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市城

    题目好象很学术的.方言系统,或者说语言系统吧,但是我觉得方言,才是重点.

    《悲情城市》是我很晚才看的侯孝贤的电影。我感觉，对于沉重的历史题材，尤其是政治背景比重大的电影，是最近才开始接受起来的。侯孝贤说他不是用意识形态来拍这部电影的，而是以人为本，但是政治背景和历史，确实构成理解上的困难。反过来讲，这种困难和距离，又有着特别的韵味。

    对方言有一种新的认识，是从《阮玲玉》开始的。不同的方言暗示了人物的背景，在《阮玲玉》里更多的是出于还原历史的需要，联华的老板说的是广东话，阮玲玉和张达民说的是广东话，蔡楚生说的是广东话，街坊邻居自然是说上海话的。这些都是历史，这个电影的语言系统如此地混杂（加上还要来点英语），不仅给人真实感，更有一种魅力，30年代的上海因为这样的混杂的语言系统，充满了特殊的魅力。后来国民政府要统一语言，要求用国语，这当然是好的，方便的，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这种魅力。


    《悲情城市》里的语言系统更为复杂，方言的背后富有更多的涵义。老大是本土的，他的语言是闽南语，夹杂一点日本的作风，是真正没有离开过台湾的LOCAL人；老二是在上海混过的人，说的是上海话，打交道的也是上海人，做派自然也是上海的（老大看不惯他的做派，觉得是“感时髦”，这里面更多的有种对外来风尚的抵触）；老四是无声的，本以为这个人物设计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遁世的象征，不过他最后还是向往了进步和民主，一个听不见也说不出的人，自成一个语言系统——那就是笔述。这个系统是旧式的，白话和文言交错，半诗体的古典韵味。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语言系统；医院和女主角的语言系统是日化的，这是殖民统治的产物，也是产生身份矛盾的根源；老大的小老婆和他的跟班讲的广东话，两人的背景虽然不明，但是为这个家族本以混乱的语言系统增添了有趣的一笔。最有趣的是，片中的人物似乎并不为这种方言的混杂和交流的不便所困绕，甚至能够进行沟通。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前来接受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是国语的队伍（北方语言），这种类似官方的语言反而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弹，成为一种政府的标志和“他者”身份的代表。在《悲情城市》，国语与所有的方言（包括日语）都格格不入，是本地人最不能适应的语言。又因为官方的白色恐怖，造成了这种语言富含了一种威胁的意味。


     语言，成为辨别个人身份，甚至政治立场的重要象征。例如老四在火车上被盘问的时候，对方就是用日语试探他的身份，而他的“听不见”，他的“失语”不仅表现了一种弱势和无力，更加凸现了纠察队的荒谬。


     电影中的台词说谁愿意被奴化呢？殖民的所谓“奴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不就是语言的修正嘛。


     台湾受了50年的日本教育，许多人甚至不会说本地语言，只会说日文，这是丧失身份的第一步。现在的台湾青年，有许多崇拜日本文化，恨不能身为日本人的，这是文化的身份丧失。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国民党最后在台湾还是成功地推广了国语，时间的力量~


     侯孝贤对方言很执着，甚至叫梁朝伟在《海上花》学上海话，也许对他来说，一种方言本身就是一种身份，身份如果不能确认，那么对角色本身就造成了损害。这一种执着，我看我们的国产片是很需要学习的，毕竟我们有着那么复杂而重要的方言系统。

1、挂国旗的笑话，很心酸。
2、唱“九一八”《流亡三部曲》？台湾人？嗯，台湾进步人士。
3、台湾人与殖民地日本平民的友好关系，并不是像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一样针锋相对。静子的哥哥战死，静子把他的竹剑、诗作以及自己的和服送给宽容和宽美。静子回日本，竟有离乡去国之感。
4、日台片中，樱花绝对是很重要的意象。
5、金酒家、朝鲜楼，基隆的迷醉之地？
6、烟贩被打死后。进步人士们：“虎不打，打一些苍蝇干嘛。”
7、拿陈怡的国民党政府和日本殖民政府作比较，那时候米还有配给，现在米价涨了52倍，工资却一点没涨。“真正的问题是失业问题。”“受过日本政府奴化的，统统换掉。”“当初清朝马关条约把我们卖掉，有没有人问过我们愿不愿意？”
8、茫然的宽美看着讨论时局的进步人士，无言。而林文清放起了音乐。宽美笑了，时局以外，艺术和爱情是人们永恒的安抚剂。
《萝蕾莱》，德国名曲，一个古老的传说：莱茵河畔的美丽女妖，坐在岩石上唱歌，梳着她的金发。船夫们，迷醉在她的歌声中，而撞上岩礁，舟覆人亡。
“八岁以前有声音，我记得羊叫。”
这时候两人催生爱情之时的镜头，是非现实性的，因为文清聋哑，不需声音，进步人士们的谈论也可以隐去了。
9、“说什么现在台湾检肃条例要改，干你娘。反证法律是他们设的，随便他们翻起翻落，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惧人吃，惧人骑，没人疼。”不自认为是中国人。
10、剧情相关联的蒙太奇。文雄刚说完儿时被父亲绑在电线杆上的事，就出现了基隆的电线杆。
11、关于二二八运动的三条陈怡的广播：
①台湾同胞，台北市在前一天晚上，二十七日夜里，因查缉私烟误伤了人命这件事，我已经处置了；缉私烟误伤人命的人，我已经交法院严格讯办，处以适当的刑法。一个被打伤的女人，伤势并不重，但我已经为她治疗，并且给以安慰的钱。
②台湾同胞，关于这次事件的处置，我昨天已经广播过，你们都应该听到，明白我的意思，我现在为了安定人心，迅速恢复秩序，作更宽大的措施，特别宣布几点处置办法。一，凡是参加这次事件的人民，政府念其由于冲动，缺乏理智，准予从宽一律不加追究，二、因参与这次事件，已经被宪警拘捕之人员，准给予释放，均送宪兵团队，由其父兄或家族领回，不必由邻里长保释，以免手续麻烦；三、此次伤亡的人，不论公教人员与人民，不分本省人与外省人，伤者给予治疗，死者优予抚恤；四、这次事件如何善后，特别设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除政府人员参政员、参议员等外，并参加各界人民代表，以便可容纳多数人民的意见。
③台湾同胞，昨天我再宣布临时戒严。我此刻以十二万分的诚意，告诉最大多数的善良百姓：我的宣布戒严完全是为了保护你们，你们千万不要听信奸人的谣言，有点疑惑，有点恐慌，对于守法的百姓，绝不稍加伤害，你们千万放心。我之所以宣布戒严，完全是为了对付绝少数的乱当叛徒。他们一天不消灭，善良的同胞一天不得安宁。
苍白无力，凸出矛盾，并与陈怡及蒋介石于历史现实所作所为呈天壤之别。
12、下文宽荣：“林老师失踪，处理委员会的人都被抓走。陈怡调兵，一路抓一路杀。”立马戳破陈怡在广播中的伪善面目。
13、走山路时的配乐总是悠远。开头与97分处皆是如此。宽荣与宽美一来一去，凸显时局的变化与动荡。
14、林文清被通知出庭后，被狱警带走穿过的那个狭长的通道如此漫长，采用了类似于《毕业生》中男主人公奔跑的镜头。
15、林文清带给林老师家属的其生前留下的字条？“你们要尊严地活，父亲无罪。”
16、林文清狱友在墙壁前托他带给家人的话：“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其兄阅读这句话后无声地抽泣。
17、林文良疯掉后，喜欢吃拜神、祭祖宗的供品，象征着对家国、祖辈的叛逆。
18、侯孝贤的镜头，永远是较固定的、少移动的、有也是缓慢平行移动的。
19、林文雄暴怒于靡靡之音、大发雷霆后，被上海帮一枪打死。台湾电影，对丧事、喜事等礼俗的描绘往往不避细节。丧礼后紧接着婚礼和新生儿。最后林家的男人只剩新生儿一个。但悲剧依旧在继续。

侯孝賢的這部電影，無論是在歷史或是在電影的層面上來看都有相當高的價值。是台灣影史上的一大經典作品。

  這部片的第一個鏡頭，是收音機播著日本天皇投降的詔書，而一名中年男性在燒香，因為他的妻子要生產了。讓他抱怨的是停了太久的電。這麼簡單的一組鏡頭，卻在一開始就非常清晰的表達了這部電影的立場。老百姓在乎的只是他們自己的生活，只要不影響到他們的生活誰來統治其實無所謂。

  而對知識分子而言，台灣重回中國的統治仍然是件值得期待的事。至少從他們一開始在喝酒聊天中是這樣的。雖然他們的想法很快就被打碎了，回歸後外省人把法院變成了他們的法院，把米糖賣去上海，全然不管台灣人的死活。將本省跟外省之間的衝突給點明了。

  再來要提提侯孝賢個人的風格很強烈的體現在這部電影中，許多的空鏡頭，跟定位鏡頭，替這部描述228事件對台灣人民影響的電影，提供了一個相當客觀的視角。這種視角讓這部電影在很多時候像是一部紀錄片一樣。

  而如同侯孝賢其他的電影一樣，這部依然維持著他獨特的敘事風格。他將電影中的衝突通通剪掉了。如果給更商業化的導演拍這部電影，那肯定是會拍出228查緝私菸的執法暴力，然後少不了軍隊對民眾的血腥鎮壓。以及那些知識分子是如何被慘忍謀殺的。在被當街掃射死亡的屍體下，民眾是如何抗爭的。

  不過侯孝賢就是侯孝賢，他沒興趣拍那些太戲劇性的東西。所以在這部電影中，查緝私菸而死的女人一出場就已是屍體，台北死很多人也是透過主角的口中說出來而已。而伴隨著故事後半段主角們受到的迫害，這種留白的效果就出來了。228有多恐怖，就是這樣不人道的迫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重複了上萬次。

   而透過這種敘事方式，侯孝賢留下的都是生活片段。非常精采的生活片段，充滿了大量獨特而迷人的細節。無論是一群人喝酒聊天高歌，或是台灣人閩南語日語夾雜的說話方式。侯孝賢可以說是還原了影史上最真實的白色恐怖時期，一般老百姓是如何生活的。而這種還原方式可以說是相當有說服力的。

   在這樣充滿生活感的電影中，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就讓人加倍震撼。侯孝賢不用拍文清是怎麼被抓、被處死的。他只是在文清帶孩子老婆拍完全家福後，下一個鏡頭就透過其他腳色告訴你文清後來被抓，然後再沒有回來過。這樣就夠了，人們就能清楚意識到白色恐怖時的台灣究竟是活在甚麼樣的氣氛中。

『悲城』
一个女人痛苦地生产，只一星烛火，没有灯。收音机里吱吱咋咋地播放着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林文雄在女人悲切的哭喊中束手无策，拜神，抽烟，喝水，焦灼地等候。“干你娘，电到现在才来”，揭起灯罩，也只是如此微弱的光亮。一声喊叫一声啼哭划破黑寂，林文雄在八斗子的女人为他诞下一子，生于黑暗，取名光明。

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台湾光复，脱离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悲情岛屿，黛山远水，日本神思的乐音击打着胸腔，你被裹挟着，踉跄地跌入那个你并不熟知的年代岁月，历史纷繁，还有那个时代里生者的一抹悲凉。

“当初也是清朝把我们卖掉的，马关条约有谁问过我们台湾人愿不愿意？”吴念真所饰吴老师一语道出。“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这是文雄所言。

林家四子。长子林文雄，主持家中事务，经营一家酒店，后卷入黑帮争斗被其枪杀。次子林文森，被征调南洋，其妻苦等多年，终无音讯。三子林文良，战时被征上海，回来已精神失常，好在痊愈，又卷入黑帮勾当，被害入狱，最终疯病复发。四子林文清，八岁从树上跌落，从此聋哑，经营一家照相馆，与其友宽容等皆为进步人士。文清与宽容的妹妹，宽美结识，书写交流，相知相爱，成为夫妻。二二八事件后台湾戒严，宽容逃难，终被杀害，文清被捕，不知去向。独留宽美一人抚养婴孩。

人生的选择向来多元，起伏跌宕的世代，有的人甘于萎化，有的人急于膨胀，最难的一条路恐怕就是忠于自我。宽容、文清及其他进步青年选择了这条难路，最终被腥风血雨扑灭了这玉石俱焚的火，空留一首激昂的《流亡三部曲》，飘飘荡荡于台北悲哀城，基隆难眠港，九分远山云与海。

“生离祖国/死归祖国/ 死生天命/无想无念”
“当我已死/我人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
“你们要尊严的活/父亲无罪”


『梦』
无论时代如何沉浮，最令人感系的始终是人间的爱恋。张爱玲说，“香港是一个华丽但悲哀的城市”，其实红尘迢迢，哪个城市不是？

“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好天，有云，带着父亲写的介绍信，上山来金瓜石的矿工医院做事。哥哥教书没空，叫他的好朋友文清来接我。山上已经有秋天的凉意，沿路风景很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宽美喃喃低语是悲城中一剂温柔的慰藉。

文清自幼聋哑，只有书写交流，如默片时代的字幕，寥寥数语，内敛精简地道出。在当时日语闽南语上海话粤语混杂着的台湾，其他人同文清一样皆是失语的。而他的静默好似影片的一个休止符，悲伤的潮水如同九分山下不休不眠地海浪，一浪接一浪缓缓袭来，声势浩大绵延不止。文清听不见嘈杂和纷争，他与世无争的恬静终是休止不了悲伤来袭，休止符中仍然隐约回荡着沉重乐音，无法停歇地，用尽了他一生的苦难。

“我永远记得你/尽管飞扬的去吧/我随后就来/大家都一样”
宽容所爱的日本女孩静子给他留下哥哥生前木剑一把，诗一首，黯然离开。

宽美静静地将诗中故事写给文清，“明治时代，有个女孩跳瀑布自杀，她不是厌世，也不是失志。是面对这么灿烂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道如何是好。不如就像樱花一样，在生命最美的时候，随风离枝。她的遗书，给当时的年轻人整个都振奋起来。当时正是明治维新，充满了热情和气概的时代。”

宽美和文清那一场清幽的爱恋也如这文字一样，好天，有云。
乱世爱恋，是坚贞是隐忍。

同运的
樱花
尽管飞扬的去吧
我随后就来 大家都一样


『诗』
影像的书写，无所谓真相，所有的景致都是善意而非真相。侯孝贤说，“我希望我能拍出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要剪到后来，侯孝贤才明确能说出他要的是，像云块的散布，一块一块往前叠走，行去，不知不觉，电影就结束了。剪出来，两小时二十二分钟，只一百个镜头。
长镜头，全景远景大远景，大时代中平凡人的喜怒哀愁都一一缩小，但却在影像中氤氲开来，你无法无视他们的存在。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文清在医院楼口的慌乱无助，豪气粗犷的大哥最后一次愤怒的喊叫，宽美与文清听着乐曲静默中温暖地相视一笑；最后一次合影，文清在镜前从容整装，回过头来，拿着照相机凝视着妻儿，意味深重的一次凝视，镜头一秒两秒三秒的过去了，心跳一秒两秒三秒地越发悲伤起来；“今天下午，听到今年第一次春雷，声势很大，一阵又一阵，像要把山跟海都叫醒一般……”无雨，只有雷，似是风雨欲来，暴雨将至。被绑缚双手的二哥文良也是在这样的雷声中惊醒，含泪双眼，却于人世纷乱中再次模糊，最终疯掉。不如疯掉。

侯孝贤注重景深，固定镜头内，丰富的是人物的场面调度，你看得清前景处的泪眼，也见得着景深处的疯癫与轻佻。全景，远景大远景，全然的疏离姿态，与历史保持着一段清醒的距离，看不清晰。反映时代，却也只是侯孝贤眼中所看到并认为的那个时代，它永远囿于作者本身的认识，侯孝贤的态度是客观的，门框门帘与窗帷将画面分割分隔，人看镜中之像如观框中之画，一帧帧全是历史发黄了的旧照。那些框架与遮掩是侯孝贤的，由他截取选择，如此有限制地存在于作品中。一个完全客观和完整面貌的时代，永远不存在。他拍下照，绘出昨日天地，然统统拿出来，他好像什么都没说，却又什么都说了，那些无言的石，你看，都在这里了。

如同绘画，无意识的信手涂来，许就改变了绘画史的流向。编剧朱天文在书中提到，远景全景是条件限制而出的风格。在观众看来，倒也自成一格，无法学来无法取代了。但我宁信侯孝贤是有意为之，不论是限制至此抑或因地制宜。

侯孝贤编剧时取片断。“事件来龙去脉像一条长河，不能件件从头说起，则抽刀断水，取一瓢饮。”这一瓢像自始以来就在事件的核心之中，已全被浸染透了，以至理直气壮认为他根本无需向谁解释。几许隐约，几许真实，你看得真切也好，你云里雾里也罢。于此片中，林家四子的故事里，瞥见景深处历史的风起云涌，生于如此世代，活，怎能没有暗涌。

一片赞誉中悲城被喻为台湾史诗，在我看来更像是一首抒情诗。史诗重点锐不可当地摆在历史事件与跨度、宏大的结构、剧情和人物建构上。论诗，在于诗的意旨诗的音乐。诗言志，在于倾吐心中的渴望、意念、情感。

诗不以救赎化解，在这抒情诗里是终生无止的绵绵咏叹，沉思，与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