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快车谋杀案

关于《东方快车谋杀案》，我有若干零碎的记忆。包括电影一开始时快速的通过报纸复现当年的案件，12个人一人一刀的谋杀案，还有关于两个人对话中提了一句的陪审团。

似乎陪审团给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在这以前，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审判制度存在。现在重看这电影时，我已经很清楚什么是陪审制度了。

重看的时候才发现这电影中有这么多的明星。最有名的当然是肖恩康纳利和英格丽鲍曼。英格丽鲍曼尤其让人吃惊。我一直没有看出来哪个人物是她演的，一直到后来看拍摄花絮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她演的是一个貌不出众的小配角，而且是她主动要求出演这个角色的，本来剧组给她安排的是更重要的角色，因为她已经是大明星了。

英格丽鲍曼饰演的这个人物是原Armstrong家的家庭教师，在行动中，她自称是去非洲的志愿者，非常虔诚的信仰上帝。她多次谈论上帝，和自己关于神迹的梦。后来波洛指出，她虔诚的宗教信仰是来自小孩被杀后的自责。

其实，这个家庭教师确实是12人中最复杂的一个人物。英格丽鲍曼主动要求出演这样的人物显然是想表现自己的演技。精神非常可嘉。可是她被人记住的，依然是她在《卡萨布兰卡》《美人计》等等中那些美得摄人心魄的形象。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她还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演了一个相貌平平的配角。

过去看《东方快车谋杀案》总是惊叹于这个故事中那众多的人物，精巧的连环十二杀，这次重看，才发现这个故事中的漏洞依然很多，而且是几乎致命的低级错误。

在我谈论这些错误之前，先谈谈另一个有趣的东西吧。

在波洛的调查中，有一个人说自己10:00左右在看书。他上铺的那个人问他在看什么书，说，“Is't about sex?”，看书的人说，“It's not about six, it's about ten”波洛大笑，说我喜欢你那个回答。

挺有趣的笑话，我突然想，当年的国配中是怎么解决这个文字游戏的呢？

我的这套碟应该是当年MK做的吧，带有两条国配。我不好国配那口，也分不清什么国配版本，不过还是能够听出一条的声音要熟悉一些，另一条大概以前没有听过。

常见一点的那条是完全的直译，没有做任何解释。当年的观众大概会不明白这个XX、六点、十点之间有什么关系。

另一条模拟了一个中文文字游戏出来。上铺的人问，“是不是有点？”下铺的人是，“不是六点，快十点了。”波洛大笑说，“他不是问你时间，他是问你是不是有点XX。”

然而无论如何，我是反对国配的。就以《东方快车谋杀案》来说，原音中，波洛的英语口音非常别扭，但是语速很快，这符合他的身份，来自比利时的智力超群的国际级大侦探。而国配没有表现出他那浓重的口音。当然，我也能够想象，如果给波洛配上四川话或者东北话的方言口音，那么大概就会笑场了。不过无论如何，国配在这里抹掉了原作的一部分意图。我承认当年的优秀配音者都是了不起的人才，我只是觉得他们的才能被浪费了。

关于这电影的漏洞，波洛后来戳穿每个人的谎话，刺探出每个人的真实身份，最后在餐车上当着12个凶手的面，揭露案情，确实精彩绝伦。可是，他所有的推理，全都基于他发现被杀者是当年绑票撕票案的主谋。而这一发现是他在现场找到了一点烧过的纸片，他在那个纸片上辨认出了当年遇害小女孩的名字。

可问题是这个关键线索是怎么来的呢？是12个人中的一个，那个秘书，在案发时把一封恐吓信烧掉留下的残迹。问题是，他们有12个人，策划精密，他们占据了几乎整个车厢，他们甚至连凶器匕首都藏了起来，为什么不能把一张小纸条藏起来，而非要在现场烧掉，并且还没有烧彻底？如果没有这个纸片，那么波洛根本就不能把这个案件和当年的绑架案联系起来。

说句题外话，波洛的记忆力很好，只是看到一个名字的一部分，就想起了5年前一个和他无关的案件的细节。如果今天重拍这部电影，这里大概会插入无线网络和搜索引擎的广告。

类似的漏洞在这个故事中还有几个。例如，为了彼此洗清嫌疑，所以整个案件中的每个行动都是由几个人来联合完成的。给被杀者吃安眠药就是先由他的管家把酒水端进他的房间，然后再由秘书进来把药加入酒中。可问题是，他们怎么知道这个人会先不喝酒，甚至没有把酒杯端在手上，就把秘书叫进来呢。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投药。

说起这种若干人各自完成一些行动，单独来看都是正常行为，联在一起就形成杀人案的故事，我似乎前些日子还看过一个，记不起来是电影、小说、动画还是别的什么了，大概就是一帮火腿友联合杀人以后，死者的女友居然无意中查出了真相。

我懒得去查这个故事的出处了，不过想起来这个故事应该是受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启发而写出来的吧。

回到《东方快车杀人案》的本初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12个人联合杀人？

从动机来看，因为12个人都想要报仇。

从设计来看，12个人可以互相掩护。

除此以外，我想，他们也在借多人犯罪来清洗或者掩盖自己的罪。

实际上，整部电影都没有讲，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那个被杀者就是当年绑架案的主谋。我也不认为他们能够举出这样的证据来。那么他们是否真的能够确认那就是当年的凶手，他们有没有可能杀错了一个人？甚至就算那个人就是当年的罪犯，他就一定要承受死刑吗？

他们还谈到了12人的陪审团，可陪审团不应该由受害者的亲属来组成，陪审团应该是一群公平的人，而不是一群只想杀死凶手报仇的怒汉。

可是无论如何，他们的仇恨无处发泄，他们的痛苦不能减轻。所以他们必须杀一个人来报仇。

而12个人的连同犯罪可以让他们把“如果错杀”的责任推卸在别人身上，每个单独的人似乎都是真的无罪了。

所以这个行动，只有暴力，只有伤害，只有发泄，没有责任。

这就是所谓的多数暴力。在今日的中文网络上，依然常见。

《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最后，波洛给出了一个假的结论，放过了这12个人。这12个人在车厢中开香槟庆祝他们的胜利。这一场景在今日看来也和网络暴力如此的相像。

我想，如果是我在波洛的那个位置，不，我绝对不会默许这12个人的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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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德尼·吕美特从电视出道，之后在电视、电影、广播和戏剧的领域奔忙了一个甲子，晚年他回归电视圈，他说：能用胶片拍出来的效果，我用高清也能做到。他入行时目送了古典好莱坞的余晖，他在职业的鼎盛期见证了新好莱坞的发轫，他承前启后，50年白驹过隙，拍了50多部电影，得过46次奥斯卡提名，可他最终没得过奥斯卡最佳影片或最佳导演奖。他终老为此不平：“我想得那个奖，我该得的！”有17位演员因为在他的电影里的演出获得了奥斯卡表演奖项的提名，他们中有英格丽·褒曼、凯瑟琳·赫本、艾尔·帕西诺、理查德·伯顿、瑞凡·菲尼克斯，这些人被公认在他的电影里贡献了他们职业生涯里最值得被铭记的演出。他长在纽约，终老在纽约，一生一台戏，纽约是他的舞台，曼哈顿是他电影里不能缺席的角色。他的29部电影里，故事的发生地在纽约。他是有多爱这座城市：“如果一个来自好莱坞的导演，只选择帝国大厦和明信片上的风景来拍，那么他根本不是在拍纽约。”他总是拍那些孤军奋战的普通人——他镜头下的他们，凭借着良知的驱动，以微不足道的个体挑战不公平的制度。他努力看清这个世界的败坏和堕落，是为了在风雨如晦中寻找人的尊严。美国的影评人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濒临绝灭的“道德电影”作者，他的电影构成一部美国战后社会道德批评的光谱。而他却很明白：电影和艺术其实没有能力改变什么。那为什么要拍电影呢？“因为有爱。为电影的一生是美好的一生。”平息了《十二怒汉》(1957)，《漂泊者》(1960)经历了《长夜漫漫路迢迢》(1962)，《冲突》(1973)止于《热天午后》(1975)，《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1974)尘埃落定，终于《夜落曼哈顿》(1997)——他活了86岁，2011年4月9日死于淋巴瘤。他是西德尼·吕美特。尽管不象马丁·斯科塞斯和斯坦利·库布里克那样没有争议，西德尼·吕美特仍然是一位电影大师。
       西德尼·吕美特的影片通常是感性的，但几乎没有影片在感情上过于夸张。西德尼·吕美特经常讲述充满智慧和错综复杂的故事。他在政治上左倾并在电影中经常论述社会主题，但是他不把政治电影放在首位。《十二怒汉》的声名是时间成全的，它成了一部诠释美国司法精神的教科书式电影。1957年，亨利·方达手握《十二怒汉》的版权，需要一个导演把这剧本搬上大银幕。他在纽约见过西德尼·吕美特上表演课，于是决定和这个在CBS和NBC拍过几百集电视节目和连续剧的导演合作。《十二怒汉》，西德尼·吕美特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剧本梗概如下：庭审一桩疑点重重的少年罪案，陪审团的11人认为孩子有罪，而唯一一人持“合理怀疑”的态度，在两小时的庭歇间隙，他说服了其他人，没有慷慨激昂地声张正义，而是拨开偏见的阴云，唤起每个人内心对生命的尊重。两个小时，一个场景，只有对话交锋，把12个人的出身、性格、态度、内心起伏交代给观众，这考的是新手导演的能力、更是自信。亨利·方达对因陋就简的布景诸多不满，而西德尼·吕美特以电视人的精打细算拍完了电影，只耗资35万美元。可惜发行方联艺公司好大喜功，安排这电影在复活节全面公映，结果在曼哈顿那些能容上千观众的大影院里，门庭冷落地只有几排观众，一周后影片惨淡下线，连拍摄成本都来不及收回。剧中的法庭戏极为精彩。《十二怒汉》获得当年的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还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导演和改编剧本。 《十二怒汉》的声名是时间成全的，它成了一部诠释美国司法精神的教科书式电影——“在有限的空间里展示了一个时代”。法庭，是日后经常出现在西德尼·吕美特电影里的场所，他以电影审思世人习以为常的正义和罪过、背叛和坚守。西德尼·吕美特最为人熟知的电影——《十二怒汉》、《大审判》(1982)、《夜落曼哈顿》和《判我有罪》(2006)发生在法庭上，《突击者》(1972)是与审讯有关的故事，《热天午后》是黑色幽默的荒唐罪案，《冲突》深入了司法系统内部的败坏，在这些电影里，人们理所当然地以为正义在良知和道义的追问下变得不那么牢靠，“生命”二字珍重，当我们谈论“正义”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西德尼·吕美特亲历了美国电视业的黄金时代，也见证了这个行业盛极以后的疯狂。拍摄于1976年的《电视台风云》是西德尼·吕美特一生最重要的电影，他从电视行业出道，亲历美国电视业的黄金时代，见证了这个行业的繁荣与疯狂，这部《电视台风云》既是“独步当时”的冷静反思，也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佐证着美丽新世界的闹剧和悲剧。要从西德尼·吕美特的入行说起。二战结束后，他从远东战场的雷达兵部队退役，回纽约起先是做话剧导演，1950年他被CBS录取，成了悬疑剧集《危险》的导演。到1953年，他同时在CBS和NBC做三档节目，三年里拍了200多集节目和电视剧，是最高产的年轻导演之一。电视台严酷的生存环境逼他养成了速度飞快的拍摄技巧，《十二怒汉》拍了19天，花费35万美元，即便是跑了一百多个外景地的《城市王子》，他也只用52天拍摄，成本不超过860万美元。恪守时间，恪守成本，坚持小成本，多快好省，这些在电视台养成的职业习惯陪伴他到老，是以，当同辈导演纷纷被产业和时代无情抛弃后，他能活到老拍到老，到2007年还完成了新片《在魔鬼知道你死前》。1976年，西德尼·吕美特从电视转入电影业第20个年头，他从巅峰开始，经历过一次低谷，而这一年的《电视台风云》会成为他职业生涯里真正的华彩。《电视台风云》是从喜剧滑向闹剧，闹剧的终点是悲剧，吕美特口气戏谑，以插科打诨和尖锐讽刺武装了他内心的悲伤与苦闷。电影里，被收视率压迫得前途无望的主播，在节目里大发厥词，却意外造成收视率暴涨，并且他在电视上越疯狂，收视率越疯长，那个年代极度压抑且道德失衡的美国社会，显然认可这种疯狂。电影的结尾，收视率的战争还在继续，主播被戏剧性地枪杀在直播现场，画外音响起：“这是霍华德的故事，这是第一个因为收视率低而惨遭杀害的案例。”西德尼·吕美特在这电影里贡献了一句留给电影史的经典台词：“我已疯狂至此。我忍无可忍。”电影热闹得好似狂欢节，思考是透彻心肺的冷：真实是什么？新闻是什么？电视人是什么？电视是什么？当媒体的权力可以泛滥地渗透进日常，道德又是什么？
       当年有评论挖苦，说这片子妖魔化了电视，是电影人对电视的羡慕嫉妒恨。以这话评判西德尼·吕美特，是狭隘了，电影成就了他的地位，而他对于电视业则怀了哀切的深情。1995年，西德尼·吕美特出版了他的自传《拍电影》，书里写道：“我认为电影最好的风格不是被‘看’到，而是被感受的。”“能用胶片拍出来的效果，我用高清同样能做到。”1999年翻拍完约翰·卡索维茨的黑色电影经典《葛洛丽娅》(1980)后，西德尼·吕美特一度回归电视业，在2001年他甚至担任了美剧《百米大街》的执行制片，这部为有线电视网制作的涉案剧拍了两季。高龄没能阻止他工作，他以75岁高龄在电视业二度创业，直到7年后，82岁的他又一次拍起了电影，在《判我有罪》里重拾他驾轻就熟的庭审题材。在西德尼·吕美特的电影里，个体内心的黑暗与光明是比法律裁决的正义更重要的东西。正与邪，生与死，是悖论也是矛盾，法场即是人生，吕美特曾说：“我的电影关心的是个人的心理危机，在残酷现实挤压下的心理波动。”所以他着迷于审判室，着迷于那些在强大压迫下听凭直觉和良心寻找答案的普通人，他感兴趣的是处在危机——尤其是道义危机下人的精神状态。他关心意识与潜意识的漩涡和深流，所以他欣赏阿伦·雷乃。1964年的《典当商》是西德尼·吕美特作品中被忽略的杰作，其实是他本人最满意的作品。那时西德尼·吕美特锋芒正盛，影像风格炫目、强烈、直接，他借鉴了阿伦·雷乃在《夜与雾》(1955)和《广岛之恋》(1959)里频繁使用的闪回技巧，试图把观众带进典当商的潜意识里，集中营的梦魇记忆像影子似的尾随着生活，回忆和现实、意识和存在融化了彼此的边界。这是美国影坛最早以幸存者的眼光反思大屠杀的电影，以今天的眼光看，它的光芒本不该被《十二怒汉》遮蔽。
       在西德尼·吕美特的电影里，人物内心的无限黑暗与光明是比法律裁决的正义更重要的东西。《十二怒汉》里，陪审团里每个人的前尘往事从被压抑的昏暗角落里浮起。《突击者》里，粗暴执法的警探原来是被往事困住的囚徒，他以暴制暴地审讯嫌犯，却不断地召回自己痛苦的回忆。以及在惊世骇俗的《恋马狂》(1977)里，试图解开恋马男孩的心结的心理医生，渐渐放出了自己的心魔。《冲突》是关于一个坚强又孤独的赤子，艾尔·帕西诺在西德尼·吕美特的镜头下，成了1970年代美国的西西弗斯。权力、制度、公义，西德尼·吕美特梳理这些宏大的概念，是为了把理解和关切投给每一个卑微但具体的“个人”，他不肯原谅我们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悲凉，是为了在黑暗悲凉中找到“人”的尊严之光。西德尼·吕美特在82岁时重拾拿手的法律和罪案题材拍摄了《判我有罪》，反响不错。影片改编自美国司法史上最漫长的黑帮刑事审判，方寸之间的庭审戏，年过八旬的吕美特拍来依然游刃有余，但这次的主角不是法官，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律本身，而是自我辩护的黑帮大哥。他做过恶棍，可也是一个传统的西西里男人，坚守着老派的血性和情义，他矛盾，真实，生动，法庭的战场刀光剑影，而最终触到普罗们内心敏感地带的，是这位老大散发的传统道德的光芒。于是，这电影染上了浓郁的乡愁——这是一个八十岁老人惆怅伤怀的姿态。2007年的《在魔鬼知道你死前》也赢得了不少好评。
       他迷恋戏剧，迷恋固定的空间，迷恋语词里剖析的人心人情，这些戏剧最本质的东西造就了他的电影。对西德尼·吕美特而言，梦开始的地方是舞台。西德尼·吕美特出生在费城，2岁随父母来到纽约。他的父母是讲意地绪语的犹太人，一对流浪艺人，迁居纽约后加入了意地绪语剧团。西德尼·吕美特在剧院里长大，4岁跟着父亲上了台，9岁在百老汇跑小龙套，16岁时演过一次年轻的耶稣。战争中断了他的演艺生涯，把他送到远东战场，成了一个雷达兵。退役后，他先回到了剧场，后来才机缘巧合谋到电视台的工作。西德尼·吕美特终究是迷恋舞台。在电视台打拼的最初几年，他最得意的是把尤金·奥尼尔的《送冰人》拍成剧集。那些年里他不曾远离舞台，一边在电视台批量地拍片，得空就回到剧院排戏，导演过的舞台剧里有萧伯纳的《人与超人》、加缪的《卡利古拉》。西德尼·吕美特有眼力相准那个年代最优秀的剧作。1960年，他把田纳西·威廉斯的《奥菲尔斯的下凡》改编成《漂泊者》，主演是如日中天的马龙·白兰度和意大利“国民演员”安娜·玛格纳妮。田纳西的原作融合了希腊神话和弗洛伊德学说，确实是吕美特会感兴趣的题材，问题是，吕美特擅长刻画危机中的男人，而田纳西·威廉斯的天赋是写女人，当剧本重心转向女主角时，拍摄就失控了。意大利女人安娜·玛格纳妮的个性太过鲜明也太过刚强，她能在罗马街头爆发出能量，但不能适应美国人的舞台排练。《漂泊者》不能挽回地脱离了西德尼·吕美特的控制，成了一部“没能完成的杰作”，票房惨败。
       1962年，他把尤金·奥尼尔的《长夜漫漫路迢迢》搬上银幕，这部带着半自传色彩的剧本凝结了尤金·奥尼尔的青春、情感和才华，西德尼·吕美特在拍摄中刻意淡化了电影手段，淡化剪辑，保留了舞台的空间特色，让演员忠实地演绎大段的对白和独白。这部电影里的凯瑟琳·赫本出神入化，堪称是她一生最好的演出。同年西德尼·吕美特还改编了阿瑟·米勒的《桥上风景》。而西德尼·吕美特最大胆的一次，是在1977年把《恋马狂》改编成电影，这本书写欲望、信念和迷失的剧本至今被视作惊世骇俗之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电影本身是对剧本小心翼翼的复写，它成全的是理查德·伯顿不可复制的表演。在这些电影里，西德尼·吕美特努力地把自己隐藏了，他试图在大银幕上忠实地还戏剧自己的面目。这份“谦卑”也恰是吕美特的风格——他迷恋戏剧，迷恋固定的空间，迷恋语词里剖析的人心人情，这些戏剧最本质的东西造就了他的审美，造就了他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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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站看的 画质很良心
除了福尔摩斯外看的第一部推理电影
总觉得 结果显而易见 从所有人的背景就能看出来
可是竟然留下那么多罪证
嗯 不过瘾阿
推理过程 没太注意

这些日子助眠的睡前片子是74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本以为30来年前的电影了，应该有些陈旧了，没想到超乎意料的好看，是我看过的几版中最接近原著的版本,它最突出的优点是拍出了原作的“英国味道”。即幽默与自嘲。总觉得阿婆借着书中人逗弄着我们极端自负的名侦探大名鼎鼎的来自于比利时的波罗先生。而我们的侦探也时不时地戏谑一下我们衣冠楚楚的绅士淑女们。而苏切特版太沉重严肃得都不像波洛了，新版呢，闪转腾挪的波洛是靠身手而不是他最自豪的灰色脑细胞在破案。
     看影评，此版本的编导十分用心，从片头背景的丝绸面，开头交待当年绑架案的案情的利落方式，到波洛喜欢美食的小趣味，火车站熙熙攘攘的送别人流，像苍蝇一样黏着乘客不放兜售特产的当地小摊贩，穿着和服的东瀛妇人，豪华包厢的装置等都是处处用心。登场的众人都不吝笔墨，英格丽褒曼不怪得了奥斯卡，几个镜头就表现出她是个被心事所压的虔诚信徒，日版中变成以松岛菜菜子出演的家庭女教师为核心，整场案件全是她精心谋划，最近的版本重头戏是在米雪儿费佛演的风流夫人，此版本没个嫌疑人都有自己的发挥。
波洛的演员本人年岁不大，每次出镜都要花费几小时化妆，据说他因此推了之后此角色的邀约，他演的不错，比较贴合原著形象。

中文版的配音很出色，勾起我重看配音版的《尼罗河惨案》《阳光下的罪恶》了。

影片里出现了好几处涉及英国陆军的地方。开头那位感谢波罗的驻约旦英军军官，阿姆斯特朗上校和他的勤务兵贝多斯先生，在英印军服役的阿布斯诺特上校。那个驻约旦英军的军官似乎是皇家炮兵团Royal Artillry，影片中交代阿姆斯特朗上校是曾经在印度驻扎过的英国陆军苏格兰禁卫团Scots Guards的军官，因此他只会有一个英国勤务兵，而不可能有印度勤务兵，那个年代印度人不可能加入英国陆军。而阿布斯诺特上校从条纹领带上判断，是British Indian Army里的某个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廓尔喀来福枪团Gurkhas Rifles的军官，从法律上讲，1947年印度独立以前，所有的廓尔喀团队都隶属印度陆军。因此，印度陆军里的英国军官，和驻扎在印度的英国陆军里的军官，法律地位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