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从一个笑话开始吧
话说斯皮尔伯格死后来到天堂,却被天使拦住。天使说:电影导演不能上天堂。这时斯皮尔伯格看见库布里克慢悠悠地走进了天堂的大门,喊到:那不是库布里克吗?为什么他能进!天使回答说:哦,那是上帝本人,只不过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导演而已。
库布里克所有的影片都在探讨世界的本质,就像上帝一样。他老人家很早就看明白世界是怎么运行的,所以没去念大学直接就去拍片了。真正牛人从来都是干就完了,他们在别人还在想办法证明自己时就已经一波All in奥利给走向人生巅峰了。《奇爱博士》探讨了两个议题,权力的本质以及人和工具的关系。前一个议题可以看做《光荣之路》的延续;后一个议题则可以看做《2001太空漫游》的序章。《奇爱博士》中性和暴力的关系以及对人类异化的思考被大量运用在《全金属外壳》中,在他最有争议的最后一部电影《Eyes wide shut》中也能找到对应;一些飞机上仪表开关的镜头语言被用在《2001太空漫游》中。结合库神职业生涯中的其他影片看越来越感觉库神是不需要成长的,这是一个一开始就在终点俯瞰众生的人,他就是上帝本人。
影片的主题——如何停止恐惧并且爱上核弹
首先还是从片名开始。片名《Dr. Strangelove》虽然是一个只在片中出现了几分钟的配角,但这个角色本身就是片中美军指挥链的化身。奇爱博士最大的特点不是他是一个纳粹,而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右手,影片的故事正是一场Arm(即是手臂也是武装力量)失控而引发的闹剧。三条故事线,五角大楼作战室、空军基地、B-52战略轰炸机和进攻基地的部队正好对应奇爱博士的脑、右臂和左右手。在总统(脑)得知空军准将Jack Ripper(右臂)越权命令Kong少校的飞机(右拳)向苏联扔核武器后,他一方面想办法重新控制Ripper,另一方面命令Guano上校(左手,“Bat” Guano是蝙蝠屎的意思)打掉右手,完美的对应了奇爱博士这个角色“左右互搏”的问题。在影片最后,核弹已经扔出,此时的总统和将军们却在饶有兴趣的听“人类精华保留计划”,奇爱博士越讲越兴奋,最后居然奇迹般的站起来了!博士的脑重新控制了身体,这是总统重新和军队达成一致,也是从恐惧核弹变成爱上核弹的象征,而且这俩人就是一个演员演的,特别工整的对仗。
那么Strange love指的是什么呢?影片的副标题给出了答案——How I learned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这个Strange love指的就是对核武器的爱,全片就是讲大家如何从恐惧核战变成热爱核战的过程。如果从情绪而不是剧情理解影片,本片结尾就是一个大团圆结局而非悲剧。Kong中校沉浸在骑着核弹冲向地面的兴奋中;总统和将军们沉浸在核战后美好生活的憧憬中;而全片唯一理智的人Mandrake上尉在干什么无人知晓,他的意见从不重要,因为他是一个英国军官,是指挥链以外的人,而是奇爱博作为一个德国人反倒参加最高级别军事会议,被接纳成自己人。结尾的原子弹爆炸剪辑配上We will meet again,毁灭从来没有这么优雅过。
那么指挥链怎么就出现问题并且无法恢复呢?这就是影片讨论的两个议题,权力的本质和机械的可靠性。
权力的本质
影片第一场戏是空军基地中空军准将Jack Ripper命令副官Mandrake上尉执行R命令。这场戏的对话是这样的:
[General Jack Ripper] Do you recognize my voice?
[Capt. Mandrake] I do, sir. Why do you ask?
[General Jack Ripper] Why do you think I ask?
[Capt. Mandrake] Well, I don't know, sir. We spoke just a few moments ago, didn't we?
[General Jack Ripper] You don't think I'd ask unless it was pretty damned important, do you?
[Capt. Mandrake] No, I don't, sir, no
这段对话相当奇怪,将军问少校是否听出他的声音,强调认出声音非常重要,至于为什么非常重要两人翻来覆去说了半天也没说明白。后来将军在向基地守军下达“歼灭一切来犯之敌”时也强调了人大于军衔和制服:
I am going to give you three simple rules.
First: trust no one, whatever his uniformor rank,unless he is known to you personally.
将军给基地守军交战规则的第一条就是:无论来犯之敌穿什么军装是什么军衔都要攻击,除非你认识这个人。军队的军装和军衔最重要作用就是分清敌我和确认权力,正所谓“Solute to the rank, not the person”。Ripper将军在片头就打乱了这一军队组织的基本原则,他显然认为权力来源于个人,而非军衔,他领导下的所有军人都听命于他个人,而非他作为基地指挥官的身份。
后面Kong机长提到执行R命令是同归于尽的报复行动,执行此命令的前提是华盛顿已经没了。因此当Mandrake上尉听收音机发现一切正常,如果华盛顿还在,那么R命令就是不合法的,是Ripper的越权行为,所以他马上去找Ripper对质。在英国军官的观念中,他服从的是基地指挥官,而非Ripper个人,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听出Ripper的声音。这场对质的戏非常精彩,Ripper一直背对镜头,看不到表情。事情在争论中逐渐明确,那就是总统并没有下令,是Jack Ripper越权指挥,因此Mandrake要召回机队。眼看无法说服Mandrake,Ripper移开文件夹,露出桌上的手枪,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仰拍特写,积压已久的情绪爆发,Mandrake的气势一下就弱了下去。
Ripper的权力不是因为军衔,也不是因为他个人,而是因为他有枪。这也是冷战的基本原则,不是谁有道理听谁的,而是谁有原子弹谁说的算。
作战室中的戏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
Bucky马上回!在世界毁灭的紧要关头还想着这事儿呢
Turgidson将军在总统问话的间隙接了个秘书的电话,在世界危急关头承诺早点回去共度春宵,嘿嘿原来浓眉大眼的巴顿将军私下也这么猥琐。
而美国总统在得知R命令后紧急给苏共主席Kissoff打电话。此时是华盛顿时间凌晨4点,莫斯科时间是中午12点,苏联大使提醒Kissoff此时应该不在办公室,而且已经喝醉了,事实也确实如此,看来他经常在大中午喝醉。大使的解释是:
Our Premier is a man of the people, but heis also a man, if you follow.
在电话中,总统和主席用了一多半的时间在互相问候和强调私人的朋友关系。中午12点作为苏共主席他应该没有作为个人的权力,更不该喝醉,看来Kissoff也把个人权力和国家权力混为一谈了。
机组中的个人元素是最少的,但是仍然有一些元素代表机组实际上也把飞机看做自己的私人空间。比如说机长在上班时间看核心期刊《Playboy》,嘴里还塞满了嚼烟;机组成员在不停的吃东西,巧克力口香糖什么的;装绝密文件的保险柜里贴着美人泳装照等等。但是这些并不影响机组履行职责,他们不严肃的程度和Turgidson将军比简直小巫见大巫,这家伙不但和性感女秘书有一腿,还在地球面临毁灭的危急时刻打私人电话,不停在五角大楼里吃口香糖,最后还把军装上衣脱掉撸起袖子和总统勾肩搭背的,级别越高,权力就越不受控制,危害就越大,而且这些人根本就是把权力当做自己的玩具。
人和工具的斗争
在Jack Ripper将军和Mandrake上尉就命令进行争执的时候有这样一段对话:
Do you recall what Clemenceau once saidabout war?
He said war wa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the generals.
如果不能把战争交给军人处理,那么应该交给谁?还记得《2001太空漫游》中HAL是怎么为自己辩解的吗?
Thismission is too important for meto allow you to jeopardize it.
所以战争这种大事应该交给机器,机器最可靠。影片中出现问题的不是机器,是JackRipper突然发了神经,如果整个指挥链都由机器来执行那就没这些个破事儿了。无论是苏联人和还是美国人都希望在互相毁灭这件事上实现自动化,人不但可能发疯,还可能被敌人的假命令误导,更可能做出像Mandrake上尉这种上级命令不合法的理智判断,只有机器能排除一切干扰的执行权力的意志。Jack Ripper在下达R命令时说:“R for Robot”,Mandrake还重复了一下“R for Robot”。每个军官都希望下属像机器人一样执行命令,怪不得当Turgidson将军听说末日机器是真的时激动的说:“I wish we had one of their doomsday machines!”但下级士兵可不这么想,机组成员接到命令时说的是“R for Romeo”,而不是“R for Robot”,显得有人情味,还有点浪漫。《全金属外壳》中小丑也说“Marine don’t want Robot”,这显然是士兵们的一厢情愿。
但权力是相对的,士兵是将军的Robot,将军是总统的Robot。总统不需要Turgidson将军做出任何判断和决策,他问的都是客观问题,就和Kong机长问飞机漏油量一样。
General Turgidson, what's going on here?
How soon will planes penetrate Russianradar cover?
Are you in contact with Ripper?
Are there any Army units stationed nearBurpelson?
General Turgidson, is there really a chancefor that plane to get through?
但这并不是说人对机器能实现100%的掌控,总统的所有决策都是基于Turgidson将军的回答做出的,机组成员的所有努力都是让机器正常运行,从这个角度看人是被机器操控的也未尝不可。
《奇爱博士》中最完美、和谐、没有任何争斗也没有任何思考的线就是代表机器的B-52。机组成员们就像Robot一样一丝不苟的按照程序执行任务,与其说是他们在驾驶飞机,不如说他们其实是飞机的一部分。在机上所有的机组人员都戴白色的飞行头盔,专业而且科技感十足,只有不当班的人才能摘下头盔。当接到R命令时Kong机长从保险箱中拿出了牛仔帽,把头盔锁在保险箱中,从此他就一直是一个牛仔的形象,给这个行动增加了个人认同。
影片中机组的镜头语言颇值得玩味。机长操作那堆眼花缭乱的开关的时候,库神对开关用了zoom in,这是表现情绪的典型镜头语言。在最后一场投弹戏中特别明显,此时飞机已经中弹,通信系统被打坏无法接收到任务终止的命令。背景音乐还是一成不变的《Jonny comes marching home》变奏,不断漏油的提示意味着无论任务成功与否他们都不可能marching home了,而机组人员中没有一个人胆怯,没有一个人讨论是否还能活着,他们像机器一样精准的运转,精准的报告漏油量,就好像机器人。在打开炸弹舱门的时候几次失败用了正反打镜头,仿佛一场人机对话,是一场人机的较量。这场较量中人类毫无惧色,飞机倒是好像很胆怯,弹仓“Open”的灯始终不肯亮起,Close还一闪一闪的,仿佛是用语言在拒绝投弹手的命令。最后Kong机长毫无惧色的选择手动模式,进入弹仓,骑在核弹上开始修理机器。
这一段真的是非常精彩,经典的最后一分钟营救。领航员不断地报告距离目标位置,8英里、7英里、6英里、5英里……视听语言引导观众站在Kong机长的角度捏一把汗!一定要成功啊!但这明明不是最后一分钟营救,而是最后一分钟毁灭!Kong机长成功的后果就是世界毁灭,此刻已经不知道谁是反派了,一切都疯狂了。
和《2001太空漫游》一样,人最终战胜了机器,Kong机长果然成功了,然后地球就毁灭了。观众已经无法分清Kong机长是来不及还是不想回到机舱中,反正在世界毁灭中这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反正他骑着核弹、在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中射向地面,这是机组唯一的情感表达。让他们送死的是Jack Ripper,但从Kong的举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其实是认同Jack Ripper的理念的。
权力和性
影片第一个镜头是一根巨大的金属管,看起来像一个XX,接下来是两架飞机在进行空中加油,仿佛两个正在交配的大蜻蜓,原来那个金属管是飞机的加油管啊。此处背景音乐非常舒缓,Try A Little Tenderness,没错库神又开车了,他老人家开车的点都很奇怪。第一组镜头就给全片定了基调,这是一个关于权力和性影片,片中所有人物的名字也都和性有关,只是在这里,性更像是一种对权力的讽刺。
美国总统MerkinMuffley:To screw something up
空军司令‘Buck’Turgidson,雄鹿不说了,Turgid是肿胀的意思。冯唐特别爱用的词,你懂的
基地司令JackRipper:这就是开膛手杰克,案子到现在也没破,连续杀害5名妓女。
Mandrake上尉:希伯来语中意为“爱的植物”,直白点就是春药。
Kong少校:King Kong!就是那个在帝国大厦打飞机的猩猩,还用解释吗?
苏共主席:Kissoff,拒绝的意思,但是里面有个kiss,暧昧
苏联大使:De Sadeskie,萨德侯爵,《索多玛120天》了解一下?
Jack Ripper到底抽了什么风发动核战呢?这是他的回答:
Well, I firstbecame aware of it during the physical act of love. Yes, aprofound sense of fatigue, a feeling of emptiness followed.
Luckily, Iwas able to interpret these feelings correctly.
I can assureyou it has not recurred.
Women sensemy power and they seek the life essence. I do notavoid women. But I do deny them my essence.
居然源于某次缠绵后的空虚,所以要毁灭世界,奇怪但是又合理。
PEP Pills阻断药物都有,想的真周到,翻译是错的
关于性的隐喻在影片中随处可见。B-52机组的救生包里有“3支口红,3双尼龙长筒袜,一盒避孕套,还有PEP Pills(艾滋病阻断药物)。Kong机长感慨,这都够让一个男人在拉斯维加斯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了。为什么要带这些呢?谁知道呢,可能是鼓舞士气吧。
Turgidson将军和秘书的关系相当有趣,秘书也是全片唯一的女性角色。他俩的出场戏是凌晨3点,第一场关于核战的讨论是Turgidson通过秘书在电话中完成的,这家伙满脑子想的都是推卸责任,在去五角大楼前还承诺“Your old Buck will be back before you can say blastoff.”这哥们仿佛只能被性驱动。房间也不大对劲,好像这种到处是镜子的装修在东莞比较常见,get了很多奇怪的知识。
世界毁灭前夕,所有人都沉浸在奇爱博士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畅想中。未来生活的核心就是繁殖,没有太多别的要做,一个男人配10个女人,这是为了我们种族的未来做出的必要的牺牲。
OMG,这种“牺牲”谁不想要啊!连苏联大使都称赞“I must confess, you have an astonishingly goodidea, Doctor”
Oh,原来这些大人物们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啊。
讽刺
除了性的议题以外,影片中还有很多绝妙的讽刺。
不要在作战室打架!《使命召唤》有一关就用了这个做标题
在作战室中的争论就是一场闹剧。苏联大使Alexei de Sadeskie 和Turgidson打了起来,总统制止他们:You can’t fight here it’s the war room.大人物的战争从来不动手,他们开开会,打打电话世界就被毁灭了。
Peace is our Profession,在阴影里
空军战略轰炸机843联队的口号是“Peace is our profession”,非常讽刺,出现了好多次。明明是“War is our profession”。可是大家都这么说,现实中也是这么说,保卫和平什么的。
Kong机长看的杂志兔女郎屁股上盖的书是《Foreign Affairs》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Affairs还有外遇的意思,外交不过是战争的遮羞布。兔女郎Tracy Reed也是将军秘书的扮演者,当将军真TMD好啊!我要当将军!
美国空军拥有无穷的资源,最后却要打公共电话到五角大楼,没有硬币还要从可乐机里偷,Guano上校被可乐射了一脸。可口可乐是美帝的商标啊!
最后Mandrake上尉猜中了密码应该是P、O、E的组合。他的线索就两条,Purity of Essence 和Peace on Earth,前者是Jack Ripper的狂想,后者是作为二战喷火战斗机飞行员的Mandrake上尉的理想,可能两个都不对,因为密码是OPE,可能就是简单的行动,Operation.
作为美国小伙伴的英国军官Mandrake上尉处处像个异类,而作为前纳粹的奇爱博士混的风生水起。
可能上帝眼中的世界就是这么荒谬吧。
奇爱博士是谁?美国政府雇用的高级科研人员,负责研发用于冷战的高尖端核武器以及相关的一系列攻击防御系统。一个德裔美国人。一个笼罩在阴影中的瘫子,坐轮椅的。一个右手戴着黑色皮手套行动不正常的人。一个混入美国政府的纳粹余孽。一个被恶魔控制的人。是的,恶魔。正如恰达耶夫不是思想,而是一种精神,被恶魔控制的精神。纳粹,共产党,苏维埃,美国精神,资本主义,爱国主义统统都是恶魔。它们宣扬一种仇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仇恨。以崇拜强权的名义宣扬的一种仇恨。它们管这叫爱。爱国,爱领袖云云。所以国家要强大,搞核竞赛,压倒敌人。领袖要造神,万能,完美无缺,字字皆真理。
一个阳痿的自大狂,一个被训练过度的飞行员(核战英雄?牛仔帽暗示什么?),一个在地球表面被核辐射笼罩后,躲在地下矿井里仍要藏起一颗核弹与苏联继续竞赛的美国将军,一个陷入泥潭,无能为力的美国总统,一个研发出毁灭世界的机器的国家政权。影片中,一切荒诞的,可笑的,恐怖的,都是恶魔受到人类崇拜后的产物。
现在冷战结束了,纳粹早完蛋了,苏联也解体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以较为轻松的心情来看这部电影呢?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影片中表现的一切细节,现在依然成立。
看着最后歌曲声中的核爆,我起先是笑,然后是一阵莫名的忧伤,刺得眼睛酸痛。讽刺是为了把悲伤笑出来,这种悲伤,是刻在人们心底的无奈。拥有等于被拥有,我们拥有了可以毁灭自身的武器,而这些武器拥有了我们。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ER, BY ERIC SCHLOSSER, ON JANUARY 23, 2014)
This month marks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Stanley Kubrick’s black comedy about nuclear weapons, “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Released on January 29, 1964, the film caused a good deal of controversy. Its plot suggested that a mentally deranged American general could order a nuclear attack on the Soviet Union, without consulting the President. One reviewer described the film as “dangerous … an evil thing about an evil thing.” Another compared it to Soviet propaganda. Although “Strangelove” was clearly a farce, with the comedian Peter Sellers playing three roles, it was criticized for being implausible. An expert at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called the events in the film “impossible on a dozen counts.” A former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dismissed the idea that someone could authorize the use of a nuclear weapon without the President’s approval: “Nothing, in fact, could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See a compendium of clips from the film.) When “Fail-Safe”—a Hollywood thriller with a similar plot, directed by Sidney Lumet—opened, later that year, it was criticized in much the same way. “The incidents in ‘Fail-Safe’ are deliberate lies!” General Curtis LeMay, the Air Force chief of staff, said. “Nothing like that could happen.” The first casualty of every war is the truth—and the Cold War was no exception to that dictum. Half a century after Kubrick’s mad general, Jack D. Ripper, launched a nuclear strike on the Soviets to defend the purity of “our precious bodily fluids” from Communist subversion, we now know that American officers did indeed have the ability to start a Third World War on their own. And despite the introduction of rigorous safeguards in the years since then, the risk of an accidental or unauthorized nuclear detonation hasn’t been completely eliminated.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of nuclear weapons has long been plagued by an “always/never” dilemma. The administrative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s that are necessary to insure that nuclear weapons are always available for use in wartime may b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necessary to guarantee that such weapons can never be used, without proper authorization, in peacetime. During the nineteen-fifties and sixties, the “always” in American war planning was given far greater precedence than the “never.” Through two terms in office, beginning in 1953,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struggled with this dilemma. He wanted to retain Presidential control of nuclear weapons while defending America and its allies from attack. But, in a crisis, those two goals might prove contradictory, raising all sorts of difficult questions. What if Soviet bombers were en route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President somehow couldn’t be reached? What if Soviet tanks were rolling into West Germany but a communications breakdown prevented NATO officers from contacting the White House? What if the President were killed during a surprise attack on Washington, D.C.,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nation’s civilian leadership? Who would order a nuclear retaliation then?
With great reluctance, Eisenhower agreed to let American officers use their nuclear weapons, in an emergency, if there were no time or no means to contact the President. Air Force pilots were allowed to fire their nuclear anti-aircraft rockets to shoot down Soviet bombers heading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out half a dozen high-level American commanders were allowed to use far more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without contacting the White House first, when their forces were under attack and “the urgency of time and circumstances clearly does not permit a specific decision by the President, or other person empowered to act in his stead.” Eisenhower worried that providing that sort of authorization in advance could make it possible for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foolish down the chain of command” and start an all-out nuclear war. But the alternative—allowing an 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go unanswered or NATO forces to be overrun—seemed a lot worse. Aware that his decision might create public unease about who really controlled America’s nuclear arsenal, Eisenhower insisted that his delegation of Presidential authority be kept secret. At a meeting with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he confessed to being “very fearful of having written papers on this matter.”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was surprised to learn, just a few weeks after taking office, about this secret delegation of power. “A subordinate commander faced with a substantial military action,” Kennedy was told in a top-secret memo, “could start the thermonuclear holocaust on his own initiative if he could not reach you.” Kennedy and his national-security advisers were shocked not only by the wide latitude given to American officers but also by the loose custody of the roughly three thousand American nuclear weapons stored in Europe. Few of the weapons had locks on them. Anyone who got hold of them could detonate them. And there was little to prevent NATO officers from Turkey, Holland, Italy,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from using them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December, 1960, fifteen members of Congress serving on the Joint Committee on Atomic Energy had toured NATO bases to investigate how American nuclear weapons were being deployed. They found that the weapons—some of them about a hundred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bomb that destroyed Hiroshima—were routinely guarded, transported, and handled by foreign military personnel. American control of the weapons was practically nonexistent. Harold Agnew, a Los Alamos physicist who accompanied the group, was especially concerned to see German pilots sitting in German planes that were decorated with Iron Crosses—and carrying American atomic bombs. Agnew, in his own words, “nearly wet his pants” when he realized that a lone American sentry with a rifle was all that prevented someone from taking off in one of those planes and bombing the Soviet Union.
* * *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soon decided to put locking devices inside NATO’s nuclear weapons. The coded electromechanical switches, known as “permissive action links” (PALs), would be placed on the arming lines. The weapons would be inoperable without the proper code—and that code would be shared with NATO allies only when the White House was prepared to fight the Soviets. The American military didn’t like the idea of these coded switches, fearing that mechanical devices installed to improve weapon safety would diminish weapon reliability. A top-secret State Department memo summarized the view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1961: “all is well with the atomic stockpile program and there is no need for any changes.”
After a crash program to develop the new control technology, during the mid-nineteen-sixties, permissive action links were finally placed inside most of the nuclear weapons deployed by NATO forces. But Kennedy’s directive applied only to the NATO arsenal. For years, the Air Force and the Navy blocked attempts to add coded switches to the weapons solely in their custody. Du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they argued, the consequences of not receiving the proper code from the White House might be disastrous. And locked weapons might play into the hands of Communist saboteurs.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lock capability,” a top Air Force general claimed, “would create a fail-disable potential for knowledgeable agents to ‘dud’ the entire Minuteman [missile] force.” The Joint Chiefs thought that strict military discipline was the best safeguard against an unauthorized nuclear strike. A two-man rule was instituted to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someone to use a nuclear weapon without permission. And a new screening program, the Human Reliability Program, was created to stop people with emotional, psychological, and substance-abuse problems from gaining access to nuclear weapons.
Despite public assurances that everything was fully under control, in the winter of 1964, while “Dr. Strangelove” was playing in theatres and being condemned as Soviet propaganda, there was nothing to prevent an American bomber crew or missile launch crew from using their weapons against the Soviets. Kubrick had researched the subject for years, consulted experts, and worked closely with a former R.A.F. pilot, Peter George, on the screenplay of the film. George’s novel about the risk of accidental nuclear war, “Red Alert,” was the source for most of “Strangelove” ’s plot. Unbeknownst to both Kubrick and George, a top official at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had already sent a copy of “Red Alert” to every member of the Pentagon’s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for Ballistic Missiles. At the Pentagon, the book was taken seriously as a cautionary tale about what might go wrong. Even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S. McNamara privately worried that an accident, a mistake, or a rogue American officer could start a nuclear war.
Coded switches to prevent the unauthorized use of nuclear weapons were finally added to the control systems of American missiles and bombers in the early nineteen-seventies. The Air Force was not pleased, and considered the new security measures to be an insult,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its personnel. Although the Air Force now denies this claim, according to more than one source I contacted, the code necessary to launch a missile was set to be the same at every Minuteman site: 00000000.
* * *
The early permissive action links were rudimentary. Placed in NATO weapons during the nineteen-sixties and known as Category A PALs, the switches relied on a split four-digit code, with ten thousand possible combinations. If the United States went to war, two people would be necessary to unlock a nuclear weapon, each of them provided with half the code. Category A PALs were useful mainly to delay unauthorized use, to buy time after a weapon had been taken or to thwart an individual psychotic hoping to cause a large explosion. A skilled technician could open a stolen weapon and unlock it within a few hours. Today’s Category D PALs, installed in the Air Force’s hydrogen bombs, are more sophisticated. They require a six-digit code, with a million possible combinations, and have a limited-try feature that disables a weapon when the wrong code is repeatedly entered.
The Air Force’s land-based Minuteman III missiles and the Navy’s submarine-based Trident II missiles now require an eight-digit code—which is no longer 00000000—in order to be launched. The Minuteman crews receive the code via underground cables or an aboveground radio antenna. Sending the launch code to submarines deep underwater presents a greater challenge. Trident submarines contain two safes. One holds the keys necessary to launch a missile; the other holds the combination to the safe with the keys; and the combination to the safe holding the combination must be transmitted to the sub by very-low-frequency or extremely-low-frequency radio. In a pinch, if Washington, D.C., has been destroyed and the launch code doesn’t arrive, the sub’s crew can open the safes with a blowtorch.
The security measures now used to control America’s nuclear weapons are a vast improvement over those of 1964. But, like all human endeavors, they are inherently flawe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s Personnel Reliability Program is supposed to keep people with serious emotional or psychological issues away from nuclear weapons—and yet two of the nation’s top nuclear commanders were recently removed from their posts. Neither appears to be the sort of calm, stable person you want with a finger on the button. In fact, their misbehavior seems straight out of “Strangelove.”
Vice Admiral Tim Giardina, the second-highest-ranking officer at the U.S. Strategic Command—the 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for all of America’s nuclear forces—-was investigated last summer for allegedly using counterfeit gambling chips at the Horseshoe Casino in Council Bluffs, Iowa. According to the Iowa Division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 significant monetary amount” of counterfeit chips was involved. Giardina was relieved of his command on October 3, 2013. A few days later, Major General Michael Carey, the Air Force commander in charge of America’s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was fired for conduct “unbecoming 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Air Force, Carey had consumed too much alcohol during an official trip to Russia, behaved rudely toward Russian officers, spent time with “suspect” young foreign women in Moscow, loudly discussed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a public hotel lounge there, and drunkenly pleaded to get onstage and sing with a Beatles cover band at La Cantina, a Mexican restaurant near Red Square. Despite his requests, the band wouldn’t let Carey onstage to sing or to play the guitar.
While drinking beer in the executive lounge at Moscow’s Marriott Aurora during that visit, General Carey made an admission with serious public-policy implications. He off-handedly told a delegation of U.S. national-security officials that his missile-launch officers have the “worst morale in the Air Force.” Recent events suggest that may be true. In the spring of 2013, nineteen launch officers at Minot Air Force base in North Dakota were decertified for violating safety rules and poor discipline. In August, 2013, the entire missile wing at Malmstrom Air Force base in Montana failed its safety inspection. Last week, the Air Force revealed that thirty-four launch officers at Malmstrom had been decertified for cheating on proficiency exams—and that at least three launch officers are being investigated for illegal drug use. The findings of a report by the RAND Corporation, leaked to the A.P., were equally disturbing.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ates of spousal abuse and court martials among Air Force personnel with nuclear responsibilities a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among people with other jobs in the Air Force. “We don’t care if things go properly,” a launch officer told RAND. “We just don’t want to get in trouble.”
The most unlikely and absurd plot element in “Strangelove” is the existence of a Soviet “Doomsday Machine.” The device would trigger itself, automatically, if the Soviet Union were attacked with nuclear weapons. It was meant to be the ultimate deterrent, a threat to destroy the world in order to prevent an American nuclear strike. But the failure of the Soviets to tell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the contraption defeats its purpose and, at the end of the film, inadvertently causes a nuclear Armageddon. “The whole point of the Doomsday Machine is lost,” Dr. Strangelove, the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er, explains to the Soviet Ambassador, “if you keep it a secret!”
A decade after the release of “Strangelove,” the Soviet Union began work on the Perimeter system—-a network of sensors and computers that could allow junior military officials to launch missiles without oversight from the Soviet leadership. Perhaps nobody at the Kremlin had seen the film. Completed in 1985, the system was known as the Dead Hand. Once it was activated, Perimeter would order the launch of long-range missiles at the United States if it detected nuclear detonations on Soviet soil and Soviet leaders couldn’t be reached. Like the Doomsday Machine in “Strangelove,” Perimeter was kept secre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ts existence was not revealed until years after the Cold War ended.
In retrospect, Kubrick’s black comedy provided a far more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dangers inherent in nuclear command-and-control systems than the ones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got from the White House, the Pentagon, and the mainstream media.
“This is absolute madness, Ambassador,” President Merkin Muffley says in the film, after being told about the Soviets’ automated retaliatory system. “Why should you build such a thing?” Fifty years later, that question remains unanswered, and “Strangelove” seems all the more brilliant, bleak, and terrifyingly on the mar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D THIS IS REALLY COOL:
Top secret documents released by the Pentagon:
http://www.newyorker.com/online/blogs/newsdesk/2014/01/primary-sources-permissive-action-links-and-the-threat-of-nuclear-war.html恐惧(panic)在希腊人那里原本只是一个人在林中漫步时突然袭来的畏惧感,他们用一位神祈来为这种感觉命名:潘(Pan);到了中世纪,人们的恐惧集中在吸血鬼、狼人这些幻想的产物和麻风病、黑死病等真实的灾祸上,当然,恐惧有时候也是神学上的,比如各类心怀鬼胎者对天罚日和末日审判的恐惧;近代工业的发展逐渐滋长了城市的堕落和阶级的矛盾,人们的恐惧对象主要成了开膛手杰克这样的变态杀人狂和法国大革命中肆无忌惮的革命屠杀。二十世纪的恐惧是什么?有人说是纳粹集中营。但对大多数没有进过集中营的人来说,那里的苦难是遥远而陌生的,只是读完安妮•弗兰克的某页日记时的瞬间想象,而曾被关在集中营的人尽管为数众多,但他们中大多数都已经死去。对于今天再次在资本主义丰裕的物质文明中安逸度日的人来说,核弹同样是遥远而陌生的,人们只是在看国际新闻时,在某超级大国对某邪恶国家的制裁报道中,偶尔听到这个词。但对经历过冷战的那代人来说,从广岛的“小男孩”和长崎的“胖子”一直到苏联解体,核的梦魇整整围绕了长达半个世纪,可谓二十世纪最主要的恐惧。
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奇爱博士》就是关于这种恐惧及其后果的。冷战中的苏联和美国都担心对方率先使用核武器,于是各自设计了相应的报复措施。美国的R计划:只要苏联的导弹攻击了华盛顿,美国的中层将领就有权力绕开总统的命令直接启动R计划,几十架部署在美国本土以外的轰炸机将满载着核弹去摧毁苏联的主要军事目标。苏联的世界末日装置:只要美国率先使用核武器,这个由计算机控制的自动装置就会启动,其威力将摧毁地球上的所有生物。美国空军将领杰克•瑞朋从苏联人只喝伏特加推知地球上所有的水都已经被“氟化”了,自己宝贵的“体液”正在被毒化,于是决定率先采取措施:他在苏联没有入侵的情况下直接启动了R计划,同时打电话给美国总统要他全面发动战争,因为召回轰炸机的密码只有他知道,而他已经把他的基地封锁了起来……
核弹的发明使战争变得至为简单:它只是两个超级大国首脑之间的博弈游戏。唯一有制约性的力量只是某种脆弱的人道主义。使人们恐惧的是:谁能保证这种人道主义永远有效,谁能保证不会出现杰克•瑞朋这样的妄想狂。而杰克尽管一半是偏执狂和疯子,但他的行为又何尝不是出于某种恐惧。对核的恐惧与古典时代的恐惧十分不同的是:它不再是某种幻想或者来源于某种自然力和不可控的非理性因素,它本身就是理性科技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理性思维。人们试图用理性的思维去控制作为科技理性产物的恐惧,比如让核弹的力量控制在某个由计算机控制的装置手里,这种思维却反过来被恐惧所俘虏,恐惧成了这种思维。弥漫在冷战意识中的正是这种恐惧思维,恐惧成了某种本体化得东西,到头来唯一使人感到恐惧的其实是这种恐惧本身。
《奇爱博士》集中表现的不是对核弹的个体心理恐惧,而是被恐惧所俘虏的理性化思维本身。该片的空间主要集中在三个地方:军事基地内杰克•瑞朋的办公室,总统的作战指挥室和轰炸机内部。决定地球和人类命运的不再是广阔的战场,而是这三个内部空间,命令的发布与传递是无形的。人类的和平仰赖这三个地方的合理化运转,只要某个环节被非理性的恐惧心理所俘虏,就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影片不厌其烦地叙述了R计划从发布到执行的所有细节:杰克•瑞朋广播通知基地士兵苏联已经入侵,他已启动R计划对苏联展开报复性攻击,所有士兵上缴所有通讯设备并严守自己岗位准备作战:敌人有可能在任何时刻穿着任何衣服向基地进攻。这些命令都是军事集团内部完全理性化的作战反应,除了它们的前提是出于一个人非理性的幻想。轰炸机内部,从接到命令到最后的执行的过程都由摄影机巨细靡遗地再现出来:接受命令、向基地取得确认、取出R计划的函件、计划的具体内容、任务的分配、战后飞行员个人生存物资清单的罗列、切断对外信号的措施、锁定通讯频率的措施、飞行高度的数据、里程的数据、投弹后逃生线路的计算……执行R计划需要按动轰炸机内无数的按钮,每发布一条具体的命令,就需要按动一个按钮,摄影机就会给这个动作一个特写给与强调,人类的命运就决定在这些按钮上。所有那些命令的具体实施程序及所有那些按钮都是事前经过完全理性化地运算和设计的,它们的运作几乎是万无一失的,与核弹一样,它们是人类理性的精巧结果,但是当某个源头被非理性的恐惧心理所俘虏,恐惧便随着这条理性的锁链一步步传递并增值,最后产生的完全是非理性的毁灭后果,于是,人们反过来对这条精巧的理性锁链产生巨大的非理性的恐惧。
杰克•瑞朋并非完全是一个妄想狂,他还是一个被彻头彻尾地具有冷战思维的人,这从他一边发布执行R计划的命令一边打电话给总统要求发动全面战争可以看出。冷战思维是一种以恐惧为起点的完全理性化的思维。除了这位杰克,电影中还有一个人物是它的主要代表:巴克将军(影射美国著名的“热爱”战争的巴顿将军)。他在获知杰克已经启动R计划的消息后先是故意拖延时间不向总统汇报,后来又极力鼓动总动发布全面战争。最后当得知苏联的世界末日装置将会启动,人类面临毁灭的命运,美国总统和他的政府要员们商量如何挑选一部分人进入地下矿洞以繁衍人类后代时,他的建议是:如果苏联人偷偷带了一枚炸弹进入矿洞,九十年后人们从矿洞出来,苏联的科技将会领先美国。在这个疯狂的带着小丑色彩的人物身上,以恐惧为起点的思维逻辑被推演到极点,同时恐惧也带上了一层丛林法则的色彩:人们恐惧的只是在强力的较量中处于弱势。
《奇爱博士》一片的全名是《奇爱博士:或者我们如何克服对炸弹的恐惧,并热爱核弹》,听起来像是一本指导手册。片中的奇爱博士是个夸张的漫画般的人物,他对科技的力量怀着一种 “奇怪”的爱,正是他这样的人设计了像“世界末日装置”这类东西。他的原型是科幻小说中疯狂的科学家,库布里克更新了这一类型人物,使他与爱欲结合在一起。奇爱博士在为总统讲解“世界末日装置”的建造原理和核弹爆炸后逃生的方法时眼神中带着疯狂的神采,他似乎根本不在乎几十亿人的生死,他唯一所爱的只是他的“装置”和科技力量本身。讽刺的是,这个科技的骄子本身半身不遂地瘫痪在轮椅上,讲到兴奋处,他的一只手便不受控制般地直冲冲伸向半空中,其姿势颇像“希特勒举手礼”。库布里克似乎想借此讽刺纳粹极权主义的产生在科技的理性化中的根源。“热爱核弹”,正如片名所示,本身就是一种“奇怪的爱”,库布里克想回答的是,爱欲能否改变科技的非理性力量,或者说爱欲能否使人克服对科技的非理性恐惧。《奇爱博士》发行的1964年正是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发表十余年后,以性解放和反战为标志的68年革命运动前夕,人们普遍迷信文明压抑了人的自然欲望,性欲的解放可以使人类从科技与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库布里克以这部电影表达了他对这种思潮的看法:在非理性的恐惧面前,即使是爱欲也有可能被导向畸形,人们可以爱男人、爱女人,但也有可能爱核弹。人们突然之间只看到了性的自然健康的一面,却遗忘了性的扭曲的黑暗的一面,畸形的性欲的无法满足要求各种非理性的“代偿”。实际上,《奇爱博士》一片中许多戏剧性的场面和形象都来自于一种无法满足的“奇怪的爱”。除了奇爱博士这一形象,还有比如影片开始时被评论家成为“史上最性感画面”的两架军用飞机加油的镜头。“巴克”将军出场时,他性感的女秘书正穿着“三点式”泳衣晒日光浴,后来将军与总统开会时,这位秘书还打来电话撒娇,无疑,这位热衷于战争的将军同样也热衷于做爱。美国总统在跟苏联总理德米特里打电话时,那位总理显然也在寻欢作乐,显然,性爱有时不过用来缓解军备竞赛带来的焦虑。那位启动R计划的杰克•瑞朋在被问到什么时候第一次想到地球上的水都已经被“氟化”,他的“体液”正被毒害时,他答道,“与女人做爱时”——性的无能需要战争来补偿。
战争无疑导致恐惧,而人们也时常因为恐惧而发动战争。二十世纪的恐惧是对核战争的恐惧,同时也是对被非理性的恐惧所抓住的理性化的科技的恐惧,在后面那种恐惧面前,爱欲也好,理性的科技也好,似乎都无能为力,文明变得岌岌可危。《奇爱博士》最后著名的核弹爆炸的蒙太奇,就像哀婉的预言一样,笼罩在人类文明的上空久不散去。
————————————————
个人公众号:加书亚在路上
正在更新印度旅行日记,欢迎关注!
第一次接触库布里克的片子,倍受打击~~
当年此片竟然全面败给窈窕淑女,奥斯卡这哪是中庸保守,根本就是脑残。
Mein Führer, I can walk!
你可以毁灭世界,但不许在作战室打架!这里是作战室!
没看懂,好像有黑色幽默的地方在嘛就是觉得不好笑...科幻控可能会看懂?
虽然是冷战的时代背景,但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人类头顶的事实远没有改变。在漫长的最后一分钟营救中,展现官僚的无能、人性的罪恶、和某种奇异的幽默感,在世界还未毁灭时他们已经想着在新世界瓜分利益了(以人类之名),对俄国、英国、德国人都采取了典型化处理。极端的戏剧冲突展示深刻的当代现实。
7.0 最好的政治讽刺剧没有之一。库布里克用这部氟化水一般的电影玷污了战争机器们最纯洁的体液。
94/100 你知道把整个时代的恐惧和幻想如此直观的拍出来有多难吗?
液体的纯洁
正经的喜剧,通篇的讽刺,疯子的忧伤,好看得丧心病狂。
Gentlemen, you can't fight in here! This is the War Room!
想想也是理所當然,如果一場核爆為男人帶來的不是恐懼而是破處似的快感,他們當然會從此開始大幹特幹呀……
库布里克从来不让人失望
彼得塞勒斯和乔治斯科特都逗不过那个德州口音的机长
给库爷跪了,不仅仅是起源的设想者,还是末日的预言者啊,他大概不是地球人。演博士的哥分饰三个角色,不仅让观众来劲,他自己也一定爽得要命吧
这个译名太囧了,看的好累中间还睡了,大脑都空白了。哦天
Dr. Strangelove比Dr. Strange更懂爱。
关注冷战史必看
三大场景:机舱、作战室、基地。过半场登场龙套男奇爱博士。骑氢弹的牛仔。向可口可乐公司要硬币的英国绅士。
黑色战争片,战争与男人,战争与性,导演描述得太隐晦太有魅力了。最后昆少将骑着导弹轰炸敌人阵地,实在太酷了,那是每个男 性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