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一：终曲

（原载于《电影》杂志与“电影杂志 MOVIE”公众号）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执导了《坂本龙一：终曲》和《坂本龙一：异步》，影迷和乐迷都津津乐道。

这位谦虚温和的导演很喜欢中国，之前去过西藏，逛过广州。第三次到访，是来北京宣传在艺联上映的《坂本龙一：终曲》。才到这个陌生都市，他就被带去芳草地看现代艺术，又被领去吃了小火锅，对薄皮饺子印象最深。

来到采访间时，他手里还拎着工作人员买的一大杯一点点茉莉花茶，说几句，呷一口，相当上道。

M：您跟坂本龙一先生是怎么结识的？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一直都是他的粉丝。（笑）我爸是美国人，我妈是日本人，七八十年代，我就在东京出生、成长。那时候坂本龙一先生在日本已经非常有名了，我学钢琴的时候，就会经常听他的音乐。等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日子变得格外忙碌，我放下了他的音乐，也放下了别的一切事情。过了很久，到了2012年，我碰巧在纽约的一个公众场合见到他，就很好奇他在忙些什么。我朋友跟我讲了他最近的经历，讲他如何关注环境问题，讲他有了怎样的改变，我就想，这里头应该有个值得去说的故事。于是我通过双方的共同朋友，找到他经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表达了想做一部相关电影的兴趣。没想到，坂本先生回复了。而且，他居然还看过我拍的音乐纪录片《埃里克·克莱普顿：罗伯特的时间》（2004），我猜他应该是喜欢的，不然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下来。从那一刻开始，我的生活就改变了。

M：跟大师合作压力有多大？您怎么化解？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确实是个非常知名的公众人物，至少在日本，还有亚洲其他地区跟欧美。当你走进纽约或欧洲的博物馆时，你就会看到很多18世纪或更早时期的国王画像、名人画像，而我当时要做的事情，其实就跟这差不多。（笑）压力太大了，但也不是没有轻松便捷的路数，毕竟他被人称为“教授”，会出现在日本电视上，只要照着这个范式把他展现出来，其实没有什么难度，说不定五个月就能搞定。但是，我觉得这样对这位艺术家太不尊重了。我想要说出一些深层次的东西，这样确实会让自己背负很大的压力，可通过这部电影，我能够找到很多可以表达的空间。而且，我也扛起了很多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来到中国宣传的原因。

M：坂本先生认可的人不多，通过回忆片段来串起故事的方式也不是他喜爱的，您怎样说服他拍摄纪录片？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可能也是机缘巧合。2012年的前一年，日本正巧发生了大地震，引发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露。我是在1989年搬去纽约的，而他也是差不多时间，那对我们来说，这都是发生在家乡的严重灾难。他迫切希望有人能来跟拍，记录这一切，而我恰好出现了。

M：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摄？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2012年夏天，我们很快就开始了。那时候他在日本到处跑，有很多的演出，第一天拍摄就是在东京，他正在为一场大型音乐会彩排。我的摄影师迟到了，于是我就临时顶替。与此同时，他还要为“反对重启福岛核电站”发声。乌克兰和俄罗斯政府都会说，切尔诺贝利事故后，那一片是没法住人的，但是日本东北有很多地方，污染更为严重，这就涉及到了人道主义问题，可是相关信息并不明晰。对此，他有很强烈的意识，于是在巡演的时候，就会跟大家演说。整个夏天我都跟着他跑，我们的关系就是在那时候开始建立的。不过我也知道，一部电影只讲这些活动，并不会很有意思，我还是希望能在电影里一并展现他的抗争以及音乐创作，为此，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M：您总共拍了多久？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5年，就是断断续续，有长有短。头一年我们拍了整整一个夏天，然后等到12月，才去拍那个慈善音乐会，当时他演奏了《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之后又陆续拍了些，到2014年，他生病了，我不想拍他被治疗的样子，也不忍心去打扰他，但他觉得我应该拍，因为这很重要。他是一名真正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影迷、电影人，他为电影配乐，跟贝托鲁奇等大师合作，所以他很懂电影，知道如果一部电影缺失这一块，就不会是好电影，所以才他会叫我继续拍摄。那时候，我也在等待他创作新专辑，因为我始终觉得，他得把从外界学到的东西转换成内在的故事，创作出新的音乐，这电影才算圆满。那我就一直等，直到新专辑《异步》面世。

M：他那时候知道电影的主题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就是电影创作者得花心思的地方了。（笑）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没有告诉他太多细节，一直到那年年底，我才透露，希望能拍到他发行新专辑。

M：他是放任您来拍吗？每天能拍多久？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看情况，但基本上是随便我拍的。我都不知道究竟拍了多少小时的素材，反正储量已经是按T来算的。坂本先生生病时，只允许我一个人去家里拍。那时他儿子Neo Sora正好大学毕业，就从布鲁克林回到家里帮我做音效。后来我建议Neo Sora在我离开时拍些东西，于是他一听到父亲弹琴，就扛起摄影机冲到楼上拍摄，跟消防员似的，（笑）所以你会在电影里看到坂本先生无奈的“驱赶”动作。我非常喜欢父子间的这些互动，也正因为儿子在家，我们才能获得那么多私密的好素材。

M：杀青那天，他有什么感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说实在的，拍了那么久，他肯定很开心。（笑）在原计划里，举办音乐会那天就是拍摄的最后一天。拍摄期间，我总觉得跟他聊天会浪费时间，（就争取多拍他，）不过这整整五年，也是一场对话。现在感觉很好，压力卸下了，我们能够成为朋友，昨天（指12月14日，斯奇博刚到中国）我在北京闲逛时看到月亮很美，就拍了照片给身在纽约的他，他很喜欢。

M：为什么会有拍摄两部相关纪录片的想法？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第一个原因是，我想要记录下他新专辑诞生的那个瞬间，而正是在那场音乐会上，他首次跟观众分享了新专辑。第二个原因则是，NHK愿意给电影投一部分资金，但需要我们用8台摄影机，拍下音乐会的全过程，而那就会是另外一部完整的影片了。我们准备了一周，拍了65分钟，又剪了一周，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迅速完成了任务。说实话，我一开始并不感兴趣，但拍完之后，我觉得挺好的，这样不仅电影有了，衍生品也有了。（笑）

M：那还会继续拍第三部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不知道，这得取决于坂本先生。不过我觉得两部就很好了。最开始接触音乐的时候，我都是去买唱片，而且我超爱双碟套装。（笑）那这电影，我也希望有双碟套装的感觉，就跟很多国家出碟时，都会把两部电影打包在一起那样。

M：还有很多没用上的素材，您怎么处理？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想要在电影里加入更多内容，涵盖职业生涯回顾、自传内容等等，就像马丁·斯科塞斯处理《乔治·哈里森：活在物质世界》（2011）和《滚雷巡演：鲍勃·迪伦传奇》（2019）那样，但是这并不适合这部电影，毕竟近年的新素材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内容取舍起来，难度很大，我剪着剪着，背部就出了问题，很痛，坂本先生人很好，给我推荐了他的按摩医生，我去诊治那天，出来后正好碰到他。我心里一咯噔，哎呀，不好。我对剪辑实在太忧心了，一点儿都不希望在这时候见到他，但我还是跟他一起乘坐电梯。他询问了一下剪辑进度，我第一句话就说，“我背好痛！”（笑）他说，“你别整太长，弄得短一些、亲和一些，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谁，并不会想要花上3个小时了解我。”这让我长了一口大气，然后我的背部很快就好了。我们就朝着现定计划去做。他只会给我提一些建议，但从来不会要求我做成某种类型的电影，这让我对他倍加尊重，因为假如我是他的话，很可能一会儿就要加长这一幕，一会儿就要缩短另一幕。电影弄完后，我们在日本，为铁粉推出了一本很厚的书，刊登了大量的采访内容，然后在套装里，也放入了一些花絮。我们不知道在外面他有多少粉丝，市场会有多大，也许日后这些材料还是有用的，比如等到十周年纪念日什么的再推出。在西方，很多人喜爱他的音乐，但知名度肯定没有在亚洲那么高，所以这电影需要兼顾粉丝以及路人，现在看来，效果还是可以的，很多人听说这是一部“好电影”，就过来看了。像是在纽约的林肯中心，这样一部日语纪录片能够放映六个星期，挺罕见的。

M：他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什么时候？有什么反应？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当我们得知要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时候，只剩下很少时间来准备。配乐和声效是需要他来完善的，而我只能在混音阶段让他来看，那时真是极其紧张，但他只是鼓励我说，这部纪录片很不错。之后电影在威尼斯放映，我就坐在他身边，跟1000名观众一同观看，幸好放映顺利，而他也感觉挺好的，后来还请我吃了顿很棒的意大利餐。这些都是很美好的回忆。

M：所以那时候你们成为朋友了吧？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觉得就是这首映后。我们合作得很好，但我一开始并不敢说成为了他的朋友，直到我尽自己最大努力把电影做好。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M：电影拍完之后，你有没有对他改观？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个问题很好。跟公众人物合作的时候，我总会提醒自己，他们就是人一个。他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很出色，很有才，很聪慧，这个光有天分是不成气候的。但同时，他们也是人，特别是生病的时候，会让我们意识到，他们也是非常脆弱的。哪怕是他们，一天不也只能吃三顿饭嘛——当然，像我昨天来到北京，因为过于贪心，所以吃了四顿，这个不是太健康（笑）——通过跟他合作，我更明白，当他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也要经历很多磨难和挣扎，所以我就想，这确实是没有特例的。而虽然把他还原为人，我也还是要去观察。不过说到预想的话，我感觉自己之前并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误解。话又说回来，身为导演，我对他会有一些预先的判断，这样有时候我会希望他能作出某些特定的反应，这样对电影来说也是好的。这就比较讲究技巧了。他非常聪明，当我想要这样拍他的时候，他就会敏锐地察觉出来，然后故意唱反调。（笑）后来我去观察他跟其他音乐家的合作，发现他依然是这样的，比如他会跟一位音乐家一同彩排，跟对方说上台后，他会怎样怎样，结果却会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很多音乐家都这样，觉得第一遍通常就是最好的，练得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听起来都像是在彩排，感觉会很平淡。这部电影完成之后也是这样，折腾过多的话，就会变得扁平，变得无聊，不再像是为那一刻而生的。这也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重要一课，想做什么就去做好了，不要想太多，因为往往原本的结果就是最好的。

M：那为了让他说黑，你是不是要说白？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嗯，因为我觉得他的血型是B。（笑）好了，这我乱扯的，我不知道中国怎样，但血型分析在日本实在太火了。反正，我是学到了，假如想让他往这边走，我就会故意说反，那最终他就会做出我希望他做的事情。（笑）

M：塔可夫斯基用巴赫的风琴演奏圣歌，坂本先生说那是他在心里尚未成型但很想尝试的概念之一，他由此出发，但要绕开巴赫去写。您觉得他超越了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不好评价坂本先生的水平。塔可夫斯基是一位令人惊叹的艺术家，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很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因为每次看他的电影，我都会被震撼到、触动到，都会有新的体会。他们二人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所处的时代不同，塔可夫斯基那会儿，最好的音效似乎就是立体声，还是说那还只是单音轨录音？我也不太清楚他有没走到立体声的时代。但坂本龙一的《异步》是5.1声道的，非常惊人。电影快要收尾的时候，他整出了一个5.1声道的混音，我跟剪辑师听过之后，在录音室忍不住惊叫起来。（笑）我还不到评判他们水平的程度，但我很熟悉坂本先生的音乐，感觉上他的音乐思考有着三维空间似的，所以我在几个星期前，为《坂本龙一：终曲》的中国市场弄了一个DTS:X版本，这比5.1有了更多声道，要是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去看这个版本，不行的话再选择5.1。毕竟，他的音乐太有震撼力了，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也许他跟塔可夫斯基是可以在同一个水平上的。不过技术进步了，可能也就更震撼了。

M：他在北极圈，说自己在“钓声音”，这说法太有意思了。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源自于坂本先生非常钦佩的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他很受中国的佛教禅宗影响。禅学在日本也非常流行，还被带去了美国。凯奇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音乐，他有一首名曲，大概四分钟，没有任何乐器伴奏，而你会听到听众发出声响，它的整个概念就是，你要打开双耳，去听生活中真正的音乐。坂本先生非常吃这一套，还把它带到生活当中。所以我想他是相信万事万物都是音乐的，那么，当他在北极圈“钓声音”，他实际上在聆听世界的心跳，而这也是电影的主题。不过，我觉得世界的心跳不是很好，要是你去检查地球的脉搏，就会发现它生病了，我们制造出很多的问题，甚至远到北极圈的冰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当我们完成电影之后，它融得更多，更快。我想，既然他是一位音乐家，他也会感受到脉象并不好，因此他很担忧。但是，他还可以创作音乐，就像日语也会用汉字那样，即便是日语音乐的声音，也能让你找到平静。可以说，他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一面担心，一面又要安抚别人，但我很喜欢这种矛盾性，而这也是这个故事想要呈现的。

M：肯尼亚之行后，他找到了根吗？根怎样影响他的创作？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一向对音乐人类学很感兴趣。很早之前，他就想当一名普通的音乐人类学家。当他在东京的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时，他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师，正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不知道他在肯尼亚找到了什么，但我想，他之前得到的回应是纽约的911恐怖袭击，因此他想要在旅途寻找答案。他是一名音乐家，特别是在80年代的创作中，会从全世界各种音乐元素里寻找到独一无二的表达。《末代皇帝》的配乐之所以能够那么快创作出来，而且完成得那么出色，是因为他能够尽一个外来者的能力，去理解不同文化中的音乐。那次去非洲，也许让他有所改变，但那只是让他对生活的基本理解得到一种肯定，而这些都是来源于同一个渠道的。许多天赋很高的音乐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不管是约翰·列侬还是坂本龙一，然后他们都在面对世界时陷入了某种困境。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国家，只有一种音乐。诚如他在电影里说的，种族划分不过是一出闹剧。但你知道，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这样去说，可能公司员工就会有另外一种视角，但身为艺术家，他一直都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相。

M：他现在还有那种创作出好作品的紧迫感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刚开始拍他的时候，曾经见证过他从一大早一直工作到大半夜，而且他会同时做很多事，会跟多位音乐家一同录制，就像是集舞台上7位完全不同的音乐家于一身，说得形象点，他就像是有着12只手，（笑）什么事都可以迅速完成，而且身强力壮。对于一个故事来说，说这些并没有什么趣味性可言，但他就是这么厉害。只是生病后，我也见到了他极度脆弱的状态。即便是现在，他也会说自己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因此想要创作一些不会以此为耻的作品。看到他作为凡人的这一面，让我感到非常难过，但我也能够见证到他的音乐是如此纯粹而有力。只要他的意图也是这般纯粹，这般具有普世性，那么这部电影对于观众来说，也就是有意义的。要知道，一个天才非常棒，非常高效、能干，那这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但当这样的人在接近死亡时，同样能够找到自己的声音，那么就非常动人了。

M：他在自传里曾感叹自己应该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眷恋，您觉得他现在变了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这样说的时候，还没有经历过大病。那当他变得这样脆弱的时候，我觉得他成为了一名更耀眼的音乐家。他不是那种慈悲的人，但是他也更多地感受到了人间疾苦，而音乐多少有点像是站在痛苦的对面的，因此去理解痛苦，其实是好事来的。

本文整理自2019年12月15日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坂本龙一：异步》映前谈。

【有言在先】：这个是我自己整理的，北京3场映前映后访谈跟下来，就这场我觉得质量是最高的，以及导演在这场，把两个影片全部介绍了，所以也可以放在这部影片的影评中。主要的点有哪些呢？1.拍摄设备聊得非常详细，可能之前在海外都没有相关的报道（反正我没查到）；2.关于教授演技的吐槽，以及提到和宝爷没能合作的遗憾，大概仅此一次（桃桃淘电影那场我没看，不知道提没提过）；3.左衡作为电影资料馆的副研究员，非常尽责地做了正确观影引导，他说的预防针，就是提醒我们不要以为《终曲》是在讲一个电影配乐大师，它实际展现的是独立音乐人的音乐轨迹，电影配乐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在纠正国内观众对坂本龙一定位的误解。

好啦，我就想总结归纳这么多。以下正文开始。

主持人：左衡（中国电影资料馆副研究员）

被访者：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电影导演，《坂本龙一：终曲》《坂本龙一：异步》）

【左衡】：今天下午的这次放映比较特别，因为《坂本龙一：异步》（Ryuichi Sakamoto: Async）并没有列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院线的计划里。如果在座诸位有今晚还要去看《坂本龙一：终曲》（Ryuichi Sakamoto: Coda）的，那么这部影片会是非常好的一个铺垫。在我旁边就坐的是本片导演史蒂芬·野村·斯奇博（Stephen Nomura Schible）先生，首先欢迎他的到来。昨天有影迷留言，说对您并不是很熟悉，那么，请您向中国观众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斯奇博】：你好（中文）。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到这里欣赏这部影片，以及计划观看今晚即将放映的《终曲》。尽管收到通知时间很短，但我很高兴能来这里和中国的观众交流。自我介绍之前，我先道个歉，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坂本龙一（Ryuichi Sakamoto）先生的粉丝，但是他今天遗憾不能到场。我们得知有本场《异步》放映的时间也很短，所以坂本先生没能前来。今天，我很荣幸能来到这里，坂本先生也向大家带来了他的问候。

保持谦卑心地说，我只是一名电影导演，妈妈是日本人，爸爸是美国人，在东京长大，如果讲笑话，用日文会比用英文有意思得多。我也会说日语，所以能看懂很多汉字，感受得到汉语的博大精深。很高兴能来到中国。

【左衡】：斯奇博先生刚刚并没有太讲到自己的经历。您介绍完自己，我也想为斯奇博先生介绍一下在座的，我们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观众。台下有不少资料馆的老朋友，之前在这儿看过很多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精品影片，所以相信他们对坂本龙一先生本人以及他的作品是非常了解的。我们很想知道就这部影片而言，您和坂本先生之间的事情。比如您和他如何结缘，什么时候有的给他拍摄纪录片的想法。

【斯奇博】：我是通过拍摄这两部纪录片才更好认识坂本先生的。《终曲》从 2012 年开始，耗时五年拍摄完成。我们在共同生活的纽约同时参加了一个活动，在活动上，我遇见了他。我在东京长大，也弹钢琴。所以很早就关注到了他参与的黄色魔术乐队（Yellow Magic Orchestra），也一直是他的粉丝。因为工作原因，有一段时间很忙，就没那么关注坂本先生，直到 2012 年又重新关注到他的作品。活动中，看到坂本先生的瞬间，我就有一种直觉：应该有一个人来拍摄这位艺术家。

我和一位曾与坂本先生合作拍摄过广告朋友沟通后，就向他的经纪人发了一封邮件：我是史蒂芬，是一名纪录片导演，想拍摄坂本龙一先生，他会感兴趣吗？发出后我并没有去想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实上，坂本先生已经看过我之前拍摄音乐人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英国著名音乐人，代表作Tears in Heaven，Wonderful Tonight等）的纪录片。所以两周后他回复说：没问题。我的生活就此改变。

▲ 纪录片 | Eric Clapton: Sessions for Robert J

五年后，就诞生了大家即将在院线看到的《终曲》，它记录了坂本先生创作出新专辑、新音乐的时刻。待会儿将放映的《异步》中，有很多音乐是坂本先生第一次公开演奏，它们都集结在他 2017 年的同名专辑中。所以我们最终决定拍两部影片，一部反映创作新作的过程，一部反映经历、观点，以及制作专辑《异步》的花絮。后者将在 12 月 16 日登陆全国艺联院线。

【左衡】：斯奇博先生还拍摄过埃里克·克莱普顿的纪录片，这对观众了解您创作十分有帮助。刚刚谈到，您写了一封信就请到坂本先生，中国的乐迷、影迷之前也都听过、看过很多报道说他是一个有个性、古灵精怪的人，所以，拍摄纪录片的交往过程中感觉如何？

【斯奇博】：和很多有天赋的艺术家一样，坂本先生很有个性，这点总结得很对。但也像那些伟大艺术家一样，他同时也很开放。交往、合作起来都非常容易。其实这都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不仅喜欢音乐，也喜欢电影、出演过电影。基于对电影的在行，他尽量给予我自由的拍摄空间，还鼓励我继续拍摄下去。拍摄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这一套走下来，很有成就感。

【左衡】：拍摄人物纪录片时往往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事先有拍摄计划，一种是记录即时发生的事情。那么当被拍摄者是坂本先生时——他的日常行为就带有行为艺术色彩并能让我们十分着迷——这两种情况在拍摄中是否都有涉及呢？

【斯奇博】：两种情况都发生过。我一直想拍摄坂本先生创造一个新的伟大作品的过程。今天来北京和大家分享这两部影片中即将放映的这部，算是坂本先生在和大家一起分享创作出的伟大作品，所以我拍摄的时候，的确是有目标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回答了您刚刚问到的一个问题。

至于和坂本先生合作是不是容易……事实上，我作为导演，制作好方案让坂本先生去执行时，往往他做的是相反的（笑）。一开始，我想与这个人合作可能比较困难吧，但后来意识到，这其中是有深刻哲理的。坂本先生有非常强的信念，认为要抓住一个自然的时刻。拿他的音乐创作来说，他觉得第一次展现出来的是最好的，如果演奏之前想得太多，音乐就会听着很假，所以要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作为一个导演，这也对我有所启发。

【左衡】：拍摄这两部音乐主题的电影中，您有没有和他谈过他参与电影的经验？特别是像参与《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这种。

【斯奇博】：讲过一点点。我想过和他讲电影，但坂本先生和我说他其实不是演员。趁他现在不在北京，我可以偷偷的告诉大家，站在导演的角度，我其实同意他的说法（笑）。坂本先生曾和我说，他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战场上的快乐圣诞》（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中的自己时候，感觉很对不住大岛渚（Nagisa Oshima）导演。而他所能弥补这位他非常尊敬的导演的唯一方式，就是去为这部影片做非常好的配乐。坂本先生既不在北京，我们也不在他常出没的纽约、东京，那我可以坦诚地说，他作为演员的演技我不太敢恭维，他（影片中）的化妆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他的音乐实在是太赞了！所以我更多是谈音乐，因为他也是更专注于音乐的创作。

【左衡】：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想给艺联的观众事先打一个预防针。因为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对他（参演电影）的影像好奇度会更高。但实际上坂本先生更愿意在您的影片中呈现音乐家的一面，所以我觉得欣赏这两部影片的听觉效果要比影片的电影技艺更重要。很高兴斯奇博先生能够这么坦诚……但他可能不知道坂本先生在中国其实是有微博的？他的言论可能会被坂本先生听到（笑）。

【斯奇博】：是的是的，他昨天（14日）刚开的微博。我应该提前想到这一点的（笑）。我昨晚才到的北京，所以现在还有一点儿没倒过来时差，否则也不会这么坦诚地评论他的演技。但是更严肃一点儿地说，坂本先生对音乐非常专注。他本身也想更多地参与到电影中来，对他而言，音乐就是很好的途径。大家可以通过影片《终曲》更好地看到他为电影配乐的心路历程。其实，他曾和大岛渚导演说过，如果你允许我为《战场上的快乐圣诞》配乐，那我可以出演其中的角色。《终曲》中没有提到的是，坂本龙一先生还很想和大卫·鲍伊（David Bowie）先生一起合作制作音乐。

▲ 片场照 | 战场上的快乐圣诞

【粉丝提问时间】

【Q1】：作为电影创作者，您拍摄纪录片时将自己的创作灵感加入影片的含量是多少。我的理解是，既然是纪录片，应该更专注于拍摄对象，我们既是旁观者，也在用客观的角度记录他。但作为艺术家，您肯定也想把自己的思考和一些艺术表达呈现其中。您是怎么平衡这两者的呢？

【斯奇博】：问题特别好，我个人觉得完全的客观很难达到。如果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方向，那就已经排除了其他方向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就已经在做选择了。所以，这过程是很主观的，导演无时无刻都在做诸如此类的选择。我个人认为在电影中不可能有完全客观、旁观者的视角，如果有人说他是完全以旁观者角度来拍摄的纪录片，我会保持怀疑。因为我自己也拍过，事实绝非如此。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就是在复制我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拍摄即感知。如果用烹饪来做比喻，我的主观性就像是一个很重要的调料，比如亚洲烹调里面的酱油。

【Q2】：坂本龙一先生对他的艺术理念非常有个人想法，音乐方面他可能也不会考虑其他人，而是着重表现自己的理念。那么影片《异步》中，您为了影像呈现，会不会对他的现场（舞台、乐器、装置摆放）等比较细微的方面提出建议？他是遵从您的建议，还是全部按照自己的想法？

【斯奇博】：其实没有给过建议。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当时用了八部摄影机拍摄。演出的过程当中，坂本先生会不停变换演奏乐器，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更好布置八部摄影机来拍他。而且演出开始之前，也只有20分钟用来布置好我们的设备，都得即兴发挥。拍摄本片时，我尽量去适应坂本先生，尊重他自己的创作过程和选择。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过去后直接拍，完全没有强调他要做什么，或者打算怎么拍。拍这部影片时就像在演杂技，所以能拍出成片那样的效果也很不容易。我觉得本片能反映出坂本先生的个人哲学，所以我并不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而是想通过影片反映出他是怎样一个人，他自己的思考过程是怎样的。

▲ 剧照 | 坂本龙一：异步

【左衡】：好奇问一句，您的那八部摄影机具体是什么设备呢？

【斯奇博】：我们是用了四部 NHK 提供 4K 的摄影机，用了索尼 F5（可能是PMW-F5）。坂本先生希望整个现场的氛围比较昏暗，所以我也告诉摄制组尽量不要去影响现场，选择比较高效且尺寸小一些的镜头。但是，没人听我的（笑）。我的摄影人员和我说，我们找到了非常好的、法国品牌爱展能（Angénieux）的镜头。镜头非常漂亮，也非常高效，但是体型跟大炮一样。镜头聚焦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当时只剩 15 分钟左右的时间，把这些非常笨重的设备布置好。拍出来的效果真的很美。虽然这部影片主要关于音乐，但是我也要再次感谢我的摄影团队。总之，我们有如上所说的 F5、法国镜头等共计六部，另外还有两部更小一些的镜头。

【Q3】：《终曲》的宣传语是“曲未终，人未散”，那以后您还会和坂本先生继续合作吗？还会有后续的关于他的纪录片出现吗？了解到您之前是电影《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的制片人之一，是更喜欢做制片人还是导演？以及能否分享一下未来的规划？

【斯奇博】：我非常喜欢和坂本先生一起工作，但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继续合作的计划。对于我自己的职业规划，能作为一个制片人我非常的骄傲。如何规划一部电影，对结果是有很大影响的。我有时候会考虑一些电影背后政治的影响。以及拍一部电影时，很多时候并不能在市场和艺术性之间做平衡。很感谢坂本先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够作为导演自在地拍摄他。我不是很喜欢谈商业上的事情，或者和很多人打交道，但是非常喜欢通过大银幕与大家做分享，所以我希望能够变得越来越有创造性。我现在手头有个计划，是和日本的另一位艺术家合作，这位艺术家为很多游戏谱过曲，打算为孩子们出一套童书，是关于幻想未来的。所以我接下来做的事情将会是很不同的一类工作。 文字整理：Heavenattack【坂本龙一资讯CN】

首发于微博：//m.weibo.cn/status/IlN5fxSYq?jumpfrom=weibocom 视频来源：//m.bilibili.com/video/av79442600

2011 年 3 月 11 日 14 时 46 分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了 9.0 级的大型地震，这场地震引发了高达到 40 米水墙的海啸，并直接导致了福岛核电站出现了严重的核泄露。

这次三重灾难一共造成了 18,446 人死亡或失踪。此外还有 3,500 人灾后因伤病或自杀而死亡。311大地震对日本社会造成了重大的伤害，6 年后受灾地区的房屋虽然重建，但依旧有超过一半的人拒绝返回家园，上千人因为这次冲击患上精神疾病或自杀。

工作人员形容当时在学校楼顶看到的海啸“就像是一堵黑色的墙”

2012 年，坂本龙一出现在了日本东北部宫城县的一所农业高等学校中，他此行并不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去见一架被海水浸泡过的破旧钢琴。

我很好奇，在海啸中被海水浸泡过的钢琴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坂本龙一用手比着钢琴上的吃水线，身后是曾被海水浸泡的白色幕布

钢琴一旁是有海水浸泡痕迹的白色幕布，白色幕布上有明显的痕迹，表明海水曾经淹没过这里，而钢琴上漆皮胀裂的痕迹，则表明这架钢琴一度在海水中漂浮浸泡，除了断掉几根琴弦以外，几乎完好无损地幸存了下来。

坂本龙一用这架钢琴的音色采样，完成了之后专辑《async》的部分单曲制作。

例如单曲《garden》

《坂本龙一：终曲》拍摄始于 2012 年的夏天，恰逢福岛核电站重启引发了巨大的民间抗议活动，导演Stephen Schible 最初想要拍摄的是坂本龙一参与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活动以及坂本龙一创作音乐作品的状态，但没想到自此开始发生了更多意料之外的故事。

坂本龙一在核电站重启后的首相府邸前发表简短的抗议演讲

在陆前高田市立第一中学的前避难所中，人们围坐在地上，屋内唯一的照明除了出入口的灯光，就只有围住的一台钢琴的几个光柱。人们在等待前来灾区慰问的坂本龙一，从90年代越来越关注日本社会的教授，总会在类似的场合出现。

坂本龙一与观众们打了招呼，请大家“请尽量以最舒服的状态享受音乐”，然后开始与小型弦乐队合奏经典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此时的这首歌像是在歌颂树林和阳光，又像是坚实的精神避难所。

不幸的是，在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拍摄开始的第三个月，摄制团队和坂本龙一同时得知了他罹患喉癌的消息，当时导演考虑到坂本龙一的恢复疗程，拍摄工作曾一度停摆。

但坂本反而鼓励导演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继续进行纪录片的工作，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癌症在拍摄期间被发现本身对于纪录片的拍摄来讲是一个不可错过重要的戏剧性转折——即使对于自己有些残忍。

看到自己儿子在偷拍自己的时候教授羞涩的说“好难为情啊”

坂本龙一的儿子作为一名独立的电影制作人也参与到了拍摄中，很多家中的镜头都来自坂本的儿子。所以在坂本龙一家中的很多拍摄过程其实不仅仅是摄像师与拍摄对象的关系，还有父亲与儿子的家庭互动，亲情的温度和情绪的自然流露，使得这些片段有了超越纪录片本身的深切含义。

对于罹患癌症的坂本龙一来说，那架被海水浸泡过的钢琴，“像一具死尸”，这是在三重灾难数万人遇难的社会氛围下，一架幸存下来的钢琴给坂本龙一留下的第一印象。但他此时并不忌讳谈生死，也曾乐观的说，这架钢琴发出的声响是来自大自然的调音结果。

这部影片不仅仅记录了坂本龙一有关社会活动、配乐工作和治疗过程的片段，还记录了他在创作和独处过程中深邃而沉静的思考，以及原始的自然音色采样方式，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细节，看过纪录片的观众们却都会不约而同地感叹“这就是坂本龙一”。

PS.坂本龙一的一段过往

说到社会运动，坂本龙一在学生时代其实就十分热衷，他曾在读大学时前往武满彻（日本著名作曲家，配乐代表作品有黑泽明的《乱》）的表演现场发放反武满彻的小册子，后来与武满彻深谈之后却成为忘年之交，并于 96 年武满彻过世后，在专辑《BTTB》中以一曲《Opus》纪念这位至交。

武满彻作品

原文（附带配曲）发布于QQ音乐专栏：//y.qq.com/portal/headline/detail.html?zid=114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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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寫得不好，也不懂怎樣寫評論。看罷電影，純粹想嘗試寫一點東西。寫得不好請見諒。

音樂符號 - Coda

本電影以「Coda」為名，證明導演有意強調「Coda」在電影中的重要性。那麼，我們可以嘗試從Coda的音樂性質作起點，分析這電影的內容。

根據牛津字典，Coda的意思是：

The concluding passage of a piece or movement, typically forming an addition to the basic structure.

根據維基百科，Coda的意思是：

Coda (It.) (1) The tail of a note. (2) The bars occasionally added to a contrapuntal movement after the close or finish of the canto fermo. (3) The few chords or bars attached to an infinite canon in order to render it finite; or a few chords not in a canon, added to a finite canon for the sake of obtaining a more harmonious conclusion. (4) That closing adjunct of any movement, or piece, specially intended to enforce a feeling of completeness and finality。

簡而言之，Coda的意思是樂章終結前，最後的音節。額外添加的這個音節，為整首音樂締造一個更和諧的總結。

藝術創作的Coda

當藝術家的路快將終結，板本龍一希望譜出的是「永遠」。電影中其中一幕，是他坐在鋼琴前徐徐道出，自己一直主要演奏的是鋼琴，卻覺得它的音樂很短暫。他彈了一個音鍵，音樂只持續一小段時間，很快就會被周遭的環境雜音淹沒。他再說，他在尋找的是一種音樂持續得久一點的樂器，如果換上文學比喻，也就是說他在尋找一種「永遠」。

藝術家的本質是純粹的。他們純粹地喜歡音樂、他們純粹地追求音樂、他們純粹地探索音樂。板本龍一在電影中對音樂的真摯，徹底地表現了這種純粹。他為了追求最清澈的聲音，他遠赴北極錄音；他為了探索下雨的聲音，他頭戴水桶，站在雨中細聽。如果板本龍一的一生是一首樂章，音樂就是它的基調。生命的終結，代表他要離開他最愛的音樂。因此，他希望這樂章的Coda可以停留更久，也許是永遠。板本龍一近年診斷出有喉癌，停工了一年後，他就替Revenant (2005)配樂，2017年亦有出版音樂專輯。電影中的他亦說了，這階段他唯一希望的就是把可以更多的創作，留於世上。

社會參與的Coda

板本龍一面對人類文明的破壞，他以反抗作為自己生命的終章。板本龍一在電影中曾說，他認為核電發展，最終會令人類摧毀自己。他亦提及70年代日本飛快的發展，令他反思發展對社會的剝削和負面影響，雖則不是叫大眾不要發展，回歸大自然，但他確實因此開始在90年代的音樂中，加入更多的社會元素。他解釋這是藝術家，無可避免的敏感，所促使的結果。然後畫面一轉，就是美國九一一事件。板本龍一那早上步出家中，立刻看到滿佈煙霧的世界貿易中心雙塔。他拍下了那情境，其中一張相片顯示出鳥兒在煙霧前方飛過。板本龍一覺得這情境很震撼，他不停猜想鳥兒飛過是因為受了驚，還是他們根本不知道出了狀況。他出發北極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北極是最能呈現全球暖化的地方。而影片的開端，亦是貫穿了整套電影的線索，就是一部經歷過海嘯的鋼琴。他評論這走音鋼琴，說這所謂的走音，只不過是鋼琴回歸自然的狀態，走音只是人類下的定義，他卻覺得那走音鋼琴音色很美。此外，海嘯的破壞，不單單是摧毀了房屋和樹木，更嚴重的是引發了核電洩漏。可見在板本龍一的心中，社會發展不停與自然生態碰撞，而這些年來所發生的災難也是文明步向終章的預兆。板本龍一這幾年站了出來，表達反對核電的立場。也許，他也不知道社會未來的發展會怎樣，但他自覺生命的最後這樂章，需要為社會出一分力，走出音樂家的框架，站在人群面前，反抗人類自我吞噬的行為。

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坂本龙一前往受灾地区，听闻有一架钢琴从海啸中死里逃生。当地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钢琴浮到了海水上方，退潮后，居然神奇地完整保留下来。

坂本龙一走上前，指尖触碰琴键发出沉闷潮湿的声响，他说，那一刻“犹如在钢琴的遗体上弹奏”。

日本“新音乐教父”坂本龙一在音乐路上走了四十多年，电影制作人Stephen Nomura Schible经过五年酝酿，终于完成纪录片《坂本龙一：CODA》，最近影片则在港上映。开头描绘的一幕，正是这部纪录片的开场故事。

多年来，坂本龙一始终积极参与环保、和平活动，关注社会事务。“311”福岛核灾令日本损失惨重，其后政府决定重启核电站，东京民众集会抗议，坂本龙一也亲临支持。他在简陋的小房间里，重新弹起1983年为大岛渚电影《俘虏》所作的主题配乐，此情此景下，这首曲子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即使身为音乐大师，坂本龙一对“人类制造的音乐”，也有过怀疑。他说钢琴的“走音”，其实是来自自然的树木试图回到原始状态的结果，所谓“正确的音”，只存在于人类概念里。而“911”事件时身处纽约的经历，让他发现，在面对巨大的灾难和冲击时，过往如影随形的音乐在城中消失了一周的时间，竟然都无人觉察。他猜测：或许在非和平的状态下，人类会自然地抗拒音乐。

相比而言，自然的声音淳朴而透彻，坂本龙一也孜孜不倦记录着这些转瞬即逝的声响。下着大雨的天气，他把巨大的玻璃罐放在雨中，试图录下雨点敲击玻璃的噼啪声。过一阵子后他拿回罐子检测成果：“罐子太厚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找出一个薄薄的铁桶，这次索性将桶顶在自己的头上就走进了雨里。

他曾受邀前往北极，但去看的却不是当地的动物，而是冰融化成水的状态。坂本龙一甚至玩起了“钓鱼”：“我在钓声音”。那一瞬间，这位音乐人的眼里是有光的。

近年对自然声音的执念，还与他2014年被医师诊断为咽喉癌有关。低烧、吞咽困难，这些都在影响坂本龙一的工作状态。于是二十多岁入行就从没停下来的坂本龙一，第一次获得了休息的机会。但他想得透彻：希望随时走都不感到遗憾。那些之前没有采集到的声音，过往没有尝试过的事，没有合作过的人，都希望有机会实现。他在病重状况下坚持每日工作八小时，完成《神鬼猎人》的配乐，便是因为“欣赏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的作品”。

影片中还包括坂本龙一事业中的众多“大事纪”，如他1983年在《俘虏》中的出演及小试牛刀，《末代皇帝》从负责溥仪登基一幕的音乐到全面操刀，在《The Sheltering Sky》中用30分钟重写配乐的趣事，甚至还有他在合成器摇滚乐队“黄色魔术交响乐团（YMO）”中任乐手的片段，他在当中，认真演示了何谓“人手弹奏怎样都快不过电脑”。

从对各式物品敲敲打打，开始编排，到这些声音片段成为作品里的功臣，坂本龙一的生活片段和这些作品在电影中以一种看似松散实则紧密的方式，行云流水地穿插在一起。纪录片名中的“CODA”意为“乐曲尾声的终曲”，亦是坂本龙一在1983年出版的精选专辑名。而坂本在片中为其赋予新的含义：“一曲的终结，代表新乐曲的开始”。

“要多动动手指（弹琴）才行啊”，影片的结尾，今年66岁的坂本笑着说。而属于他的新乐曲，还有时间慢慢完成。

原文刊于橙新闻：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8/05/02/0100883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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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本龙一：终曲》正在中国上映，

导演史蒂芬从2012年到2017年，

5年跟拍制作，

完成这部关于坂本龙一的纪录片。

1989年 摄影：Albert Watson

豆瓣上3万5千人看过，打出8.8的高分。

坂本龙一，被大家昵称“教授”，

世界级音乐家、电影配乐大师，

是亚洲年轻人的共同偶像。

坂本年轻时组乐队YMO，在欧美和日本走红，

对后世的电子乐、hip-hop有开创性影响，

35岁因《末代皇帝》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

38岁定居纽约后，

常以环保、反战为题材进行创作。

粉丝对他的喜爱，早就不限音乐，

而是把他当做一种文化ICON、

一个精神领袖，去崇敬。

一条专访斯蒂芬导演

再过一周，就是坂本龙一的68岁生日。

我们在《坂本龙一：终曲》上映之际，

专访了来到北京的史蒂芬导演，

“我希望这部电影，能让大家感受到

坂本龙一是如何听到这个世界的。”

编辑 倪蒹葭

音乐家坂本龙一：亚洲年轻人的偶像

2017年9月，威尼斯电影节，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世界首映，现场观众起立鼓掌，长时间不息。

前排的坂本龙一有些害羞，他略有尴尬地对身边的纪录片导演说：斯蒂芬，我们离开这里吧。

《坂本龙一：终曲》记录了这位音乐家，在日本福岛核泄露、及亲历咽喉癌之后，如何用艺术回应灾难，重新开始创作音乐。

2019年12月，电影终于在中国上映。乐迷、影迷等各路粉丝，纷纷前往膜拜。

坂本龙一在格陵兰岛，为当地自然声着迷

《坂本龙一：终曲》截图《终曲》

从2012年开拍，2017年完成。

起初，导演史蒂芬想要拍摄一部演奏会电影，然而在2014年，坂本龙一被诊断出了癌症，纪录片的方向也随之改为传记纪录片，我们也得以了解坂本龙一不为人知的人生经历。

YMO成军时期

古典乐出身，却成为日本当代音乐的革新者

坂本龙一1952年出生在东京，3岁开始学钢琴，年少时觉得自己是德彪西转世。

但坂本龙一从未刻意要成为音乐人，因为不想被任何固定职业限制，他在填写志愿的时候写了“没有志愿”，直到细野晴臣推了他一把。

1978年，细野晴臣邀请坂本龙一和高桥幸宏，一起组个乐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坂本当时刚从东京艺术大学作曲系研究生毕业，高桥幸宏打趣他，在搞音乐的人中算学历高的了，问他以后会不会成为教授。“教授”的昵称由此而来。

YMO乐队，左起：细野晴臣、坂本龙一、高桥幸宏

YMO专辑封面

坂本龙一惊讶于细野和高桥没受过正统音乐教育，却掌握了音乐的核心。与受系统古典音乐训练、热爱实验性现代音乐的坂本不同，细野和高桥的音乐源头中有爵士乐和流行音乐的元素。

YMO的音乐在欧美走红之后，开始在日本被接纳，80年代初的东京街头，随处可以听见YMO乐队前卫、高科技感的电子音乐。对后世的电子乐、hip-hop有开创性影响。

坂本说，“加入YMO之前，我不过是半瓶醋，在乐队中经历了争执和纠葛后，才一点一点成长。”

1983年，YMO在巅峰时解散，成为传奇；坂本龙一单飞，也开始在电影配乐领域大放异彩。

《战场上的快乐圣诞》

电影配乐大师

1982年，电影导演大岛渚邀请坂本龙一主演《战场上的快乐圣诞》，饰演一名日本军官。

坂本是大岛渚的影迷，看过他几乎所有电影，但傲娇的年轻人附加了一个要求：那请把配乐也交给我来做吧。大岛渚说好。

当时日本电影通常是在上映前一周匆忙配上音乐，但是坂本向大岛渚要求了3个月时间，大岛渚再次同意，而且没有任何指示，给他100%创作自由。结果，主题曲《圣诞快乐，劳伦斯》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电影本身。

《战场上的快乐圣诞》

关于这首神曲的创作，坂本龙一本人是这样阐述的：“因为是圣诞，所以想用铃声。而电影故事发生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不能用欧洲的铃声，所以想到用巴厘岛甘美兰的声音。”

由此，坂本龙一开始了和多位国际名导合作电影配乐的生涯。

《末代皇帝》剧照

坂本龙一和陈冲，拍摄《末代皇帝》时

1986年，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在北京紫禁城开拍，邀请坂本龙一饰演日本军官甘粕正彦。拍摄结束后，他被紧急任命为影片作曲。

2个星期后，坂本交出了44首曲子。

皇妃文绣在雨中离开了溥仪的家，扔下雨伞出走，他为文绣写了一首《Rain》。第一次给意大利的工作人员听的时候，所有人互相拥抱，喊着，“bellissimo（太美了）、bellissimo（太美了）。

《末代皇帝》还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原创配乐

其实坂本没有学习过中国音乐，他接到任务马上买来20多张中国音乐精选集，花了一天时间全部听完，2周赶出44首，完工之后就累得住院。

他说做电影配乐，是因为这些电影创作者吸引着他，“我好像继承了父亲的性格，很容易被人或事吸引，而且入迷。”

坂本龙一在纽约的私人工作室

2014年，在自己癌症治疗的关键时期，坂本不顾家人反对，接受了电影《荒野猎人》的配乐邀请，因为没有办法对亚利桑德罗导演说不。

2017年，台湾导演蔡明亮把新片《你的脸》寄给他请他看看，他便回信说想要做这部电影的配乐。一个月后，坂本龙一把音乐发给了蔡明亮，附了一封短讯：您想用多少，用在哪里，都可以。

音乐放进电影中，非常贴合，后来获得台北电影节最佳原创配乐。

“万物皆音乐”

纪录片《终曲》中，坂本龙一随时随地都在收集、记录声音：

穿着蓝T的坂本龙一，头上套着个蓝色塑料桶，站在雨中感受雨滴敲击的声音。

潜入森林，收集踩在枯叶上的脚步声。

去非洲记录原始部落的歌声，在肯尼亚的湖泊上采集自然声。

少年时代，受到约翰·凯奇（John Cage）等现代音乐家影响，坂本龙一认为万物皆是音乐。80年代的巴厘岛旅行，他看到当地人在鸽子脚上系上鸽哨，放飞的时候，鸽哨发出忽远忽近的声响，和悠悠的风声、森林的声音混在一起，他念念难忘。

所以担任2014年札幌艺术节总监时，他设计的开幕式并不奏乐，而是让一群系上鸽哨的鸽子飞翔。

坂本龙一录屋顶上的雨声坂本龙一感兴趣的不仅是音乐本身，还有整个环境的声音景观。

“每次下雨的时候，我都打开窗户，然后把录音器放出去。”他会在任何地方敲打看到的东西，了解它们的声音。在巴塞罗那，一辆巡逻车响着汽笛驶过，他赶紧掏出手机录音，为没有错过这个声音开心。

2011年日本海啸和福岛核泄漏后，坂本龙一发现了一架被海啸吞噬过的钢琴，钢琴完全走音了，他却被这个声音迷住了，“海浪一瞬间涌上来，让钢琴回复到自然状态，经过自然调音的钢琴声，我觉得特别美。”

他把这架钢琴的声音，放进了新专辑《异步》中。

《坂本龙一：终曲》截图纪录片

《终曲》的拍摄过程，刚好也是坂本龙一新专辑《异步》的创作阶段。他十分喜欢这张专辑，甚至有把它藏起来、不给别人听的想法。

这张专辑里的音乐与以往十分不同：

几乎没有旋律，而是由踩在落叶上的脚步声、被海啸损坏的钢琴发出的声音、测量核污染仪器的哀嚎声、日本传统的三味线等等声音，奇妙地组合着。

这是福岛事故和经历癌症之后，更加感受生命脆弱的坂本龙一，最想要做的音乐。

2017年NHK专访坂本龙一

2017年《异步》发行之时，他在NHK电视台被访问道，想以怎样的方式燃烧至尽，坂本想了一会回答，“确实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不对自己说谎，想做真实的音乐，真实地活下去，还有不忘记看每天的月亮。”

虽然早在80年代就成为欧美和日本的音乐偶像，但坂本龙一从未停止对音乐边界的探索。在现代音乐、古典乐、流行乐、电子乐、民族乐等等之间来回跳跃，也在地球的各个地方，北极、非洲、南洋小岛汲取声音灵感，越来越不受到限制。

用音乐介入现实

“总觉得无论我们说什么，上头的人都听不见。最终又回归沉默，日本人已经沉默四十多年了。”

纪录片《终曲》中，坂本龙一参加了反对重启核电站的大型集会，他说：“不管是核电站事故，还是灾后日本的政治状况、社会情况，全都每况愈下……如果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会感到非常压抑。我做不到视而不见。”

一直以来，坂本龙一有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是积极的社会活动推动者。

大学时的坂本龙一

坂本龙一的父亲是出版社编辑，母亲是帽子设计师。70年代，左翼思潮在日本非常流行。出身有闲阶级的坂本龙一，从高中就是一枚左翼热血青年，积极参加左翼运动。

“仿效中国的精神，我们也要用音乐为工农服务！”“一起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反对学校统一的制服，统一的考试制度，在他们高中的罢课运动中，校服、校帽和考试，真的因此被取消了。

虽然坂本龙一最后还是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但他认为自己带着“瓦解大学制度”的想法进入了东京艺术大学。

高中时的坂本龙一

1969年，在新宿高中校舍前发表激情演说

在自传《音乐即自由》中，坂本龙一回忆当年积极参加运动的自己，“当时有个传言，在被封锁的新宿高中校园里，坂本带着安全帽在弹奏德彪西的乐曲。不过我已经不记得这些事了，如果我真的做过，毫无疑问就是想出风头。”

如果说少年时代的积极运动，带着“中二”气息，38岁搬到纽约居住之后，他越来越深刻感受到存在于世界上的断层。

摄于南青山的个人录音室

1997年，写下《Discord》（意为不调和、争端）这首曲子是因为，他看到电视正在报道卢旺达内战难民的新闻，当天夜里，梦到自己想要写一首关于这起事件的管弦乐曲，于是立刻起身，冲到位于地下室的工作室内，赶紧动笔写下了。

“当时我有一种无法沉默下去的心情。对我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转机。”

《LIFE》中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头像

1999年，世纪之交，坂本龙一写了一出歌剧《LIFE》（生活），蕴藏了许多与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相关的信息，比如核武器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头像投影在巨大屏幕上。坂本期待经过20世纪的战争和灾难，数以亿计的人因此死去，到了新世纪，人类也会变得更明智一些。

坂本龙一拍摄于911事件

可是21世纪的头一年，他在纽约亲历911事件，生活陷入恐慌之中。很多人担心恐怖分子会用核武器发动第二波攻击，为此坂本龙一买了一辆越野车，里面储备了一个月的水和粮食，打算随时逃难，还买了很多防毒面具，分送别人，也送了前妻一个。

12月，他和村上龙等好友一起出版了一本评论集《反战》。

《Chasm》专辑封面

21世纪，他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是《Chasm》（意为裂痕、断层），专辑发行于2004年，这前一年美军进攻伊拉克。专辑充满着被愤怒驱使的心情，比如第一首歌就是说唱，由韩国说唱歌手MC Sniper联合演绎，歌词写着“搬运因为饥饿呻吟的老人，被恐怖中的不安和危险拽着的你和我……”

“虽然一般大众走上了全球各地的街头，质疑美军进攻的动机并不单纯，但那些媒体或专业人士，却对此一声不吭。我真的看不下去，每天都很痛心，想着这是开什么玩笑。”

2008年格陵兰岛之旅

坂本龙一把录音机放进冰川，“我在把声音钓上来”

坂本龙一对人为灾难和环境问题的思考，在2008年的格陵兰之旅中，得到了某种解答。

当时是一个艺术项目，邀请艺术家去格陵兰岛，直观地看全球暖化的后果。见到数量惊人的海水和冰山，坂本内心受到很大冲击。

“当人类加诸大自然的负担一超出大自然容许的范围，受害的是人类，大自然不会感到任何困扰。生活在冰山和海水的世界的那期间，我不断感到人类是多么微不足道。”

格陵兰之旅也深刻改变了他正在创作的专辑《Out of Noise》（2009），使用了北极冰雪融化声、流水声，他让这些原始声音直接排列，崭新的音乐也逐渐成形。

坂本龙一和东北青少年管弦乐团

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以及核泄漏事件，对坂本龙一影响深远，他招募受灾地区的孩子，组建了一支东北青少年管弦乐团，亲自教授，把他们带进音乐世界。

直到2019年的采访中，他仍然说“事件带给我的震动至今还在。那种震动究竟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做？我还没能找到答案，它们也影响着我的创作”。

《坂本龙一：终曲》也记录了他寻找答案的过程。

以下是纪录片导演史蒂芬的自述。

《坂本龙一：终曲》是如何创作的

自述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

福岛核泄露事故后，

我见到了不一样的坂本龙一

1990年前后，我和坂本龙一，几乎在同一时间从东京搬到了纽约。

我是1970年出生在东京，妈妈是日本人，爸爸是美国人。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整个东京，我感觉YMO的音乐无处不在。我一直是坂本龙一的粉丝。

2011年，日本东太平洋发生9级地震，继而发生海啸，福岛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在役核电站。家乡的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2年5月，我在纽约的一次有关福岛核灾难的活动中见到了坂本龙一，当时是一位京都大学的核物理学家，来做核污染的演讲。眼前的坂本龙一，和我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了 。

YMO时期，坂本龙一做出机械感的电子音乐在我的印象中，他是YMO乐队最英俊的成员。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科技迅速发展，从战后阴影中走出来，大家对未来有一种梦幻的向往，YMO的音乐带着时髦的机械感，他就像一个时代典型，代表着科技能带来的希望和幸福。

而眼前的坂本龙一，年纪大了，他显得有些懊悔，意识到技术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

坂本龙一在反对重启核电站的活动现场

在这个活动上，我第一次知道坂本龙一对环境问题、核问题有自己的立场。我也得知他计划于2012年7月在东京举办一场名为“无核”的音乐节。

日本主流媒体对于他反对核污染的立场感到不安，因为他太有名了。这些媒体不跟进报道、保持沉默，而我是一个住在纽约的独立电影制作人，我觉得我应该去记录它。

我真的不知道坂本龙一为什么会答应。他后来告诉我，看过我的另一部音乐纪录片，关于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他很喜欢。

而且我猜测他的确希望有人能在福岛核事故之后，帮他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许他认为我能以国际化的视角去讲述。

坂本龙一为灾区人们演奏

灾难之后，我们能做些什么 面对灾难，我们无能为力，只能试着找出自己能做什么。坂本龙一成为了一个积极活动的音乐家，而我为他拍了一部纪录片。

在岩手县一个叫陆前高田的小镇，很多人在海啸中丧生，是一个重灾区。2012年12月，坂本龙一去那里为当地人表演。

地震发生在2011年3月，此时是在一年零9个月后，很多人还处于创伤中，有些人告诉我们，在坂本龙一演出的时候，他们终于可以真正入睡了。

当时那个情境很打动教授，但是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为了使人们从音乐中感到放松，演奏者不能够太情绪化。福岛核事故之后，我们已知的世界似乎要走到尽头，好像进入了一个时代尾声。

我想展现坂本龙一是如何用艺术回应灾难。

这部电影的第一个场景，是坂本龙一在弹奏一架被海啸损坏的钢琴，他觉得走音的钢琴声很美。

这个场景基本囊括了所有这部电影在探索的主题：关于一个人克服困难、并开始创造新的美妙音乐的故事；他最终拥抱了生活，但同时，他对世界上所有正在分崩离析的事物有着非常敏锐的意识。

患癌症后，他鼓励我继续拍下去 拍摄期间，2014年，他患上癌症。

得知他的病情后不久，他允许我去采访他。我不忍心继续打扰，但他说你应该拍下来。这是整个拍摄中最痛苦的部分。我采访了他很多内容，因为癌在他的咽喉，我们担心他以后不能说话。

当时坂本龙一先生和他家人，不希望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来他们家拍摄。

当时他的儿子刚刚大学毕业，是个很有天赋的电影制作人，我一个人在他们家拍摄时，他就帮我打灯、收音。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直接自己拍呢？

我很快就发现，他拍的镜头非常好，有一种非常温柔的关系在里面。后来他一听见父亲弹琴的声音，就像消防员一样，拿着相机冲过去拍。家里面的很多镜头是坂本先生的儿子拍的。后来坂本先生的身体恢复了一些，我会带一个小小的团队来，他的儿子也会成为团队一员。

坂本龙一纽约家附近的街区

我曾经尝试导演坂本龙一，但是从来行不通。他太聪明了，一意识到我在做些安排，他就会毁了它。他相信自然流露是最好的，你就是在诚实地表达。

也的确如此，我之前一直想以新的音乐的诞生作为电影的尾声，事情就自然发生了。

那天我们已经完成拍摄，只想从坂本龙一身后补拍一个在弹琴的镜头，他说，那我就随便弹了。他开始弹《Solari》，这是他写的一首新歌，他第一次在别人面前演奏这首曲子。

那其实是我等待了5年的时刻。

拍摄过程中，有很多回忆，最美好的就是和坂本龙一待在一个小房间，他在一架钢琴前作曲。

那整个夏天他都投入在《异步》这张新专辑的创作中。我们每个周末去拜访他，会谈论他的想法、他的生活，最妙的是，有时他有了灵感就会突然开始弹奏。

音乐太美了，而且他就坐在那儿。

“我想让观众感受

坂本龙一是如何听到这个世界”

我们都叫坂本龙一“教授”，我想把他的理念，也融入到纪录片的制作中。

坂本龙一是一个极简主义者，他总是说少即是多。所以电影中有很多沉默的时刻，有时沉默是最有力的。

《东京旋律》中坂本龙一弹奏《圣诞快乐劳伦斯》

这部电影有许多片段，在过去和现在来回穿梭，剪辑上还会从世界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这是坂本龙一的思想特点之一。

电影中我穿插使用了一些1985年，法国摄影师Elizabeth拍摄的坂本龙一纪录片《东京旋律》，那就像一个时间胶囊，当时他弹奏《圣诞快乐劳伦斯》的速度更快，钢琴音调也调得更高，他说话也更快。当时和现在的对比很有趣，也很美。

1987年，坂本龙一就出过一张专辑《Neo Geo》（新地理），其中有巴厘岛的音乐，有日本冲绳的，也有来源于非洲的音乐，对他来说，这是一整个平坦的世界。电影中也是如此，上一刻在非洲，下一个场景就到了格陵兰岛。

坂本龙一在福岛核事故后的灾区，电影中此处可听见测量放射污染仪器的鸣叫

我把电影的整体节奏放慢，让声音能够停留，被感觉到。这种方式也跟我和坂本龙一一起去福岛核污染区的经验有关。

那儿实际上非常平静，有鸟类，但没有人烟，我感到最恐怖的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危险。人的五感是没法感知到核污染的，只能通过科技的东西探测，无色无味，我们人类制造出来了一种危险，我们自己无法感知。

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观众感受到坂本龙一是如何听到这个世界的。

坂本龙一在新专辑《异步》的演奏会上

龙一相信所有的声音都是音乐性的——即使是环境声。他收录各种声音，把它们带入专辑。比如，把麦克风挂在家里的墙上，让他的房子变成像一件乐器。这个理念启发了他最新的作品，以及我们的剪辑方式。

破碎的钢琴声、测定放射能量仪器的哀嚎声、北极冰层融化的声音，以及坂本龙一弹奏美妙的旋律——所有这些，像乐句一样被组合。我们根据声音来剪辑电影，希望它就像一首很长的乐曲。

电影的结尾，他创作出了美妙的新音乐，然后又回到生活中，天气很冷，他说要动动手指，保持温暖，继续创作。

部分图片来源：《音乐即自由》，感谢楚尘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