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绞刑师

《绞刑师》是一部我很喜欢的英国电影。它是由英国功底很好的戏剧演员来演的。这部电影讲得是绞刑师在欧洲是一个很古老的职业。而且这个职业是世代相传的它也是需要高超的技艺的。对他们的来说，一个绞刑师追求的职业生涯的顶峰是追求在几秒钟之内终结一个人的生命。在很多欧洲电影里，绞刑就是一根绳子挂在脖子上，把你的头蒙起来，然后啪一下掉下来，中枢神经讯速地中断。

让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亡，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职业的操这在守。某一种程度可以把它称作为匠人精神。他们觉得这是对死者的一种尊敬。甚至他处决完这个人的时候，他会像个入殓师一样去清理安置死者的尸体，并且很有仪式感的去做这件事，有一个很敬畏的态度。

面对这个尸首，他不能决定这个人的命运，但是我尊重我的职业，我把我的技艺提高到一个程度，是我对这个人的生命最大的尊重。

到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每天有大量的德国战俘要审判。每天必须处决很多人，从正义的角度来讲，这些人好像死有余辜的。但是命若草芥，一秒钟，一个将军一个士兵，他们的生命被剥夺。一开始主人公还是有一种平衡在里面。他觉得他的职业和他的良心是可以分开的。

但是他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他的一个非常的好朋友被送上了绞刑架，他亲手结束了朋友的生命后他就崩溃了。后来他就投入到反对死刑的活动中。

电影的主人公其实是真实存在的，他就是历史上最后一个绞刑师。

我看这个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一个观点叫“平庸无奇的恶”是犹太哲学家，汉娜哈伦特提出来的。为什么在战争中这样一个极端处境下人就好像突然变成野兽，突然丧失人性？而这个人他却认为，这是出于对自己职责的遵守。就是我在这个岗位上，在制度机器的这个位置上，我忠于我这个位置。所以我要收好这个齿轮的刻度。

他们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我在执行上级的命令。那哈伦特的反省就是，大量的人就是这样。这种人性的恶，你把它抛至到一个体制化里的时候，当它处在一个巨大的体制中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被异化。被异化的结果就是，首先我不是一个“人”而是这个机器中不可缺少的螺丝钉，这是我的职责。

（一）绞刑师作为职业

绞刑师是一种职业，和其他任何谋生手段一样，有自己的技术要求，需要精确估算每位囚犯的体型，并量身定制绳索长度；也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将处决时间不断压缩，为罪犯带来最后的人道主义关怀。但绞刑师也有一个最令人诟病的不同，即其行为客体是人之性命而非其他。

而人是否有权利合法地剥夺他人生命？生命权是每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利，是每个人所有活动的基础和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石。在英美、日本，甚至自杀多算违法，那其他人又有什么权利剥夺他人性命呢？

因此，除了职业之外，绞刑师还是什么？或许在这里，我们不能将他视为一个独立个体，更应该是国家公权力的延伸，是国家司法的最后环节，是国家暴力合法化的象征。囚犯的命运本不是由绞刑师决定，司法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绳索。因此主角也说过：“刑场上不是我。”他只是一个国家需要的，扳动绞刑索的工具罢了。

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对这个职业感到不解。虽然绞刑师剥夺生命的权利为国家赋予，但你作为人，完全可以拒绝这份使自己双手沾染鲜血的工作，完全可以为自己的生活带来安宁而不是享用剥夺他人生命而得的报酬。人们肯定会困惑：难道你这样冷酷无情，居然面对鲜活生命在自己手中逝去而感到无动于衷？

事实上，这些困惑，主角何尝未曾思索？生活中，主角有自己的小确幸，和朋友喝喝酒，酣畅之极时和着钢琴在大家面前高歌一曲——就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谁会想象早上给我送牛奶的师傅会是黄泉路口的检票员呢？只是他用顽强的意志，让工作和生活泾渭分明。

主角为什么选择担任绞刑师？这个问题在影片中并没有正面给出答案，只是含糊地暗示其父亲和叔叔都曾是有名有姓绞刑师。或许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下，他并不认为处决死刑犯需要承受道德谴责，自己的所作所为更是在帮罪犯偿还罪恶，甚至比起其他工作，这更应该投入耐心和尊严。影片中，当处死一名犯人，他会小心翼翼地为尸体擦拭清洗，并换上干净的衣物；当政府无法为纳粹尸体提供合适的棺材时，他几乎大发雷霆：“死人已经偿还了他的罪孽，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二）死刑之于复仇

死刑的意义是什么？影片借用主人公的原话做了总结“死刑除了复仇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这在法理学中有着许许多多的争论。复仇说是其中之一，即“人都要为自己行为负责”和“以牙还牙”的朴素价值；但有的学者认为，死刑的意义在于警示和预防；也有学者认为，死刑是刑罚的正常延伸，是罪刑相当原则的自然体现。正如所有社会科学一样，这是一个没有唯一答案的命题，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提供信服的说明。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亦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现实再现，影片为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关于生死的对比，吸引着每位观众的思绪。

第一处对比。主角曾在处死纳粹战犯时，被亲朋好友视为顶天立地的爱国英雄，但却在“反对死刑”的浪潮下，被人人唾骂和鄙夷。为什么同样是剥夺他人的生命，群众反应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因为纳粹代表着报复和复仇，而普通死刑犯却并不能引起社会的普遍反感。所以，当死刑成为社会的泄愤工具，当死刑犯与自己毫无瓜葛且只有仇恨，“杀害”就会被披上正义和爱国的袈裟，为群众所拥戴。

但为什么人人都觉得纳粹罪有应得，却对身边的死刑犯保持宽容？

第二处对比中，原本冷静理智，将“绞刑师”视为工作的主角，在处决自己的朋友后，瞬间被自责和负罪感包裹，在声声哀悼中祈求道德的宽恕。这一瞬间，工作和生活的隔板被主角自己抽离，朋友的死亡在这之间搭建了一条互通的桥梁。朋友平时善良、热情、开朗的形象，始终无法与眼前死刑犯的罪孽深重相契合。我想，主角的内心深处肯定响起了这样的声音，“不，他罪不致死！”。因为他知道，自己朋友所杀害的，是一位道德底线低下，玩弄男人感情的坏女人。比起朋友的罪孽，其遭遇可能更值得同情。然而就是这样的可怜人，今天竟然死在了自己的手里。这时，他或许明白，所谓的死刑犯，可能也不过是如自己一般的普通人，每天兢兢业业，每天期盼着与家人的团聚和相逢，每天和朋友喝酒吹牛，甚至还是道德模范，但只一念之差酿成大祸而最终被捕入狱。感情上，这无法让人接受。这世界很难存在感同身受，但只要一想到自己也有成为杀人犯的可能时，我们就会开始本能地抗拒死刑对性命的剥夺。

第三处对比。经历二战之残酷的将军们，面对枪林弹雨而勇往直前的校官们，居然在绞刑架前瑟瑟发抖，被一声声夺命绞索震颤得目瞪口呆。其中一位上尉说：“扣动枪击和这不同。他们站在行刑台上，我们面对面注视，都知道将发生什么。”这令他很不自在。因为在战场上，人人都相信自己是正当防卫，是公平对决，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生死较量，因此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但在刑场前，胜利者实施的，是单方面的“屠杀”。这些人的死亡究竟是否必要？他们恶贯满盈，他们杀人无数，但这些已经成为历史，在我们面前的都不过手无缚鸡之力，都是尚且拥有无上生命的人类同胞。正犹豫着，一阵声响，伴随着灵魂的消散，一个个体就这样在现实中失去了意义。

所以，死刑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正像我所说的，不会有统一的答案。其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理性，更多的是一种感觉和冲动。当我们发现对死刑产生怀疑时，或许只是因为认为眼前的这个人应该有更美好的生活。

（三）电影作为艺术

毫无疑问，在今天，“电影是一门艺术”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人们对于电影的期待，不再是对现实的复刻，也不再是简单的娱乐，往往开始重视电影所传递的美感，希望在电影的时空中得到更强烈的生活表现和对新生活意义的阐释。

对于我而言，这部电影是成功的。整部电影就像一门语言，在表面的故事底下，深藏着可以感觉但又不可捉摸的韵味。影片色调整体偏暗、偏冷，与主题相契合，透露着死亡的阴影和庄严；仅在某些场景，明亮的灯光可以令人返回现实生活，而这些情节也恰恰凸显了主角的普通和作为市民的幸福。整部影片并没有对镜头提出过高的要求，却也往往在此之中流露出平淡的细水流长。

老师上课时说，艺术源于人类审美意识的物化或人类生命意识的美感呈现，这在影片中不无体现。无论是绞刑师作为职业的严谨认真，还是死刑犯生前的最后哀悼，无论是主角故事中的爱恨情仇，还是故事外历史的涓涓细流，都让我们感受到生的喜悦与死的悲痛——生者，享受当下的片刻安宁；将死之人，企图抓取生命的最后点滴。这难道不正是一种生命意识的体现吗？主角通过细致迅速的工作，以表达对死囚的最后怜悯；用装殓工作的严肃认真，表达其对死者的应有尊重和惋惜。这些都孕育着审美意识的诞生。

而这部电影作为艺术，最重要的就是唤醒观影者的生命和审美意识。老师上课曾提及宗白华先生的一句话“艺术为生命的表现，艺术家用以表现生命而给予欣赏家以生命的印象……非有生命的大彻悟不能有大文学大艺术”。生活中，囿于时空的桎梏，我们无法在不通过其他媒介的情况下，超越自己的生命界限，无法体悟自己之外的人生和世界。但电影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想象空间。这部电影，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道德冲突——生死，放到观众面前，放到观众生活，使我们拥有审视自己生命的机会和全新的视角。

对于生命，我们有什么印象呢？是平平无奇还是应当波澜壮阔？是庸庸碌碌还是应该奋力拼搏？是一场漫长的旅行，还仅仅只是几个仓促的选择？电影告诉我们，这些思考或许在死刑面前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和价值。行刑架上的圆形绳套，就将是每一位死刑犯人生的句号和终结。绳子前，是你的一生，充满仇恨与忏悔；绳子后，是对你的宽恕，充满慈祥和宁静。而站在中间的，是冷静的绞刑师，用严苛精确的动作为你搭建彼岸与此岸的桥梁。套上头套，只听一声拉栓，这个世界与你的联系就永远存在于过去时。焦虑、紧张，新仇旧恨、叱咤风云，断壁残垣、姹紫嫣红，都伴随着第二和第三节脊椎的分离而消散在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