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作为韩国电影的爱好者，我一直对其电影中深重的文化、历史内涵着迷，前几年《辩护人》、《鸣梁海战》，到最近的《铁雨》、《暗杀》，都把朝鲜半岛过去几百年的荣辱兴衰翻了个遍。 （当然现实题材的也很多佳作，譬如《黄海》）

最近刚刚看完的《南汉山城》，则是把这股历史片的潮流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反映得是1636年，皇太极称帝后不久率领清朝军队攻打朝鲜的事件。这是清政权第二次攻打朝鲜，因爆发于丙子年，故而又被称为“丙子胡乱”。

2011年有一部电影《最终兵器：弓》也反映了这段历史，注重于两军战士之间的对战（朴海日参演了这两部电影）。《南汉山城》则着墨于庙堂之中，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争议。敌军大敌押境，朝鲜皇帝（仁祖）从京城汉阳带大臣们逃到南汉山城，四面楚歌，援兵遥不可及，城内官兵则饥寒交迫。城内以金相宪为代表的主战派坚持皇帝应该坚持战斗到底，拼死抗争；以崔明吉为首的主和派则认为应该忍辱负重，苟活保命。电影故事和历史一样，最终以仁祖对皇太极三拜九叩，臣服清廷，切断与明朝联系而告终，史称“丁丑下城”。历史之诡异就在于，几百年后，被中原文化视为蛮夷的欧美日登场，再次以压倒性的战斗力进攻满清。

朝鲜仁祖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

这部电影的难得之处，在于走出了大的历史观，从近乎完全局外人的角度，看当时朝鲜朝廷的决策。皇帝最后不得不说出“我只是想活下去！”这样的肺腑之言。对满清皇太极一侧的描写也相当客观，远远超出中国抗日剧中的水平。“知耻近乎勇”，没有把对错推给外人，而是检讨自身的民族性，从这样的角度去批判自己，不容易。

片中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前去谈判的朝鲜大臣对着清军中的朝鲜翻译，质问他为什么帮外族，朝鲜翻译冷漠对答：

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不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反省，片中很多的隐喻，此为一斑。

就着这部电影，对“丙子胡乱”的历史作了一番探究，发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史实。应该说，全篇电影是非常重视于历史的，但是中间部分略为冗长（韩国电影通病，感觉是为了凑时间），下面是几个历史上的细节：

1. “仁祖在清军攻至汉阳时，与清军大将马福塔谈判。对方要求仁祖派一名王弟、一名大臣为人质前来。仁祖逃至南汉山城之后，派遣绫峰守李偁号称王弟，以判书沈諿加大臣衔出使清军求和。皇太极斥责朝鲜在丁卯年派出假王子为人质，又诘问沈諿，李偁是否是假王弟，沈諿不能答。投靠清人的朴兰英坚称李偁是真王弟，皇太极大怒杀之，驱逐朝鲜使者，并坚持要求朝鲜送王世子李溰为人质。” 注：这种狸猫换太子的伎俩，一而再再二三地玩，这是把皇太极当傻子啊！

御驾亲征的皇太极

2. “丁丑下城”之后，双方签订的合约如下：

• 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 朝鲜断绝与原宗主国明朝的关系。
• 朝鲜仁祖以其长子李溰、次子李淏赴奉天作人质。
• 朝鲜应向清朝朝贡。每年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貂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疋、绵绸二千疋、细麻布四百疋、细布万疋、布四千疋、米万包。
• 清朝攻打明朝所属的岛屿皮岛时，朝鲜应该出兵、出军舰五十艘协助。
• 清朝禁止朝鲜大量修建城堡等防御工事。

崔哥注：可见当时胡椒真得很值钱！

3. 电影最后，有一个纪念碑的影像，它就是朝鲜归附清朝之后，在三田渡地区建立的“大清皇帝功德碑”（俗称三田渡碑）。2008年迁移到松坡区蚕室洞乐天世界大楼的后面。此碑列为大韩民国指定史迹之一，编号为第101号，全称为“三田渡清太宗功德碑”。现代韩国人将此碑当作“耻辱碑”看待。

“耻辱碑”

今天，南汉山城已经成为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点击这里可以访问南汉山城旅游网页。最后，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崔哥看世界”。

不得不佩服韩国的电影人，在玩这种历史题材电影方面已经把我们甩出了N条街。先不说主题、演技如何，至少韩国电影里面的清军说满语，红夷大炮炮弹不开花，兵器服饰都真实可信，咱们拍的呢？管他什么主战派主和派，无非都是为了维护一个朝廷的统治和自己的权势地位，尤其是那些大敌压境先互相内斗的大臣们，更是让人哑然失笑。什么民族主义宗室社稷，与黎民百姓何干？在强敌面前，连国君都如同蝼蚁，更何况民众与士兵了。弱国哪有外交？连和谈的资格都没有！可笑仁祖皇帝被围困在小小的南汉山城的时候，还幻想着子虚乌有的“八道勤王军”会前来救驾。《南汉山城》从头到尾的格调极其沉重压抑，却无处不在透露出历史的真相：残酷才是其唯一本质。

《南汉山城》是一部记录耻辱的战争片，却把朝鲜的耻辱拍得大义凛然。故事有不符合史实之处，固然有影片方的立场原因，同时也正是这些处理，使得观众得以更好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如果在电影中那种理想化的情况下都不能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那么在更加复杂的现实中，应该是确乎无解了。 电影中线条很多，可以是每个人物都能作为一条线索，代表一种人生。开篇的领路人，他的孙女娜露，守城将领李时白，铁匠与七福……当中最主要的当然是崔明吉与金尚宪。在这两人之中，金尚宪是表现得更加立体，也更加突破传统主战形象的人物。两人都不是一味站在朝堂与国君的立场上主战或主降，在对社稷的思考中加入了百姓的未来，这就使得两人的主张都变得沉重起来了。然而，主战的金尚宪没想到，相较于他所说的尊严，百姓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小小生活，是夏播与秋收；主和的崔明吉想必也没有想到仁祖下跪投降时的那份屈辱，从未流泪的自己也会哭泣不已，而在几百年后，大清不复，韩国会拍这样一部电影，重现当年的景象。 利铁是其中不大不小的一个角色，却有许多令人深思的寓意。他为了送檄文，逃出了清军的层层围追堵截，却几乎死在了自己的援军手中，因为都元帅有自己的考虑，不希望为救仁祖而冒此大险，却又受制于自己为将者须听君命的一点仁义，因此选择“没有收到檄文”。利铁放过了军士，导演却没有像其他影视作品中的那样，接下来是以德报德还他恩情，却是再次被军士的弓箭所指。最后呢，清军跟随军士找到了都元帅的营地，全营被灭，而都元帅，正是朝鲜王苦苦等待的援军。在这样的纠缠与巧合中，仁祖仿佛被命运所捉弄，实际上却是被自己、被自己的官员所捉弄，以至于最终不得不选择出城投降。 在出城时，崔明吉说“殿下，从这里开始不能骑马了。”也就预示着，之前是朝鲜王的他，即将成为满清的臣子，马后是曾经，马前是未来，曾经是仁义尊严，未来是屈辱难料。投降时一边是仁祖对皇太极行三拜九叩之礼，沉重的呼吸清晰可闻，一边是金尚宪举刀自刎，汨汨的鲜血在地上流淌。导演将两者的行为缓慢而又详细地表现出来，或许是有意引导观众思考二人所说的生与死之路。 总而言之，这部电影只是记述了历史中小小的一个片段，所反映的、思考的却是贯穿所有历史的问题，生死之路，当夹杂了人的尊严时就变得错综复杂。就拍摄手法而言，南汉山城也是无可指摘，对于战争场面采取直视，又有意将观众拉离故事，使之跳出故事本身进行思考，是最好的地方。金尚宪杀老者时的远镜头与他自杀时的背影、死后的特写……这些远近变换的镜头，恰到好处、不即不离的配乐，还有整部片子中单一的黑白色调（最后春天来临时的色彩鲜亮起来，既是色彩对比，也是呼应金尚宪对娜露所说过的话），考究的朝鲜服饰和满清金钱鼠尾辫，这些细节对于我这样一个注重历史微尘的人来说很重要，恰恰也是吸引我过了这么久也来看这部电影的缘起。 最后，蒲公英开了，船也系好了，娜露与金尚宪的约定却永远留在了丙子胡乱的冬天里。 记录一些小片段： ：小人熟悉这冰路，等清军来了，就给他们带路，换取些粮食吃。 ：你可是朝鲜的百姓，为何昨天帮国君，明天又帮清军？ ：小人昨天帮御驾渡河，却连一碗小米都没拿到。 传令兵的头被无知的兵士砍下，只为了一顿饭的赏赐，于是自己士兵的头颅和敌军将领的挂在了一起。 ：朝中的大事，怎能交给卑贱的铁匠呢？ ：现在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哪有什么贵贱？ ：吃喝玩乐，打人关押的时候，都是有贵贱的。肯定有人比我更合适。 ：如果你能送完这个檄文之后，安然无恙地回来，主上殿下会给你大大的赏赐。 ：我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像我这样的人，只要在夏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我们的愿望只是如此而已。 ：微臣愿意死的轻于鸿毛，支撑比死还要重的生命。 ：死并不轻于鸿毛，殿下。尚宪所说的死，是无法支撑性命的。 ：鸣吉无法分辨生和死，是将生死混为一谈，将生变成了耻辱。 ：无法忍受耻辱，但可以忍受死亡，殿下，请不要想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一个国家的君王，在面对蛮夷的时候，应该接受的是正大光明的死，怎可在全天下的百姓面前耻辱地乞求活命！臣无法旁观，侍奉这样的君王。请在此地砍了微臣的脑袋。 ：到底什么是国君？就算在蛮夷的脚下，只要能为了自己国家的百姓创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的从心底跟从的国君。请先砍了微臣的脑袋，请殿下忍受……这份耻辱。

韩国电影题材中自黑已不算是新鲜事，黑政府，黑警察，黑检察官，看不惯的事，韩国导演都能拍出一段黑历史来，曾拍出过《熔炉》的导演黄东赫这次真的拍出了一部自黑韩国历史的《南汉山城》，背景是1636年的丙子战争，在韩国称为“丙子胡乱”，以儒家文化正统自居的朝鲜人称呼蒙古和满人为“胡人”，以至于日治朝鲜时期烧饼都被称为“胡饼”，正是当年满人入侵朝鲜时带去的食物，后被朝鲜人学会贩卖时便称为胡饼，电影《词典》有提到过。这段故事的起因是1627年曾爆发丁卯胡乱，后金政权曾与朝鲜定下盟约，称“后金为兄国、朝鲜为弟国”， 1628年，皇太极计划进攻明朝，向朝鲜征调兵船。朝鲜仁祖故意拖延三日后才接见后金的使臣，并对他说：“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船殆不可藉也。”皇太极闻听后大怒， 1636年称帝后不久，因不满朝鲜在结盟后但仍旧保持着与明朝的关系，率领数万清军攻打朝鲜，逼迫其称臣。十二天后便抵达朝鲜京城汉阳城下，朝鲜仁祖出走南汉山城避难。翌年正月三十日，在南汉山城被清兵围困47天后，仁祖着青衣在三田渡向努尔哈赤称臣，行三跪九叩之礼。韩国人将此次事件看作国耻，称之为“三田渡之屈辱”。我要说的是，就是这奇耻大辱，韩国导演居然可以拍出来，而且还对史实一一还原，导演要还原朝鲜大臣们称之为蛮夷的侵略者，要还原朝鲜朝廷内部主战主和的争执，要还原当时朝鲜士兵的懦弱，要还原仁祖爱国忧民忍辱负重的勇气。甚至导演还原了女真人的对白是用满语。这部电影的累计观影人数达到384万人，这个数字是韩国总人口的1/13，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一部反映国耻的影片却票房飘红，在中国简直不可思议，这类题材是中国影人的禁区，而且毫无票房而言，但为什么韩国电影可以获得如此成功，想必和其宽松的电影环境和开放的历史观决定的，屈辱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无法回避，更不应该刻意掩盖。我国的近代史充满了屈辱与不平等，貌似只有《火烧圆明园》和谢晋的《鸦片战争》，之后再无新作而言。这类作品放在当下是与“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厉害了，我的国》相悖的。在这一点上韩国影人更加勇敢，韩国的观众也更加理性。 大连和旅顺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一环，作为租借地的旅大两地，保留了大量日俄时期的建筑和当年殖民者城市规划的痕迹，1899这个年份正是俄国沙皇颁布敕令宣布建立达里尼港，并以港建市的年份，正是大连城市的开端。大连诞生于沙俄殖民者的母腹，成长与日本殖民者的摇篮，侵略者在城市留下的印记犹如婴儿诞生时带来的胎记无法抹去，但这并不影响1945年光复后，大连以独特的姿态在新中国“长大成人”。大连的城市和市民身上有着独特的性格与文化，这与它的“童年经历”不无关系，而如今的官员在宣传大连时对待大连的“出身”问题，试图回避，甚至希望被外界所遗忘，这是何等狭隘的历史观。 说回到电影，如今满人已不是中国的主宰，曾经的满洲已不复存在，满语只存在于故宫的匾额之上，满族人已无法从自身上找到任何民族印记，而韩国自明亡后以儒家正统自居，虽屈尊为王，但韩国文化之精髓从未间断，薪火相传，现在已融入到韩民族的血液之中，在韩国社会至今仍可以找到这种影子，而多数时候，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我们对其早已嗤之以鼻。如今我们又主张重视传统文化，韩国这个当年与中国父子相称的国家，俨然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文化上我们向韩国可以学习的东西有很多，从这一点看，仁祖那一跪，真可谓大丈夫，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民族文化火种得以保留。这并非耻辱，只不过是在地缘政治之中寻求的一种生存之道罢了。 影片的始末有两句话首尾呼应：“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无比”；“那年春天，蒲公英再次开花了”…

韩国平均每天上映两三部外国电影（2015年上映311部美国电影、363部日本电影），市场竞争无比惨烈，为求得生存，韩国电影每每煽情过度、用力过猛，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素媛》、《熔炉》亦莫不如此，社会意义、票房价值之外，艺术品质乏善可陈。

题材一旦涉及战争、历史和民族情感，导演的内心更是完全失去了平静，象李沧东那样每部作品都经得起咀嚼的非常罕见。

《鸣梁海战》（2014）民族自豪感爆棚，历史真实度贻笑大方；《暗杀》（2015）对刺客澎湃、冷酷的内心世界和理想主义激情毫无感知，沦为韩版抗日神剧。

然而，表现丙子之役的《南韩山城》却令人刮目相看：真的猛士，敢于直面真实的人性，敢于正视耻辱的历史；韩国新兴电影人越来越自信、强大，一如前辈的《误发弹》（1961）、《薄荷糖》（2000），一手抓票房，一手抓艺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包括日本、朝鲜在内的儒家文化圈，视汉家政权为华夏正统，余皆蛮夷。1592年万历援朝战争（壬辰倭乱），明朝将士浴血奋战痛击倭寇，对朝鲜恩同再造；1636年皇太极举行称帝大典，朝鲜使臣宁死不跪，朝野上下对清朝国书“大清皇帝”的表述嗤之以鼻。

为解除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皇太极以“朝鲜败盟逆命”为由入侵朝鲜；南汉山城翘首以盼的援军畏敌如虎，不惜暗杀朝廷密使；满清铁骑势如破竹，北门之战打出150比1的战损比，以两人阵亡的代价歼灭300朝军。

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一切，现在和未来都是历史的延续和投射，怎样解析历史和其中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人或群体的格局。

影片不愿贬低、丑化任何人，对主战派鄙视蛮夷、奉明朝为正朔的豪情，对主和派保全苍生社稷的忍辱负重，表现得都很到位。因担心带路的老人为清军效命，主战派手起刀落，但对老人遗留的孙女又充满内疚和怜悯。

朝鲜大臣不满清军阵营中的朝鲜人炫耀红夷大炮：“阁下也是朝鲜人，何出此言？”

不料，“朝奸”竟气得嘴唇颤抖，义正辞严地痛揭朝鲜自身的疮疤：

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不算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

不正是儒家思想的精华吗？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编导能有这样的视野、心胸，令人肃然起敬。

皇太极20岁开始征战四方，37岁提出“以武功戡乱，以文教佐太平”，优待鲍承先、范文程、罗绣锦等汉官儒家，汲取儒家文化的精华，非寻常蛮夷可比。

皇太极致信朝鲜国王，影片的表现简约而不简单：

“你一而再地违抗于我，就连你的愚钝，也是我的无德。我正是困扰于此，才跋山涉水来到你这里……打开城门，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我会倾听你的诉说，你可以毫无顾忌地诉说一切……”

因为我的过失，才让你愚昧到自寻死路——皇太极的检讨居高临下，数百年后也能感觉到朝鲜君臣的惊诧、愤怒和屈辱：清酋如此狂妄无礼。

“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皇太极正在小心翼翼地实践他对仁义的理解，而朝鲜、明朝也正在和将要经历皇太极们带来的强烈阵痛。

困守南汉山城47天后，朝鲜国王亲至皇太极面前伏地请罪，史称“丁丑下城”：

阿克顿说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述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南汉山城》再一次显示，艺术是哲学最精准、锋利的剃刀，呈现历史和人性最本质的部分。

云长走麦城仍是英雄，知耻而后勇的民族必将再起：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依旧属中华！

西风影评

私利与公义的扭打

之前就发现韩国的历史片有独到之处，尤其像之前的《鸣梁海战》《思悼》等给人印象深刻，而《南汉山城》一出，感觉不仅是韩国历史片的新高度，也是世界历史片的新高度。

电影难得之处在于直面历史，我们很多观众一看韩国历史片，尤其是涉及清王朝的，都会来句“我大清”，好像自己姓爱新觉罗、钮钴禄一样。这样，在心态上就输了。

简单地说，故事的背景是：17世纪初，围绕着东北亚地区的霸权，与明国对立的女真族改国号为清，并要求朝鲜成为其属国。朝鲜秉持民族自尊心和与明国之间的邦交义气奋力抵抗。1636年12月14日，清国大军越过鸭绿江，攻向首都。仁祖和其大臣们南下江华岛的路被阻，因此逃至南汉山城。当然，朝鲜是经不起清军的攻击，最终朝鲜国王出城投降。也就是说，韩国人这次讲述的是一段屈辱的历史。

其实无论直面恐惧或者直面耻辱，人都会更加的理性，更加的警醒。这部电影，我觉得可以作为广泛思想教育的素材，也可以成为爱子爱女的私家教材。因为对于国民而言，大到治国安邦，小到炒股买卖，都可以从中获得安身立命的教训。

因为直面历史，直面耻辱，所以电影展现了很多“患难真理”，相当富有启发性。

朝鲜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投降？

很明显，正如影片所言“民族自尊心”还有“与明国的邦交义气”。正如日本历史上政客处理“黑船来航”（美国的海军进入其港口，逼迫其通商开放）一样，先摆出作战的准备再说，如果只是一味见到强大的敌人就投降，那么就会让民众对民族失去信仰，对国家失去信心，也会让国家政府对世界失去信用。所谓民无信不立（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所以，一开始以和谈为名出使清军大营，实际窥探清军强弱虚实的吏曹判书（简称吏判，我理解应与吏部尚书相当，因朝鲜为明朝属国，而降低一级称呼）崔鸣吉，发现没有胜算：清军粮草充沛，兵强马壮，十倍于己。所以一早就提出投降。毕竟此时，被困山城，又逢寒冬，不仅粮草短缺，而且缺乏御寒的衣物，兵器也残旧。而且之前也做过抵抗，不算是不战而败。但是崔一提出，就遭遇了其他大臣的反对，甚至有人主张要拿他的人头悬挂在墙上，稳定军心民心。

为什么忠臣良将俱在，却无法绝境反生？

处于优势，只需要谨慎，大致不会有岔子；但是处于败局，弱势，就好像看到自己手里的股票不断下跌，指数也在下跌。心里慌张，精神紧张，虽然有很多选择，但是似乎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指向毁灭或者生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对的”！的确，人类本身并无法控制“偶然性”，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判定谁输谁赢。

朝鲜君臣陷入了一个困境，在这个困境中，似乎看不到一个“奸臣”（回头我们可以拿这个去反思、检验中国历史），每个人都是殚精竭力，忠君爱国；不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片中，主和派崔鸣吉的思路是对的，百姓有生机，国家有生机才重要。主战派的思路也是对的，就算要死，也绝对不是蛮夷的脚下。而且，主战派的战略和决策其实也没有“错”：一、虽然敌我悬殊，但是山城易守难攻，敌人也受苦寒影响；二、发现敌人虚弱的位置，准备突袭，向勤王军队表决心；三、发布檄文给勤王军队，里应外合，突破重围。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为什么？

关键是“大势已去”？不是，历史上并不缺乏绝地反攻，并不缺乏以弱胜强，更不缺乏抵御外侮的胜利。关键其实是“私利与公义的扭打”。比如说，朝鲜国王，他的利益难道就和国家捆绑？不是的，即使是一国之君。他在意的更多是“王位世袭”，他怕死，也不愿意送儿子去做人质换取和谈。至于大臣，领相（对应首相，宰相）也是忠心爱国，身先士卒。但是他也有“私利”，他坚持贵族的待遇，坚持贵族的尊严，更坚持传统的礼节，所以不愿意捐献出衣物给守城的士兵，所以即便突袭也要鸣鼓而出兵。在国王宣布投降之后，礼判金尚宪最后以死表诚，更是忠心耿耿，但是他也有“私利”，就是自己的名节。即便是从头到尾，我看不出有“私利”的崔鸣吉，正如他自己所言“臣以后便是万古逆贼”，是他草拟的投降书（本来该有礼判金尚宪写，但是金拒绝），是他坚持的和谈投降，所以他就像李鸿章之于中国历史一样，难逃“卖国贼”之名。连名节都放弃，只有像司马迁那种使命感十足的人才能做到。我们看不到他的“私利”，那毕竟也是放在现在来看，是他保留了朝鲜的生机血脉。放在历史上来看，真实的他，也完全可能是为了自己妻儿老小，自己的富贵荣华。更不要说那些勤王的军队，掌握救援大军的都元帅，竟然畏惧敌人，逡巡不前，接到檄文（表现君王抗战决心，命令出击的文书），居然想出“杀了送信使者，当做没有收到檄文就好”的办法。与国家同命运的国家统治者、朝廷重臣尚且如此，可见，即便在危难关头，个人的存亡兴衰与国家的存亡兴衰始终是不一致的。追根到底，私利与公义在扭打，终究两败俱伤。

而所谓的“不一致”，关键是统治集团与百姓的利益本来就不一致。一开始，金尚宪要追上国王，靠一个老人带着过冰路。他问老人：清军很快就要来了，你为何没有随御驾一起走。带路的老人回答：虽然他们生性野蛮，但总不至于和糟老头一般见识吧。小人熟悉这冰路，等清军来了，就给他们带路，换取些粮食吃。金又问：你可是朝鲜的百姓，为何昨天帮国君，明天又帮清军？老人回答：小人昨天帮御驾渡河，却连一碗小米都没拿到！金转身就把老人杀了，没错，他很理性，很识大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问题。后来，金让铁匠徐利铁替君王送檄文给勤王军，一开始就许诺：主上殿下，会给你大大地赏赐。徐却冷静地说：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像我这样的人，只要在夏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我们的愿望只是如此而已。更不要说，领相出使清军大营，指责那个为清军翻译的朝鲜人：郑大人，我听说你祖上也是朝鲜人。结果对方反诘：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领相，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可不是人啊！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所以，崔鸣吉和金尚宪在困境中，在山城里都琢磨透了：新的路，那是百姓的路还是国君的路？百姓和国君一起走的路，为百姓而走的新的活路……只有在除旧革新之后才能有，你也是，我也是，我们所拥立的国君也是，这就是我在城中所领悟到的。国家利益捆绑的其实是百姓，但是朝鲜君臣却始终忽略了百姓。如果百姓不被当作奴隶，他们绝对不会背叛，因为国家灭亡，他们连磕头作揖当奴隶的机会都没有。当然，要实现新的路，就得改革。

要放开私利与公义的扭打，只能借力百姓。

究竟崔和金两人领悟出来的道理从何而来？

我们可以看到，片中最应该被称为历史罪人的，不是崔鸣吉，而是领相。明明守军无法御寒，连武器都拿不起来，身体没有能量如何抗敌杀敌？而他的观点是：收集宗亲和士大夫们的衣服，有损体统，王室和士大夫若失去威严，在这寒冷而孤独的城里百姓将失去依靠。没有军队保护，国家就完蛋了，还说这样的昏话，可想而知。作为军事指挥，他更是“不懂装懂，食古不化”。将领提醒他清军悄寂，得先派人查探虚实，风大得等待时机。他居然说：今天可是巫婆算出来的必胜吉日。还敲鼓进军。前军中了埋伏，被突袭，毫无生机，他居然还要把剩余的军队全部撒出去送死。过后，还把罪责推到领军将领上，导致他们一人受杖责，一人被砍头。昏庸无能不可怕，关键是食古不化，成为历史的绊脚石。

相比之下，金尚宪懂得听取铁匠的意见：修改枪筒，提高攻击力；发送草袋，让守城将士保温。甚至最后还对铁匠委以重任，让他突出重围，去给勤王军队发送檄文。因为他听懂了关键，谁更有能耐，谁更聪明。肉食者鄙，统治者总是忽略了百姓的智慧；百姓的智慧都是被逼出来的，是九死一生总结出来的，能一样吗？相反领相，不懂军事，却不听取军事统领的意见，肯定只能起到反作用，越尽忠职守，越祸国殃民。

经此一事后，朝鲜君臣是否反生变革，我们不清楚，也无需过问，这毕竟是历史。但是影片所展示的目的和主题很明确：处于劣势，要图存求生。改革要与民同心同利，发掘新生智慧和力量。这对于我们而言，也应该深有启发。

此外，影片展示的大量政治哲学，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比如片中“民无信不立”“名义之辩”（片中被翻译为大义和名分，其实应该直接翻译“名”“义”）。17.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