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影像书 JLG 戈达尔
采访人 Fréderic Papon,Nicole Brenez(戈达尔合作者, “影像书” 的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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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若松 这次在Cannes看了3次 影像书,一次在Lumière, 一次在 André Bazin,一次在Olympia。有个感觉,几个厅里头听到的声音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在Lumière厅里头,左边和右边的声音也不同,每个扩音器的声音也不同,这一次感觉声音跟以前有不太一样。影片比之前的片子都要长,多了10多分钟的介绍,还挺惊讶的,感觉对观众还比较友好。
FP 声音是个问题,我有个很不理解的问题,我们是在电影资料馆组织的放映看的,因为影片里头有的地方有字幕,但没有声音,不知道是不是电影院的声音系统跟影片不匹配还是怎么样。你看的时候有这个问题么?
黄 我看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地方,英语字幕跟声音不匹配,最开始的时候前面讲述一个手指的属性,包括五个感觉,都没有英语字幕,中间有个地方没有声音,但是有字幕。
NB 这次是他新尝试的一个东西,这个片子的字幕是JLG自己做的,所以字幕其实是电影的一部分,跟影片是个整体的,所以有的地方不是完全对应。所以要是要影片的国际版的话,他自己已经有字幕,比如在中国放映,按照这个英语字幕翻译成中文就好了。
黄 所以声音的问题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我感觉每个厅听到的声音完全不同。
NB 你知道,JLG这次的影片其实要配合一个DJ放映, 按照他的想法,每次放映这个影片都应该现场有个混音师,现场来混音,按照现场的条件和气氛来。就是这次他把整个电影作为一个整体了。
黄 那这个跟做音乐一样啊,我以前去听 Pierre Henry 的音乐会,在他家里头一间房子里,有很多个不同的放音器,每个观众做的位置完全不同,听到的声音也不同,他把这叫做 电声音乐,具体音乐(Musique Concrète)。。。所以这个影片不能在一般电影院放映?
FP 我们开始跟JLG提议,能不能在(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大厅,弄一个空间,长期播放这个影片,但是他不想。
黄 他肯定不会把自己影片被当成当代艺术放进博物馆。
FP 所以这个片子只能在一些活动上做点播放(événementiels),因为他也不想这个片子在电影院上映,这个片子可以说一定不会在院线上映的。
黄 为什么不想在电影院上映呢?是因为他受不了现在宣传发行来控制制作的情况么?反正他这个片子没有演员,没有明星了,没有跟任何现在电影类似的地方。因为剪辑在拍摄之前了。
FP 不知道具体他怎么想的。这个倒是,找资料的工作很大,这个片子的资料量真是很惊人。
黄 其实我也想知道,里头的那些镜头都怎么找出来的,太惊人了。主要是Nicoles B和 Bernard E 是吧?最后一个镜头,康康舞那个,真的是很悲哀吧,基本就是一个自我的一生评价,非常嘲讽,但是感觉他这次态度真的是温和了很多啊。
FP 不像 社会主义影片 的开头一上来就打观众脸。什么都看不懂。
NB 最后这个镜头他也是犹豫了很久时间,我看剪辑的时候,这个地方换来换去弄了5个月,最后才确定了这个镜头。
黄 真的是很悲哀也讽刺。他犹豫什么?
FP 你看了他在嘎纳的新闻发布会?用facetime做的。
黄 看了,非常恶意。
FP 真的是玩了 ( Thierry Frémaux)弗茂 一把。我是想看到从JLG手机那边看现场是什么样子,按他的性格,他肯定用手机录下来了。
黄 他真的是很清楚怎么样去制造不舒适感,怎么样去破坏规则。弗茂站在旁边一脸尴尬,还要保持笑脸。
FP 你看整个新闻发布会会场都需要因为一个iphone重新组织空间和秩序,大家都不知道要站在哪里。整个现场非常无序,这个点子真是很好。
黄 在Lumière 厅看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我一直不明白,他电影开场时候的千赫信号(1000 Hz)是干嘛。直到这次在嘎纳主厅看这个。才知道,原来大家在影片前,嘎纳台阶的logo过后要集体鼓掌,欢迎影片。随后,影片开始,就听到戈达尔跟大厅里头的观众打招呼,“叮。。。。。。” 非常讽刺。典型的戈达尔欢迎方式。真的,我是这次在嘎纳才感受到这种的影片跟观众的恶意互动。
FP 是的吧,你运气好,在嘎纳看了。
黄 问题是这片子放主竞赛怎么给奖呢?在嘎纳看片有个强烈的感觉,我看了30多部,就感觉有戈达尔的片子和其他人的片子,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其他人的片子都是拍一个剧本,故事,慢慢吞吞的,老气横秋。我想这怎么给奖呢?果然先把它从主竞赛踢开,给一个什么特别金棕榈,意思叫他别参与真正的奖项评选。
FP 就是啊,现在竞赛单元都变成一个影片类型了,恐怖的很。旁边有个JLG的片子,这么年轻,这么快,跟其他人的东西完全不搭调。
黄 JLG的片子有点给大家做总结的感觉,每次把目前的世界电影现状总结一下,然后具体的每个例子,我们看其他的片子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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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快的法国康康舞音乐正在响起,男人和女人们面带微笑激情地起舞,这是生活?这是文明?这是语言?为什么在翩翩起舞时男人倒下女人惊愕?是不是最后是猝然而至的死亡?
这是最后的影像,黑白的世界里没有色彩,或者黑白就是最后的色彩,二元论,就如一种生活、文明和语言的生与死,倒地而死,便如时间拉向了最后黑屏的终结。而在这之前,传来的是戈达尔的咳嗽,一声咳嗽,两声咳嗽,三声咳嗽,那前面的句子却已经完整地讲出:“一切必然会留有一个乌托邦,期望的田野会更广阔,正如过去不可更改,我的期望也不可更改。”寻找永恒的乌托邦,发现更广阔的世界,和时间的进程一样不可遏制,在这希望的世界里,戈达尔是充满激情的,也正是在激情的表达中,在提升的音量中,他却被咳嗽打断。
康康舞是一种激情,对于希望的确定性是一种激情,但是康康舞的舞者却倒地而望,乌托邦的言说者却咳嗽不止,死亡和病态的结尾在预示着什么?那个电影里女人的声音在戈达尔之前就已经说出了该说的话:“当我自言自语时,我的艳遇军事他时我自言所用之语。”自言自语便是自言自语,它不需要高亢的声调,不需要激情的展现,甚至不需要变成他人的乌托邦,所以咳嗽和死亡仿佛在破坏自言自语,破坏那个自足的言语世界。
破坏来自哪里?这是最后一部分:《中心区:幸福的阿拉伯》,幸福存在于何处?存在于历史,存在于想象?“东方人更具有哲思,每个人都是哲学家。”不论是沙漠还是海洋,不论是哲学还是宗教,阿拉伯就是一个乌托邦,就是外人眼中的山水风景,“在遥远的下方,有千万层的海浪,从空中俯瞰,仿佛一动不动。”但是戈达尔却用“失乐园”来注解这个神秘的世界,“他们原本有激情,现在却在杀害自己。”就像是躲在洞中的知更鸟,在飞出去的那一刻说出了预言:暴风雨就要来了。
于是,知更鸟死去,于是,鱼的身形消失了,于是,北方的大海上是一排排的鳄鱼,南方的海面上是像蚊子的渔船,于是,阿拉伯成为遗落的花,“蛮夷部队向迦太基进军。”历史的号角成为现实的一种隐喻,而那破坏的力量,那如鳄鱼和蚊子密布在海面上的船只,便从西方行驶到东方,便摧毁了这里的幸福,便征服了这里的乌托邦。“物种大灭绝之后出现了两个群体,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富人破坏环境,穷人摧毁资源。”富人和穷人,截然划分出两个世界,而这两个世界截然独立,就像东方和西方,就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在多法开展颠覆性活动是不可能的,除非用炸弹。”戈达尔如此讲述这个城市的命运,谁必须用炸弹?炸弹炸毁的是谁的世界?其实不是关于富人和穷人的对立,他们的后面有另一双手,那就是:统治者和服从者。卡蒂姆,是戈达尔反复说起的一个名字,他痴迷于权力,建立起统治,但是最后依然被“反革命”赶出了城市,只能逃离而避难。而反革命呢,当他们通炸弹驱赶了统治者,自己反而成了另一个当权者,“革命并不重要,一切皆有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在可能的意义上最后都变成了炸弹,变成了恐怖,变成了毁灭。
“梦想成为浮士德,何必梦想成为国王?”但是,在这个本是幸福的阿拉伯,这个远方的乌托邦,为什么只有国王而再没有浮士德?依然是权力,依然是征服,蛮夷军队向迦太基进军,是不是也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次进攻?阿拉伯的世界似乎再没有古兰经,再没有千万层的海浪,再没有古老的东方哲学,只有石油,只有利益,只有政治家的野心——所以,阿拉伯的故事,在戈达尔那里找到了罪恶的源头:道德错误和国家罪行,而这个源头不仅对于东方文明是一种戕害,对于西方文明一样是一种摧毁。
这是第五部分,从一到二再到三到四,仿佛伸出了一只手,而戈达尔就是用一只手来书写这本《影像之书》,““我们要制作一部电影,其中有五个手指,然后,五个手指在一起成了什么,一只手。”一只手是书写的手,是阅读的手,是放在神面前忏悔的手,是指挥进军另一个世界的手,但是一只手,也必须是创造我们新的乌托邦的手。五个手指的手,其实在多元意义上实践着戈达尔的“影像之书”。他先是将一只手分开,五个手指对应着五个主题,它们是“就像一场暴风雨”的战争,它们是“圣彼得堡的夜晚”的文明,它们是“铁轨间盛开的花,游走在迷惘的风中”的侵袭,它们是“法的精神”的缺失,最后是“中心区:幸福的阿拉伯”的“失乐园”。
一只手就这样被伸出来,但是这只手一定是带着鲜血,带着暴力,带着死亡,“天堂只能由血来抚慰。”爆炸,大火,杀戮,那些在战争中的镜头却在现实里发生了,世界似乎正进入新的恐怖,“谁能想象那些死去的人,他们白死了吗?”从影像里发出的声音,其实是在寻找现实中的答案,“没有什么比文本更容易放入书中,如果将现实放入现实里呢?”戈达尔就是这样在命名这一部“影像之书”——不是关于电影中的暴力,不是影像有关的死亡,而是在现实里打开书。所以电影从来不是完整的,它被切割,被分离,被转换,画幅在改变,色彩在改变,而所有的改变都是在现实中发现艺术的另一种可能:“每一个世纪缓慢进入下一个世纪,一些人转换原有的生活方式,我们把后者叫做艺术。”
一种可能,是关于艺术的突围,但必须先“把现实放进现实”,一只手伸出来,五个手指把现实放进现实,而这个现实在戈达尔看来,唯一的视角就是“在西方国家眼中”:圣彼得堡的夜晚正在举行舞会,男人们和女人们戴着面具,穿着华丽的衣服翩翩起舞,但是一边是和平,一边是战争,这是征服的夜晚,这是沦落的夜晚,法国大军正浩浩荡荡向着圣彼得堡而来;里尔克吟咏着铁轨间盛开的花,华沙的火车正开往圣彼得堡,但是这一列火车运载着文明,还是装载着征服的权力?巴斯特·基顿也是开着“将军号”在美国的大地上驰骋,一种文明,其实在影像之外,变成了扩展的权力——而在西方国家眼中,疾驰而来的火车带来了希望和苦难并存的时代。
所有人,翠绿色,在夏天,尊贵的,火焰,秋天和冬天殆尽,在春天将会开花,再一次……断断续续,时间的更替,不是完整的希望呈现,有人奋力爬过铁轨,只为不让自己受伤的身体被火车压过;有人用石子扔向火车,一种渺小力量的对抗;一个女孩说“火车来了”,另两个小孩却等不到要等的人;暴风雪中的火车碾过了平整的道路,向着未明的方向驶去……火车是文明,火车开启了新时代,火车也碾压了道路,打破了寂静,甚至制造了血和暴力——纳粹押着犹太人的不是那列火车?
在西方国家眼中,在西方的文明里,在现实里的现实就是残酷的暴力,就是毁灭,那个孟德斯鸠在书中所说的“法的精神”在哪里?一种质疑是因为法只不过是当权者的法,只不过是西方国家的法,所以世界早就被截然分开:当权者和服从者。“欧洲人的行动是欧洲人自己做的。”那些强奸幼女的行为是谁干过的?那些弑杀父母的罪恶是谁带来的?而残酷的更在于:“监狱属于法院”。所以一种质疑,是一种否定:欧洲没有同一的道德原则,其上伴随着种种污秽而飘扬,社会是建立在共同犯罪基础上的。
这是戈达尔对于罪恶的书写,那一只伸出的手里沾满了鲜血,及至最后一根手指,也是幸福阿拉伯的一种沦落,爆炸声总是此起彼伏,哭喊声总是此消彼长,现实里的现实之书,是一只手的罪恶。但是,手之存在,除了创造铁路和火车式的文明,除了拿着武器制造爆炸,是不是还有另外的意义?这就是书写戈达尔心中真正的“影像之书”:电影,艺术,需要的是手的劳作,需要的是手指的信仰,画面,声音,音乐,绘画,属于艺术世界的一切,都和手有关。
“世界上的大师应该小心贝卡施妮,因为她需要安静。”漫画世界里的那一个手指,正放在嘴唇上,这是言语的开始,然后放在圣经上,这是信仰的符号,下面是一本书,一本需要书写的书,需要翻开的书,需要重建秩序的书,需要用影像构建的书。“安妮-玛丽很多年前写的一本小书,叫《言语的影像》,言语是单数,影像是复数。”在戈达尔看来,其实影像之书才是真正单一的书,里面不是有谎言、暴力、血腥和权力构筑的复数之书,而是单纯的单数之书,就像布莱希特所说:“只有语言的片段才带着真实性的痕迹。”所以当词语变得零碎,当言语失去了整体意义,影像却有了重建秩序的可能性。
而其实这种可能性是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是“在西方国家眼中”的反叛,大仲马正是写出了那一个阿拉伯,才让西方人在书中找到了通行证;马克思恩格斯说“尤格·苏是个瞎子”,是因为他用复数的言语虚构了另一个世界,还有巴尔扎克,“用变形的语言迷惑了我们”,所以戈达尔说,“一定要改革”——不是用枪炮征服式的所谓革命,也不是用炸弹制造的反革命,是用零碎的语言,单一的影像,构筑一个真正属于艺术的世界,就像那个女声所说的“自言自语”,只有“自言所用之语”才是自己的,才是唯一的,才是单纯的,所以一只手也是整体的单数,就像一根手指,放在嘴边开始说话,放在神的面前看见信仰。
“仙女的五指共同组成了一双手,人类的处境必须使他们用手来思考。”是的,一只手曾经在布努埃尔《一条安达鲁狗》里残忍地割开眼珠,一只手在帕索里尼的《索多玛120天》里制造变态的暴力,一只手在格斯·范·桑特的《大象》里扣动过罪恶的枪,它们都是影像里的手,但那只是机械的手,被权力控制的手,被恐怖劫持的手,所以在最后康康舞的猝死之后,在不间断的咳嗽之后,病态就应该终结了,而唯一指向未来的影像之手,就是从那个黑暗世界里朝向真理的手,“我们一直思索如此鲜艳的色彩如何能在黑暗中孕育而生,微弱而温和的话语在梦境中响起,讲述着一些重要的、惊奇的、深刻的真理,影像与话语,就像暴雨夜中的噩梦……”
法国新浪潮大师让-吕克·戈达尔进入千禧年代以来,彻底放弃了传统叙事电影的语法,全力转向拾得影像(found footage)的实验创作里,并逐步深化成为其独特的美学风格,从《爱的挽歌》到《我们的音乐》,再到《电影社会主义》和《再见语言》,源源不绝地书写出一篇篇影像散文诗。其实,之前野心庞大的短片系列《电影史》就预示了戈达尔这种独特实验美学风格的雏形,而这部最新力作《影像之书》在某种程度来看,就像是《电影史》的延伸。电影大师在使用同一套影像语法来抒发他对电影、文学、艺术、战争、政治、历史和当下国际问题的看法态度。
简单一句话来总结,这是最高级的拾得影像,一下子就把其他的混剪拼贴作品比下去了,这绝不是那种噱头之作(《爱情最终剪》),也不是单纯的致敬影史经典(《绿雾》)。戈达尔的作品永远走在这个时代的最前面,他用极具冲击力的影像处理手法,给作品盖上了专属的作者烙印:过度曝光、颜色反差、画幅变形、数码翻印、静音黑屏、声轨重叠……使得这些从经典和未知电影中截取出来的画面片段变得斑驳不堪,完全扭曲了其原有的指涉,而在大师魔术手的拼接过程中碰撞出惊人的寓意。
影片一开头出现了源自经典油画的一只指向上天的手,以及干枯手的雕塑模型。导演借用五个手指代表影片的五个章节,分别是“翻拍”、“圣彼得堡的夜”、“铁轨上的花,在旅途的风中盛开”、“法律的精神”和“中央区域”。每个章节有着不相同的讨论话题,似乎也跟五根手指头不同指向有吻合之处。要想清楚地叙述出具体每个章节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任务,更遑论要去分析其间的内在含义。
戈达尔随心所欲的影像表现与去年逝世的阿涅斯·瓦尔达有相似之处,两人的作品都是在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之间蹦出美妙的思绪火花,只不过瓦尔达的作品往往有比较清晰的主题和平易近人的表达方式,比如《拾穗者》和《脸庞,村庄》,而戈达尔则是用风格化的影像处理手段进行表达,无疑令他的观点隐藏在层层“形式”之下,而逐渐失去了与观众沟通的渠道。
开始的三个章节都有着那种难以让人看懂的属性。第一章“翻拍”似乎在用戏谑的方式表达“历史总是惊人相似”这个模糊的观点;第二章“圣彼得堡之夜”似乎与历史上的独裁者有关;第三章“铁轨上的花,在旅途的风中盛开”出现很多火车的场景,将电影与真实历史衔接起来,接踵不断的真实/电影的战争场景混杂其中。相比之下,后两章“法律的精神”和“中央区域”让我兴致倍增,尤其是最后一章,比较接近传统的叙事风格。戈达尔虚构了一个海湾地区的独裁者的故事,让观众跟随着这个独裁者的经历,不禁联想到当今世界上纷扰不断的中东问题。这个话题早在《爱的挽歌》里出现过,也证明了大师对阿拉伯人狂热而奇异的兴趣。
戈达尔的政治观点和讨论此类宏大话题时喃喃细语的画外音交叠呈现,而恐怖分子制造自杀式爆炸的影像又嫁接至过度曝光和过度饱和的颜色画面,似乎已道出了他对政治时局的强烈关注,及其内心压抑不住的狂热兴趣和消极倾向的世界观。然而,这全都只是我的无端猜疑而已,因为电影大师的作品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我们只能在他散文诗般的影像里默默仰慕,欣赏最后一位新浪潮大师的纵情高歌。
一些蚂蚁般的文字 采访人
Dmitry Golotyuk 和 Antonina Derzhitskaya
2018年6月9日
我们与Jean-Luc Godard的第一次会面于2016年5月在Rolle举行[1]。 当时,影像书 的想法已经形成:四部分已经变成六部分结构(五个“手指”作为长介绍,“手”总结它们全部) 虽然该场景已经包含了许多将在电影中使用的镜头和文本(但一些东西有变化,或者其他文字或视觉片段会从同样的影片源头中选取)。 剪辑几乎没有开始。 在Godard的烟雾缭绕的剪辑室里,我们有机会观看电影的前11分钟 - 所有这些都是以前完成的。
在我们第二次访问时,即2018年3月,电影即将完成。我们谈话所在的客厅,就是 告别语言 的演员Zoé Bruneau观看弗里茨朗格 大都市 Fritz Lang's Metropolis的角色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小型电影院。正是在这里,影像书的第一次放映,而且是在Godard认为最合适的条件下进行的。房间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安排的:一个大型电视屏幕在靠墙,两个大型扬声器向观众推进,它们靠着另一边墙壁。构成空间的这三个元素让我们知道,他最终放弃了制作三个屏幕的电影雕塑的想法。但关键是要把图像和声音远离开,正如戈达尔和助理Fabrice Aragno在放映后的小谈话中所强调的那样。两天后,我们回到家里更详细地谈论这部电影。
溢出(网站):我们想谈谈你的新影片,从标题影像书开始,因为它是第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我们知道,你的标题总是确定在电影之前......
让 - 吕克戈达尔:是的,但这次标题是后确定的。很长一段时间的真正标题,现在是一个副标题,是 画面和言语。
D。:是的,之前还有个 蓝色尝试 ,大黑板和其他名字。如果这次不是影片名字指示了创作方向,就是你所说强加给你一个方向,那么这次是什么回事呢?
J-L.G。 :这次,它就像一般的标题的作用一样:概括。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画面,我们把它写成单数。它不是一本带有画面的书,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就像绘画书一样。这是画面 image。啊,是的,我想问你,我很难记住:在 孩子们演俄罗斯 The Kids Play Russian 时,他们在某些时候说俄罗斯人有两个词来说 画面......
D。:是的,“obraz”(“образ”)和“izobrajenie”(“изображение”)。
J-L.G。 :差别,我不记得了......
D。:“Obraz”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它更宽泛,更形而上......
J-L.G。 :是的,另一个?这就是美国人所说的“图片” picture?
D。:是的,就是这样。
J-L.G。 :好的但在法语中,我想我在这部电影中说过,今天,画面 image,就是“obraz”......我正在展示一个图标 icone 的例子。今天,图标 icone 就是这样。 (他展示了他的智能手机屏幕,笑了。)
D。:你还记得你从哪里开始这部电影的吗?
J-L.G。 :它真正开始于当我想到五指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们要制作一部电影,其中有五个手指,然后,五个手指在一起成了什么,一只手。然后,我想了一些....可能在那之后的一部分。但是又花了我很长时间。只有这五个手指很快就确定下来:第一根手指是 翻拍,复制; 第二根手指是 战争,然后我发现了这个老的法文文章的 圣彼得堡的夜晚; 然后,第三个,这是里尔克 Rilke的一节经文(“这些铁轨间的花,在旅途中迷茫的风中”);第四根手指 - 确切地说,它们几乎一起出现,手指 - 它是孟德斯鸠的书,是 法律的精神; 第五个是 中央区域 Région centrale,这是一部美国人迈克尔·斯诺 Micheal Snow的电影,我缩短了:我们看不出来...所有这些。 (他用手画了一个椭圆形的全景展示一样的姿势。)然后,我开始认为中心区域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也就是在杜辅仁科 Dovjenko的 土地 当中的片段。
D。:这对夫妇与迈克尔斯诺的电影有什么关系?
J-L.G。 :这对夫妇是中心区域。迈克尔斯诺没有说,但无所谓,他只是拍了 中央区域。
D。:这对夫妇是电影真正的中心吗?
J-L.G。 :那应该是观众去说的。或者Bécassine来说。 (他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拼图画,里头有张Becassine的图片 - 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 - 他笑了。)
D。:或者Fabrice Aragno前天跟我们说,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这对夫妇是电影的核心,因为它正好在影片中间点。
J-L.G。 :是的,也许吧。我没想过。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想象。我,当我看到并思考它时,我也想到别的东西。然后,有一个镜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在一个要离开的卡车车后箱上看到一位祖母和一个小女孩。并且标有 “土地”。
D。:是的,这是巴奈特 Barnet的 Alyonka。
J-L.G。这是Alyonka,是的。它不是杜辅仁科 Dovjenko的,但是我还是标记为“土地”。
d:这个段落也是电影史中的,你把电影类比成圣西蒙尼亚人的 幼年的艺术(enfance de lart),一个东方的梦...
J-L.G。是。我经常从 电影史 中获取东西,但经常使用其他声音元素。
D。:这个是否是影片中出现字牌?(他指着货架上被上色的牌子)?
J-L.G。 :“言语和影像”?是的,可能它出现了一次。我不记得了。
D。:我们喜欢电影里头这个字牌,还有开头标题的字牌也是。它作为一个画面很漂亮,但它也是一个隐喻:转化成影像的言语。
J-L.G。 :是的,然后是变成言语的影像。它也来自...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安妮 - 玛丽很多年前写的一本小书,叫 言语的影像 images en parole,言语是单数,影像是复数。我可以把它给你。 (他拿来了这本书,标题是用黑色毡笔重新描过的。)这是关于这里人们的小故事。我写的前言[2]。这部电影中有这本书的镜头。
D。:在你的项目开始时,中东是否已经存在计划里?
J-L.G。 :我不记得了。不,我不这么认为,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但很快就出现了。这是阿拉伯和幸福的阿拉伯,因为我想起了一个......然后,幸福的阿拉伯,在十九世纪末,这是法国作家大量使用的词语:圣西门人 les st Simoniens 和其他人。我记得一本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普罗科什(Frederic Prokosch)写的一本法文名为“幸福阿拉伯的偶遇”的书。
d:你在电影中引用了,那是你的法国拼贴画项目的第一个房间中地上放着的[3]
J-L.G。 :哦,我不记得了。但你比我更清楚。 (他笑了。)
d:这个段落也是电影史中的,你把电影类比成圣西蒙尼亚人的 幼年的艺术(enfance de lart),一个东方的梦...
J-L.G。是的,这是因为圣西蒙尼亚人的一位首领或发言人被称为 孩童 (Enfantin) 。
D.是的,是的。在这里你也谈到了铁路[4]。
J-L.G。但它来自我的外祖父,因为他在土耳其建立了铁路,从Smyrne到一个叫Cassaba小地方。而卡萨巴 Cassaba是我的第一只狗的名字。他很有钱,我的外祖父,他是那个…我还记得,后来成为巴黎荷兰银行,这就是今天著名的银行 (BNP),但之前,它被称为奥斯曼银行。
D:正如你所说,影像书 逐渐成为一个考古行为。你跟着Yervant Gianikian 和Angela Ricci Lucchi, 两位意大利导演 一起走上了新的道路。他们的存在在影片中是相当显著的。他们的文章 我们的分析摄影机 以这些词开始:“我们通过分类来旅行,我们在旅行时来分类”。你引用他们的电影中至少有三个镜头,包括一辆进入隧道的火车和一个展开的胶片......
J-L.G。 :这是一部美国电影,我想,还是英国的…(他在一个大文件夹里找起来这个镜头,文件夹里看起来是片子的带着笔记的分镜头剧本)嗯,这就是所谓 真实-非真实。
D .:是的,但我说的是另一个镜头。在 翻拍 Remakes 章节的开头:一盘展开的胶片......
J-L.G。 :一盘胶片?谁转动的?是的,这是两位意大利人拍的电影。
D。:它看起来有点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
J-L.G。是。
d:在这个镜头上,你用了另一部电影的声音,一部关于摇滚音乐家的纪录片的。名字我忘了,其中提到奥菲斯(Orphee)从他的长途旅行归来的。而且它是一盘资料性胶片,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次回到过去的旅行......
J-L.G。 :哦,对我来说,我没有想过这些。有两个法国人给我的几部电影,一个人的名字还留在片尾字幕上,叫Nicole Brenez的,另外,他的名字是......嘿嘿嘿,每当我找一个字,像蚂蚁一样跑开了。然后三个月后它突然回来了。不,我不记得了... Bernard Eisenschitz!是俄罗斯电影专家,他给了我一两部俄罗斯电影,是的。
D。:我认为这与考古学有关,因为Gianikian和Ricci Lucchi做的正是这些,寻找过去的某些东西来了解当下。
J-L.G。是。
d:在你这里,基本是一样的, 除了一点,你追寻本杰明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星系图的思想,你直接介绍了这个需要了解的当下:你在第一部分就展现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影像,在翻拍章节里头 ……
J-L.G。 :是的,但展示它只是因为说明“翻拍” 是复制。在罗西里尼,我们看到把一些人推落海里,然后在伊斯兰电影里头,我们看到同样把人推入海里,但罗西里尼电影说“战争结束了”。 (他笑了。)这就是全部的东西。我看不出其他的东西。
D。:然而,在第一部分中有两个伊斯兰主义者的镜头:一部是纪录片而另一部则是......
J-L.G。 :...虚构电影。
D。:Sissako的影片Timbuktu。您所说的考古学其实也包括所有来自于想象的。
J-L.G。 :是的,当然。
D。:所以,不是中东目前的情况促使你转向关注这个地区吗?
J-L.G。 :没有。我完全不了解阿拉伯世界,但是阿拉伯世界从我小时候就一直让我感兴趣。
D。:但为什么要现在才拍一部关于阿拉伯的电影?
J-L.G。 :啊,我们可以说它来的正是时候。它来自于我。我爱过的阿拉伯女孩,女人,然后从没有好结果,这样之类的事情。但是有一些我喜欢的关于阿拉伯人的一些东西。而在我的祖父的那个时候,就是我那条狗Cassaba的时候,我的祖父有一个司机,他是阿尔及利亚人。我祖父是富有的资产阶级,他们吃饭的盘子上画着征服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画。所以,这一切都有影响。然后,现在我们开始谈论中东,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我有一个叔叔是军官,在战前属于我不太清楚的。。。属于叙利亚的一部分,当叙利亚是法国的保护区,就像伊拉克是英国的保护区。就是这些。
D。:所以它来自身而不是时事新闻。
J-L.G。是的,但新闻时事都相互交织。它们让我想起了这些事情。我跟一些报纸上小信息。我们不知道瑞士,安妮 玛丽也是,我们更像是一些法国难民。她是因为她的女儿的学校,来到这里,事实上,如果你看电视,它是法国电视,如果你看报纸,那是法国报纸。我们读三份:解放报,戴脚镣的鸭子,还有......
D。:查理周刊?
J-L.G。 :还有查理周刊,就是这样。
D。:所以你在瑞士不高兴?
J-L.G。 :这里的风景很好,这边比较容易......而且我们没有......安妮 - 玛丽原来是洛桑人,我一直在巴黎和这里来回。对面的湖岸和法国的岸。当我们离开巴黎时,我们尝试去格勒诺布尔,但没成功。所以我们没有真正的地方,而这里仍然有一个古老的地方。我的父亲入籍瑞士,他来到这里居住生活,在隔壁的一个诊所。那也是我以前接受治疗的地方。我们本来会去法国,但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有十万个地方。在这里,我们只有一个......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住在这里了。但我们不喜欢瑞士人,除了一两个好人,特别是狗。
D。:还有 拉姆滋 Ramuz,我相信。
J-L.G。拉姆兹也是因为童年。因为我记得曾经和我的祖父一起读过的Ramuz书,我们一起大声朗读。
D。:但你不想回到法国?
J-L.G。 :哦不,不可能。但有时我跟自己说,我希望罗尔是法国的。
D。:我想回到Sissako,他的电影Timbuktu ......
J-L.G。 :是的,这是一部好电影。
D.现在看来,他似乎有种证词的功能,这个在你看来非常重要,或者说是电影最本质的东西。但是,从你定义的电影(cinema)与影片(film)的区别的角度来看,它是否也能算作是电影?
J-L.G。 :那是从电影手册,新浪潮来的,那时候制作的电影和我们在电影院看到的电影。我们喜欢像艾普斯坦Epstein这样的人或者弗拉哈迪Flaherty,喜欢艾普斯坦也是因为他写了很多关于电影的理论:一台机器的智慧,类似这些,有时候我会读一点。我不太了解这一切。我知道......一些片段,一句话,然后我不了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从未完整阅读过,但我记得一些东西。 Vassili Grossman,我读得很认真,我很喜欢... [5]顺便说一句,他鲜为人知。布罗德斯基 Brodski也鲜为人知。我记得Brodski的一本名为拜占庭 Byzance的书,非常美。俄罗斯人总是......我总是会为了俄罗斯人去反对其他人。但它来自于,我不知道,一些小说,音乐,我不太清楚,绘画吧......
D。:在Remakes中,你把战争的影像或和平的结论以及夫妻影像放在一起。例如,Depardieu告诉Laurence Masliah:“这是我们第一次吵架”,然后有《Timbuktu》或《Carabinier》的镜头,武器插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我记得,这种类比也出现在 告别语言 和 三个灾难 中。
J-L.G。是。它也可能来自于我自身,因为我结婚了两次,从来没有成功,可能那样更好,因为......我只对外面的东西感兴趣。 然后,我想我喜欢的年轻女性,她们感兴趣的,是因为我当时有名气。所以婚姻持续了一年半,两年,不能更长。
D。:Fabrice Aragno两三年前告诉我们,其中一个版本的标题是“旅行”。当时,你想在圣彼得堡拍摄影片的部分,并在突尼斯拍摄了几个镜头。你当时有其他旅行计划吗
J-L.G。 :没有。我之所以选择突尼斯是因为我了解这地方,我记得有一位女演员...... [这是Ghalia Lacroix,她在《永远的莫扎特》For Mozart 扮演Djamila的角色,并且多次出现在《影像书》中。]然后我得知她离开了她的丈夫,是法国有名的导演Kechiche。在《永远的莫扎特》For Ever Mozart的时候,她已经和Kechiche在一起了。过了段时间,他们说:她去了突尼斯。我听到了消息,所以我们有一个认识的当地人给了我们两三个地址去拍摄。突尼斯,就是这样。我宁愿选择阿尔及利亚,就像我向你解释的,我对它有一种感情。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阿尔及利亚人,他们非常特别......突尼斯人非常好,摩洛哥人,我不知道,但阿尔及利亚人......(他抓紧拳头,脸色严厉。)他们是不同的。此外,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是Sheik Ben Kadem [6]的侄子,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一个阿尔及利亚战士拍摄的照片
D。:所以 去马萨 Marsa是因为这个女人?
J-L.G。 :不,或者一点点,不全是。有一个我认识的人…认识了大概12还是15年前,一次拍片的时候
D。:还有萨拉姆博Salammbo [7]。
J-L.G。 :萨拉姆博,是的。甚至在迦太基死亡的路易九世,圣路易。
D。:哦,是的。但你不打算自己去马萨?
J-L.G。 :去了,我们去了那里三次,法布里斯Fabrice [Aragno]和让 - 保罗Jean-Paul [Battaggia],左左右右拍点镜头。不太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一点一点,就有东西了。
D。:你自己拍过镜头吗?
J-L.G。 :很少。我想,一两个吧。基本是法布里斯和让 - 保罗。
D。:你拍的两三个镜头都在电影里?
J-L.G。 :呃......(他想了下。)有一个。这只是......也许是因为......(他笑了。)酒店就在海滩前面,是的,有一条街。有个这样的镜头,从酒店房间拍的。然后有个棕榈树摇动的镜头。这是在另一家酒店。就是这些了。 (他笑了。)
D。:你事先不知道要拍什么?
J-L.G。 :不,完全不知道,我们拍摄的有用还是没有用。这更像是画家,当他们散步的时候,同时他们拍些…我喜欢德拉克洛瓦的水彩画,画风景或城市的,他画了很多这样的。
D。:在剧本中,有很多专门为了这个片子,要在突尼斯拍摄的镜头。人们可以想象,“幸福的阿拉伯”这段将主要由这些镜头组成。实际上,这些镜头并不是那么多。
J-L.G。 :是的,其实比剧本的更少,因为这部分主要是用一些阿拉伯电影的镜头,特别是突尼斯的。因为在弗里堡Fribourg附近有一个发行公司,叫做Trigon,位于通往伯尔尼Berne的路上,在洛桑北边,专门做北非电影。我们问他们是否可以购买他们所有的北非电影。
D。:你看过所有的片子?
J-L.G。是。这是花了最多时间的,就是观看我们拍摄的素材或已经存在的素材。 (他笑了。)这需要很多时间。有时我们拿一些东西放在片子里头,然后两个月后我们发现它不好,但我们现在把它暂时放在那,之后我们采取另一种方式。例如,在阿拉伯段落里头,一个哭泣的女孩的镜头。我还有许多没看过的突尼斯或阿尔及利亚电影。如果我看过它们,可能还有别的东西。
D。:我想也有一些非常糟糕的电影吧。
J-L.G。 :哦,是的,非常糟糕,但没什么问题,我不像以前一样区别好电影或坏电影,而是找一些东西。
d:在第三部分专门谈旅行的段落,有一首诗波德莱尔你多次引用,它叫 《旅行》,它里头的一小段落,其中波德莱尔似乎谈到了电影,但是在电影发明之前。
J-L.G。 :是的,是的,绝对的。
D。:“投射在你的思想上,像油画布一样紧绷,你的记忆与他们的视野。 “
J-L.G。 :在法国,以前我们说“今晚我们看电影’他们说:’我们今晚给自己买张画布 (画布 就是 电影荧幕 toile,同一词)“。然后荧幕布也是画布。绝对是。整个十九世纪末,是电影的在卢米埃尔之前的开端。技术是之后才来到。但是现在,技术跑前面去了,所以它有点倒过来了。
D。:在你这里,经常会有观点和引用文重复出现,但你有时也用不同的引用文说同样的东西,反之亦然。
J-L.G。 :是的,绝对的。
D。:我在这个波德莱尔的场景中看到了这样的东西。几节诗后,波德莱尔说:“苦涩的知识,我们从旅行中得到的!世界,单调渺小,使我们看到自己的形象(影像)。 “
J-L.G。 :这是在电影史里头的。
D。:是的,是的,但是在这里你说的是一个意思,就算没有提到波德莱尔。他谈到了单调的世界,而你把一个我们不知道什么片子的音轨截了一段,里头说 “即使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钱也最重要的”。
J-L.G。是。 (他笑了。)
D。:我会说这几乎是一回事,这种旅行的单调性......
J-L.G。 :是的,绝对的。我还是想经常出去旅游,到处都去,但还需要在技术上......我们现在可以用所谓语言或头部,或者随便你怎么叫,但是如果有火箭可以马上把我送走,我这样做...(他用手往他的智能手机的屏幕上一点。)如果我把“符拉迪沃斯托克” Vladivostok,我在这里的按一下,我留在这儿,我就不会去符拉迪沃斯托克。这让我很伤心。而在同一时间,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一旦我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好了,再按一下,然后写上“柏林” ......因为每次我们去与安妮 - 玛丽去度假 - 我们现在不会再去了,但是...... - 过了一天我们只想离开。事实上,旅行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好事。以前...在俄罗斯,应该仍然有夜间列车。在欧洲,已经没有了。
D。:还是有的,在意大利。
J-L.G。 :在意大利?那,我喜欢它。因为我们去车站,我们上车去睡一觉,早上我们已经到了某个地方。然后,晚上我们回到火车上睡觉,然后离开。这就是我称之为一次愉快的旅行。
d:也许是世界的单调性,让你今天能够谈论中东,而且参考和引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作家,如约瑟夫·德·迈斯特 Joseph de Maistre与他的“神圣战争”概念,将我们引向叙利亚或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
J-L.G。 :我不能在中东逗留很久。但是,当我们在做的 这里那里 的时候,我去了那里四五次。在约旦贝鲁特,我认识了一些人。 一些Fedayin人,包括这位死去的诗人,但我们在一个时刻听到了一个动听的声音。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
D。:在电影里?
J-L.G。 :是的,在电影中,当我们看到死者,我们听到机枪的声音,然后这位诗人用阿拉伯语宣称,有点像机枪的声音,它非常美[9]。我非常喜欢阿拉伯语。我不会说,但我认为它比法国或德国或其他更具音乐性。
D。:你问我们 Vissotski 在你引用的歌曲中谈的是什么。歌曲叫猎狼。事实上,翻译Vissotski并不是很容易,因为他以一种相当特殊的方式使用这种语言,我会说是“诗意的”,但它看起来也像囚犯的歌。但我还是会尝试用......
J-L.G。 :不,不,完全没有。我不在乎用字幕...我只需要学会这门语言。如果我不学习语言......我,我不赞同用字幕。
D。:哦?
J-L.G。 :不,不。因为如果这时候图像很有意思的话,我们没有时间看图像。所以我们在所有电影中添加字幕,因为影像没有意思。所以你必须跟着一个故事。这总是一个先生遇到一位女士的故事然后出现问题等等。所以,这样,你需要字幕。然后,我们阅读文本,但如果文本和影像都有趣,字幕就无关紧要。不,我一直都赞同配音版,不是解释性的覆盖原来音轨,而是重新配音,但要做得很好。这需要花原版电影一样多的钱。你必须找到最合适的声音,所以它基本没法做。有点像在法国他们称之为大片的东西,高成本电影等等。因此,他们做一个比原始版本更没意思的配音版。
D。:但你必须听到你对声音做了什么,就像做音乐一样。
J-L.G。 :是的,就像音乐一样。人们不介意听不懂歌剧的任何剧情。在歌剧院,我们通常不会理解歌手唱歌或喜欢什么,但在电影院你必须要了解。最后,要有点愚蠢地理解:一位先生遇见一位女士,那么,就是这样,没有任何意义。
D。:就配音而言,我认为是不可能做得好的。或者你作为导演自己去做才行。
J-L.G。 :是的,但这并没有意思,因为如果我去配音,声音来自各种不同语言的各种声音...... [10]这就像配一部只有音乐的电影一样,然后只要有钢琴声出现就用小提琴代替。 (他笑了。)
D。:所以这是一个死胡同。
J-L.G。 :是的,但唯一的死胡同是展现......然后,如果它让人们产生想要学习语言的意愿,那很好。
D。:这正是我们的情况。
J-L.G。 :翻译有点用处。我读过的所有书都是如此......如果我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那是用法语读的,但我知道我丢失了里头很多东西。但他有这样的才能,尽管我们读的是翻译的,但我们还是完全被吸引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这样说。
D。:回到 Vissotski,你是怎么找到这首歌的?
J-L.G。 :我听说是因为我有点 - 用俄语怎么说来着? - 感叹女演员Marina Vlady。 Vlady是他的妻子。所以这让我想起了...这样我找到了一部电影,其中有一张老酋长旁边站着Marina Vlady的照片。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不想伤害她,就这样,但是......我经常和她争吵,因为她演的片子都太烂了。
D。:你不知道Vissotski的歌意思是什么。。。这个事还是很让我惊讶的,因为它完全符合第四部分“法的精神”的主题。关于生存规则,关于超越了生存的规则的一些东西。
J-L.G。 :但我知道在俄罗斯一些异议分子诗人或歌手,Mayakovsky,Mandelstam,Essenin,其他一些我不知道的......然后是那个时代的所有书籍和和作者都离开了俄罗斯。我对此很感兴趣,好像他们有点像我的家人,在某种程度上。所以,Vissotski,他是一个异议的诗人,这样的异议歌手,所以他与Marina Vlady和所有这些无关。而且我发现他与这个在 影片《土地》里有点疯狂的农民角色非常相称,就是这样。
D。:在我们两年前看过的电影初稿中,仍然有Wild Bunch标志。现在消失了。你能提一下你们停止合作的故事吗?
J-L.G。 :是的,之前进展顺利。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有六个月或者更长,他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他们经常制作非常糟糕的电影同时他们亏了很多钱。他们没有钱了,他们无法向我们支付他们欠的钱。所以我们就试图离开它,然后我们回到了这里。这就是全部的故事。然后,他们对这部电影不感兴趣。我让他们这样做,没关系:你给了时间,然后你做你想做的事,这与我无关。当影片没有完成时,他们看到了,他们意识到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在一个厅或两个厅或四个厅里发行这个[电影] ......这个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我希望,就算只有二十个人看过那么一次,就是说,真的只放一次,然后人们看到它,那就够了。
D。:现在这部电影已被Fabrice Aragno公司的Casa Azul接管,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放映。
J-L.G。是。我们不是在寻找钱。我们找一点点,需要一点钱给自己,就像你一样,但就是这一点点。
D。:我想你一直在寻找这种金融机构,一种自我管理......
J-L.G。 :不,它一点一点变成这样的。因为我的第一部电影,《筋疲力尽》,可以说是第一部重要的电影,因为我离开了父母而让我感到尴尬,然后我发现了一个行为方式像我父亲的制片人。就好像说,我给你这些,你做这个。所以,我一点一点地学会花钱,至少,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花钱来做电影,而不去要更多的东西。然后,有......它需要规则,需要有一个制作公司,然后,有了制作公司之后,我们发现还有其他规则,就是这个国家,就是这样,我们就做不到,没有办法了。 (他笑了。)
D。:但现在你有点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
J-L.G。我们可以自由地做或什么都不做。或者不能做。现在,我也累了,我也不太想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因为如果我赢了彩票,我就不再拍电影了。
D。:真的吗?
J-L.G。是。也许是一部小小的电影,但我不知道。不,还是......有一段时间你必须停下来,因为之后,它已经......它已经不再是同一件事了。
D。:然而,我们真的希望你能继续下去。回到《影像书》的发行,你说你更喜欢在小剧院而不是电影院上映。
J-L.G。 :小的,而且是戏剧剧场或文化中心或马戏团......
D。:或者博物馆?
J-L.G。是。可能会重新在蓬皮杜中心有展,但我不知道,无论如何,这都是......筹备中。[11]那么,这取决于那些人给不给钱。
D。:你想让它在大屏幕还是在电视屏幕上播放?
J-L.G。 :不,不,应该是一个电视屏幕,大一点的,然后无论如何两个扬声器离屏幕有点远,让我们不会有这样的倾向--相信我们听到的东西。但是当它在电视上发出时,对于人来说它将是电视的声音,我们无法改变这个想法。它来自遥远,来自光明或者所有这些: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是现实。然后,今天我们继续这样想。我们尝试改变图像,做3D,我也做了3D,一次......但我尝试3D,在上一部电影中,在语言和影像之间有一点差别,并不总是放置影像对应的声音。如果有一辆车经过,救护车或其他的车,则无需放它本身的声音。你必须放另一种声音。
D。:你不再坚持你以前的观点,即:在电视屏幕上看不到电影,只能看到电影的复制品?
J-L.G。 :不,我不再那么想了。在屏幕上,无论是电视还是电脑,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是,声音与图像同步一致,而我们相信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商业广告片。如果你看到梅赛德斯开着,声音说,“买梅赛德斯”,不,那.....现在已经一点一点变成这样了。而现在他们无法逃离这个,所以或者这样,或者在小剧场演出中或Vissotski的歌曲中逃脱出去。 (他笑了。)现在,没办法,无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其他地方......甚至是理发店。你不能去理发店,按照你想要的方式来处理你的头发。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D。:这就是为什么你更喜欢剧院,为了能够用另一种方式来做......
J-L.G。 :做戏剧的人会非常习惯,如果没有桌子,就去找一个; 如果有投影仪或类似的东西,那么,我们放上去; 如果需要移动扬声器,我们可以移动。他们都准备好了。如果你愿意,这就是戏剧的精髓。它不是大剧院,但这是可能的。所以,这样的地方,但一点一点地说:首先在瑞士,然后在法国一两次。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然而,无论如何,法国制片人几乎保留了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发行版权。然后,这电影就将被乱七八糟放映。在普通的电影院里,他们听不到像这里的声音。好比说它现在是音乐,然后......本来应该是贝多芬的四重奏,但是我们最后听到的,可能是菜锅子或是别的什么东西。 (他笑了。)
D。:您仍然保留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或希腊等国家的权利......
J-L.G。 :是的,但也不行......但如果我能为了友谊,把版权给这位早年是演员的女性朋友,告诉她可以把片子卖了,对你来说,这会让你赚到一点钱,那我会很开心的。然后,我有时会说:“邀请别人到你的家去看片子。让他们支付一第纳尔或二第纳尔......“或者是一个科贝。这就像我告诉你关于圣彼得堡那样。我们将在洛桑的一个小剧院中放映它,即使它非常简陋,可能只有屏幕和两个扬声器。这是一个著名的Vidy剧院,有三个或四个大厅,但我们在一个非常小的房间里放映。剩下的 - 也许你还记得 - 我在那里拍摄了《永远莫扎特》For Ever Mozart的开头。现在是另一位剧场负责人,但他愿意这样做。
D。:制作预告片,你不再感兴趣了吗? [12]
J-L.G。 :没有。这部电影本身就是预告片。
D。:以前,更多是出于一些需要......
J-L.G。 :是的,好吧,但是因为我以前喜欢它,所以我喜欢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并不孤单。在......所谓的年轻法国电影中间,当然也是后来法国成熟电影的开端,相比古老的电影而言。但是有意大利人,有德国人,加拿大人,巴西人;所以,有一种...如他们所说,是优秀电影的同胞。俄罗斯人,我不太了解他们,但在《两个五十年》里,我们谈到......她的名字是什么来着,这个女人......我不记得了。不,不,那个时候的电影非常糟糕。我真的不喜欢塔可夫斯基或......
D。:除了《牺牲》,你几乎从不引用他的。
J-L.G。 :是的,一个镜头而已。
D。:六个月前,你的80年代的电影之一,《无良片商》,是第一次在院线发行。阿兰·贝加拉(Alain Bergala)将其描述为灾难性的电影,讲述无解的情况并且没有任何出路,但它也是一部抵抗电影。这将要结尾的时候有一个场景,他们问临时演员:什么是......
J-L.G。 :本质的。
D.是的。 Léaud的角色回答:“这不是我们的感受或生活经历,而是我们对抗它们所用的沉默的坚韧。 “
J-L.G。 :我不知道是谁说的。可能是福克纳。四分之三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经常有这样的短句......在许多烂小说或类似的东西里头,有一句话还不错,非常哲学的。
D。:《影像书》,你也用一段抵抗和希望的影像将它结束了。
J-L.G。 :是的,这取自Peter Weiss的书。
D。:“即使没有任何东西会成为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也不会改变我们的希望。 “
J-L.G。 :这是非常乐观的,这就是我的想法,其余的。。。。
D。:虽然总体来说,这个电影其实是…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说黑暗,但最后,不像《无良片商》以及你的大多数其他电影,这个片子有几乎没有幽默感。
J-L.G。是。如果,当一个人说:“即使在共产党人中,也只有金钱才有价值。” 我认为这是......(他笑了。)这是一部糟糕的美国电影,我不记得是谁的。
D。:你电影还说:“相信我,我们永远不够悲伤到能让世界变得更好。 “
J-L.G。 :是的, 它是众所周知的,你可能知道他 - Elias Canetti。
D.是的,是的。
J-L.G。 :还有《土地》,当有人说:“地球被字母表字母窒息了......”,所有这一切都是Elias Canetti。
D。:在剧本中,有丢勒的《忧郁》......
J-L.G。 :是的,它已经不见了。
D。:我们最近遇到了这个雕塑的两种解释。一个是Giorgio Agamben。它起源于本杰明对保罗克利的“众天使之一作为历史天使”的著名解释[13],反过来又将丢勒的天使视为艺术的天使。第一个是被前进的风暴推向未来,但是向后退着,因此他被惩罚,永远地看向过去,他觉得这是一堆废墟; 而另一个是静止的,它似乎是永恒的,并被不是废墟但被剥夺了功能的物体所包围。这正是他们成为艺术品的方式。这让我想起了霍利斯·弗兰普顿(Hollis Frampton)在电影中引用的一句话:“任何活动都不能成为艺术,直到它的时代结束。 “
J-L.G。是。
D。另一个解释是Elie Faure的。她写道:“《忧郁》似乎总结了他的所有作品,人们看到人类天才被疲惫压垮了,所有被他征服的都在他身边,因为尽管他的翅膀很大,但他没有学到任何本质的东西。像浮士德一样,阿尔伯特·丟勒在世界各地游荡,追求他永远无法掌握的错觉。 [14]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相反,对你而言,这种失败和这种不可能性往往成为一个起点,非常矛盾地开辟了道路。正如我们在《无良片商》中所说的,“如果我们处于无法成功的时代,我们总是可以尝试和实验”。
J-L.G。是的,当然。是的,但它让我想起了,这个丢勒的天使的形象,“忧郁天使”......我想把它放进来,然后我注意到其他的东西:如果它是忧郁的,事实上,它并不是真的很忧郁,因为否则我们会像阿甘本Agamben一样,或者像其他人一样,甚至像Elie Faure那样,或者像弗洛伊德一样:我们试图诠释。我们制作大的书或小的书,最后,我们制作文本。事实上,对我来说,让他感到忧郁的是他所看到的。但我们,我们没有看到。就是在那时候,我想他看到了一对情人。正是在那一刻,我想起了《土地》里的这对夫妇,无论如何都引起了一点点的忧郁。上面的文字是莫里斯·布兰肖(Maurice Blanchot)的书 《等待,忘却》“L’attente l’oubli”中的一段文字。这在那里拿的文字......我当时在萨拉热窝拍摄了一场戏,它太糟糕了...我们没有放进片子里来,它非常糟糕,当时时间也太早[15]。
图片:透明(Yervant和安杰拉·里奇·卢卡Gianikian,1998) - 影像书(戈达尔,2018)/幸福阿拉伯房间模型(展览模型)(2006 )Godard和Anne-MarieMiéville; 一些展示的图像也将出现在《影像书》(阿尔及利亚家人的镜头和两个水彩画由奥古斯特·马克在突尼斯在1914年制造) - 《乌托邦追忆》(安 - 玛丽·米耶维勒Anne-MarieMiéville,2006)/我刚刚睁开眼睛(Leyla Bouzid,2015) - 《影像书》/来自舍甫仁科 《土地》中的情侣,在《电影史B1》Dovjenko’s Land in History(s)of cinema b1.
[1]参见以“道德考古学”为题发表的访谈。
[2]以Marcel C.的笔名。序言开头如下:“作者犹豫了。言语或言语S(复数)。然后复数消失了。它可能表明流量过于模糊和过于庞大。电视,体育和政治泛滥。跟这些无关。完全无关。简单地说,它有关于在言语中可能独特(单数)的东西。 “
[3]这是他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展览的标题,他自己在《业余报道视频》中详细描述的。它与最终被称为《乌托邦的旅行》1946-2006 的那个版本完全不同。
[4]“没有未来的艺术,立即善意地警告了两兄弟。 (...)然后,我们误解了他们。他们说“没有未来”,即“当下的艺术”,一种艺术,它给予,并在给予之前能接受,我们叫它“艺术的童年”。除此之外,圣西门人,创始人被称为什么? ”孩童的“。“孩童的”男爵。如果他们梦见东方,他们并没有把它称为丝绸之路或朗姆酒,他们称之为铁路。因为,在路上,梦想变得坚硬和机械化。 “(电影史1b)《影像书》中有很多铁路和火车的镜头。
[5]《影像书》中出现了瓦西里·格罗斯曼Vassili Grossman的《生命与命运》一句。
[6]关于Samantar,《幸福的阿拉伯》的一个人物,从艾伯特·科塞里Albert Cossery的小说《沙漠中的雄心》拿出来,在影片里被一个照片展现的。
[7] 福楼拜的Salammbo 这样开始:“它位于迦太基的郊区Megara,在Hamilcar的花园里。” La Marsa,幸福阿拉伯段落中很多镜头在这里拍摄,它就是在老的Megara地址上建造。戈达尔在电影中引用了小说中的一段或多段摘录。
[8]一个镜头展示了Philippe de Villiers的一本书《圣路易的小说》“Le Roman de Saint-Louis”的封面,是君主骑马的肖像。
[9]在问题摘录的声音是从《这里和那里》来的,戈达尔和安 - 玛丽·米耶维勒,提到的诗人可能是Khaled Abu Khaled.。
[10]电影中至少使用7种语言:法语,阿拉伯语,英语,意大利语,德语,希腊语和俄语。
[11]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法布里斯·阿格诺Fabrice Aragno说了几句关于这个博物馆项目的事,它要在四个博物馆,蓬皮杜中心,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马德里的雷纳索非亚博物馆和纽约博物馆。 Aragno描述该项目作为“在电影中的漫步,”发生在三个空间:一个是专门给他的《影像书》,另一个给影像,并在中央大厅里两者遇见。
[12] Godard做的最后的一个预告片是《社会主义影片》Film Socialisme。《影像书》的预告片,以及著名的《电影社会主义影片》的系列预告片,就是我们看到整个片子完全快放的那个,是法布里斯·阿格诺 Fabrice Aragno做的。
[13]如在上述采访中,法布里斯·阿格诺Fabrice Aragno 讲述的,老的威尼斯双年展总监汉斯贺琦Hans Hurch原想鼓励戈达尔的用这个本杰明式的照片做一些事情。阿兰 贝加拉,著名的“戈达尔学家”“godardologue”,将这张画面类比电影史(S)1B的原始版本里结尾处,有另一位克利的天使(见他的文章“历史的天使”在《没有人比戈达尔更好》)。
[14]艺术史,戈达尔在《狂人皮埃罗》中引用的,《电影史4a》(很长的一段,好几分钟)和影像书(一个句子的中间一部分)。
[15]这显然是关于《我们的音乐》,在那里有一个关于《等待遗忘》的小段对话,接近于《告别语言》的台词。
戈达尔的得力助手法布里斯·阿拉诺(Fabrice Aragno)解释了《影像之书》是如何通过简洁、自制的手段来抵达辉煌的。
采访:艾米·托宾(Amy Taubin)
来源:Film Comment 2019年1-2月刊
译者 湿度
一个追求无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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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达尔自始至终都坚信着电影是书写20世纪历史的媒介,而这样的信念也一直影响着他的电影创作。从其史诗般的作品《电影史》(Histoire(s) du cinema,1988-1998)开始,其拼贴式的电影就描绘了这个镌刻世界历史的媒介是如何发展的,即电影是如何从一个在剧场中被当众放映的赛璐璐胶片发展到可供个人观看的录像带、网络、磁盘的;并且,其还阐释了一直以来电影是如何通过图像来“书写”像文学史一样个人化的历史的。21世纪的今天,随着数字电影的出现,戈达尔的拼贴式电影也呈现出了在活动影像中记录这个世界的图景,并且随着活动影像本身的媒介转变,对世界的历史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镌刻。
法布里斯·阿拉诺被视为戈达尔《影像之书》(The Image Book ,2018)的摄影师、联合剪辑与联合制片人——从《电影史》衍生出来的作品中,《影像之书》是最为抽象以及个人风格最鲜明的作品。在《影像之书》的拍摄过程中,戈达尔使用了先前在其拼贴式电影中使用过的相同的模拟录音设备,并让阿拉诺对电影进行数字化的再处理,此外戈达尔还要求其在保留模拟记录设备的表现力和迹象的同时,增加数字媒介独特的元素。不过就像阿拉诺很明确指出来的那样,虽然戈达尔的双手由于太过于颤抖很难去按下数字程序的按钮,但是阿拉诺每次的选择则必须得到戈达尔的认可。不过戈达尔几乎从来都不认可。
自从戈达尔不再巡回展映后,阿拉诺就将《影像之书》送到了2018年秋天的纽约电影节上。虽然他拒绝代表戈达尔说话,但是它却非常乐意讲述在过去16年中他与戈达尔一起工作的情况。此外,他还需要确保电影中精心设计的环境音在每个场景都维持平衡,尽管扬声器的效果变化取决于你所坐的位置。他进一步说道“如果你坐在正中间的位置,并且你的两边都有扬声器的话,那么你就会感觉到戈达尔好像在你的大脑中直接用立体声在讲话。”但是他也很喜欢坐在剧院的后排,因为那里图像很小,并且声音来自四面八方。
更好的情况是,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可以自由的活动——就好像他们在一个装置中。这些装置中的第一个于11月最后两周在洛桑市的维迪剧院进行了亮相。阿拉诺说道,虽然戈达尔也一直在致力于探索虚拟现实的技术,但是长久以来他们还没有找到任何有趣的VR工作。他推测道,戈达尔可能会使用虚拟来定义具体的事物,就像他曾经用3D技术去定义2D技术一样。“我们将取消VR,并且我们最终还可能会展现VR设备被摧毁。”
艾米·托宾:你能谈一谈在《影像之书》中是如何和戈达尔一起工作的吗?
法布里斯·阿拉诺:首先,戈达尔在录像带上进行了剪辑,然后我又在电脑上把一切又重新做了一遍。我曾经用Final Cut对《再见语言》(Goodbye to Language, 2004)进行过剪辑,其中还用到了3D技术;不过此后我又在Davinci上重做3D。在这部电影中,我依然使用了Davinci。主要还是因为它比较便宜。
艾米·托宾:《影像之书》中的剪辑与先前戈达尔的拼贴式电影有所不同,尽管这里的一些影像其先前使用过。其实与其说这些图像在剪辑点上发生了碰撞,不如说它们经常很到位的呈现出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我认为这是很多画面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短暂的黑色画面的效果。那么这些黑色画面的出现是因为戈达尔所使用的下载图像的原始的模拟技术吗?
布里斯·阿拉诺:其实镜头之间的黑色画面有着各种不同的原因,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是有意义的。比如说,《荒野怪客》( Johnny Guitar,1954)中的三个镜头序列。或许这其中有些东西是错误的,但戈达尔依然选择保留了它。
艾米·托宾:他曾经经常使用那句琼·克劳福和斯特林·海登之间的台词“告诉我,你一直爱着我”,以至于我的第一反应总是“哦不,别再说了”。不过这次好像又有所不同。
布里斯·阿拉诺:首先,他选取了女人的影像,然后是男人的,然后又是女人的,并且他还保留了所有的声音,但是他又用没有声音的黑色图片代替了男人的影像。戈达尔的一个巴勒斯坦的朋友曾经写信跟他说,学习《古兰经》的方式就是维持安静。但是更普遍的来说,不能仅仅因为技术的老旧就认为他无法的得到他实际想要的东西。这就像一个想保留绘画技巧痕迹的画家一样。有时这可能是错误的,但依然没有什么问题。我认为在影片中展现这种迹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让-保罗·巴塔格里亚(Jean-Paul Battaggia)就非常讨厌这种“错误”。我们一起工作已经16年了,并且很多时候不只是工作。戈达尔的身体将会越来越老,尽管在他心中他还很年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了时间的流逝。或许《影像之书》就是戈达尔寄给电影的情书。也或许是他对人生的一次反思。
艾米·托宾:你是否可以多谈一点你是如何处理戈达尔所提供的材料的呢——也就是谈一下你是如何处理那些戈达尔在电视上所展示的他用DVCAM录影机所做的剪辑的。
布里斯·阿拉诺:你知道在后期制作中如何对图片进行色彩校对,从而使一切变得平滑均匀吧?戈达尔想要的正是相反效果。他想产生断裂的效果。首先是彩色,然后是黑色和白色,或者一些不同强度的色彩。或者在这部电影中,在图像出现之你会后看见帧数的变化。当他把录制从电视转移到老式的DVCAM模拟机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其实这个机器实在是太老了,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维修它所需的配件。电视会花费一定的时间来识别和调整DVD或者蓝光的格式。无论它是1:33还是1:85。并且,在许多电视中,他使用的那一台是最慢的。他想保留这一切。虽然我可以更正这些问题,但是戈达尔并不想让我怎么做。这里有张《战争与和平》的图片。
(他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展示了一个图片序列。)戈达尔通过一台老式的模拟视频特效机器制作了图层和色彩,如红色、白色和蓝色。这就是你感觉到模糊的原因。当我尝试用数字技术重做时,我才发现我不行。这些边缘太过于锐利了。此外,我并不知道他是如何让这些图片抖动的以及他为什么让它们抖动。或许是他调动了电缆线。手动调控的动了电缆线。他想看到这样的效果。这是他那台老式机器的功劳。
他为我编辑了一本书,从而使我能够在全都电影的编辑中使用:首先是整个电影的章节大纲,每一章节都有一些文字和图片。这就像我们和安娜·玛丽(米维尔)(Anne-Mairie[Mieville])为这部电影发表的那本书一样。我们也对《电影社会主义》(Film Socialisme,2010)和《再见语言》做了这些事情。如何他从他编辑过的每一个影像中都提取出一帧。他给其制定了一个代码,并且他还写了格式,写了声音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以及音乐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他基本把所有事情都写上了。不过,我其实并不怎么用那本书,因为我的工作只不是把他的录像拷贝到DaVinci上而已。并且,我有时还会找到他所用过的电影的更好的拷贝,然后再去代替它们。
但是有些时候,当我试图把其做的更好时,我却发现这是个错误。杜辅仁科(Dovzhenko)的电影中有一段让我非常的感动。这一段处于《影像之书》中被称作“中心区域”的地方,在那里,画外音是关于时间以及时间的缺席。然后我找到了我所认为的“更好”的电影拷贝是什么了,在那里你可以更好地看见他的脸,她的眼睛以及他那只放在她胸前的手。这全部都让我非常感动。但是戈达尔却说“你完全不了解我的意思,这是人们在修复电影时所作的。他们把肉毒杆菌放进了电影里。”的确,审视面孔虽然重要,但是审视图片中的雪花屏也同样重要——那些老旧恶化的痕迹。戈达尔用一个老式的麦克风记录了画外音,并且我们还保留了全部的噪音。这就是时间的标志。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的工作。(他再一次在笔记本上进行了展示)他昨天把这发给了我。“一天的影像”。这是一个洛桑市的空间的图解图,我们将在那里展示《影像之书》。这是他的一些衣服,这是他家里的一小块地毯,上面还有一本安娜·玛丽(Anne-Marie)的《图像解释》(Images en parole)。这是我们在电影结尾看到的几本书中的一本。看看这些木质的桌子。这是7个扬声器以及放置屏幕的位置。虽然它很像一个小型的剧院,但我们依然可以像一个古老的教堂那样把它建立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入口的外面是戈达尔制作的前两幅拼贴画,它们被装裱好后挂在对面的墙上,上面还有一小段关于透视法的文字。在里面,屏幕的后面有一面白墙,旁边是一堵黑色的门。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或许这象征着早期电影中的黑白画面,还有就是这个黑色的门,这似乎听起来很夸张,但是其很可能象征的死亡之门。他虽然没有解释,不过同时处于电影内部与外部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并且,在安装的同时,我们在一个常规的剧院中用35毫米的放映了《影像之书》中的四部电影:《爱的挽歌》(Book:In Praise of Love,2001)、《我们的音乐》(Notre musique,2005)、《电影社会主义》、《再见语言》。这个装置将会像一部戏剧作品或者卢米埃尔的电影那样传播开来。卢米埃尔的第一部影片是在一家咖啡馆里播放的。我很想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这么做,但我们需要筹集资金。我们进行这样的展映是为了《再见语言》。瑞士的艺术影院并没有3D的放映技术,而大型影院只上映一些超级英雄的影片。所以我使用两台投影仪来建构这个系统,从而创造出3D效果,然后我们带着它循环展映。
艾米·托宾:电影中有戈达尔画的一些场景什么的吗?
布里斯·阿拉诺:有,在阿拉伯区。他拍摄了他自己的绘画作品。他使用的是他的iPhone上的摄像头。我把它们转到了电脑上面,然后对它们进行了上色——把黑色调低,把饱和度调高。在他工作室的电视中所存在的画面与最终完成的电影之间有很多的工作。这是我和戈达尔在那里一起制作的独特的画面。虽然是我的手在控制这些工具,但具体怎么做则是由戈达尔来说。他是手势。
编辑:馒头
电影学者兼不专业美食博主
微博/豆瓣:@顾什么G
书-影像
戈达尔今年的影片平易近人,少了像社会主义电影一样对观众的挑衅,变成了自己跟自己的独白,不再期待别人能够听到。因为他对影像已经没有了信心,50年前,曾经试图通过画面影响社会的理想破灭了,戈达尔告诉我们,画面没有任何力量,也没有任何作用,他自己做的一切关于画面的工作也不过是在别人的谣言中被误解和侮辱,自己的死也只作为别人的笑料。影片充满了深深的自嘲和一种前所未有的平和。
书 影像 继续了电影史的工作,找到指射人类社会的丰富含义的符号的画面,同时告诉大家自己的电影观点,以及告诉大家这部电影在做什么。这部影片出奇的容易观赏,因为戈达尔在影片开始花了大量时间认真的跟大家讲解应该如何观看它。
影片开始,一只手指,becassine 女士的手指,她在主 神 面前沉默,手指向天上,因为我们的主人,上帝,在看着我们,同时一只手指是感觉,灵魂,情感,的所在,5个指头组成的手,是电影工作的开始,是的,这次戈达尔的电影是个手工的电影,意思是说是用手在剪辑台上完成的,是用画面,声音,语言,音乐,手工合成的,就像作曲家写和弦一样。
人类的真实的处境,就是用手来思考。
概括下,戈达尔告诉我我们说他的电影是手工劳动。不是工业产品,不需要面对别人交流,所以不需要明星,不需要演员,不需要那些能够集合资本的有明星脸的画面。影片里头只有他自己,戈达尔。
史料与(是)道德
接着,他说,我们这次要看的是,我们人类社会几百年来的视觉的符号。我们之间的符号。我们的符号,信号,指射。。。。。重复5遍。这也是电影史里头的观点,那些画面里头的元素能指对应的人类生活当中的一些可能牵连的所指,但这里说的是要如何观看这部电影,意思是,这部影片不会像社会主义影片一样那么具体,有很形象化的画面,这里的画面的元素会更加抽象,集中在发觉人类社会生产的形象背后的东西,比如戈达尔在之后的画面里头用一些油画跟我们展示,我们人类曾经用红色和黄色表现惊恐和暴力,我们也用蓝色表现自然,用白色表现纯洁和吊念,黑色表现死亡。
所以,电影的标题中,书是红色的,影像是白色的,戈达尔的手拿着剪辑台的胶片抽动的时候,现实是红色的,胶片是蓝色的。整个影片的观看的介绍指南都在这里。像是一本书的导读。
这个就是戈达尔对影像的真实和真实的真实的理解。在以谎言,暴力,血腥,权力为结构的人类社会里,书的力量是毁灭性的,这是人类的原罪,影像却纯洁,没有任何的煽动暴力能力,它没有原罪。
这些都是人类的社会形成的隐喻,戈达尔的电影就是用影像轨和声轨组成的隐喻的片段集合。(圣经,古兰经,这些书赋予了一个社会权力结构,有无穷的政治力量。画面从来就没有任何的能力。),对于基督教文明的一些呓语(基督教文明是一个争战的文明,用暴力的视野看待其他的文明,所以在西方世界表现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能看到表现手法的暴力,同时能感觉到被表现的主题的内在的平静,暴力在西方世界不会平息,所以对于流血和战争没有解决办法,人类也会一直如此下去。),同时给出面对未来世界的选择。(在这样一个血淋淋的社会里头如何生存下去呢?他嘲笑说,在绝望的时候,要保有希望。)
第一章
remakes
翻拍
战争:一块铁在一块肉里。
人类历史不断的重复,各种各样的暴力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连杀人的姿势都是一样,比如纳粹(黑色)和伊斯兰分子杀人丢到水里(红色)的画面。我们对自然的恐惧,比如鲨鱼张开血盆大口的恐惧,被用在一些飞机上面,用来吓唬敌人,一些的符号,都在人类社会里重复着,在电影的各种remakes里头重复着。各种不同的人射击的画面,以及当一片金属插入肉体的样子等等,戈达尔嘲笑说它叫: rim(AK)es,所有片子里AK47步枪开枪子弹的节奏都押韵。总之,恐惧,暴力,死亡,杀戮,这些在电影当中不停的出现的东西,也是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活动。
可是画面并没有原罪,他强调,这些只不过是一些画面而已,当我们把那些开枪的人的的画面变成白色,和被他们射击的目标变成白色,画面就看不到任何暴力的东西,也没有血腥。
可是,剪辑台上,在胶片之外的所有地方,都是红色的,那里是真实的真实,人类社会的真实,血的颜色,胶片是蓝色的,蓝色的,蓝色的,一格一格,所有都是蓝色的,那是影像的真实,纯洁,自然。
第二章
圣彼得堡的夜
伊凡大帝,圣经要照耀在他脸上祝福,圣经啊,至高无上的权利的象征,苏联人很早就发现了书的隐喻,同时也发现了铁路的隐喻,同样发现了国家跟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隐喻,苏联人发现了很多惊人的符号。
这一章要专门送给苏联。
可是书本的力量是很大,文字的力量很大,政治家的口号,人民的集体运动总是在一起。
可是,国家,国家,总要统一,可是当有一个人不同意的时候,国家就把这一个人用斧子砍成两半。
第三章
铁轨上的花,在旅途的风中
小红花朵长在铁道的中间,在风中挣扎,挥舞着革命的旗帜,远处来的火车,毫无任何阻碍,从铁路上开向权力要求的地方。革命者能反抗国家的意志?
个人丢石子对抗铁路上要来的火车。一个人对抗国家的权力。
克里斯 马克,亚历山大 梅德维德金 的坟墓,苏联人的社会主义梦想。
从电影发明之初,观众就被火车进站的画面吓到,电影的发明跟火车的普及同时进行,电影中表现了无数火车的镜头,那些铁路在政府的权力下,直直的扑向远方,不可抗拒。
火车的力量同样不能抗拒,开动的时候不能上,在里头的时候人和人在相互折磨挣扎,人倒在铁轨上的时候要挣扎的爬开,躲开火车的到来。
梅德维德金发明了电影火车,把制作和放映电影的所有设备放在一个火车车厢里,在苏联境内所有铁路通到的地方,去那些农民家里,拍摄农民的生活,然后马上洗印出来,放映给农民自己看自己的生活,作为社会主义重要的宣传工具,电影的功能,被苏联人发展到了极致。苏联人的铁路铺到哪里,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站就开到哪里。
电影里头的铁路,人和铁路的关系,个人和国家的关系。
第四章
法律的精神
法律的出现是语言和书,法律是社会最强有力的规范,也是书。法律,律法,自然法则,语言,但是语言不是话语。成年人的语言不是儿童的话语。
律法,有自然的律法和人类社会的律法,少年林肯因为尊重自然的法则而学习了人类的律法,又在人类的法庭上用自然的律法判断了人类社会的纠纷。
宗教的律法,社会的法律。
手指向上,我们的主 神,在上面看着我们。
问题是先有宗教再有社会,还是先有社会再有宗教呢?圣经跟古兰经的章节,关于律法的章节,是否就是社会最开始的法则。
从西方的眼里看。从西方的眼里看。
在西方的视野里,对事物的呈现总是有一种暴力,但是我们西方人在看待阿拉伯世界的时候,经常看到我们呈现方式的暴力和被呈现主题当中的平静。
在阿拉伯海岸边,深蓝色的海,和红色的土地,以及海面和地面交界线之间的小人。暴力的色彩呈现深沉而平静的内容。这个是西方对阿拉伯世界的表现。
第五章
中央区域
幸福的阿拉伯半岛
在西方人眼中的阿拉伯世界,阿拉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能说话么?
阿拉伯人有自己的话语么?比如埃及情节剧电影中的一段,一对年轻的男女在电话亭里,表达自己的感情。跟法国的年轻人,跟美国的年轻人,有什么区别呢?
大仲马的小说。幸福的阿拉比。
可是。因为,石油,资源,因为那些富人的消费和浪费,因为穷人的对生存的必须。
小说虚构了Dofa的故事。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个幸运的国家,它没有石油。。。。。。。。
这个地方的人们让人听到自己的方式是足球比赛。
显然,阿拉伯发明有自己的文字,数字,语言,他们也可以运动和世界各地人一些,用共同的规则,足球比赛。
这些政治的思考要回到关于艺术的形式,线条,取景,色彩,等等。
为什么一个表达形式总是在出现的下一个世纪才被承认为艺术呢?
可是因为我们的世界,被毁灭者,两种人,富人的用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浪费的资源来毁灭,穷人因为自己对生存的最低需求而毁灭。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呢?
没有办法。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走向毁灭。
同时也要保持希望。
像我们养的狗对待我们一样,把主人放在自己的前面。
狗对于人,人对于上帝。
布莱希特说,只有通过这些不连贯的碎片才能获得真实的思想。
戈达尔又模模糊糊的说了一串谁都听不懂的东西,咳嗽了起来,自己的死也不远了,去年还住了医院。在沉默里,我们看到一段黑白的法国康康舞,Max Ophuls 的电影段落。男人陪着女人跳舞,跳着跳着,昏过去,倒在地上,死了。
画面的文字游戏暗示说,当自己倒下之后,在别人的胯下过去,(passer sous la jambe不会有人再想起我曾经用画面做的工作,),剩下的只是被各种各样的谣言传颂,(cancaner , 康康,法语里头传谣言的意思)
影片就用一张这样的画面隐喻结束了自己的总结。
达芬奇的向上的一指,我们的主 神 看着。
戈达尔就用这样一个清教徒先知的模样给自己落幕。
“But the words will never be Language.”
“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好,我们从来都不够难过。”观众面对的不再是银幕,而是一台疯狂运作的机器。在暴君(行走的电影史)面前,观看本身成了一种行为艺术。当你沉睡时,上帝就会派戈大仙炸醒你。©欧盟影展
如此典型的后结构主义电影,影像版罗兰·巴特,正如“话语永远无法成为语言”,陈述行为代替不了陈述,肇发于陈述本身的影像语言在观者心底激发起如恋人絮语般的湍流:贬抑影像的可看性(可看即意味着沿用一套陈旧的语法)、放纵能指(解读路径前所未有地如此般开阔)、呼唤碎拆(真实寓于无数的碎片而非某个宏观主旨当中)、谋杀导演/作者(援引不同电影/作品的片段/文本加工成一个自成意义的集合,导演对作品所有权的合法性被褫夺,想象有这么一位上帝已经将世间所有的影像创造出来了,而戈达尔恰好从中攫取了一小部分)、向观者开放(观者需在观看中一同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感受、评价与阐释)、指向纯粹的快感(摒除作者意图、意识形态、社会意义后的、从哲学回返美学自身的影像乌托邦)。
不知道如何打分,睡了四个小时爬起来看这个。虽然我全程没睡着,也没走神,但我也不知道我看了什么。
让学院派的学徒们崩溃的电影,但其实非常之可爱可敬。戈达尔:这个世界会好吗?年近九旬的大师依然保有着对世界讲述与争辩的激情,去电影化的讲演录。与内地某些独立电影气质挺契合的,尤其是沙青的《独自存在》。
一个不情之请,不要,转译,文本,只有,一个,试图把影像,重组//请不要//只有,影像之书//不要试图变,文本之书。给它自由。
798电影,夹杂戈达尔口播自己对世界的若干看法。门口工作人员对话:“好多人看一半走了”“当然,这是戈达尔”“片子简直一团糟”“所以他入围了”。王兵也来看这场,别人招呼他往前坐,他自己跑到靠角落倒数第三排坐下,不慎坐到保留座位上,又被工作人员请到前面。
像电影史那样的影像论文,看不懂,人也没太想你看懂。身边睡倒一片,鼾声阵阵,也是难得的体验。
真正的电影:一连串胶片如一节节火车车厢的运动,排除了【拍摄】这一元素存在的误导性,真正实现了每一次剪辑都在建立影像的关系;真正的现实,当影像中虚构的和真实的暴力被戈达尔拼接,不再有虚构,只有暴力,历史是终极的“翻拍”;真正的呐喊,是沉默,沉默成为了另一种声音;真正的剪辑,在于声音被分离后,我们看向影厅各处寻找它的源头,随即声音也变为影像;真正的五颗星,就像人的五只手指,缺一个都不行。
"本片语焉不详,翻译已尽最大努力"笑死
马德里放我的电影回顾展的老影院Cine Dore,每天四点后放古今的经典作品,2欧元票价。14号8:00放完《黑骏马》后,在1号大厅放戈达尔18年的新片《影像之书》,法语加西语字幕,我不懂语言,也就硬着头皮看完了它。粗粝的老电影与图片影像的实验性组合,分着几个章节;听不懂老爷子的喃喃自语,就更不知道影片在说着什么了。直至午夜,还有近二百观众坚持看完了它,该艺术片放映体系近百年培养的文艺电影观众,真是了不得呀!
戈达尔既然和观众完全没有沟通欲望了,那还拍什么电影嘛。(一个二十年戈粉的心声)
再见语言(langue)后是影像与“言语”(parole),进一步嘲弄了解读(read)电影的结构主义方法体系。可以说可用来解读这部电影的语法系统并未发明,但是系统一词便有重新回到了结构主义,所以说,这部作品在某些程度上是超验的。它用音乐、绘画和丰富的历时性视频素材拼贴成作品,来撑起历史不过百年的“电影”,保存逝去的话语流,创造了纯感官机能的反环境,目的可能是重思“电影”。而电影直接与影像挂钩,在时间哲学里,影像是关乎人生命经验(譬如对时间的感知)之物,是遍在的,所以此举又显得极具关怀。至于其中文本的意义,都已经不重要了,(不管这种开拓是否有效)我们都已经来到价值游移的时代。最后一幕征用的是欢愉中佯装年轻小伙跳舞的老头的故事,这如果是戈达尔在自指,才真叫人热泪盈眶。还想到了阿多诺,伟大的人都是相似的。
如果电影是个邪教,戈达尔无疑就是那个唯一的邪教领袖
#Cannes71# 其实戈达尔没事儿就拿ISIS之类炸观众一下应该是想要个X吧……好多地方故意不配英文字幕也是一种艺术手法吗?越看这个越觉得「敬畏」讨喜。24K纯实验电影,纯数据库电影,电影史加图像史开心辞典……就是片中这些手法戈达尔几十年前都玩过了,自我重复不免令人遗憾。
这片子还是挺好玩儿的,当我听到有呼噜声的时候,还以为是另一个声道
从《再见语言》到《影像之书》,80多岁高龄的戈达尔真像一个老疙瘩一样孜孜不倦地贯彻着自己的电影理念,管你爱不爱看,其锐利程度不逊于任何年轻导演,不要说什么初心不初心,老疙瘩就从来不曾迷失,如果真有法国电影精神这种东西,疙瘩肯定是元气、真气最充沛的,希望长寿,长寿下去。戈达尔的存在总是在提醒导演、提醒影迷,你为什么拍电影,为谁拍电影,电影有多少种可能性?你为什么喜欢电影,为谁而喜欢电影,喜欢哪一种电影……
用实验片重构类型片来反类型片
A / 假如说上一部消解的是影像-文本,这一部消解的或许是影像-声音。当声音与影像一样湮没于浩瀚中来去无踪难以塑型时,感官最后的定位系统被关闭,“恐怖”逐渐被真正植入了体验中。有趣的是当寻常视听模式几乎被剥削殆尽时,观众似乎又突然在声音和文本的交错缝隙中找到了戈达尔,那个依然从68年的断层出发拷问革命可能性的人。这一层次的存在让被篡改的引用免除封闭,它依然被放大摊开,依然可以也值得被“阅读”。
班雅明做不到的夢想,終於由高達來完成,不用拍攝任何影像,從戲院內尋找影迷回憶,引經據典,電視上的新聞、網絡平民影像在他手中也變成全新的意義,他是影像過盛時代的暴君,一切都變成高達眼裡混亂世界的碎片。火創造了文明,高達說,手才是創造世界的根源,五指不只是五感,是通向未來的五個關鍵。歷史只不過是存於永劫回歸之中,那革命是否從沒有發生過?還是最後一場革命早在1968的巴黎前的1919年俄羅斯裡?如果歐州文明世界正步向墜落的美國後塵,最終帶來同一命運時,世界的出路又應該依靠誰?非州又無法言說,中東是如何談論才好?這是西歐左翼知識份子在反美意識令中東變成最後的假想堡壘,那麼,亞洲呢?當以為這位經常舉旗不定,左搖右擺的老革命終於重燃革命的熱情時,在電影尾聲時大聲疾呼時,最後一個鏡頭似乎告訴你,言之過早了小朋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