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那个时代的悲剧太多了。可又应该怎样去定义这样的“悲剧”，不过时过境迁，我们眼里的淡淡的遗憾而已。
在小农意识与工业文化的交叠中，他还是选择了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去结束自己的一生。
他宁愿如此，也没有勇气去尝试一个崭新的时代。固守传统的死亡理想，终于在孙子的帮助下，实现了。
片子的铺垫略显的冗长与苍白，文字表达与图像表达的断层的确不能使之完美。
结尾那一片新鲜潮湿的土壤，与从天而降的一支羽毛，让这略显生涩的前奏终于有了另一种圆满的平静。
苏童故事里的人都是寂寞的，他们常常以自己独有的姿态去表达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脱节。几乎他所有的小说里，都充满了一种跳跃的想象与优雅的抑郁。
在简洁利落的节奏里，引你坠入剧烈的高潮。
而电影，看起来总少了那种澎湃。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苏童、余华，还有最近红火的莫言，他们的作品背景常常源自于动荡的时代。女作家的作品常常流于表面的敏感，而男作家却能以更细腻的表达去呈现。
不曾经历过从骨子里散发出的惶惶不安，终是不能了解。

但愿那一支羽毛，能载着他的灵魂远去。

还没看过小说，但从叙述倒想起了伊朗电影《白气球》，一个讲老人，一个讲孩子，一个是解脱之鹤，一个是希望之鱼。有机会会看。

看的时候数次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这是一部带有哲学思考的影片，又能够整合在如此生活化的场景中。而且影片的昼夜几乎没有转场，使得整个影片陷入了一种静止的时间状态，只有结局是唯一的出口。
尽管场面调度不能再假，尽管村民的表演时常让人出戏，还有渣调色……但是很明显导演已经知道自己在思考着什么，并且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出来。
主题与第五代有很多重合的地方，但是第五代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死亡这个话题，第五代的死亡说的是对于对于在世的影响。第五代也没有对形而上的意向有过大范围的讨论。而这两点李睿珺都做到了。他并没有拘束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土地、亲伦的问题上而是把它们作为素材放入到他对形而上的讨论上来了。就凭这一点，李睿珺比郝杰的电影就高出了好几个档次。也就使得本片没有太多的中国特色，土葬火葬之争也可以是埋葬与不埋葬之争，宗教葬礼非宗教葬礼之争，仙鹤可以换成奥迪。当然意境上差了点= =
另外本片也有很多值得玩味的细节，比如“爷爷”一直牵着一匹骡子，形影不离，尤其是每次他站前景发呆的时候骡子总会出现在后景，而两个小孩骑的则是木马。后来小孩子捉到了鸭子（请注意鸭子在最后一场非常抢镜），爷爷也驾鹤西去了。再比如对于埋葬这个动作的反复预演，让最后的结局顺理成章。“爷爷”真正的转变（开始发呆）是在割草之后，难道暴露出湿地和前半段挖坟没有什么相像的地方么？现代是一个不断揭示的过程，如果说“爷爷”是反其道而行，他的活埋理所应当。
死亡哲学本质上是生存哲学，如果我们连死亡都不能决定，还谈什么生活。

故事也像是我的童年，我三爷爷给我讲述的鬼神世界，我在麦垛上度过的每一个夏天。
小时候，父亲每个暑假都带我回老家，总要不遗余力给我讲故乡的风土人情，而那个时候我最怕的是回家以后要将这些写成作文。后来，几年才能陪父亲回一次家，多半也只是清明节的时候回去。由于老家长时间没有人住了，有一次回去的时候，靠山的两间由于山水的侵蚀已经倒塌，院子里也长满了杂草，堂屋的屋檐下，一溜的鸽子窝。我记得恰好在我爸站在院子里时，我从大门里给他照了张相，这一切都照进了那张照片里，野草没过了他的腰，满目的荒凉。
后来，渐渐明白他对我讲述他童年的故事，乡间的小路，门前栽的大榆树，只是希望这份故乡的情怀能有个寄托，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懂得。
有一次上坟，我爸说起他以后可能就不一定能埋在这片地里，因为子孙离得远了，像他每年来祭祀都很难，再何况是我，然后又念叨着“祖宗虽远，祭祀不得不成；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说不知道我以后要去哪里，要离我们近点才好。现在的老家，几乎没有什么亲人了，年轻人们也纷纷离开，荒瘠的土地渐渐覆盖上了草丛灌木，也淹没了埋在山坳深处的坟滩。
现在的我，只能记着，在黄河远上，那里曾有我的一个家。

昨天晚上在第三届深圳湾艺穗节上看了开幕片《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消息：央视新闻频道报道了河南周口平坟事件。一部电影与一个新闻事件的共同关注点在于：土葬。不同的是，电影探讨的是一个老农民的土地情结，而新闻事件反映的更多是利益与权利的冲突。不管是电影，还是新闻事件，其深层次的话题都可以归结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入土为安。
影片中的老人为了“入土为安”，不惜让自己的孙子和外孙女将自己活埋。一个老人为了“抵抗”火葬，以如此残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当代的很多在大城市长大的人来说，也许是不能理解的。但以各种方式躲避火葬的情形，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很多搬迁到城市居住多年的老人，也有着很深的眷土情结，他们希望百年之后，能够在家乡土葬。而年轻的一代，一般在理性上是能够接受火葬的，在心理上却未必认同，“入土为安”的观念仍然深深烙在很多人的脑海里。
作为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对农村场景的展现，也许与每个观众的经验或印象有区别，但从农村的风貌和农民的面貌来看，影片是准确地抓住了当代农村的特点的。有人诟病影片中演员的表演，认为比较生硬。而导演回应称最满意的恰恰是演员们的表演。以我观看过的多部由非职业演员演出的农村电影来看，导演李睿珺敢这么说，绝对是有底气的。所谓生硬，我以为不过是演员的肢体语言不够丰富和他们说对白的时候缺乏抑扬顿挫的表现力。没错，从所谓专业的角度来讲，他们的表演是业余的、生硬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已经奉献了中国最好的农民表演，因为我从未见过专业的演员演得比他们好。他们的表演缺乏层次感，不够丰富，是事实，但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来自他们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没有技巧，但是，他们也毫不做作。很多人以为本色演出是容易的，指导出演自身身份的演员也是容易的，其实恰恰相反，非职业演员在“做作”方面，往往是超过职业演员的，因为他们不懂得控制。李睿珺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能够让这些“非职业演员”不演过火，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好。相对自然的表演，放在就地取材的环境中，构成了一幅中国当代农村风情画。
看完电影后，我特意把苏童的同名小说找出来读了一遍。与小说相比，电影的内容更加具体和丰富。小说集中描写了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活埋。对于农村生活和老人的日常活动，小说只是做了概括性的描写。影片的前三分之二，小说具体涉及的不多，主要是李睿珺（编剧/导演）根据小说的概括性描写和现实生活的情况进行想象、加工的。影片的后三分之一，导演则相对忠于小说的描写，甚至台词都改动不大。而说到小说与电影在精神主旨上是否相通，我认为大体上是相通的，不同的是，小说对主题的表现更具有普适性，而影片则更多体现了主题的当下性。由于苏童的小说相对抽象（背景、描写），从小说到电影，是不容易想象得到的，而李睿珺居然把小说影像化了。因此，我认为电影是一个保留了小说内核的原创性作品，影片的创作是对小说的一次放大性利用。
回到“入土为安”的话题。对于老人的做法，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是捍卫生命的尊严（或死亡的尊严）？是愚昧的坚持？是对土地的眷恋？是保存灵魂的居所？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认为“入土为安”是理想的归宿。我不算纯粹的唯物论者，但我认为人死后，不再有感知的能力，“入土”或“化灰”，并无区别，再者，对于后人来说，“化灰”绝对是减轻他们负担的做法，何乐而不为呢？我不认同影片中老人“入土为安”的观念，但我不会去批判他，因为我很清楚他的固执与他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对于平坟事件，我想，是否可以以一个渐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当平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平坟复耕和移风易俗的问题的时候，这就更加值得我们停一停，想一想了。
导演在表现老人渴望“入土为安”的过程中，用的是一种缓慢的方式。影片的节奏比较慢，镜头也比较长，虽然孩子们的嬉闹给影片增添了生气，但影片大体上来说是安静的。老人在“大限将至”的暮景中，偶尔也会焦虑和恍惚，但他心中还是保持了一份白鹤般的悠闲与淡定。“活埋”一节，固然十分残酷，但导演用一个长达数分钟的镜头来表现，冷峻之余，又有一种惊人的沉静。面对死亡，老人难免悲伤，但他的内心应该是没有恐惧的，因为他的心中有白鹤——他将平静地抵达彼岸。总而言之，影片缓慢的节奏、沉稳的叙事，是符合一个老人的心境的。
相对于李睿珺的前作《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摄影略有变化。两部影片的摄影都是杨谨，构图的变化不大，变化主要是在色调和影调上。《老驴头》中农村，给人一种颓败、萧杀之感，而《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的农村多了一些悠闲和快乐，色调上偏饱和，多了几分温暖，影调上则冷暖交替，不像《老驴头》那般冷感和干燥。
影片的音乐由著名独立音乐人小河操刀。音乐起来的时候，总是貌似有点不太自然，但恰是这种不太和谐的做法，很好地渲染了影片的情绪，为影片增色不少。
不管你怎么看，老人总算以自己的方式“入土为安”了。老人也许不需要我们的惋惜或认同，不如，我们祝愿他的白鹤之旅一路顺风，抵达生命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