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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苏雷曼从巴勒斯坦逃离，渴望前往新的家园生活，却意识到自己的故土如影随形。对新生活的期待很快沦为一个荒谬的笑话：从巴黎到纽约，不管他走到哪里，总有些地方让他想起祖国。在这一部关于探索身份、国籍和归属感的喜剧故事里，苏雷曼提出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我们能够真正称之为家的地方到底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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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观《必是天堂》有感
在整整观看了半个小时一位头发花白、着装文艺、眼睛汪汪、表情呆萌的老人安静的生活记录后，我查了这部影片的背景资料，然后才又重头看起。 这位老人是60岁的巴勒斯坦导演苏雷曼，他自己当主演，全片几乎没有台词，全程用眉眼代替言语。影片讲述苏雷曼离开自己的祖国巴勒斯坦，去寻找一个新家园——无需遭遇日常暴力、路障、身份检查的地方。于是他前往了巴黎、纽约，然而事情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他逐渐发现这些城市与自己的家乡上演着相似的情节。导演用影像这个语言分享着自己作为巴勒斯坦人的视角，直观又留有余地表达出自己的思考，让观众跟随着他，心平气和地去聆听这个世界的浮躁与不安。 以时间轴展开是电影中比较普通的手法，但是以喜剧的表达方式来反应一个政治题材，以类似于行为艺术的表演方式来叙述一部电影，这是导演独到的地方，也是让导演强大的内在力量与智慧的体现吧。
2 ) 伊利亚·苏雷曼：每个人都生活在暴力之中【译】
作者：Nick Chen / Sight & Sound（2021年6月15日）
校对：覃天
译文首发于《虹膜》
当一些导演将最好的台词留给自己时，伊利亚·苏雷曼在他自导自演的四部电影中只说了三个词。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字都出现在这位巴勒斯坦导演的最新悲喜剧《必是天堂》中。和往常一样，苏雷曼扮演了他的另一个自我E.S.，但在这里，当纽约的一位出租车司机问及他的祖国时，他打破了沉默。「拿撒勒，」E.S.回答，然后又补充说，「我是巴勒斯坦人。」
而在《必是天堂》的其余部分，E.S.巧妙地融入到了精心设计的场面调度中，扮演一个戴着帽子、引人注目的观察者。松散的情节包括E.S.飞到世界各地推销电影项目。在巴黎，Wild Bunch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文森特·马拉瓦尔带着些许自嘲的意味抱怨道：「你的电影不够巴勒斯坦……它发生在巴勒斯坦，但也可能无处不在。」
但就像《神的介入》（2002）和《时光依旧》（2009）一样，《必是天堂》实际上是一系列将日常的诗意与暴力并置的喜剧小品。在一个古怪的段落中，一只鸟拒绝离开E.S.的笔记本电脑；在另一个镜头中，两名士兵在一辆汽车里交换太阳镜，直到摄影机定格在后座上一个被蒙住眼睛的女人。
与此同时，E.S.观察到，巴勒斯坦的暴力正尾随着他，遍及全球。或者，正如苏雷曼本人在2019年伦敦电影节上告诉我的那样，这是「世界的巴勒斯坦化」。
问：盖尔·加西亚·贝纳尔向一位制片人介绍你时，曾这样说：「他是一位巴勒斯坦电影人，但拍的电影很有趣。」
苏雷曼：没错。这其实是另一位美国大制片人将我介绍给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时候说的话，他曾是华纳兄弟影业的总裁，当时他跟克林特说的就是这句话：「他是一位巴勒斯坦电影人，但拍的电影很有趣。」克林特随即对我眨了眨眼，说：「只能说世事无常。」
问：你当时是在向华纳兄弟影业推销自己的电影吗？
苏雷曼：其实是他们想参与制作一部我的电影。我问：「你们为什么想这么做？」他们回答说：「这对我们的产品目录有帮助。」在美国拍一部我的电影对于华纳兄弟影业来说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去拍一部他们的电影，你明白么？
问：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必是天堂》也算是一部纽约电影。
苏雷曼：但它并不是我原本可能被要求拍摄的那种商业电影。你在电影里听到的每一句台词都是我在其他地方听过的。我只是把它们转化成了电影里的语言。
问：在你的电影里，世界似乎是由暴力联系在一起的。
苏雷曼：是它触发了这一切。每个人都生活在暴力之中。我在世界各地都生活过，我经历了世界的巴勒斯坦化，它不再只是存在于本土的地缘政治区域，它遍及你去的每一个地方。
警笛的声音似乎已经成为了某种应激性创伤。有时我会等着看看那是救护车还是消防车，但不会期望那是一辆警车。因为如果你生活在巴黎，并且目睹了暴恐事件之后——我自己现在仍然心有余悸。当我在公寓里听到警笛声时，我会心想，「哦不，拜托，别再来一次了。」
这部电影讲述了巴勒斯坦的地狱是如何爆发的，一种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义体系已经在那里存在了几十年，而人们仍然视之为日常。然后影片里的主角转身背对暴力，去了另一个地方生活。就像我一样。
我说的都是我经历过的事，比如在巴黎发生的事。你受到了心理创伤，因为现在你无论走到哪里，暴力都会跟着你。我真的深受创伤。我本人并没有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也许会和我妻子多聊一聊。但也并没有深入到仔细审视我对当时法国发生的事情所保有的情绪，相当于活在双重的创伤之中。
问：你展现了巴黎的两面性。有卡拉·迪瓦伊的时装秀，也有无家可归的人。
苏雷曼：他来巴黎是为了见识天堂，结果却看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全球暴力。这只是种矫饰：时尚和漂亮女孩。但第二天，街上就空无一人了。他不知道今天是7月14日（法国国庆日）。这是与巴黎建立联系的一种托辞——阿拉伯人躲避警察，坦克在街上游荡。
问：在你的电影中，沉默和沉默的打破总是给幽默增加了很多张力。
苏雷曼：在创作声音的过程中有不少乐趣。很多时候，真正留在你脑海里的是声音，来自于对影像的纪念。我总是认为声音不是背景，而是与影像平行。
问：你常常会被比作雅克·塔蒂。你能谈谈自己受过哪些人的影响吗？比如我随口一说，憨豆先生……
苏雷曼：（摇头）不，他太老套了。我更喜欢塔蒂和巴斯特·基顿。我没有受到他们的启发——每个人都这么想。在我知道他们是谁之前，我就拍电影了。但我喜欢他们的作品，这种比较让我受宠若惊。
问：所以当我提到憨豆先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受到了羞辱吗？
苏雷曼：我不怎么关注他。也许你会一边吃面条一边看他的电视节目。而且他的一些东西的确很有趣。但彼得·塞勒斯的电影才会让我发笑，因为它们往往有一些非常复杂的笑料。
问：在《必是天堂》的结尾，当主角来到同志酒吧的时候，让我想起了《时光依旧》中的酒吧场景。看到人们跳来跳去很有宣泄效果。
苏雷曼：影片的最后一个场景回到了我对新一代巴勒斯坦人的认同，他们剥去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成为了积极分子。这正是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努力想要成为世界公民的理念。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了世界公民，他们从自己的定位出发，不需要环球旅行，因为他们现在意识到巴勒斯坦是一个性别平等的概念，一个进步的概念，一个建立对世界上所有不公正现象的认同的概念。
我带着积极的希望看待他们，因为他们用文化多样性和节日气氛的表现来表达他们的抵抗。所以他们对占领的反抗是在反抗压迫者。你不能逮捕那些有创造力的人。当然，你总可以把诗人关进监狱。但你不能阻止诗歌。
问：所以你认为年轻人能拯救世界？
苏雷曼：我希望我能年轻30岁。我很羡慕现在年轻一代的所作所为。你在最后一个场景看到的人是我在拍摄过程中实际亲眼所见的人。在我内心建立的情感和面对这些情感之间有某种同步的东西。我以前没有见过那些人。
剧组有人告诉我海法有最漂亮的酒吧。我们几乎来一场巡演，穿梭于各个地方。凌晨3点，也就是深夜，最后一家酒吧是同性恋酒吧。我一边喝酒一边观察着。我想，「这肯定是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幕了。」这很棒。这完全符合我的感受和情感。就像命中注定的场景一样。
原文链接：
3 ) 《必是天堂》是一部得不到客观评分的电影，所以别介意我给了五星
这个导演的方法令我印象深刻，他很擅长用道具完成隐秘的叙事，用突兀、鲁莽、不合常理的行动轨迹去划破平衡和谐、宁静美好的画面，甚至于让某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注视下变得怪诞与诡异，而最不屑于用语言加以诠释，以此来建立他所需要的符号。
是的，他摒弃了不同语境之间的交易，没有隐喻而充满象征，那只是带有强烈指向的某种间接的意象——对某些概念符号略显生涩的再定义。为此，他可以把香榭丽舍直接装扮成时装周T台的模样，或者干脆把巴黎想象成一件祛魅的肤浅的当季时装。他当然也可以把纽约窄化为布鲁克林区，夸张的镜头扫过满大街背着自动步枪的普通市民，在这种场景下，没有枪战、秩序井然反倒不同寻常……
这些仅具有风格的意蕴——哦，原来也可以这样夸张，而不怎么显得尴尬。
严格来说，这称不上是一部电影，而是冷眼旁观以及借助于影像碎片的文学化的思考，一位一言不发肩膀上扛着一颗脑袋的旁观者（导演），过路，路过，思考也仅是围绕着人之归属：世上难民有的是，可哪有什么世界公民，即使不以土地来圈定，人的归属也该是唯一的，只是你对其有无觉悟以及是否确认而已。种族？信仰？文化？总有一种认同是你的归属之根。接近结尾处终于闪出一个金句：他是巴勒斯坦人，不，他不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而是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
这种形式还比较吸引我，他在尝试新的玩法。若打散了重构，你也许比他更能讲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至少故事逻辑更强些，但你承认吗，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故事泛滥的时代，这个时代真正稀缺的怎么会是故事呢？那是潜入深海的思考——潜入深海而不被溺毙。
但归根结底，故事还是最重要的。
我喜欢猎人、老鹰与蟒蛇的故事，喜欢误入室内的麻雀，喜欢巴勒斯坦生活场景，喜欢追捕天使的纽约警察，也喜欢为巴勒斯坦人免单的纽约出租车司机……
但我很不喜欢巴黎场景中强迫症式地追求对称。复古的趣味不在于借助古板的行为来营造喜剧氛围，它原本也许是想与巴洛克风格的对称相映成趣，却令我极度生厌。
当然这也是我的个人观感。该片导演压根没指望得到任何“客观”评价。
4 ) “巴勒斯坦人无处不在”：伊利亚·苏雷曼的《必是天堂》
本文译自BFI Sight & Sound 2021年6月15日发布的采访，作者 Nick Chen
这位面无表情的悲喜剧演员谈到了他的新电影《必是天堂》，影片内外暴力造成的创伤跟随着他从巴勒斯坦蔓延至巴黎，以及为何他在年轻一代的同胞身上找到了希望。
当一些编剧和导演给出自己最华丽的台词时，伊利亚·苏雷曼在他的第四部自导自演的故事片中说出了这三个词：“Palestinisation is everywhere”。
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出现在这位巴勒斯坦导演最新的悲喜剧《必是天堂》中，和往常一样，苏雷曼扮演了他的另一个自我E.S.，在被一个纽约出租车司机问及他的祖国时，他才打破了惯常的沉默。“拿撒勒，”E.S.回答，然后补充道，“我是巴勒斯坦人。”
在这部获得2019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提名奖的影片中，E.S.是一个戴着帽子、引人注目的观察者，他被整齐地安排进精心编排的演出中（mise-en-scène），故事情节松散，E.S.飞到世界各地推销电影项目。在巴黎，Wild Bunch公司的文森特·马拉瓦尔自我嘲讽，他对E.S抱怨道:“你的电影还不够巴勒斯坦……故事发生在巴勒斯坦，但它也可能是任何地方。”
但就像《神的介入》(2002)和一样，《必是天堂》实际上是一系列将日常性的诗歌与暴力并列的喜剧性插曲。在一个古怪的段落中，一只鸟拒绝离开E.S.的笔记本电脑;两名士兵在一辆车里交换太阳镜，直到摄像头转移到后座上一个被蒙住眼睛的女人身上。
与此同时，E.S.注意到，巴勒斯坦的暴力正在全球范围内跟随他。或者，正如真实的苏雷曼新冠肺炎爆发前在2019年伦敦电影节上告诉我的那样，这是“世界的巴勒斯坦化”。
在这里,经过编辑的文字记录显示,苏雷曼本人是如此健谈,让其他导演看起来就像E.S.般沉默。
Q：Gael García Bernal把你介绍给一个制片人时说:“他是一个巴勒斯坦电影制作人，但他拍的是有趣的电影。”这是真的吗？
A：确实是这样，这是原话，他把我介绍给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他曾是华纳兄弟的老板，他告诉克林特，“他是巴勒斯坦人，但他制作搞笑电影。”克林特冲我眨了眨眼睛，说:“好吧，倒霉的事总会发生。”
Q：你有在向华纳兄弟推销电影吗?
A：华纳兄弟倒是想拍一部我的电影。我问:“你们为什么想做这个?”他们说，“这对商品目录有好处。”在美国，华纳想拍我的电影是不太可行的，除非我为他们拍摄?所以我把它剪短了。
Q：说实话，《必是天堂》有点像纽约电影。
A：这仍然不是我被要求拍摄的商业电影。但你在电影里听到的每一句台词我都听过，我只是把它们电影化。
Q：在你的电影里，世界被暴力联系在一起。
A：这促成了这部电影，全球性的暴力异常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我曾在世界各地生活过，接受了世界的巴勒斯坦化，暴力不只在当地的地缘政治领域，实际上你去到的每一个地方，暴力一直都有。
我们被警笛声所伤害，有时我会等着看那是辆救护车或消防队的车，而不是警车。当你生活在巴黎时，在目睹了我们所目睹的(2015年11月，有组织的恐怖袭击造成130人死亡)之后你就知道——现在我仍然记得，当我在公寓里听到警笛声时，我会说"天呐，别再发生了。"
这部电影讲述了暴力是如何在巴勒斯坦爆发的，在那里我们已经身处其中，这么多年间，一个有组织的、成熟的法西斯主义政府诞生了，世界仍然认为这和日常生活没两样，然后这个角色选择不面对那些暴力，转身选择另外的地方居住，就像我一样。
我说的是我经历过的事，比如在巴黎发生的事。你受到了创伤，因为无论你走到哪里暴力都在跟随着你，我真的受到了创伤，虽然并没有当面谈太多，当时也许和我妻子一起，但并没有深入到我对当时在法国发生的事情所感受的那种情绪，实际上你承受着双重创伤。
Q：你展示了巴黎的两面，既有Cara Delevingne的时装秀，也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A：他来找寻天堂，结果却遇上另一种形式的全球性暴力，那只是个表象:城市的时尚和街道上美丽的女孩。但第二天，街道就空了，他没有意识到那天是7月14日(法国的国庆日)，这是影片的主题试图与巴黎建立联系的方式——阿拉伯人在躲避警察，坦克在街上游荡。
Q：沉默，以及打破沉默，在你的电影中总是为幽默增加一些紧张感。
A：创作声音非常有意思，很多时候，声音实际上会留在你的脑海里，就像图像的延伸。我总是认为声音不是背景，而是平行于图像的。
Q：你有时会与雅克·塔蒂相比较，那你能从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来了解他吗?比如，如果我说憨豆先生……
A：（摇头）不会，他太老套。我更像塔蒂和巴斯特·基顿。我没有受到他们的启发——虽然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我拍电影的时候还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喜欢他们的作品，这让我很受宠若惊。
Q：我说憨豆先生，你觉得这是侮辱吗?
A：我不喜欢他，可能你会在吃饭的时候看他的节目，他的一些东西很有趣。但Peter Sellers的电影让我很感兴趣，因为它们有时真的很复杂。
Q：当你的角色在结尾造访同性恋酒吧时，让我想起了《时光依旧》中的夜总会场景，看到人们跳来跳去真让人内心舒适。
A：影片的最后一幕回到了我对新一代巴勒斯坦人的认同，他们已经摆脱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了激进的进步分子，这正是我几十年来一直为成为世界公民而努力的理念。他们已经成为了世界公民。实际上，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并不需要旅行，因为他们现在意识到巴勒斯坦已经成为一个性别平等的概念，一个进步的概念，一个为世界上所有不公正现象建立认同的概念。
我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充满希望地看待他们，因为他们用文化多样性和节日气氛来表现他们的抵抗，他们对强权的反抗就是跳舞，你不能逮捕那些有创造力的人。你可以把一个诗人关进监狱，但你不能逮捕诗歌。
Q：所以你认为年轻人能拯救世界?
A：我希望我能年轻30岁，我很羡慕年轻一代所做的事。你在最后一幕看到的人正是片场真实存在的，面对他们时我内心有某种感情产生了共鸣，虽然我并没有见过那些人。
其他人告诉我Haifa有最漂亮的酒吧。我们一路拍过去了，非常投入。直到凌晨3点，拍到最后是一间同性恋酒吧，我不停地喝酒和观察着。心想，“这肯定是电影的最后一幕了。”太棒了，与我的感觉和情感完全一致，就像命中注定的一幕。
5 ) 必是天堂
谐，无语言，表情到位，特别是挑逗的眉毛，最好笑的是救护车送餐服务的梗！ 同起同落的仪式感，always double的设计，不知道是不是暗示着以巴的共存。 主人公为啥在巴黎就没换衣服啊？巴黎何时地铁空无一人？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一直在四八拍的节奏，有仪式，但也有些boring，
6 ) 一部主角只有兩句台詞的電影《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
你可曾看過一部主角只有兩句台詞的電影？如果沒有，那你就不該錯過這部由巴勒斯坦導演帶來的《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透過奇想與幽默，戲謔的嘲諷了巴勒斯坦還有電影製作以及法美兩大國的問題卻又不會過於銳利，在觀影過程中你或許也會激起許多的既視感，就讓我們跟著導演蘇萊曼，在與他對視與視他所見之間來一趟天堂之旅。
故事從蘇萊曼在家鄉的日常開始，日復一日，給自己的小樹澆水，與自己的日常相遇，比如鄉下兇狠的流氓，或者是住自己旁邊，喜歡對自己檸檬樹指指點點，動手動腳的鄰居，被發現時說著：「我這樣是為了你好。」又或者是來到他面前說奇怪故事的另一個鄰居，關於一條蛇接二連三的報恩。
他不時還會開車到邊界去，看一看邊界上，看那些仙人掌，看那個頭頂容器，前進幾步，後退幾步的女人，他們既是生活的日常，也是待解的隱喻，一種借代。一個鄰居可以等同一個鄰國的縮影，一個老人可以等同一段歷史的縮影，一個女人也可等同一種文化的縮影。
作為一個住在以色列拉撒勒巴勒斯坦人，他不像伊斯蘭教徒一樣的禁酒，而像猶太教徒一樣的喝酒，什麼時候心情好就來一杯，到了法美同樣心情好就來一杯，鄉土對他而言並非宗教意義上的，猶如邊界對他而言並非宗教意義上的。
他們以一種流動的形態存在，猶如他白濁的杯中物。
他需要一場旅行，他對旅行並沒有強大的渴望，也沒有非去不可的理由，就只是他需要去一下。他就只是順道去看看，順道去辦公，順道去度假，一切隨性而毫無戲劇張力，如同整部片的基調，更多的是他的生活情趣還有他對本地人與外地人的生活之觀看，在本片裡他對土地的情感表達來自於人的生活的捕捉、編排、再現，或可曰之場面調度。
臨行前，他將家中的小樹種到了土裡。
你可以看到，蘇萊曼在處理自己的角色時，彷彿給自己跟周遭的人們彷彿築了一道牆，你看不到他與其他人的肢體互動，彷彿他不存在一般，他不是凝視這一切，而是觀看這一切，兩者有什麼區別？前者是具有攻擊性的或至少具有某種防禦性質，它對著他人試圖鑽探什麼，又或者防止他人鑽探什麼，然而觀看是更加流動的，所以你會看到蘇萊曼的視野如攝影機的運動一般是流動的，一旦有人發現他的觀看，他便會十分不安，而如果其他人要與他互動，他或者是用簡便的肢體語言回應，或者是倉皇逃開，又或者是用剪接剪掉（例如至少就有兩場座談會上，他在還沒被問問題前，或者是被問問題後，就剪掉了）又比如片中在法國遇見的一對前來尋找「碧姬巴杜」的日本夫妻，他馬上就倉皇跑開，但又一邊看著他們。
而另一次被一個青年從背後硬擠入車站，兩人在地鐵上的對眼，以及青年離開車廂去丟垃圾罐又返回車廂間，蘇萊曼的情緒起伏，都讓我們看到他的壓抑。
他在逃避什麼？
在夢裡，所有人都武裝了起來，正如以阿問題並非只是本地問題，同時也是國際問題，同樣的也存在一種可能國際以阿化，人們稀鬆平常的在現代化的超市與街道，帶著現代化的各種武器，並稀鬆平常的過著生活。
他驚醒了。
在巴黎的遊歷是靜態的，他或者在樓上或者咖啡廳坐著觀看，又或者是噴水廣場前，他觀看充滿著緊張關係的生活，暴力被美學化了，無論是溜直排輪的警察或者是突然出現的坦克，或者是天上翱翔而去的飛機，都帶著一種致命的吸引力讓他觀看，他們以聖數三列隊而來，各種國家暴力形式的稀鬆平常的經過，而蘇萊曼同時還捕捉到，在騎兵對路過的之後隨後跟上的蒐集便便機，這是大多數貧窮國家都沒有的，所以他們的暴力所到之處毫無粉飾收尾的可能，只能以極其醜陋貧瘠的狀態放送到世界。
在對異國的意亂情迷之下（比如說那毫不避諱的對街頭女性的的觀看）與在本地看到的女人的觀看給被整合到一起，他為何觀看，觀看有深遠意涵都形成了一個介於值得解與不值得解的曖昧地帶，觀看是他在片中大部分的行動，他不是跑著觀看也不是躺臥著觀看而就只是站著觀看，同時偶爾讓自己被整合到攝影機之內，以致於成為我們觀看的風景之一，如果說電影是導演思考的具象化，那蘇萊曼這種讓自己生活成為創作，讓創作成為生活的作法可以說是一種對思考的逃避，他要延遲下結論的時刻，他要讓這一切開枝散葉，以最具象的風景，最生活的情節，來表達他對暴力與生活共存的焦慮，那暴力甚至在幽微階段就被捕捉，比如噴水池公園裡對座椅的爭奪，這是一種生活實景，卻也如前頭所說，可以是一種政治隱喻，比如國際組織的席次的爭奪。
我們後來知道，原來《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正是他片中正在製作的電影，這種後設的趣味同時也混淆了創作與紀實的界線，如同片中發生的介於創作與紀實的景觀，我們很難真的去將哪些是蘇萊曼對該地的再現哪些是設計的情節給分的一清二楚，出現在城市的坦克與騎兵隊以及空中的飛機都是為了閱兵而作準備，而閱兵是再真實不過的事件，播映在電視上作為一種特殊的日常。
而他們出現時總讓蘇萊曼目不轉睛的盯著，街頭的無人往來或許讓他想起了某種肅殺的氛圍，猶如那呼嘯而過的飛機讓他想起以色列不定期的轟炸家鄉。
他將自己的情緒藏的很深，一個老頑童嘗試把自己的情緒藏在對世界的好奇的表象中，以致於他刻意的排除了自己的語言，還有自己與他人的互動，而將最多的互動保留在其他地方，比如在對一只鳥的逗弄之上，他在展示「我要完成我的電影你別阻擾我」的同時也一邊完成自己的電影。這是狡詐的詭計，將自己的所思所想提高了觀看的門檻，讓你非得耐著性子，去專心看他在看什麼還有他細微的臉部表情，比如那一個皺眉，一個歪頭，一個微笑。
然而蘇萊曼終究還是漏了餡，在一台計程車上，他終於開口回了話，就因為司機的一個問題。
「你從哪裡來阿先生？」
「拿撒勒。」、
「你從哪個國家來？」
「我是巴勒斯坦人」
在這場戲裡，巴勒斯坦一如往常的被搞混在以色列裡，當然這或許是因為蘇萊曼所說的拿撒勒 （Nazareth）本身就是個在以色列內卻又高度阿拉伯化的城市，如同前述所言，他生活的家鄉本身就是一個流動的成果，而不只是一種純化的家鄉，這意味著種族單一化以及宗教單一化或文化單一化的家鄉絕不可能是他所冀求的。
他無法成為世界公民，而只能是在世界的異鄉人，因為無論到哪裡，他心理總有著家鄉，旅行的悖論在於，當我們白日離家鄉越遠，夜晚就離家鄉越近，導演先生回家了，在他回家的隔天早上，他慢慢從牆頭升出，發現鄰居對自己栽種的小樹並不特別照料。
他又到了邊界，又到了仙人掌前，又到了疏林裡尋找女孩的蹤跡，而這次他們對上了眼，在疏林之間。
最後在舞廳內，他看著年輕人們隨著音樂激烈的跳著舞，笑了，世界是日新月異的，新生著枝芽終會突破圍牆，外國文化的享樂形式早已滲透進來，而這些天真快樂的巴勒斯坦年輕人才是未來的希望，這就是蘇黎曼這一趟旅程的結論，巴勒斯坦的未來不在外面，而就在這裡，在地下，年輕的幼苗正逐漸茁壯，讓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見鬼去吧。
《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對台灣人的意義是特別的，大概蘇萊曼做夢也沒想到，
這部片到地球另外一端的另一個不被聯合國認可的小島上，會讓另一些年輕人對他呈現的情境產生共鳴。
畢竟，就聯合國的觀點而言，我們不存在，然而就我們的觀點而言，我們無比真實。
所以聯合國見鬼去吧，我們有我們自己無比真實的生活，而生活處處充滿隱喻，蘇萊曼的對抗方式不是直接的回擊，而是曲折的將他們收入生活的光影內。
「全世界的人喝酒都是為了遺忘，只有你們喝酒是為了記得。」
我想我會記得女孩逃離美國警察的那一幕，在那裡，蘇萊曼藉由調來一台又台嬰兒車，捍衛女孩乳房上的國旗，曲折表達了自己對家鄉的呵護之溫柔。
#72nd Cannes# 主竞赛Special Mention+费比西。今年戛纳最后一场也是第20场主竞赛。不是最好的苏雷曼，但是是最寓言的那一部（无人的巴黎+群魔乱舞的纽约），“会有巴勒斯坦吗？”“绝对有，但不是在你我有生之年”。还是一个一个小段子，重复变奏三翻四抖，有些地方简直要把人笑死。费比西发给这部真是有勇气有品位！
作为对观众们终场时尴尬鼓掌的有效治理，苏勒曼选择自己蹦迪。
导演非常可爱，沿用对称美学以及三段式结构，把该死的政治问题具象化，最喜欢卢森堡公园的椅子和纽约超市的枪支两段。果然世界各地都有冷漠的人、没用的警察以及只关心噱头的政治白莲花。巴勒斯坦国将不国的控诉也融于戏谑之中。剧本精巧但也有不足：因场景割裂显得有些堆段子，有些矛盾的落脚点也有些过于轻盈，以至于失去了喜剧本该有的嘲讽力量。
可折叠的（凝练、节制、轻盈），可装裱的（对称、纵深、环绕），可涂鸦的（浮夸、冲撞、散漫），可演奏的（赋格、交响、律动）。如舍弃了越肩取景仅留特写的正反打镜头，面对面交谈，却如世界的两端。苏雷曼以反学院反潮流反技巧的“快门”本能，在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复制的划痕。
想必苏雷曼将自己的许多亲身经历用喜剧化的手段融入了这部电影中，在巴勒斯坦、巴黎和纽约，他想为自己的电影找到投资，但却不经意间感受到这个世界隔绝与冷漠、偏见与疏离，邻居是如何定义的角色？他们介入我们的生活是否一种入侵？还是久居墙内早已失去了对他者的信任？我们下意识地躲闪，对于陌生的文化排挤，在巴勒斯坦，宗教的固执与最后年轻人的跳舞，寄托了苏雷曼对巴勒斯坦人身份解放的希望，而巴黎呢？在外籍劳工眼中它是权威，在游客眼中是美丽，在巴黎人眼中是矜持与审慎，抢椅子那幕真是讽刺了这种虚伪的高傲，纽约呢？是美国的所谓多元价值下的厚此薄彼，美国的两种面孔，在这里，巴勒斯坦远不是政治正确的代名词，而是被压制打压的对象，就如盖尔的客串，美国人的自由只不过是以他们的价值包裹下的理解，这个世界似乎仍然被大海所隔离
让人想到他早期的片子，他的这种喜剧风格确实可以媲美一些喜剧大师了，不动声色的用视听制造喜剧效果，借用自己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完全政治表达。一个巴勒斯坦人眼中的世界，在巴黎人民眼中他是空气，于是整个巴黎也是空无一人。到了纽约瞬间成了另外一番人人持枪的景象，最后直接用机场安检点拨一下，整部电影瞬间就清晰了起来。不愧是苏雷曼，拍出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时光依旧》里饰演男主中晚年阶段，苏雷曼同样没给自己台词，这些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冷幽默，让人很容易想到雅克·塔蒂，但二者并不相同。苏雷曼的特色是文化味，镜头看似极简实则做了精巧的舞台设计，空间感和对称性强化人物在环境中的位置，他把极有限的成本用在刀刃上，靠智慧补足。另个特色是当代性，行为表演意味重。他靠滑稽场面强调男主角——一位观察者——对环境的思考和疏离，靠频繁的意象镜头交待祖国的状况（飞机仿佛炮火，烟花犹似硝烟），看似松散的场景被背后的家国隐忧所贯穿，流露出“吾乡归何处，处处似吾乡”的世界性。当下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别处，我微信地点是斯特灵。在电影正中间，苏雷曼只开口说自己是哪里人，仿佛要告诉我们，别处和此处都一样，祖国被其永远铭记。To begin where I am.
4.5 今年目前为止在电影观念上最喜欢的新片，而且来自于一个60岁的巴勒斯坦导演，意想不到。旅游vlog+默片喜剧变体+导演颜艺大舞台——用“视线的看与被看”来拍摄政治电影。集齐各种有趣的高概念，将这个荒诞的世界拆解，在他国的另一维度上寻觅乡音，大量无可奈何的弦外之意充斥其间，把世界当作巴勒斯坦的缩影。且单论喜剧效果，本片的处理也很出色，放着梗不谈，观看苏雷曼的这张脸吧：水汪汪的眼睛、无辜的嘴唇、呆萌的表情，简直就是导演界的布朗熊，可爱炸。
玩弄各种符号，开头其实还有点罗伊·安德森的意思，后面就彻底空壳化和刻板化了。只能说有些场景还是可以的，但有一些确实让人不忍直视。鱼目混珠，鱼目多一点。不知道美国黑人看这片子会作何感想？
真的要大呼可爱啊！导演兼主演像一只狐獴、地鼠或橘猫，清醒与警觉的眼神下糊着一层怯怯的萌态，看得小心肝都在消融。可明明电影充满残酷的冷冰的政治隐喻、国别思考，只是一旦运用那种童真的、瑰奇的、魔幻的形式呈现，那种漫画式的趣味就飙升了。尤其是全民武装、变装出行那几段，想象力格外有趣。而对称的画面、动作，以及重复的蠢蠢的运动轨迹，又是另一种强迫症式的美学，妙趣横生，赏心悦目。四星半。@上影节。在SFC上海影城观影，而16号正是在此偶遇配角盖尔·加西亚·贝纳尔。
谁能想到这是一个战乱国家的电影啊！一个社恐电影人对世界的观察，对这永保好奇心、充满想象力和通透豁达的世界观产生剧烈的共鸣。明明那么幽默有趣，却像一个武器，在我因为身陷电影行业、多少被消磨了对电影的一些热情后，它把你向“对电影的热爱”的火焰中心又逼近了一大步，迅速找回最初的赤诚。为此，我哭红了眼。观影过程中我看了几次表，不是因为漫长，而是害怕它即将结束。感性上已打满分@siff
栽种下的不是恶果而是柠檬树，扔车底的不是炸弹而是玫瑰花。如果你来自巴勒斯坦，地铁里会有凶煞的男人注视，的士上会有话唠的司机免单，头顶是直升飞机的嚣叫，身边是防爆警察在测量。通不过安检闸口，街道上婴儿都在持枪。迟钝的老太抢不到椅子，会飞的天使浪费了翅膀，所有人装扮成兔子，排斥龙虾。
本届（迄今）新片最佳。从拿撒勒、巴黎到纽约，再回到拿撒勒，苏雷曼面对着镜头，成为了镜头。他观看世界——但这样的说法不尽准确，他已经偷偷修改了他正在观看的世界，将之变得空空荡荡，空空荡荡得如同舞台，适合上演一幕幕冷静、荒诞、意味深长、更接近现实的核心而非表层的寓言。
3.5；罗伊·安德森式荒诞冷幽默，碎片式塔蒂，规整型面瘫基顿，若干个抽离现实的片段很迷人。远离家乡的旁观记录，数度以为被卷入非常事件，最终流向于泛日常。突破疆域寻求故音，那个消失的名字一定会再度出现。
导演献给祖国巴勒斯坦的一场恢诡谲怪、荒诞无稽的“天堂”之旅，十分妙、非常逗。
一出「巴勒斯坦人西行记」，苏雷曼往西去寻找理想中的天堂，却一次又一次见到同样的状况。导演同一种近乎木讷且夸张的手法（像低配版阿基）表现这种状况，比如纽约遍地都是人背着枪，警察却始终追着裸露的女子不放，制造出滑稽戏一般的喜剧效果。别处才是天堂吗？走过一圈的苏雷曼发现世界不过如此，于是那个令人厌恶的家乡也变得可爱起来。
7分，轻松有趣的小品，半自传与伪记录，冷幽默的导演，对各地符号化的描述，还是有些小心思的
戛纳最后一部。有点哑剧和塔蒂的意思，男主一句话不说，全程用面瘫脸打量着光怪陆离的世界，所有人的动作都呆板可笑。献给巴勒斯坦。有时会觉得动作太刻意了。
在冷酷的凝视中，苏雷曼致敬John Berger，影像在时间轴展开，其连续性建构了无可逆转的观点陈述。片中出现的天使应该与Walter Benjamin的历史观和Paul Clee的「新天使」有着不少联系。作为集体的记忆，文明的言说，历史于当下诞生，在名为“进步”的风暴中来不及收拾过往的遍地尸骸而面向未来。巴勒斯坦作为一个“不存在”的“国家”，其民族性和集体意识正在悄然流逝，而极少数的个体，努力通过文化以记忆抵抗遗忘，留住最后一丝自我身份认同。大量的元素符号充斥全片，如开头偷柠檬的邻居等暗指以色列。巴勒斯坦拥有他们自己的未来，但这个未来是难以探寻的，怪诞的笑点层出不穷，但他们残酷地真实地存在着，哪里都是遗忘，哪里都不是家，归属感到底在何方。愿Oblivion永远只停留在影像世界里。
在完全没概念巴勒斯坦的情况下看了电影，画面干净，导演主演可爱，随处幽默感，直到主角忍不住去占卜，机场安检发功，再到最后一刻借由迪厅来打破之前所有的安静克制。最后字幕打出了 to Palestine 让人心颤。 出了影院就开始查巴勒斯坦，巴以冲突等等等等……然后认出了天使穿的是巴勒斯坦国旗，明白了为什么占卜师说会是巴勒斯坦。。但不是在他们有生之年。。明白了到处那些装腔作势奇怪的警察和可笑的医疗救援车。。。还有主演不停喝酒和那句经典台词“全世界喝酒是为了忘记，只有巴勒斯坦人是为了记住”。太多的隐喻无奈被包装在了精美安静的画面里，嗯这是一部看起来很不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的片子，导演想要拍中东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