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小糖人

昨晚看到rodriguez于1998年3月6日第一次登上南非舞台，眼眶中微含热泪，因为他说了一句开场白：thank you for keeping me alive，这句话道出了音乐人和乐迷之间所谓的牵绊，几十年的牵绊。

这部纪录片经过精心设计，有一点点悬疑片的手法，rodriguez本身也确实有很强烈的戏剧性，在美国是zero,在南非是hero。但像他这样的音乐人，像发生在他身上的这出戏剧，在音乐圈那就是一把沙，若学柴静蹲下来观察沙粒，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情感和泪水去挥霍。

就拿片头现身的dennis coffey来说，论戏剧性论反差度，他弱于rodriguez，但其遭遇与rodriguez如出一辙。在funk乐迷心中，或者稍扩大一圈，在groove乐迷心中，dennis coffey是牛逼闪闪的吉他手，其知名度不逊色于jimi，public enemy当年出道单曲【you're gonna get yours】中虎虎生威的guitar riff便采样自dennis coffey的名作【getting it on】。70年代之后，dennis coffey从音乐圈抽身而出，说难听点，也是被这个行业抛弃，后来他一直在底特律的福克斯汽车厂打工为生。几年前有记者问：你就用你弹吉他的手组装零件？dennis coffey淡淡的回一句：

是啊。

我手上有一长串名单，若细分的话，可分为乐手，编曲人，制作人。都在默默无闻的活着，经他们之手诞生的groove经典，那演奏那编曲那制作，那厉害啊！每次听完我都发愣：有必要把一首歌曲玩成这样啊？他妈就是一首歌啊！只要六十分啊！为什么六十分中会藏着氧气瓶，散发着纯氧？我不知道H.B barnum等人碰见这种傻逼问题会怎么回答，是职业素养使然？是放不下自尊心？我无法猜透。

音乐圈有一个典故。某美国制作人艳羡牙买加dub制作人名声显赫，站在聚光灯下，而非幕后。牙买加dub混音师在暗处幽幽道：在牙买加发行作品，我们混音师很难被署名。

这是典故吗？我觉得是高级冷笑话，音乐圈此类糊涂账数不胜数。在影片中，记者问rodriguez：当年专辑卖不动，你吃惊吗？他答道：这是音乐产业，所以没有没什么保证。

而如今这个产业与rodriguez所处的时代相比，更加没有保证。

影片中sussex唱片公司老板不屑一顾的态度被很多人嘲笑，诟病，其实老爷子的反应太正常太理所当然。50万算什么？连区区1白金销量都没到。rodriguez的专辑由sussex发行，其本身就是一次错位，sussex在五六十年代以发行老迈等爵士乐专辑为生，由它发行一张民谣专辑，更何况还是一张非白人民谣专辑，在强手如林的70年代被人遗忘，不冤啊。

至于rodriguez美国不亮南非亮，这一影片中的最大卖点。。。。。。我不妨举出一个挺三俗的例子：1997年任贤齐的【心太软】在台湾发行后遭遇零反响。南京音像出版社引进了这盘磁带，【心太软】一气从南京红开来，直至北京上海新疆西藏。我猜任贤齐看完此片，绝壁心有戚戚焉。^_^

说到底，这部纪录片最动人心肺的还是那些南非乐迷，寻找你因为爱你，爱你所以寻找你。乐迷其实跟音乐人一样，一样可爱一样不容易。2012年7月24日下午，当我抵达香港亚洲展览馆，看见馆内the stone roses的海报，立马就捂住嘴站在边上抽泣。想必1998年3月6日的南非乐迷也跟我一样，我们年少时握着rodriguz的翻版碟，the stone roses的打口带，做梦也没梦见终有一天能身处他们的演唱会。

我梦想，有一天能诞生一部拍摄东德乐迷的纪录片，告诉世人在柏林墙倒塌之前，那些东德孩子（比如jazznova的成员）是如何听音乐，是如何央求在政府机关担任要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公公婆婆乘出国的机会带回public enemy，beastie boys的唱片。

（这是份作业，加之我近来似乎也在重度压力下患上了语死早，所以……）
 
《寻找小糖人》的主人公罗德里格兹在南非的知名度超过滚石乐队，他于上世纪70年代发行的《Cold Fact》与《Coming From Reality》曾于这个人口仅4000万的国家获得了超过50万的销量。然而能读到无数滚石乐队相关报道的南非歌迷却得不到任何有关罗德里格兹的信息，唯一掌握的只是歌曲本身和一张并不清晰的专辑封面。这引发了他们的无限遐想，从而造就了无数流言——有人说他在监狱里服药过量自杀，还有人说他在舞台上当众给自己浇上汽油后点火。实际上，罗德里格兹对自己在南非的辉煌战绩毫不知情，作为一名被公司解约了几十年的过气歌手，他的真实身份是底特律某装修工人。直至开普敦的唱片店老板斯蒂芬与音乐记者克雷格在机缘巧合之下开启了寻找罗德里格兹之旅，这段不为人的传奇才渐渐浮出水面……
 
受限于影像资料的缺失，本片全部由事件相关人士的回忆访谈以及老照片、旧报纸构成，由此，第85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得主《寻找小糖人》成了一部不折不扣的诞生于剪辑台上的电影。然而影片的临场感却因导演对音效的灵活应用而大大增强了——如开场处的访谈中，配合着两位受访者所回忆起的初遇罗德里格兹当日的酒吧内外景象，背景音中亦响起了“身后的货轮”、“嘈杂的酒吧”以及“自烟雾墙中凸显而出的吉他”。反复出现的驾驶场景，即“纵向运动串场”这一简单技法，连缀了开普敦与底特律、七十年代与当今世界，很好地凸显了影片的“寻找”氛围。成长于盗版时代的中国乐迷想必会对此深有共鸣：在一个相对隔绝的发行体系中，只消一篇热情洋溢的乐评文章，辅以音像发行者（即盗版碟制作者的喜爱），部分冷门音乐便得以重新被“发现”，从而在新的国度获得更为热烈的反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Lacrimosa；不过随着互联网与英文的普及，小糖人这类大红大紫却浑然不知的传奇恐怕将与实体唱片一同消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寻找小糖人》不仅是对罗德里格兹这位音乐隐士的致敬，更堪称是对过往时代的追忆。
 
另一方面，罗德里格兹人生的各个阶段，则由“横向运动串场”完成，即几段他的“踽踽独行”：如自第6分钟起，动画中形单影只却年轻气盛罗德里格兹走过底特律街头，镜头伴随着他的步伐自右向左接连扫过贫民区的唱片店、酒吧和墨西哥人开在中产阶级社区的杂货铺，接着转向了当代底特律的奥林匹克钢铁公司，充分强调了“底特律”这一元素及其背后的意味：工人阶层、少数族裔、大型公司——空荡孤寂的底特律寒夜，倒是与该城破产后的肃杀当下十分契合。然后是第52分钟，当罗德里格兹回忆至自己音乐生涯结束、重新做回了工人后，镜头紧接着转向老态龙钟的他于雪地中的跋涉；第63分钟处罗德里格兹一家来到南非巡演，导演用动画展现了他们下飞机后一路走向体育场的景象；最后是“寻找小糖人”结束后，“American zero , South Africa Hero”的罗德里格兹于春暖花开时再次前行于底特律街头。四段漫步不仅点透了时代与空间的变迁、令罗德里格兹与底特律彻底融合，更暗喻了无论境况如何变化，这位歌者兼智者都一如既往地一往无前。
 
在美国籍籍无名的他缘何能在南非收获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依鄙人愚见，这多少与罗德里格兹的墨西哥裔身份脱不开干系——七十年代美国种族歧视现象尚还十分严重，偏偏“罗德里格兹”是一个墨西哥色彩浓郁的姓氏。对美国乐坛有所了解的观众都清楚，黑人有黑人音乐，白人有白人音乐，在老年代二者井水不犯河水，罗德里格兹却玩起了白人专属的民谣摇滚。另一方面，其与其所出身的底特律，就音乐文化而言，也可谓是相当不契合——同为底特律出身的Jack White曾在另一部纪录片《It might get loud》中坦言：“在我家那个周围全是墨西哥人的街区里，弹吉他是你所能做的最尴尬的事情——那里流行hip hop、DJ和说唱歌手。琴行和唱片店都没有，玩乐器一点都不牛逼，也没人喜欢摇滚乐和布鲁斯。”
 
与周遭氛围格格不入的风格趣味，昏暗阴冷、烟雾缭绕的创作环境，以及作为工人阶级少数族裔贫乏的物质条件，促成了遍布罗德里格兹作品每个音符间的冷漠、疏离、玩世不恭与遗世独立。我想，相较于谈情说爱的猫王与纵情声色的滚石，这样的作品显然与南非的社会现实更加贴合（至于同罗德里格兹最为接近的鲍勃迪伦，他那诗化的歌词于南非听众而言显然有些晦涩）。在南非，占人口总数13%的白人常年压制着实为多数派的“少数族裔”（与之相对，西班牙裔在美国也可谓是“实为多数的少数派”），无论铁路、公共洗手间还是学校、街区，全社会皆全方位地贯彻着种族隔离政策，数以百万计的黑人被迫远离城市，只能从事矿工一类的高风险工作，由此导致了持续不断的国内抗争和国际谴责，待到1989年，深陷危机中的南非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直至1994年曼德拉上台，全国仍有1/4人口生活极度贫困，近一半人没有电力，随时有可能爆发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罗德里格兹的音乐不仅抒发了南非人的自身情绪，更代表了他们对自由世界的向往——一如影片所介绍，南非政府的言论管制措施极为严格，禁止媒体报道任何国内外异见消息。由于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措施，南非遭受了严重的国际制裁，导致国内音乐人无法出国表演、国外乐队也无法前来巡回，使得南非成为了与世隔绝的孤岛。习惯了军事戒严与间谍监视的南非人不仅难以了解外面的世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意识不到现状理应是被努力改变的——而罗德里格兹的作品恰恰给了他们一个宣泄的渠道。《anti-establishment blues》令南非人意识到“体制”所呈现的并非一切，《set it off》则鼓励他们关掉电视、拒绝节目中咄咄逼人的总统。由于罗德里格兹的代表作《Searching for the sugar man》暗示了“嗑药”，有关部门将唱片上的该首曲目用刀彻底刮掉，使之不可能在公开场合播放。这反而为罗德里格兹的传奇增光添彩——毕竟老话早就有云，“如果你想推广什么东西，最好的方式就是禁了它”，小糖人反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
 
导演牢牢扣合“寻找小糖人”这一主线，注重戏剧性的突出，故并未对美国唱片界、南非政治和底特律作为工业之城的背景做太多交代，只是在与情节交融之处加以渗透——如第30分钟的唱片店老板访谈一段，便可看到唱片架上贴有曼德拉的头像。乍看之下，这种做法似乎大大增加了影片的叙事密度、使内容更加丰满，却在实质上对观众形成了误导。片中的制作人虽然在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罗德里格兹的专辑在美国只卖出了六张（这个段落确实极为煽情），却对他曾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走红、巡演乃至推出现场专辑决口不提，这难免有刻意隐瞒关键以增强煽情性的嫌疑。
 
此外，导演在通过资料录像介绍了南非民众对抗种族隔离的历史之后，迅速切入到了对几位南非音乐界从业者的访谈。他们的叙述皆紧紧围绕罗德里格兹在南非白人中产阶级间的巨大影响力展开，这就导致许多观众很容易将两件事联系起来（窃以为是导演有意为之），误以为罗德里格兹的乐迷群体、即中产阶级白人学生才是促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因、而罗德里格兹的作品于他们有若圣歌——可这与事实是不相符的。“罗德里格兹传奇”的真正核心其实在于唱片店老板在第23分钟所指出的：影响到了许多南非音乐人。这显然是件虽然关乎政治、却更多隶属于文化层面的事情。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在深度乃至真实感上有所欠缺，《寻找小糖人》对罗德里格兹的塑造仍然相当成功。影片先用前半部分描摹出了他风华正茂时的激烈与炽热，经由一个颇有暗示意味的场景——年迈的罗德里格兹于明媚春光中拉开窗户（第48分钟）——之后，忽然转向了他红尘看破后的平和与淡然。罗德里格兹的歌词平实、有力，简洁的用语背后渗透着太多哲理，这与他出身工人阶级、看淡名利物质、追求精神享受不无关系。正如他的女儿与同事所回忆，罗德里格兹纵使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工人，却从未将自己局限于“工人”的身份。他会身穿燕尾服去连做8至10小时的脏活，对任何事情都抱以极其认真的态度；他热衷于阅读，常常带三个女儿去博物馆（值得注意的是女儿首先提及的画家中就有德拉克洛瓦），并将弹吉他、看演出的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他也热衷于参加抗议和游行，乐于为了无法发声的弱势群体摇旗呐喊。枯燥的工人工作并没有影响到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甚至曾尝试竞选市长。
 
音乐诚然是种产品，它的销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音乐人的“业绩”；音乐也诚然是种事业，“走红”恐怕是绝大多数音乐人的理想；但音乐更是一种精神、一种艺术与一种生活方式，它的“价值”决不能单纯地用金钱来衡量——特别是在消费社会中，文化艺术走入市场，“受欢迎”往往与“有品质”是彻头彻尾的两码事。反过来说，物质的富足也并不能替代精神的愉悦——不妨下一个稍嫌武断的定论：人往往在精神上无法满足也无可追求时才会沉溺于物质的攀比。实现人生价值有多种方式，名车豪宅不过是其中之一；然而在我们这个浮华年代，以之为奋斗目标的人总会莫名认定自己的选择才是最为正当的，想当然地嗤笑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者“胸无大志”，更无法理解“愿为超功利的事业献出生命”究竟是怎样一种追求。
 
人类之所以前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物质富足的追求；但过于膨胀的欲望也往往是人性堕落的根源。影片第50分钟，当被导演问及“你如何看待从未收到南非方面的消息一事——而这件事本可彻底改变你的生活、很有可能是朝好的方向改变？”时，面对镜头极为拘谨的罗德里格兹平静地答道：“我并不知道这会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在见证了太多天才音乐人于酒池肉林中自我毁灭后，不得不说，逃过物欲横流、勾心斗角的名利场，未尝不是件好事。罗德里格兹显然是纯粹的，纯粹到会向一体育场将他奉若神明的乐迷给出这般的开场白：“Thank you for keeping me alive.”音乐人的灵魂终归是寄托在作品中的，作品的价值被重新挖掘之时，也便是灵魂得到认可之日了；这之外的报偿，反倒不甚重要了。
 
有趣的是，影片尽管反复强调了罗德里格兹的工人阶级属性，他的南非乐迷却大多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使人不得不思考起了“平民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严格的界限？显然，所谓“文化”，特别是“艺术”，皆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宣传品，而应是“自下而上”的“有感而发”。底层平民或许缺乏了知识与智识，却具备着孕育“感受”的肥沃土壤；正是影片中形形色色的底特律酒吧，造就了罗德里格兹作品中鲜活的生命力。阿多诺曾担心大众文化的代表——流行音乐——会用重复的节拍与简洁的旋律使人们头脑越发简单，但好在还有罗德里格兹这样的创作者存在。艺术终究要根植于生活的，杜甫与柳宗元等人也是在远离了浮华的权力中枢后才渐悟到了生命的真谛——歌手、诗人与思想者的身份，正是沿着这般清心寡欲、红尘看破的方式循环往复着，或许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吧。

好友H是一位杂志记者，工作五六年，算是努力，但未见什么成绩。圈子内外，没有多少人知道她，比起一些年纪差不多但迅速声名鹊起的同行，她很不起眼。有时她也嘲笑自己，更多时候安之若命，知道没有过人天赋，只求做到力能所及。她常将一些采访前后的故事讲给我听，八卦之外，有一则让我印象深刻：

几年前她曾做过一次叶嘉莹先生的采访，谈古典诗词的研究。报道照例没太大反响，但有一位山东的读者特地发来短信，告诉H他的故事。这位读者因为对现在的学校教育不满，便在周末聚集起同事及邻居的孩子，开设私塾，教授古典文学。然而以如此“理想”占用孩子们本应去学英语学奥数的“现实”，究竟是对是错，他心里常有犹豫。直到读到那篇报道，看到叶嘉莹以一生的感悟现身说法，他终于又找到坚持下去的底气。

一年后，对方又发短信来，告诉H私塾坚持至今，效果良好，并再次感谢。那时H自己正在低谷期，住在冬天猛灌冷风的小房子里，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被曾经的努力反哺自己。

于是她眼睛闪亮地告诉我，她并不奢望自己做的事情会推动社会进步或者彰显正义，一篇报道哪怕只对一个人有实际的影响，也就足够了。说这话时她未尝不存着自我安慰的心思，但不妨碍我们都被这句话打动了。

说得远了点，这其实是我看到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后想起的。这部被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并很有可能最终获奖的片子，是这类故事里最激动人心的案例之一。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歌手Rodriguez在本土录制两张唱片，制作人和唱片行老板都称他比Bob Dylan还棒，然而唱片发行后却无人问津。没人知道，在遥远的南非，Rodriguez的音乐被疯狂传播与追捧，甚至有人把专辑的封面图案刺在自己的肩膀上。那些想要逃离大工业城市、追求自我生活的歌词，被南非受压制的人们赋予反体制的含义。他们如梦初醒，意识到“还有出路”，齐声高唱着他的歌曲，走上街头抗议，甚至由此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运动。

这种情节听起来相当熟悉。每一场革命都有自己的圣曲，捷克“布拉格之春”时，人们唱着本国歌手翻唱自Beatles的Hey, Jude；在东德，大家背着斯塔西偷听Public Enemy和Beastie Boys；伊朗陷于严苛的原教旨主义统治时，人们依靠黑市上买来的瑞典Abba乐队的磁带滋润心灵。

有趣的是，南非流传着Rodriguez早已在舞台上自杀身亡的谣言。多年来，人们带着激动与惋惜的心情缅怀着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却在一位音乐记者不懈地挖掘之后惊喜得知，他还活着，在美国，在那个没人听说过他的国家，为别人装修房顶。

南非人沸腾了。他们迅速安排好Rodriguez到南非的巡回演出。媒体、乐迷，甚至组织者，都不敢确信这一消息，暗自做好从飞机上接下一个冒牌货的准备。然而这位他们奉为音乐教父的人真的出现了，自自然然上台，平平静静唱起他们传诵多年的歌。五千人的演出场所被激情塞满，人们站着，喊着，唱着，哭着，怀念青春，怀念反抗的日子。

Rodriguez平静地经历了这一切，回到美国，继续做木工。他知道，自己只是写了想写的音乐，在美国没有遇到知音，这没什么，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大到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小到促使乐迷开了自己的唱片行，记者达到事业的巅峰，女儿嫁给南非的保镖，外孙有一半的南非血统——他也觉得没什么，不过是做好自己的事罢了。

Rodriguez的传奇与好友H的故事看似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在我看来，只是程度的差别。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这道理不必多说了，还是现身说法最有力量。

人们总是强调他在南非创下的辉煌，“他比猫王还红！”“滚石比他差远了！”


可是我觉得他之前和之后的生活更像一个传奇，穿着燕尾服做最苦最累的活，唱完万人演唱会，回家继续修剪草坪做苦力。人们都说，他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可是他的生活毫无改变。他在没有人知道他的时候，身处完全的贫困，搬过25次家，经常家里连卧室都没有。可是他仍然带孩子们去博物馆和美术馆，让他们欣赏文化中最好的那部分，让他们知道在内心可以和有钱人平起平坐。

红了以后，他继续住在他那所破旧的，住了四十多年的房子里。朋友们都不相信他能这么轰动，觉得他那些演出照片是PS的。

他面对镜头的时候局促，羞涩，完全不会说点什么巧妙的话显示自己，或者再创造一点神秘的迷雾，他甚至不掩饰自己的羞涩。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啊，他们贴近大地，贴近所有人，他们的谦卑和真正的高贵一样稀少珍贵。大部分人都在努力成为别人的焦点，努力显得与众不同，努力活得有优越感而超越众生，努力跳出所有陈规陋俗而不用受到拘束。而Rodriguez明白艺术家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一样要组织家庭，带孩子，做繁重的工作，在社会规范内行事，过平凡人的人生，他或许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顶多有更多的话想唱出来。

真正的艺术家孜孜以求，从生活中的各各方面搜索素材，将一切转化成创造的源泉，像科学家那样严谨，寻求表达的最佳形式，又像个建筑工人那样勤勤恳恳，那样朴实，这样坚持上二十年，三十年。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一个十分平凡，也让人感动的奇迹，而人们只看到那个让人泪流满面的瞬间。“我在下水道对耶稣倾诉”，其实就算那个结局的瞬间没有来，耶稣也听到了，一直都听到了。

这部得奖无数的纪录片实在是非常让人失望。导演挖掘出来的这个在美国默默无名（为什么默默无名？）而在南非成为超级巨星的故事表面上固然是匪夷所思，但并非独特。往往在一个隔绝的压制的环境中，偶然传入的文艺作品，在地下手手相传，或是半合法的发行，切合某个社会因素，上升到一个标志性的地位。比如父辈在文革期间偷偷听天鹅湖，或是90年代音乐天堂所附的4AD的磁带, 或是the smiths 在南美的流行。故事所提供的社会环境却往往是引人入胜，不太为局外人所知。我们不知道南非种族隔离期间的地下文化运动，在NY Times的评论甚至在豆瓣本站上的讨论都有人提出为什么他的歌迷都是白人？当时反对隔离的白人，做斗争的黑人对地下文化的影响，这部记录片只是非常非常皮毛地一擦而过。
因为导演和采访者完全沉迷在这个他们挖掘的故事之中，这个‘寻找小糖人’的悬疑，以致刻意将一些事实来往这条线索上靠，而忽视了其他，也许是更加有意思的方面。片中的另一个采访者也只是专注于Rodriguez在南非卖了百万张唱片，好象‘成功’就是卖唱片和成名。作为当初蓝领移民出身的歌手，作品又是抗议歌曲，后来他又有意竞选底特律市长，可见Rodriguez是个有政治性的艺术家，那么他所处的环境，他想要说的东西，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做这样的音乐，在片中也没有挖掘，就算是采访人反复强调他在南非卖了多少多少唱片，说要follow the money来调查，结果钱去了哪儿也是不了了之，观众无从知晓。片子只是反复地展现底特律破败街景, Rodriguez mv风格地走在这个破败街景之中。
片子的主角相反地，表现淡然而有风度，问到对自己在另一个国家成为巨星有什么想法，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当然由于这部片子，这位歌手在垂老之年得到了应该得到的尊重，演唱会票在欧美一售而空，这个feelgood因素，就像有些奥斯卡投票人透露的，也许是这个片子得奖的一个原因，然而作为纪录片来说，我觉得有太多太多比这部更优秀的。这部纪录片，隔靴搔痒，给观众留下的是更多的问题，but not in a good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