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妹

摆脱贫困是人类永恒的目标，人类是最贫瘠的，他要依靠土地、依靠土豆和白菜、依靠牲畜。王兵的镜头客观、冷静、真实，当我因这样艰苦的环境而为摄制组担心时，殊不知这片土地上却扎根着世世代代的农民。

他们的双手用力插进泥土和牛粪里，脚步丈量泥泞的大地；到底要多少次的奋力跳跃才能跨越真正的泥潭；要多少次醍醐灌顶的抽泣，才能把她因为寒冷而充满鼻涕的鼻腔甩净；到底要点燃多少次动物粪便，才能燃烧起生活焰火去驱散寒冷；到底要多少盐巴，才能让空乏的挂面满足土豆滋养的味蕾；三姊妹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摆脱这样的混沌啊。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啊！

我们能给他们的也只是虚伪的安慰和故作沉痛的忧虑。今天和明天我将为ta们祈祷！

本片的结构还是很清晰的，父亲的两次回家是重要节点。

父亲第一次回家：

侧光中近景，孩子们聚在画面左侧的门口，兴奋地跟父亲说些趣事，此时观众会想当然地以为父亲在画外的门口。当孩子们见父亲没反应又喊了一次，观众才发现画面右侧暗处父亲的身影。而此时站在左侧明处的大姐英英与右侧堂屋深处的父亲也构成了某种对位。

这个画面主体一直是父亲与二妹、三妹的可爱互动，如果不是结尾处画面左侧的大姐晃了晃头，观众根本不会注意到沉默地呆在近景黑暗中的大姐。

父亲第二次回家：

父亲让大姐喂羊菜叶子，大姐“顶天立地”居中央撑满画面，然后其他孩子一个接一个出场，最后探出头的是父亲在外生的第四个孩子，大家簇拥在一起。这一段固定机位拍摄的人物走位甚至带有舞台感。

p4 继母出场，她先在后景，父亲转头叫她往前来，于是继母走到前景，然后旁边大姐走向后景拿碗再上前帮忙，最后两人都退到后景。

镜头跟拍大姐，大姐的头已经突出画面顶边，镜头跟随她来到桌前，把面到碗里，父亲孩子低头吃饭。而吃饭这一场结束之后，接的是大姐带领孩子们压弯树枝让羊吃叶子的场景，切远景，是人物平行排列的构图，与吃饭一场的高低落差相呼应，共同让“成长”得以显影。

类似的构图还有：

没了。

12年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看《吃土豆的人》原作，画面上一家子围坐桌边手捧土豆，土豆上冒着热气。那个当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印刷版无法清晰表现的蒸汽，有俗世的热度，把你拉到那个场景里。王兵的影像，大概也有这种效果。 片子的视角其实够散，只捡“贫穷”来说。 一个80户人家的小村，与世隔绝。母亲因为贫穷逃跑，父亲因为贫穷出村打工。只有小孩对穷还没有大概念，雨鞋磨破了脚用糖纸糊住伤口，觉得好玩，还笑得开心。 饭通常是大家子一起吃的，饭多菜少。父亲第一次回家的时候，姐姐难得去自家田里砍了一颗菜，算加餐。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带了个女人，女人自己有一个孩子。父亲掌勺煮面，边加盐边说“这真是最后一点了”，女人过来，用手把面条最后一根捞进锅里。后来大家吃饭，女人说，“我真的饿死了”，她的女儿这时候在边上添饭。 之后有一段，这“家”五个女人在门口互相捉身上的跳蚤，三姐妹里比较小的姑娘跟新来的女孩打闹，这中年女人立马护着自己孩子，对她拳脚相加，那发狠的模样有兽性。想来这个凑合成的“家”（只能算是集体，不能叫家），其实只是多了两张吃饭的嘴，贫穷让人的关系变得够涩。除了亲戚，情都变成物质交换。包括父亲跟大哥吃饭的时候聊起的，孩子的妈，大哥说，你看能不能带个1000块钱把她带回来。带得回来么，连孩子都不要的娘，空留小孩在山上喊，“不要我了么，猪也不要了么。”小孩停了停，回过头来看了一下摄像机，很短的一眼，然后又转头看对面的山。 所以这样一个环境下，温饱尚愁，根本没心享受所谓法制福利。你要给农村人口医保，每个人每年收10块钱，村里的老人说交不起，何必拿吃饭钱换看不见的福利（顺口说一句，在法国，没有收入的人是可以申请免费医保的，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具体了解，但相信也有类似政策）。 幸好片子里讲的只是贫穷，没有讲到饥饿。中国农村家庭的好处是，再怎么穷，一大家人拉拉扯扯，这边破了那边补，差不多物质生活还是可以维系下去。但如果真有一天这种平衡奔溃了，王兵他自己在记者问到“怎么看吃人的极限生存状态”的时候说，他觉得吃人没有任何错。“那只是人们从一种道德的伦理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应该去吃我们的同类。但是在某一个时刻他并不是恶意地伤害他人，为了活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觉得无可非议。” 你看片子里其实有点这种意味。家庭大宴，长辈宰了猪，把肉一勺一勺兜进汤里，画面外有女人说，这是只漂亮的牲口啊。这样的一种生存处境，一点点亲手喂养长大的动物，最终宰了进了自己的嘴巴，换来一句感慨。一个天天吃肉的场外观众，大概也是听听就过了。 拍这本片子的时候王兵碰到一个父亲带两个孩子，在4坪的“房子”里住，他顺便拍下来，但没有办法剪进《三姐妹》里。这次pombidou以未剪辑素材的方式公映，取名《父与子》，法国记者问了两个问题： 1. 你为什么特别选这三个人来拍？当然一定不只是他们的物质条件让你感兴趣而来拍摄的 王兵：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让我想拍。我想拍当代中国的一些问题，在这个虚伪的体制下，经济的发展，掩盖了数百万人物质跟精神的贫穷。 2. 您不觉得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存在某种“美”么？ 没什么漂亮的好看的，纪录片表达的，是生存体验。 支持王兵的实诚跟直接，这本片子其实看得压抑，我想王兵表达到位了。

请先让我援引九苍老师（九只苍蝇撞墙）的一句短评来开始这篇评论——《三姐妹》“前三分之一超过了王兵所有前作”。之所以援引这句，不是我对九苍老师的直觉迷之相信，而是我个人其实也有相似的观感：《三姐妹》开始那几个场景确实让人惊讶，如果真要找个词来形容的话，“前所未有”恐怕最为合适。

为什么会这样呢？理应说在一部完整作品中，是不该出现前后断裂这种现象的。尤其对王兵这样单枪匹马始终以同种方式完成作品的导演来说，恐怕更是如此。看来，问题不在于导演（或摄制）。原因得在其他方面找找。

《三姐妹》一开始，出现在镜头里的人物只有三姐妹而已，后面才逐渐加进了其他人物：照顾她们的婶婶，年老的爷爷，外出务工归来的父亲，带回的阿姨……这些人物清一色都是成人。在这里，我们可能探知到了问题的关键。转变之所以发生，也许正是因为成人进入了镜头（首先是婶婶的出现）。

孩子与成人，代表着两类不同的感知方式。如果说成年人代表着一种普遍、受制于经验、已然发展完善的感知方式，那么孩子则代表着更为弱化的、还尚在发展中的感知方式。他们更少受经验影响，对外部世界更为开放。我们可以说，正是“时间”积聚的经验对孩子的影响弱于成人。

但人物的感知方式对影像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当你简单地把影像看成是被摄影机镜头记录下来时，自然会如是想。这没错，错就错在忘记了影像要生效得先作用于观众的感知。因而，影像在构成上的任何变化其实无时无刻都在牵制着观众的观感。

当画面中只有孩子的时候，观众遭遇到一种感知失效的情境。他们发现孩子不是在与他们相似的方式（即运用经验）感知这个世界。这种反差对于云南深山里的孩子来说，显得更甚。与世隔绝的生活现状使得她们的感知比在一个在普通家庭成长的孩子显得更为虚弱、更为自然。也就是说，受到后天文化上的影响更少。

这很可能就是我们在《三姐妹》开始的那些场景中感到自然的原因，那种旁观的无人视角实则与小女孩的感知是一体的，摄影机以相类似的方式感知着镜头前的人物与环境。同样不该忘记的是王兵自身能够让摄影机如若无人的“高超”能力，这使得他可以毫不介入地将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境纪录下来。

待至后来，大人们进入了镜头，他们所随身携带的感知方式便盖过了孩子的感知方式。整部作品就与其它同类的纪录片没有多大差别了。这也许就是九苍老师所说的影片后三分之二实则再次落回了窠臼。值得引申的是，王兵一直在拍摄此类具有“反常”感知能力的人物：《无名者》中的自食其力者，《疯爱》中的精神病人……这也许是“非介入”政治的最佳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