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

      电影《荆轲刺秦王》一部历史大片，描述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雄心壮志的嬴政如何汲汲营营地统一天下，而不惜铲除一切阻碍，最后建立空前帝国的经过。剧中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对话、行动、表情、神态等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了侠义英雄－荆轲的形象。同时着重刻画了秦王、荆轲、赵姬、太子丹等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
      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战国时期）是一个愚昧的时代，涌现出一批“士为知己者死”的英雄。燕国侠客－荆轲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
      根据《战国策•燕策》中的相关记载：荆轲根本就不是一个擅长打斗的武士。甚至是不具备作刺客的能力和本领的。事实上，荆轲应该更是一个战国时期常见的纵横之士，他喜欢读书，善于游说，有一定的学问，可以说他是个侠士，但他不是一个武夫。”然而，荆轲为什么去刺杀秦王呢？只为了燕国太子丹的“知己”。
      《史记》记载，燕国太子丹当时是这样嘱咐荆轲的：“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地，……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也就是说，至少燕太子丹起初是想生擒秦王嬴政，胁迫他退还已侵占的诸侯国领土，如果这一步能取得成功，他们未必想害嬴政的性命，倘若嬴政不肯，他们才准备杀掉他。荆轲领命，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带着‘燕督亢地图’和‘樊於期’首级，临行前，许多人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场面十分悲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我们看到得是：荆轲这一人物，只为刺秦，只为了太子丹的“知己” ，不仅义薄云天，视死如归。却不为“天下” 。实质上是一个易水悲歌的豪侠刺客。算不上历史的真正英雄

《刺秦》这个片子我在不同场合断断续续的看过很多年了，脑子里面能想起来的都是一些特写镜头，比如荆轲在雇主面前摆酷，嫪毐装胆小，还有李雪健的那张大脸，至于美人巩俐，我似乎从来就没有觉得她特别好看过，以至于重看此片时，我不得不对我过去的审美能力感到羞愧。

我之所以把这部10多年前的电影翻出来看，原因在于现在的国产古装片已经接近于看无可看的境地了，粗制滥造骗钱的东西就算不是不道德，至少可以说是没追求，类似于眼下炒房的老板们，把自身价值完全与钞票的积累挂钩，于是乎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上世纪的中国电影曾经多么的有追求。

最终在完整的看完《刺秦》之后，我发现原来中国电影跟我本人很像，从前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好青年，然后都堕落了。

中国电影人之所以三番五次耗费巨资拍秦始皇，原因在于这是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先秦的时代，距离我们实在太远，如果对白不是普通话，我们几乎可以把它当外国史了。谈起中华文化，我们总有一些大概的印象，比如优雅，克制，含蓄不张扬，仪态万芳，雍容华贵之类，从我们流传下来的艺术文字，我们就能看到这种追求细致精美，注重形式的风格，这和我们传统的重谋略轻实力的军事观，重神似轻形似的审美观是暗合的。

然而，所以这些都和先秦的时候对不上号，李雪健曾经谈到他对于秦国人的观点：“秦代人的特点是‘拙’，从兵马俑、汉像砖、先秦青铜器和字画里，我都可以找到例证。因此，我的表演风格不能太随意，也不能太雕琢。一句话，那时候的人，心眼儿实，为实现理想，一根筋。”可见一个好的演员需要有良好的洞察力，一个“拙”字用的很好，那个时候的人，质朴，粗旷，单纯，同时又具有早期人类社会共有的浪漫精神，也就是说一方面情感非常丰富，一方面又头脑简单，一根筋，在我们看来有点像小孩，喜怒无常，时哭时笑，表达方式很激烈，大哭大笑大喊大叫，偶尔还有点歇斯底里，考察一下文献记录，我们会发现书中的先秦之人确实如此，政治的混乱导致人们重实际轻形式，个人意识很强，因为搞不清该听谁的。这种人，按后代的克己复礼的君子标准去衡量，可以算是野人了，难怪后来的古人对先秦一向不屑，“礼崩乐坏”嘛。

现在很多人讲，我们中国的文艺应该找回点传统，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的艺术传统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传统观点中，艺术文学都是“道”的体现，要符合正道，文艺与其说在表达生活，不如说在教导人们该怎么生活，因此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套路，毛泽东同志曾用八个字精确的描述了这种套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这八个字背后还有一句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京剧里从三国到水浒，人物们打扮的都一个样，那是因为什么朝代没关系，人家演的是价值观。

其实就算不去找，传统也是存在的，我们对于古代社会的认识，绝大部分就是来源于这个套路，双手背后气宇轩昂的皇上，点头哈腰正直忠诚的大臣，建功立业，荣华富贵，其实都是京剧那一套，此法百试不爽，唯独有一点它套不上，那就是先秦，所以有抱负的导演，如陈凯歌，就会想到，可不可以把各种角色的脸谱都扔掉？？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在《刺秦》里面，皇帝不像皇帝，刺客不像刺客。一点也不伟岸的李雪健，演一个看似怯懦猥琐，却有气吞山河之志，心狠手辣，疯癫乖张，经常歇斯底里大声嘶叫的神经质秦始皇，伟岸的张丰毅演一个富有人道主义精神，慈眉善目的刺客。还有奔放活泼的赵姬，幼稚胆小的贵族子弟太子丹，在充满仪式美和庄重感的气氛之下，各色人物充分的展现着他们的个性，他们是脱去了脸谱的活生生的人。为什么皇帝都必须要“像皇帝”呢？中国史上几百位皇帝都用一个脸谱难道就合理吗？

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能熟练的运用各种套路者，是大多数，就像武林各大派的徒弟们，而在山洞里琢磨出“独孤九剑”的，永远是极少数。

作为一个看过很多皇帝的中国观众，李雪健的秦王毫无疑问是最不像皇帝的，因为他不需要像任何人，他就是秦王，如果老天爷让我穿越回去，我毫不怀疑嬴政长的就是李雪健这个样。

想要看这部电影是因为被李雪健一个癫狂的镜头吸引，看下去才知道他饰演的是秦始皇。
一开始还质疑他的表演，看进去了反而觉得秦始皇就该是这个样子。
影片的镜头色调道具都很讲究，不同于其他历史剧华美的服饰布景，这部戏里的武器、土城廓、战斗场景、人物造型都很大程度贴合了我看《东周列国志》时脑海里所联想的画面，先秦时代生产力低下，电影中的场景符合我对历史的想象。再加上镜头运用的非常有艺术气息，就算把这部电影当作一步纯粹的历史正片来看也非常优秀。
这部戏的风格很大程度上由演员的表演方式决定了，不管是李雪健的嬴政、张丰毅的荆轲、王志文的醪哀，表演都非常歇斯底里，戏剧张力十足。所以这部戏看上去不像是一部正常的电影，商业上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认为这几位演员把人物诠释的非常到位，不疯魔不成活，在那个时代更是如此，这些历史上留下重笔的大人物如果只是简单的英雄本色气吞天下儿女情长，未免也太理想化了。细想历史中的他们也是人而已，他们除了具备被史书大写褒贬的各种大人物情节，也应该有小人物的那些不值得书写的一些龟毛的地方，他们能青史留名自然也是多了一些小人物不具备的疯魔之处。而戏里的主要角色无不如此，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疯子/普通人。嬴政可以在战场上嗜血，也可以在四海归一图前一副儒生样谈论如何拯救天下百姓；在群臣前他威慑力变态，到了赵女面前立马一副好男人形象。李雪健脸上抽搐的肌肉都是戏，只有他能演绎这个神经癫狂又缺乏安全感的嬴政。荆轲一个以杀人为生的刺客，杀了盲女一家要隐于市，为了小孩喝口水又冒皮皮，为了赵女又持剑出山，他也是个矛盾体，带着愧疚苟活隐忍，有一个杀手所具备的侠义冷静和不具备的仁心，张丰毅那股隐忍劲儿和装傻时的乖张都是一绝。王志文演的醪哀算是最出彩的配角，他演娘娘腔是你觉得他是一心机重胆儿小的宫女，一到了大难临头那副有情有义的男子样儿又让人不得不爱，确实太能演！还有潘长江赵本山周迅秦舞阳等，这些配角都集体发疯出彩。只有虚构的赵女，她依旧没有摆脱一般电影中描写的那些理想化的正能量主角脸谱，不过这也算正常，她都疯了的话整出戏都是疯子还怎么演，几个男主迷她或许也正是因为她身上的那点理想化气质。
全片印象最深的桥段有两个，一是赵国孩子挨个儿往城廓下跳的画面，看着飙泪。那句赵国永不降令人叹息，当年长平之战争口气怎会沦落至此。还有一个是荆轲力战燕国众士，这群人的刺秦决心都不比荆轲少，先人的风骨是如今网络上某些带路党永远不能理解的。荆轲先是让着打，后来杀疯了，为了刺秦，大家都疯了。

本来做了很多案头工作打算给这部电影写点什么的，可最终发现纠缠于难以确证这部电影到底有多少个版本（而这本是我的切入点），只得作罢。不过总的说来，本片有两个版本（以下统称《刺秦》），一个是1998年在日本公映的《始皇帝暗殺》，另外一个是1999年在中国公映的《荆轲刺秦王》。

两个版本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剪掉了潘长江、赵本山等大约一刻钟的戏；变平铺直叙为板块结构，加入“秦王/刺客/孩子们/赵大夫/秦王与刺客”五个小标题串连；在“杀造剑人”、“活埋儿童”、“易水别离”等细节取舍和处理上有所出入。除此之外的“其它”版本，（根据我的推断）大体上也可以根据影片的结构而被归入上述两个版本：比如人民大会堂首映版、片长略有出入的各区DVD版属于前者；戛纳电影节首映版、国际发行版则属于后者。

我之所以要这么详细地说明版本情况，甚至由于版本问题而放弃预计的写作，就是因为：这两个版本差别太大，以致于可以当成是两部不同的作品来分别评价，其实这从片名的不同就可以看出。有人可能会说“始皇帝暗殺”只是日语习惯的表达方式而已，可实际上，在我看到的日本发行的169分钟片长的DVD版的片头全中文繁体字幕里压根就没有出现“荊軻刺秦王”这个片名，直接就是用的“始皇帝暗殺”。

事实上，《始》这个版本最大的主角就是嬴政（而非荆轲），尽管在演员表里他还是排在第三，他的戏份也不是最多的，在演技上也没有盖过前面两位。但全剧着力表现的就是他，所有情节的发展都是为他服务的，甚至我觉得“刺秦”这场阳谋都已经可有可无了。当初导演说自己不满意这个被日本投资方赶档期、按照文学剧本剪出来的版本于是就有了后来那个“并非违心的修改”版本。可在最近的一次，他大老远跑去希腊认领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做的一个演讲中，他说是由于日方对这部电影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因此就专门为日本剪辑了一个不同于别国的版本。虽然在事实的表述上前后有出入，但逻辑上并不矛盾：一来日本版本在日本票房大卖；二来大会堂首映版（理论上就是日本原版）在中国恶评如潮。当然了，后来的情形是，国人对中国版本依旧不买账，于是出现了部分人对日本DVD版（理论上就是大会堂首映版）表示好评的情形。不过，在我看来，《始》确实不是好作品。

本来我是很想在两个版本片名的不同上做文章来写些东西的。记得当初，戴锦华教授在《百家讲坛》上讲“刺秦行动”的时候就专门拿《秦颂》和它原定的片名《血筑》做过文章。从《秦颂》到《刺秦》再到《英雄》，这一系列的刺杀同一位国家元首的行动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学和文化学含义，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其实它还有着更深层的政治意味，只是她无法在这样的场合直接表达。而她在台湾的一次讲座里还是把它说明了：第五代導演的「刺秦情結」，作為一個「父子秩序」的寓言重現，以及文革記憶的暗影浮動。重新書寫刺秦故事的過程，悄悄從認同刺客位置，轉為秦王才是必然勝利者和大一統合法化的敘事。

对于这部电影本身的评价我只能留在以后了，我这里只想说一点感想：导演没有驾驭大场面的能力。气势恢弘的云梯攻城看起来像城管队伍的拆迁行动，而在城楼上的一些近景镜头里，群众演员挥舞着兵器好像在赶苍蝇……开场通过镜头运用所表现出来的战争场面的逼人张力就这么一点一点给化掉了，全剧也由于内在张力的不足而在情节上略显拖沓和纷杂。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嫪毐“谋反”（这个词是不准确的）那场戏，通过各种镜头的切换和声效的对比来表现，大概日后是可以写进教科书的了。后来我又努力想了想，发现其实整个中国也没有能够驾驭如此宏大场面的导演，那些所谓打造中国《指环王》或者《星球大战》的话语恐怕真的只是神话了。

《秦颂》是在初中那会儿看的，至今都对其中的很多情节印象深刻，应该归功于它讲了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至于它有什么更深的含义，我那时小没在意。看《英雄》的时候已经上大学了，对于这么一个本可以比《秦颂》更超离于历史之外的故事，导演却把它安在了秦始皇的身上来讲“和平”，为什么不去虚构一个君王而非要替秦始皇翻案呢？好在《刺秦》告诉了我们某种真相，秦始皇所谓的“和平”不过是用“肮脏的手段去实现美丽的梦想”罢了，暴政和专制之下，哪有真正的和平？

若干年后，陈凯歌给老同学也是老同事的张艺谋留下了一句话：“我不认为牺牲个体生命成就集体是对的。”我想在此感谢他曾经的真诚。或许，“把事实告诉观众”，就是《刺秦》的最大意义。

【附】《刺秦》的N个版本
1998年9月，日本首映版
1998年10月8日，全国首映版
1998年11月，日本公映版
1999年5月17日，戛纳首映版
1999年8月6日，全国公映版
之后，片长略有出入的各区DVD版相继出炉

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晚六时，北京电影学院的放映厅里座无虚席，就过道间也很难找出可以立足的地方。陈凯歌携他那部历经磨难的『刺秦』回访母校，并要举行见面会。大约在二十年前，他也如今日的学子一般站在影院的太平门前，观摩着前辈的影片，聆听着前辈的教诲，而今日，物转星移，当年的青年学子已经坐在了前面，开始教导着自己的晚辈们。所不同的是，影院是在新地址新建立起来的，设备齐全得多，透着一股子专业劲，当然，台下的人也比当初不知多了几倍。
影片演完后，在所谓的见面座谈会上，陈导演回答了新校友们的若干问题。当然，其中涉及到有关姜文的敏感问题，他是避而不谈的。在他那个年龄与地位，提问的人显然是过于单纯，也过于无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座谈如飞而逝，其中不乏有些专业问题，陈导演都给予了极富经验的回答，我们抛开这些问题不谈，也摒弃那些有关花絮的唠叨，还是有些问题值得观众探讨的。
思维定式
写出这个题目，我略有些悲哀，我向来以为艺术是需要创新的，实际上学校的教材中也是这么说的，但我们还是用老的眼光来看待艺术，非但观众如此，即便创作者们也难以躲开这片阴影。
在「刺秦」中，嬴政的扮演者是李雪健，焦裕禄的形象想必是他最深入人心也是最成功的塑造。有人认为，这个人民公仆的长相不够威武，不足以把秦始皇那种盖世武功表现出来，仿佛提问的人的确见过嬴政，是个身高丈二，眼似铜铃，口若悬河，寸筋铁骨的威猛之士。陈导演只好说史书上的始皇帝并不威风，甚至有些卑琐，龌龊，相较而言，李雪健可以算得上一个标准的美男子了。陈导演的话可谓风趣，但透着一些无奈，仿佛是一则黑色幽默，令人警醒。我实在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建立丰功伟绩的人均是这种形象？是史书记载，还是民间传颂呢？其实，对于秦王来说，他南取百越，北却匈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帝国，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伟大之处或说超出常人之处是他的头脑和魄力，这与身材长相恐怕没什么关系。在几世纪前的法兰西历史上也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都叫他小个子拿破仑，对于这个称谓，我们是比较接受的，想来番邦异地的伟人都是小个子，我们的英雄则要高大威猛些？这是多么可悲又可笑的自大加常规思维，寻其根源，恐怕与黔首们俯地叩首的习惯不无关系，当然，历史上也有个叫‘高大全’的人是这些固定思维的集大成者。
几年前，东北小品风靡全国，涌现了几位代表人物，比如说赵本山和潘长江之流。此二人的确深入人心，如果想无聊的话，不妨听听他们的嗑儿，也是打发时间的好方法。陈导演用这两人客串了片中的角色，人们看上去总觉得与片子的风格有些格格不入。陈导演解释说在他的心中只有演员的概念，而没有喜剧演员的叫法，也希望观众们不要把演员类型化。他并且举出了美国汤姆．汉克斯的例子，在阿甘之前，汉克斯是美国标准的喜剧明星，看过「穿一只红皮鞋的男人」和「美人鱼」的人也许会知道这点。但在他出演阿甘这个角色的时候，美国影院中也并未发出哄堂大笑的声音。美国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注意的仅仅是阿甘这个人物，而不是汤姆．汉克斯的背景，当然，银幕下又是另一回事。陈导演的话的确是金石良言，姑且不论潘赵二人在片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单想到中国的许多类型演员，他们之所以没有勇气扩展自己的戏路，恐怕的确是为了迎合观众的一贯印象，展示自己多方面的才能只能是一种奢望了。若中国观众始终如此，我想现代最受其害的人莫过于小燕子，更深一步说，中国电影若象演员那样去一味地迎合具有定式思维的中国观众，我则对中国电影的未来表示失望。
在此片中，除了秦王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荆轲，无疑，他是个悲剧式的英雄，那首“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千古流传。有许多人都认为易水别离的场面不够悲壮，显示不了壮士荆轲那慷慨赴义的决心。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理解，陈导演的理解与大众不太一样，这是可以允许的。固然这样处理是个人观念占了上风，但从故事情节角度来分析，这种处理也并非不妥。我不知道陈导演回答这个问题时是否考虑到情节发展的因素，因为他只是说自己的理解并不是那么悲壮。我认为在易水河畔，荆轲告别燕子丹与赵夫人，他虽是怀着必死的决心，也是抱着必胜的信念而去的。此时，他已经不单纯的是为燕子丹或赵夫人做事，他头脑中想的是为民除害，杀掉那个凶残的暴君，使六国百姓不受涂炭之苦，如此有意义，又可名垂青史的义举，何来悲壮？我们头脑中的悲壮是因为已知壮士失败了，由于这个失败而悲壮，即是将结果放到前面去体验情节的发展，实际上这是不合常规的。欣赏艺术应该先将小脑清洗干净再进行，空后才可有灵。难道故意作个悲壮的场面好为后来的失败打下伏笔吗？中国足球队在出征各种比赛前都有个誓师会，若搞得悲壮点，岂不可笑！
把这几个问题拿出来谈谈，是为了说明艺术需要用新的眼光去鉴赏。我们一直在说中国拍不出好的片子，仿佛责任都在编导们。也许这是事实，因为的确拍了许多简直不是电影的电影。但中国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创新色彩的好影片，但又有多少观众光顾影院呢？我无意责备观众，并不是观众没有错误，比如此类的老眼光，定式的思维就是不小的错误。但我也知道观众是上帝，这也是没有错误的，只不过悲哀了点。
记得日本已故的导演黑泽明曾说过这样的话“日本人对日本影片是非常挑剔的。我们日本人对自己的东西考虑得太少。为什么我们不维护我们的影片？我们在怕什么呢？”黑泽明三十年前的困惑竟然是我们现代的困惑，甚至还没有成为困惑，这不是件很悲哀的事情吗？的确，无论是观众，影人，还是审查部门，他们对中国影片的挑剔是应该的，可惜的是，他们用定式的眼光在制造许多框架，这样搬石头砸脚的举动未免过于滑稽而令人耻笑了。我们可以想想「刺秦」另一个版本在日本的影响，恐怕这时用一把利刃刺进自己大脑的行为是再好不过了，那瞬间的快感一定很强烈，也很刺激！
关于影片
中国第五代导演中最著名的两个莫过于张艺谋和陈凯歌。最近，二人的新片恰好走了两个方向，《一个都不能少》是小题材，却讲述了一个大问题；《刺秦》则是在大题材中阐述了一个小问题。
看完《刺秦》给人的感觉仿佛不是日本投资中国制作，倒象是美国投资日本来制作的。我们都知道，或说都有体会，日本影片对人性的探讨是非常深刻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有这种感觉。难怪陈导演在座谈会上这么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只学到了人是难分好坏的。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大堆好，在好中间隐藏着某些坏；我们也可以看见许多的坏，在坏的里面有极力想迸发出来的好，艺术表现的就是这隐藏的坏和想迸发的好。
北京电影学院的某位老师评价《刺秦》时说，陈凯歌的确将他所学到的人性理论建立起来了，但缺少人物性格的堆积。这位老师的话很有一针见血的力度，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秦王的软弱，荆轲的自负，赵夫人的幼稚和嫪毐的深情，这些都是建立在我们观念之外的性格特点，但由于细节没有作铺垫，我们看到时会有种突兀的感觉。当然，该片的素材带是四个半小时，我们并不知道陈凯歌到底剪掉了什么，为了迎合什么。
可贵的是，陈凯歌在塑造人物多重性格的同时，并未忘记突出人物的主要特征，就是把轻与重分得相当清楚。秦王的凶残，荆轲的侠义，赵夫人的善良和嫪毐的狡诈都被塑造得很好。其中，就我个人的意见来看，嫪毐的形象是最为成功的。一直以来，这个人物就在人们的唾弃声中存在着，淫乱宫闱，一个纯粹的无耻之徒。但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类似于小丑的人物能够在宫中生活那么多年必然有其过人之处，王志文将这个奸诈，深情，又始终无法作回自己的人物演绎得惊心动魄。陈凯歌在嫪毐这个人物身上，用最现代的理念去推翻或说打碎封建的所有制度，包括爱情伦理观（略有些畸形），君臣观，甚至自由人权的问题也有所体现，这个亦正亦邪的人物恰恰是艺术的闪光点，众多观众在关心荆轲与嬴政的时候，忘记对这个形象的深刻探讨，真是有些可惜。
在观摩影片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古代的人怎么都这样？”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尖锐的，也是不易回答的，可惜说话的人没有向上面递条子，否则倒可以看看陈导演是如何回答的。在「刺秦」中，每一个人都十分戏剧化，中国观众一般不容易接受，尤其是秦王，嫪毐和燕子丹几个人。是陈导演的表现手法过于失真吗？我认为并非如此。这几个人物显然是演员刻意如此演绎的。我们看赵夫人就没有这样疯疯癫癫的表现，原因是她不象那几个人一样处在心灵生存的边缘，内心很单纯，没有受到各种各样的折磨。我想，陈凯歌这么塑造那几个人物显然是为了表现人物作为人的内心的冲突。秦王为了统一六国不得不抛弃他本人不愿意割舍的感情，包括亲情，爱情以及怜悯；嫪毐在前面已经谈过；至于燕子丹，被囚禁多年，虽无酷刑之苦，但耻辱贯穿着他的言行。当然，我们还能看见荆轲在刺秦时疯癫的举动，那也是属于特定环境的特定表现。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影片五个部分的小标题，可以说，这些标题已经告诉我们该片的主旨就是塑造人物。诚然，每部电影或每部小说都可以说是在塑造人物，我们也只好关心那些特点突出的作品。本片刺秦仅仅是个线索，主题似乎也不是十分明显，情节更是观众所熟识的（虽略有不同），剩下的就是对人性的阐释，这也是最重要的，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物来演绎陈凯歌的人性理论，可能却有些诱人之处。总的来说，「刺秦」在人物塑造方面是成功的，也是很见功底的，犹如一棵参天古木，虽高大，我们也能看清楚枝叶的茂盛，只是古木根部的土壤似乎还不够厚实。

                                                   1999年于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