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

“但愿离去是幸。但愿永不归来。”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
　　
整部影片始终沉浸在墨西哥奔放哀伤的音乐和色彩浓重的景色中。庭院里悠闲散步的孔雀，沙地里翠绿结实的仙人掌，黑发里绽放出的红色花朵，摇弋生姿的白色裙摆……
　　
这样浓妆艳抹的美，几乎让我遗忘掉那些不幸。那些支离破碎肢体和乳白色的眼泪。那个瘦小的连眉女子映在我脑海里的，影片结束眼里依然都是她的笑，穿上男装飒爽英姿的笑，沉浸在怀孕只喜里的笑，宽容丈夫与姐妹偷情的笑，与女歌手调情不羁的笑，tango舞曲里摇弋着裙摆的笑……

这样的魅力，无论男女都将无一幸免的被她征服。
　　
不幸的是十八岁时佛里达遭遇了一场改变她一生的车祸。这场车祸使她的脊柱三处断开，股盖骨和肋骨完全被打碎，骨盆三处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公共汽车上一根断裂的钢金扶手从她的身体穿刺而入从阴道刺出，让她几乎失去生育能力。繁琐痛苦的手术在她的有生之年里持续反复的进行。奇迹般活了下来的她，躺在床上就像是一幅美丽的人骨拼图。厚厚的白色石膏紧紧地包裹着她的整个身体，可想而知的疼痛里，她依然执起画笔在钢铁的束胸上画满蝴蝶。
　　
但命运总会将人引向别处，身体恢复不久后的佛里达再次遇见壁画家迪戈·里维拉，他们迅速坠入爱河，并在不久后结为夫妻。来自传统墨西哥家族的佛里达家族为她举办了传统盛大的婚礼，浪荡子里维拉也收心归家做了好丈夫。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孩子，但因为佛里达过于虚弱的身体而流产。事后她坚持向医生要来那个装着她未成形婴儿的玻璃罐，并将他画进画里，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的佛里达开始陷入无法控制的灰暗情绪。炽热的爱里，她与里维拉激烈的彼此伤害着，原谅着。直到1954年7月13日弗里达在科伊奥坎的蓝屋与世长辞前，里维拉都不曾真正的离开过她。
　　
佛里达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被禁忌在各种铁质、皮质、石膏质的紧身胸衣里。钻心的疼痛迫使她开始依赖吗啡止痛，1953年因为右脚的坏疽而不得不从膝盖以下被截肢。就是在这样煎熬里，她留下了两百多副作品，画里有支离破碎的肢体，外露的心脏，刺中的鹿，未成形的婴儿，缠满藤脉的身体，子宫及沾满献血的床，除此之外画里紧紧握住的手和窗外晾晒着的小裙子却也让人开到些许美好和憧憬。

弥留之际的她对迪戈·里维拉说：
我死后请你将我火化，不要土葬，因为我已经躺的太久了。

Frida Kahlo(1907-1945)
电影《弗里达》，女导演拍一位女画家，再加上女配乐，都是女性，让我充满期待。

导演将超现实与蒙太齐，绘画与现实结合得十分完美。一场惨烈的慢镜头车祸、一个从画面上走下来婚礼、在纽约飘雪的窗口，窗口上飘着弗里达的长裙。心碎时剪掉头发，镜中人画中人。她在死去时的烈焰中如长了翅膀，终于丢掉了破碎的身躯，猎猎起飞。

片中充满浓郁的南美风情，人声鼎沸的弗朗明高小酒馆，热烈的舞蹈，长者沙哑的歌声。蓝墙红门的庭院，孔雀在镀步。还有班德拉斯、爱德华·诺顿的客串。都是惊喜。

车祸之前，她本不会画画。但是天生野性热烈、豪放自信。躺在床上，痛苦她在满身的石膏上画满鲜艳的蝴蝶。奇迹般她站了起来，决心养活自己。这是她的第一幅自画像，静静地放在台阶上，吸引了里维拉。那一回头，就决定了一生。

此片又译为《挥洒烈爱》，的确是个不二的爱情故事，她对里维拉说，我一生的二次灾难，除了车祸，就是你。她把他画在自己的眉心，同时滴下大滴的眼泪。她把他婴儿般地抱在胸口，也躺在他身边鲜血淋淋。

对爱情的要求是忠诚，不管有没有外遇，但心要彼此忠诚。虽然她为之伤痕累累，但是她还是幸福的，拥有真正的爱情、同道、朋友。两次与同一个人结婚，25年的爱情。比之卡蜜儿·克劳黛，罗丹的情人，她是多么幸运。她不但成就超越了丈夫，也得到丈夫由衷的嘉许，而卡蜜儿却疯狂而死。命运，与遇到的男人有关，也与自己心态有关。她的坚强与魅力真是难有匹敌。

假如没有车祸，没有比车祸更甚的爱情，也没有她撼世的杰作。伤痛成就了她。她不得不画，画她的内心，画她的伤口，画是她唯一的快乐和排遣。一生都和痛苦作战，她不知道不痛的滋味。正因如此，比常人更加明白什么是幸福。

她的一生传奇，动过三十多次手术，有过婚姻，流产。吸烟、酗酒、画画、唱歌、跳舞。还有异性恋，忘年恋。与六十多岁的托洛斯基有过恋情，1937年，她为他的生日送了一幅自画像。

穿上男装，她英气逼人。身着长裙，婀娜多姿。躺在床上，仍然盛装，繁复的发饰，鲜花簇顶，长裙摇曳，披肩流苏，项链吊坠，大红大绿，就像率情浓烈刚直又妩媚的她。今天，她的趣味仍是时尚的潮流，被服装设计师所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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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方面我不是专家，我不会从电影拍摄等专业方面去分析，但是我喜欢从个人感受去评论我所看到的电影。这是一部在家里存放了3年的电影，在今夜我才认真的看了第一遍。其实我对电影了解并不多，但是我想把我的感受告诉大家，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感受。它是去我看过的最有生活气息的电影，过去我曾经热爱一部名叫《清水湾的孩子》的电影，同样的生活味十足，没有那些虚伪的，刻意的痕迹，但是《清水湾的孩子》更加理想化，而《弗里达》更加生活，更加现实，更加激情。这个从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个名字《挥洒激情》就能够略知一二。整部片子充满了坎坷，充满了奋斗，充满了现实，充满了爱，它更能让我体会到活着的感觉。

       1925年9月的一个下午，一场小雨过后，一辆公交汽车在墨西哥城的街道路上慢腾腾地开着。几分钟后，这辆公交汽车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转弯，于此同时，对面驶来了一辆电车，“尽管驶得很慢，但好像是要故意制造一场车祸一样”，一头撞在公交汽车的车身上。
也许两辆车的司机都不知道，这次车祸创造了什么——当时年仅15岁，还是一名国立预科学校学生的弗里达•卡洛恰好坐在这辆公交汽车上。这一恐怖的撞击使得她的锁骨、脊柱、肋骨多处骨折；一根长长的铁条刺入腹部，进入她的子宫，最终洞穿了她的阴道——“我失去了贞操”，弗里达说。
       后来的事实证明，弗里达不但失去了贞操，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从而将自己永远锁入深渊一般的孤独之中。车祸对画家身体的巨大改造充满了隐喻和象征——整整三个月，弗里达像具木乃伊一般被包裹在层层的白色石膏里。她疯狂地想念自由，想念健康，想念自己的情人阿莱詹德罗。久病卧床的状态一方面使得她彻底进入到一个私人的领域中，一个永远与孤独相伴的“此在”里；另一方面，她对世界的视角也发生了改变，在面对山川自然时，她往往乐意把它们看作是人类身体的一个部分，或者可以说，在她看来，人类身体的一部分就是自然。在那副给加利福尼亚园艺学家拉瑟尔•班克所作的画像中，这位微笑着的老人手植物绿色的枝叶，他的腿部变成了植物的根系，一直蔓延到地下好几米处，将躺在那里的一具骷髅紧紧包裹。
       此时的欧洲，毕加索、马蒂斯、蒙克等一批画家已经确立了现代主义的地位，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也已兴起，正在酝酿一场革命。达利在巴塞罗那举办了第一次个展，康定斯基的《几个圆圈》也已完成，远在墨西哥的弗里达，也从身体的阵痛中恢复过来，完成了她人生中第一副真正的画——《自画像》。弗里达以一个美丽但又脆弱的形象出现在这副画中，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天鹅绒外衣，伸了自己的右手——这个显得过于成熟的女人，好像一再地要去抓住什么。
       一如评论家们日后一再确认的那样，早期的弗里达是一位地道的拉丁美洲画家，她的画作深受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便是20世纪初同时作为文化和政治运动的“土著主义”（indigenismo），在技法上讲求细节的刻画，平涂的色彩，清晰可见的轮廓线条；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希望艺术家植根于拉丁美洲本土文明，对其进行内省式的发掘和思考，继而运用于艺术创作中。这种本土式的文明不仅仅包括印第安文明，也同时包括西班牙人殖民后的更多多元的、混合的拉丁美洲文明。土著主义在文学方面的影响是显著的，凭借《总统之死》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便是土著主义的倡导者；在绘画方面，它最终推动了墨西哥的“壁画运动”，弗里达一生的爱人迭戈•里埃拉便是此运动的主力之一。
       其次，弗里达从不掩饰对于祭坛画的喜爱和从中受益的事实。起源于殖民时期的祭坛画通常是一种对于灾难的记录，最后由于圣母圣徒弟的显灵，使灾难中的人得以拯救，画中不乏对灾难的残酷描绘，然而手法却真实、冷静而不动声色，令观者无不为之震动。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在超现实主义先驱布列东看来，在不但在时间上具有令人惊讶的超前性，更在空间上具有对生与死的思辨，和对人类肉身内外关系的超验体验。

       我相信有这样一个共识，对于传统的反叛必然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必然来自熟谙个中门道的专业化人才，而非沽名钓誉的鸡鸣狗盗之徒。弗里达自身画风的确立，并不是对现实主义一次贸然的反动，亦非对于超现实主义等新思潮的盲从，而更多地来自一种“内发性”的生成。在弗里达的画在巴黎巡回展上，包括布列东，杜桑，毕加索等人不出意料地为之倾倒。布列东激动地称赞弗里达为“自发的超现实主义者”，而弗里达——这个来自于拉丁美洲，一片永远游离于文明的欧洲中心之外，被政变和涂满赭色颜料的混血儿占据的大陆的女性，也被毫无质疑地划入到超现实主义的浪潮中去。布列东对弗里达的推崇甚至扩展到了整个墨西哥，与其说墨西哥是美国充满悲剧色彩的邻居，或是诸如托洛茨基等人遥远而迷幻的政治避难所，作为一个欧洲人，他认为，至少在艺术上，墨西哥早就已经是“超现实主义的温床”了。
正如桑塔格所说，每一种艺术风格都体现着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选择。弗里达本人并不苟同布列东的“超现实主义”理论。“我真不知道这些画算不算是超现实主义的，”她说，“但我肯定，它们是我最直率的表白。”

       这个令人颇为尴尬的分歧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与欧洲的超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弗里达的画面中出现的超自然意象（如同《受伤的小鹿》里人头鹿身的动物，《水所给予我的》当中出现的火山、血液、尸体、奇异植物共处一室的场面等等等等）届来自于弗里达个人的“知识构成”。这个知识构成极其复杂，裹挟着古代墨西哥的巫术、印第安人的传说，阿兹台克人的祭祀仪式，以及太阳神神话等等“元知识”，它们最终一并组成了作为审美而存在的画家世界。然而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者，则更多为了反抗西方社会的理性与逻辑，试图由非理性的、荒谬的、无意义的表达来进入现代人被焦虑、恐慌充斥着的最深层内心世界，颠覆传统。
       对于风格的不同理解，显然造成了更深层次的文化上的误读。同样的情况在马尔克斯身上也发生过。当被问及有关自己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元素之时，他显得不屑一顾。“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东西是什么魔幻现实主义，他们都是真实发生的。”
       即便是布列东等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窥破了欧洲帝国主义的幻象，继而在这一传统中四处碰撞，希望造成文化上人为的“错位”，但我们悲哀的发现，和弗里达不同的是，直观地来看，他们的艺术给人的往往是更加破碎的意念，更为令人不快的感官体验，在这个层面上，如同陈平原在评论李贽时所说的那样，一旦“反传统”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其负面价值就出来了。这种狂飙突进的思想甚至经由几个疯狂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改头换面进入政治领域，进入公共生活领域。我并非在夸大他们的功效，但事实确实，在此层面上，很多20世纪后期的政治运动，显得充满了迷幻的超现实主义色彩。
       更令人不安的是，布列东的称赞，背后隐含着的是一套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话语体系了，即，几百年以来对于拉丁美洲及其艺术的偏见。这套偏见植根于帝国主义政治话语，与其所辐射于四海之内的文化范式、意识形态一道，在巨大的空间内进行物理上的扩张，继而在日后无比漫长的岁月中，以其宗主国的身份，以其白人的身份、上帝的优秀选民的身份，对所有的“他者”进行不屑的扫视、充满欲望的注视、严苛的审视。本质上讲，布列东的态度和萨义德书中一位美国知识分子说的“给我看看祖鲁人的托尔斯泰”那种傲慢的自负如出一辙。对这套话语，我想萨义德已经说得够多。与他幻想中的阿拉伯世界不同的是，拉丁美洲这片饱受摧残的大陆，在西方人眼中始终都是人类文明的“边缘者”。这是这片大陆一直以来所承担的苦痛。1928年，秘鲁诗人巴列霍在巴黎街头流浪时，用诗句写下自己的体验：

      我出生的那天
      是上帝生病的日子
      那天，他病得很重
    
       对于这些艺术家来说，在文化上受到的排斥，可能要比局促的生活更令人苦恼和绝望。布列东的称赞恰恰使得自己先入为主的评判身份暴露无遗，同时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拉丁美洲的艺术一直以来被所谓“西方正统”视作劣质模仿的事实，在这个事实前提下，出现一个弗里达这样的人物，无疑让他们感到震惊的。
       相反，这种偏见催化了拉美艺术家一方面转向更为深刻的内在化，另一方面倾向于自身的沉积，礴发，转变，直至确立最后的独特风格。正如每一个人看到弗里达的画后，都会为其诡谲的风格、画作中对生命的思考所深深感染一般，我也依然清楚地记得阅读博尔赫斯时感到的整个认识体系受到严峻挑战时的悸动。当然，作为观看者的我们同样也是以一种持续的、新奇的视角，然而意识到以下一个观念是很有必要的，这一点出现在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
“……我们正在讨论的文化属性之构成不是由于它的本质特性（虽然它长久的魅力来自于它的本质），而是要把它当作一个有对位形式的主体。”

       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画家，“弗里达”这个名字意味着实在太多。她的文化上的自觉令人赞赏，对于墨西哥炙热的爱更令人坚信不疑，但这似乎并不足够，因为更重要的是，她对于整个拉丁美洲艺术的地位有着重大的意义。
       当我们回归画作，一再发现她如此痴迷于自我，死亡，灾难，孤独等一系列主题之时，又会为她画中所体现出的现代性的院所所震撼。在那里，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她从自己的身体中分离出来，面对着画中的自己；她的器官悬置在空中，旁边伤痕累累的身体，像是刚刚经历了一次暴行……我相信，无论是创作它们，还是欣赏它们，这种非理性的，超自然的体验都不啻是一种“极限体验”，而在此中发现个人的存在，可能正是画家所希望的，也一如尼采所倡导的那样：艺术崛起于自然之侧，为的却是超越它。
       
       1978年，弗里达的画在美国巡展，所到之处多是赞誉之声，一时间，一切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上的隔阂似乎都因画作的卓越而不复存在。距离画家死去已有二十多个年头，面对已有的，进行中的，未来的阐释和不断阐释，似乎总是有一种可以为之增设的错落感，为人们供给那取之不竭的阐释欲望：一如自己的一处私密的好去处被发现一般，就那样令人失望地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里。然而弗里达会如何在另一个世界里溘然地观望着这一切，然后吃力地回到画室，用尽最后一笔墨色，来涂抹掉这一切令人心碎的谵妄呢。我终究还是困难而徒劳地想象着这一切。

从卡蜜尔到波伏娃到弗里达到汉娜……

女性至美，在于她能让智慧与天真并存，刚毅与温柔共生。

她们独立，她们勇敢，她们特别，她们充满了生命和灵魂的张力……即便身边的男人是大师，也不能掩盖她们自身耀眼的光芒。

一个天才男人最大的幸运在于他身边的女人也具有同等的智慧——她能真正理解他的精神世界——当然随之，这个女人也有可能成为他生活最大的挑战。

而同时，这样一个女人最大的成就在于她能超越传统意义上的“附属”——当别人听到她的名字时，想到的就是她本身，而并非她身边的人——不过这在历史中更多的，不是悲剧，就是冷暖自知的人生。

看着Frida的画，想起她对Diago说的那句：
我生命里有过两次大灾难，一次是车祸，还有一次是你。

    原本想打上的题目是“怒放如花”，谁知一错手，就成了“画”。再一转念，这个错却是颇有些意味的、无心而又明明更加合适这个电影的。
    对于frida自身而言，她是个一辈子都只属于墨西哥的女子。即使她可以如世界上所有人一般穿上雪白的婚纱，她却更愿意以墨绿连衣裙配上鲜红的披肩。那一刻她的出场，与其说是大胆的色彩搭配而艳惊四座，毋宁说是那种自信的民族风让一切格调品位之说黯然失色。
    真的。我从未见过一个女人，可以有着如此光华万丈、强大盛重、落拓不羁的气质。在她面前，连那个素以风流著称的墨西哥画家迭戈，都是要自叹弗如的。当这个女人拖着车祸后遗症留下的尚带瘸跛的腿，如男人般大口喝酒，与风情万种的女主人共舞一段tango的时刻，当她们旁若无人互递秋波肆意亲吻的时刻，世界上的一切秩序都宣告破碎。也正是从那时起，迭戈看着frida的眼神有了全然不同。
    他是她作画的启蒙导师，当年正是她偷眼看着他与模特亲热而萌发的蠢蠢欲动。他们可以成为师徒、益友、同志，他们互相崇敬互相尊重，如果仅是到此为止，对他们互相来说或许是件再好不过的事；偏偏最后，他们要成为爱人。于是迭戈的风流注定会伤透frida的心，而frida与托洛斯基富有争议的交往也并没让迭戈好受多少。
    但是，我仍然固执地坚信，就如同frida对迭戈毫无疑问的深情挚爱一般，无论迭戈在身体上有过多少次的背叛，他的心底都只有frida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并非绝色的女人，她才情四溢，胸无遮拦，她天赋高于他人、包括迭戈自己的地方，正在于能将生命里所有的伤、痛、梦、惊、惧幻化成笔下色泽浓烈的图画。在她一生中几乎所有的肖像绘中，并没有循规蹈矩的素描，多的是横空出世的意象。她对于生命的感悟，对于色彩的驾驭，对于艺术的体解，都培植于民族性的根深蒂固中。我们一直习惯于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frida身上，正是有了真实的存在意义。
    对于电影而言，最出色的表达在于两处——色彩与音乐。
    色彩的表现恰如frida的画一般绚丽夺目，耀眼明亮。一个只活了四十多年且几乎终身都在为病疾之苦所缠绵的艺术家，对于她本身而言是最大的不幸；然而又正是这种语言难以形容其万一的疼痛，焕发出她前所未有的魅力。所以生命短暂的悲剧在电影里几乎体验不到，连frida最后的火化都是带上了诗意效果的。而当她与迭戈来到美国的场景，又颇有些意味地用了黑白线条的漫画进行勾勒，一方面是对她与丈夫人生低谷期的暗喻，另一面则点出了外界夸张轰动、自己却苦闷压抑的对比效果。
    南美的水土效应诞生了一大批世界上最好的雪茄、咖啡，也应运产生了节奏明晰激情火暴的音乐和舞蹈。可以想见，在frida的一生之中，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是她身为墨西哥人所特有的才情与张扬，让她仍能在欧洲、美国这样的大国贵族圈里高昂着她的头颅，接受着旁人的顶礼膜拜。从拿起画笔的那刻起，她就热衷于蝴蝶，而她的整个生命史，也正如蝴蝶般破茧而出，即使短暂不过一瞬，却华丽得教人不可逼视。在她面前，即使是身份高贵如皇储，品位独到如香奈尔，怕是也要自喟多有不如的。
    这世界的任何一介女子，都该在frida身上找寻到值得学习、哪怕仅是借鉴之处。她于命运，从不唯诺低头，甚至于在不能起身之际，仍会将自己打扮得如女皇般出现在自己的画展上。她于爱情，向来直接而不畏缩，她以鲜活之力作出的画及坦荡怒放之姿赢得了迭戈最后的坚贞。在她最终只能成为轮椅上的人时，迭戈半跪于地，再度向她求婚，并不离不弃陪伴至终。她于民族，始终固守自己的血统，哪怕外界予出何等诱惑，她却不为所动只求归国，她明晓自己的根脉是终身无法割舍的。这个女人，简直如同墨西哥的阳光般，定要在最光亮的时刻充分燃烧自己，容不下一丝一毫的保留。
    当一段生命缕化为一阵烟云，frida却大泼墨地完成了无人能挑剔的一副画卷。她的音容不老，留世人以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