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

这部片子我是小学的时候看过的，那时候还小，估计是二三年级的样子。最深刻的镜头就是女主角随红旗一起从楼顶飘下。当时是学校组织看的，也不知道那时的老师是怎么想的，居然让不懂事的小学生看这个电影。一起看这部电影的人，如今能记住它的恐怕只有我了。上了大学后，知道这是从一篇报道文学改来的，当时文坛称这类作品叫<伤痕文学>,这是文革后特有的一类作品。
至今仍在寻找这部电影，希望能再看一次。二十多年后重看，应该会更有感触。

引

太阳，在东方缓慢升起。这个世界被涂抹上绝对的红。男孩儿和女孩儿蓬头垢面、筋疲力尽，拥抱在一起……仿佛纵欲过度……终于精神病爆发，女孩儿高举红旗纵身一跳，消失在身后血红色的天空中。可是真的会消失么？不，肉身沉重，只会向下不停坠落……坠落……


去年冬天和一位老友喝酒，他向我提起一部片子，说是中国唯一一部直接描写文革时期武斗事件的，片名叫《枫》。听他说，这片子非常震撼，讲文革时候一对儿原本非常要好的男女恋人，因为分属于两个红卫兵派别，两个派别互相斗起来，矛盾逐渐升级，以至于双方都抢了军火库真刀真枪地干起来，最后叫刘丹枫的女青年跳楼自杀了，男青年疯了，两年以后也被抓住枪毙了。八四八五年，他和同学去郊游，在湖滨发现一幢满是枪眼儿的教学楼，后来感觉就是那部电影取材的真实地点。当时这楼已经废弃，每个房间都写满标语、血书之类。估计如今早已拆除。
前几天把这片子找出来看了一遍，果然是一部非常特别的影片，感觉这片注定会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一笔，结果却似乎淹没在茫茫时间之中，很少有人再提起。
我查了一些资料，这部影片是先有小说，后改编成连环画刊登出来，但小说和连环画的发行过程也是一波三折非常坎坷，几次遭禁又几次解禁。1980年由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张一改编成电影，又是过关斩将一般的重重过审，结果上映没多久又被禁了，好像是最近这片子才解禁的。

在我看来这部影片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并不是所谓对文革有多么深刻的反思。相反——其所谓的反思段落用一个在武斗中幸存下来的绘画老师回忆的口吻来叙述，盈满让人不舒服的疯狂抒情，但就是说不到本质，给出的结论是“整整一代人被林彪四人帮给害了”，这种明显非常愚蠢混乱的官方话语可能也是出于无奈。而一旦要对当时的整个社会和人的行为进行深入反思、质疑，就如同影片中的小女孩儿问起无数个“为什么？”时，马上被一句“跟你说你也不懂啊！”的标准句式打断终结。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整个影片所留下的就是最最纯粹的某种感情上的直觉刺激。而这种直觉上的，表面呈现出来的刺激，却如同一个巨大恐怖的怪兽所留下的遗骸耸立在那里，什么也不用说便足以把见到它的人吓得噩梦连连，使得它的艺术表现形式与美丑无关，与拙劣还是精致无关，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反复被玩味、被分析的典范。因为它，就是在我国近现代历史的意识形态见证、凝聚而成一个怪异又坚硬的存在。

死亡与性

浓重的血红色渲染出强烈刺激性的色彩基调，两个青年男女在一片死尸铺满的废墟中站立，背景是初生之朝阳。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都衣衫褴褛，满面污垢和凝结的鲜血，他们相互拥抱在一起，但当互相充满爱怜温柔地呼唤完各自的姓名之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不是被我…..打死了么？”。影片一上来便将死亡这个主题抛出，死这个主题抛出的同时又与其将爱恋这个元素并存起来。我们不必事先知道剧情，就已经可以在影片头一个段落中认识到影片所将呈现的主题是关于“爱”与“死亡”。这两个主题将在之后影片的发展中，如同DNA的双螺旋结构一般紧紧缠绕、相伴相生向着终极毁灭爆发。
红色在片子中的运用特别突出——枫叶、血、天空、红卫兵的袖章等等，仿佛挥之不去的诅咒、病毒将所有人笼罩其中，凡是沾染上便进入一种病态，其病症主要有——疯言疯语、行为颠三倒四、抛妻弃子、嗜杀成性、背叛成风、死不悔改等等。血红色除了在“红色政权”国家意识形态中代表那种激进革命主义情怀外，在整个人类的意识形态深层代表的是暴力、死亡和性的意象。因为红色本身就是血的颜色，这种颜色在孕育死亡的同时也孕育着巨大的“生”的力量。这种视觉色彩上的认知是从人类诞生之初便已经形成了的——我们通过猎杀，通过自己和其他动物流出的鲜红色的血，认知了死亡；同时这流出的鲜血又成为我们口中赖以生存的食物养育着我们自己（大概纯粹的植食性动物对于红色认知的复杂性上要远远低于人类吧）；初生的婴儿是红色的，沾满鲜血的；女人每个月也在用红色来涂抹生命力的征兆。于是，红色在死与生之间建立起一条通道，这条通道延续万年深深埋在我们灵魂的意识形态之中。如丹枫最后用死亡的形式来祭奠自己强烈新生的理想一样，片子里每一个人物都怀抱着强烈的死亡和性意识来将政治高压下的扭曲青春挥霍。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说“红色政权”意识形态的内部，其根本就是在孕育一种虐待形式（包括虐待他人和自我虐待以及施、受虐狂热）的死亡和性崇拜？而这种对死亡与性相互结合的浪漫狂热自始至终萦绕在片中每一个人物、场景和戏剧段落中。

丹枫和红刚这两个角色的设定从一开始便是一对儿让人看了“羡慕、嫉妒、恨”的完美情侣（“性”或者说是“爱情”主题的确立），接着因为文革时期分属于两个派系而藕断丝连的“决裂”，其决裂理由又特别荒唐、幼稚，如同小儿过家家一般，但其之后的行为又极端血腥怪异（死亡主题的突出）。
这里涉及到主人公身份的几次转换，影片中的男性角色基本上处于群配的表现地位上（所谓的“男主角儿”红刚，也是众多男配角中的主配而已），所以其真正的主角儿是丹枫和她所处的整个儿时空、社会环境。这种众男性角色沦为附庸地位多少带有点儿对当时社会的隐喻作用，而女性角色的格外突出又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潜意识中母性崇拜。于是，在这个突兀的女主角儿身上，随着剧情段落的发展需要，她的形象身份也在不停地发生流转变化。
文革到来以后的丹枫是女战士，其身上从里到外散发出一种“学生会干部”的又红又专，腰板儿挺得直直地，腰带勒得紧紧地，把胸脯也绷得鼓鼓地，尖尖的小嗓子把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小手一挥身边一堆小伙子便可以出生入死拼足狗命。这个形象像极了小说《一九八四》中的女主角儿凯瑟琳在认识温斯顿之前的状态。这种去性别化的形象本身就是一种造神运动，塑造出一个近乎于女神的形象，即神圣不可侵犯，又在本质上带有某种女性特别的吸引力。种种复杂的情绪杂糅起来给周围人和观众都造出了一种类似宗教性的崇拜偶像（其实这种形象特征应该就算是当时的小明星吧）。正如日本军国主义时期一些观音造像和受伤士兵的结合体一样——女神坦胸露乳，怀抱受伤或已经死亡的士兵，偶像的完美幻觉中杂糅着性的气息，将死亡的恐怖阴影用乳汁冲调成一杯让人疯狂上瘾的毒酒给每一个人喝下。只是中国文化上对性的态度从来都有些暧昧，所以视觉形象和行为方式上并不似日本来得袒露，但内在心理运作机制还是非常相似的。这种女主人公的圣女化现象其实也会在别的文化中见到，比如法国的圣女贞德，又比如基督教文化中所描绘的天使形象（一般在宗教说辞上总是说天使是无性别的，之中说辞就是为了防止教徒们所谓的邪淫思想，但实际情况呢？我只能“呵呵”了）。这个圣女身份形象的终极表现形式，便是其必须在最高潮的时候以自我生命的牺牲为祭品，去祭奠某个抽象的理念。当然在电影中，丹枫最后完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她的神圣任务”。跳楼的行为在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感受到的是惋惜，是伤痛，是荒唐。可在当时的环境以及影片内部逻辑中，她自我封神的道路上又是必然的、光荣的、壮烈的。影片将这种双重观感以强烈的情绪和戏剧舞台似的刺激性画面场景呈现、渲染出来。
紧紧跟随丹枫的另一个身份便是天真可爱的小姑娘，这个身份的诠释者就是影片中故事的讲述者——绘画老师。在他对丹枫的种种回忆中，丹枫的性格尤其活泼、聪慧，笑吟吟的可爱样子在电影中多次出现，常常让我想起八十年代在照相馆中拍写真的少女，阳光、青草和微风仿佛永远与她同在。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情节段落甚至让人觉得幼稚得可爱又可笑。
她的第四种身份非常特别——女特务。女特务的形象是在她的恋人红刚被抓以后所表现出来的。丹枫为了救红刚出来，对小兔子又是哄骗又是卖萌又是说道理，整个段落拍出来——丹枫站在黑暗的走廊中与无知的小战士共处，美丽又危险，她一边欺骗一边劝诱，偷偷摸摸将对方阵营中重要的骨干（自己的情人）放跑。看过各种谍战片儿的聪明的你难道还不明白，如果站在小兔子的立场和视角上看问题，她简直和当年那些拙劣粗糙的社会主义谍战剧中女特务的行为一模一样呀。小兔子最终没有告密，多半也是被丹枫这个“漂亮姐姐”身上散发出来的某种魅力所吸引和迷惑吧（当然我们都知道这种魅力是什么）。
作为刽子手的丹枫，在影片中铺了一条暗线。同样是通过片段的回忆——审判各种“走资派”、“黑帮”、“臭老九”敢打敢骂敢争第一，拿起机关枪保卫“红色政权”替小兔子报仇杀人的时候也从来不手软。但这些在影片中没有直接表现，可作为观众谁不明白？哪一个敢洗去自己双手上的血？这世界没有人是无辜的。
恋人、圣徒、孩子、女特务、刽子手——丹枫的这五个形象（或者说五个幻象）不停杂糅、转换，直到这些貌似互相抵触极端分裂的种种自我在影片中形成一股怪异的旋风席卷而来——它将死与生、爱与恨、血与性相互捏合的猛兽抛给观众，将这个深度扭曲的人物从时间的黑洞中打捞上来，从这一点看来，影片对于我们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许多隔靴挠痒似的文革题材电影。

地狱的景观

“我在人生旅程的半途醒转
     发觉置身黑林里面
林中正道消失中断
啊，那黑暗的森林，真是描述维艰！”
                             ——《神曲•地狱篇》
      
  水波荡漾树影婆娑，阳光将恩惠洒满大地。丹枫和红刚两人在美丽的风景中一边散步，一边说着呓语般的疯话——“过去，我们常常懊悔，没有生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那鲜艳的红旗上，甚至没有我们一滴鲜血；现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决定放弃考大学当教师的愿望，决心跟着毛主义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社会者，我们的社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只见丹枫一个人在那里如舞台剧上夸张拙劣的女演员一般上蹿下跳、矫揉造作。她所站在的舞台是沉默的山河，人物置身其中仿佛待在一个超现实的空间，周围不切实际的美景和仿佛来自照相馆中明星写真般的特写镜头相互作用，再加上口号似地让人听了鸡皮疙瘩暴起的狂热抒情，形成一种巨大的感情空洞。镜头有时候脱离开人物，摇向树影、刺眼的阳光，或许主创并没有意识到这拙劣的抒情有什么怪异之处，反而觉得寓情于景的一种定式思维。但在我的解读中，这虚假的抒情反而重新还原了某种荒诞——将人物和场景架空于现实，将某种内心的疯狂的浪漫向外涂抹，再结合我们的历史经验以及影片后面所有人悲惨、血腥的结局，才恍然大悟——这简直就是一个寂静的地狱！在这个寂静空虚的地狱中，我们听到的只有自己狂热的回声，看到的只有自己被歪曲粉饰过的面容，她就如同面对沉默和空旷的美景嘶喊的怪物，渐渐将自我吞噬。
  紧接着为了表现他们这群红卫兵小将们去北京看领袖，镜头用了当时新闻片儿中大远景镜头，只见一片红海，人们狂热的呼喊“毛主席万岁”。然后直接切到特写几个影片中的主要人物的特写，他们一个个愚蠢狂热的脸上或是哭泣或是像吃了屁一样欢乐（特写镜头明显由演员扮演，但完全是仿照当时的历史镜头来表演）。再切回大场面，我们听到领导人发言（林彪）。林彪同志的发言截取我们只听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倒一切xxx反对一切xxx消灭一切xxx”真是恐怖，等一下！那个我们一次又一次歌唱，一次又一次赞颂，一次又一次敬爱的主席跑哪里去了？没有他的影像，没有他的声音，他在影片内部成为一个巨大空虚的概念，一个装填疯狂的容器（也许这里面领导人具体影像的缺失是某种政治原因造成的，但其效果反而更有深意）。伴随着林彪的发言，火车的钢轮滚滚向远方碾压过去，这个时代也随着一声声“万岁！”、“打倒！”疯狂飞奔起来！在这个热情的地狱中再也没有一片安宁的土地，所有人都高唱着革命凯歌“战斗”，血和血之间建立起某种怪异复杂的联结。

700多年前有个意大利诗人，他在人生的中途忽遭到命运的沉重打击，从此远远流放他乡，在这被打击的漫长岁月中他以一个游荡着的智者身份写了一部伟大的作品《神曲》。影片中有一个重要的线索人物——王老师，他作一个亲历的“逍遥派”也如但丁一般在这红色的地狱中挣扎、游历，眼见它风起云涌，眼见它哗啦啦垮塌下去。
“站住！干什么的？把手举起来！不然就打死你！”当稚嫩的声音说出这不寒而栗的话语，并用带着刺刀的枪顶着王老师的后背时，我们看到的一副景象就如同一群拿着枪炮玩儿血腥战争游戏的孩子。他们稚气的脸和手中的枪以及过分严肃的面容都形成一种景观，这是蛮兽与被害者之间形成的一种经典景观。
不过有危机总有拯救到来，只是这次拯救我们“但丁”的没有那个全能的导师维吉尔，而是一个变形之后的“贝阿特丽切”。丹枫一面扮演着刽子手的角色，一面有扮演着拯救者。而她究竟为什么去救王老师，其动机是非常模糊的，动机的模糊性更增强丹枫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她似乎是心血来潮，又或者如孩童般天真、无知，正如她纠缠在所谓的“政治立场”与“个人恋情”之间的那种左右摇摆。我们可以大胆揣测，她对这个曾经教过她的王老师留有的好感，是否其中也参杂着某种爱恋的情愫？在此，天使与恶魔再一次合体，正如人物在如画的秋天风景中大谈特谈死亡，从残暴盲目的内斗中迸发出狂热浪漫的抒情一般，一切更像是一场中二病大爆发。
在丹枫决定将王老师放走以后，影片情调整个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背景中忽然想起一种80年代电子效果器制造出的软绵绵的抒情音乐，在秋天的树林中，两个人的对话却依然脱离不开即将爆发的战争，这软绵绵的南国之音，在两个人物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间离出一片诡异虚幻的情调，反差中复杂的况味在其中翻滚。我认为，这很难说是一种巧合，更像是导演天才般的故意安排。这段落中的情调让我想起巴西导演德桑托斯的影片《吃掉我的法国小男人是什么味道》中结尾处一个段落——男主人公和他在吃人部落中的女朋友一起，在一片阳光灿烂的海滩上嬉戏，女孩儿给他模拟着即将到来的献祭情况，告诉他将如何被打晕，如何被杀死，如何被吃掉。背景中同样也回响着优美的音乐，两个人情绪非常愉快，在海滩上嬉戏之后还做了爱——这种死与爱之间融和起的反差可以说只有真正的诗人才能从中调和出绝妙的艺术体验，从这个角度来看，《枫》这部影片在艺术上确尤其值得我们赞赏的地方。
再一次，我们看到的地狱景象并非是绝对的一片哀嚎、黯淡无光，人物处在其中也并非是无尽的绝望。在其中的人物最关键的特征是如瞎眼的虫子一般挣扎，且并不自知（所谓当局者迷）。他们或许怀抱着无限的壮志和希望，但却是瞎子、傻子和疯子，这一切怪异地交融在一起才形成一幅地狱的景致带领着我们一起走向毁灭，致使真正的恐怖和绝望深深的压在了观众的内心。

影片中始终围绕着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死亡，死亡不但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这部影片整体氛围内，而且死亡以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引领着片中的人物，片中呈现出来的整个世界走向崩塌。
这里面有四次死亡是通过具体的方式来给观众呈现的——第一次是武斗升级以后，街上一个过路的小青年被不知哪里打来的子弹打死了。这一次死亡对于剧中人物除王老师外都算是稀疏平常的轻描淡写，所有人（除王老师外）对这次死亡事件的态度都是不屑一顾的，甚至对死亡本身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轻视；第二次是小兔子的死，这一次影片中所呈现出的态度明显不同，死亡不止被赋予了某种强烈的仪式感，并且将死的哀婉情调加以渲染，同时在进一步对丹枫这个人物进行了更深入的剖析塑造。
小兔子作为一个和大孩子们一起混着玩儿的年龄更小者，其行为模式和感情模式更具有某种本能主义特性。母亲和妹妹来找他回家，他所感受到的是家庭成员感情上的牵绊，与他自我作为一个极力渴望成为成熟男人的，那种男孩儿心理之间的矛盾。是啊，跟着丹枫姐姐干革命，喝酒、吃肉、杀人、当英雄，这个游戏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何况丹枫姐姐还那么漂亮，能单独和她一起完成革命任务是多么巨大的荣耀；这一边，妹妹和妈妈一声又一声的呼唤，小兔子又怎么能够割舍？何况妹妹是简直就是他的命根子，不然在红刚逃跑的深夜，他怎么会轻信丹枫的谎言而擅离职守？小妹妹抓着他哥哥的手，笑眯眯的又似乎有些小羞涩；另一边，漂亮的丹枫姐给他使眼色（这算是色诱么？我好单纯，我搞不懂吔……）。终于他是禁不起引诱的，跟着这个甜蜜的杀人犯离开了家人（小兔子死去的直接责任人无疑是刘丹枫，但在背后更大的那个罪恶的施暴者是谁？我们心里都清楚吧）。
接下来的段落极尽丧心病狂之抒情能事。一声声的呼唤，唤不回小兔子，那回声还要在空空山谷中回荡，这一步三回首又声声的呼唤本就将离别抹上一种赴死的气质。安静下来，两个人在竹林与小河的交界处休息，背景中又响起那种无比抒情的音乐。红色的枫叶、竹林、河水，姐弟二人在林边休息，姐姐还在专心的为小弟弟缝红袖章（有没有闻到一股浓浓的革命战争时期浪漫主义骚味儿？）。又重新构成了一副虚幻的美景。那么再让我们看看这两个人在这等美景中究竟在谈论些什么？——小兔子递过妹妹爱玩儿的小哨子，叫她换给妹妹，然后静静躺下仿佛已经认定了某种命运的安排说到“我这回怎么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为什么？”镜头由两人中景慢慢向上推到小兔子单人的特写“真没准儿活不到几个钟头呢。”紧接着他奋力的吹着哨子，仿佛在将死的幼兽呲出它稚嫩的小牙齿发出可怜的、最后的呼喊，用来证明自己曾经来着世界走过一遭。镜头又切回刘丹枫，这回是正面中景，整个人物和气氛都像极了我们从书本上看到的革命红军女战士的宣传形象，仿佛刚刚从照相馆里出来一尘不染的新照片儿，还带着显影液的味道。我们可知这样一幅诱人的美丽的图景对于一个即将因为自己的幼稚、愚蠢而死去的孩子是多残忍，不但是残忍，简直就是桑心病狂啊！到此还不够——“丹枫姐，如果现在让你死，你舍得么？”“我才十九岁，还没活够啊！”，然后是沉默，沉默中丹枫忽然说“但我不怕！”这几秒钟的沉默如休止符一般，打断了一直延续着的定向思维显得格外意味深长，我们可以在这沉默中读出无尽的恐惧、无奈、悲哀、羞愧和阵发性精神病般忠贞，最终她还是靠意志将游疑镇压下来，回答到“但我不怕！”。这四个字虽然在剧中人物最终说出坚定了某种必死的决心，显得光荣灿烂，但在观众耳朵里听来却字字如铁锤般沉重地砸在心中。紧随着丹枫姐关键时刻的表态，小兔子也发出誓言办的表态“对！不怕！”仿佛为了更加强信心，他再次重复“我也是！不怕！”。等一下，你看他紧闭着双眼又奋力吹起那小哨子，分明是在掩饰自己的不安和恐惧。丹枫的表现又是如何的呢？——她站了起来，又一次如魔鬼附体般站在“舞台中央”说“只要一想到毛主席，想到无数革命先烈，就不怕了”，如同一个狂热的信徒念诵咒护法语一般，其荒诞的悲剧性一步一步被推上高潮！“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此我们看到一个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都非常罕见的抒情镜头（我所说的罕见，并不只限于它运用镜头的方式，更是其综合起来的氛围情调所塑造的精准、怪诞、复杂的人物心境），镜头摇离了它所凝固的主要人物，摇过竹林、远山、夕阳，“……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转了一个三百六十度又摇回主人公身上。毛主席的诗中强烈的浪漫悲剧英雄主义情怀在整个场景中弥漫开来，笼罩着我们这位着了魔的“小英雄”。受到我们这位“美丽天使”的感召和激励，小兔子也开始进入他自己疯狂着魔的状态，念了首战士离别母亲的悲壮抒情诗。随着音乐渐进高潮，音乐从背景地位换成主角儿，李双江的歌声响起，两个着魔的孩子义无返顾地走向了通往死亡的那条道路。
小兔子就这么去了，死前面色惨白、形同鬼怪，口中最后一句终于还是念得“妈妈……”

毫无悬念地，顺应着他们必然到来的命运——丹枫、红刚、赵师傅，以及千千万万卷入这场地狱洪流的悲惨“鬼魂”。他们没有名字，他们死后也没有当初想象中的什么荣耀，只是一具具等待匆匆掩埋的尸体……
丹枫走向最后绝路之时，那个堆满尸体的天台上除了烈烈的风声什么也听不到，她从尸体上抱起绣着几个破字的旗帜，珍惜地抱在胸前。据说人死前其一生的经历都会如电影办在脑中闪回，如小兔子一样，丹枫也回忆了那些生命中重要的片段——天安门、红旗、领导人讲话、批斗、站在风中得意样样的样子，只是没有了爱情，没有了人的模样。当然这一切导演的都处理成无声的，我们依然只听到肃杀的风烈烈的吹，吹散这些虚无的片段，场景的骨骼中所剩只有一片地狱的风景，恐怖而又不自然的堆砌在哪里。
当死亡将我们的肉体逐一终结之时，一个时代的躯壳也随着一具又一具尸体堆叠起来而开裂、变质，直到临界点的降临，如沙砌之城瞬间垮塌、飘散。但肉体的消亡反而将寄居期内的那个幽灵释放了，它忽然失去了赖以保护的、运作的实体，成为舞台聚光灯下游荡的阴魂。人们一边想要把它牵出来好好亮个相再批斗一番，一边又想把它如送瘟神般尽快撵走。 正是这种矛盾的态度致使我们现如今面对文革，面对文革时期的作品，面对文革结束之后那些更加直接反映文革问题的作品时态度总是支支吾吾、遮遮掩掩。因为当我们一旦在有光亮的地方看到那个幽灵，它的脸面千变万化复杂得叫人头痛生厌，可是当我们进一步凑近去嗅问、去观察、去触摸、去剖析的时候，我们便会惊恐地发现那张脸正是我们自己的脸！于是乎，无边的恐惧压倒了我们，我们那本已经因为折磨而残破不堪的肉体和灵魂再也无法承担，终于选择了懦弱的逃避继续与这个鬼魂共处，而不是觉悟后的新生。鬼魂继续的游荡、喊着、无知着、浪漫着，我们却再也看不见它了，也许直到有一天，它重新找到合适的、强壮的躯体附着上去，再次回到我们身边。到了那时候，我们或许早就忘记了它曾经出现过，曾经带给我们巨大的伤痛，曾经就是我们自己血红色的脸。

回忆的开端

这是一部影评人们从来不提的电影，可是机缘巧合，几年来陆陆续续遇到一些互不相干的事件却像拼图一样慢慢在我眼前拼出了它的全像，直至亲眼看到这部电影。

从我记忆的乱麻里抽出第一根线头的，是《大逃杀》。几年前在《大逃杀》的讨论帖里有人提了一句，说，以前有一部国产片，可以算是《大逃杀》的中国版，那部片子叫《枫》。

猛然间我想起了家人曾带自己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电影，因为年纪太小，演员的形象、电影的名字、详细的情节已经完全记不清，但在记忆中深嵌着一些碎片：铺天盖地的绿军装、声音高亢的广播、火焰、枪炮声。最大的一块碎片是：里面有个年轻的女子在片子快结束的时候举着一面红色的旗子从高楼上纵身跳下，天空仿佛血一样的红。

以前家人带我看戏或者电影总有些标识性的事物让观众迅速分清“敌我”，而对小孩子来说，这些标识通常体现在：古装片里强抢民女的和X（薛杨呼……）家将作对的冒认官亲的一定是坏人，战争片里的日本鬼子、国民党、特务也肯定是坏人。

可这部电影里，人倒是死得不少，但打得你死我活的那些人既不是为了抗日也不是为了打倒蒋介石----超出了小孩子的知识储备。尤其是那个跳楼的姐姐，她以那么壮烈的方式死去，我却不明白她是为什么死的，我也没看懂她的敌人是谁。谁是“敌”谁是“我”？这种敌我不明的死亡让下意识自居为好人一方的孩子陷入痛苦的混乱。

后来有没有向大人要求解释好人和坏人的问题呢？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但不知该以何种情绪正确回应这种死亡的迷茫像潮湿的棉被裹着自己，每每回想起来就觉得不自在的感觉如此鲜明，当有人再次提起跳楼一幕的时候，我立刻就想起来了，那部电影肯定就是《枫》。

久远的线索

现在很少有人提《枫》，当我开始寻找有关它的资料，才发现原来它也曾经大有来头。

《枫》的原著小说作者郑义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曾经在太行山插队五年，还当过四年煤矿工人，直到四人帮倒台才得以重返校园上大学。小说完成后投给《文汇报》，报社起初不敢发，请巴金看过后才予以刊登，登载在1979年2月的《文汇报》上，小说一见报即引起轰动，作者收到了数百封读者来信。同年《连环画报》8月号发表陈宜明、刘宇廉、李斌三人合作的同名连环画《枫》，杂志推出三天即被文化部出版局勒令停止发行，至于理由，可以在这年9月的《美术》杂志上刊发的群众意见中找到：《枫》让人们回顾大武斗，不利于安定团结，没有现实意义；里面出现了林彪、江青像，而且“林彪像是彩色，江青像是照片似的，感到是正面形象，使人看了感情上不能接受。”

《连环画报》的编辑部不能接受这个结果，遂越级申诉，据理力争。《美术》杂志的副主编何溶组织文章进行讨论，自己则以《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为题力赞《枫》的优点，《文汇报》、《工人报》、《美术研究》等报刊也都相继刊发专题评论文章，几方的努力下，《枫》和《连环画报》总算度过禁售难关，杂志得以顺利发行并且加印了10万份，在随后的建国30周年全国美术展览评奖中《枫》还获得金奖，由此成为连环画又一个黄金时代开始的标志。

在连环画的这个黄金时代里，你可以惊奇地发现电影常常紧随连环画的脚步奔向同一个题材：《伤逝》、《伤痕》、《爬满青藤的木屋》、《人到中年》、《老井》……

《枫》更是改编的热门，数家电影厂的竞逐中最终是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得到了拍摄权，峨影厂专门把小说作者郑义接到四川担任编剧，由张一担任导演将《枫》搬上了银幕。电影完成，审查修改又是好一番曲折，终于还是在全国公映了，但很快又被禁掉。

此后，在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的各种回顾与报道里，很少看到有人再提《枫》。最近一次看到和它终于有一点沾边的一篇报道，是《中国青年报·冰点》的“终有一天见天日”，报道的是8月23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展的画家刘宇廉作品展上首次面对公众的连环画《张志新》背后的故事，本该1979年10月出版发行的连环画《张志新》直到26年后的2005年才真正得见天日，而参与创作《张志新》的刘宇廉正好也是连环画《枫》的创作者之一。（《终有一天见天日》原文传送门：http://history.sina.com.cn/myd/wjd/2014-04-04/160286953.shtml）

失色的拼图

《枫》的主题严格来说和《大逃杀》类比不太贴切，尽管这两者都充斥着年轻人自相残杀的鲜血。

我曾经觉得最适合与《枫》类比的是《第四十一个》----苏联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丘赫莱依导演的作品，1957年中国曾经引进该片，译制完成之后却被封杀未能公映。

《第四十一个》和《枫》都有着天真而坚定的女主角，无论是爱人的生命还是自己的生命，为了“理想”，她们可以毫不犹豫将这些献祭。区别只在于，《第四十一个》中十月革命时期玛柳特卡的牺牲（爱人）是无法避免的选择，而《枫》中文攻武卫年代卢丹枫的牺牲（自己）却是狂热造就的枉死。

对于从来没有听说过《枫》的人，我想我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故事：一九六七年，一对曾经是恋人的青年学生卢丹枫和李红钢分别参加了井冈山和造总兵团两个相互敌对的群众组织。真枪实弹的武斗里，两人在战场上重遇，卢丹枫面对“敌人”，“至死不做叛徒”，高喊着口号跳楼身亡，李红钢则被后来掌权的井冈山派诬判为枪逼卢丹枫跳楼的凶手而处以死刑。

《枫》里自相残杀的惨烈十倍于《大逃杀》。枪弹横飞的场面是如此熟悉，曾经，在许多革命战争片里有过类似的战斗场面，只是在这里，交战的双方曾经是同学、朋友、恋人……他们以高涨的热情商讨着作战方案，计划着怎么有效地杀死对方……而《枫》的作者郑义说，拍电影的时候居然找到一处武斗打得比小说中写的还凶的地方，曾经有一方出动汽油桶装炸药爆破，电影中的断壁残垣即是用了当初的残楼当实景。《芙蓉镇》里胡玉音和秦书田挨批斗与《枫》里的武斗一比，前者实在算文明世界了。

2005年影评人们各种盘点中国电影百年的文字里没有人提《枫》，我曾经以为只是它的题材太过犯忌讳的关系，愤愤不平得很，但后来终于找到这片子来看，我黯然发现：《枫》的电影版艺术表现上的幼稚生涩辜负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题材，当跳出一切唯主题先行的框框以电影艺术本身的指标来对它进行考量的时候，《枫》没有足够的底气为自己占取到重要的席位。导致它今日寂寂无名的，艺术和艺术之外的原因应该是各占了一半。

拍摄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枫》有着那一时期许多国产片常见的毛病：表演造作，舞台剧味十足。演员们像在风景区留影生怕相机没拍到，每个动作完了非老端着停一会儿以便摄影师好按下快门似的。摄影机也非常配合，这种时候必是定定地拍个两三秒镜头才切走。

而旁白那过度感情充沛，典型拙劣朗诵者自我陶醉的抒情语气让我难受得看了三分之一后被迫使用“快进”，画面上没演员的时候我才采用正常速度观看。

这片子里我认为最有冲击力的一幕也正是看不到演员的：在那著名的数十万红卫兵们激动的泪流满面，人手一本语录一遍遍高喊着“万岁”的集体朝拜镜头之后，接着是一列火车呼啸着在隧道里飞驰，画外音配的是林彪的资料录音，通篇是要打倒打倒打倒……列车轰隆隆不断开着，仿佛没有终点。

可惜这部电影的主角不是火车，当镜头一拍到有人的地方，则时时可见过火与夸张，彻底葬送了《枫》通往“杰作”之路。

一个凭着本身的真实足以震撼千万人的题材却碰到了最虚矫造作的表演，世间最不幸的事莫过于此。

最最不幸的事呢？恐怕是，曾经机缘巧合有这么一个的拍摄《枫》的机会，有些人没有好好珍惜，错失了造就一部经典的机会。而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人们仍不知道第二个拍摄它的机会哪年哪月才能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