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89届奥斯卡将最佳外语片的奖项颁给了《推销员》,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凭借该片第二次摘得最佳外语片得奖项,这则消息在最佳影片的颁奖乌龙的所引发的舆论关注的衬托下显得略为黯淡。由于特朗普签署的穆斯林七国禁令,法哈蒂无法前往美国参加颁奖典礼,而他本人也拒绝出席的新闻在前段日子就已引发不小引起波澜,因此《推销员》的获奖更是被很多人解读为具有自由精神的好莱坞以及以学院派自居的奥斯卡向特朗普保守激进政策的一次“呛声”,甚至是好莱坞又一次为了体现“政治正确”做出的选择。
回到电影本身,《推销员》讲述的是男主人公伊麦德是教授电影的教师兼职话剧演员和同为演员的妻子拉娜的遭遇,。二人正在为美国经典话剧《推销员》进行排练,因为旧居濒临坍塌,不得不求助于剧组成员巴巴克向他临时租借房间入住。前房客所遗留的物品还存留在房间迟迟未来领取,拉娜和巴巴克擅自决定将她的东西搬出屋内,却因此收到了前房客出言报复的恐吓电话。在某个演出结束的夜晚,伊麦德因话剧审查的事宜被耽搁,于是拉娜决定先行回家整理房间,而悲剧就此发生。误以为是丈夫按门铃而没有进一步确认,拉娜直接打开房门就进卫生间开始洗澡,陌生男子乘机闯入。邻居听到了拉娜的呼叫和哭泣最初不以为意,最后听到撞碎玻璃的声音才察觉事情不妙,于是前来施救,期间陌生男子仓皇逃走,留下货车在原地。伊麦德回到家后发现卫生间一片狼藉和大片血迹,而拉娜已被邻居送去医院救治。遭到袭击后,头部受到挫伤的拉娜精神上受到了更严重的伤害,不愿报警也不愿一个人呆在家中。她极力想要抹去这段记忆努力恢复正常生活,坚持在剧场演出却因为精神恍惚而失态离场。处于邻居同事流言蜚语和拉娜精神受挫的夹击中的伊麦德则不断地想要找出袭击凶手。在邻居口中,他得知前房客是个行为不端的女子,通过出卖身体换取钱财,而袭击他妻子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她的嫖客,而屋主巴巴克甚至也是她的客人之一。他甚至发现了凶手在家中留下的避孕套、嫖资、手机和车钥匙。通过这些线索,他找到了凶手留下的货车,顺藤摸瓜地找到了货车所属的一家面包店和使用者。追随着这辆货车,伊麦德以搬家为借口引诱货车司机前往他的旧居进行审问。没想到最后前来的是货车司机的未来岳丈,一位白发苍苍、女儿马上要出嫁的老人。在谈话中伊麦德发现老人恰好就是袭击妻子拉娜的凶手。逼问过后,伊麦德得知老人并非受到他人指使,而是误入他家见到正在洗澡的拉娜以为是前房客,而拉娜则受到惊吓,在挣扎中撞到了镜子。此刻伊麦德心中被复仇的念头所占据,他将老人囚禁于房间,带拉娜前来一同指认凶手,同时要求他在妻子、女儿和女婿面前坦白忏悔。不想再次承受伤害的拉娜以分手要挟伊麦德不要向老人的妻女说出真相,而老人则因心脏病发倒地。仓皇之中,老人的妻女和女婿赶到,他年迈的妻子以为伊麦德夫妇救了她丈夫而连声道谢。伊麦德在尴尬中最终未向其妻女吐露真相,而是把老人单独叫到房间,把车钥匙、手机、钱和避孕套还给他,用一个耳光将所有羞辱一并还给老人。无法承受巨大压力的老人在下楼过程中再次心脏病发,生死未卜。故事也在拉娜的出走中,走向终结。
“后真相”的奥斯卡:情绪太多 而真相不再重要
在我看来,《推销员》获奖,远非其背后的政治局势那么简单。无论从内容主题、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上来说,《推销员》都是一部值得推荐的电影。虽然它所讲述的故事更多反映了伊朗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困境,其中所包含伦理道德冲突更多地与宗教和习俗有关,但法哈蒂电影所一贯传达出来的人文关怀恰好指向与当今社会所焦虑的问题:情绪太多,而真相不再重要。
“后真相”是牛津字典2016年的年度关键词。它的含义是事实发生什么不再重要,人们对事件所产生的情绪超过了事实本身。标志性的事件是让传统媒体大惊失色的”意外“——英国居然脱欧,特朗普居然当选。
在电影中,妻子被袭击的事件给男主人公伊麦德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男权占据主导地位的伊斯兰社会,非婚性行为被视为违法,而女性在除丈夫之外的男人面前裸露身体都被视为不贞洁的行为。因此无论究竟在卫生间发生了什么,无论妻子是否真的遭到强暴,对于伊麦德来说他所受到的名誉损害都没有区别。邻居闪烁其词的问候,无一不流露出对于拉娜乃至伊麦德的同情,在和沙纳萨利夫人的对话中,伊麦德不经意得知最初发现拉娜的是她的先生:“你如果当时在现场,看到你妻子在卫生间时的遭遇就不会觉得无所谓了。沙纳萨利先生打开卫生间门的时候,差点以为她已经死了”,这更是无形中放大了对他男性尊严羞辱。思想保守的邻居在问候伊麦德夫妇的同时,也激烈地表达出对于买春卖春行为鄙夷和指责,某位太太就言辞激动地说道:“警察应该把那些人统统关进监狱,好好惩诫。” 这句话的指涉对象并不仅仅是施暴者,同时也是针对行为不端前房客。好事邻居的流言蜚语传到了剧组成员巴巴克那里,于是整个剧院都知道了拉娜的遭遇。伊麦德身边社交圈子里,无论是目睹事情经过的邻居、或是仅仅道听途说同事,无一不认为拉娜的遭等同于被强暴无异。被诉诸于个人情感和信念所引导的舆论困扰,伊麦德逐步释放出内心中被知识分子面具所隐藏的男权意识,愤怒和复仇情绪进一步升级,因而才会一意孤行,酿成之后囚禁、审问以及羞辱的导致老人心脏病发的悲剧。
《推销员》的故事中,真相并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次要而服从于情感和偏见。在消息传播的过程中,相比较于相信真相,人们似乎更相信感觉 ,相信自己的愤怒和耻辱,相信自己的受到伤害。而这些被情感和观点所左右的流言,反过来作用于伊麦德本人,只愿意去听 、去看想听和想看的东西。他不愿意相信老人是无意闯入他家,不相信老人没有发现家中陈设的异样,对老人的家庭和困境熟视无睹,并拒绝将此事诉诸司法而执意要通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方式私下解决。这样一个悲剧故事,尽管不牵涉网络时代、媒体和公众,但它所刻画的人性仍然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从某个侧面也折射出当代社会情感重于真相的失衡特征。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谎言、绯闻、留言广泛流传,呈现出真相的样子,而真相本身变得不再重要。相较于主流媒体,网民更愿意相信彼此,如出现与自己立场相悖的证据,人们倾向于无视这些信息。
“后真相”这个词同样适用于《推销员》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事件。人们更愿意相信,《推销员》获奖是因为其政治意义而非出于艺术的考量,是为了向特朗普政府显示自己自由平等的姿态,而忽视这部电影本身的故事和价值。有媒体曾这样报道:“尽管《推销员》本身无关政治,但奖项的归属仍然引起了一部分业内人士的质疑,每一部入围最佳外语片的影片都被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政治局势所裹挟,评委们有可能是为了反对特朗普和他荒谬的移民政策而把票投给《推销员》。”如此暗示好莱坞在评奖过程中从政治角度考虑取代了艺术判断,但我认为将《推销员》获奖归因于“政治正确“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并没有对电影本身给予足够的尊重。
戏中戏的镜像:推销员文本的互文意义
《推销员》用较大的篇幅表现男女主人公一同参与演出的话剧《推销员之死》。一方面,导演法哈蒂向这部他早年多次排演经典作品致敬。另一方面,用角色教授电影、排演戏剧的情节,隐喻自己的导演行为,这就形成了一种戏中戏的三重镜像结构:表现美国大萧条时代小人物悲剧的《推销员之死》隐喻电影中两性关系和中产阶级的自由梦想的破裂,电影中排演戏剧的伊朗知识分子则隐喻导演自身在伊朗的处境艰难。
从结构上来说,这样的戏中戏的编剧手法非常巧妙和精致,打通内外,联通现实和虚构,相互映照。但从文本意义上来看,同样表现中产阶级悲剧的《推销员之死》与《推销员》本身的互文显得刻意而有失准确。通过《推销员》,导演明确想表达的是伊朗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危楼的濒临倒塌、陌生男子闯入袭击是生存意义上的困境,而和话剧被审查、街坊邻里同情之余流露出的微妙情绪、拉娜不愿报警坦诚受害以及伊麦德无法放下芥蒂对妻子愈加疏离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枷锁。这种意识形态的枷锁也体现在“性”的不可言说上,从头至尾不曾出现的前房客实则以其他形式存在于电影中,伊麦德扫过她衣橱时髦暴露的服装、轻佻花哨的凉鞋时流露出不悦,邻居讨论及她时流露出蔑视和巴巴克在电话录音中的言语调戏,无一不是以隐晦地方式暗示她妓女的身份,但除了“不检点”之外,从没有人真正点破这一点。拉娜在卫生间的遭遇也成为一种不可言说之痛,拉娜自己希望将这段遭遇抹去,伊麦德的耿耿于怀,巴巴克的旁敲侧击,但事实上并没有人直言道破那天晚上的事实真相。
尽管受到良好的教育、食用西方式的食物、过着现代化的生活,但伊朗知识分子的生活并没有与传统完全断裂开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话剧剧场才是一个真正与外界割裂的孤岛,在虚构的语境里女性可以假装不用头巾遮面,妓女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场。然而这终究是一个建构在凌空创作上的世界,返归到生活中,他们一个个仍然囿于宗教习俗、社会法则,在逼仄狭隘的意识形态壁垒中处处碰壁,伤痕累累。
而这和《推销员之死》在内容上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关联和共鸣。《推销员之死》是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创作的一部两幕剧。作品描写的主人公是有三十余年推销经历的威利,逐渐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事业能力的推销员,把自己的一生都执著于他所认知的“美国梦”,并不懈地为之付出,然而梦想和现实生活的断层使得威利最后自杀,为了死后的保险赔偿给家人带来福利。电影中着重植入的是《推销员之死》中妓女与哈皮的对话、威利和妻子琳达的对话和威利葬礼的桥段。话剧本身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也许熟悉阿瑟·米勒和话剧剧本的法哈蒂对这部剧有着自己的解读方式,但以威利和琳达夫妇对应伊麦德和拉娜则显得意义不足,对应年迈的老人和妻子则意义过剩。美国梦的破碎背后是大萧条的时代背景和美国梦的夸大和欺骗成分,从文本意义上并不能准确地和伊朗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危机衔接得上,因而戏中戏的镜像设置在结构上虽精巧,但在用意上未免有刻意和生硬之嫌。
第6届#法罗岛电影节#无人知晓单元第8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推销员》,下面为大家带来前线推销员人生如戏的抓马评价了!
果树:
还是那个会讲故事的法哈蒂,但这次的剧作未能逃出过于戏剧的嫌疑。
我们敏熙:
生活难道真的只能如此无奈吗?这部漏洞很大。
fire_storm:
比过往好,但法哈迪的剧作已经变得如此戏剧化,格局太小戏却太多。推销员之死在片中的作用太小,缺乏与剧情的照应。
汤达人:
即使不强加我的道德观来判断,这部的戏剧性如此刻意,漏洞如此多也是够可以了。
Berger:
法哈蒂的剧本令人称赞,他的编剧能力很大程度来自训练与观察,编剧必修。
Sylvia.Y:
人性在道德面前进退两难,结果往往善有恶报。
法罗岛岛主:
同是法哈蒂的奥外作品,《一次别离》的剧情就流畅到严丝合缝,分毫不差,《推销员》相较之便显松散,唯一的优势是他跳脱出了《一次别离》中对伊朗社会的剖析,后半段对峙戏中连珠炮式的人性审判,视野从伊朗的人文、宗教一下拉升到普世性问题的高度,不留余地的将人这种生物最难以启齿的一面撕开让大家“观赏”,骤起骤落的节奏带领着观众的情绪跌宕起伏,时刻准备直面失控。
血腥爱情故事:
法哈蒂珍的很喜欢设计各种drama,但是在这部中略显刻意了一点。
我略知她一二:
陷入道德困境的男人和惨遭恐怖袭击的女人,毫无意义的精神指控和冷漠暴力促成了天理循环的残酷报应。事实与真相到底是取决于被害者还是施暴者,旁观者又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不得而知。暴力的种子总会生根发芽,每个人的口水和眼神都是对它最好的肥料。如果我们无法逃避,就让我们接受现实,而不是用牺牲道义来促成真相。
#FIFF6#DAY8的无人知晓单元场刊评分稍后会在广播中为大家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撇开在伊朗社会,一个女性的尊严可能无足轻重这个可能性不谈,这个事件最大的巧合就在于施害者同时也是个弱者。天性中的同情心让我们原谅弱者的过错时内心会有一种满足感,而错把这种满足感当成救赎,让我们有机会在心里暗暗地当一把假想上帝。尽管电影最终没有以一种很清晰的方式展示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到当弱者的过错超过我们的接受范围时,这种无原则的宽容并不能解决心里的芥蒂,在一种息事宁人的表象下,很可能恨意会发酵,如果不能被从一种正义的渠道发泄出来,它很可能会以一种扭曲的方式爆发出来。
复仇让人成为了野兽,无原则的原谅可能让人成为弗兰肯斯坦。
复仇是种明码标价的剧毒,是个大门敞开的地狱,像把明晃晃的匕首,避之不及,只有你主动选择它时,它的痛与恶才能开始施展威力;但是还有一种布置成天堂模样的地狱,不是那种会让你一脚踩空的陷阱,却让你缓慢沉沦,就像是用湿毛巾捂住了你的神经,知觉还在,却无处潜逃。
对痛苦不要选择遗忘,对折磨不要选择原谅,对超出自己道德韧性之过错不要选择宽容。
你可能看了张假新闻照,这是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上一次捧得小金人时的照片。今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五强的他却公开表示,不会出席本届颁奖典礼。
一个月前的今天,刚刚履职总统才满一周的川普签署了“禁穆令”。这份名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行政命令,禁止伊拉克、伊朗等七国公民在未来90天内入境美国。
一石激起千层浪,好莱坞愤怒与同情之声不绝于耳,盖因“禁穆令”充满赤裸裸的歧视,且其辐射范围空前之广,其中就包括入围本届奥斯卡的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而他本人也因此发表声明不参加本次颁奖典礼。对此,奥斯卡评委会作出回应:
“曾因《一次别离》荣获奥斯卡奖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以及他今年提名影片《推销员》的全体剧组成员,竟因为其宗教或国籍原因而被挡在国外。学院作为全球影人及全民人权的支持者,对此感到极为不安。”
接下来是众所周知的戏剧性反转,先是“禁穆令”被联邦法院叫停,接着是《推销员》在各大网站的获奖赔率纷纷攀升至第一,并取代此前的获奖热门《托尼·厄德曼》,最终爆冷摘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桂冠。
颁奖礼现场,代领者读出他的获奖感言:
“电影人的镜头能够捕捉到人性...会在我们和其他人之间产生同情心,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同情心。”
应该相信,这部电影和它的胜利,也许不仅仅关乎于同情。
— 伊朗剧场中的美国悲剧 —
《推销员》发生在伊朗的德黑兰。一对夫妇Emad和Rana搬入新家不久,妻子Rana独自在家时遭遇陌生人的强暴,一场有关罪与罚的悬疑故事就此展开。值得注意的是,“推销员”的片名取自穿插于电影里的戏中戏——丈夫Emad与妻子Rana在剧中所表演的话剧《推销员之死》。导演法哈蒂通过三幕剧的植入,向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经典作品致敬。
《推销员之死》表现了美国大萧条时期一位小人物的失败,而其所影射的美国梦的幻灭,在当今“反全球化”的背景下竟书写着新的注脚。不同之处在于,导致底层民众生活困境的不再是股灾和金融危机,而是面向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移出,以及非法移民的不断涌入。
这恰巧同主线剧情形成互文,并微妙地折射出当代美国的乱象——缓缓推开的门,登堂入室的陌生人,暗生龃龉的家庭关系,以及作为回应的惩戒与宽容之辩。
— 同情是唯一不残忍的选项 —
影片中,丈夫Emad最终发现,闯入房间并强暴妻子的竟是一位白发、佝偻而且患有心脏病的老人。当老人层层揭开脚上的绷带,事情的真相也水落石出——他脚底的创伤,同此前案发现场地面的血迹以及遗落的袜子,完全吻合。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你的女婿,让他知道岳父是个什么货色”丈夫Emad喊来老人的家人接他,坚持在他家人面前公布他的罪行。
“如果你要跟他家人说那件事,那咱俩之间就到此结束”妻子Rana面对老人的哀求产生了恻隐之心,在她的威胁下,Emad没有告诉老人的家人,而他终究心怀愤懑地忍不住出手掌掴,竟使虚弱的老人心脏病发作,瘫坐在楼梯上几乎停止了心跳。
对于同情,卢梭曾这样阐释——“除了对弱者、罪人、或对整个人类所怀有的同情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为仁慈、宽大和人道呢?”。这一刻,弱者的柔光镜头由妻子切换到了老人身上,面对他衰老迟暮、奄奄一息的身躯,一切道德评判仿佛就此失效,一切惩戒与复仇的理由都摇摇欲坠,无论他的罪恶带给一个家庭怎样的撕裂与羞耻,同情,似乎只有同情才是唯一不残忍的选项。
— 高墙与蛋声的喧哗 —
强与弱对弈间的道德立场,有许多种表述。叔本华说 “每个人在其自身都带有嫉妒和同情这两种彼此对立相反的特质,因为这两种特质产生于一个人对自己的状况与他人状况所不可避免作出的比较”,这听起来尖锐得近乎偏狭,但似乎很好揭示了舆论评价的行走规律。邓玉娇、药家鑫等一场场话题盛宴中,我们都见证过善与恶的自由切换,民意肆意的喷薄与翻转。
另一句广为流(误)传(读)的宣言,来自村上春树“鸡蛋与高墙”的演讲——“不管那高墙多么的正当,那鸡蛋多么的咎由自取,我总是会站在鸡蛋那一边”。尽管村上在演讲中明确“高墙”的定义为体制,但当其范畴被人渐渐扩大至不加限定的个体,打着“鸡蛋”旗号的绑架、裹挟乃至欺骗又甚嚣尘上。不透明的募捐,不真实的乞求,碰瓷,逼捐,医闹,扶不扶,黑命贵,这不清真,“他弱他有理”,“他还是个孩子”...每堵墙都因鸡蛋而生,站的人多了,转眼又耸立起一座敦实坚硬的墙。
一片宽容和谐世界大同的声浪之中,我留意到一条不起眼的新闻——一些同时入围最佳外语片的制作人对法哈蒂曾面临的禁令表示同情,但同时也越来越担心这些头条新闻和政治情绪会影响正在进行的投票:
“《推销员》以外的每一部入围影片都被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政治局势所裹挟。所有的媒体只关心禁穆令,而且不仅是业内报章,而是全世界的媒体。我们都很担心这种一边倒的呼声,会让评委为了反对特朗普和他荒谬的移民政策而把票投给《推销员》。我们还不能有任何意见。”一位知情人说,“我们知道最佳外语片不是奥斯卡最重要的奖项,但这个奖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真的非常重要。”
这位知情人坚持匿名,因为他不想被扣上没有同情心的帽子。
— 完 —
一貫的Farhadi——嚴謹、結實、滴水不漏。探討黑與白之間,我們存活其中的,所有東西都可以再商榷、再深化,如濃霧般教人喘不過氣來的深灰。西化的伊朗知識份子同樣受傳統約束折磨,舞台上的房子、倒塌中的舊房子、危機四伏的新居,皆是虛幻。人慢慢變成牛,夫妻卻一夜變老。
有些失望。极度戏剧性的情节,行云流水似的讲述和演员精湛的演绎,显示了著名的伊朗电影人的一贯功力。但在深陷“道德困惑”的焦虑里,并没有清晰地、有感染力地表达好作者自己的思想或情感的指向或质疑,使作品缺乏了审美的力量。用那么多篇幅添加的戏中戏,也没有帮上忙,实为可惜。
小男孩来家里那一段轻微的松懈释怀太棒了,可惜生活远没有这么单纯和容易。
并没觉得涉及什么困境,很多处理都太过于明显了。最后给老头的那一拳其实挺败笔的。倒是妻子受伤后,一直想弄清到底是谁发现了自己更有趣。伊朗社会,一个正在洗澡的女人倒在浴室,被男人发现和被女人发现,这创伤比她头上的创伤可能还更重要。
法哈蒂的编剧能力真是没得说,永远都是从生活中就近取材,然后抽丝剥茧的还原真相。舞台剧«推销员之死»和现实恰好构成对照,讲述追求完美带来的过犹不及。
比《过往》好,互文方面反倒没有任何惊喜,丈夫对妻子所受伤害的冷漠才是我care的点,另外,那扇缓缓开着的门,太会讲故事了,比国内小花旦们的演技都强....
在一个“羞耻文化”浸透的国家里,两个家庭因一次意外入室猥亵案被逼入死角。妻子身心受创却自然而然地自责,丈夫因邻居的议论而失去分寸。最后的报复,就是让对方亦受辱。“人是怎么变成野兽的?”“逐渐地”法哈蒂标志性的生活语言和细节。但是《推销员之死》的花招用得不好,施害者的形象太薄
不少细节时刻提醒着:这是一部只能出现在伊朗的电影。即便社会法则、道德困境、两性关系与戏中戏的互文设定有刻意之处,还是不得不喟叹剧本打磨之精准,从第一分钟起几无一丝闲笔。虽注定比不上《一次别离》,毋庸置疑仍是去年最强大又最稳当的几个剧本、表演之一,法哈蒂导演生涯中的上作。
对法哈蒂雕琢故事的能力毋需多言,这部虽然略显刻意,但依旧是通过点滴的积累达到最后的迸发,不声不响间还进行了一次文本实验;但我看他的作品越多,他的两个技巧就震撼我越大:一是利用玻璃门、窗的构图,二是精心设定的环境音。
难免会陷在一次别离的深刻印象中把之后的作品都拿来比较,但法哈蒂真的是剧作大师,台词看似絮叨却句句有力,只不过这次跟《推销员》戏剧本身联系需要推敲。最成功的在于:就算拍的是一桩完全可以用暴力和惊悚展示的事件,最终效果也是年轻中产阶级的焦虑和挣扎。值得细品,两位演员非常好
为了制造道德上的两难,法哈蒂这次的故事还是太戏剧性了,不过从叙事方面来看还是很具功力的,舞台上的推销员之死是美国式梦想的破灭,台下的夫妻生活剥去表面的和平确是千疮百孔的问题,男主对老者的每次施压都像站在制高点在做审判一般,维护的是他作为丈夫的所谓自尊,伤的确是妻子那无人问津的心。
依然是法哈蒂擅长营造的道德困境故事,叙事扎实,节奏沉稳。比较遗憾的是,对推销员之死的戏剧运用,并未与剧情紧密结合,情绪渲染的不够自然。不过仍有不少细节值得回味~
老头这角色如果稍微增添一点人性恶的元素,善恶之辩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简单明确化
【台北金马影展展映】依旧重复《一次别离》式的道德困境,但无疑逊色一筹。相比戏中戏的《推销员》,台版《新居风暴》的翻译更贴切主题。真相揭露之时,犯罪者谎话连篇百般遮掩,狗血的苦肉计苦情戏轮番上演,使得随后女主的宽恕显得可笑愚善。而后的“恶有恶报”式“天谴”也更显刻意。三星半。
三星半。比《过往》好很多,但是不如《一次别离》。影片明显想做出一次别离的道德困境,但是剧情多少有些刻意了,仍是一部很纠结的电影,可看性还是不错的。只不过跟一次别离比会有些失望。
3.5;在波澜不惊的日常琐事中挖掘富有戏剧性的题材,是导演一贯作风,相比以往,此番格局更小,剧本更见精巧,设计性颇强;危楼喻岌岌可危的婚姻,三幕剧在文本内容上与影片关系不大,但掐准了微妙转折点;当蔑视浮现的瞬间,我们之间土崩瓦解。
比起道德困境的探讨,我更关注丈夫对妻子所受伤害的冷漠。妻子的难搞显然是创伤后综合征所致,丈夫却只责令妻子马上忘记此事,要求提得很轻易,全不顾身心遭创的妻子处在怎样的痛苦漩涡之中,仅是等待一份耐心的陪伴和抚慰。丈夫更介意自己在事件中名誉的损失,是这点受害者情绪,支持着他追查的动机。
缓慢打开的那扇门
《推销员》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受川普之前推行的移民政策不能入境美国,影片女主角塔兰涅·阿里多斯蒂此前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将不会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以示抗议。因此导演和主演均未到场领奖,导演的声明称:我的缺席是对于我祖国和其它6个被禁止入境国家的侮辱。
矛盾设置得用力过猛,伏笔又太刻意,每出来一个看似无关的细节后面必定用得到。一次别离像是不经意间把观众带到一个道德上的两难困境,而本片是刻意营造出这样一个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