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认

死在肯尼迪汽车后座上的女人比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还要多（那个英国历史学家借着一些既有事实来曝光度） 对大屠杀的否认基于四个基本的判断：（女主提供的是一个否定大屠杀视角，从而来证明否定大屠杀不可取，大屠杀真实存在过，但或许大屠杀的后遗症不应被过分夸大，被作为犹太人获得政治庇护的保护伞） 1.屠杀非系统性。纳粹从来没有系统性或者有组织的杀害欧洲的犹太人。 2.人数被夸大。被害人数远低于政府公布的五六百万人。 3.建造奥斯维辛，不是为了灭绝。并没有所谓的毒气室，或是为了种族灭绝特别建造的设施。 4.神话。大屠杀只不过是犹太人编造的神话。为了帮助他们增加经济补偿和政治同情，增加以色列国家的财富而已。 战争只不过是血腥的交易，犹太人也不是特殊的，吃过苦的也不只是他们。 那么如何证明犹太人是被杀害的，他们在毒气室的图片有吗？ 否认，是一把通向歧途大门的钥匙。（然而反过来强调真相？） 1980年代有大屠杀的否认者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把有氧化氢的几块砖片带走了，从而证明没有大屠杀过。五十年了为什么没有有名望的科学家对这一地区进行取证。 世界充满懦夫，懦夫只有感觉安全时才会威胁到他人的生命安全。 不能让幸存者出庭防止议论的焦点从艾尔文是不是个伪历史学家到大屠杀是否存在。 幸存者已经从地狱走过一回了，我非常得理解，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仍无法对这段经历释怀，我深表同情，但法庭审讯恐怕不是良药，我的工作不是让一群无法忘掉过去的人获得自己情感上的满足（很尖锐也很合理）。 我们不是在攻击言论自由，相反是在捍卫它，与滥用它的人作斗争。言论自由可以畅所欲言，但不代表你可以说谎，可以不用为此承担责任。

感觉没有之前《判决结果》那么贴合实际又引人深思的台词，这部只是浮于表面，对于大屠杀这一事实的否认是历史学家的编造还是一个犹太教师（女主）的不同视角，言论自由在后面没有引申出来，是因为大屠杀这个立场是既定事实，再引出来就会显得混乱，而且“否认”应该怎么使其有罪，一个说谎的人他本身相信自己的谎言，那他会认为自己是在说谎（/否认）吗？结果是不允许，当然，除非你愿意承担说谎的责任，不然舆论乱了岂不是没人担责，电影中规中矩的符合这一案件，也让我了解到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对既定事实都能既否认（大屠杀）又肯定（毒气室存在过用于消毒尸体，希特勒不是种族灭绝者）这种矛盾的观点的。

“你们是我的见证。”

——《以赛亚书》第43章第10节

走进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映入眼帘的是这句话。巨大的黑色墙壁上，小小的一行，除了几扇小窗周围空空荡荡。全世界的大屠杀纪念馆或者说承载了一段沉重黑暗历史的纪念馆，或许都不会设计得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设计者们致力于保留历史原貌，至少是还原历史场景。奥斯维辛，在二战之后至今74年的时间里已经被塑造成二战时的人间地狱。无数犹太人被“清洗”，德国接近战败时将其摧毁，竭力抹除所有直接证明大屠杀的证据，盟军飞机又进行过轰炸，现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奥斯维辛只剩一片断壁残垣。但是那里堆积如山的鞋子，墙壁上一张一张贴得密密麻麻的照片，焚尸炉，毒气室，置身其中，很少有人可以熟视无睹。

像“你们是我的见证”这样的话，做一个隐喻，从《圣经》中摘录出来，放在这样的场合中，参观者联想到大屠杀的经历者，当时已死的或者幸存者，强化了参观者关于大屠杀的共同记忆。我们正处在一种历史的建构中，我们被期待树立起对大屠杀的承认与同情，进而谴责法西斯主义的恶。但是，很少有普通人会再想：大屠杀是真实的吗？

这是一个冒险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强烈的价值判断 。在人类社会文化中，大屠杀代表的是邪恶、罪孽，而否认大屠杀则是背叛道德、泯灭人性。它不像某个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或者某个历史事件的原因，你否认了一个说法，别人可以来反驳你，你也可以反驳回去。大屠杀是一件不容讨论的事实，你否认它就是否认人性，这可能是启蒙运动以来最大的恶。但是，二十世纪末的一桩案件却因为对大屠杀历史两种针锋相对的态度而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否认》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1993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埃默里大学犹太研究专家狄波拉·利普斯塔特《否认纳粹屠犹：对真理和记忆的持续凌辱》一书。利普斯塔特在书中指称英国作家大卫·欧文是否认大屠杀最危险的代言人之一，利普斯塔特一书出版后，多家出版社取消了出版欧文与大屠杀有关联的书籍的计划，使欧文经济利益受损。一年以后欧文在伦敦一个法庭上以诽谤罪控告了企鹅出版社与利普斯塔特，媒体争相报道这件事，在案件审判过程中被告利普斯塔特一方步步紧逼，把欧文逼到了败诉的道路上，也在大屠杀之后50年之后再次掀起了全世界对大屠杀的反思。

当把一个历史问题搬上法庭时，用学术的方式很难解决问题，因为法庭上不仅需要探讨事实，还要让法官相信这些探讨是符合法律、可以进行判决的，因此需要用法律的技巧来击败对手。利普斯塔特和律师团队将其辩护目标定位为证明利普斯塔特书上所写的对欧文的评论都是正确的，而不是证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真正发生过。欧文关于大屠杀的主要观点如下：希特勒在“最后解决”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东部前线犹太人被杀并不是被纳粹当局认可的；纳粹政府没有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毒气室不是用来屠杀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他们聘请了多位历史学家，仔细阅读欧文的书籍和日记，检验他是否遵守了历史研究的标准规范，对史料的发现和解读是否准确，能否被其他学者验证。但是我有时候不免会想，这是不是另一种悲哀，无论一个事件当时是多么恐怖，随着时间流逝，人们逐渐把这些事看做历史的一部分，不带感情地研究它。这种局外人的思想，历史地存在着，也现实地存在着。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对于大屠杀这样一个可以说极富戏剧性道德意义的事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都在运用多种策略来解释它。早期有很多人试图把这最恐怖的种族灭绝描述成道德上有缺陷的个体在犯罪的、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脱离了文明的约束而结成的特别紧密的网络的产物。可是细致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刽子手神智清楚、道德“正常”。各种范式都缺乏解释力，于是不停有新的理论被建构，大屠杀的情节被一次次地安排，但是到目前为止研究大屠杀史实最流行的方法根本不是在研究大屠杀，经常被讨论的倒是现代性的实质与历史趋势、文明进程的逻辑、社会生活逐渐理性化的前景与障碍，仿佛大屠杀未曾发生，仿佛它不是事实，甚至不值得去严肃地思考大屠杀“见证了文明的进展”或者“文明在它的物质和精神产物中包含了死亡集中营与集中营里束手待毙的人们”。

大屠杀成为研究对象后，我们就很少再关注大屠杀本身了。大屠杀研究成了解构与重构理论的方式之一，这种战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勃发一定程度上为否认大屠杀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温床。，有人把这种否认称为“修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福森对历史学的“修正主义”作过描述：“修正是历史学研究的生命线。历史是现在和过去的持续对话……没有单一、永久、不可变更的关于过去事件及其意义的‘真理’。正是历史学家对理解过去永无止境的追寻——也就是‘修正主义’——才使得历史变得重要和有意义。”大屠杀否认者完全或部分否认事实，替纳粹政权和希特勒开脱，如果我们给了他们机会，尤其是在事实发生多年之后，否认之声甚嚣尘上，这就是给了他们历史研究的合法平台，是对事实的不尊重，对当事人的伤害。

20世纪60年代末，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这一新史学思潮勃兴，其中尤以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最为有名。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一文中，怀特认为历史通过从时间顺序里编出故事的成功正是历史阐释效用的一部分。他把这一过程称为“编织情节”：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他们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运用特殊技巧进行编码，类似于弗莱所称的“虚构”的方式。技巧和策略包括在事件中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同时抬高和重视另一些因素、个性塑造、主题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等等，在历史真实——那些再也无法重演的真实——之外，我们阅读文本必须要怀着另一重心情，即文本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 ，读者的认识和解释而非作者的书写决定着文本的意义。从书写者角度和阅读者角度双向打破旧观念，不仅在历史学领域产生了飓风般的影响，也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讨论一个文本的具体意义和思想，甚至一个事件，变得越发困难。历史上的一切都变成了相对的，没有什么解释是绝对正确的。解构主义的相对观使得在质疑历史事件意义的问题上产生了放任自流的状况，整个社会开始弥漫这样的氛围，大屠杀否认者也忙趁东风，用解构主义支持自己的观点。当然我们可以用言论自由来保障个人持有这种观点，但是很多时候一种思想成为群体性共有观念后，这个群体就会出现排斥性，进而对其他群体或个人表现出敌意甚至做出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到了这一步，社会需要做出反应来维持契约的稳定性不致发生更大的骚乱。

除了解构主义，相对主义或许具有更加值得思考的深层次内涵，一些人承认大屠杀发生过，但是将纳粹的大屠杀和二战时盟军的行为以及其他暴力事件进行比较，客观上达到弱化和转移注意力的目的。我不否认这些人试图将罪恶相对化的主观目的的不正当性，我也承认纳粹大屠杀确实使犹太人经历了地狱般的苦难，但我还想关注作为相对主义弱化行为另一主体的盟军行为与其他暴力事件。

许多历史学者和政治家在描述其他事件时，会用到一些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词句。哈马斯领导人哈尔德·玛莎在电视采访中讲话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所做的要比纳粹对犹太人所做的坏很多倍”；卡塔尔记者拉亚·安-内喀什说“纳粹屠犹是历史上最大的投资和贸易机构”；“自由大厅”周报《聚光灯》谈论在德国德累斯顿建立纪念碑“以纪念二战最后几天内被（英国）皇家空军及美国地毯式轰炸袭击无设防城市而遇害的成千上万的平民”；哈里·巴恩斯在《冲破历史的封锁》中说“二战后被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赶出来的德国人遭受着比犹太人更可怕、更持久的命运”……这些言论将纳粹屠犹与巴以战争、盟军轰炸德国等联系起来，很难说没有政治利益考量。上述事例都遵循相似的逻辑：转移纳粹屠犹的道德逻辑，将受害者视为新的作恶者。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对于纳粹大屠杀研究的重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其他暴力事件的关注。历史书写者对大屠杀的共同记忆的构建，最后通过教育等途径全部施加到民众身上，使得民众对历史的认知陷入脸谱化、单一化的窠臼。历史教育的不足（这种不足可能是有意识的选择）阻碍民众建立起理性的历史观，在信息时代更加无法抵御所谓的猎奇的“野史”。人们接触到这类信息，第一反应是“那段历史竟然是这样的？”，而不是“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这就证明教育出问题了。战后美国关于二战的历史著作会渲染盟军（尤其是美国）对解放欧洲的巨大作用，而后来大批欧陆学者通过二战档案发现盟军在欧陆上实施的暴行，中国学者会讲述美英苏三国秘密外交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日本学者会强化原子弹爆炸对广岛长崎的毁灭性影响，苏联会极力隐瞒古拉格集中营的所作所为。每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整体或个体会在不同时期利益变化的权衡中用不同手段来达成不同的目的，这就要求人们面对任何一种文本都需要保持警惕，不管你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局内人更要慎重，尽可能地看到历史的全貌，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电影《否认》聚焦于欧文诉利普斯塔特案本身，让我们思索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一段已经过去的历史。我们的建构极其重要，塑造集体共同记忆，是为了集体的存在与延续。但是人的情感性在历史建构的过程中会衍生出无数种可能性，如果作为历史建构直接参与者的书写者和传播者不能理性对待，那么最后可能会使得整个共同体进入一种自嗨状态，封闭的话语体系极易出问题。如今的中日韩三国在历史问题上就缺乏沟通交流，各自一套话语体系。中日两国关于南京大屠杀一直争论不休：中国指责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日本国内则对南京大屠杀一事持模糊态度。显然中国站在本国道义角度的指责是无用的，日本国内的民族记忆仍然被缓慢但坚定地构建着。

我们的建构仍在进行，解构也如跗骨之蛆。但是很多情况下，后现代主义只是给了我们一个自我纠缠的方式，而没有提供自我解脱的方式，关于历史学的意义，关于人性，我们需要思考更多。

在今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六公主播了该部电影。我是以回看的形式在昨天看到的。码字已经到了今日。

这部电影还是很切题，也很实际的。

简单来说，它讲述了一个否认奥斯维辛集中营存在大屠杀的人，被主角黛博拉·利普斯塔特出版的 《否认大屠杀》（1993）中，称为“大屠杀否认者”。因此，该“否认者”认为自己受到了诽谤，并起诉主角。 最终，主角在一流律师、历史学家、各领域专家的帮助下，最终胜诉的故事。

该事件为真实事件，当事人黛博拉·利普斯塔特对此事著有 《否认：我与大屠杀否认者在法庭的日子》，本电影也由此改编。

奥斯维辛集中营不是真实存在的事情吗？为什么会有人怀疑，甚至否定呢？

在这部电影中，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否定者，是怎样来表达自身观点的：

他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并不惜通过篡改历史和证据，来符合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更加坚定自己的所谓信仰。

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否定者”并不是来表达观点，你甚至可以认为他们就是哗众取宠的，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他们还可以从中取利。

电影中的几个点让我印象深刻：

1、关于受害者出庭作证的争辩。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主观认识，认为亲历者都已经站出来了，还有什么不能证明的吗？电影给了我们答案，让亲历者出来与“否认者”对抗，既会因为亲历者证言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让真实情况变得弱化，又会导致亲历者直接遭到“否认者”的种种羞辱，落入他们的陷阱。

2、关于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问题。最后陈述中，法官的问话也很有深意。如果“否认者”信仰种族主义也好、反犹主义也好，他就是相信这个，而做出有利于自己信仰的言论，是不是一种言论自由？或者简而言之，种族主义者能否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在这个问题上，法庭给出的答案是可以言论自由，但是篡改历史、捏造事实的言行是可以被人指责的，这也就是主角的辩护理由成立，不成立诽谤罪的原因。

3、“否认者”只要有关注，就没有失败。他虽然输了裁判，但还是会有支持者，还是会在各种场合进行演说。

这部电影涉及的大屠杀问题，我觉得会让我们对南京大屠杀以及相关舆论有更深的认识，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这场官司中，要证明希特勒确实下了屠杀犹太人的命令，或者证明纳粹确实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真的很难，无异于重新来一次纽伦堡审判。

所以，律师团队选择的诉说策略是证伪：证明原告是个骗子，而不是个真正的历史学家；证明原告故意篡改事实；证明原告是种族主义者、反犹主义——最终，证明了他是“大屠杀否定者”，是在为希特勒洗白——由此证明被告（女作家）没有骂错。

所以，这个案子本质上确实就是一个“诽谤案”，并非一个对历史事实做出真伪判决的案件。

再说，英国的民事庭法官有可能做出关于“大屠杀”真伪的判决吗？

因为是真实事件，片中大量涉及法律内容需要费心理解，但这也是影片的重要内容，理解了就看懂了它的精彩！影片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也许是导演的个人认知或顾忌没有让影片思想性上有更高的提升与深层次的探讨，但能给观众呈现这样敏感的话题就值得多加一颗星。 感性的认知热情并不能赢得历史真相，理性的应对才会让历史真相多一分后人的尊重，一味地谩骂和无知的暴行只会让对手更加狂喜，赢得更多的受众，在民粹烈火复燃的未来，历史会面对更艰难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