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同伐异

19th上影节最后一场，了不起的《党同伐异》，视听语言令人折服，平行与交叉叙事大开大合。战争与和平的又一次注解，战场上的攻城塔，和平年代的断头台。鲜血不再赤裸裸的流淌在城门口和街道上，当一切显示出正义合法又朦胧，昨夜断头台上死去的人只有清晨的乌鸦在注目。欲望的机器不仅无法被消灭，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可信，以服务于人的姿态变成更进步的机器，更复杂、进步、高级，也更危险。一旦麻痹于体制带来的慵懒，放弃博爱、思考和传承，人就会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不是每一次汽车都能追上火车，体制夹缝中的胜利，美丽而脆弱。如果一定要挑剔这部电影的话，也只能是结尾美好而直接的呼吁恰是败给了理想化的捷径。

“如今如同昨日，世间的人情变化循环无穷。摇篮摇动着，为人类带来同样的激情，同样的优乐悲欢。”（惠特曼）母亲推动摇篮在影片中重复出现，开始摇篮中是一个孩子，后来空空如也，最后开满鲜花。摇篮镜头连接了不同时代的四个故事，同时也暗喻着世界的归宿。

《党同伐异》由一个核心现代故事和三个围绕主题的历史故事组成。核心故事《母与子》（母与法），讲述1914年美国工人罢工失败后，刚出狱的青年工人被警察当作杀人犯再次入狱，真正的凶手（被害者的妻子）受到良心谴责，向工人妻子说出真相，妻子在最后一刻将丈夫从绞刑架上救下。历史故事一是《基督受难》，故事来自于《圣经》；《圣巴托罗缪之夜》，背景为1572年法国对胡（雨）格诺教派的大屠杀之夜；《巴比伦的陷落》则是讲述巴比伦宫廷内奸引波斯王居鲁士攻占巴比伦的故事。四个故事平行发展，互相穿插，其中后三个故事的结局是悲剧的，而现代故事以欢乐结束。

这部电影在电影史上为人们所称道的原因之一是“交替蒙太奇”的手法，但实际上，许多年来，这种手法，尤其是四个时空，四个故事的交替给观众提出了一个难度甚高的挑战，如同本片在上映后的票房一样，多数人喜欢一种情节的紧凑，而非电影语言的紧凑（叙事手法）。这就是电影人与电影观众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倾向最后取决于更强硬的一方，势力的对比随着时间还会发生转化，如同奥森的《公民凯恩》一样，当初几乎达到了观众不屑一顾的境地，而如今，奥森的魅力显然征服了对方。

蒙太奇理论（电影将一系列在不同地点，从不同距离和角度，以不同方法拍摄的镜头排列组合起来，叙述情节，刻画人物。但当不同的镜头组接在一起时，往往又会产生各个镜头单独存在时所不具有的含义。）是苏联导演库里肖夫、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等探讨完善的，但显然格里菲斯更早使用了这种手法，所以，蒙太奇理论是对电影手法的一种“描述性理论”。所以，对蒙太奇理论的反驳似乎很容易掉进“伪理论”的窠臼，比如法国的电影理论家巴赞（Andr Bazin， 1918－1958），他认为蒙太奇破坏了剧情空间的完整性和真正的时间流程，把导演的观点强加给了观众，因此主张运用景深镜头和场面调度连续拍摄的长镜头摄制影片。这种长镜头拍摄的手法就是电影出现之初的主要拍摄手法，但是把它用来反对蒙太奇，结果就是“内部蒙太奇”理论的出现：长镜头是通过摄像机和演员调配完成的一种镜头组合，同样也是一种蒙太奇。

通常有人形容一位英雄的时候要感谢他的时代，格里菲斯亦是如此，按照僵硬的客观态度（未必没有道理），格里菲斯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电影手法，于是在一片荒野之中他开始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包括题材，容量，以及更为人所欣赏的电影手法（可以想见的是，如今的导演除了题材和效果，很难还能在电影手法上有什么突破）。同时，《一个国家的诞生》巨大的票房收入为他累积了威望和金钱，使得他有能力去尽可能实现他的电影理念。在电影时长普遍只有10分钟的时代里，《党同伐异》原作时长达到了480分钟，成片220分钟，投资200万美元，这种差异不言而喻。

1、遮盖镜头达到的特写效果。
很多人认为电影出现很严重的暗角，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是，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很大一部分镜头是人为的遮盖了次要场景和人物。比如人群中的领袖，城门口的卫兵，通过遮盖突出了主要的表现对象，更重要的是真实的表达了当时场景下的人物状态。特写在影片中也有出现，但是格里菲斯似乎不接受过多的细部描述，他希望能够展现一个全局性的形象，于是，他把一些次要部分掩盖掉。

2、蒙太奇的高潮之处。
《党同伐异》被认为是格里菲斯的失败之作，即使今天也有这样的声音。原因之一在于蒙太奇的运用，在故事叙述铺垫时期的四个故事不断进行交替穿插严重破坏了影片的故事性，在转接处的悬念设置“堪称”失败，可以认定的是：整个20世纪包括21世纪初的观众都无法接受这样的败笔。对蒙太奇的痴迷（当然在当时格里菲斯只是认为这是一种让人激动不已的手法）导致他将一部商业影片的前半段处理成了一部实验影片。不过，在四个故事（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除去耶稣受难的三个故事）的结尾出，出色的运用三个故事多个场景的交替（汽车奔驰，火车轰鸣，青年工人行刑前的表情，三个绞刑手的练习，马车飞奔回巴比伦，巴比伦城内歌舞喧闹，居鲁士部队的推进，新教徒冲破骚乱回家援救未婚妻），营造了强烈的危机氛围：死神将至，屠杀接近新教徒的妻子，绞索接近青年的脖子，巴比伦接近沦陷。

3、格里菲斯的最后营救
不得不提的是在三个悲剧故事中（新教徒的妻子被残杀，巴比伦被屠城，耶稣被送上十字架），现代故事是最后一个结束的，青年工人甚至这个饱受摧残的工人家庭的存亡成为影片最后和最大的悬念，在绞刑手割断绳索的最后一刻，营救成功。这样的故事早已经在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泛滥，但是如今看这部滥觞之作，重返生天的故事依旧让人激动不已。

4、染色营造的先锋效果
没有色彩的时代，电影是值得同情和令人感到悲哀的。影片采用了染色的手法（夜景用染青色的影片、点灯的房内用染黄色的影片、巴比伦城火烧时用染红色的影片等）。这种手法并非格里菲斯首创，但是影片中全面采用了这种手法是先例，美国20、30年代影片仍然在采用这种方法。染色的初衷是为了表现出更接近现实的色彩效果，但是本片中还利用这种方法制造了特殊的效果，在男女青年恋爱的时候，两人挽手幸福的走在野外，染成了紫色，加上曝光过度，剪影一样的场景，阳光浓烈而温柔，那就是晴朗的爱情的颜色，甚至是味道，远远超出我们对黑白片表现能力的想象范围。

5、史诗性的巴比伦攻防战
你可以在巴比伦的攻防战中看到所有现代大片的元素。宏伟的巴比伦建筑，浩大的军队，侵犯者的狰狞和抵御侵略的坚毅，在一天之内同时动用一万五千名临时演员和二百五十辆战车，而不同场景的镜头完整的表达了战争给各类人带来的震荡。高科技元素体现在巴比伦的旋转齿轮城门，居鲁士人高大的移动高塔，最夸张的当属巴比伦为破解移动高塔而设计的喷火战车，轮子和车身布满了锯齿，能够喷射火焰消灭士兵，掀翻高塔。在巴比伦最勇猛的战士一人对战的时候，还利用镜头的间接成功完成了头颅落地的效果，通过慢镜观看几乎看不出任何破绽。相比之下，法国屠杀新教徒故事中利剑刺穿新婚女子的镜头显得粗糙很多，夹在腋下就完成了，连巧克力浆（美国后期黑白片的血浆替代品）都省了。

6、理想主义的魔幻结局
在故事结束后，影片以一种让人意外的方式表达了格里菲斯的道德观和他希望传达的主题。不幸的是在当时美国参战（一战）情绪高涨的形势下，《党同伐异》所倡导的“反党同伐异”这样一个“反战”主题也成为了影片票房失利的另一个原因。在影片结尾出现了欢乐的儿童，花朵和天使，死里逃生的青年和妻子亲吻在一起，囚禁罪犯的高墙消失幻化成开满鲜花的原野，自由来临，战场上杀戮的双方停止争斗，摇篮中静静躺着鲜花。

“爱神以渺小而非凡的方式操纵一切”，“完美的爱带来永久和平”。

四个发生于不同历史时期，年代跨度超过2000年的故事组成了本片的故事情节。第一个故事叫做“母与法”。讲述20世纪初的加利福尼亚，一位青年工人被人诬陷为杀人犯，被判处死刑。而他的妻子则必须在行刑之前找出真凶，营救她的丈夫。 第二个故事“耶稣受难”发生在公元27年的巴勒斯坦。耶稣被门徒出卖，受尽折磨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个故事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发生在公元1572年的法国巴黎。天主教徒发动了对新教徒的大屠杀。一对婚期在即的新教徒青年也遭遇不幸。 第四个故事是“巴比伦的陷落”：公元前539年的中东，巴比伦大祭司因为与王子巴尔撒尔的恩怨，竟然在波斯大军来攻之际打开城门，巴比伦古国从此灭亡。

没有心理准备你会看得很痛苦

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探索片，里面很多电影语言一直沿用至今。而且场面宏大，据说演员就有6万多人，格里菲斯的大手笔比起现在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片中讲了4个没有很大关联的故事，4条叙事线交叉，即使对于现在观众来说故事的叙述方法也是比较难接受的，更别提100年前了。毫无意外的票房惨败，更悲剧的格里菲斯因此破产。
这部电影对电影语言的探索，对电影拍摄手法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片中很多镜头现在看来是习以为常，然而在当时确是很大的创新和挑战。
一部影片中包含多条叙事线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很多影片因此失利，我能想到的最成功的就是当年宁浩的《疯狂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