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

这是一部安静的影片，不曾出现多少大哭大嚎、大悲大戚和竭斯底里，仿佛只是一段主人公福贵一路走来的注释。 片名为《活着》，可是贯穿整部影片的却是接踵而至的死去，主人公福贵先后在民国失去了父亲，在内战中母亲逝去，在“大跃进”中失去了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了女儿。每一次的死亡，看似意外，但冥冥之中又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动荡、抑制的时代，是对生存在底层的百姓无情的掠夺，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从形式到内在实现，一贫如洗。 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他始终怀揣着海市蜃楼般的希望，踩在现实的浮冰上。无法掌控的表象迸裂之后，依靠自身本能的漫长耐心，在窒息状态下延续生存。生命如同一块海面，对所有的惨剧照单全收。 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成因有这样一种解释：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一来，他的价值观就被扭转过来了。 这是这部影片的主人公、也是从五六十年代乃至今日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一种真实、麻痹的生活状态。按这个定义来说，我们每个人成了受虐狂。 由是，观众，不仅是旁观者，也是套入这个故事中的一员。每个人的自身，既是历史铺展开的卷轴，又是受历史牵引压榨而生的产物。现实没有为人们怎样活着提供选择，而每一步前进的步伐都成了一种必须。 有人说这是张艺谋拍的最成功的一部片子。影片平实、朴素的记叙与情节保持了一致，场景永远是灰蒙蒙的，一如那个荒谬的时代和蒙昧的社会。葛优饰演的福贵，表情和动作维持在一种混沌的状态，活灵活现地叙述出了在那个时代的小人物身上那种自然而又悲哀的耐性，在被迫面对各种失去后，继续平静地生活下去，仿佛领略过了生命的各种真谛，但最终兴许还是归于无物，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人世，又赤裸裸地离去。 情节上，张艺谋在原著的基础进行了大幅度的处理，还是比较成功的。插入了一些新的情节，例如凤霞的死的过程中并没有王教授这个角色。但是引入王教授这个角色，更加直白地揭开掩藏在凤霞之死背后的隐情。观众在经历过视觉和心理的冲击下，看到了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无情摧残。 另外一个重大的改动，是福贵谋生方式的改变。从小说中福贵向龙二借了两亩田过活，变成了向龙儿借了一副皮影戏做流浪艺人。皮影戏又至始至终贯穿了整部影片，恰恰将小说的农村背景搬到了城市，开拓了视角，利于电影语言的表达，达到了更加平民化、普遍性的效果。而给我的理解，“皮影戏”的意象又可以有一种人生如戏、悲喜皆空的意味。 电影将有庆的死因由原来的为县长夫人输血过多而死改为疲劳中被拉去学校做工而导致被春生撞死。揭开有庆裹尸布的血淋淋的一幕，将人物的悲惨性充分视觉化。虽然不及原著的情节在政治上那么尖锐，但是学校逼迫学生搁置学业投入全民大炼钢，在另一个层面上投射出大跃进背景下至上而下的思维模式的荒谬和行为方式的粗糙，中国走的社会主义的伪科学路线以及理想主义、功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肆意横行。与之前工作人员来福贵家中收铁器有庆翻开福贵放皮影的箱子提出箱子上的钉子和皮影上的铁丝也是金属又有某种隐秘的联系。相较之下，改动之后的情节避免了绝对化，更显意味深长。 在结尾也有大手笔的改动。原著的结尾是这样的：凤霞难产死了，她的丈夫在打工的时候被石板压死了，二喜的儿子由福贵养着，后来吃豆子撑死了。福贵的家人全都离他而去，只有一头老牛伴着他，他说：“人嘛，就是要活着。” 这是典型的黑色幽默，悲剧而变态，在苦难深处，反而不知为苦。只有沉醉于苦痛，所有的伤口才会不药而愈。 然而电影的结局显得温和得多，凤霞死后，她的儿子取名为馒头，福贵和家珍带着二喜和馒头一起生活下去。这样的处理使悲剧停留在一个适可而止、容易让人承受的范围之内，使观众的视角从纯粹的悲剧更多地转移到生命和历史的关系上。 有几句比较经典的台词。当年儿子问福贵：“小鸡长大了变成什么？”有庆的回答是“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等牛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到了。”而结尾处，孙子再次问起他同样的问题，他不再回答“共产主义就到了”而改成了“等牛长大了，馒头也就长大了”。我从一个普通老百姓身上看到了对社会寄托的塌陷、对社会主义共产主语美好梦想的粉碎，而后生活最终还是落实到生活，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一部平铺直叙的流水账，所有的修饰都显得多余，这就是活着最坚实的表达。 还有是福贵和春生在战场上面对尸横遍野的情景，不像其他大多数电影，眼睛里流露出的不是悲伤，而是惊讶，这种情感也许是面对死亡更直接更真实的感受。他们目瞪口呆地说“家里人都不知道——就这么死了”，“福贵啊，我们可得活着回去了”，“回去了，可得好好活呀”。 “好好活”这句话深深刺到了我的神经。这是每个人活着的最基本的意愿，但是“好好活”的标准又因人而千差万别。而作为生活底层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的标准始终在不断放低，最后完全依顺于麻木与不幸的世界。 这部平静的影片却被列为中国十大禁片之一，在意识形态上强行批注了“不和谐”。时至今日，这个国家已经有勇气承认过去犯下的一些错误，但是又为什么没有勇气承认得彻底呢？既然有勇气面对过去了，又为什么要遮遮掩掩，没有勇气面对现在改正现在呢？ 因而面对历史和现实，除了付诸一声叹息，还能说什么呢？ 面对充满苦痛的“活着”，又能说什么呢？

第一次接触《活着》，是从余华小说开始的。那时候看的特别兴起，刷刷刷用了一下午就翻的差不多了。可能那时毕竟年少吧，纵然心中有所触动，也不过平静水面上泛起的涟漪，再也没泛起什么大的波浪。后来又过了很久，不知怎么就一时兴起，突然就想着看看这部电影《活着》。

其实电影与原著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可能是有种种因素导致，在这里也不多加揣测。不过依我来看，这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主人公福贵，命运多舛，之前一直是个纨绔好赌的富贵少爷，仿佛一朝之间 他拥有的家业，房产通通离他而去，还有他那个活活气死老父亲。殊不知以后他还会失去的更多。这仅仅是一个悲剧的开始。

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影片中，都有很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家珍、春生、凤霞、二喜、有庆、王教授……他们的生活好像都是悲惨的，每一个人都在命运中苦苦挣扎，“活着”一词在这竟显得艰难无比。

从《活着》这部电影中，我们也可以窥得一些历史的进程。大炼钢铁，大跃进，大批判，文革……但我没有经历过这个时期，终究还是不能完全感受到身处在那个时代的无奈和痛苦。可我从这部影片中所感悟到的，却也是深深的震撼着我。如果说《活着》对我来说有什么现实意义，便是下面这句话了: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余华

电梯：http://movie.douban.com/review/1034597/?start=100 　　电影《活着》，1994年出品，制片人：邱复生；编剧：余华、芦苇；剧本定稿：芦苇（盗版碟字幕模糊，不知是否准确。）；电影音乐：赵季平；导演：张艺谋。

　　进入电影，马上就会感到同阅读小说的鲜明差异，余华的叙述角度是客观的，而电影的表现方式是主观介入的，导演和编剧放弃了原作中的“双重叙事”，对整个故事进行了重构。 　　小说中的福贵的一生是漂流的一生，有些情节还是“生硬”的，但是由于是双重转述的“回忆”结构，可以理解为小说结构上对作者情景设置的回应。但是电影中就不能这样来解决，因为电影是以共时性的叙述角度来表现整个故事的，而且还要有情节上紧凑和集中。在这方面比较鲜明的例子是福贵被抓壮丁的缘起，小说中是军队到城里的街道上直接去抓丁去拉大炮，而电影中是福贵去各个地方巡演皮影戏，在乡下遇到了国民党的流军被抓去的，在情节上就要合理的多，为了情节的连贯，电影中设置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皮影。从赌场中的皮影班主龙二诈取钱财到电影结束时福贵为小孙子馒头将小鸡放到早已经空了的皮影箱子里，皮影作为命运的缩影，活着的见证已经和整个电影密不可分了。 　　福贵是一个败家子，然而由于命运的际遇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城市贫民”，这一转折的标志就是 ——皮影。被抓了壮丁的时候，福贵拼命保住了皮影箱子，因为“还指着这养家呢，这是借人家的，得还。”这时候福贵在乱军中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在被 ***的军队抓住后，小战士用刺刀轻轻穿透了皮影，在阳光下细细端详，这一箱皮影告诉了***的军队，福贵是劳动人民，福贵由此给解放军唱戏，拉车，也算是参加了革命。此时的福贵已经在命运的水流中如一片枯叶流转了，看电影版的《活着》就是在看命运带给了平凡的人生什么，电影版更加突出的是，命运的悲剧不是无原因的，人为的命运的悲剧也许才是更大的悲剧，在一个个“伟大”的时代中，人是如何的努力也难以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人的徒劳，人的无奈，人的卑微的欲求——活着，是如何的被践踏。或许，余华在小说着力淡化的“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在电影中又被还原了。也许这才是电影无法在大陆公开放映的关键所在，而沉于哲理的小说，终于在1998年在大陆出版了。 　　皮影或许更能代表福贵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代，连皮影上的铁丝也要拆下来取炼钢，“制造解放台湾最关键的两颗子弹”，于是才有了福贵去工地上的唱戏，才有了妙趣横生的小有庆的形象生动地刻画。陪伴福贵几十年的皮影终于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掉了，但是皮影的箱子还在，小孙子的小鸡还是可以放在里面的，就像福贵的人生，不断经历惨痛的种种的打击，命运已经千疮百孔，福贵依然平凡，依然活着，依然坚持了太过卑微的希望——活着。 　　当福贵将小鸡放进箱子的时候他又说起了和有庆说过的那段平凡朴实，又满含辛酸的希望的话：“小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于是小馒头像有庆那样问道，“牛长大了呢？” 　　 那时福贵对有庆说：“牛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这一次福贵却回答说：“那时馒头也长大了。” 　　福贵缓慢的期许悠悠穿越了历史，在我的心头萦绕不去，是呀，馒头总会健健康康地长大吧。 但愿。

　　活着不是福贵的专利，每一个人都在命运中苦苦挣扎，家珍、老全、春生、镇长、凤霞、二喜、有庆、王教授……他们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是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有些人活过来了，有些人死去了，命运，往往不肯将幸福给予善良而又卑微的人们。 　　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 　　沉默的凤霞死于1967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十年后王教授已经不再是 “反动学术权威”，可是只吃大米，连一点面也吃不了了，用东北话就是吃伤了。这是喜剧却又是辛酸的喜剧，是黑色幽默。当半死不活的王教授对要摘下他脖子上的“反动学术权威”牌子的万二喜说：“还是带着好”的时候，又有谁不会感到辛酸呢？ 　　一辈子“相信革命相信党”的镇长骨子里是一个善良的老农民，他莫名其妙地成了镇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是单纯的，乐观的，有韧性的。 　　文革中，春生的老婆“自杀”了，只有一张死亡通知。在前线参了军的春生解放后成了干部，自此和福贵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福贵是老百姓，他们又何曾改变了善良的本性。春生也成了走资派，成了边缘人，春生不想活了，可是一直没有原谅他撞死了有庆的家珍却对他说“外面冷，进屋说吧。”对他说，“春生，你记住，你欠我们加一条命呢，你得好好活着！“这就是温情吧，在一个大家都要和走资派划清界限的年代。 　　老全为了寻找在部队里的弟弟，中了流弹，死掉了。 　　这是电影中的人生。　　

　　同小说比较一下，我们可以发现有些什么不同， 　　小说中有庆之死是由于人性的卑劣——由于有庆的血型和大出血的县长夫人一样——小小的有庆被抽血至死。 　　凤霞的死是由于不可制止的产后出血，自然也没有什么王教授。 　　老全的死是事出偶然。 　　春生由于文革中的折磨得自尽了。也没有几次三番上福贵家致歉的情节。 　　家珍死于疾病。 　　二喜死于事故。 　　馒头（小说中叫苦根）是被豆子撑死的。 　　小说中只有福贵自己活了下来。 　　阅读中似乎可以看到余华一贯的冷静和节制的风格之下还有一种形而上的哲思的倾向，同命运联系紧密，小说中一以贯之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情绪的张扬，相比电影，人面对的处境似乎更加残酷，但是却有一种远离政治与时代生活的倾向，双重叙述的结构本身就给语言造成了一种距离感。 　　而电影却完全不同，如果说小说充满了温情是人的自发行为（小说中的福贵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层次和电影中有相当的差距），而电影中则带有互相扶持的意味，电影中的温情更加自觉。小说的笔触是相当冷静和有距离感的，电影中却多了一种向我们的处境发问的执著态度，虽然电影的视角是小人物的，而这些善良的小人物也没有向命运发问的勇气和意识。电影上有许多细节是很戏剧化的，这点由于小说的叙述方式是无法加以鲜活的表达的，小说中也有很多厚重有质感的段落由于平淡的情节和舒缓的表达是不适于用电影的形式来表达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福贵家的生活）。电影是对小说的一次成功的再创造。比较上可以指出的还有电影含有黑色幽默的意味，许多情节是喜剧的，但是笑声中是含着眼泪和辛酸的。黑色幽默就意味着反讽和沉重（这后一点可以将本片和冯小刚的贺岁片区别开来），而这正是中国小说或者电影中缺少的形式，很高兴看到电影版的《活着》做到了。黑色幽默还意味着一种反抗的嘲笑的超越的态度，虽然作品是如此规矩，如此的老实。 　　电影和小说的比较中，电影的优势和小说的优势同样明显，演员的表演，语言的感觉，速度、语气，布景、音乐……本节基本上限于剧本和小说文本中的比较，但是有的部分不得不借助于电影的特殊性。电影的对白中蕴含的精彩细节是如此惊人，以至于将电影有限的容量拉得无比巨大。 　　在电影中，每一个人物都给人印象深刻，在小说中没有这种感觉，当然这是应为小说的叙事策略造成的，和小说的整体风格和表现意图是统一的，但我更愿意将这作为电影版的优点加以赞扬。 　　春生是鲜活的，他对于汽车的热爱在体现了人物性格的同时也体现了编剧的逻辑力量，在后来有庆出事故的时候恰恰是“汽车惹的祸”（虽然从深层次上说是失去理性的盲目纯真的狂热惹的祸，是时代惹得祸，是民族性的积淀惹的祸）当春生狂怒着说：“不坐了”的时候，观众看到了人性的善良愧疚和真实。 　　有庆和凤霞的姐弟情深在电影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当小小的有庆和几个欺负姐姐的小孩在扭打在一起，当有庆将面条倒在“坏小子”的头上，当凤霞去砸汽车的玻璃的时候…… 　　在有庆、凤霞，福贵、家珍一家的亲情的细节的精细设计上，我承认我比起小说更喜欢这些生活化的场景，因为和小说的距离感相比，我更喜欢这里的真切和热度。 　　或许这是因为电影是表演的，表演本身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超越，我于是不喜欢书中一位和一只垂老的黄牛一起耕地的老农民几乎不含任何情感的客观叙述。我更喜欢具有形式上的象征意味和超越意味，或许还有一点机智意味的艺术品。

　　我下面想说到的是反讽与电影中的两种逻辑。《活着》这部电影中充满了反讽，有一些是从小说中脱胎而来，比如镇长（小说中的队长）的三炮解放台湾论，但是书中比较含蓄，只是说：“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的羊棚里。”到此为止了。电影中镇长却昂扬地说：“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的茅坑里，叫他睡不着觉，吃不上饭，拉不了屎，台湾就解放了！”可以看出，电影版的语言中更有一种狂欢的气氛，一种玩笑的气质，一种昂扬的精神。我把这样的“夸张”叫做“反讽”。按照现实的逻辑来看，就算当年的人们可以说出这样的话语，他也明白这是虚妄和“自我乐呵”（自欺欺人），但电影偏偏就把这演成理所当然，这就是拍电影的不安分，在现实主义的原则下（假定使用了这种原则）还有超越的幻想。 　　小说中这样的地方在幽默中又饱含着辛酸，实在是电影的光华的闪现。类似的地方还有皮影戏的铁丝可以做成解放台湾的最后两颗子弹，当福贵好不容易想办法把皮影保住了之后，“小告密者”有庆大叫，“不解放台湾了？”镇长乐呵呵地只是说，“台湾是要解放的，要解放的。”走掉了，大家都明白，用几根铁丝来解放台湾实在是太过离谱，可是这并不妨碍大家“照章办事”，然后想出另一个并不高明的借口将这虚伪的目的架空。我把这种办事的逻辑叫做生活逻辑或者老百姓逻辑，在这种逻辑之上还有一种逻辑，叫做革命的逻辑，在各式各样的反讽中，都贯穿着这两种逻辑，这些地方才是电影和小说最不相同的地方，也是电影中最为精彩的地方，看到这里时，只懂革命逻辑的大可慷慨激昂，而两种逻辑都懂的人大可会心一笑。 　　再试举几例两种逻辑和反讽的运用。我们就可以看到革命逻辑和老百姓逻辑哪一个更有效，为什么我说这部片子的最大力量（或许也是无法公映的原因）在于这两种逻辑的较量，在于黑色幽默的反讽。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镇长到福贵家要福贵烧掉四旧（皮影），福贵为了保住这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想出了主意——他竟然要用这些皮影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皮影宣传队”。这是典型的革命逻辑和老百姓逻辑的冲突，结果呢？皮影被烧掉了，革命逻辑胜利。 　　在凤霞和二喜结婚的时候，大家齐唱革命歌曲，手捧红宝书在“东方红”号上照全家福，福贵和家珍收到几十本毛泽东选集……最有趣的是二喜在把凤霞接走的时候，对着墙上的主席像说了一句话（极其郑重其事）：“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把徐凤霞同志接走了。”然后对着福贵和家珍（双方笑意盈盈）说：“爸、妈、我把凤霞接走了。”两位老人连声说：“好、好” 　　婚礼后春生带来礼物祝贺，家珍还没有原谅春生，嘱咐福贵将春生的礼物退回去，福贵一脸愕然地举起了一幅主席像……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革命逻辑和老百姓逻辑的和谐统一。 　　最后，当春生被打成走资派，二喜将这个消息告诉福贵时，说到：“咱们跟他可要划清界限呀。”福贵一愣，马上说道：“有界限，有界限，一直都有界限。”就是在这天的晚上，想要自杀的春生彻底得到了家珍的原谅。他们告诉春生，要活着，“在怎么着你也得忍着，熬着，受着，活着。” 　　这里，革命逻辑遗憾的失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逻辑是怎样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存在，而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他往往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总是在做出怎样的选择。 　　其他的幽默和反讽还有，但我想我不必再举例了，假如我相信革命的逻辑，站在那一边，也许会永远“胜利”，相反，生活逻辑总是处在弱势一方，常常失败，但我想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 　　当然，对这些情节的处理和看法很有些人持不同的意见，在这里我且引王小波先生的一句话，“天空应当是蓝色的，但实际上是红色的；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 　　说这些地方是绝对的现实主义，我没有这种经历，假如你有，我亦只好同意。 蔷薇岛屿节选部分文字录了一期广播：http://site.douban.com/blooming/room/12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