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零零 Triple Oh!

观看《九零后》这部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会带来一种非常特殊的观影情绪体验。它是崇高的、动人的，同时也不得不叫人直面，其作为一份时代“最后”的文化档案，所拥有的紧迫性。

为什么要用“最后”这个貌似夸张的字眼呢？因为再不拍下，也许就迟了。

影片的标题“九零后”，并不是“90年代后出生”的这一世代人，而是指如今年愈九十乃至百岁的老人家。他们中有98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的获得者许渊冲，《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让子弹飞》原著者、作家马识途等等。

30年代末、40年代初，战火纷飞之际，他们投身西南联大，成为了那群特殊年代中拥有特殊经历的大学生。影片聚焦的就是他们对自己求学经历、青春岁月的遥望，从中延展出对一生职业生涯的回望。

两重回顾共同发生，片子的英文名“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也包含了这一层意味：当时，他们和如今的90后一样，正值青年意气风发之时。年轻人的热血与迷茫，恣意与烦愁，都恍如昨日、历历在目，一切如此鲜活，又如此遥远。

巧合的是，我曾经参与过一个对老艺术家进行深入采访的项目。项目之初，我们就深知，其中包含的意义，不仅在于纪录片的摄制与研究本身，不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它更是作为一份“最后”的文化历史档案。

档案里，是他们如今衰老却仍旧有着神采的脸庞，他们年轻时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那个时代的大语境，里面是一代人的精神气。

110分钟的时间里，《九零后》散落了10多位老者的故事，如星丛般彼此独立，又互为联结。在他们的回忆中，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那段山河破碎的年月，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内忧外患的阶段，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危机中带来了转机。

此时，能人志士齐聚在这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的思想，都走在时代的前列，开放、先锋。

8年时间，这里走出3882名学子，是中国教育史里的一个“核心现场”——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

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水准？其中蕴含的过往时代的大学精神，与当下的差别在于何处？这是《九零后》在故事背后所要探讨的暗线，也是创作者隐隐抛给观众的两个问题。

片中其实也给出了不少答案。一方面，是当时中国的大学老师标准很高、学养丰厚，梅贻琦、蒋梦麟、闻一多、沈从文、陈寅恪、华罗庚、费孝通、吴晗等诸多大师，各展所长，撑起了联大的教育体系与学科根本。教授们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而另一方面，片中也有人提及“在课上学不上太多，更多是在与当时同学、老师私下的交往中获得提高”。当时，彼此往来的学生水平也相当之高，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所组成的学生生源，他们在业余时间开办的诗社、活动小组，其活动水准并不同于今时今日的校园社团。正如巫宁坤（《了不起的盖茨比》译者）在片中所言：“我第一次和这么多知识分子在一起，大家都有独立的思想，都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

此外，我们还能感受到最重要的，也是片中最为强调的，在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下的特殊语境。突如其来的战争作为时代的转折点，也给那个时代的学子注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势必不会如当今我们这代人的迷茫与功利。和平年代的安逸与战乱年代的反抗，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年老的他们眼中，我们能再次看到那些曾经的年轻人。他们包含着热切的希望，希望靠自己能够靠读书来振兴中国、做出反抗。这种青年时期读书目标的“Pure”（纯粹），以及年老后对青年的“Pure”热情洋溢的追恋，贯穿了全片。

西南联大当时的集体宿舍

大学精神曾经的追思与当下的困惑，也在银幕内外构成鲜明对比。

在抗战胜利之际，冯友兰曾撰写过一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其中写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在必然要谈及的爱国主义之余，冯友兰更谈及，西南联大的特殊性，在于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的合作、并包精神，同学们以“中兴业，继往烈”的目标作为学习的动力。

仍要回归到“Pure”，这几乎是我在看完《九零后》之后印象最深的关键词。片中提到，邓稼先、钱学森等人组成了研究团队，推动中国的“两弹”研究。杨振宁身处海外，感慨旧日好友邓稼先的劳苦与压力：“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在西南联大时，邓稼先的口头禅就是“Pure”，用以形容人的志向高远纯善，既评价别人，也要求自己，“以致同学们干脆就叫他 Pure”。

80年前如此，而80年后，当我们再次将目光转向“大学”，却常常是学术与学历泡沫、不良事件（乃至法制性新闻），以及集体性功利教育。当然，身处如今这个年代，市场机制催使功利作为杠杆，而追求功利、个人发展也确实早已为人之常情，并不再与学术追求产生多么复杂的矛盾。我们已经很难再拥有，邓稼先口中所谓的那份“Pure”。

1974年，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从左至右）游览北京颐和园时合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映后时，听说《九零后》里出现的一些前辈，巫宁坤、罗振诜等先生已经去世了，而其余的人则大多无法再接受采访。而这也是导演徐蓓制作影片的难处所在：对于这些已经年岁已高的采访对象，他们大多只能采访几趟，无法在之后进行持续的采访。

徐蓓提到：“最初设想用电影化的语言去拍摄他们的生活，但有好几位离开人世，也有人在医院里，没法进行补拍。”由此造成的影片中的缺陷，也许有的影迷会比较苛求，但就个人而言，其实非常能够理解。

令人欣慰的是，电影还是在有限的素材中，把个体与群像都进行了相对工整圆润的勾勒。第一手的文化历史档案，也因此拥有了生动复杂的细节。做一部纪录片，终究是遗憾的艺术，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拒绝遗忘，把曾经的故事与记忆继续流传下去。

一．

数年前看《无问西东》的时候，“听雨”的情节打动了我：我竟不知课堂还能这般浪漫，从此对西南联大，有了更多美好的幻想。而《九零后》这部纪录片，则通过当年联大学生口述的真实的历史，补足了我对其无垠的遐想。

《九零后》是一部抢救史，影片里出镜的这几位联大学子，平均年龄已经96岁，很多人的讲述，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都是今生的最后一次了。而这群老人，后来都成为了我国学术界各领域的泰斗：翻译过《呼啸山庄》的杨苡，翻译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巫宁坤，《让子弹飞》的原著作者马识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等等。

1937年，国家山河破碎。南京的沦陷让北大与清华意识到要早做准备躲避日军的铁蹄，于是这帮师生辗转来到长沙，还没在长沙缓过劲来，战火的逼近让他们继续往西南角迁徙，前往昆明。杨苡说：“明明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我们却要先前往上海，再到广州、香港，从香港到越南海防，从海防再坐火车去昆明。”

最后，北大、清华、南开等几所高校在昆明定了下来，在最简陋的环境里，开始了最艰苦的求学之路。

为了补贴生活费，很多师生会在外面兼职上课，或者做肥皂，养猪。解决了柴米油盐，还要面对时不时响起的防空警报。汪曾祺甚至为此写了篇《跑警报》的文章。汪写道：“‘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跑到松林里或者沟里头，有的聊天、打桥牌，也有看书学习、交谈学问的。汪曾祺写到一件趣事，跑警报时大家都会带点值钱的东西，于是有个哲学系的研究生曾做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就有人丢金子，我是人，那么我就可以捡到金子。结果他真捡到了两次金戒指。汪曾祺说：“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当然，这都是苦中作乐。战争终归是残酷的，王希季回忆跑警报时就哀叹道：“我绕着城墙走，城墙前面有一片地。那是惨不忍睹啊，那真是，尸首分得遍地都是，真是很惨。”

尽管外部压力如此之大，却并未磨灭这群学子搞学问的热情。对此，汪曾祺说：

“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即便面对侵华日军三不五时的空袭。”

他们可能不在乎生死，不在乎环境的恶劣，因为他们有自己在乎的东西：那就是自己所钟情的专业。跨越一座城，去听一节课，对知识最大的尊敬莫过于此了。西南联大创下的教育史上的奇迹是惊人的，或许用邓稼先最爱的那个单词来评价联大学子恰如其分：pure。

没有那么多杂念和欲望，战争的苦难已经让他们饱受折磨。于是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坚定自己崇高的理想，摒弃杂念的纯粹，钻进学科中，让他们成为了传奇。

二．

一直以来，我很喜欢卡夫卡那句话：“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和平时你寸步难行。”

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开口闭口就是211、985、划档线等等，感觉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那点分数，那会儿没完没了地做题，只是为了让自己对题目更熟悉一点，最好是达到肌肉记忆的程度，对，就是像机器人一样地答题。如果说自己还有残存的热情与温情，那我应该都留给了被我妈反复没收与撕毁的日记本。

到了大学就好了。他们都这么骗我们，骗我们说大学轻松，一周都没几节课；骗我们说大学自由，可以学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早早就幻灭，或者有人生来就可以接受现实的庸俗，但我，我真的以为到时候可以和喜欢的人去同一个城市读大学，读自己喜欢的专业。

真到报专业的时候，我家里人全七嘴八舌地来了：学财经，好赚钱；学师范，好就业；就在老家附近的城市读，方便。

可我真的好想像奥德修斯一样去远征、去冒险，好想与狄俄倪索斯痛饮大醉啊！

来到大学，到了大二的时候，还是偷偷摸摸转到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某个文科专业。如果有选择的话，肯定是想去中文系，但我们那是个理工科的学校，没有中文系。就连我转去的这个专业，也是没人去的垃圾专业，当时我大学同学很认真很严肃地问我：“你是不是头脑……”她碍于情面，没说出“有病”那俩字，我替她说了。

对，他们都积极地做着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他们活得好有动力啊！可是为什么我只看到了冰冷……

然后我选择自我放逐，在图书馆读着一本又一本被他们认为是没有意义的闲书。

读了那么多“闲书”，我想那我考个文学系的研究生吧。认认真真准备了，却碰上学校压分。那再来一年？我妈却不愿意再投资我了。没钱。那在职考吧，但工作真的会消磨光我所有的意志——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在职考研成功的，我每次下班回家就只觉得想死想吐。而且再一次考就能考上么？可能我这种人，我这种性格，注定要做一个废物吧。

我经常和朋友说，我好羡慕那些人生每一步都稳稳当当地走向成功的人，而我，要么试图向前然后一脚踩空，要么就是在泥淖里打滚。

我觉得我没有未来，没有出路。如果可以回到高中，我希望自己不要那么认真地读书了，没有意义。学好数理化，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双十一的时候算满减优惠的么。

毕业后我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机构的语文老师，大家目标都很明确，家长希望自家孩子能快速提分，领导希望我们能多骗几个傻子报班。平时磨课，不为真的教育，而是为了怎么提升个人魅力，吸引孩子——说白了，不过就是个会上课的销售。有次磨课的时候讲到西南联大，我卡壳了，组长问我是不是忘了下面要讲什么，我不能告诉她那一刻我好想哭，所以我只能说，对，我忘了。

做着商人的事，讲着文人的梦。这样的课不上也罢。太虚伪了。

崇高的梦被践踏至脚底，到处都金钱至上。没有出路，于是自行熄灭心中压抑的那团火，然后和他们一起丢掉自尊，抛弃幻想，嬉笑，成为资本的奴隶。

然后回头看着他们在战祸频仍的时代里，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为了理想，为了一腔报国豪情，勤奋学习，自由地交流学术，在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岁月里，守住最后一方学术的净土，以一己之身，成就理想的伟岸。

于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饱含热泪想起那句话：

“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和平时你寸步难行。”

终于还是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第一次听闻《九零后》这个片名，难免会有被“误导”之感——尤其是在知道与剧集版《西南联大》有联动之后。而看完本片，才明白何谓“九零后”——这是一群年过九旬的当年联大学子的采访记录，以他们的回忆为主线，串联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的历史场景，回忆彼时群星闪耀、大师云集，一个在战乱与贫穷中仍然盛放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荣光年代，崇尚科学民主的气氛兴盛，人文艺术百舸争流，堪称建构起近现代中国各行各业中流砥柱的脊梁，真乃“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本片整体来看是《西南联大》的微缩和延展，从三校合并渊源开始，及至抗战白日化、分头抵达昆明，重点回溯联大在战争日子中的学习生活，剧集中最终返平津一段未提及，而是新增了建国后研发“两弹一星”及当年诸多莘莘学子怀揣初心在各行各地发光发热的情状。两者皆重点阐述联大之自由独立的精神、勤勉刻苦的学风、热血爱国情怀如何在近百年时间凝练下依旧保持本色，以一腔孤勇达至近现代学术巅峰、筑成中华脊梁；都调用多方影像和实地采访（本片部分无法重现的场景以动画形式还原），资料支撑殊为详实，尤其是本片让亲历过这一切当事人出镜口述，更增感慨之意和感人之情。

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联大学子在镜头前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杨振宁、许渊冲、潘际銮、杨苡、王希季、马识途......这些终生铭记联大学号的人，当年有人加入过湘黔滇旅行团，有人不远万里飞奔故国，都曾在硝烟中抱紧书籍跑警报，都曾在铁皮屋顶下听着昆明的雨痴醉听课，也曾在臭虫叮咬的睡眠中做着千秋万代理想的大梦。这些“九零后”在走过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依然保持着明亮赤子心和不息热血梦。

细节部分与剧集有些许重合——如巫宁坤含泪唱起《松花江上》，想起他在最深重黑暗的岁月与沈从文作品的重逢并收到恩师的勉励长信，感悟到沈师之“柔弱中有强韧”的精神感召，而本片尚未制作完毕，巫老已离人世，想及他的经历真是令人泪目。穆旦虽然只能作为动画部分出现，但其诗歌引用的象征精神一直长存，无论是本片还是剧集都阐述了其个人经历对诗风变化的影响，他自身的命运终究是与时代的命脉共通的（1940年他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从野人山战役的死亡中幸存）。关于这两位文人，张新颖的《九个人》一书中有相关内容，可以作为本片的补充阅读。而剧集的重点部分如闻一多上课时的风采、陈寅恪诸师其人其事等（费孝通扶着怀孕的妻子、傅斯年扶着眼睛不好的陈寅恪），也皆有提及，包括动画中静止的陈梦家和赵萝蕤身影，让人无限怀缅昔日文人的铮铮风骨同时，也生出丝丝怅然。

我们今日提起“西南联大”，首先涌上心头的可能更多一种象征，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一种高洁与自持、严谨与浪漫并存的学术氛围，一个再难遇见的巅峰。我们也许会怀着憧憬去想象那一代人未绝的《未央歌》，因为这个时代需要这般清洁的精神和纯粹的治学心态。片中提到“pure”——正是彼时无数联大学子们的共同特征，他们高唱“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校歌，在国家危难之时毅然决然投笔从戎（片中有列出参军名单）；在艰苦环境里攻克学术难点，无论是人文社科还是基础科学都可用硕果累累来形容，不仅在乱世中开创出一片求学的“桃花源”，更是泽被后世殊为深远——涌现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0余位两院院士，堪称人类群星闪耀时。

影片以杨苡先生的访谈开场，回忆起与巴金的友谊和对其二哥的少女暗恋心思，真是太可爱了！穆旦曾就萧珊的逝世写信给杨苡：“蕴珍（萧珊）是我们的朋友，她是一个心地很好的人，她的去世给我留下不可弥补的损失。我想这种损失，对你说说，你是可以理解的。究竟每个人的终生好友是不多的，死一个，便少一个，终于使自己变成一个谜，没有人能了解你。我感到少了这样一个友人，便是死了自己一部分。”他和巴金的交情也是极好的，毕生翻译黄金期得到过他们二人的全力支持；而本片开场时，镜头扫过杨苡书桌上那些老照片，听她提起的那些旧名字，只能感叹100岁又有何妨呢，昔年峥嵘岁月，亦有少年的烂漫情思，回想起来都是生命的一部分，他们拥有彼此青春的见证，可真好啊。

最可爱的当属许渊冲老爷子的各种吐槽，他和杨振宁对彼时大一文学课几位老师分期执教的看法完全相反——前者觉得很有用，后者认为太乱了，文理科思维的差异呈现太过有趣，也侧证离乱弦歌中百花齐放的治学态度，这么开放包容的授课方式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和前瞻意义。不惟是上课方式的自由，治学之道也力求做到真正“以人为本”，如果拿学历和职称去要求所有任课教师，如果拿合格分数去考量所有学生，那么很可能某些大师会夭折在起跑线上。

重温这些“九零后”的青春作伴多么可贵，往事不可追，那些逝去的些微时光在影像纪录中终究得以存一缕气，也再次证明影像作为文献资料的同步性——如若再不记录，那些鲜活的记忆真的要化为怀旧的尘土了。20世纪的离乱与迁徙，卑微与骄傲，悲壮与辉煌，散落到每个人身上，也会刻下时代的印记，他们以热血青春，以孤绝之勇，以心怀天下之大志，成就“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很多年以后，我们都会怀念这一批“九零后”，怀念那灿若星辰的未央世代。

关于工作节奏这个问题，最近我在上海的广告行业内工作了两个月，有了非常直观的感受：除了快快快，还是快。这样的节奏，使我感到身心俱疲，因为适应这样的快节奏，不仅需要在工作时间内高效快速地运转自我大脑，手上动作，团队协作，同时，还需要挤压原本属于个人业余的生活时间，于是工作和生活就失去了平衡。

但这可能就是视频广告行业的常态？

有一次，团队聚餐的时候，监制老师跟我开玩笑，说我工作时是做纪录片的速度，需要加快。确实，广告行业和纪录片行业的工作节奏是大不相同的，不同的纪录片制作，也有不同的节奏。

一般来说，剪辑这个工种是没有规律节奏的，日夜兼程地在电脑前调整与琢磨就是剪辑师的常态，但我有幸参与了纪录片《九零后》的拍摄与制作的全部过程，也在这部纪录片中参与了剪辑工作，也因此体验到了一种做剪辑工作的“非常态”工作节奏。我们的导演徐蓓老师，认为工作和生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状态，但二者又是紧密相连的，只有好的生活状态才会带来好的工作状态。所以她为后期工作团队安排了固定的工作时间：工作日上班时间剪辑，午休时间一小时，周末也有一天时间休息，后期过程中也从未加过班！这样的工作在常规上班族眼中也许就是常态，但对于影视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却并不常见。当然每一部影视作品的制作周期不同，但我还是想分享一下《九零后》这部纪录片的工作节奏给我带来的感受。

这种看似非主流的工作方式，为我们每一阶段的剪辑都提供了更充足更新鲜的思考，也避免了更多可能因为赶进度而忽略掉的细节。所以有时候头天解决不了的剪辑问题，通常会在第二天或者周末放松的空隙中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这其中有团队进行观点交换推进缓慢的时候，也有观点一致进展飞速的情况，总之就是在相对规律的工作节奏中松弛有度地进行了剪辑工作。于是整个后期过程从最开始的第一分钟到后面的150分钟版本，再从150分钟的版本调整到最终成片的104分钟版本，这个在我看来非常复杂的工作，就这样一帧一镜地在愉快的过程中完成了。这就是纪录片《九零后》的工作节奏。

现在再来思考工作节奏这个事情, 我想每个行业，每个团队应该都有自己的节奏，也有不同维度与深度的探索，需要不同的节奏与方式将我们所需要的内容进行提炼、组接。作为《九零后》这部纪录片的剪辑助理，在跟完了整个项目之后，我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有条理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可以把很多看起复杂的大困难分解为一个个小问题, 然后愉快地一个一个解决掉它们。这是我所体验过的高效又松弛有度的工作节奏。

当然，最后还是希望更多的观众，更多的朋友，在工作之余到电影院，感受一下纪录片《九零后》中的人文历史，也希望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能够丰富一点，趣味多一点，让生活的节奏律动起来。

刚刚上映的纪录片《九零后》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即将迎来100岁生日的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说的：“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

▲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先生。

他是云南大理人，青年时代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1942年毕业，1947年考入弗吉尼亚理工学院，1950年回国，后来成为中国空间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返回式卫星的技术带头人。

▲年轻时的王希季。

然而，他青少年时期所在的那个时代，似乎并不适合培育出人杰，外忧内患，战乱频繁，是最为典型的乱世。

但是一个“乱”字，在现实中，可以有多种解释，多种结果。木心说张爱玲：“她是乱世的佳人，世不乱了，人也不佳了”。乱，可以是通常意义上的乱，是兵荒马乱、心乱如麻的乱，乱，也可以是泥沙俱下、生机勃勃的乱，是身心激荡、觉醒振作的乱。

在《九零后》中出现的杨振宁、杨苡、巫宁坤、马识途、潘际銮、许渊冲、吴大昌、王希季、张道一、郑哲敏、刘缘子、胡邦定、王汉斌、叶铭汉、罗振诜、彭珮云来说，他们所遇到的，既是前一个乱世，也是后一种乱世。

让人觉醒的乱世。

▲杨振宁、杨苡、巫宁坤、马识途、许渊冲。

整部片子，从杨苡的旁白开始：“我的命不好，1919年出生的时候，父亲就死了。”豆瓣上的宕桑旺波说：“这样一个开篇，当真是恰当到了巅毫、恳切到了骨髓。众所周知，1919年，正是近代中国走入现代社会的一道分水岭，过去的一切价值、道德、社会文化都遭到了最无情的批判、质疑和否定，旧秩序在土崩瓦解、新秩序青黄不接，对于文化人而言可不就是‘父亲死了’么？”他还说，西南联大成立的1938年，正是中国的至暗时刻。

▲杨苡家中摆放的照片。

在杨苡之后，巫宁坤、马识途、许渊冲相继讲起他们在那个至暗时刻的记忆，巫宁坤说起校园被炸毁时，哽咽不成声，停顿了很久之后，他说，一个唱女高音的女生，跳上台去，唱起了《松花江上》。

电影保留了他长久的哽咽，和长久的停顿。

醒来，必须醒来，在这种时刻昏睡，可悲且可耻。

这些生于1920年代前后的年轻人，相继醒来。

醒来，看到自己身处何世，醒来，看到自己是什么人，醒来，决定自己要去向何方，醒来，看到自己所在的这段时间，在大历史上处于什么位置。

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决定南迁，并成立联合大学。教职工率先南下，学生们紧随其后，兵分几路去往南方，加入三所大学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

路程极其艰辛。比如杨苡从南开出发的那条线路，先要从天津到上海，然后从上海乘轮船到香港，从香港登陆，然后在内经过几番转之后，抵达长沙，还有一些学者，是从剑桥出发，穿越大半个地球，在无数次中转之后，才抵达长沙。

长沙，似乎是一片乱世中的乐土，还没有被战乱过度侵扰，本地人又有着世俗享乐的精神，物价便宜，生活便利，一块钱能让八个人吃一桌子菜，而且全都是大鱼大肉的硬菜，分量极足。

但长沙并不是旅途的终点。1938年2月，战争接近了长沙，他们再度南迁。一部分教师和全部女性，乘火车到香港，再乘船到越南，从越南登陆，转乘火车到昆明。另有244个男生和11位老师，却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去往昆明。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团部和辅导团全体成员昆明合影。

▲梅贻琦致欢迎词。

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单向空间联合出版的，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就是以这次徒步为起点，讲述了西南联大的往事。

▲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封面。

而在纪录片《九零后》中，这段旅途也得到了直观的展现，他们长途跋涉，既像是一次迁徙，也像一次远足，一次更深切的田野调查，有人在这次旅途中搜集了2000首民歌，有人在旅途中背单词，有人接触到南方大地的民风民俗，他们不断和开往前线的部队擦肩而过，也看到了红军长征留下的痕迹。

每一个人都因为这次旅途，迅速变成古铜色。

每一个人都因为这次南下，以及南下之后的学习生活，充分醒来。

▲旅行团在途中休息。

在《九零后》里，这些年过九十的老人，回顾了那段生活。他们曾经以为，大学无论如何也要比自己读过的中学好一点的，但没想到，这所学校，论硬件条件，还不如自己读过的中学。

匆促建起的校舍，砖木结合，泥土糊墙，一间宿舍要住四十个学生，上下铺之间，只有很窄的过道可以通过，“教室是铁板房，干打垒的墙，木格的方窗子，上头没有玻璃，是糊的竹纸，一下雨就‘叮当叮当’地响。”

宿舍里满是臭虫，咬得人整夜无法入睡，王希季说，后来他慢慢习惯了，你咬你的，我睡我的，杨苡说，他们会把臭虫捉起来，放在瓶子里，瓶子里的臭虫，还在自顾自地繁衍下仔。

饮食也极其清寒。闻一多曾经在自己的书信、随笔里，记下那段时间的吃穿用度。汪曾祺则写过他们“跑警报”的经历。

▲闻一多在途中写生。

电影《无问西东》里，也曾把这些细节纳入其中。

但这只是西南联大的一面，在西南联大的巨人们看来，这是微不足道的一面。

在另一面，他们努力学习，努力交流，在蓝天绿树中辩论，身心激荡，满怀信心。

▲《九零后》以插画的形式，还原了当时的一些场景。上图，汪曾祺画巫宁坤昆明雨天小酒馆；下图：周培源清晨滇池洗马。

三所大学，风格本有不同，各有偏重，甚至连着装风格也有差异，北大的大褂，清华的西装，南开的夹克，都在呈现他们精神上的面貌，然而在长沙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这三所风格不同的大学，因缘际会，在一起相处，不同的教育风格、不同的思维方式，混在一起，搅拌、激荡。

所有人在一起上课，文科生也听理工的课，理工学生也听文学课。他们回忆说，在那里，一个月学到的东西，比以前学校一学期学到的都要多。

▲联大的学生上课和下课。

“所有的国文教授，大学一年级都开两个礼拜的课，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许渊冲说，“我就说我的根在西南联大，根源是闻一多，钱锺书。”

所以，在鹿桥（吴讷孙）的小说《未央歌》里，西南联大近乎一个青春的仙境，所有的贫穷困苦、饥饿慌乱，似乎完全不存在，只有年轻人的激荡青春。

那令我们朝思暮想的八十年前的年轻人，是这种模样：“童孝贤永远是笑的”，“（伍宝笙）叫小羊偎在她胸前。叫小羊擦着她双颊。她从雪白的小羊背上望过去，远远望见叠叠青山，无论远近，山色浓淡，都清白如洗”，而蔺燕梅呢？她放寒假回了家，“爱说粗话的人又试着说粗话了，因为校园中没有蔺燕梅来听他。那些用功过分或过度疲劳有忧郁症的人便又愁眉丧脸了。因为没有蔺燕梅向他笑”。她竟这般美。

▲鹿桥的《未央歌》。

这场觉醒是有后果的，一群年轻人经历过这样的觉醒，这样的熔炼，肯定是有后果的。

“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王希季说。

他还说，尽管那时候是在战乱中，是中国人的至暗时刻，但他们却满怀信心，知道战事终将会结束，黑暗终将会过去，战事结束的时候，一个新世界会到来，这个世界会需要他们。

他们知道自己是火种，文明的火种，中国人的火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他们肩负双重重任，让自己存在下去，让文明存在下去，他们深知自己就是文明的成果，更是文明的载体。

就像科马克·麦卡锡在他的小说《路》中写的故事，核战争过后，人类濒临灭亡少数幸存者得靠活下去的本能活下去，生的内容简化为寻找食物、栖息地、避免被杀被吃。

但近乎不存在，不等于真的不存在了，《路》的主人公，那个孤单的父亲对孩子的那种爱，是神性的，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保持文明生活遗留下的习惯——想尽一切办法洗热水澡、刷牙，是神性的，反复反省自己“是不是好人”，是神性的，在吃人者逼近时将子弹上膛，追求死的尊严，也是神性的，那种日复一日的行走，是神性的。只待时间和地点吻合，这被压制的神性就会大规模地复苏。

当然，前提是，到那时，火种还没有完全消失，罐装食品还没被吃完。所幸的是，在父亲死后，孩子终于与另外一些持有火种的人汇合。

▲从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2290位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

《九零后》中这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竟然有这样宏伟的历史观。后来的事，也果然如他们所料。

人一落地，就会睁开眼，但未必就会真正醒来，许多人都要经历漫长的心理上的昏睡期，心智是懵懂的，感受力处于混沌之中，反射弧长得令人忍无可忍，虽然一样行走江湖，但始终和周遭的一切有隔膜。有的人终生都不会醒来，有的人醒得很慢，而有的人，却会被一个机遇骤然惊醒，加速进入成长期。

而他们生活在一个既平静又动荡的年代，他们的父母，和他们自己，都在接受时代的颠簸。这种颠簸，必然又带来一种滋养，对痛感的敏锐，对大起大落的个人命运的观察。那个时代，无穷无尽的动荡，又造就另一种幻觉，那就是，大时代是和个人紧密相关的，政治是可以言说的，甚至是可以参与的。这又在他们身上锻就一种大格局，大历史观。

他们就此醒来。

一个时代就此醒来。

当事人——这群“九零后”（这里的“九零后”有双重含义，既指他们的年龄，也指他们在西南联大时代的青春，他们在1940年代，也正如九零后在我们这个年代）的讲述，和各种影音资料结合，并配合了色彩素净的动画，节奏紧凑，干净利落地，把一代人的故事交代得清清楚楚。

▲1946年5月4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宣布联大胜利结束。

只要讲出来，就已经是一段史诗。

担任配乐的，是台湾音乐人范宗沛，他写了几首新的主题，使用了他此前创作的《杨柳》作为主题曲，并使用了黄舒骏的《未央歌》作为插曲。这首歌是黄舒骏在大学里开始写歌的时候写下的，1988年，歌林唱片为22岁、正在念大三的黄舒骏推出首张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收入了《未央歌》。

在《九零后》的结尾，他们挨个报出自己的学号，杨苡说：“我的学号是2214，我一辈子都记得。”

一辈子都记得。

▲杨苡女士回忆往事。

所以罗曼·罗兰的话是对的，有些人在二十五岁前就过完了一生，不同的是，有些人在二十五岁之后是持续的腐烂，而有些人却不断重生。

西南联大本就是重生之地，在那里生活过的人，都有重生技能。

我们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我们和这些“九零后”同时代，可以完整地看到一代人的一生，了解到人如何让自己的生命无悔，不幸的是，我们追上的，只是他们人生的末尾，也是那个群星璀璨时代的末尾。

我们竭尽全力，用回想我们的旧日时光时得出的那一点体验，去触摸他们“全盛时代的丽影”，竭尽全力地去想象，在六十年前，在西南联大，那个小小的桃源里，少年像少年般茁壮，少女如少女一样清丽，他们采花、戴花、读书、争论，他们嬉戏追逐，他们情深意笃，全部的精气神，都用在锻造自己的人格上，校园里浓荫匝地，树叶又绿又香。

▲《那时我们还年轻》，一首贯穿全片的老歌。

此情此情，永远难再。

我们的耳畔，却回响着黄舒骏的歌声：“你知道你在寻找一种永远 ”。

永远的是什么，永远的是觉醒后的生命。

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时代里追寻觉醒。

追寻觉醒后的生命。

觉醒后，生命宛如长河。

这是一部让我受到了巨大震撼的纪录片，因为排片太少了，强烈推荐有条件的一定尽快亲自去电影院看一下这部电影！

《九零后》策划思路是一群90岁以上的西南联大老人讲述所有他们当年的经历和故事。但是这部电影的处理手法非常的高级且有质感，撼动人心。

整个片子的节奏、剪辑、音乐，包括整个展开的逻辑和框架，步步陈铺，丝丝入扣。不了解当年的历史，你是没有办法理解那些人所做的关于信仰和理想的选择的。还有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照片视频和场景描绘都生动地还原了当年很多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细节。

而这个片子最打动人心的，其实是对人本身的刻画——“心神往之的一段历史，务实而又浪漫，艰苦而又活泼，大师星布，浩篇充栋”。

在动荡年代的家国情怀，这真的不是一句空话。那个年代全国最聪明最优秀的学生，因为目睹了太多沉重的苦难，所以也选择肩负最多的责任和担当。哪怕在穿着草鞋极其艰苦步行几十公里的条件下，依然在记录民歌，依然在撰写山川河流实录，做对社会和国家有贡献的事情，他们用自己的大脑和行动，一直工作到90多岁乃至现在。

梅贻琦校长说，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电影中描绘的西南联大里面那些老师，他们不是课本上一个一个个的名字，也不是雕塑而已，他们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喜好和习惯，偶尔也会被学生觉得教得不好。但真正重要的不是知识的学习，而是你受到的启发和涤荡，这会影响终身。通识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身体和行为能够遵从你的意志，而无论做哪一行，都务必要钻研，要做到最顶尖和优秀。

当你站在世界关注最中心诺贝尔奖的领奖台时，想起来的竟然是最初被轰炸得破败的西南联大树荫下老师对你的物理启蒙。当你签下足以影响世界的字的时候，手会不会颤抖？我此前真的从来无法想象。

“总是会想起那个年代，哪怕奔波流离，但心里藏着美好，理想的气息不时溢出来，氤氲着旧日世界的余辉。翻看历史，有种自己站在历史新旧蜕嬗之间际，纵览史乘的错觉，仿佛列车行进旅途中的所有人都掉进了历史褶皱里，而我抬起头，注视着这些名字，试图抻开历史的褶皱。”

我看见了他们。

@电影九零后

导演说这部电影是她在《 西南联大》基础上的推翻重来，否则就是《西南联大》的浓缩精简，这样毫无意义，也不可能取舍。

“推翻重来”给了观众非常不一样的一部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可以说耳目一新。

电影从西南联大组建开始讲起，按照时间顺序，一直讲到西南联大解散。主要讲的不是老师，而是学子。联大解散后，还有一部分讲学生们归国报效祖国的内容。

可以看出当年的学子们是很艰苦的，时代背景也很残酷。可是电影除了学子从军那段比较悲伤、壮烈以外，整体给人的感觉竟然是浪漫的。毕竟是当年的精英学生，是后来的国之栋梁，这群“九零后”在当年如此困难的时期，心中仍然是纯粹的。

贯穿全片的主题曲《松花江上》时而用吉他独奏，时而用口琴独奏，那么优美又那么深情。选取讲诉的故事有的有些欢乐、俏皮，甚至还有关于爱情的片段。

这部电影的情绪基调并不悲伤，主要是浪漫和美好，让人向往那个伟大的学校，因为那个学校播下了希望。

这些“九零后”学子们就是希望的种子，他们成长后开花、结果。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建设了国家，而现在，这些大师、先生们的学生的学生又再次成为希望的种子，未来的栋梁。

大师们都九十多岁了，这部电影里的他们充满了青春，而电影则充满了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尊重和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