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马特我爱你

看到工厂流水线的那部分，我就特别想打电话给我妈，我就想问问她还记得不记得以前来我们厂做工的那些人。我印象特别深，有次我和我妈在电脑前看快本，我俩都笑得特别开心，然后有个小工进来，问我妈有没有菜，他光吃白米饭吃不下，然后我妈脸上笑容立刻僵硬了，但还是指了一下厨房的位置。后来这个小工不干了，我爸特别生气，没给他结工资，还说他吃了我们家两包方便面，要倒贴我们钱。

我爸以前开厂的时候，就有特别多来来去去的小工，没人能待久。通常都是他们来问招不招人，然后我妈把工作内容啊工资待遇啊说一遍，如果可以明天就能上班。有段时间来的小工特别多，我妈的那套说辞我听得都快会背了，要是有人问我，我也能特别流利说出来。

哎。我爸吃饭的时候经常说，他半夜起来去工厂看，发现那些小工老是睡觉，偷懒，机器都出故障了，他们却一无所知。我爸脾气特别急，他就骂那些小工，扣他们工资，从来不给他们好脸色看。又说让他们睡觉的时候不睡觉，休息的时候就知道上街溜达。哎。谁又懂谁的难呢。

我当时上小学吧，觉得这事好像也没什么错，这些小工就是不行，不好好工作，在大人的潜移默化下，我就觉得外地人都是坏人。

我上初中的时候，杀马特非主流是用来骂人的，特别难听的词，我看到空间里那些五颜六色的夸张的头发造型，都觉得恶心，干嘛搞成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有句特别流行的话，杀马特要是死了，那就是白发人送红橙黄绿青蓝紫人。我知道他们是在找寻存在感，但我依然理解不了，存在感真的那么重要吗？人人都会在某一刻觉悟：地球少了我依然会转。

当然我上初中的时候，也特别喜欢玩QQ空间，虽然没钱充黄钻，但还是要搞点特别的东西出来。个性签名啊网名啊头像啊也经常换，经常上网搜一些句子，哎呀觉得特别符合我当时的心境，擦，我觉得我的文学素养的萌芽就是在这些个性签名的网站里，真的是时代的眼泪。

不想写了，太难过了。

这纪录片我今天早上起床看了一个小时，然后起身准备去上课，我站起来把手插进裤兜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个杀马特。他妈的。

刚去翻了一下空间里的相册，然后找到了这些图，擦！我以前可是站在潮流尖端的人！

李一凡导演在“一席”的演讲上，有一句话非常触动我。

视频里，一位杀马特说：“哪怕是吵一架，至少有个人愿意跟我吵架。”

和导演一样，我以前对杀马特的认知也来自于主流社会片面的报道，但这句话，让我突然体会到了夸张的造型背后那无边无际的孤独。这种孤独无人问津、无人关注。正如导演所说，他们是被“遮蔽”的一群人。

纪录片没有采用导演视角，而是把话筒给到了杀马特，让他们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这种弱结构听上去琐碎、没有重点，但导演用逻辑串联起了故事，让讲述变得非常顺畅。

讲述的大致顺序是：几岁出来打工？打什么工？生活是怎样的？怎么接触到杀马特的？为什么加入杀马特？杀马特为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杀马特后来遭遇了什么？如何看待那种遭遇？

这正好是我们由浅入深理解杀马特的逻辑顺序。

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在于，它记录了一个存在过的边缘群体，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兴起和衰败。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杀马特的故事，也可以了解城乡差距背后那些被遮蔽的人的故事。

我非常认同导演的话：“关注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明白了社会是怎么回事，我们才更能理解自己的处境、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头发是图腾

纪录片的工厂素材来源于工人们自己的拍摄。

他们的生活令人绝望：上班路上，满是乌压压的人群，他们没有表情，如同丧尸；流水线上，工人的手高速运转，如同机器一般，一天重复无数次相同的动作，还要忍受噪音、污染、机油味；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到几乎暗无天日；他们的生活贫乏得如同一潭死水。

农村是牢笼，工厂也是牢笼。从农村来到城市，并不意味着见了世面、提高了生活质量。实际上，他们依然被困在了原地，依然对外界一无所知。城市的高楼大厦与他们无关，房子和车子对他们来说望尘莫及。而比物质和阶层的悬殊更让他们痛苦的，是流水线上无尽的孤独感。

这时，一个比房子、车子门槛低得多的东西出现在了眼前，这是他们唯一玩得起的东西——头发。

从杀马特的讲述中看，头发并非仅仅是展示自己的工具，而是上升为了一种图腾。夸张的发型，帮助个体确认自我，也帮助人们从人群中认出和确认同类。在这种图腾的指引下，杀马特们找到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缓解了在工厂的孤独感，寻找到了归属感。

夸张发型的背后，实际上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尊严需求。这种需求包括：渴望脱颖而出、渴望被关注、渴望被认同、渴望融入集体、渴望摆脱孤独、渴望找到归属感。

是头发，让他们感到自己还是一个“人”，而非流水线上的零部件；是头发，让他们抓住了无望的人生中唯一一点快乐。他们不被社会尊重，只好自己构筑起了一道防线，用来抵抗无望的人生。

因此，他们极力保护“头发”这片最后的自留地。哪怕打架，也不能碰对方的头发；哪怕饿得要死，也不想剪了头发重回工厂。

头发是他们最卑微的反抗，但个体渺小的反抗，终究还是抵不过资本那轰鸣的齿轮。

一位杀马特说，剪头发的时候他特别痛苦，就像是丢了自尊，因为“没人认识我了。”

资本把人异化为了逐利的工具。在充斥着规训与惩罚的社会上，个人最后一点点小小的尊严都不被允许保留，他们最终要么回到农村，要么剪掉头发、重回血汗工厂，要么徘徊在石排的小厂。

在绚丽的头发背后，是彻底无望的人生。现实的升迁和发达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只有虚拟的世界可以给他们一点安慰。

罗福兴在纪录片里说，他唯一能记住的数字就是父亲的电话号码，因为对他而言，那是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每当他遇到问题，电话却永远打不通。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具备抵抗世界和安顿自己生命的能力，他们与城市疏离、与亲人疏离。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沦为留守儿童。杀马特几乎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几乎都在12-16岁之间外出打工。他们让我想起了蒋能杰导演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里的一个情节：孩子们面对镜头，说起未来的理想，清一色地回答“打工”。打工是他们看到的全部未来，也是唯一的出路。

同一种规训

导演说，2012年他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时，特别兴奋，因为他以为中国有朋克了，有人自发地开始抵抗消费主义了。

他找到罗福兴后，发现两个人聊不到一起，因为罗福兴聊的是个人境遇，导演想的是文化抵抗。这种反差，恰好反映了我们与杀马特之间巨大的鸿沟。

杀马特从农村走了出来，却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而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呢？

我们都有手机，都在分享同一个互联网，但互联网未必打开了我们的世界，反而可能更固化了我们的圈子，加深了刻板印象。

不过，虽然生活和生活之间看似存在巨大的鸿沟，但我们的生活，却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无论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血汗工厂里的工人，还是以拼多多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里996、007的员工，都在同一种规训下，走上了差不多的道路。

在已然白热化的剥削中，人们的时间被剥夺，尊严被践踏。人沦为了工具，而非目的。

这种激烈的竞争，甚至蔓延到了还没成年的下一代。他们小小年纪就被家长打了鸡血，一头栽在了无边无际的课程之中。

在铺天盖地的同一种规训中，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少。不管愿不愿意 ，他们都被同一种价值观推入到了绞肉机中。

贫乏的杀马特背后，是少得可怜的选择。而这恰巧也是全社会的问题。不拼命工作，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就买不起房子，买不起房子，又不善理财，资产就只能不断缩水。一个无产者辛苦工作一辈子所攒下的积蓄，可能也抵不过一个有产者几年间房产的增值。

一句轻飘飘的“为什么不找个轻松一点的工作”，有“何不食肉糜”的嫌疑，因为在一个庞大的规训系统里，个人的选择实际上极其有限。杀马特最初只是为了抵抗极其贫乏的生活，但最终，他们在网络暴力的打压下，渐渐销声匿迹。

这个结局，又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集体规训呢？

喜欢导演的态度，他一定是个很温柔的人。念过一些书的人，面对这个群体，会去扯「资本主义」、「城乡差距」、「剥削」、「异化」之类的东西，再以此来建构素材，甚至引导受访者。这其实是一种不自知的无情，更像是在研究解剖青蛙、按照课本上所写去一刀一刀割它一样。理论也许会让你更聪明一点，但更多时候你会变得冷血，失去自己的敏感。身体是最准确的，头脑反而会骗人。

导演的策略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地使他们放松，然后让他们尽情说出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本身就很精彩，当然也很伤感。你会发现，他们说到激动处时，眼睛里是有光的，而那个光和你我的光是没分别的。那个光让我想到了很多，譬如《上阿甲》里面，那个甚至没有身份证的小男生，得知tfboys还在上学，于是羡慕地说了一句「哇，还在上学就可以当明星」，然后用手机外放了「青春修炼手册」，对着眼前的山谷，逆着光，开始自顾自地跳舞。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全然没有城市社会里常见的那种嫉妒和刻薄，就只是真正的开心，为远方的他根本不认识的tfboys感到神奇和开心。

讲回杀马特。我的小学同学们也有很多是这样的人，他们中考时还在打架，然后直接被抓进了派出所。美国电影里，屁孩们处理青春期问题，要么搞破坏，要么就是到处喝酒打炮。杀马特们不可能做这些，因为他们没钱，所以只能改造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回归到动物的状态，如同孔雀的开屏一样，靠艳丽来夺取目光。我觉得这是很浪漫的事，同时也很伤感，因为他们的头发和装备，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有多劣质的那种，这意味着，他们处于这个商品建构起来的社会的最底端。但如他们所说，「我们开心就好」。他们是很有勇气的，比我们这些做题家都更有勇气。考试又考试，是沿着一条既定的路往前走而已，他们从工厂出来，什么钱也没有，就顶着一个头发，到处去流浪，甚至饿晕在路上。这是没有被改造的人们，一无所有时所做的奋力一击。我很羡慕这种潇洒。

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她13岁就出来打工。她说，她知道自己的杀马特的头发特别奇怪，但她只是想要有人关心她而已，因为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她感到太孤单了。她说，顶着奇怪的头发走在街上，如果有个大哥哥过来跟她说，你搞这个头发好丑噢，她都会觉得温暖，因为她感到自己被关心了。最后，她说最近杀马特直播不太挣钱了，所以她想要白天去打工，晚上再直播，两份钱，「挺好的」。「挺好的」之前她顿了一下，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我确认了三遍，那个笑容跟《四月物语》里松隆子的笑容没有两样。然后导演拍了她直播的画面，随着那首著名的《凤舞九天》像拖拉机的声音一样响起，她开始对着一台巴掌大的屏幕跳起舞。她使劲扭动自己的身体，似乎真的很想把快乐传递出去。在那个瞬间，我只能承认，她就像天使一样。

昨晚在青书馆和大家一起看期待了好久的《杀马特我爱你》，看完听大家的评论以及看豆瓣短评，想简要说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共情？平视？

想看这部片子源自友邻的评论“工人是天生的哲学家”，之后李一凡在一席的演讲深深触动了我，他提到在和杀马特们接触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从来不懂杀马特，“不待在工厂区你是绝对体会不到工人的那种疲劳和贫乏的”，在片中导演也把这种平视与理解完成得非常好，比如从“杀马特”的打工经历入手，谈到他们的整个生命体验，杀马特自己关于杀马特亚文化和资本血腥残酷剥削的想法，没有外人说话，让杀马特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因为杀马特是天生的哲学家。

事后我看豆瓣短评区，第二条评论“都是亚逼谁瞧不起谁呢，存在主义的苦都一样。”这条把本来还蛮感动的我直接搞萎了，导演试图建立的平视的态度在这种表面上的“平视”下直接烂掉了，居然还有两百多赞，可见这么想的人不在少数。

我们与杀马特当然是能够共情的，他们进入一个陌生城市的惶惑不安总让我们想起自己的一些生命体验，如果不能共情的话，我们也很难会想到努力改变这些假的丑的恶的东西。但我们又可以说完全不能共情，我们必须意识到杀马特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她们在说“她们”的故事，不是我们这些坐在青书馆里玩着手机，享受着高等教育的小知识分子的故事，这里面是有杀马特的主体性的，只有意识到杀马特作为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的人的存在，导演“平视”的目的才能达到。

而这条短评实际上粗暴地将杀马特视作亚逼，并且说认为她们和我们一样，我想还真不一样，这种想法实际上剪裁了杀马特生命中那些她们真正想说出来的部分，那些血淋淋的工厂，吃人的流水线，留守家庭的孤独，以及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凶而做的头发，这些独特的东西是不能够和我们的生命体验贴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让“杀马特”讲自己的故事，把这一切归结为“存在主义的苦”，你将心比心问问杀马特们，她们会同意吗，她们会说：你们被黑社会用铁锁砸过头吗，你们在工厂里被牛马一样训斥过吗，你凭什么那么傲慢地说你的故事。杀马特不需要我们的施舍，我们只需要听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这种异质性并没有预设“高贵”与“低贱”，而是让杀马特们作为真正的哲学家，此刻我们是学生，听他们讲述教授我们不知道的，真正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不知道类比古代的怨妇诗合不合适，在这里面“怨妇”们有这样的生命体验吗？或许很难说没有，但是更多存在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被裁剪，男诗人实际上在将怨妇作为抒发自己生命体验的工具罢了。

二、多元文化

还有短评将“杀马特”作为一种“多元文化”，主张社会应该对这种多元文化进行保留的。之前友邻的一条想法引用了齐泽克的评论，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引用过来：“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带着距离的种族主义（占有普遍性优越地位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对“无害化”他性的凝视），其实放在这里也很合适，我们没法忽视这种杀马特亚文化产生的土壤，这是带着鲜血与眼泪，带着沉重的枷锁的，我们将其作为让我们的社会（或者说既有秩序）更多姿多彩的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就是说，“你们弄杀马特吧，我们不妨碍你”。但是这些工人们呢，依然在流水线上遭受非人的待遇，依然孤独，依然惶惑不安，依然为了活下去而弄杀马特。更别说这种“不妨碍你”在结构中根本不可能实现。

再有，这种杀马特亚文化是否是真正的反抗，每每提到这个问题我总会想到刘昕亭那篇对丧文化的解读，即丧文化是资本主义新神经剥削下青年主体的调适与忍耐。当然杀马特不只是这样，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在于这种五颜六色的夸张头发打破了工厂的秩序，打破了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生活，因为我们看到在工厂的压迫下，杀马特被迫剪掉了自己的头发“仿佛失去了自尊”，真正面对结构时头发并没有力量，在工厂的指令下只能收敛了自己的锋芒。但可贵的有一点是杀马特们在这种环境中达到了联合，“只要你玩杀马特，我们就是家人”，开始有了共同话题，在城市中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她们有了归属，有了自己的组织，在这个乌托邦中可以上升为“贵族”，这种联合也许是实现变革的萌芽。

这部片能挖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简要挑了两点

现场没谈，首先是因为这个话题说起来我一人可能要说半小时。其次，是因为现场的气氛，这个等会说。

这个片的叙事结构有种即兴音乐，或者如导演本人所说“聊天”，“絮叨”似的特征：通过在既往叙述之内寻找下一个“根音”来发展出新的“和弦”。它不显得杂乱，因为每个小章节主题性都很强，但以这种无中心的方式不断延展，却很难记住有多少个章节。整个片子绵密，扎实，很容易就发现导演关注些什么问题，但这些问题显然被访者也同样关心。

因此这不仅是即兴，还是对位的。表述不同，理解不同，但平等且有呼应。这个呼应建基在一个基本事实上：大家都是人。看完片后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一种既伤感又兴奋的双重情绪中，兴奋是因为看到了“杀马特曾经是这样一个自己打开了新世界大门的社会存在”，是一个尝试自我解放并且令其他寻求解放的人也能受到鼓舞和找到共鸣的存在；伤感是因为在我们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的状态下，我们和他们就已经失去了它。

我们谈杀马特而不谈片子，有一种道德上的强迫感：必须得说它，因为除了说它之外我们几乎已经什么也不能为他们做了；其次也确实受到了一种根源感的感召，就像50年代英国青年听到布鲁斯唱片一样，“原来还有这么大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一无所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吗？--我们，而不是他们。

我们当然不可能是杀马特，因为我们没那么单纯也没那么贫瘠了，然而文化和生活应该如何连接在一起？在社群中如何不让专业主义，消费主义，孤独感和虚荣心抽空掉本有的意义？这是我们可以向杀马特学习的。

我想重点在于，我们和杀马特的文化，本质上都是广义的反击文化counter culture。不要想把它做得多么完美，因为它是剑和盾而不是玩物，它是向外寻求的也是对外抵抗的，所以它才能使人充实成自己，并且给人安慰。至少我们可以更简单直接一点，更无知一点，并且，不要带着那种刻意的攻击性：就去拥抱你所爱的，那些在你面前退缩的人，不要去管他们。

专访李一凡 |杀马特的文化兴衰史，导演谈高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qq.com

二零一二年那场针对“杀马特”的围剿犹能搜到一些带电子包浆的资料，彼时大众媒体以主流的高姿态斜睨甚至俯视着城乡关系里无所适从的青年蝼蚁——而《杀马特，我爱你》之后的影像读写者，似乎对他们的态度稍显友好起来。

“平视”是《杀马特，我爱你》能够引发观者共鸣的关键：一个个留守于城乡间隙的年轻生命，用自己所能吸取到的为数不多的审美经验，包裹自己，主动与“主流”、“得体”划清界限，以期短暂地逃离枯萎、逃离平庸。

城乡在互斥中融合，在融和中互叱。经济转型与教育资源落伍尴尬对视，像一个在荒郊分娩的、无人陪同的母亲，土地恰似肌肉组织般挛缩，胎儿下坠，批量的留守儿童被生产出来，呱呱落地时，注视土壤的第一眼，便成为贫乏此生的引言。

但他们，也终于被“看见”了。

没有戏剧性的编排，没有标签思维的干预，李一凡导演以擅于“实证”的目光，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满满当当的，喜怒哀乐尽有、人生海海无常的边缘世界。

在声与影的交汇处，超乎纪录再度与李一凡导演相遇，重谈导演视角下的“杀马特”。

本期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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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 | 纪录片导演

李一凡，196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91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现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其纪录片作品《淹没》、《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获得包括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沃尔夫冈·斯道特奖、法国真实电影节国际多媒体作者联合奖、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弗拉哈迪奖、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人道奖在内的数项国际大奖，并获荷兰IDFA Jan Vrijman Fund电影基金奖、瑞士Vision Sud Est电影基金奖。

- 主要作品 -

《杀马特，我爱你》《淹没》

《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

专访李一凡 |杀马特的文化兴衰史，高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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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小文

编辑 | 小文

图 | 受访者提供（特殊标注除外）

以下为李一帆导演自述：

实证，是一种习惯

“城市与乡村的间隙 有他们真实而粗粝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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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对“杀马特”产生兴趣，是在2012到2013年的时候，那时，有关他们的消息，开始在网络上冒头。

而我们恰好在重庆做一些艺术项目，在这些项目的探讨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叫做审美自治：它强调艺术的审美本体和艺术生产的自律性。将两者联系到一起，我就觉得在杀马特身上能看到一种审美自治的精神——因为一拨人，他要能够把自己从大众审美的潮流中拎出来，用一种审美的方式解放自己的话，他一定是很自信才能做这件事情。

在选择“杀马特”作为影像中的主体之前，我对他们的印象，来源于互联网上一种悖于主流审美的声音。当时就觉得，从导演的视角出发去看，其实他们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比咱们一些美院的学生，要更早、更明确地拥有了一种审美自治的态度。

于是我就开始找，一开始，什么途径都找不着他们。他们好像在经历过短暂的、不算善意的瞩目后，躲藏了起来。出于实证的目的，我一直也没放弃，就开始申请加入各种各样的杀马特QQ群，留言“我想加入杀马特”之类云云。自然发出去的消息也没得到回应，叫学生去试，依旧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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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马特家族QQ群（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6年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一个契机，让我能够近距离接触他们。那段时间我常去广东，恰好就有一位广东的朋友，跟我说他认识杀马特教主罗福兴。在这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应该会从网络上联系到杀马特，因为杀马特的源起和发展都与互联网密不可分，所以我惯性地认为，应当是通过网络联系到他们，没有想到还能有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给了我们罗福兴的联系方式。

就这样，这事儿算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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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 李一凡通过朋友的介绍，与罗福兴取得联系（影片截图）

城乡关系里，无所适从的青年

“流水线 不止生产千篇一律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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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罗福兴，是在深圳、惠州、东莞交界的那么一个地方，算是远郊。第一眼看:也不留长发了，很正常的一个青年；第一次聊，他直接说：“从前不懂事，现在慢慢长大了，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当时他的状态，对过去的自己，存在一种近似于否定的感觉。

在初次跟拍摄对象建立沟通关系的时候，我一般都很谨慎，很怕一张口就冒犯到人家。所以当时，他也小心翼翼，我也小心翼翼。

当时找了一个钟点房，待在里头，两人拘谨地对聊。广州的五六月，热气蒸腾，盛夏蝉燥，那屋还没空调，待不住，我们就出来了。

去的时候，我们是三人一同去找罗福兴：乌鸦，满宇，还有我。结果到了那，罗福兴不愿意他俩在，于是我和罗留在这里对谈，其他两人找个地吃饭，等我这边结束——结果我俩这边实在待不住，也一块去吃了个饭。

等的时间也不长，第一回面谈，其实也没聊多少。更多的，是加了微信以后慢慢聊，慢慢地相互认知。

这个片子最开始的难点，在于怎样与他们取得联系。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思考的，就是如何获得他们的信任，了解真正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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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马特石排公园聚会（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真正的杀马特，比起城乡结合部弄潮儿，更像流水线作业的歇息间抬头的、无所适从的留守青年。他们懵懂、却又为网络上一些支持的回馈而骄傲；他们自封“杀马特家族”，跨越老乡关系，和天南海北的同好建立普通人难以理解的精神社群。

2017年的下半年，刚好有一个项目，能够有几万块钱让我去做一个短片，这个时候，《杀马特》的拍摄，算是真正开始步入正轨。

随着拍摄的推进，我慢慢意识到了那种无所适从与“不信任感”来自于当年杀马特暴露于主流群体面前时，他们所经历的强烈的冲突。

他们经历了“屠吧”，经历了现实生活无情的鞭挞和舆论场的否定。

杀马特是一种能够自我保护的组织，很松散，但又很凝聚。你要进入到这些群体里，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比如他对你的发型、对你的审美趣味，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跟罗福兴一对，才知道以前为什么进不去杀马特的群聊——我们只是进到了人家的审核群，人家一看你这QQ空间，完全不是杀马特的料，就把我们踢出去了。

等到我们开始要联系这些杀马特的时候，其实也发现了：即使罗福兴这个“教主”亲自把我们拉进群，我们也无法掌握与他们交流的技巧和话术。你以为很重要的，别人也不觉得重要。而且大多数的群在那个时候都是休眠状况，也不是随时都有话说，大家在关注中反而变得缄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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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福兴担当“翻译”

他们不知道你说什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里面很多小孩也没看过电影，人家从来没进过电影院。就在东莞石排那个公园边上不远就有个电影院，他们从来不进去，我们说纪录片也没人知道。后来罗福兴给我们充当“翻译”，他从来都是说是长视频，他们就知道你要拍一个长视频。此前，我觉得我还是挺懂农村的，即使挺懂——这些我也没法沟通，完全沟通不了。

打破一堵墙

“这面墙，产自农耕文明和商业社会的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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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们沟通需要打破一堵墙。一开始的我觉得那个很难，堪比跨越语言谱系的鸿沟。翻过认知方式的高山，真正打破这堵墙之后，我们其实是能够交流的。

在打破这堵墙的过程中，我发现，杀马特几乎全是工厂区域产生出来的。社会底层的工人被制度排斥，他们在被排斥的过程中，为了获得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完成这种独属于城乡之间的审美自洽。

我称他为农耕文明和商业社会的杂交。就是我们总是感觉社会商业化，娱乐至死，都是工业社会后期才产生的东西。它虽然在一个工业时代，但是它的那个工厂区里边的那种习惯、那种组织形式，跟我们想象的还是很不一样。

我以前知道工厂区的工作时间特别长，九十年代的时候还要收身份证，不许你拿身份证，那些门窗都是弄上铁链，不让你随便进出。我以为现在已经改善了，我以为工人已经自由了，想做就做，工资也很高。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我们采访的工人基本晚上都是在上班的，大部分晚上 10 点以后才有空，工作时间有 12 个小时。我们的访谈经常都是半夜进行的，这是我之前无法想象的。工厂区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它是以前珠三角的农村，它的原住民是本地农民，然后它的租户就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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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导演晚上到工人宿舍采访

你可以说杀马特在某种意义上，很千篇一律。父母打工，没有钱上学或者是成绩不好，成绩不好就被老师歧视，甚至老师要打人，然后就有点逆反，不去上学，认为自己反正也考不上大学的，在这些问题上面的叙述几乎人人都一样。

所以我才发现杀马特是一个社会现象，它有那么多的相似性的时候，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阶级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不是我们开始想的有一小撮人，有一点独特的审美——整个社会变迁中一代人的经历，让其中的一部分人选择成为杀马特。

杀马特们，他们是不是去参加环球旅行啦？他是不是去阿富汗打过仗？他是不是做了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其实都不是。他们在我眼里没有一个人做过出格的事情，也就是这个头发是最出格的。他们的生活不精彩，他们爱情也不精彩，就是因为特别无聊，特别平淡，特别没趣，特别绝望，所以才要改变一个东西，像孔雀开屏一样，希望变得有意思，希望精彩，希望能够飞翔。

我们选择拍摄对象，之所以采访了七十八个之多的杀马特，就是因为觉得不够精彩，所以想要多找样本，看看能不能找到精彩。第二个原因：无聊、贫乏是他们的共性吗？我不敢轻易下定论，所以就想尽量地拓宽样本群体，尽量地扩大，需要到达一个量的时候我才敢信。

从做《淹没》开始，我都挺反戏剧——我不是想讲杀马特是一个特殊事情，我恰恰是想讲：它是个普遍的事情，是一个正常的东西。这是我做片子的一个点，你看《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我会去找一个最没特点的样本，我不会去找一个戏剧性很强的样本，去刻意营造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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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影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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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观点：

矛盾，从导演视角出发来看，是令人可喜的冲突构建因素，但走进《杀马特》里的78个青年，李一凡却又面对着这种“矛盾”的特质，陷入了沉思。

以罗福兴为例的杀马特青年，有着极度矛盾的自我认知，在莫名的傲然中忽而失落，又在异质的赋予下，拾起了一种几近于无的审美自信力。他知晓，李一凡是一个“持摄像机的人”，或许也是一位朋友，他来这儿，拍一个“长视频”——他们或许对于纪录片没有认知，但却在这样的懵懂中面对了难得客观、难得善意的注视，在懵懂中成为了影像所记录的主体。

在2008年至今的网络语境里，杀马特屡屡被拉出来重新审视，水泥从本该装着二手智能机的口袋里掏出，飞蛾扑火般与鞋底的泥泞共舞。他们在工厂至小镇、现实及理想的迂回中，用“怒发冲冠”的物理姿态，灼烧自我，又于纷飞的舆论和年龄的增长中走向无声，重新被流水线的烟尘湮没。

杀马特——

囿于凡俗，忠于希望；生于工厂，死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