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国作家

（这篇写的时候没啥思路 搞得太鸡血了…）


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办的尼科尔剧本选拔赛（The Nicholl Fellowships in Screenwriting program），多年来甄选出了包括《永不妥协》的编剧Susannah Grant在内的多位优秀人才。1989年，在美国学习电影的印度女留学生Radha Bharadwaj以毕业剧本《衣橱之国》拔得头筹，两年后她自费将之改编成了真正的电影，它也是第一部在好莱坞主流体制内发行的印度导演作品。全片只有Alan Rickman和Madeleine Stowe两位演员，所有情节均发生在一间超现实气息浓厚的密室内。负责布景的教科书级大师石冈瑛子，先用铺天盖地的黑白蓝色块扰乱了空间，再用古典的石柱与工业的铁门模糊了时间，只余下一桌一椅的场地空旷而不单调，由此给了摄影机运动丰富的可能性——过度平和至冷漠的表象尽管不似她的代表作《吸血惊情四百年》、《入侵脑细胞》那样墨浓彩重，却仍散发着寒冷刺骨的虐待狂意味。

 

影片讲述了某位童话作家因涉嫌发表反动言论遭到逮捕，拷问围绕着她尚未出版的《衣橱之国》展开。这本书说的是一个常常被母亲锁在衣橱里的小女孩，只能和由衣服们变成的小动物为伴，其中有只大公鸡会在母亲下班时打鸣报警，大家随之恢复原状，因此母亲从未发现过他们的秘密。审讯官指控作家的理由出离恐怖；在他看来，妈妈象征政府，小女孩象征反动派，大公鸡象征渗入政府内部的反动派，整个故事是一则煽动民众颠覆政权的寓言。为了逼迫作家在认罪书上签字，审讯官掀开她的衣服检查她是否来了月经，将滚烫的烙铁贴上她的肌肤……这位恶魔动用各种极具欺骗性的手段（Alan Rickman为这部分情节贡献了史诗级的表演，以至任何文字描述都是对他的亵渎），一而再地骗取作家的信任，又再而三地在她燃起希望的刹那给她当头一棒。



更可怕的是他几乎知晓有关作家私生活的一切，不断嘲笑她的性冷淡，从而逼她一再回顾自己最惨痛的记忆：原来《衣橱之国》竟是源自她儿时屡次在衣橱中被母亲的情人性侵的不幸遭遇——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小女孩唯有依靠幻想会飞的奶牛和绿翼的猫来逃避绝望的现实。但“你可以击垮我的肉体，却不能摧毁我的意志”，气急败坏的审讯官最终将她锁进柜子，重演她童年的噩梦——在极度的痛苦中，她开始怀疑他其实就是那个曾在儿时侵犯她的人。可即便如此，这位成长于黑暗衣橱的英雄仍然拒绝屈服，哪怕胜利的代价是头顶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步入刑场……

 

尽管情节与气质均和《1984》十分相似，《衣橱之国》却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批判对象，因此也可以认为它是在批判男性对女性的虐待，或者说是虐待本身。电影并没有解释作家是否有意图颠覆政府，甚至没有解释审讯官的种种举动是否意味着他真的是她母亲的情人、抑或只是为了摧垮她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不过所有观众都能认同无论真相究竟为何（它很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审讯官都代表了极致的恶。与之相对，从头至尾都没有产生分毫动摇的作家意味着极致的善——在许多观众看来，她那革命先烈般的坚强毫无真实感，美则美矣，却是败笔。然而笔者以为，《衣橱之国》在实质上是一部情境剧，他和她并不是通常戏剧中那类性格丰满的角色，而是分别象征着人性的正反面，他们之所以将善与恶都发挥到了极致，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善”与“恶”，这一点在审讯开始时就已注定，到了作家终结时也没有改变。

 

当然，影片并不是要简单地展现善恶二元对立，而是要将复杂的“人”置于严刑审讯这一极端情境中，探讨“恶”的源起。作家曾质问审讯官：“为什么别人都在工厂和办公室里好好工作，你却在这里做着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令从头至尾都没有显露出分毫人性的审讯官也陷入了迷惘，或许他真的也曾坐在那张椅子上接受酷刑，却在酷刑结束时心甘情愿地签下了名字、诚心诚意地认下了罪过，最终自告奋勇地成为了一颗残忍嗜血的螺丝钉？或许他真的如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曾是一位爱好弹钢琴的大学教授？这倒是解释了他那斯文败类气质的来源。

 

可以看出，审讯官从头至尾都发自内心地相信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安全，他被很彻底地洗了脑，从来没有考虑过他的信条本身即是不正义的。高高在上的审讯官其实远比备受折磨的女作家脆弱，因为他没有能力辨别对错，就此沦为了“极致的恶”。这才是影片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当一个狂热地坚信着自己无比正确的人，生活在一个《衣橱之国》这样的高压时代，他很容易便会成为片中这位审讯官。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从审讯桌的一端到另一端并没有那么难，善与恶的距离也没有那么宽，成千上万的人在无意识间就可以完成从受害者到加害者的转换，你我大概也不能例外。面对与己无关的罪恶人们很容易就能作为旁观者大声控诉，但当那汹涌的黑色浪潮波及到自身，大多数人却又都会迫不及待地同流合污，浩劫过去后，忏悔要远远比审判困难。

 

这样看来，影片所给出的答案未免过于理想主义，毕竟作家这等强者在俗世间寥寥无几；但莫要忘记，她并非是实角色，而是极致的善。可以料想，作家之所以在签字与死亡之间选择了后者，并不单单是要维护清白，这更是一份宣言，宣告着她永远也不会让自己降格成刽子手，她要以奔入死神的怀抱证明世上并非只有欺凌与虐待。一袭白衣的女作家代表着每个人心中的善良与勇敢，它或许缺乏自信，或许气势微弱，不过只要它尚还驻留，便说明光亮仍然存在，友好的大公鸡与会飞的奶牛仍然与你为伴。你还活着，你的所在也是一小片世界，只要你的光芒未熄灭，世界便不黑暗。

 

原载于《看电影》

       前几日刚重温了一遍《哈利波特》，既心疼教授的悲催命运，也心折艾伦的演技。于是乎，翻了翻艾伦的合集，冲着原始的生殖崇拜看了部《魔僧》（拉斯普廷的事迹着实有些令人好奇），意犹未尽之际又看到了这部《叛国作家》。
       在看此片之前，我心中排位最靠前的小成本电影是《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异次元杀阵》，毫无疑问，此片一出，都纷纷败下阵来。两个人，一间屋，便是影片的全部。94分钟的片长没有让我感到一丝的乏味，反而一直牵动着我的心，不得不由衷地称赞一下两位主演（当然，也是全部露脸的演员）的演技。
       艾伦声优技能满点，一人cos三角毫不费力，无论是温柔的耳畔呢喃还是装狠扮横的粗鲁暴躁，抑或是身受苦楚的惊惧哀嚎，模式切换得有如三相交流电一般自然流畅。当然除了声音，作为一部91年的电影，年轻俊朗的颜、紧实的翘臀和妖娆的身姿同样也让一众抖M气质的女观众惊喜得合不拢腿。
       对比之下，女主作为被审问的犯人，自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更多时候是被拷在椅子上或者桌子上（从开头桌子奇特的造型我已隐约地猜出这个桌子动机相当不纯）。然而女主的表现却丝毫不显逊色。”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句话一点也不假，恐惧、惊慌、愤怒、痛苦、坚定，层层叠叠，深深浅浅的情绪无不在女主清澈的眼眸里映射出来，恍惚间给人一种第一视角的代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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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部影射政治的影片，很难不让人联想的《V字仇杀队》，毕竟声名在外，看到的人要多得多。
       如果说《V》是向集权和专制的一场酣畅淋漓的进攻，那么《判》便是抵挡专制暴行的坚韧防守。专制试图用暴力掌控一切，限制自由，监听言论，禁锢思想，有如在人民生活的天空笼罩上一层又一层的网。自由便如同圣洁的光无孔不入地投射进来，指引着不屈的人奋力抗争。一篇小小的童话故事便引来当权者的恐慌，足可见专制的基石有多么脆弱。
       影片直到结束前几分钟我都始终认为女主的童话故事只是躲避自身童年阴影的避难所，然而当经历了长久的监禁和拷问之后，女主最后的自白却让我不得不相信童话确实是某种政治隐喻的成分。当女主最后将那张认罪的自白书撕成碎片，撒向空中时，灯光绝美，映照着女主坚毅的脸庞，与昏暗的审讯室形成的反差让人恍惚间觉得那光芒是从女主的眼眸里射出来。她已不再恐惧，不再迷茫，一再摧残她身体的这个刑讯官不过是一个屈服于暴力下的懦夫，她步履从容，不管即将面对的是什么，都视若等闲，因为她的心里满是信仰的力量——你可以击垮我的肉体,却不能摧毁我的意志！

不知道是《叛国作家》让我一再想起可能受之影响的《枕头人》还是后者已经成功刷新了我的文艺审美观，怀揣着“讲故事者的唯一责任就是讲一个故事”这一信念，我观看这部对观众有强烈诉求的影片时从一开始便自动后退至旁观者席位，眼光中也比以往多添了加倍小心的审视，生怕一不留神被魅惑了似的。作为政治片，既然光明正大地讲求“文以载道”，那么“文”在其次，“道”则是首要，我们也尤其该首先对这“道”的伦理正确性有一番清醒地分辨。要知道当中那些有远见的，可以成为《M就是凶手》；反之，难保不是一部《意志的胜利》。

以上是泛泛而论，具体到《叛国作家》，她的表达意图其实直白明了得很。无论是”You can break my body, but you cannot break my mind”这句气贯长虹的抵抗宣言，或者沉默等于同谋的主旨皆是直接出自作家台词，而结尾处打出甘地的名言也恰到好处地起到了“扣题”、“升华”的作用，总之这部影片三观端正得挑不出错。事实上，片中单线性的封闭回路叙事就是很难让人下手挑“刺儿”——人物是可控的，观点是预设的，走岔路是一时的，结局是注定的，从审讯伊始，主角哪怕经历再恐怖的折磨都会越挫越勇，最后成为圣洁的女神融入一片光明，承担起表达反暴政/反集权主题的任务。影片的首场和终场里，作家皆身着宛如祭司装扮的洁白长裙，正仿佛从一种纯洁走向另一种纯洁的绝佳象征。

由躲进想象世界以逃避残酷现实的小作家到意志力全面爆发的人权主义战士，女主角的成长和转变自有合理的内在逻辑。《叛国作家》本名《Closet Land》，既指向作家笔下的同名童话故事，同时亦随之构成对片中大环境的隐喻，涉及审讯室乃至极权统治下的无名国家。作家童年时，实体的“衣橱”是她噩梦与幻想的双重源头，而长大成人的作家被送入审讯室后，儿时的黑色记忆再次被唤起，但在这抽象的“衣橱”里遭遇更强大的、更深度的国家权力对身体和意志的压迫，幻想已然无济于事，长着翅膀的奶牛和小猫一个个地化作了尖牙利齿的怪物。作家在权力面前几近屈服，然而就在对审讯者讲出童年阴影后，她发现眼前的审讯者正是幼年时衣橱里的男人……于是对作家而言，恐惧在直面中得以消解，她坦然选择了良知的命运；对于观众而言，两个“衣橱”融为一体，隐喻义浮现于现实。在“衣橱”之内，女孩与母亲，母亲与漠视的大众，大众与受害者的意义最终联结成了影片的话语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本片的导演兼编剧Radha Bharadwaj将作为权力对立面的上述群体限定为知识分子（作家、教授、记者等），多多少少显现了某种精英立场。这不免让人想起《枕头人》的一句台词“我们喜欢处决作家。弱智者我们可以随便哪天处决。我们会处决。但是，处决一个作家，那是一个信号……”，两相映衬，颇为有趣。（好吧，我承认我就是找借口回味一下《枕头人》……）

坐在被迫害者对面的，一个外表混蛋内心痛楚（或者柔软、虚弱等）的审讯者几乎是同类题材作品的标配。看罢《叛国作家》，我终于记准了男主角这张脸和艾伦•瑞克曼的名字（脸盲伤不起==），并且忍不住意淫他出演舞台剧的风采。本片中，一人分饰多角这一设计让观众大饱眼福之余，更直观地剥落出了洋葱一样多重的秘密警察：残忍的暴力执法者、冷酷的国家机器零件、喜欢音乐的大学教授、变态的恋童癖、某种程度的受害者、一个心痛不已渴望留住“爱人”的可怜人，很难分清哪一层才是这个男人最真实的面貌，但林林总总又俱是真实。临近片尾，审讯者哀求作家在早已准备好的供状上签名，说那只是一纸“谎言”。他承认了表象，漠视了实质，非主观故意地纵容了权力对个体的控制和压迫，理性能力的丧失使他在作家面前沦为失败者（最后一个镜头中穿过通道迎向光明的只有作家一人）。而反观之，这是否也暗示着人类在极权之路上更广泛的失败和危机？毕竟，祛魅之后，神圣天国并非一个糟糕现世必然的许诺。

审讯之初，作家反复辩解自己不懂政治，可警察关于俾斯麦语录的提问却证明她没有那么“无知”。作家说谎了吗？我认为没有，此时的她尚未到“意识自觉”的时候。作家说儿童是天真无辜的，警察则说天真的儿童是意识形态绝佳的灌输对象，像幻灯片一样插入的静止画面上一个个孩子的脸以外被遮住的部分显露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了儿童和枪、儿童和标语、儿童和希特勒。此处导演直接介入叙述，模糊了影片和真实世界的边界，展示了艺术虚构所不能抵达的真正的恐怖。

片尾字幕打出来自国际特赦组织1990年度报告的引言：Today,over half the world’s governments continue to use torture against their own citizens.本片上映于1991年，而就在前天，美国参议院公布了中情局缩略版酷刑报告。从多家媒体的报道来看，对此事关注的焦点并不在报告内容，而在两党斗争以及美国国家战略的难题。当然，对此谁也没有资格批判什么，因为虚伪和冷漠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两难处境，纵使再卑劣不堪，事实终究是事实。

如果神明存在，我仍然愿意相信。既然在这部电影中看到了一闪而过的灵光乍现，我想最后还是直接模仿她，引用先贤的话献上我的一片敬意吧：

“For I can see that
in the midst of death life persist,
in the midst of untruth truth persist,
in the midst of darkness light persist”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