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定金

小贾大概是中国唯一一个，二十年如一日，坚持通过影像来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导演。“我们这个时代”——我特指的是许多像我一样普通，生长于小城市的八零九零后，成长记忆与小贾电影所关照的现实重叠交织的这样一个时代。五十年后，如果我要向那时候的中国人介绍我年轻时中国最真实的模样，我首先会让他们去看小贾的电影。毫不夸张地讲，是我们这样一群人口基数众大的小城青年，在塑造着这个国家未来的基本面貌。同时略显尴尬的，则是鲜少有电影把镜头对准我们以及我们所处的城市和时代。

有人会觉得，我们不是正在经历着这个时代吗，何必需要记录，又何必需要通过电影去体验它呢？是啊，正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着，它才更应该得到记录，我们太需要一面镜子来观照自身。那些习以为常、漫不经心的生活细节和现实写照，当它在大银幕上得以再现时，我们才能体会到它的情趣及意味。更何况，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起任何过往都变化得更快的时代，很多事物尚未得到记录，就已不复存在。王小帅说过：“不能放弃用电影这支笔，记录下我们的现实、人们的希望和人们的心情。”

小贾最新的《江湖儿女》，讲述了2001年到2018年间，发生在两位小城青年之间的故事。十八年，可以是一个人从襁褓走向成年的过程，对小贾来说是自《任逍遥》以来的一次再回首与集大成，对巧巧来说是由一个浪漫少女历练成一个果敢的人，对我来说则是由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通透的人。在一个这样长的时间跨度里，无论江湖还是儿女、你我还是家国，都足以发生一些根本性的转变。而这部电影作为一个参照物，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我们感受和重温这些转变的发生。

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开头巧巧送给二嫂的那包现金，外面那层报纸上印着“申奥”的新闻标题，那是2001年，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中国人曾在电视机前为萨马兰奇口中报出的“Beijing”而激动不已。镜头一转，再到斌哥点燃报纸让巧巧跨火盆时，报纸上的标题是关于“十一五”，那是2006年，三峡大坝即将蓄水至156米，第四批移民正在搬迁，巧巧离船上岸时，岸边的移民队伍里立着一把旧时风扇，正是我小时候用过的那一款。时代洪流滚滚向前，再到巧巧接斌哥回家时，动车站广场外是一排鲜红的宣传口号广告牌，这样的情景我再熟悉不过，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在千百个小城的郊区，在广袤农田的环绕中，建起了崭新的动车站。

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实在是很渺小的，但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又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时代大事件进行着同步的呼吸。如果我们觉得对于自己，自拍和留影是必不可少的珍贵记忆，那么对于我们身边的社会与时代，就没有理由被失语和忘怀。个人的小历史与时代的大历史汇合在一起，方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谁都不能也不应该缺位。

同样还是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听到了第八套广播体操、企业改制下岗潮的余波、县城里流动歌舞团的演出；我们看到了街边喜宴流水席的热闹、城市化进程中地产开发的眩晕、从迪斯科到广场舞再到合唱团的变迁；我们遇到了故作高雅爱国标的土豪、信仰耶稣爱上帝的小偷、老婆外出打工求“互助”的摩托司机、背着家人包养小三的大款、火车上吹牛逼的侃爷……这一切的一切，无论我们是否亲历过，我们都会觉得真实且熟悉。

须知，上述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中国人明明真实且广泛地存在于这个国度，我们却鲜少能在银幕和屏幕上见到他们。偶尔得见一会，也多半是经过了矫饰，仿佛艺术必须高于生活，只有褪去了人物的现实感，才能将其“安全”地呈现给观众。不仅如此，明明现实之中我们即便不说方言也常常是说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而现实题材作品中的演员们却总是操着一口不带任何口音的标准普通话。大概也只有在小贾的电影里，我们才能像呼吸一样自然地听着各色的方言和带腔调的普通话。追求真实、忠于现实怎么就那么难呢？

再回到本片的核心，两位主角的情感叙事，其实会让我想起陈可辛的《甜蜜蜜》，同样是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爱情，同样是小人物故事后大时代的变迁。只可惜，一个脸盆纵使装满整个江湖，却容纳不下一份感情；一支手机足以联通整个世界，却联络不上一位爱人。在汽车、轿车、囚车、轮船、火车、动车的转换中，迁徙与漂泊、找寻与别离反复上演着。而两个人的情感纠葛，正如巧巧在礼堂里跟着台上合唱的那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爱情却已成为桑田沧海。

最后把时间推回十年前。2008年11月23日，在北大百年讲堂，陈丹青对话贾樟柯，我是台下的聆听者之一，还幸运地获得了正版签名《小武》碟片，那是我与小贾的一面之缘。再往前推十年，1998年2月18日，《小武》在柏林电影节首映，我永远记得后来通过盗版看到最后一幕，小武被铐在众目睽睽之下的那种无力与卑微，导演真挚甚至朴素的悲天悯人情怀戳中了我。如今，小贾早就变成了老贾，不变的则是他的追求。他不制造故事，他只做现实的捕捉者。

看完《江湖儿女》，在豆瓣上看到一条评论，说廖凡是“葛优之后最好的中国男演员”。

是不是最好，我不敢说，毕竟“文无第一”，但我知道，在中国，“第一”着实像个魔咒，不管是行业内排第一的企业，还是排第一的人才，都要面临更多的质疑，更多的波折。

我倒宁愿，我喜欢的演员，就悄悄地演着，悄悄地好着，最好是那种别人都看不出来的好，就好给我看，给一小片不动声色的知己看。

但《江湖儿女》里的廖凡，的确太好了。他的好，是那么明晃晃地摆着，想让人看不见都不行。

▲喜欢这个角度下的廖凡。

尽管，这部戏，其实是“江湖女儿”巧巧的成长史、放浪记、离散诗篇，由她的成长史和放浪记，牵扯出十七年的人间关系，江湖离乱，时间燃烧然后留下灰烬的过程。赵涛的戏，自然占了比较大的篇幅。

赵涛也的确好，因为她就是巧巧，巧巧就是依照她的样子写出来的，没有她，某种情境就不成立，没有她，一些因缘的线头就扯不出来。她在电影里的形象，就像西北石窟里的那些菩萨，眉眼神情，都是照着某个供养人来雕刻的，有真实的拙朴，真实的娇俏，甚至真实的嗔怪。

那个身在敦煌或者凉州的供养人，凭借这个形象，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而这个菩萨，也因为有肉身的滋养，从成千上万个菩萨中跳脱了出来。这是互为因果，互相滋养的事，所以，那些说赵涛不好，导演就知道用老婆拍电影的人，都是没有原创经验的人。

▲赵涛在这个电影里的很多瞬间，让我想起日本那位拍了很多复仇电影的梶芽衣子。

但廖凡依然很好，而且不可思议，他的好，他的不可思议，在于他在银幕上，再现了一个过程：人的荷尔蒙是如何消退的。

对，不是人衰老的过程，而是荷尔蒙消退的过程。衰老已经很难演了，但也不是没有秘诀，演员的力量达不到，还可以有化妆、灯光乃至后期，甚至通过搭档的帮助来实现，一个四十岁的演员，对着强行扮老的三十岁女演员喊一声“妈”，无论如何也让人不忍心，还怎么深究下去。

有些人演这个过程，也算很成功了，但面容身姿老了，眼睛却没有老，眼睛还是精光灼灼的年轻人的眼睛。只有极少数人，能把这个过程，演得有说服力，从里到外，都慢慢变灰，慢慢失去生机。

廖凡却演出了一个更复杂、更让人惊叹的过程：荷尔蒙的消退。这个故事的时间跨度，其实很有限，从2001年到现在，十七年而已，并不算长，要在这样一个时间跨度设定里，表现出程度并不严重的衰老，已经像在掌心跳舞，更何况，还要表现出程度非常严重的荷尔蒙消退。

▲斌哥曾经是场面中人。二勇进场的那一段，那种很显眼但貌似不以为意的排场，还有双手合十向周围人示意的动作，都特别准确。

但廖凡扮演的斌哥，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像加了特效一样，一点点褪色，一点点颓丧下去。他慢慢地失去了对人、对世道的信心，对人生的勇气。起初，他还有一点脆弱，还依仗着这种脆弱，向巧巧撒娇，向旧日兄弟们试探，后来，连脆弱都没有了，因为，脆弱似乎还是一种呼喊，一种告白，一种有待接受的电波，但呼喊无人接收，告白没人倾听之后，脆弱的功能就消失了。他就那么彻底废了，就像岩浆变成灰，树木变成烬。

斌哥刚出场的时候，是大同的地头龙。他在棋牌室、KTV、迪厅活动，看场子，维持秩序，调解纠纷，也必然要放点贷。但他们不甘心于此，他和他的兄弟们，对自己进行了升级。升级就要进行学习，他们的学习方式，是看香港电影。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到处都是英雄传奇、枭雄生平，周润发、万梓良、李子雄、刘德华、狄龙，还有后来的郑伊健、陈小春，就在这些传奇里来来去去。斌哥和他的兄弟们，就仿照香港电影，在大同搭建了一个江湖。

剧中有一幕，他们聚在一起，看周润发、万梓良和刘德华主演的电影《英雄好汉》，尽管是在屋子里，他们还是认真地穿着黑西装、白衬衣，打着领带，有人还戴着白手套，在屋子里的墙上，贴着“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样的字。

▲豆瓣的这张剧照后面，都是夸廖凡的。这一幕是整个故事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几个瞬间之一。请注意坐在前排的这个小伙子手上的白手套，是啊，做戏就要做全套。

那个时代，是容得下他们的。那个时代，识别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不知道怎么分辨流行乐和摇滚乐，也不知道穿西装要不要剪掉商标，不知道喝红酒到底要配什么菜，更不知道怎么识别一个边缘人群，以及如何对待他们。

他们的规矩，甚至情义，都带有混搭色彩。他们把香港电影里的江湖规矩，和古老社团的规矩，乃至佛啊道啊的规矩混搭在一起，形成他们的一套仪式和相处方式。例如向人行礼的时候，双手合十，掌心微空，例如把几种白酒拼在一起，喝“五湖四海酒”，在迪厅里看国标，在葬礼上表演国标，大哥在葬礼上上香的时候，小弟们在身后列成几排。

那个时代也容得下斌哥。廖凡演的斌哥，精悍结实，身体硬得像一把紧绷的弓，皮肤深棕，头发黑亮，贴着脑门，是那种精力特别旺盛的人才有的头发，眼睛里有灼灼的精光放出来，喜欢穿深色的衣服，走路的时候腰杆挺直，又带点警觉，像一头随时准备捕猎的野兽。

▲二勇葬礼上的斌哥和巧巧。巧巧后来给勇嫂放下一摞钱，说是斌哥和她的心意，看钱的厚度，该有二十万吧，在2000年代初，那是一笔大钱。

他常常面无表情，但面无表情不等于没有表情，他的表情都是藏着的，或者说，是区别对待的。在外人面前，他深藏不露，不给表情，在兄弟们面前，他会带上一点表情，在巧巧面前，他会有更多表情。身边人的亲疏程度，是依据给出表情的多少来区分的。

他也非常笃定，心里很踏实，知道自己的根有多深，枝叶能覆盖多大面积。调解老贾的借款纠纷的时候，他手底下还在忙着自己的事，只给点余光给他们，到了节骨眼上，搬出关二爷来，事情就了了。他在迪厅里见二勇，听二勇诉苦说有人造谣他的楼盘闹鬼，听完了，他似乎就有数了，知道是谁做的，自己又该怎么解决，马上应承下来。

甚至还有人袭击他。那样郑重其事的袭击，简直是一种抬举，是变相地承认了他的权威。后来的时代，不会袭击他，只会羞辱他。

就在时代摸着石头过河、建立自己的识别力的空档，他们有了一点空间和时间。

然后，因为持枪事件，一切急转直下。等他出狱之后，他已经全盘皆输，尽管他还念叨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许用不了三十年”，但他拥有的已经全部被夺走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其实他没有错，只是时代把大门关上，把空档封上了。

▲人一生有几个决定命运的瞬间，在电影里，也常常会有这种“命运的时刻”。斌哥和袭击他的小伙子的这个照面，这片刻凝视，也是一个“命运的时刻”。

在“企业化”的时代，一切都变了模样，即便还是巧取豪夺，但都变成利益的来与去，他踩空了几年，就跟不上形势了。摄像头的时代，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都被严密监控，神秘感是多余的，情义也是多余的，他的价值就在于那些情义、规矩、神秘感，这些事物没有意义了，他也就没有价值了。

也许，时代根本就没有变，一切照旧，是他变了，他的荷尔蒙分泌越来越少了。他可以去适应新形势，但荷尔蒙的减少，不够给他提供燃料了，他也可以重新寻找价值，但荷尔蒙的分泌不足，让他丧失信心了。荷尔蒙的减少，让他从狼变成了狗。

廖凡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个人在时代和时间的双重作用下，荷尔蒙的消退，这种消退，是生理性的，更多是精神性的。他居然把这样一个又有生理性又有精神性的过程，给演出来了。而这，应当是不可能的。

在奉节的小旅馆里，和巧巧见面，他尴尬、喏喏、前言不搭后语，想说谎，却连说谎的气力都没有，当巧巧起身走开的时候，他的手指浅浅地弯曲了一下，却终归没有攥成拳头。

▲斌哥和巧巧在奉节的小旅馆里相遇。下一个镜头，巧巧起身，斌哥无力地弯曲了一下手指。大家肯定很奇怪，为什这个房间里有三张床，因为巧巧没有钱，只能买得起最便宜的铺，三张床的房间，要比标间便宜多了。

重返大同的时候，他形容枯槁，头发稀疏，医生给他做针灸的时候，可以看见他的白发。

巧巧棋牌室的男孩给他送上饭菜的时候，他怒喝着“什么规矩，先上主食再上菜”，已经非常心虚。

巧巧让半身不遂的他“滚出去”的时候，他挣扎了几下，却没能站起来，再坐起来的时候，满脸通红，额头上有青筋暴起。

男人是如此脆弱，但在大时代面前，谁又不脆弱呢？

▲后半段的斌哥，给人的感官刺激少了，但这却是廖凡演技爆发的时刻，暗暗的、不动声色的爆发。

他再也没有表情了，哪怕是对亲近的人，也没有表情了。他的魂被抽走了。以前是藏着，现在是彻底没有了。但藏着和没有，是不一样的，他精细地表现出了这其间的差别。

而且，丝毫没有演的痕迹。当过话剧演员的人，因为是在舞台上，要放大自己，才能让别人看到，所以往往有着夸张的表演和台词，不论演什么，都会过于郑重，都会留下痕迹。出身于话剧世家，自己也演过话剧的廖凡，却没有痕迹。

他让我们看到并且相信，斌哥或者他，就是那样，一点点失去了生命力，失去了勇气，失去了信心。

这个故事于是就可以汇入“贾樟柯宇宙”，被封存起来。因为，贾樟柯的电影里，有那么多对往日的追怀，对时间流逝的感叹，对流散的无奈，但往日之所以那么值得追念，不是因为那段时间特别美好，而是身处那段时间的人，有充足的荷尔蒙。

▲喝“五湖四海酒”的片段，是最早放出来的。这个片段，在故事里，属于“记忆的夏夜”，人生的高光时刻，在故事最后再度回想，让人万分惆怅。

斌哥这条线的故事，也让我想起韩国电影《薄荷糖》，斌哥和薛景求演的金永浩，到底做错了什么呢？也许什么都没做错，只是生命激情消退了。而他们身边的人身上，也在发生同样的事。

即便枪击事件没有发生，奉节小城没有被水淹没，不明飞行物没有从乌鲁木齐的天空飞过，摄像头没有密布在大同的每个角落，斌哥和巧巧，也都注定要坠入沉沉暮色。

这才是人类永恒的故事。

犹豫了好多天，还是决定写一下，本来不想写，也有点不敢写，但是不写的话又总感觉少了什么事情没有做，内心隐隐苦钝。原计划是正片上网后仔细二刷拉片，以避免一些遗漏和主观错误，但是实在等不及了。所谓及时行乐也是如此，只不过这次行的倒不是乐，可能也算是一种致敬吧，至少那天晚上我真的靠近了贾樟柯，也解答了我长年以来对其的偏见与误解。

电影的前十分钟习惯性迟到，错过了。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影响整体观感，至少以前从未有过。电影结束后，三两成群的吃瓜群众也一般在电梯里互相问着：你看懂了吗？我没看懂。这话我常听到，最近一次是小偷家族。于是看到这个标题，我就在想，至少时代背景这玩意，我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

1.为什么会有黑社会，天朝的黑社会是什么：

按照电影剧情发展的时间轴（也确实是正常时间轴），先说下为什么中国的小城镇会有黑社会这个玩意。太遥远的就不提了，从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说起。90年代初期，在我了解中（可能不对），市场经济在邓的指导下开始逐步淘汰旧的计划经济模式，人在自然与社会环境中趋利避害的本性与本能得到解放，社会资源的分配天平开始逐渐的朝着敢于打拼敢于奋斗敢于不安于现状和敢于出去闯一闯的人身上倾斜，但是有利益分配的地方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有斗争自然就有黑社会。小城镇那些需要集体化运作的高利润传统行业因为得不到政府的有力监管（政府职能也在慢慢重建，实际上在文HUADAGE命时，几乎瘫痪），比如正规的客运行业、早期物流与打灰色插边球的早期传统娱乐业更是如此。与此同时政府和民众一样也在转型中学习，所以所谓的黑社会有了它们得以成长的“营养”、“空间”与“条件”。营养就是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可以合法获得的巨额利润（相对竞争小），空间就是政府执法机关鞭长莫及的卫星城镇，条件就是传统人治社会中人们对于社会人际关系的依赖（现在依然有人出车祸之后先给交警队的亲戚打电话再报警）。因为有了这三个条件，所以原本那些脑子灵活、能来事的大哥大们慢慢在原本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了主动位置，因为他们：1.会跑关系，能帮人更方便快捷的解决实际问题，2.人多力量大，竞争不过可以通过暴力非法手段打击对方，3.一般来说比较讲江湖规矩，有分寸，别人愿意跟他们打交道，4.有钱，而且有钱大家一起赚，当然这个大家指的是有关系的人，跟屁民没关系。这里的第三点，和大多数人对于黑社会的认识可能有一定出入，但是实际的现实情况就是，混的好的黑社会，或者说能混好的黑社会大哥，一般来说都是人精，不管好的坏的都是礼尚往来，你给我方便我就欠你一分情义，你不给我面子那我也不会让你好看。动不动拔刀就干的一般是当不成大哥的，当然除此之外还必须能喝酒。中国不是日本，并不靠纹身多少来分座次高低，如果你哪天遇到一个全身纹身的“大哥”上来就跟你胡吹他以前砍人多勇猛，那不用怀疑，他应该是个骗子，至少不是大哥，或者你也是大哥，他把你当真朋友，但是大哥一般不会上豆瓣。所以天朝的黑社会与其说它们是帮会，不如称呼它们为有强大人脉关系网络作依托的暴力组织。当然通常来说，并没有普通人想象的那么暴力。因为一来在不打死人的前提下，暴力只能威慑而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二来在当时那个大环境下，打死人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因此在影片中也可以看到，警察局局长和黑社会大哥可以坐在一起拉家常。所以2000年之前的老一代黑社会，通常来说比较喜欢用西瓜刀、钢管、铁钩一类的非致命性武器，而匕首这种刺杀性武器不是深仇大恨的情况下通常是不会带的，因为这玩意一不小心就会一刀毙命，甚至有的老油条砍人的时候基本是在用刀背拍人，他们要的效果就像电影里提到的那样：跪下来吃屎，而不是要你命。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亡命之徒，这些人并不能被称呼为黑社会，准确的说，应该算犯罪与恐怖分子，因为这些人没有产业，而有产业也通常不会变成一个亡命之徒。

这些就是电影的前三十分钟说的大部分。

2.为什么后面就不混黑社会了，矿场的搬迁跟电影有半毛钱关系？

因为黑社会在完成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后，在时代大势的驱使下：转型了！就像电影里说的：现在都企业化了。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外国黑帮片里肯定听到过。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与剧情的发展，在此可以分为必然和偶然的两条线来阐述，也可以解释为文化与物质两条线的边际影响。

必然的这条线是：第二代国家领导人上台之后，在朱总理的推动之下，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完全割弃，市场经济全面到来，原本国家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国企改革与解体，一方面是成千上亿的下岗职工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空余劳动力得到解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铺平了最后的道路，在那个时代，这个社会现象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下岗再就业”，我记得有个更好听的称呼但是我已经淡忘了，反正不叫拳地运东，除此之外还有一首主题曲，刘欢唱的心若在梦就在，学名从头再来，没事的可以搜来听听或者自行脑补。在这个前提下，山西的传统重工业与能源产业得到了决定性重创，而影片中也用了一个极长的镜头来体现了这个问题，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那个年代背景下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弊端与难以剪除的国民劣根性和伴随而来的少数抵抗者的无力呐喊。

接上面的话题，市场经济全面到来，国民收入水平和经济活性爆炸式增长，地方政府要办事，办事就要钱，而地方领导人因为政绩需求也自然需要更多的政府收入，这时候，在各方面原因的推动下，全面的房产时代到来了。那什么人可以承包下这些刚刚起步的房地产行业？答案就是有关系有本事不怕事能来事的人，那什么人符合这个标准？自然就是原本那些黑社会大佬。于是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斌哥的二哥因为别墅开发被竞争对手抹黑的事找了廖凡，而廖凡也跟女主说了：走什么走，马上就拆迁了，以后这里都是我们的。说的没错，正常情况下，都是他们的，正常情况下，他们在2018年的现在，应该开着宾利抽着雪茄戴着LV做着上市大公司的大股东没事还去夏威夷或者南极洲度个假，没准还顺便做做慈善捐捐款。但是命运和他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而这也是我看明白贾樟柯在说什么的开始。在这里，就不剧透了，看过了的自然懂，没看的不受影响。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红颜祸水啊！按我的理解，女主这个铁锅真的丢不掉，这也是在我看来最让我觉得不真实的地方，要真放现实里，这种女人是根本要不得，要不得！

接下来说偶然这条线：廖凡被对手打击报复，一上来就下狠手！为什么？廖凡第一次被袭击之后还说了句：至于吗？对，至于吗？不至于，在00年之前的旧黑社会看来，不至于，我跟你没仇，至少我觉得我跟你没这个必要，我不认识你，你就下这个手，他不理解，在他看来，以前的江湖是讲规矩的，有分寸的，就算手里有枪，也是拿来自卫的，而现在袭击他的这两兄弟，愣头青，看着还没上道，所以他最后选择放了他们，这也为后面的事情埋下了祸根，当然放是正常的，不放才是不正常的，因为过去那个江湖，我放了你，你应该记着个情面，但是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并不懂这个道理，在新世纪的这群新混混眼中，没有什么江湖道义与情义，只有你死或者我活，只有我牛逼还是你牛逼，所以之前才有二哥被年轻人当街捅死这个插曲的发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我主观看来是因为影视文化的影响，00年前后的年轻人，古惑仔看多了，英雄本色看多了，他们不懂所谓的江湖靠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靠好勇斗狠，他们不知道这一刀下去对面可能就没了，人没了，他们自然也没了，要不跑一辈子路，要不国家喂你吃子弹，别无他选，区别只在于，有钱有关系的牢底坐穿，没钱没关系的子弹吃饱。所以后来当廖凡问起双胞胎怎么样了的时候，他的小弟也答道：判刑了，听说还判的挺重。在这里科普一下，国家的量刑标准是有一定档次区分的，一般来说，重型据我了解就是14年以上20年以下，如果不减刑（没关系没文化没能力，做梦吧），那也就是半辈子了，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也不过如此。而这也是这些无脑年轻人的一个正常归宿，正如现实中发生的那样。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这社会都这么乱了？小混混都敢当街杀人了！国家吃干饭的？警察不管吗？错，国家管，不但管了，而且还超额超标完成任务，为什么超标完成？我想很多冤假错案大家应该还是通过自媒体和微博有了一定了解的，当然冤假错案肯定是任务失败的产物，但是从侧面也反应出了那个时代的警察为了破案而不择手段的一种日常状态。那为什么警察会不择手段？因为政府有指标啊，严打开始了。在这里，我缕清了下我的思路，看的时候认为廖凡和女主之所以会被判的轻是因为没赶上严打，否则赶上严打估计必然牢底坐穿，不是有个笑话，说有个人18岁生日当天出去敲诈，敲诈了一块五毛，结果赶上严打判了抢劫罪，蹲了十年牢，真的假的不一定，但是也是对严打的一种反应。现在仔细想了想，觉得我当时的看法不对，正是因为赶上了严打，所以警察不得不处理廖凡，否则以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与斌哥的人脉关系，估计十有八九是不可能进去的。而这次意外也是剧情的重大转折之一。因为这次意外，斌哥完美的错过了黑社会原始资本积累的最重要一步，等他出来，世界已经变样了。就像最后他跟女主说的：你知道我看着我的小弟开宾利我是什么感受吗？你知道我出狱以后没有一个人来接我，我是什么感受吗？我不知道其他观影的人能不能体会，至少我是能体会这种五味杂陈的感觉，这种话也只可能跟女人说了，跟兄弟朋友说不得，在这里，我确确实实的彻底被廖凡的演技打动了。。。。不对，是征服了。当然，我也被贾樟柯征服了。。。

说到这里，也基本讲完了。其实斌哥并不是不混黑社会了，而是换了种方式。黑社会在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了另一种动物，他们不再靠拳脚与暴力，他们企业化了，他们合法了，他们有了另一种更文明更聪明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而唯一还留下的就是电影中提到的：五湖四海。这也为后面的剧情发展埋下了伏笔。

写到这里，突然感觉，已经没必须再继续说时代背景了，因为接下去的那个时代，就像电影中出现的高铁，已经就是现在了，现在的东西没必要说，接近现在的东西更没必要，因为大家都还没有淡忘，而还没忘记的东西，最能让人怀念与印象深刻。

接下去说点个人感受和几个打动到我的地方。

以下有具体剧透

先说不好的地方：

首先是前期大量的正面特写和正拍都丢给了导演老婆，一股浓浓的关系户走后门的感觉，立马联想到之前吴宇森的翻版追捕里的超圆杀手，总之看的我各种想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那种极其做作的演技，故意演出来的活泼感让我在生理上极度不适，是真的极度不适。但是现在回头再想，特么的总算有一点理解了，我脑补的画面是:贾导对着监视器，不对，贾樟柯说过从不看监视器，但是不看的话脑补不下去，我估计他肯定一直在跟他老婆说，我要那种年轻人，二十岁，小姑娘的那种感觉，老婆你懂的！ 赵涛做了个活泼脸，蹦跶了一下转了个身问：老公，这样好不好？贾樟柯看了以后立马说：对！就是这种感觉，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然后，咔，过了。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进监狱前的赵涛肯定是贾樟柯眼里的老婆，而出了监狱的赵涛真的是影后影帝级别的存在，在观感上对我来说真是天上地下，极度转折。我觉得中年巧巧真的就是赵涛能完美把握的住的那种形态，而年轻的则不行。但是不管如何，我还是给她点个赞。

第二个是后期拍水壶的场景，特么的，虽然很蠢，但是我接受了，但是那几秒对我来说真的很煎熬，镜头一出来我就知道他要拍水壶，然后我等啊等们终于拍下去了，讲真的，太超现实了。

第三个是作死吃烧麦这一段，不过我还能接受，毕竟剧情需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让你老婆华丽的转个身再放第二枪是什么鬼。

接下去是贾导抖机灵这这几段，特别是信基督的小偷这一段，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认真的说应该是：不要通过表面现象去认可或者肯定一个人，同样的，也不要随意的通过表面现象去否定一个人和一件事。

再说说打动到我的几个地方：

从轻到重：

首先是巧巧和斌哥在宾馆里的对话，这个前面提过，两个人演的都很好，从这里我也完全看进去了。

再则是后来赵涛在剧院里看表演，虽然迪克牛仔的那首歌确实土得掉渣，但是放在这里至少我是听进去了，我能体会到那种难受的感受，而更绝的是，之后返乡遇到徐峥的这一段，可能不能体会的人无法理解这一段的意思，但是看进去的人，真的能体会到抱一下的那种感受。

一个人跨越千山万水去寻找另一个人，最后他告诉你，我们完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而飞碟也代表着赵涛回到现实。

当然徐峥演的那个角色也很好的嘲笑了下我，跟我一模一样，满嘴跑火车，至少在写这文章的时候是这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从这几段开始，我完全落入了导演布置好的陷阱，从陷阱中我看到了两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简单的故事，必然的冲突和以我的能力完全可以预测的剧情。

接下去是斌哥坐高铁回来的那一段，当斌哥说：喝酒喝的，脑溢血。我瞬间觉得，太真实，就像我听过见过，遇到过的那样，上一代的长辈，也许死到路上的并不多，但是喝酒喝死的真的不在少数。打拼一辈子，最后什么都有了，命没了。而命没了也就代表着人际关系没了，江湖也就没了，什么也都没了。

最后是斌哥走的那一段，完全打动到我。

在现在这个时代，活着是一个多么容易的事情。

在过去，做为一个没出息的人下人，也许吃饭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以至于过去的长辈总是不断的敲打小辈：你要努力，你要用功，你要有出息！

而在现在这个时代，家长往往会说：你要开心，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心肝。

因为现在就算做一个彻彻底底的人下人也可以天天活的很开心，可以天天上网，可以天天刷微博，可以天天刷豆瓣，可以天天打游戏。你可以做一个快乐的人下人，只要你不在乎同学怎么看你、朋友怎么看你、亲戚怎么看你、曾经的兄弟怎么看你、还有毫不相干的人怎么看你。

但是斌哥在乎。

讲了这么多，做个总结吧，就像小时候按语文老师要求的那样。

其实也没啥好总结的，但是我知道，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总算懂了贾樟柯。在过去，我非常的不理解，甚至于每每听到别人说他是现实主义的代表，就极度反感，当然这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在天注定到江湖儿女之间的这几年里的感受。

而现在我总算明白，其实现实主义不过是其他无关紧要的愚钝之辈，自以为是的给贾樟柯下的定义，对于贾导自己来说，重要的并不是镜头是不是真实，并不是画面是不是美丽，也不是剪辑是不是合理，更不是电影是不是够现实，而是，通过这些虚妄的影像与表象，我们能从中发现那些也许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而想到这，我也就完全理解了他之前的电影语言。我希望我的猜想是对的吧。但不管怎样，这是我今年看过最好的电影。。。。好吧，今年说了太多次这句话了。真是幸运的一年。

最后，其实这部电影，没有什么江湖，有的只是儿女，还有全篇一字未提的长情。

江湖儿女，儿女情长。虽然巧巧对斌哥说，我帮你，是因为我是江湖人，是为了义气，其实哪有什么义气，哪有什么江湖，帮你，只是因为：我真的爱你。

即使是一种无解的、绝望的、暴力的狂欢，也要活着土气又性感。

巧巧是个二十几岁的姑娘，腿长、腰细、脸小，挎着包、蹬着高跟，飘零浮荡在山西大同的矿区。

她是当地的一个野模。

上身蝴蝶刺绣的肚兜吊带，套着红薄纱罩衫，下身搭配天蓝色白波浪的喇叭裤，在整个灰暗的矿区异常翩翩灵动。

2002年，贾樟柯拍[任逍遥]，赵涛饰演的巧巧就以这一形象现身电影中。

16年过去，从[任逍遥]到[江湖儿女]，依然是巧巧，依然是同样的这一身经典复古装扮。

©上[任逍遥]；下[江湖儿女]

虽然电影的时间线是从世纪初到而今的十多年，但其实，对1970年生人的贾樟柯来说，他反复一直在拍的，是青春期的80年代。

80年代的流行金曲，80年代的舞厅迪斯科，80年代的喇叭裤，和80年代的江湖。

而肚兜吊带搭喇叭裤的装扮，土气又性感，能让导演多年来对这一造型念念不忘，源自于他的80年代情结。

[站台]开场不久，就是生活在山西汾阳的两个少年崔明亮和张军脱掉了旧裤子，换上了一条崭新的喇叭裤。

崔明亮的妈妈问张军：“军军，你从哪里弄回来两条喇叭裤的？”

张军语气不无透着骄傲地说道：“我姑姑从广州给我捎回来的。你不知道，在大城市，这可时兴呢！”

崔明亮穿着喇叭裤出门去立马就被长辈批评了，“你穿的啥？工人穿那能干活？能蹲下？”

崔明亮悻悻地说：“你不懂，有沟，代沟。”

©[站台]里崔明亮穿着喇叭裤

80年代，喇叭裤的确是代表着“新新一代”与上一代决裂、追求个性与自由的开始。

他们很多梳着飞机头，长风衣在身，搭配紧包臀部、裤腿宽大的喇叭裤，再架上一副蛤蟆镜。

肩扛着双卡收录机、脚踩着永久牌自行车，这些年轻人在街头招摇过市，而收录机里正放着邓丽君缠缠绵绵的歌曲。

这些身着嫣红色喇叭裤的青年男男女女们，已经成了当时小镇街头的一道风景线。

©80年代街头风景

但在早前，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街头自然没有喇叭裤这种“奇装异服”，只有全民深灰色。

人们可供选择的颜色只有清一色的灰、黑、蓝，要么是中山装、要么是夹克，裤子呢，常常是肥大的劳动裤。

喇叭裤在国内的流行，起源于日本和港台文化。

1978年，栗原小卷主演的[望乡]和高仓健主演的[追捕]成为最早一批在国内上映的日本电影，并且掀起了一波观影热潮。

前者，栗原小卷在电影中扮演一个身穿喇叭裤的干练女记者，白色喇叭裤让她更显婀娜优雅，俘获了男孩女孩们的心。

©[望乡]中栗原小卷经典的白色喇叭裤

而高仓健在[追捕]中，一席长风衣、喇叭裤，黑墨镜，正直大义的检察官形象，立马成为男青年们的模仿对象。

喇叭裤，成了男男女女的最爱。

从港台开始，到迅速登陆广州、福建一带的沿海城市，又随着沿海弄潮儿们的引领，冲击来到了内地各城市。

喇叭裤的飓风席卷了全国。

但彼时惊世骇俗的喇叭裤也很快受到了老一辈的抵制。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有一段情节是说，几个男女青年在北海公园里“茬琴”(斗琴)，却被认为是靡靡之音，扭送到了公安局。

结果，警察要几个人首先把穿的喇叭裤用剪刀剪坏，因为喇叭裤代表了“资产阶级流氓风气”。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穿喇叭裤的男女

当时，北京甚至引发了一场抵制运动：

学生凡是穿喇叭裤去学校，就会受到纪律处分；工厂工人不能穿喇叭裤进入工厂上班...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导演叶京回忆道：

当年我父亲看到我梳一大背头、穿条喇叭裤回家，他就是一巴掌过来。

不过，越是这样，喇叭裤也越成为那一代年轻人心中具有反叛意味的一个象征物。

喇叭裤在打压下，没有销声匿迹，反而风靡程度到人手一条。

©在街头轮滑的喇叭裤少男少女

贾樟柯的[站台]里，张军后来去了广州，寄回来的明信片上写着“花花世界真好”。

喇叭裤，也就成了对改革初那“花花世界”的最质朴记忆。

所以，他后来拍世纪末、新世纪初的少年少女们，也让他们穿上了独属于80年代的喇叭裤。

喇叭裤是外来时尚，它曾是西方“猫王”们和嬉皮士的偏爱，也是迪斯科、霹雳舞的代名词。

1977年，约翰·特拉沃尔塔主演的一部[周末夜狂热]几乎一夜之间红遍整个欧美世界。

也让迪斯科这种原本的亚文化开始进入到主流世界。

©[周末夜狂热]中男主穿着喇叭裤跳迪斯

我们的80年代，张蔷在一首迪斯科中唱“浪漫的80年代，自由的80年代，青春的80年代”。

那也是年轻人们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在迪厅跳迪斯科的80年代。

贾樟柯对这一年少记忆自然不陌生。

[任逍遥]和[江湖儿女]中，都有一段巧巧穿着蓝白条纹的喇叭裤去迪厅跳舞的情节。

但贾樟柯给她的上衣搭配，却是蝴蝶刺绣的肚兜吊带，外加红薄纱罩衫。

©[江湖儿女]中在迪厅

喇叭裤是外来物，但肚兜衫却是东方乡土情结。

作为古时内衣功用的肚兜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尤其在陕西关中一带和山西等地，是民俗大物。

这些地方，不论是庄稼汉，还是女人们或是娃娃们，一年四季祖祖辈辈都离不开兜肚肚。

小孩出生，要准备红布肚兜；端午节时，舅舅要给小外甥送肚兜；未过门的媳妇也要给未来的丈夫做肚兜。

它不仅仅是一种实用物，对山西人来说，它还承载了先民们祈愿安康的美好心愿。

小小的肚兜，却是重要的护身物。

另一面，肚兜与女性身体的指向意味又不言自明。

©[白鹿原]里的田小娥穿着肚兜

一隅丝绸，几根系带，却是很多北方男性梦境里、幻想里最古典完美的女性形象代名词。

不论这种崇拜与想象，是来自于女性长辈，还是乡土文学，肚兜所代表的女性温婉柔顺、含蓄曼妙的一面已经难以打破。

当[白鹿原]里的田小娥穿着肚兜游走在男人们的床笫间，它是无言的魅惑与性感，也是男人们心中接近完美的女神。

来自西方、代表着流行与时尚的喇叭裤，和根植东方、代表着古典守旧的肚兜衫。

巧巧这一身的搭配，不仅意涵80年代，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贾樟柯所有电影的一个绝妙总结。

他镜头下的80年代，一边是轰隆隆向前推进的时代崭新巨变，另一边是仍歌颂着淳朴江湖道义的天性使然。

既新亦旧，既向前流进又守着笨拙的土气。

[任逍遥]和[江湖儿女]中的大同，[站台]中的汾阳，相同的矿业晚期城市，透着衰败和落寞。

但人人又沉湎在欢歌蹦迪的盛世。

©[任逍遥]中的大同

八、九十年代，山西各煤矿大县依靠煤产业高速发展起来，用[江湖儿女]中的一句台词就是：

都公司化了。

古老的人的江湖，碰撞在狂速躁动的商业文化里，有人在时代洪流里赚得盆满钵盈，有人愈发走向城市边缘。

到世纪初时，关于大同这座城市，已经有了某种寂寥的传说：

传说大同的所有煤矿已经采光了，人人下岗，正赶上西部开发，可能要把所有矿工迁去新疆采石油。

贾樟柯把这段传言也搬进了[江湖儿女]里。

©[江湖儿女]中的迪厅

但这样的灰色城市，人人却在拼命地快乐，KTV、迪厅、餐馆夜夜笙歌，在暗夜中弥漫的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氛围。

即使是一种无解的、绝望的、暴力的狂欢，也要活着土气又性感。

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服饰范畴，透着乡土气的这一身喇叭裤搭肚兜衫，可能也是贾樟柯这一代人的一个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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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文/杨时旸）

有些词汇终究是不可译的，它难以阐释，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比如，江湖。

江湖，有其具体的人、物、事，但相较于这些实体的存在与要件，它更切近于一种精神共同体，一种象征，一种气质，一种虚拟的、弥散的意义之雾，它意味着一群自由散漫的人，游离于官府的监看与权力的管束之外，建立并服从于一种由独特的道德观和义气构建出的民间共识。在这个圈子内，自有其律法的框架，自洽的奖罚。江湖是知识分子、官方系统的平行世界与异度时空。它裹挟着浪漫主义的光晕，沉浸于时间深处，历史的缝隙，或者——只是一些人自己臆想出的回忆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湖儿女》讲述的是什么？是一段令人唏嘘的爱情？是斌哥从年轻时的啸聚四方到中年时的落魄困顿？还是巧巧的情深意切生死不离？或许都不是。它更多的在讲述一种想象共同体的消亡史。在电影中，江湖，成为了一种象征，散漫的、流动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民间自治世界，最终，被时代大潮慢慢吞噬。斌哥也好，巧巧也罢，不过是一粒沙、一滴水，曾经以为自己可以卷起风暴，搅扰潮流，可是，回看他们的浮沉与挣扎，命运其实在最初的时刻就已经被写好，他们不过是不自知又不自觉地按照剧本完成了时间线上的每一次誊抄，但还总以为自己曾经紧握过命运。

从《山河故人》中的聚合离散到《江湖儿女》中的告别与重逢，贾樟柯的笔下，所有人都成了时间的囚徒。《江湖儿女》更像是贾樟柯对自己少年心结与青年义气的一次交代与反刍，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偶遇曾经儿时的大哥，已入中年的男人低头吃着一碗面条，这画面触动他的心扉。某种程度上说，吞咽面条的呼噜声更像是向命运低头的巨大叹息。曾经拿着刀枪的男人，如今只能被一碗碳水化合物带来的快感所救赎。由此，在这样的黄昏意象中，贾樟柯开始写作那一群人的高光时刻和终究的落寞。

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故事中，注定充满暴力，街头殴斗、刀枪和血，所以，有人认为，贾樟柯这一次描述的是小城黑帮，一种粗陋的、低级的、甚至散发山寨气味的中国大陆县城黑社会，但这样的理解过于浅薄，贾樟柯笔下的世界，是更浪漫主义的，不定型的，甚至有某种写意色彩的意象，那些打打杀杀不过都是表面的符号。他无数次地回忆起自己儿时的结拜故事，打架斗殴的惨痛经历以及那些死走逃亡的青春期兄弟，但他写的，想的，念的，绝不是犯罪学意义上的黑帮，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江湖梦境，弥散着自由、骄纵、桀骜、胆识以及对权力结构的不屑与叛逆。

《江湖儿女》的故事起始于一个尴尬、暧昧的时代，金钱散发出了不可辩驳的诱人气味，但古老的义气又制约着斌哥不能让自己显露出过于直白的贪婪，他在原地踌躇地踏步，乐于收一点港币帮人铲事，但又得维系古板的尊严，可周围的人们以及这个世界都在默默地兀自向前。斌哥始终在强调自己作为江湖儿女的身份，但却从未厘清这种身份的内涵。他其实并不清楚，江湖意味着什么，更不清楚，更真实的世界会开往何处。于他而言，江湖更像一个不可名状的“场”，他像动物凭借气味寻求安全感一样，必须处于“江湖”的气味之中，才能确定自己的坐标。而巧巧呢？最初，她努力躲在斌哥的背后，躲在“女人”的身份里，但她挺身而出之后，一切都在悄悄地变幻，斌哥开始在恐惧与慌乱里后撤，而巧巧意外地闯进了江湖，出狱之后的上路寻人，从外部叙事的结构意义上说，那一路掠过了贾樟柯作品中的一众地标，完成了一次苍茫回望，而从内部精神结构上说，那就是踏入崭新“江湖”的路途，婚宴流水席上的小小骗局，酒店单间门口的碰瓷，她如此轻巧地利用时代的、人心的漏洞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可能，她算是进入江湖的投名状吗？还有冯小刚扮演的游医，徐峥扮演的忽悠，也是另一个时代中的“江湖”吧？只是在这时代之中，江湖也褪去了浪漫主义的光晕，变成了穷途末路者无奈的生存伎俩，令人心酸也有点寒碜。

像之前所有属于贾樟柯的故事一样，其实，他注视的所有人物都是在努力寻找自己的身份和定位的人，时代巨大的变化催生起一些人不知所起又不知所终的勃勃野心，先天被体制或命运安排的身份在悄悄碎裂，而寻找新身份的过程，搅拌起兴奋，也历经痛苦，迷惘与彷徨。很多人，被短暂的兴奋牵引，却在这迷惘之中耗尽半生。斌哥就是这一类人的典型写照。

所以，无论贾樟柯写下的故事如何变化，是小城瘦弱的青年唱起《任逍遥》，还是凶狠的大哥举起枪，他们都是一样的无助的人，敏感、脆弱、浸透悲情。其实，他们都不是故事中真正的主角，贾樟柯故事的C位永远都让给捉摸不透又无可名状的时代，相较于随意弄人的命运之手，所有有名有姓的角色都不值一提。所以，回到《江湖儿女》中，一切也同样如是，他写大风渐近，将一切吹散，无论浪漫主义的气息，还是人们发下的誓言，在风中都不曾听见回响，而有些人在大风起兮的当口，扶摇直上九千里，有些人被撕成碎片归于尘土。瘫痪的斌哥坐在炕桌前，把一桌饭菜推到地上，不知者以为他不过是发泄物质层面的失意，而知他者才能明白，他所郁闷的是对于眼前的这个世界，自己的解释系统已经失灵，他无法解码这一切，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到底错在哪一步就莫名地落得如此下场？但这盘棋其实没有棋谱，也无法复盘。如今回看，斌哥与巧巧意外完成了一次身份置换，女人走向江湖，男人蜷缩回襁褓，当初，男人环抱着女人教她开枪，而现在，女人搀扶着男人重学走路，像是母亲对待孩子。

斌哥曾经的兄弟们有的抽身而去，去做生意，去攀附权力，他们明晰一种世俗框架内的目标，但斌哥这样的人，对于世俗成功既贪恋又不屑，相较于金钱，更令他迷恋的其实是那种众人烘托起的醉意和迷梦，就像那个搪瓷脸盆里无数瓶烈酒汇聚成的“五湖四海”，一群寻醉的男人的吹嘘与痛快。他不过是一个浪漫主义尾声中的梦游者，最终，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当下这坚固的现实重重围困，悚然伫立于晚辈的错愕与同辈人的手机摄像头之中。

棋牌室还是棋牌室，那个江湖儿女的据点，依然是桌上的酽茶和空气中凝滞的尼古丁，曾经棋牌室的小屋里能谈义气，谈生意，调解道上的纠纷，斌哥用匕首切开了人生中的第一支雪茄，但如今，这里不过就是一群失意中年人聊以自慰地廉价娱乐场，不再是灰色地带，也没人在乎是否要搬来关二爷，墙壁上倒是挂满了盖着国家公章的营业执照。

手机视频人人都能操持，消解一切庄严，每个人都像出演一场猴戏，红章挂上墙壁，监控摄像头镶嵌在屋角，江湖的气质理应是烟云雨雾，是说不清道不明，是遮蔽是写意，而时过境迁，如今在权力的首肯和监看之下，一切才被允许存在，必须清晰无误，必须无所遁形。由此，梦游者失却梦境，江湖失却神性。谁又有通行证，哪里又有墓志铭？

结尾的时刻，巧巧站在楼道里怅然若失，身影被摄像头记录在案，这意味着什么？更像高处传来无声的冷笑，宣告这世上从此有了“上帝”的监察，一神终究取代了众神的狂欢。

（本文首发腾讯大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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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表达是贾樟柯电影的根本软肋。

《山河故人》可以看成是贾樟柯尝试自我突破的作品——因为他要来记录和表达时代和情感之间的关系了——虽然尝试以失败告终。

在此之前的作品中，情感一直是寡淡的。人处身于环境之中，自发地行动，并没有什么自我情感的东西。人对自我缺少一种内在的意识，这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真实状态。

因而在外面描摹便可以了，重要的是“环境”。

可一旦进入角色内心，这种手法便不再有效。贾樟柯给出的方法是增加信息点，向观众暗示角色内在的心理活动。

比如《江湖儿女》中，为了表现巧巧见完父亲坐上公车感到的落寞情绪，贾樟柯给了巧巧一个全身镜头。这其实不必要，而且显得鸡肋。

对观众来说，这种离别的感伤一目了然，并不需要这样一个镜头再来提醒他们。

这让观众感觉自己像被牵线的木偶，不断地被提醒应该在何时作出何种反应。

又或者，巧巧在剧院听《有多少爱可以从来》的场景，她其实不需要跟着众人一起合唱。只要给一个她坐在台下听这首歌的镜头，观众自己会通过联想之前发生的事情，自然而然体验到巧巧内在的情绪。

甚至这首歌都不需要出现两次，一次就够了，歌名如此直白。

但贾樟柯生怕观众看不明白，总会进行一些多余的设计。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感觉敏锐的观众诟病贾樟柯的电影在《三峡好人》之后刻意、生硬的原因。

贾樟柯电影中的情绪是通过外在的形象或符号（特写、合唱、歌曲）来实现的，而不是内在地存在于角色处身的情境中。

甚至对于时代，他也使用着同一套低级的手法。这在之前的电影中不是的，《天注定》后才如此。

这是否说明了功成名就之后的“科长”离现实社会越来越远，已经无法从客观意义上还原某个时间段内“环境”的真实性。

他是如此繁忙，拍电影、开餐馆、办影展……还要不时地出席会议当委员。

其结果是“环境”在电影中消失了，成了用符号堆积起来的虚假幻象。

《江湖儿女》中的三个时间点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尤其是久远的第一段（2001年）并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世纪初大同真实的状貌。

仅仅通过一张申奥成功的报纸或几首歌来点明时代背景，显得低级又无趣。但很无奈，现在的贾樟柯就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如此看来，法哈蒂或达内兄弟用来刻画角色心理的手法显得多么高级。甚至都不再需要表演，只需要设置情境，演员所刻画的角色自己就会丰满起来。

贾樟柯也许走错了路。他更应该去成为一位作家，而不是导演。

贾樟柯的写作，给人一种难得一见的浑然天成之感。远非一些所谓“作家”可能比及的，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使用语言的天分。

一切都恰到好处。语言的美感、叙述的腔调，以及自然而然引发的微妙情绪，让人跌入唯有语言才能创造的体验空间。

贾樟柯文字中的情感自然、丰沛，为何一到电影中就变得生硬、刻意？这说明了很多问题。

影像在贾樟柯手上，也许远非像文字那般得心应手。

当他可以用简单的文字传达微妙情绪时，使用影像困难重重，故而他需要符号的帮助。

文字的天赋也表现在了电影台词上，这是贾樟柯的长处，每一部电影总能缕出不少金句。

这是文字的功底，而不是影像造型的能力；后者都交给了余力为来处理。

贾樟柯也不太擅长于构筑情境，这是让剧本出色的最有效方式，需要从戏剧中借来些滋养。

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位一流作家，我们并不想再失去一位一流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