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女1960

我时常以阅读短篇小说的方式走入电影。在镜头语言与音乐之外，我更关心意向营造、人物关系、时代背景等偏文学性的因素，这使得我在观看影像时多多少少有一些偏激与苛刻。拿这条尺子一卡，很多偏于单纯影像构建的电影不会刺激到我的感官，反而是那些拥有扎实故事的能在瞬间抓住我的眼球。

金绮泳并非一个“大众化”的导演，在这次电影节之前，我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尽管奉俊昊与马丁斯科塞斯都对其较为推崇，但其鬼魅的风格依旧让他成为了一个时代名词而非人们心目中的伟大导演。

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金绮泳是一名实习医师。1951年，朝鲜军队撤退，他来到了釜山，经过电影剧作家吴勇贞的引荐踏入了电影之门。其早期作品有浓郁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风格，而1960年诞生的《下女》则标志着其风格的转型。

我认为《下女》这部电影同时在影像、故事性、隐喻上都达到了我心目中的上佳水准。

故事本身并不复杂，甚至可以简化为粗暴的“出轨与斗小三”故事，但实际上，这只是很肤浅的一层皮，正如电影结尾陡然出现的怪异说教一般，如果谁认为这部电影讨论的是男性欲望这么简单的东西，那导演真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作为奉俊昊《寄生虫》的空间灵感来源，《下女》在空间营造上颇为用心。当室内镜头过多时，电影很容易沦为话剧，而重复的场景出现也会带来枯燥，但在看这部电影的过程里，我全神贯注，并没有任何乏味之感。那个反复出现的楼梯虽然在后半部戏剧涌向冲突核心时有不合逻辑之感，但作为连接“下女”与“主角一家”的连廊，格外别致。楼梯不仅仅是隐喻更对故事起到了推进作用。

故事与意向的完美结合

“楼梯”与“老鼠药”这两个细节，本来只需要承担原始的属性，但经过导演的巧妙构思，成为贯穿全片的隐喻。“下女”辅一进入这个伪中产大家庭时，她偷偷潜入厨房，还伴随着吸吮手指的动作，她很快利用自己的敏感将老鼠抓到了。舀白米饭和偷食两个行为的反复出现，也恰印证了一种暗示——“下女”就是进入这个家庭的大老鼠，是破坏安宁生活的危险所在。

至于楼梯，既是中层与下层的连接通道，更是空间置换的高超道具。在影片的结尾处，“下女”逼迫男主人每夜上她的房间和她睡在一起，而女主人则只能待在楼下织布，照顾小孩，“下女”以自己偏执的不顾一切的力量扭转了阶级关系，而这时的楼梯就像换了一个边一样——女仆成为了女主人，女主人沦为了女仆。

同时，下女的房间位置和钢琴室的位置恰好平行，这也给了下女流窜的动机与机会，当暴雨落下，下女无处可逃，在钢琴室诱惑男主人时，一切都水到渠成了。与其说那是房间，不如说那就是柜子，隐藏在暗处如老鼠一般的“下女”了解有关这个中产家庭虚伪的一切。

反复出现的玻璃与钢琴

我也实在是太喜欢镜子、玻璃、钢琴了。之前看《末代皇帝》，有一场戏就是镜子里映衬出皇后的落寞，我很喜欢电影里对类镜面元素的运用。

导演给男主人安插的钢琴师身份让整部电影显得更加诗意和戏谑。钢琴作为阶级身份与高贵的象征，成为众人爱慕男主角的一个元素。“下女”每次出于好奇去触碰钢琴时，都会被男主角给严厉拒绝——“你不准碰钢琴”。这个态度更像是对阶级的一种赋名，钢琴成为了一个资产象征，而非通往艺术的通道。而那个最初引诱男主角的工厂女工又借学习钢琴去接近男主角，更点透了资本主义的虚伪与虚无。

在中间，女主人调侃男主人没有陪她去看电影，所以她要买大电视机回家，待电视机终于搬入家中时，一切已经膨胀不可收拾。而男主角在片尾歇斯底里的怪罪女主角——“都是你说要换大房子，住在小房子不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吗？”至此，所有关于幸福的幻觉已经被扑灭，女主人感到自己追逐的幸福完全是镜花水月。

看韩剧《请回答1988》及一些台湾小说时，我能明显感到，我这代人的生活可能和东亚这些地区上一代人经历的生活比较类似，以购买奢侈品包为例，那应该是日本人在经济发展早期产生的行为，而这个行为却普遍发生在我这代国人身上。

消费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给所有人一个幻梦——“只要你努力工作，赚钱，购买那些更优质的商品，你就可以过上心目中想要的生活。”

在这部电影里，女主人刚生下第三个孩子，还在月子期，就带着苍白的面色从床上挣扎站起，走到了缝纫机边，缝纫机是她的生产要素。就像前几年一句流传甚广的一句话——“你在写字楼写PPT和你奶奶踩缝纫机毫无区别”。女主人的缝纫机像极了如今都市白领手里的电脑。有个笑话是这样的，那个电脑才是人，而每一个来到电脑面前的人其实是工具，因为电脑一直在那个桌子上，而人像工具一样不停被替换。

一无所有走向毁灭的底层

其实下女也是捞女，无论如何，是被人不齿的存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讨论问题太片面化了，总认为那些过分张扬自己欲望的就是“姿态不好看”。

为何会觉得下层的欲望膨胀？实际上还是代入了自己是中产阶级的幻觉。

L最近跟我说了一个故事。他说他们公司签约了一个网红，那个女孩很喜欢穿暴露彰显身材的衣服，他起初觉得这女孩很庸俗，但等聊天后才发现这个女孩其实是传说中的“扶弟魔”。女孩有两个弟弟，其母亲一直要求女孩嫁给有钱的男人，彩礼必须一百万，女孩也因为这个原因和前男友分手。女孩想赚钱，想红，想嫁给有钱人不仅是出于个人愿望也是一种家族期待。

在这个影片中，下女是低于工厂女工的存在，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爱做什么，别人给她抽烟，她就抽烟，她说“让她抽烟是为了更好的使唤她”，这一句实际上也是消费主义的侧写，喂给穷苦女孩对于奢侈品的幻想就是让她们出卖自己的身体，下女对男主人的勾引并非出于纯粹的原始情欲，而是对于自身阶层的不认可，她认为自己是边缘化的——被男主人家里的二儿子瞧不起，被学钢琴的女工肆意谩骂，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当她登堂入室后，她便开始幻想自己有女主人的位置。

下女在片尾的一些行为堪称癫狂，这多少让我联想到那些在街上大开杀戒的反社会人格。前阵子那个家里房子被拆了的公交车司机也是，虽然他们本身人格有不健全和破碎之处，但那种一无所有的虚无感，让他们豁出去了。因为什么也没有了，什么都失去了，唯有一条命，于是想着拖其他人一起下水，这种典型的反社会人格其实更像是社会问题被挤压出来的毒瘤层。

摇摇欲坠的伪中产

虽然影片没有交代每个人物的原生家庭，但可以看出男主角大概来自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而女主人家里有果园，也就是说，男主人与女主人的结合或许出于爱情，但更重要的觊觎对方的家庭与美色。

而女主人呢？她不仅温柔贤淑美丽，更是为了丈夫和家庭的幸福和睦不惜一切，她在自己心里编织了一种美好生活的错觉——“只要我努力，我付出，我多生孩子，丈夫就会爱我，我就能过上好生活。”这显然是一种天真，同时也是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一种桎梏，让女性认为单纯的奉献和自己的幸福紧密相连（男导演能把这层关系揭露到这个程度真是罕见，我总觉得他表面厌女，实际上却是女权主义者）。

男主人其实谁也不爱，他只爱他自己——他的钢琴老师身份，他英俊的容颜，他的家庭地位。至于妻子和情妇，都不重要。妻子是他通往中产生活的工具，只要听话、美丽、温柔，愿意生孩子即可，而情妇呢，那更是一个玩具而已，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个玩具这么可怕。

女主人的种种行为总是让我联想到为了学区房抢破头的中产家庭主妇，因为害怕自己好不容易争来的生活，因为孩子学习不好而下滑、坠落，这种痛苦与不自信正是讽刺。

1998年，金绮泳死于一场火灾。有一种评价是——“金绮泳同时处于时代的顺流与逆流之中”。他一方面要面对审查，一方面还要和主流趣味保持距离，很难想象导演身处其中的种种周旋。我觉得金绮泳是前卫的，是意识超前的，甚至是不朽的。其经典性在于，即使将这部作品放到今天东亚社会任意一个地方都能引起人的共鸣。

2010年的翻拍版《下女》明显不如原作水准高。昨天大暄说，她最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电影在倒退，我想，就我自己的观察来看，文学也是。最近越来越警惕那些故意为之，刻意造作的所谓创新与后现代，我更愿意去经典的东西里寻找永恒所在。

很庆幸于韩国能修复这部优秀的电影，也很庆幸能在上海电影节上以大屏幕的形式沉浸式观看这部1960年代的佳片，然而难过的是，一切都在不可挽回的走向衰落，观众的审美喜好正在变得单一与刻板。或许文学与电影的存在意义就是让人们想象与接收更多的可能性，而非以道德要求凌驾于一切。

也正基于此，我更愿意与逝去的导演们以这样的方式作为连接，而非投入社交网络对人们的道德进行批判。在某个地方，并没有道德，只有残酷的人生与命运。

“不可靠叙述者”的形象早在18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就已大量涌现，但该概念正式被提出则是在布斯1961年的著作《小说修辞学》中，布斯认为：“当叙述者的讲述或行动与作品的规范（也即隐含作者的规范）相一致时，我将其称为可靠叙述者，反之则为不可靠叙述者”。

“不可靠叙述者”主要指疯子、儿童、精神失常者等特殊身份的叙述者形象，相比文学叙事，电影叙事方式的综合性决定了电影中不可靠叙述者形象更加重要。“悬念”是悬疑电影的核心，而不可靠叙述者传达出的正是一种引导观众不断推理的变形的信息，由此可见，悬疑电影中的不可靠叙述者对情节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的作用。

《下女》作为一部同时探讨了社会伦理、男女对峙、怪异寓言的电影，在“悬疑”这一特点上反而显得并不深刻，即便如此，它依然严格的进行了双线索的规划，一是故事的叙事线，二是逻辑线，即故事的真相。

根据上述对“不可靠叙述者”的定义和解释，我们知道，不可靠叙述者的叙述（言行）是与故事逻辑线不一致的，悬疑电影偏爱用这一类边缘型人物产生信息误导。影片中女仆看到庆熙向东植示爱后也借机诱惑东植，并与其发生关系，东植妻子知道真相后将女仆推下楼梯导致其流产，从此女仆性情大变......不可靠叙述者产生，一个人造“伦理地狱”中的不断反转和猜忌也由此展开。

除了非常态人物的不可靠叙述，角色的“谎言”也是用来欺骗观众的绝佳手段。影片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当女仆再一次把东植叫到自己的房间后，家里的女主人不堪忍受现状，一番心理斗争之后从柜子里拿出老鼠药，放进了给女仆的那碗饭中，但她不知道女仆早就把老鼠药换成了糖，真正的老鼠药被藏了起来。这一部分的结局，是女仆尝出自己的饭里加了糖，愤怒的揭晓了真相。女仆心怀隐秘的目的隐瞒事件真相，欺骗片中其他角色的同时也误导了观众。

利用不可靠叙述者女仆的认知偏差导致的语言行为失常，选择她的视角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中间不断插入两个孩子相对客观的视点，营造出故事线和逻辑线不断交织、错位的关系，使观众的不断游离在不同的角色之间。观众被影片中非常态的主人公引导、误导，因而不断产生对结局自发的推理。

不可靠叙述者的行为和语言带给观众的不只有误导，对影片所传达的信息也起着强烈的预示作用，使观众不自觉的提防人物的所作所为。例如，女仆在小男孩的呵斥下给他端来了一杯水，由于此前给了老鼠药大量的镜头，此时观众对于“水中下了药”有着强烈的预感，但是女仆端起杯子自己喝了一口，观众悬着的心放下了一点，当小男孩将信将疑的喝下杯子里的水，女仆拿过水杯把含在口中的水吐了出来。

虽然导演在这里拐了一个小小的弯，但最终结果仍然符合观众的猜想，因此，当观众已知角色目的时，对事件的关注心理仍然可以作为主要悬念。

综上可知，不论是非常态的不可靠叙述者本身，还是用来蒙蔽其他角色和观众的谎言，都可以通过误导和预示构建悬念。不可靠叙述者本身和观众反应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这一概念在悬疑电影中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不可靠叙述者在其他角度中的解释以及在其他维度上的发展，依然有很大的实践空间。

1960年版本的《下女》使用1.33:1的画面比例 （学院标准），画面集中于人物，少有场景塑造，2010年版本使用了2.33:1的变形宽银幕比例，对场景进行描绘，以彰显阶级差异。

在男主人公第一次与下女越界时，暴雨如注，镜头给至被闪电击中而燃烧的树，暗示着这是一种激烈的不伦关系。而当男主人公与下女一起自杀时，也雷雨交加，渲染了悲剧气氛。

诡谲的配乐、对老鼠的放大镜头、昌顺的死亡以及下女的蓬乱造型让这部影片有了恐怖片的意味。影片前半部多次提及老鼠药，为后面下女杀死昌顺、妻子谋害下女未遂、女儿企图偷老鼠药、男主人公与下女自杀埋下伏笔。

此版有意为男主人公除罪化，他的懦弱、犹豫不决使这不良关系成为家庭中女人们的斗争，最后男主人公爬着要在妻子身边死去，更是极为刻意得想要彰显这位悲剧的始作俑者的“忠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