结束，此前松井还曾严令日军不得驻扎城内，但是，南京战前，日军苦战３个月攻陷上海后，一度准备“凯旋班师”，后又改为“扫荡上海附近之敌，追击战线为苏州、嘉兴以东”，而松井和第10军的柳川平助却擅自下令攻取南京，他本人为日军的“下克上”火上浇油，粮秣不足的日军必然会大规模劫掠杀人，这本该是他预料之事，就此而论，松井石根被送上绞刑架，或许死的不算太冤。

松井在被送上绞刑架前对来访者的遗言摘录如下，或值一读：

南京事件，可耻之极。在南京入城后，举行慰灵祭时，我提出也要一起祭祀死去的中国人，可是参谋长以下部属怎么也不理解，说是会影响日本军的士气。以师团长为首都是那么认为的……在举行慰灵祭后不久，我把大家召集拢来，以军司令官的身份板着脸发起火来。当时朝香宫也在场，柳川中将也是个方面军司令官，我说，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威，一下子由于那些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可是，此后大家却都笑了起来。尤为甚者，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仅我个人落到这样的结局，虽一个人，但能给当时军人们以更多、更深刻的反省，就此意义而言，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好歹已是这样了，就让我这样死去吧。

松井石根、荒木贞夫都曾在南京大屠杀后感慨，如今的日军远不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的日军。其实，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日本是一个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期全然不同的国家，他们赞美的，是全力以赴“脱亚入欧”时代的日本，那时的亚洲和欧洲，在日本被认为是野蛮与文明的象征，那时的日本军队刻意表现自己是遵守一切国际公约的文明的军队。而二战的日本，经历过国粹主义、国家主义的洗礼，不但“鹿鸣馆时代”的全盘欧化作为耻辱被扫荡一空，而且日本早已变成了《中国不高兴》所向往的“英雄的国家”，日本军队也早已不是一支有“文艺腔”的军队。

当时的南京军民遭遇的。正是这样一支完全消灭了“文艺腔”的军队。

陆川塑造的角川因为受过一点西化教育，还残存了一点“文艺腔”，但这种“文艺腔”最后竟然驱使角川自杀！对比一下《二百三高地》小贺由膜拜俄罗斯文化而在惨烈的战争中杀俘，哪个“文艺腔”更可信呢？我当然以为，战后“文艺腔”比中国浓烈得多的日本，拍出来的人性更真实可信。想一想八十年代中越边境冲突战时期，来自西北的某军，经历过强度并不高的战事后，其扰民之无法无天，竟然让云南当地政府居民忍无可忍，上书中央称，我们云南军民自己能完成保家卫国任务，不需要某某军来帮忙。

关于南京的守城者，我的一位长辈曾负责主持南京防御工程的建设，他的回忆录中基本是以自己一生的曲折来颂扬伟大光荣正确，惟一的价值，正是关于南京之战，因为他与唐生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唐生智守南京的来龙去脉的史料，我在别的地方没有看到过。

他在回忆录中说，上海陷落后南京岌岌可危，唐生智之突然决定守南京，仅仅是因为长期跟随唐的佛学大师顾伯叙对唐进言，南京自古帝王之都地势险峻固若金汤，而日军此来仓促，他算定日军必蹶南京城下，故力劝久坐冷板凳的唐生智争取建此不世之功。国防会议上，原本大家都认为不应死守南京，但唐一番爱国慷慨陈词，无人敢撄其锋，唐如愿成为南京守军司令，统辖上海苦战后建制不全且并不服从这位老军阀的守城大军。

守城期间，顾大师在唐公馆花园内秘密建一神坛，每日做法祈祷，但是，该坛某日中午竟被路过日机无意中丢下的炸弹正中，当即粉碎，唐回家见此情景，当即目瞪口呆不能言语。也许是出于避讳，回忆录中未明言唐生智突然丢下几十万军民只身逃跑，是否仅仅是那颗炸弹的缘故。

据说，松井石根在被绞死２０年后，他的秘书曾拜访蒋介石，蒋后悔流泪，说对不起松井石根，不知道蒋介石是否曾后悔过让松井石根上绞刑架，而唐生智却没有被送上绞刑架。

唐只身逃跑时，竟忘记通知守卫南京惟一逃生通道挹江门的三十六师，结果，奉令任何部队不得出城的三十六师与争相逃跑的军队与发生冲突，其激烈程度远非《南京南京》中刘烨扮演的陆剑雄与日军的那场小战斗可比，更非影片中守门部队与逃跑部队抱团看哪边力气大。——溃军动用了数辆坦克才打败守门部队夺路出城。双方战死者数量，应当不少于南京陷城后与抵抗日军的牺牲。如同圆明园周围老百姓在英法联军入园之前就先行抢劫的翻版，日军进城前，溃败的守军就开始在城内抢劫放火。

９年前，我在写《难道我们不是劣等民族》时，强烈的怒火指向当时不争气的中国，指向当时不争气的中国军队。看完《拉贝日记》时，依然气结难平。其实，不消一同前往的同事劝告，我也深知，当时抵抗日本现代化军事机器的，是一个前现代化的国家，一个前现代的军队，许多奉令开往淞沪前线的军阀部队，经历从故乡到江南的芒鞋千里，还未投入战斗就已处于崩溃的临界点。

而这个国家的国民，对国家的现代认同，对民族的现代认同，已集由此而生的向心内聚力，并非内生性的因素，而恰恰来自日本的入侵。南京大屠杀七十多年后，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依然要靠对“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对时刻要再度灭亡中国的日本的阴谋想象来激发和维系，这才是我最伤痛之处。

今天，任何对这个国家出于个体自觉的精神探索，都是不被允许的，我们何来真切的历史和真切的记忆，更何谈拯救。

当陆川们一脸深刻地皱起眉头，当我们慷慨激昂高谈大义时，或许有必要在夜深人静时抚摸胸膛，自问一下，是否“在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