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春天

Q：除了片尾处全片没有采用配乐，父母的歌声点缀其间。父母对歌唱的热爱与他们乐天知命的性格的形成不无联系。导演怎么理解这一点？

陆庆屹：其实我觉得跟地域文化有关系。在西南地区，一方面山里人喜欢唱歌，喜欢呐喊，人们的表达就是用很自然的方式，有时候两个人会站在山头上通过大喊来沟通。还有就是少数民族喜欢唱歌，他们一般是农忙半年，闲下半年来娱乐，而唱歌也是一种娱乐方式。我父母不是一个独特的例子，他们就是在那个地域环境下产生的一个代表。只是他们的性格会让他们对歌声更投入，会喜欢抒情。

Q：在繁多的生活素材中找到影片结构不是一件易事，听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您几乎足不出户进行剪辑工作，这个结构最终是怎么找到的？

陆庆屹：最开始，就是想记录整个独山的社会生态和环境的变迁——在时间影响下的变化。 因为我离开家太久，总是在试图找童年的影子，所以看到这些东西，我都会尽量记录一下。一开始决定剪纪录片之后，我也是想要描绘小县城的状况，还有我的亲戚、家族、街坊，把这些都放到影片里去，但后来发现这样做一个片子体量不够，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规模。所以最后还是集中在某一个清晰的时间线上去讲述。

素材非常多，所以必须舍弃一部分，像类型化的、会影响观感的章节就暂时不去考虑。我有考虑以后再剪一版和现在不一样的片子，有可能是人文介绍的片子，但也很难去找线条找架构。我现在有这个想法，因为素材里面有很多风俗以后可能就没有了，包括一些生活方式很“田园”，它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而是那种充满生活气息的，农业社会最后的写照。我挺感动的是我们家那边的农民，他们可能会觉得累，但没有人觉得生活苦，而是把劳作当作日常。他们有时候挺乐观的，在洗菜洗着就开始唱山歌。

所以这不是我爸妈的特殊的现象。但是我爸上大学的时候就参加军乐队，他会很多乐器，所以他的音乐熏陶是从大学就开始的。他喜欢唱那种苏联的进行曲，比较有劲儿的旺盛的。我妈喜欢唱比较抒情、缠绵，人生哲理一点的歌。我爸比较喜欢唱宣言那种的，还有意大利歌剧选段。

Q：电影名叫《四个春天》，电影的内容也是这个家庭在四个春天里发生的故事，那必然要有详有略。导演如何做内容的取舍？

陆庆屹：因为我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我在生活当中，对于别人的生活，或者我眼见到的生活的参与感不是那么强。在我的观察里，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对于生活看到的大多数是片段，很少有对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有欲望。大多数情况下人都是生活的过客。

我希望这部片子不要过分代入个人情绪 ，不想渲染太强烈的感情，所以我在悲喜两头都有抑制。我希望让观众用自己的经验来填这个留白，这样可能比直接把所有事情讲清楚更好。但也没有什么事情，主要就是生活片段、情绪这些，最主要是对生活有态度。我对我爸妈最崇敬的地方，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爸妈对生活说过一点抱怨的话。我还是想把这种既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呈现出来做某种参考。

Q：片中有一个段落，将父亲和姐姐拍的视频剪辑到正片里，这个尝试听上去挺冒险的，但是最终效果非常好。导演是怎么想到这个方式的？

陆庆屹：我姐姐走后那一年，我爸包括我妈经常会把以前的东西拿回来看。一种气氛一直笼罩着这个家庭，那种时光流逝的无奈感是很强烈的。我虽然拍了4年，但呈现的是将近20年的家庭变化，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些东西。如果记录下来，我觉得我活的时间会更充足，因为会有这些东西让我体验当时的状态。当时有很多东西不是我拍的，但是他们记录下来让我在脑中填补这段生活，这对我来说很幸福。

我爸是天生的记录者，对什么事物都会观察，对世间万物都会怜爱。对于发生的事情会有一些感叹。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爸妈和我姐出去玩儿回来，我姐和我妈走在前面聊天，我爸总会说“归家的路”。我听到这句话心就变得柔软了，很感动。我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隔了五十多年，我爸都能指着照片记住那些同学的名字。虽然你感觉他在片里存在感没有我妈强，但其实他是饱含深情的。他很少跟人交往，但每个交往就会记得很深。

Q：纪录片拍摄要求客观性，拍摄者从生活的参与者转变为观察者。以这个视角介入日常生活，是否会发现一些从前忽视的细节？

陆庆屹：这个肯定是的。你能够把当时时光记下来，重现，一遍又一遍看，肯定会发现忽略的细节很多。我之所以对外参与度不高，是因为在家里的参与度太高了。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说，包括银行卡都随便乱用，家人之间没有任何阻碍。

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变成一个彻底客观的记录者。因为我在拍他们，对他们来说也没有特别之处。我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抽离感，没有完全跳脱出来。只是我在做这件事情，他们知道，仅此而已。

Q：但是后几年可以看出来您入镜次数降低了？

陆庆屹：电影不是你的热情就能支撑起来的。当我想要做一部结构完整的片子，不止剪辑上，画面上也要提升，它能帮你讲述你的片子。后两年，我就开始买电影方面的书来看，从里面吸取了一些经验，结合我以前平面的那种拍摄意识，就需要一点时间来改变和磨合。最后的很多镜头，都是之前抓不到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预判性。

Q：您之前有提到纪录片的空间意识，您能再具体聊聊吗？

陆庆屹：我后面基本上就是固定镜头。但固定镜头里面有它那种内在的洞视，可能是一个非常微小的点在动，你才能感觉到空间的厚度。比如站在水渠上那个镜头，如果没有上面的树枝，这个镜头也没有意思，就是因为上面有那个树枝也在微风里微微晃动，才和它产生一个空间对应的视觉感。

我越到后期拍特写越少，觉得不应该放大人物本身的情绪，而是更应该体现他在生活中的状态。有些细微的东西不需要你那么清晰地去看到。人都很聪明，有那种敏感。除非你要拍强烈的情绪，你再去拍特写。有些选择和我拍那么多年照片有关系，会有一个本能的选择，一个画面里的松紧度是很重要的，这个意识我认为是应该有的。

Q：您的电影在后半段多采用固定机位，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侯孝贤导演。您之前在提到创作动机的时候，也说到是侯孝贤导演的一句话鼓舞了您。您是否受到他的影响？

陆庆屹：我自己觉得那个时候没受他到影响，可能更多的是成濑巳喜男。可能有一些吧，但是也不像。从影像的表达来说，影响我最大的是小津安二郎。他需要的也是一个客观的视角，然后里面的人自己在发生一些事情，他是一个很近很近观察的角色。到后期我可能更倾向于这样。但我不会拍夸张一点的镜头。早期会，比如说我想强调熏腊肉的烟，然后会贴近一点。但后来我会越来越远，这是一种自然的变化，我也没有刻意，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Q：您曾说过“每个普通的家庭都有它的诗意”，想请您进一步阐述一下您的创作理念或者主题。

陆庆屹：我觉得人需要去凝视自己的生活。人就是一个自然的产物，人应该爱自然，这个自然不止是世间产生的，包括时间带给你的变化。人应该接受它，就是再烂的状况中，你可以愤怒可以怎样，但你应该知道所有的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必然的。

【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6月我对饭叔的线上采访。

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

导筒系列专访

《四个春天》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导演以自己年逾古稀的父母为主要拍摄对象，朴素而真切地展现了他（她）们在家乡小镇的生命状态，大量主观性的镜头让观者时刻处于在场者的视角，逐渐被深深代入到黔南地区的日常生活语境，劳作、歌唱、出游山野、探亲、丧葬、欢聚离别，无数客观而意外的细节拼凑出一幅充满原始诗意的人间图景，让我们深陷于对时间这一永恒命题的感思之中。

本片入选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纪录片竞赛单元。导演陆庆屹及本片监制，出品人赵珣接受导筒专访，畅谈这部回归日常，展示私影像之美的独特作品。

四个春天

Four Springs

贵州独山话 | 2017 | 纪录片| 彩色 | 105min

第12届FIRST影展纪录片单元入围

导演简介

陆庆屹1973年生于贵州独山县麻尾镇。16岁离开家乡到北京生活，目前主要致力于摄影及影像方面的自由创作，2018年完成首部纪录长片《四个春天》。

监制／出品人简介

赵珣，北京电影学院2011级导演系博士研究生，导演处女作《两个季节》入围2009年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竞赛单元，获第六届中国独立影像展年度十佳纪录片，第二届两岸三地电影院校学生作品展最佳纪录片。网络剧《最好的我们》联合编剧，《你好，旧时光》总编剧。

导筒单镜头访谈计划《未剪辑》 第1期：陆庆屹 详细内容见导筒微信公众号

专 访 正 文

导 筒：

创作这个纪录片的初衷是什么？经过了怎样的创作历程？

陆庆屹：

起源应该说是无意中触发出来的，可能是一直生活在北京的触动吧，因为我远离家乡的时间太长了，二十多年。在朋友的鼓励下写了一些家里的人和故事，写了我妈然后又写了我爸。当时在豆瓣上我爸那篇文章传播太快太迅速了，一夜之间多了七千多关注。

导演的父母出门前的合照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是这样一种状况，文章下面没有一个恶意的评论，全都是善意的祝福。我已经习惯了我父母跟我平时这样的生活状态，我就在想：这些东西就那么动人吗？

从这件事开始，大家的祝福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可能里面会有很多值得自己记录的东西。之前我的工作一直在拍照片，从来没有想过拍视频，也没有条件。那一年我正好也确实需要买一个相机，就买了一个带视频功能的，开始了无意识的记录。

《四个春天》剧照

一开始拍的比较甜美风，因为想拍一些贵州省南部的风土人情，而且我妈妈在当地是很有名的歌手。我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但不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在这种环境里面，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大家都很爱唱歌。这种邻里关系让我感觉在北京很难去找得到。加上我每年回家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回家的时候就想记录一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遥远的北京看不到的那些东西。

至于片子怎么发展还当时没有考虑，他们想说的我尽量给他们记录下来。因为我特别喜欢我爸妈，他们一举一动在我看来会觉得特别可爱，觉得应该全部记录下来，但那时候我还没进入拍视频的状态，拍着拍着就停下来拍照片，所以那些视频的片段会比较零散。

导演的父亲

比如说我爸系鞋带，把那草鞋穿坏了这段，如果说有意识的好导演会把这段拍的更好一点，我拍的比较琐碎的，当时停下来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才觉得非常后悔，当时确实没有太强烈的拍片意识。包括我最近回家的头几天和我爸爬山，感觉特别好，如果记录下来真的非常棒。一个老人爬上最高的山，我们从中午一直爬到天黑才到山顶。他有这样的坚持说明他爱这个过程，他很享受。我就只顾着拍照片去了，都忘了这个相机可以拍视频，那种自然的状态没有纪录下来很可惜。

慢慢的我才习惯的去按那个录像的功能，慢慢的进入到这个里面，一点一点的提升技术，包括意识的提升，到后面的拍摄可能就稍微好了一些。它的产生变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没有预测到会变成这样。自然而然的就跟我的生命，跟我的家庭一起出现。

导演陆庆屹为父母拍照

还有一方面我这个人是比较笨拙的，就是很难去打开思路。我看过一篇访谈对我触动很大，讲的是一个学电影的学生问侯孝贤导演，我们是学电影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拍电影，侯孝贤导演说你想拍电影就去拍啊，你不拍怎么知道开始。这句话在那一刻对我触动特别大，才让我有意识去做这个。我想既然已经拍了这么多素材，那为什么不继续拍下去，去完成一个片子。

我想感谢下我的亲戚，虽然他们跟我说你拍这些没啥用，都不给我们看，我说会有这么一天的。每天他们都会刺激我一下（笑），抱怨我拍这么多什么也不给他们看，但还是无所谓我拍他们的。类似要感谢的人多，好多场景在脑袋里晃来晃去。

导演陆庆屹一家人生活的院子

所以我觉得一旦有这样的意识我知道我会做的很好，我有这个自信。不管是怎么样的内容，至少它可以记录一些流逝的时光，我是留恋这些东西的。

当然我承认我不太懂，当时对电影专业一无所知。反正就这样子拍着拍着就有了一些经验，然后拍出了点画面。剪辑的时候也遇见了不懂的地方，就去豆瓣看了很多影评，豆瓣里面有很大的资料库让我学会在我的素材里逐渐抽出来有效的线索和信息。

那一年我买了2000多块钱的书，学电影知识，边学边剪。包括剪辑软件也是朋友帮忙装的，再去问朋友软件怎么用，前后大概剪了一年零八个月，有了个雏形，经过好多朋友包括豆瓣上没见过的朋友的建议之后，完成度得到了很多提高了。

导 筒：

片名为什么会叫做《四个春天》？

陆庆屹：

我算比较是资深的北漂，基本上只有春节才会回家，也只有那段时间才能近距离的拍摄我的父母。后来我拍的跨度比较变长了，我妈送我哥走的这些情况都让我很揪心。每次我去北京离开家的时候，我也只是通过电话、微信或者是我的想象去知晓得到他们的状态。但实际上他们到底会是怎样的状态，我不知道，对于这个我是很想记录的。

他们都很留恋时光，我家每年都会花很多时间去记录家人，99年一次火灾把这些记录的东西烧了百分之八九十，剩下的都还有一大箱。所以从我记事开始，我妈在每年的春天暖和起来的时候都会到县城里边，请相馆的人来给我们拍照片，这种习惯就传下来了，我也习惯春天会去拍，四年四个春天。而且可能是因为我姐的事情，那一年回去记录下了这些东西时间段都在春天，也带有点冬天末尾的气息，但基本上就是春天的氛围。

拍到2016年的时候，我爸妈的身体情况明显受到我姐姐离世的影响衰老了不少。我非常担心他们看不到这个片子，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朋友说要剪出一个完整的版本给爸妈看。后边那些学剪辑等技巧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剪完的时候发现第一个版本五个多小时，太多东西舍不得、放不下，需要其他人来帮我筛选。

就算只给父母看，五个多小时也太长了，后来就精简到两个多小时，才有了到电影院去播放的机会。之后也没有继续记录，我爸妈是老人，身体在变得衰弱，他们特别要强，不愿意把这种衰弱的情况展现在屏幕上。

导演陆庆屹与哥哥、姐姐合照

对于生死的问题我真没有什么看法，我爸妈倒挺有看法的。经常跟我说，人生是自然的，生死也是自然的。面对具体的悲伤的时候当然是会有很多悲伤的情绪，但是仔细想一下，人就是这样，或者说人生就是这样的。我释怀之后不知道是情绪上越来越稳定了，还是我自己年龄的变化，或是爸妈对我的影响。我现在对生命看的很自然，我很怕死，但有时会想到真要死就死吧，就是这样，我会努力的活下去，有一点倔强。

导 筒：

你的父亲在20年前就有影像纪录的这种行为，这个非常少见。他用的是什么样的器材？为什么会去拍这些？

陆庆屹：

我翻我家的老照片，他俩结婚的时候连一口锅都没有的情况下也会去拍照片。具体记录的起源我也不清楚，但他们就是愿意去记录自己的生活。我猜想可能是饿着肚子去拍的，因为都是花不少钱去拍的。

导演父母结婚照

在我出生后每年，包括我有三个月的照片、六个月的照片、九个月的照片和一岁的照片我都有。我爸我妈会留着包括我哥跟我姐的完整的记录，99年的火灾也烧了一大半，我妈当时不在家，回来后看见家烧了，第一句话问的是：那些照片呢？还好抢救回来一点点，你可以想象到他们对时光、对记录自己家庭的过程是有许多幸福感、爱在里面的，所以他们愿意去记录这些。

回想起来看这些老照片的时候感觉也很幸福，后来因为没钱了，95年的时候才还清了结婚的时候欠下的债。到了97年我姐工作，她给我爸买了一个小的用磁带的DV。他也没想到这个东西价值多少钱，也没想到我姐会买那个几万块的东西给他，他很兴奋，隔三差五就会跑到贵阳买那种小磁带，买完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用怎么回放。然后开始了解摄像机、大磁带、小磁带这些东西。

99年的那场大火把录像机也烧了，所以断了一段时间。其实如果之前有条件给他一个相机的话，我相信他也会时刻在用。我看到他自从有了这个DV之后每时每刻都放在手里，基本上任何时间、事情他都会录下来。很奇怪的、这是一种自发的纪录。

那段老录像里面为了精简剪掉了一些，他跟我妈去山里洗衣服，他会拍他自己说“大水牛，农民在舀水，最近干旱裂了”这类自发的展现出对生命表示赞美态度的时刻。他自己是不知道的，就是热爱生命和自然。它与自然是非常紧密的，在家的时候他会上山看一下春天来了，有这种踏青式的活动。那时候我爸都快80了，还上那种很陡峭的山，其实很危险，外表很儒雅的一个人，内心却很倔。

我觉得他拍这个其实是他享受生活、赞美生命等所有行为中的一种方式。这个东西可以具体，也可以很分散。例如玩乐器，也经常有人叫他去伴奏，主要是二胡，但是他对二胡的爱没有像手风琴那样多。我们看到的只是某一部分，那些老物件跟他喜欢的乐器是差不多的，只是呈现出来给我们看到的价值是不太一样的。我只知道他们的习惯是这么延续下来的。

合奏中的父母

包括前几天我爸给我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发给了我，因为我们那边没有葫芦，他知道我在北京种葫芦，我就给他寄了点种子。葫芦结果的时候他很兴奋，他最近行动有点迟缓，拍了些照片给我看，拍了一个视频，葫芦在家里环绕了一周。

你能感受到他那个兴奋的心情，虽然自己在衰老但是这个世界的美好其实是跟他的身体情况没太大的关系，对这个世界美好的认知，特别让人感动，对我爸妈来说甚至有点像宗教，感觉就是歌颂式的，那种对家庭的爱。他跟我妈说过此生足矣，他不会跟我说这些，因为他比较内向。

导 筒：

这四次回家拍摄了多少时间？

陆庆屹：

我在北京的工作是拍照，工作时间比较灵活，不用上班。刚开始仔细去想，到后来我就越拍越长，有的时候11月我就回去了，基本上会拍到来年四月份，差不多半年。但是贵州的春天很长，春节年初花就开了，到四月份才开始犁田、种稻，那个时候为了谋生还得同时拍照片干点活赚点钱。不能一直泡在这，虽然我很享受，最后还是考虑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我爸妈非常理解，必须感谢他们，从来没有阻止我的任何选择。

我无论做什么他们都支持我，他们唯一的担心就是你做的工作对身体好不好，我爸妈问我最多的还就是身体问题。当时你习惯了不会觉得有什么，你再回头一想的时候，就会极其感动。我是极其幸运，尤其是我看到很多父母和孩子之间冲突，基本上都是观念、控制与反控制上的冲突，我就觉得我们家这样特别幸福。

导 筒：

一开始使用的是什么机器？拍摄中间机器有没有更换过？

陆庆屹：

尼康D800贯穿整个拍摄。我必须要买的只是三脚架，纯粹为这个片子做的投资，1500块钱。时间上的花费就不好统计了。挺有意思的是始终没有换过机器，镜头也是自己常用的。

但是有时候确实需要韧劲来支撑自己坚持做这个事。因为扛着架子背着大包，有30多斤，我得前后在他们面前跑来跑去，尤其在山里是很累的，也很享受。有的时候我回放给爸妈看，大家哈哈乐乐，就觉得挺好的。

导 筒：

在影片里面有不少情节展示了爸妈在制作各种食物，包括他们在采摘的时候，你觉得饮食包括日常的吃饭在生活当中上是否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比如小腊肠

陆庆屹：

这个腊肠有好多人喜欢吃。但我们后来剪片子的时候就怕剪成舌尖上的美食那种感觉。在四个多小时的版本，好多朋友都说边看边流口水，吃的部分太多了。

导演母亲正在熏制腊肠

后来我一个做艺术的好朋友给我提了个意见，他是一个冷静的人，他说食物在我这个片子里面太抢戏了、太猎奇了、太专注于地域的琐碎事，因为那些食物都代表着地域的本身。我妈每天都在做各种东西，样式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家有的时候很乱，在这些事情上没法不乱。这也成了我家的一个特色，我妈想让我们在过节的时候能吃到当地的特色食物，街上买的跟以前的味道是有差别的。

《四个春天》剧照

所以他们的生活不沸腾，我爸就是浇花浇水，我妈有一种对生活的冲击力，她坐那一想，觉得应该做的事就去做，她有一种主动性，可能她性格里的那种豁达也来源于此，她做的时候挺开心的。舍弃掉的素材太多，以后有机会可以专门出一个关于食物的纪录片。

导 筒：

250多个小时的素材量，是怎么展开剪辑工作的？

陆庆屹：

当初看素材的时候光是过一遍就花了接近一个月时间。当时拍的机器还是有点不给力，当时看是没有问题，可后来拷到电脑里以后再回看的时候，经常有些黑屏导致那条就没了、废掉了。

导演家人生活的街道

还有许多由于我自己而产生的问题，比如说拍的很差劲，直接就造成了我很大的困扰，很多素材就直接没法用的。我说的250小时是总共拍出来的东西，并不是说我可以选择的所有素材。为什么我选择呈现现在这个版本的素材，我觉得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因为生活太庞杂了，必须有个线索让观众去了解这些内容。

虽然我想记录客观真实普通的生活，但实际上在选择之后还是希望做的立体一点。在想这个线索的时候，有很多拍的特别好的，可由于各种原因取舍掉了。有些特别好看的镜头其实是在一个普通的场面里面，通过你个人的选择，然后把它提美，但它不是真实的状况。

《四个春天》剧照

包括肯定得要考虑符号，这些符号和线索怎么串联成一个结构。因为我们和父母的关系还类似于北漂的这样的关系，而且我们时间上的视野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所以自然而然的会去记录。

我爸在很多年前开始去拍摄纪录的时候，肯定也会想到我们。到我去纪录的时候我肯定也会想到那些象征性的东西，会去选择。比如说腊肉每年都是标志，过年都去做这个东西。在一个时间线上的、与之相关的就保留下来，无关的就尽量精选，考虑的还是整体结构上的问题。

《四个春天》中制作的腊肉香肠

没有特别多想要表现，确实就想歌颂这样的人生。到了后期我在剪辑的时候，会产生没把他们当做我父母的想法，就是当做一个豁达的老夫妻那样去剪。有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因为你在审视作品时，肯定会越来越做的像一个剧本。太容易投入的话，很多东西选择会变得太个人化。因为我爸原来看的时候说他觉得这个片子是象征他们两个，这是他的观感。这个可能是我所希望的。

所以我很感动。他说我能在屏幕上看见我上屏幕，得感谢我的小儿子。所以这个我很感动，他的人生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他可能看到一种最初的愿望，就是我把这部作品献给他们，当然也献给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和喜欢、关注这些生活的朋友。但是这些感觉是慢慢扩大的，最开始的冲动就是献给他们，所以肯定是以他们为主线去建立。

导 筒：

父亲到底会多少种乐器？

陆庆屹：

和他以前在学校的乐团有关，影片里面出现了四五种，他会小提琴、二胡、板胡、京胡、三弦、萧、笛子、手风琴共8种。

导演父亲曾参加过校园乐团

以前吹过长号、小号、圆号，包括笛子还分好几种，小短笛、长笛，有一种特别巨大的大概两米长，那是一种非常低沉的乐器，但是它跟萧的音质不一样，比萧的声音可能还更脆。加上一种脚踏的风琴，我数过去大概有20种。

我爸是个学霸，他有很强的学习欲望。有一次我带了一个独轮车回去，我练了很久没练好，我爸那会儿都79岁了，他想去试一下，被我妈给喝止了，说那么大岁数摔着了怎么办，那个东西那么危险。我爸就看着那个东西眼睛很馋，因为他有一种好奇心，什么都想玩。

上大学的时候还踢球，发现他爱好太广了，他和我一样都是曼联球迷。他和我谈到人生的时候，他老是说老的时候不能自己玩了，那该怎么办。（笑）

导 筒：

父母对于唱歌非常有研究，能不能多聊一些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音乐？

陆庆屹：

他们两个是真的热爱音乐。而且我也热爱音乐。因为他们唱歌特别沉醉，特别忘我，我们家人都这样。我哥是搞音乐的，跟这一点也有关系。你们不觉得唱歌的时候很舒服吗？包括听音乐，你当成背景音乐听我觉得没什么，也无所谓那种。但你专职去听音乐就是听那个音色，我觉得特别享受。

我爸是随时也哼唱的，吹口哨之类的。我妈就挺逗的，比如说她拿起一把勺子，想起一首山歌来，然后她就唱。跟她有关系的东西包括生活经验，她随时都能唱。我们写文字的可能是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生活经验，搞音乐的是通过声音传达自己的情感。我妈可能是用山歌表达她的生活经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需求。我妈是当地歌王，在这个圈子我妈是超级明星。如果说阅片量，她看的戏曲太多了，她经常会不由自主的模仿。

有个片段我剪掉了，她看到电视里的跟着唱，接下来的片段是她在那跟着里面学着跳，她看过，她还说这个还不好学，她随时在吸收这些东西。我爸喜欢现代歌曲，我妈喜欢中国传统音乐包括所有的戏例如中央戏曲频道，我们有时候挺烦的，咿呀呀的（笑）。

我们有一次尝试了一下虽然知道肯定没有用，把电视换到了中央5体育频道，那也是我们唯一一次，然后我妈特别有意思的说：你还想不想要家庭和睦了？她那种回答很出乎意料。她经常会这样，你看她的说话我觉得可能跟山歌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对歌的时候是有技巧的，你得盘算着怎么去打击对方。她不会去直接攻击你，她就贬你。

我问过她，因为这些歌是口口相传的没有记录的，出现越来越少，也有厉害的歌友自己也会编词，但这种比例太少了，我问过她大约会多少。她说对歌唱个十来天不重样没有问题。后来我前几年想收集这个，因为那些歌词好多歌词在那种语境下特别美，可惜的是现在唱歌的人越来越少。我就问她你能记起来的全给我写下，然后她也做，写了厚厚的一本。

还能保留一些，歌太多了，跟我爸敬酒那个是敬酒歌，还有灌酒歌，敬酒歌是客套的，这是灌酒已经是下一个阶段。送亲歌、迎亲歌、筷子歌、以歌打歌这些种类很多。现在也没有很多人唱这个歌了，因为需要花时间去琢磨，现在的人需要琢磨挣钱弄房子，没那个时间，我觉得压力大也不方便。生活方式对于文化的追求影响太大了。不会再有那样的事情，现在不都听嘻哈嘛，我想可能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导 筒：

平时爸爸妈妈会吵架吗？会因为什么样的问题吵架？

陆庆屹：

这么多年他们只吵过一次。那次我爸在专注于一个事情，我妈让我爸去洗菜。然后我爸就说哎你别说了。就这样，这是他们吵架最狠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以前我跟我妈关系非常微妙，我们俩的脾气都很爆，一点就着那种。有一次我爸半夜跟我说，无论怎么样，你妈错了她也是对的。我就不太理解这个意思，他说首先她的出发点不会错，她的方式错了先缓一缓，其实也无所谓。我妈的脾气和我的脾气很像，就是生气不会超过3秒，很难生起气来，可能是受我爸影响。

导 筒：

当你经历了四年的拍摄，当它形成一个作品之后，你再回顾自己四年当中的经历或者说整个阶段你会怎么总结？因为家里的事情也有很多种情绪在更替，带给了你怎么样的思考？

陆庆屹：

我自己总结可以看我在豆瓣发的一条广播，挺感慨的，我后来也想了一下为什么叫四个春天，因为那个时候就要剪它了但是名字还没定。看到父母的衰老程度真的是有点担心，希望尽早能让他们看到，这个成功做到了也是象征了我愿望达成了。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能和许多朋友有更紧密的联系。因为他们都很关心我，形成了共同创作的情况，他们会给我一些意见，通过这些意见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看到更多的人、更多的面貌。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另一个状态，是日常聚会里面不会表露的深层次的思索。再比如去创作一个东西的时候，有人跟你一同去思索，你会收获更深厚的情谊或者说更丰富的人生概念。

我觉得特别幸运的是从豆瓣认识了许多朋友，我从来没有在豆瓣上说过我在干什么，我每天剪十个多小时，除了剪片就是吃饭睡觉没有其他的时间。在剪辑这个片子的过程中我起床以后可能先拍点花草，但是中间有半年时间我就需要远离网络，半年没有上网，看我都没看。

那段时间进展的非常迅速，上网这东西确实来说挺分神的。这段时间里这个片子让我发现了我的才能。因为我的家庭成员喜欢表达，有比较艺术化的一个家庭习惯。我心里有很多东西想表达的东西，像是说画画这种东西我肯定做不好，但是电影却是可以让我做到并且做好表达的一种东西。

对于电影里需要的一些元素，我基本上都有一些涉猎。我认为我自己对电影的一些感悟，不管镜头的运动还是色彩、光线包括音乐，集中你所知的东西，只要你融合地去看，就会有一个好的表达。

总结来说就是我发现了我已经换了一个工作行当了，跨度还是挺大的，其实我一直在寻找一些表达方式，挣钱也算是一种吧，当然我不是一个挣钱的好手（笑）。电影可能就是我通过生命找到的，我这一生最好的表达途径。

导 筒：

你希望观众从中能得到什么？

陆庆屹：

每个人的观感不同，我不希望去对观众的评价做判断。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只要有一个人受到这个片子的感染，拿起手机、摄像机多拍自己的家人，多拍自己身边的生活，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巨大的成功了，这是我非常真切的一个愿望。

在第一次试映之后，有一个女生写了一个短的评论，看我的片子想春节回家的时候多拍下自己的家人，我深感鼓舞，非常非常开心，我也希望她多拍一点。不一样，你回忆里的想象没有这些影像素材那么真实的呈现，希望有更多人去关注生活，去记录一些，我觉得越关注越开心。

我希望能感染，因为每个家庭的构造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对同样的东西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面，我有什么好希望的。看就行了，这个我不希望提前说太多。

导 筒：

推荐一些对你的创作、生活有益的电影。

陆庆屹：

安哲的《永恒和一日》。那个片子太厉害了，我只能是赞叹。他以前的《雾中风景》我也非常的喜欢。我没法比较，但是一定让我选，我推荐《永恒和一日》，因为《雾中风景》稍微沉重一点。

再有就是匈牙利导演杨索的《红军与白军》，还有杨德昌的作品我也很喜欢，我最近的感受是大家总是说他的把控能力多是在文本上的感觉，就是说很沉静、很客观。实际上他对镜头的掌控能力和技巧特别好，只是他隐藏的特别好。

侯孝贤我最喜欢的是《风柜来的人》，《悲情城市》和《童年往事》我也很喜欢。我觉得华语电影中有杨德昌和侯孝贤挺幸运的。

对于我来说最黄金的电影时期可能是七十八十年代，欧洲的片子我最喜欢的是《四百击》。布列松的《扒手》我影像也很深，我不是那么喜欢这个片子，不过喜欢它的拍法。还有《偷自行车的人》也极其打动我。所以欧洲就推荐《四百击》和《偷自行车的人》。

我还特别喜欢小津和成濑巳喜男，这两个人我特别喜欢，但是喜欢的程度会变，有段时间更喜欢小津但是觉得成濑可能更高级。小津我最喜欢《东京物语》，在我的个人前十里面肯定有《四百击》、《东京物语》和黑泽明的《七武士》。成濑的《情迷意乱》我连看了3遍。对于日本来说是不伦，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你会觉得社会给人的束缚太不人性了，我觉得情感应该是第一位的。

小津我还有个特别喜欢的，叫做《浮草》，小津的我基本都挺喜欢的。成濑的我看的少，比如说《女人步上楼梯时》，好像也就看过几部，不过我都挺很喜欢。我喜欢的风格大概就这样，我不爱看大片，虽然说我也看，但是会犯困，大家都说节奏快，但是我觉得节奏单一了一点，都是那种哒哒哒，跟早期的朋克音乐挺像的，有时候跟压路机、冲击钻一样有时候会犯困。有时候也有好看的、刺激的。我看那个《头号玩家》开头的那段追逐戏太刺激了，我带着那个3D眼镜躲来躲去，被我朋友喊土，我那个朋友还打了我一下，挺逗的。

以前的港片也挺不错，中国大陆的片子我推荐《城南旧事》，技术可能有些漏洞穿帮。这些东西会让我跳戏。后来我又重看了好几遍，我觉得里面表现出来的中国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内敛。

吴贻弓《城南旧事》

导 筒：

电影史上大部分片子还是以家庭为主，它是更容易打动所有观众的母题，而且能够超越时间的。

陆庆屹：

真的是这样，因为伦理不管换到什么样的状态生存，爱恨情仇这些东西也还是那样，它是以人为主的。

导 筒：

中国人在伦理关系中，父母与下一代的代际关系超越了夫妻关系，这个和欧美很不一样。之前我们专访杨明明导演的《柔情史》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

延伸阅读：导筒x杨明明：女性，守住自己的领地

他们会觉得孩子终有一天离开你，他会有自己生活，但是夫妻一直走到最后的。在这个片子里面爸爸妈妈做到了，这个在当下中国的生活里能做到的很少。

陆庆屹：

我爸妈的开明不只是在这一方面。首先来说他们给我充足的选择权，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让我去做，在这个其中给我参考，尊重我的选择，从来没有阻止过我。除了小的时候要变坏那不行，除了这种之外所有的选择都是全部给予。

我外公的往事给我妈带来一种自由思想。包括我妈妈的那辈舅舅、姨也都是自己选择，我外公只有支持，然后帮忙想想怎么去做的更好，没有阻止过你选择自己的生活。这一点我爸我妈肯定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我觉得比较幸运的点。

导 筒：

父母和哥哥对这个片子怎么看？

陆庆屹：

之前春节的时候我跟我妈说过，看一下剪完的片子，我妈说好啊，那时候正好在吃饭，我说吃完饭再看，然后吃完饭出来就忘了。这个事情就忘了一年（笑），他们也没太当一回事。

导演父母准备过年饭菜

去年我去接他们的时候，我说接你们来北京看电影。他们问看什么电影，我说看你们的电影。我妈就挺激动，有点不知所措。看完了我妈挺悲伤的，我本来没想让大家知道他们在观众席里面，但我的朋友说漏嘴了，负责人就让爸爸妈妈说两句。

我爸说看见自己在屏幕上今天得感谢我的小儿子，然后他看旁边有很多人，他有点不好意思，后来也没多说。我妈说祝你梦想成真。我哥是一直不太敢看我的片子，他也不知道我会剪成什么样。我剪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让他看一眼，他也没有要求看。后来剪完后他看了，他说他抽了几个烟，这对于他来说是很大的情绪宣泄。

导 筒：

在后期制作的时候花了很大的精力，从配乐、剪辑、声音的角度给我们介绍一下？

赵珣：

导演的哥哥所学的专业是音乐，所以《四个春天》的配乐和片尾的音乐都是哥哥来编曲和演奏完成的。因为一开始这个片子只是家庭录像，要上院线的话需要做很多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再处理。所以这个片子进入到后期过程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开始帮这个片子，不管是专业的剪辑还是专业的录音师。特别高兴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王红卫老师作为这个片子的艺术顾问，也参与到这个片子的后期制作里来。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王红卫

我们现在的剪辑师是周肖林。今年也是张艺谋《影》的主剪，而且这个剪辑师这次我感动的一点是她没有炫技，她没有在里面去炫她的技巧，她是跟着饭叔的气脉在往下走。

周肖林

她做了很仔细的文案工作，她认认真真做了笔记，后来这个笔记也发给了我们。只要我们把删除的部分和颠倒的部分再调整一下，她那个文案工作已经到了可以直接拿来给我们做影片简介的地步了。她非常用心，不是说她直接上时间线就开始码字，她是在纸面上仔仔细细的完成考量和预案的工作。

我很欣赏剪辑团队，而且她还带着两个助理，更多跟我接触的是一个小男生，叫郜子瑜，最可贵的是他们没有把商业片的逻辑带进来。没有说我们剪了这么多片子我们是有经验的。他们是跟着导演的情绪和逻辑在走，这一点很难得。

郜子瑜

声音这一块因为导演之前就是拿相机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做到影院的5.1声道很艰难。我们现在整个同期修音的工作修了两个多月。差不多就两位，一天一天的埋头在那一条一条的修。

陆庆屹：

因为这点我真的是想拥抱下她。因为经常半夜给我发消息问，问的细到什么程度，是哪个片段里面当时状况是怎么样，问当时状况下人物的方位。然后你就想那个时间点已经两点钟，问题是第二天他还有别的工作，很负责。

赵珣：

这次制作很神奇，在制作上帮助这个片子的热心朋友真的很多。本来我只是想让王红卫老师给我看一眼，但最后王老师很认真的回复我，并且给了很多创作上的指导。

我想说我们的制录音总监孙艾琳，电影学院录音系刚毕业。这个行业一定是拼资历的，所以她现在署名的作品是《妖猫传》、《无问西东》，但是没有上到声音总监，都是负责声音的技术。

孙艾琳

后来在技术上我们碰到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次大家都吓了一跳，按说尼康相机是29.97帧（fps），不是30帧也不是25帧，然后我们要降到24的话，片子里的动作会跳帧、声音会变调。

我们围着北京跑了4个实验室。那一次真的急了，技术上怕过不去。先是到电影学院，希望导演系帮我们联系技术组。之后我们直接到了现在的后期公司再试。其实在我们自己剪辑的时候就已经试过两回都不行，直到后期公司用一个古老的方式解决了。

技术上面最后的解决方式是我们本来已经打算29帧强压24帧，然后强压出了问题之后我们再单帧的换，声音肯定会变高，我们再数字降调。然后声音这边当时艾琳就不行了，已经准备硬着来了，而且我们都没有看到，艾琳直接把这个问题甩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的校友群，这里面大概100个录音师。100个录音师那天晚上就在讨论这个项目到底该怎么做，没有预料过这个难度。

突然有一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知道29.97帧转24帧我知道了，突然有四个录音师就评论原来是你的事。结果全都在群里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后来用了一个很古老的方式，相当于胶片时代的转录方式。原理是用一个高清的放映机无损的放，同时用一个24帧的录机无损的录，用一个最质朴的方式给转过来了。

这个对视频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无损。当时我们已经准备去测量调和调之间的区别，因为录音工作很让人着急，并且说25帧转24帧的变调都很难接受，你们29.97帧转24帧还能听吗？我说那我也得做，最开始聊过做2.0还是5.1声道，后来就非常坚定我们是为了院线，一定要做5.1声道。

陆庆屹：

那一天我也在，我们去的时候，当她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她松了一口气。我当时没概念，觉得不就一个声音嘛。后来剪出技术细节的时候，我开始冒汗。

赵珣：

那天我们一个剪辑师带着素材去导演系，然后我们从时间线出，从素材出。然后我又赶过去，用各种方式试都试不过去。一种一种方式试，那天用穷举法穷举下来以后就说，不修了，你们那个声音变调了。把所有的剪辑软件都试过了都不行。还来还是夏总的主意，后期公司这边这次真的很用心。

陆庆屹：

实际上后期公司跟你自己弄完，然后像我爸那那样去剪辑是区别很大的。我没想到一部片子从开始到上院线中间有一万件事情，让我很感触。但是从我的角色讲，以为修修声音就得了。后来康总给我讲技术问题，我也没有特别在意，只是觉得他特别紧张。后来去后期公司的时候吓我一跳。

赵珣：

我觉得寻找解决问题这件事上很好玩，没有觉得很难受。那天所有的技术人员集体到场说我们准备各部门联合开会解决这个问题。

导 筒：

医生的话来说叫会诊。

陆庆屹：

对。然后艾琳还很兴奋，她没想到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说实话我还挺淡定的，当时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他们给我解释到底怎么一回事，我才开始冒着汗去听，我又担心它需要重新录。

赵珣：

说实在的我们挺开心。因为你平时做任何其他的任何项目都不会碰到这样子的情况。任何一个在电影学院的环境下摸爬滚打后他一定是摄24帧的。一定是在同期的时候把声音的问题考虑进去。但这次是所有人的一次挑战。有人挑战后，大家的兴奋度是会提升的，大家都抱着有问题一定要当天解决的态度。

陆庆屹：

艾琳跟我说你放心肯定能解决，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因为开始我们以为是为了解决技术的问题然后最后发现问题好像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困难。解决问题的同时激发了我们创作时的兴奋度，这个挺逗的。

赵珣：

现在所有前后期制作团队，包括合作公司都跟我们说，不着急拿钱。虽然说最开始给他们打了招呼，剪辑的时候给他们发了生活费，只是按生活费的方式解决他们在北京生活的问题。然后大家的反馈是对于院线电影来说这是一部很特殊的作品，没有人有异议。

导 筒：

后面有打算去哪些电影节？如果走向院线的话，想去怎样推广《四个春天》呢？

赵珣：

正在一个一个申报。电影节这个东西可能还是看运气的事情。所有的电影节，聊到纪录片的时候它也会聊到社会议题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发现大家对社会议题的关注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这个社会议题一点都没有也不对，但是我们的社会议题是藏的比较深的。所有关注社会议题的东西，它尤其在纪录片单元，它会先出来，所以我们的片子面对电影节的竞争力可能不是那么强大。

我觉得面对普通观众的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一个片子有一个片子的受众面。我不把参加电影节当作最终成果，因为这个也是我的小公司投的第一个片。本来是想自己有空干自己的事，结果这个片是半成品。很多小公司一开始做的时候可能会先跑自己的电影节，有了电影节后面就好做事。我们真的没想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心态平和一点会更开心。

我和导演更想做的是和国内观众见面，尤其是全年龄段观众。我希望我们的父母都能过来看。因为大家都明白，我们的电影院受众很难覆盖到他们。我们现在在想怎么让儿女带父母，甚至能不能推出各种异地购票的方式、送爸爸妈妈电影票的方式，让爸爸妈妈进入电影院。后面我们会不断的推各种新的购票方式。比如说我买二送一，然后可以异地送。我们希望能以异地但是能尽量同时进场的方式让子女带着父母走进电影院，虽然现在只是在遐想的阶段。

我的确想的是让他们看，你说这部分观众跟电影节有什么关系。普通民众跟电影节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当然我们能走几个电影节就走几个电影节，我个人还是希望观众看到这各片子，尤其是对电影节毫无关注的人。

聊个题外话，这个片子我修的时候拿回家放给我爸我妈看，我爸看完特别生气。问我这个电影你卖的出去吗？我说我是专业的我说能卖的出去就卖的出去。他哼了我一下，我说你哼啥。你们知道老夫妻爱折腾。我一语不发我把我U盘抽了就回屋。

从这以后从春节到现在，六七个月了，我爸妈他们组了一个12人的团队，绕着全国旅行，已经折腾了4趟。而且我爸在开始做组织工作。我太知道他被这个片子影响了，我非常知道，他自己不认账。他会出门了，他以前在家就知道拿着个平板打斗地主，已经到了现在天天想和我妈一起出门的地步，我太知道是为什么了。

现在对于我来说后期有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怎样告诉我父母这个年龄层的人你是可以去看这个片子。我后面的重心就在这，电影节对我来说就相比较起来没那么重。

陆庆屹：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始狠下心来就去做。但是说当时也没觉得是多么大的困难，反正遇见问题就去解决，就这样。这可能是这一代老人传承下来的品质。

因为他们遇到的困难比我们遇到的多得多，真正的困难，生存的困难。包括他们去解决问题后得到的经验，这一代人是比较坚强的，他们的这些品质可能对我有些影响。

我并非是想标新立异，而是在看了一圈评论之后，发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感动”两字上，完美展示了亲情的可贵和父母生活不易，以及对生活点滴细致入微的观察，当然也有很多人被片中父母那种乐观豁达所感染，认为这样的父母不可多得，这些都是本片显而易见的优点，但如果光有这些，我认为它并不足以支撑起「First最佳纪录片」的美誉，其实看完这部片子之后，我们更应该问问自己，感动过后还剩下什么呢？

对于很多普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中国人来说，我想大家从小到大都听过太多这样的话：爸妈就养你一个不容易；你们过得好一点，爸妈无所谓；你长大可要争气啊，不要像你爸那样……等等，不胜枚举，似乎我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背负了要承载两代人幸福的重担，尤其是八零后的父母，很多是从那个不可言说的时代走过来的，他们浪费了一整个青春，他们自带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气息：爸妈牺牲了一起都是为了你，你的幸福就不再是只关于你一个人，所以你能不幸福吗，你敢不幸福吗？

不敢，真的不敢。

其实本片中的父母基本没有主动上演什么苦情戏，也没有把上面的那些话挂在嘴边，但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似乎都在提醒我：生活多么不易，父母多么不易，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而比起片中的那些生活片段，我最喜欢的部分却是父母在不经意间唱起的歌，跳起的舞，仿佛只有那一刻他们的心才是自由的，他们的眼神和笑容也变得单纯，不再背负过去的苦难，不再承担未来的惶恐。而其余的时间，每一个眼神里都写满了对儿女的关爱，每一个笑容背后都仿佛看得到这个民族沉重的历史，这是幸福吗？或许是吧，但却与快乐无关。

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最善于苦中作乐的一群人，坚强的母亲，隐忍的父亲，我们生活里似乎总不缺少这样的角色，这些气质渐渐融入了我们的民族性格当中，而这正是我的头三十年一直努力想要摆脱的一种枷锁，可是直到现在好像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功，那种深沉的厚重似乎已经刻进了骨骼，每次一回到故乡，就感觉那个拼命想要斩断却永远藕断丝连的根，又一次重新滋长，再次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轮回里无法自拔。不知道我们究竟从哪里继承来那种通过感动自己绑架别人的基因，一边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假装乐在其中，一边又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彼此的手脚，但却没有人互相问一句：你快乐吗？

是啊，爸妈，你们快乐吗？那些被掠夺走的时光终究再也无法挽回，被抢劫走的青春也没有人能够弥补。我们都知道，你们太害怕，害怕我们会重蹈你们几十年前的覆辙，才会把全部的爱撕成一点一滴，洒落在你们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言语中，生怕我们感受不到，你们就用这种方式呵护着今天看似来之不易的幸福。但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这一切终究都是时代赐予的啊，又岂是我们小心翼翼就能躲得过去的呢？

所以，爸妈，我宁愿此刻的你们都是真正的快乐，而不是为了我们苦中作乐。就像「四个春天」里的老两口，就算孩子们不在身边，也可以那样在街头拉着手唱起了歌，跳起了舞。

而我们，也不需要什么感动中国，只需要快乐中国，可就是快乐这两个字，对于这个民族怎么就这么难呢？

这正是我看完「四个春天」后所感受到的，在简单的感动背后，是导演对这片土地和上面的人深沉的爱，他不自觉地将一个民族性格的养成拨开了给你看，只有我们每个人都用心去思考这个问题，这片土地才会真的有希望，生活在这上面的人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

一年多前冬天，大约11月初或中下旬，饭叔的《四个春天》刚刚粗剪完成时，曾和家人朋友一起到他和哥哥在顺义租的小院子去看片子。电影起始，画面仍是黑的，声音响起，我仍在说一句什么话，经已看过的朋友提醒，才知道是丧歌。心里很觉歉然，这时仔细去听，才发现音声的婉转幽咽。

那个粗剪版本的电影很长，大概有五个多小时。当天肯定看不完，大家都说先看一点。宝宝不时哭哼，朋友为了让我能多看一会，几次帮我把他抱到院子里去转圈。那时他已经很沉，冬天穿着外套，尤其难抱，我担心她累，又怕宝宝冷，时不时跑出，最后断续看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宝宝要睡觉，便到旁边一间房抱他哄了很久。天气很冷，郊区的冷比城里又更甚一些，出来时天色不早，他们也不再接着看，大家围在一起吃火锅。那次我零碎看的部分的印象，就是饭叔的父母在我们国家，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对父母。这难得不是说对子女的爱（虽然那种对子女不求回报、尊重其意志的爱也很难得），而是他们自己生命中充盈着艺术的氛围，对自然有意识的、醒目的观看。那一个多小时里很多是饭叔妈妈的镜头，唱山歌，做鞋，给亲戚扯药藤，使我分外觉得她像是地母一般的存在。直至前几天第一次看完全片，却觉得爸爸的形象在影片里更丰富了起来，对音乐的热爱，对家人润物细无声的温柔，都在一点一滴中表现出来。

饭叔爸妈都热爱音乐，对此也显然都有很高的天赋。饭叔爸爸会二十几种乐器（电影里当然没有将这些都一一表现出来），条件不足时自己动手做乐器，自己摸索着学，电影里时常有爸爸唱歌或拉琴的镜头。饭叔妈妈也会一些乐器，而电影里着重表现的，是妈妈唱的山歌。妈妈和她的好友余姨妈，是地方上唱山歌的好手，年轻时常常被人请去迎亲送亲的场合唱歌。影片里余姨妈和丈夫来玩，和妈妈回忆起从前和人家对歌，“那时候，跟羊凤的对唱，哉耶，她讲，哉耶这两个婆娘，尽遭她们捆得紧紧的，她们讲，平塘歌捆人哦”，“她们找不到路咯嘛，她们的歌唱完了嘛”。说着说着，两人又唱起山歌来：

春来桃花满树开，

一叶小舟荡波来，

今天同观那西湖景啊，

笑在眉毛喜在怀。

人无艺术身不贵，

不会娱乐是蠢材。

这句“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几乎可以说是电影一方面的概括与写照。这种对山歌、对音乐的热爱，也不仅仅是一家的爱好，而可以说是一地的风气，是整个地方的氛围的烘托，使得这里的人表现出那样浓烈的对艺术的爱，也不显得突兀。电影第二个春天里，爸爸94岁的二哥生病住院，姐弟三人陪父亲回到已六十几年没回的罗甸家乡，在医院的病床上，二伯甚至还和爸爸一起唱起了歌，唱完感叹，“好听啊”，“感动人啊，这首歌”。在那边的家里，也一直缭绕着地方歌曲的音乐声，青年的亲戚一边洗衣服，一边缠绵地唱着“哥哥好比芭蕉叶，妹妹就是那芭蕉芯”的场景，简直动人摇曳。

除开对音乐的热爱，饭叔爸妈另外难得的一点，是他们对于日常生活里诗意部分的格外敏感与由衷欣赏。这敏感与欣赏来源于他们拥有的丰富、温柔、友爱的内心。平平常常——在大多数人眼里可能是平平常常——的大地回春、万物生长，在他们留心的注目下闪起光来。他们述说这些场景时语气认真，态度欣赏，朴素的语言出乎天然，因此显出格外的珍贵与诗意。春天屋檐下的燕子，是一家人常常注目喜爱的所在，影片里妈妈描述燕子的话，照着写下来，就是绝好的文字，我在看的时候心里不得不为之一动，这是多么好的艺术的话！而她就那么自自然然地把看熟于心的东西说出：

哉哟，才好看哦，

呜——往到底下底下的，呜又到那边去，

到顶顶，一梭又下来，

一刺就飞到地下，

又昂到高头边去，哉哟，最好看了

说麻雀，“它一多多的来，一群群的来呢，也叽叽叽叽的，好玩意喂。这样就显得闹热，如果它不在这里，等到晚夜，你就去看那树子，这些麻雀怎么还不来呀”，也是极动人的话。影片里爸爸说的很多话，也都是这样，自然的，文艺的，流淌着感情的，难得的。他常常留意到风的到来，站在山坡上，看到远处，“松涛，松涛”，站在家门口的窗前，“你看风又来了，你看树影婆娑的。左摇右摆的”。还有两人一起到天台上种菜的地方找蒲公英球来吹着玩的片段，看预告片时，很容易将这种场景误会为投合观众的喜好，但影片中有了他们前后说的话，氛围顿时便变得不同了起来。吹光了蒲公英球之后，妈妈一边哈哈笑着说“完了完了”，一边又说，“过几天又来玩，过几天又来吹。过几天又成了喽”，使人一下子领会其童心。

他们又都有很强的好奇心，面对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电影里除开低沉的第三段，其他时间的春天看起来仿佛都很轻快，但其实还是可以从他们谈话、从爸爸九十年代和后来录制的旧视频里，看出他们度过了很长时间艰难的生活。其实一对平民夫妻，将三个子女养大，在那样的年代，就不可能是一件轻松的事。上山砍柴，开辟菜地，理发做鞋，每样都要自力更生。但他们常用的词是“闹热”，“这样就显得闹热”，“这样才显得闹热”，这里面有的是一种活泼泼的乐观与勤劳坚韧。电影里爸爸讲以前经历过的困难的事，常常结尾以“好玩”“有意思很”，明明是艰难忧愁的事，就这样轻轻地在带一点笑意的喟叹里过去了。

最后成片的电影，节奏已和我初看时大不相同。整个影片的线索非常清楚，也很紧凑，使人在看时，丝毫没有冗长之感，只是沉浸其中。纪录的特质使它看起来像是年复一年的碎片，但周而复始之中，“流”与“变”都在发生。第一年春天主要营造的是过年的气氛，以及父母寻常生活的展示：天井里大圆水池边的忙碌，蕨菜初生时上山打蕨菜、爬山，和亲戚朋友们一起上坟……在这种轻快的叙事中，父母的性格与周遭的环境显现出来。主要人物一一出现，后面故事隐秘的线索其实也已埋下，只是身为观众的我们，要到后面回想才能意识得到。第二年春天则着重于音乐在生活中的意义，之后便急转直下，第三年亲人逝去与回想，第四年缓慢的复苏，如同深冰的河流，在又一年春天终于裂开新的裂缝。人生的意义，老年的相爱与陪伴，生活的辛劳与诗意在这里凸显。

【以下有关键情节透露，不过个人感觉这个电影不怕剧透】

之前看有人说观后感的时候，常常说“泪点”。但是“泪点”显然不是这部电影的追求所在。作为一个平常泪点极低、对悲剧承受能力极差的人，本来我已准备好纸巾，后来整个观影过程中却并没有拿出来——并不是没有哭，而是可以控制在默默流泪的程度。从姐姐生病住院到去世、下葬，的确流了很多眼泪，但电影显然刻意避免了这种伤心欲绝的渲染，只有在不得不为之的伤心的顶点，才有一个自然的爆发（姐姐下葬时，侄儿跪在棺材头上，大喊了三声“妈”，是整个影片里我觉得情绪最为强烈的一幕）。这是导演有意为之的剪辑才会出现的效果，因此看的人虽然伤心，却并不会觉得受到折磨，或者可以说，在这个电影里，连伤心都是温柔的。这种温柔自然其来有自。余下绝大部分镜头，都是温软的、和暖的，像五月的风吹过盛开的金银花。我在看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忍不住笑了起来，为两个老人之间好玩的动作话语。

影片对出现的音乐的有意选择，也反映出导演从小在家庭里所受的熏染。四个春天，无数素材里，父母唱歌的镜头显然远远不止这些，而导演的选择，显现了一种隐隐与电影节奏、情绪、走向的呼应，无论是“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还是爸爸站在山坡上和坐在电脑前唱“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飞到了遥远的地方，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并不惋惜”，“让道路引导我们奔向前方”，观众不难在观看过程中感觉到这种暗流的联系。

关于电影中音乐的选择，我特别喜欢的，还有葬礼中两个当地老人坐着唱孝歌那段。这一大段使我感觉非常震撼。在这极度悲伤的场合，导演并没有去表现家人撕心裂肺的场面，而是让两个看似无关的老人在那里唱着孝歌，一句一句，把那么一大段词唱完，这手法实在是太“电影”了。那唱词兼具古意与现代，音韵宛然，使你在听的时候，觉得它既一句一句紧扣身为一个母亲的女子的命运，又暗暗指向了姐姐的一生。在电影之外，姐姐丧葬的一段，其实也是一段丰富的地方民俗资料，在使人了解贵州的丧葬习俗方面，也具有独特的意义。

电影的最后，爸爸和妈妈终于从丧女之痛中稍稍恢复，爸爸拿起一年多没再摸的笛子，说：“一年多没摸啦，都灰完了。”嘟嘟试吹了几声。年年过年要熏的香肠，在停了一年之后，也熏了起来。生活可能永远没法恢复到姐姐去世前那种完满的欢乐了，但是，在愁云笼罩的哀伤里，相互陪伴的人还是重新捡拾起快乐的片段，并把这快乐告知泉下的人，要使其也不寂寞。就像那种在坟上的七八朵七八朵一起开的桃花，“好多哦，那时你没看见，这蓬花漂亮得……”

45岁的北漂大叔陆庆屹，做过足球运动员、酒吧歌手、摄影师，电影拍摄零基础的他，用6年时间，完成了人生第一部电影，——拍摄家乡父母生活的纪录片《四个春天》。在2018年，专业电影团队进入前，“总投资”就是个1500块的三脚架，在豆瓣上获得很高评价，还被提名本届First青年电影节最佳纪录片、First青年电影节“惊人首作”奖，计划在今年年底院线上映。

一家人的“四个春天”

撰文 倪蒹葭

导演陆庆屹给人感觉温和腼腆，想象不出他曾是极其叛逆的人。15岁的时候，他跳上一辆火车，离家出走了。哥哥陆庆松当时在清华大学教音乐，给他找了北京的高中，但去了也是打架，没有毕业。之后他画过画、做过足球运动员、编辑、酒吧歌手、平面摄影师，北漂到现在。

2013年，他在网上写了一篇日记《我爸》，一下成了爆款，有成千上万的留言，而且都是善意祝福。

“因为我对我爸妈很了解，他们两个生活太甜美了。好像在他们的爱情里边，我们姐弟三个都是多余的。”

日记中放了挺多爸妈的照片，他想：为什么不用视频来记录呢？

陆家原来就有影像记录的习惯。90年代爸爸开始用DV来拍日常生活，“我姐送了他一个DV，他随时就带着，天生是一个拍纪录片的人”。

贵州独山县

从2013年起，每年春节回老家时，他用相机拍下父母唱山歌、打野菜、种花草的日常。

陆家有三个孩子。陆爸爸挚爱音乐，自己砍竹子做洞箫、笛子，会二十多种乐器。

陆庆屹说，爸爸有一个让他记忆最深的场景：1999年冬天，家里着大火，房间全烧黑了，爸爸从里面找到快烧成炭的小提琴，就坐在天井里，把小提琴擦干净，拉了有两小时。

“可能他心里也非常沮丧，需要音乐来安抚一下自己”。

爸爸爬上山顶，唱起歌来

陆妈妈脾气火爆，任何时候她都用山歌来表达自己，哪怕切着肉、洗着碗，她也能想到一首山歌来对应。

“拍摄的时候我才开始注意，比说我妈在那儿绣花，就看见她那个脚踩拍子；她在缝纫的时候，她身体里边那种节奏……

她没有在唱，但她心里有歌，她随时心里都在唱着歌”。

贵州独山县这一带的人似乎都是这样，妈妈的闺蜜来串门，也随口唱起歌来：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

电影中更让人觉得美好的，是父母两人的爱情。

出门时，爸爸总是自然地走在妈妈的身后，“有他的保护，她一辈子都是安全的。”

在家里，爸爸带着天真又快乐的神色，修凳子、整电灯，他说，“每天至少为家里做一件事”。

一次，爸爸兴冲冲地走进屋子，告诉大家：燕子今年又来了！妈妈却说：我喊你爸少高兴点，到时燕子一走，心又灰好几天。

清水煮白菜一样的家庭记录，出来的滋味却像是浓郁的高汤。

日子并不总是这么甜美。

从第二个春天开始，他们面对了每个家都要经历的悲怆——至亲的去世。

姐姐得了肺癌。导演记录下姐姐状况好的时候，能起来跟大家说笑的时候。

姐姐离开后，父母都生病了。

还好，妈妈拥有地母般的生命力。时隔一年，爸爸找出了短笛，自言自语着，“一年多没摸了，都是灰，吹也吹不起了”。

家里又有了音乐声，他们把姐姐的坟前收拾得像个小花园。

第四个春天，爸爸照着镜子说，“人老了就会东想西想，现在还能自理，如果将来不能自理呢……好玩”。

不管是爬山鞋子坏了、丢了东西，或者家里被烧，他最后都说“好玩”、“好玩得很”。

作为一部家庭纪录片，它不是大量生活记录中，偶然捕捉到几个精彩时刻，而是整个片子都涌动着情感，哪怕表象是极普通的日常。

片子最后一幕，在姐姐的坟前，下着春雨，爸妈种的土豆发了芽，绿意盎然。他们唱着《青年友谊圆舞曲》，试着跳年轻时的舞步。

妈妈想不起歌词又发出特有的“哈哈哈”大笑声，好像又恢复了活力，但实际上又是伤感的。

远处云雾中的青山若隐若现。

父母的家

“这个片子拍完了之后，我好像对父母的认识就变了。从制作的角度上来说，我跟他们拉开了距离，但在情感上我感觉更紧了。

有好多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在里边呈现出来，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对世界的爱”。

因为拍摄，意外记录下父母的很多片段。

比如送别时，“妈妈站在家门口看着我们消失在街角。她知道自己会哭，却又是个比较坚强的人，不希望我拍到她流泪，所以假装进屋去了。

她以为我走了，又再出来，发现还在拍”。

把家庭记录变成真正的电影

剪辑中的陆庆屹

从2015年开始，导演想要把《四个春天》做成一部真正的电影，他买来很多书自学电影的技术。

素材从2013年拍到了2016年春天，然后剪辑花了一年零八个月。

期间辞去了所有工作，每天剪差不多16小时。

父母年轻时：不管住在哪，家里总是种满植物

“爸妈在非常普通的生活环境里，保持一种独特的特质，我希望能够让他们自己看到。

我想要把他们的特质，在银幕上放大，在一个黑的空间里，目光只专注在他们身上”。

2017年底，《四个春天》在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首映，他把贵州的爸妈接来北京，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看片。现场能坐160人，来了190人。

放映结束，妈妈唱了一首山歌。

爸爸腿脚已经有些不便，站起来脱帽跟大家鞠躬，他说，“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老人的。”

现在，陆庆屹和哥哥陆庆松，一起住在北京六环外的院子里，种了满满的花草；在哥哥的小屋里，放着三架钢琴。

这里延续着父母家里的植物和音乐。

《四个春天》的“投资”只是一个1500块的三脚架，用一台带视频功能的相机拍完。

本来也没有任何配乐。在北京的第二次放映后，被专业电影人看到，他们非常喜欢，想要把片子推上院线，需要片尾曲，导演就说问一下哥哥陆庆松。

可能因为感情投入在里面，曲子很快就编写出来了，调子来源于妈妈在片子里唱的歌。

陆庆屹和声音设计

这些自愿加入的电影人，用院线电影的标准来完善它，同时不做商业技巧的展示。

“特别喜欢那帮人，他们特别尊重片子原本的创造意图”。

在闭门剪辑的一年零八月中，陆庆屹见过的活人不超过15个。其中院子邻居，艺术家刘耀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给了导演很多建议。

刘耀华说：“《四个春天》的独特，在于导演的初衷并没有想拍部电影，而只是在拍生活。

也希望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这对父母好有魅力啊’。

反观一下我们的人生，每一个父母不也值得这样去记录吗？”

部分图片提供：陆庆屹

FIRST青年电影展前线记者 | 小明

无论是西宁First影展走出来的一批青年作者，还是中国大量的关注边缘人群的创作者，农村与家庭似乎永远是他们最爱选取的题材。

然而，在这批影片中，痛苦、混乱的家庭关系和贫瘠的中国乡村，翻来覆去地被直推到观众面前。远离农村生活的观众，很难从中提取到真正中国传统理念的家庭气氛。然而在今年的First青年影展，一股温暖力量闯了进来。

这就是今年入围惊人首作单元的《四个春天》，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四个春天》选取了一个非常抓人的角度，记录四个年头里，回到父母家中过春节所发生的事情。其中，所展现的细腻、生动而非常真实的家庭生活场景，则是其中最为动人的部分。

作为一部私影像的纪录片，从一开始，导演并没有计划将其完善成一个完整的纪录片。于是，我们能看到在第一个春天的部分里，所有的段落、镜头都非常的琐碎，甚至显得有些混乱而不知所谓。然而反而正是这一段落，奠定了整个影片的基础，琐碎显得生活场景更加的细腻、真实，能够瞬间令观众进入这个家庭的环境里，并作为一个引子一样的段落，串联起了接下来的部分。

特别惊喜的是，在第三个春天的段落里，并没有太多当年的场景，反而替换成了父亲所拍摄剪辑的曾经的家庭录像。父亲所作的录像，充满了年代的气息的画面，依旧忠实地反映了当年的生活场景，而且同样具有琐碎而细腻的特性，这与第一段导演自己拍摄的部分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同样，父子二人相同的爱好从银幕上延伸到银幕外，也具备了中国家庭骨子里的传承精神。

诚然，没有技巧是这个影片非常令人遗憾的地方。剪辑上的凌乱、声音技术的问题，甚至作为导演本人真实情感的表达失控，在影片的行进过程中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对于应当反应真实的纪录片来说，技巧并不算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剪辑技术和声音技术的缺失，反而组成了私影像纪录片的一种形式，在其他影片里成为弊病的技术问题，在《四个春天》都化作了影像的真挚。

本身真实的生活就足够令这部纪录片发展出优异的成绩了，我们随着导演的镜头，一点一点的深入这个偏远小村，一点一点深入作者所处的家庭。这些镜头或是远远观察，或是微微跟随，或是直面镜头内的人或事。这样的镜头语言组成，粗粝、莽撞，却意外地展现了创作者内心的真挚，正是这种影像下所蕴含的真挚的力量冲击着观众跟随着画面和其实就发生在真实世界里的小故事。

观众随着这股真挚，看到一对老夫妻几十年相依相守的感情，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奈与悲哀，看到一家人的互相扶持，看到远走外乡的游子内心紧紧的牵挂，看到他们一年一度腌制的香肠腊肉，看到他们在每年放鞭炮，看到他们上山砍柴、看到他们唱歌、看到他们欢呼、看到他们哭泣。每一段真实生活里难以发觉的小细节无差别的拼接，直观的信息传递，都是真实的力量。

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家庭本身具有的温暖气息衬托出了整个影片的感动人气质，导演在影片中穿插的贵重风景的空景，使得整个影像的气质爬升了一个层次。在生活段落里，画面的不够精致，都被自然而生的山川、云雾填补上了，这些风景和天气的生成，似乎本身就是为了让镜头记录而形成的。这同样，是真实的力量。

自然、真实，真挚，这其实是我们在观看青年创作者作品时最愿意看到的气质。来自表达的冲动欲，能够弥补所有技术层面的不足。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个充满自然魅力的乡村风光，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理想中国家庭关系，被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当我们日后想起农村与家庭题材的作品时，总能够想到这股温暖的力量。

· THE END· 这是“不散”的 第680期 文章，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