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父亲的寻子之路

观影的过程中，总觉得还是有一点出戏。半路葬狗的剧情和黛玉葬花情调是一致的，属于精神的奢侈品，黛玉多愁善感离不开物质的富足和时间上的闲暇，而尼古拉没有条件。相比于生活，电影太过温柔。电影会感动我，但很难使我感同身受。很多电影包括之前的《隐入烟尘》忽略一个事实，最大贫穷不是物质上的。

电影里剥夺了穷人的众多财富，但却留下最宝贵的东西——爱和勇气。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展现的才是真正意义的穷人。不幸是经济上的贫困，不争是精神上的匮乏。要知道一个真正的贫困户不是缺钱，而是失去了爱的能力，穷人因生活的艰辛，爱会被消耗殆尽。

尼古拉算不上贫困户，她的妻子也不是，他们有爱，有执着，有反抗。真正的穷人，可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难以表达清楚，不明白“上诉”的含义，不知道贝尔格莱德的方向。他们自私、狭隘，可怜又可恨，甚至让人觉得罪有应得，这才是贫困的可怕的地方，他们穷到使人憎恨。就像抢走尼古拉家具的的邻居，观众可怜尼古拉，却讨厌后者，而他的邻居才是生活中穷人的样子。

电影结尾很棒，更为真实。我国电影缺的是对坏人能力的肯定，满足于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安慰。国产电影，其实是制度性贫困。

极简的事件动作与漫长的日常展现，无配乐与突出的画外音效设计，主人公只身穿越高速公路与默默倾听或注视途中遇到角色的遭遇，诸如此类的叙事选择都不禁令人想起《罗塞塔》。

16mm胶片拍摄的影片被投影到标准画幅比例的银幕上时，看惯数码无瑕影像的观众甚至会对这满屏的噪点产生不适感。媒介传播的落差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表达了其内容之隔绝——在这里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苦酒，如今放映这部影片时寥寥几人的影厅何尝不是侧证我们也忘却了胸中有块垒，就像院线片观众不会知晓在无瑕的数码影像之外的电影的可能性。

而画外的音效设计既不能称得上新鲜，也没有比粗粝的画面精良几分，但它仍然用力所能及的放大音量以构建完整的表达。主人公在高速公路上行走时擦身呼啸而过的车辆，他耳边听到的引擎轰鸣声就是我们听到的，同时用声音做到无时不刻点明权力背后的力量，即通过对油力电力的充分榨取培育血盆大口之怪物。

另一边厢，是无任何油电支援的主人公，只有随处可接的浊水供他继续漂流到首都；而到事件发展最低落的时分他甚至要同时被电力通信公司抛弃，失去了联络医院知悉妻子病况的权利。它聚焦的不单单是一个穷人，是油电暴政下一丁点资源都没有留住的人。

经济来源被阻断时，他只剩肉身可以蜷曲；自焚未遂的妻子与即将骨肉分离的子女，令他只能站出来抵抗，此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赤裸裸的人，而非虚伪的家庭英雄叙事。一个人也有朴素而长久的动力，以肉身为阶梯诉求道义公正。

因此他只能看着和他一样的生命被子女抛弃在在医院，或被加油站的顾客羞辱，或被碾死路边发不出一声呻吟……当人失去油电象征之现代资源的庇佑，可怜程度无异于随时可能倒下然后血液浸入柏油路面的狗。

既然以肉身为阶梯诉求道义公正都是奢望，无幻想之幻想的破灭了，转身也要以躯体为藩篱蔽我寒舍。结尾言简意赅，但又是此前行走这一动作的延续，去贝尔格莱德社会部上诉公权和私力拿回属于自己的一桌一椅都成为了动作的补语，是那点可怜巴巴的目的限定。

从不同邻居家搬回餐桌将本聚焦于主人公的镜头横移到他周遭的家庭，每当他拿回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其它家庭又有一部分幻明幻灭了，在资源垄断下底层侵犯同阶层的她人物权甚至显得滑稽，但影片不打算透过这一静默的攻守暗示什么行动的可能。或许末了不得不再次提及《罗塞塔》，结尾拧开煤气决定与母亲同归于尽的罗塞塔发觉煤气用完，才起身拎出去换。不过是同样悲惨的荒诞现实搬演到塞尔维亚，只有一个人怎么在浊水中一遍一遍地漂流，一遍一遍地试图以身躯扎下藩篱。

作者：王霞

来源：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塞尔维亚导演斯尔丹·戈卢博维奇的第四部电影《父亲》（中文名《漫漫寻子路》）去年在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获得了观众奖和陪审团奖，被认为是戈卢博维奇目前为止最好的、最复杂的同时也是极简的电影。

年底露面海南电影节时，此片更是备受内地学者和影迷关注。值得庆幸的，这部胶片电影已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正式登上中国大银幕。

后南斯拉夫时期的塞尔维亚电影经历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去巴尔干化”，也即试图摆脱库斯图里卡和德拉戈耶维奇等大导演在上个世纪90年代确立的一套享誉世界的电影语法——

将政治动荡与种族冲突置于日常生活的野性与暴力中，以夸张、怪诞的形式自我异域化，以传达一种没有出口的历史宿命感。

2000年后涌现的如戈卢博维奇等一批巴尔干半岛上的年轻导演们则致力于进入战后现实，并且有意引入好莱坞的类型片模式和戏剧性情节，以置疑遗留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等级制度。

《涟漪效应》剧照

例如戈卢博维奇最初的两部长片《绝对一百》（2001）和《完美设陷》（2007）都是将故事装在了惊悚犯罪片的叙事架构中。

进入第二个十年，戈卢博维奇开始转向，不管是三线时空交叉的《涟漪效应》（2014），还是第一人称叙事的“零度”故事《漫漫寻子路》，创作源起都是发生在塞尔维亚的真实事件。

特别是《漫漫寻子路》，以突出的纪实性与社会性，展现了一个塞尔维亚的肯·洛奇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位父亲的贫穷和坚持。

英国《每日银幕》评论此片是将底层男人卡普拉式的声势置于了达内兄弟的心碎故事中。

以达内兄弟为代表的社会电影，往往提出这样一个叙事核心：如何在社会关系暴力中生存？

影片的原型故事是一个叫乔杰·乔克西莫维奇（Đorđu Joksimoviću）的父亲，面对官僚主义的高墙，决定从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ca）步行几百公里到首都贝尔格莱德，向主管部门投诉当地社会服务机构，为夺回孩子的抚养权而战。

为此导演戈卢博维奇约见了乔克西莫维奇，并花好几天时间与他在一起，对事件和人物加深理解。于是，继《完美设陷》之后，《漫漫寻子路》再次讲述了一个需要帮助的父亲如何付出所能地奋力赎回自己的孩子。

戈卢博维奇说，这部分呈现也是他献给他的父亲普雷德拉格·戈卢博维奇（Predragu Golubovicu）的。

《完美设陷》剧照

父亲的沉默

个人与体制的关系，是世界电影中的一个经典叙事内容。影片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个人与体制在对峙与冲突中呈现的黑色与荒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最近十来年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

《漫漫寻子路》的引发事件非常爆裂——影片第一个场景用了3分钟时间逼视着一个濒临崩溃的母亲，她的家庭已饥困难继，为讨回工厂拖欠两年的薪水和遣散补偿金，她携子当众自焚。

然而这只是个开始，实际上此后父亲尼古拉所面临的局面，才更加令人绝望。尼古拉的家庭没有因妻子的极端自戕得到政府部门或社会机构的关注与救助，相反，作为丈夫和父亲他被质询，被进一步置于更加无望的深渊里。

当尼古拉从做临时工的林场奋力跑步赶到事发工厂后，却先后迎来了警察、医生与社会福利中心对他进行的卡夫卡式的查问与判定，而尼古拉的原罪就是贫穷。

在这几场室内戏中，父亲与他者的关系，通过镜头俯仰、门框构图、景别大小以及非传统剪辑，清晰地描摹出官僚与腐败下的受害者与这个体制的不平等关系。

片中助理部长坐在贝尔格莱德的政府高楼里轻描淡写地说：贫困是对儿童暴力的一种形式。

这种逻辑实际上是将贫困的责任全部抛给个人，它成为体制进一步剥削弱者的借口。

应该说，贫困是对贫困者暴力的一种形式。而父亲的悲剧，还不仅仅是贫困本身，更在于无法掌握语言来为自己的贫穷辩护。

大多数情况下，尼古拉对别人的问话或者评论，都难以做出反应，看上去木讷沉默。除了来自体制的虚伪冷漠和麻木不仁，还包括试图同情他、帮助他的旧同事、乡亲，甚至陌生人为他的处境开出的各种处方。

言语滔滔的人们前前后后出现在尼古拉的旅程里，但是他们似乎都置于尼古拉的世界之外。

饰演尼古拉的戈兰·波格丹（Goran Bogdan）将人物不必要的细微动作降到最低。与他人共处的时候，尼古拉总是一张绝望、僵硬而又顺从的表情，往往在麻木中间或一轮的眼神，似乎永远丧失了愤怒的能力，罕见的情感闯入，也是为了突然死去的流浪狗以及突然被人像对待流浪狗一样施舍食物而哭泣。

这让他大大不同于肯·洛奇的人物。然而，在尼古拉疲惫的身体语言中却蕴藏着周围那些首鼠两端的灰色人物身上所没有的力量，那就是他朴素地坚信：作为父亲，他有权利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

影片的意识形态并不在于揭露官僚主义明目张胆的腐败，并将父亲看成腐败国家的受害者；

而是要讲述一个在经济衰退、工业化转型失败、农村破产、失业率常年高居不下的现实社会里，还可以有一个奥德赛式的人物，在极端困境中，仍然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付出与牺牲能得到回应。

导演说，这一精神画像得益于沃纳·赫尔措格在《冰雪行》中一段自述的启发。

赫尔措格坚信徒步从慕尼黑到巴黎看望朋友，能让朋友的病好起来。导演认为，一个孤独的旅行者，一定有他自己不可动摇的动机。

父亲的三百公里

如西西弗斯一样，尼古拉这个人物的行动力似乎就在于作为父亲的绝望与决心的相互作用中。

这支撑着他三百公里徒步穿越这个国家，从荒野乡村，到后工业废墟，直到玻璃幕房式耀眼的首都，成就了影片主体的第二幕。

五天五夜的穿行与两天两夜的政府楼前的苦等，尼古拉经历了身体上的筋疲力尽和饥饿的极限，这无疑让他的“父亲之旅”带有几分宗教色彩，尽管他的孩子们无须知道他在为他们而战。

在这个文德斯式的穿越废墟的“公路片”段落中，父亲与空间的关系呈现出与第一个段落全然不同的方式。

尼古拉大多时候被置于近景的景深镜头中，或者位于大全景的纵向或横向的三分画面的正中。

以表现人物接受这个被历史与现实不断抛弃的空间里的全部内容，因为他可以专注于痛苦，耐心向前，绝不放弃。戈卢博维奇说，他想展现在苦难和逆境之后靠自己站起来的尼古拉的样子。

导演的摄影搭档亚历山大·伊利奇（Aleksandra Ilića）在超16毫米胶片上拍摄了此片。视觉上追求数字革命前的电影所具有的结构、对比度和深度，以保持一种无可辩驳地扎根于当下时刻的现实感。

影片在普里博伊、扎耶卡尔、克尼亚泽瓦茨周围等几个地方拍摄，将塞尔维亚境内全然不同质感的空间连接在一起：贫困的乡村社区、废弃而丑陋的后工业巨型建筑、危机四伏的首都郊区、明媚动人的秋日荒原、历史遗存的乡镇集市等。

导演借助于尼古拉对塞尔维亚从南部乡村到首都的一步步丈量，重拾现实主义，并抛弃所有戏剧性方向或者寓言式发展。

尽管一路上，尼古拉的身边出现过几种动物：亲近人的流浪狗、擦身而过的兔子、让路而行的狼群，但它们并没有形成如影片《被涂污的鸟》里那样极端的意识形态隐喻。它们只是作为尼古拉与人的关系的对比。

相比那些剥夺者与围观者，这几只在尼古拉的行程中淡然闪过的动物，更能跟他的内心情感建立关系：共情的、好奇的甚或试探敌意的。

影片结尾突然转向，尼古拉重新回到日常生活空间，却发现乡村社区的邻居们搬空了他房子里的所有东西。

这种巴尔干战争期间就经常发生的极端现实，天然夹带着无可奈何的荒诞感，导演却继续以克制的方式，避开它的喜剧色彩。

在最后十几分钟内影片中的人物全然沉默，父亲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捡回桌子，椅子，盘子，没有表情，也没遇到反抗。

最后他坐在空荡荡的餐桌前，看着凑齐了的四把椅子，开始吃饭。日常的延续，才能保证一个家的信念，父亲尼古拉虽然失去了一切，但仍然坚信寻回一切的可能。

这是戈卢博维奇式的社会电影，不回避现实的绝境，但保留向好的决心。

从金鸡奖颁奖名单关注到的这部电影，电影译名让我很自动地代入现在在做的寻亲群体相关的公益项目，也导致我看电影的时候会自动联想到《失孤》[允悲]不同的是，影片中的寻子是一位父亲对不公的抗争，孩子必须要留在自己身边生活。

开头蛮讽刺的，官员给这位父亲提了很多要求，他回家每一样都照做了，最后家访的时候却被为难“你应该有一份工作”、“孩子们应该有一台电脑，这都21世纪了”？？？？看似为了儿童权益，面对一个失业的家庭、妻子还因为讨薪想自杀，你跟我提这个？？达不到要求，孩子就这么被带走了。

一个普通的人如何去跟权力抗争？那就得是最极端、意想不到的方式，所以他徒步5天去了首都，一个塑料瓶子在水龙头接水路上喝，带的吃的每天咬一口，数着吃……所以引起媒体关注，上了报纸上了电视，也因为这些报道才被接见，得到了自己以为有用的建议。可是这些都没办法管到地方政策，最后他只见了孩子一面，没办法从养父母身边带走。

影片最后也挺可笑的，回到家里，邻居们以为这个父亲回不来了，所以把家里的东西都拿走了，他一一去每户人家要回了桌子椅子碗筷各种东西，重新把家里弄好，最后坐在餐桌上吃起面包，慢慢嚼着，然后电影就结束了。我还在怀疑自己看的是不是完整版，再想想，结束得也挺符合现实的：普通人的抗争，不是一时半会能胜利的，但也别小看这位父亲。

结尾会这么拍：

主角亲子团聚，泪如雨下，社会福利中心领导锒铛入狱，寄养家庭里的孩子陆续回到父母怀抱，社会部领导在电视面前讲话，重申以后我们要给孩子们更好的成长环境。黑屏，一行字幕打出，20XX年，韩国国民议会通过第XX号法案，宣布将重新严肃审视对社会福利中心的管理，加强对原生家庭和寄养家庭的资助辅导，一方面保证真正需要帮助的儿童在寄养家庭得到照顾，另一方面努力让有条件的原生家庭抚育自己的儿女。全片终。

然后此片资源流入国内，国内各大公众号纷纷以“惊！不亚于《熔炉》的社会现实批判力作”“8.8分！又一部改变现实的韩国电影”等耸人听闻的标题刊发营销文，豆瓣知乎微博等社交媒体热烈讨论后迅速转进至对国内现实的联想与批判。

但是实际的情况呢？我恰恰觉得这个不落俗套的开放式结尾让影片整体高度提了一大截儿。这部影片大部分时间里的整体基调是那种典型的国际电影节上的第三世界国家电影：有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底色，用公路电影的方式表现一个在主流视野里没有太多存在感，但同时又的确存在相当多社会问题的国家。官僚主义，徇私谋利，非法移民，底层失业，媒体良知，这些熟悉的题材的确都出现在了这部影片里，但当结尾落脚在对贫穷这个问题的思考上，你会发现那些社会批判的东西可能都不是导演最想说的。

我对结尾的两种解读：一种可以解读为导演对底层民众愚昧无知状态的讽刺，尽管在他们中有Nicola这样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敢于直面权力的勇者，但这样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更多时候他们不仅仅是沉默的大多数，甚至成为了吃人血馒头的帮凶。

另一种可以解读为导演把影片最后的落脚点放在了表现一个道德上的困境/难题。影片中福利中心的负责人Vasilyev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贫穷也是一种无形的暴力。如果影片的结尾是俗套的皆大欢喜，亲子团聚，在片刻的欢愉过后，谁又会思考这个问题：留在原生家庭的两个孩子今后真的会幸福吗？他们的母亲精神崩溃，严重烧伤，父亲没有一技之长，只能靠给人打短工赚钱，他们的居住环境恶劣艰苦，在这样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看似是拥有了家庭与亲情的浸润，但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影片中骑着摩托车在街上飞驰的浪荡儿？不会成为便利店里被人肆意讥笑愚弄的小店员？不会成为另一个拿走邻居物什的帮凶呢？Vasilyev的做法看似是自私的，但谁又能说他没有为这些原生家庭不幸的孩子提供了另一条出路呢？

第一次看塞尔维亚电影，标题即故事核心内容。

1

电影开头，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去到某个工厂，要求老板将欠自己丈夫的遣散费付清，否则浇汽油自焚。她因此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孩子被福利中心以家庭无法提供养育条件为由带走。丈夫向福利中心再三申请将孩子还回来，被拒绝。因为福利中心领导依靠这种方式赚取政府津贴。丈夫决定步行300公里到首都贝尔格莱德上诉，展现他抚养孩子爱孩子的决心。

他们家是极度贫穷的，一条长面包、从自来水管接的水、一条晚上睡觉用毛毡，就这样上路了。一路遇到的人对于他走路去首都非常震惊，也有人给予了些许帮助。但更多时候，他就是在沉默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着。脚受伤、缺水、低血糖晕倒、相伴一夜的流浪狗被轧死、遭遇抢劫。而他，始终是沉默的。 五天过后，他终于走到了贝尔格莱德。第一次去社会事务处，办事人员已下班；第二次去，要求把材料递交市长，被拒绝。他在事务处旁边流浪式休息、睡觉，媒体关注到后进行采访，从而获得了面见市长助理的机会，并得到了建议信一封。

拿着建议信的他，难得买了些巧克力，准备给久未见面的孩子。然而，福利中心领导说建议信只是建议，并无权干涉地方。福利中心是严格依照法律操作的，他再怎么接受采访再怎么上诉也没用。他唯一给自己争取到的，就是短暂见一面孩子的机会。

故事的最后，他回到家中。家里空空旷旷，东西都不见了。原来是周围邻居以为他再也不回来，把桌椅瓢盆全瓜分了。他沉默的去到一个又一个家庭，沉默的一个又一个拿回自己家的东西。

电影就这样结束了。一直没有音乐的电影，此时响起了片尾曲，像鼓一样，敲击在观众的心上。

2

这条漫长的寻子路上，丈夫始终是沉默的。他话不多，没有那么多大道理。面对无数次的碾压，他总是沉默的面对。他没有彻底屈服，可付出了许多后，也未得到本应拥有的。更现实的是，他这一路，甚至是有些幸运的。能走到事务处，接受采访，面见高层。这样的幸运，倍加讽刺。

妻子因为采取了较为激烈的方式讨薪，进入了精神病院。社会病了，然而承担那份痛苦的只会是个体。

故事的结尾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再细想想无比合理。弱者的手，伸向了更弱者。

3

那些在沉默中灭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