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壮士 八百壯士

八百孤军血战四行仓库”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最震动人心的一幕之一。从10月27日孤军奉令留守闸北开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惨烈的战斗，让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之后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只要提到“孤军精神”、“八百壮士”，就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斗志昂然。它俨然成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的象征。直到今天，这段英勇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国家记忆。

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电影《八佰》已于8月21日公映，引爆票房热潮。但本专题并没有使用“八佰”这个热门数字，而是使用经过历史学者严谨考证出的四行孤军真实的人数“四百二十”。

这是四百二十条鲜活的生命。即使今天的我们，与他们已经相隔83年的时光。但如果他们脱下军装，你会发现这些后世敬仰的英雄，与我们并无不同。他们也有暴躁的脾气、有年轻人的躁动，他们也会背地里说长官的坏话，会因敌人逼近而恐惧得瑟瑟发抖。

1941年4月24日早晨六点，位于上海胶州花园旁的“孤军营”，突然陷入了空前的混乱。这本是被租界当局软禁在此的“四行孤军”每日里举行晨操的时间，但他们的团长谢晋元此刻却正躺在血泊之中，已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

谢晋元

撰文 | 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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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刺

谢晋元在孤军营中阅读报纸，了解前线战事。

1941年4月24日早晨六点，位于上海胶州花园旁的“孤军营”，突然陷入了空前的混乱。这本是被租界当局软禁在此的“四行孤军”每日里举行晨操的时间，但他们的团长谢晋元此刻却正躺在血泊之中，已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他们的团副上官志标，也身中五刀受了重伤。

行凶者不是外人，正是孤军营的士兵。公共租界警务当局调查后开出的拘捕名单上有十个人：郝精诚（亦作郝鼎诚）、张国纯（亦作张国顺）、尤耀亮、张文清、周少山、张保生、黄云清、曹明忠、张福忠、蒋少卿。租界法庭的最终判决是：郝精诚、张国纯、尤耀亮死刑，张文清、周少山、张福忠无期徒刑，张保生、蒋少卿有期徒刑九年，黄云清、曹明忠查实无罪释放。

在孤军战士章渭源的回忆里，郝精诚是刺杀行动的主要谋划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一天到晚穿着件棉大衣，常在团长门前溜达”，还时常去谢团长平日散步之地的条椅上看书。这种棉大衣不离身的行为曾引起众人好奇，但被郝以“打摆子”搪塞了过去。对事发当天的情况，章是这样叙述的：

“谢团长按例率领全营官兵跑步早操。郝精诚仍穿大衣，跑了一圈，他掉队了。谢团长看见走来责问原因，这时队伍正好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张文清、尤耀亮（曾违反纪律被团长呵斥过)、张国顺等先后掉队。也向郝精诚处走来，郝精诚乘脱大衣之机抽出三棱尖刺，不等谢团长开口，凶器已及身，谢团长猝不及防。胸部被刺两下，拔出时凶器转了百八十度弯血如喷泉。当即倒地，奄奄一息。跑步官兵见状，赶来抢救，已是太晚。一时秩序大乱，没了主张，只知恸哭。帮凶们却高喊未死。郝精诚又转来向太阳穴、喉管、对心连捅三下要害，即时死去。”

《申报》记者采访孤军营士兵后对案发情形的还原，与章的叙述大体相同，惟细节上有一些区别。比如，章渭源说凶手郝精诚、张文清、尤耀亮与张国顺四人是在跑步中故意掉队，而《申报》却说这些凶手当天缺席了晨操，谢晋元遂一面命部队跑步，一面派人前往宿舍传四人前来接受当面申斥。四人到来后，其中一人突然拿出凶器向谢发难，“其余三人亦一趋而前帮同凶手”，当场将谢杀害。对照郝精诚的供词——“是晨早操，我因迟到，团长又严词诘责，且用军棍责罚，我实在气他不过，故将预藏之刺刀拔出，向之乱戳，不知有几刀”，可以知道《申报》的说法更切近实情。郝精诚供认自己用的凶器是刀子，租界警方也称自郝身上搜出的凶器是刀子，也可知章渭源说郝的凶器是一种三棱尖刺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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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军营中的生活

租界法庭非公开审理后公布的审讯材料，有一种将这场刺杀的动机归为孤军内部矛盾的倾向。郝精诚说，之所以在当天掏刀子杀害谢晋元，是因为自己进入孤军营后，“受团长种种之待遇不良，食不充饥，鞭挞频加，所有外界之捐款亦不公开，曾以匿名信函请团长改良待遇，但团长非惟不允，且将我禁闭二月，致气愤异常”。另一凶手张国纯不承认自己参与杀害谢晋元，只承认拿刀子刺伤了团副上官志标。他说，自己“因私吃饭食与班长打架，被团长以藤棍痛打，但我既食军粮应受军法，毫无怨恨在心，是团长被刺我未动手”，“当时团长遇刺，上官团副前来救护，而我适身带利刃，因其平日虐待士兵，大部分下属均对团副不满，一时气忿将其戳伤，惟并无杀死之心”。

郝精诚的供词，与上官志标提供的证言有一些共通之处。上官志标说，“前年被告郝精诚因书写匿名信函破坏团长名誉，曾被谢团长禁闭一月有余，谢团长被刺之前二三天，郝又因窃食厨房饭食被负责人觉察，讵郝不服反加殴打，因此又遭团长以藤条鞭之，被告即怀恨于心，遽尔行刺”。由此可知谢晋元确曾处罚过郝精诚。

不过，郝精诚写匿名信指控谢晋元不公开上海市民给孤军的捐款，却并非事实。郝大约是受了错误信息的误导。1938-1939年间，是孤军声望最如日中天的时刻，上海市内的一些不良分子遂假冒孤军名义接受捐款，此类信息传入孤军营后即不免引起一些议论。为杜绝这种问题，谢晋元于1938年11月份在《申报》上刊登过一则启事，内称：“四行仓库孤军之团长谢晋元，顷以外间颇有假借四行孤军名义在外募款，特在申报登载广告，请外界不可为此辈假冒名义所欺，因四行仓库孤军并不接受各方捐款”。

然而，各界对孤军的爱护，并不因谢的告示而终止，仍时常有人前来捐款捐物。为示公开透明，击破流言，谢晋元遂又决定，对内设置一个推举出来的十人小组来管理款项物资的使用，对外不定期将收到的捐助款项物资公开在《申报》上，供社会各界监督。如1939年4月，孤军营在《申报》上公布了一份清单，是“自去年十一月份至本年四月十六日止”收到的“各界之捐款及物品”。清单分“慰劳现金”与“捐赠物品”两大类。前者详列了十三项捐款，有具体的捐赠者、捐赠日期，款项也具体到了几分钱。后者因物品种类繁多无法一一刊载，但详列了所有捐赠者的名单。1940年初，谢晋元又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说“鉴于以往种种”，孤军营谢绝所有外界募捐，只有“公私团体自动捐助、直送达本营、由余亲笔出具收条及按期公布鸣谢者”例外。直送到营，是为了让所有孤军将士亲眼见证；出具收条并在报上公开鸣谢，是为了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而所谓“鉴于以往种种”，大约即是指包括郝精诚匿名信在内的种种流言。

孤军营敬赠谢团长纪念像章。

至于郝精诚所谓的受了斥责临时起意，张国纯所谓的本无意杀害谢晋元，恐怕只能解读为一种脱罪之词。事发后，租界警方在郝精诚、张国纯、张文清三人身上，各抄得一把尖刀，在尤耀亮身上抄得一根铁棍。这四人恰是刺杀谢晋元的主凶。四名主凶案发时均随身携带凶器，再结合张文清的供词——“刀一柄系于隔夜十时半由张国纯交我，嘱行刺团长”；张福忠的供词——“数月前郝精诚即有刺杀团长之心，经我力阻劝其不可犯上，此次事变我毫不知悉”，可以确认这是一起早有蓄谋的行动，绝非一时激愤临时起意。

按众凶手的辩解，他们之所以集体身藏凶器，是为了逃出孤军营。周少山说自己不知道有杀害谢团长的计划，只承认“与张国纯谈起，欲逃出铁丝网，脱离孤军营之事”，且说自己将刀子交给张国纯，是为了在逃跑时做断后之用。张国纯则说，“因在孤军营待遇太苦，（我）曾与周少山、张保生、张福忠等商议，私自出走，深恐受阻，乃密藏利器于身”。

对将士们来说，孤军营确实是一种时刻令人感到屈辱的存在。部队奉命退入租界，原本“系徇上海领事团之决议”，且“奉到最高长官之命令而行”。孰料退入之后，即被租界工部局缴械并加以软禁。工部局的解释是基于租界利益必须维持中立，既不能应允日军的要求将孤军“引渡”，也不能应允孤军的要求将他们释放。这种解释看似有理，实则在法律与事实层面均经不起推敲。谢晋元在给工部局的抗议信中说得明白，按国际法，孤军既非俘虏也非犯人，租界当局称孤军营为“留禁营”，也恰可说明此点。《申报》也曾指出，淞沪会战初期“有一部分日兵退入租界”，工部局既没有缴他们的械也没有软禁他们。租界当局回复谢晋元“目前我们无能为力”，则显示他们软禁孤军的实质是为了回避日军的压力。

除了干涉孤军悬旗、白俄兵无故打死打伤营内士兵等重大恶性事件，日常管制中的种种琐事，也时常勾起孤军将士的愤慨。如守大门的罗宋卫兵殴打营内士兵，仅因该士兵将前来慰问的学生送出营时，顺手将营门关上。上海地方团体的两名代表来营询问孤军在日常用品方面有何欠缺，正谈话间却被卫兵强行拖了出去。又设置有最多二十五名访客入营慰问的苛刻限制，某校女生三十余名来访，卫兵竟也是多一名都不肯通融。表演团体入内慰问，表演内容也要事先检查，不许含有鼓动性质的内容。

1939年三、四月间，在被软禁了18个月后，孤军营终于发生了士兵出走事件。第一次是在午夜，走失1人；第二次时间不详，走失3人。租界当局随即加强了对孤军营的管控，包括加高铁丝网，对通往足球场的小门实施早晚六点钟开关的限制，对前来慰问者搜身并出入点数，生病士兵一律送巡捕医院以防逃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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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动制禁

谢晋元颇能理解士兵不愿长久困居孤军营的心情。但作为孤军领袖，他又不得不表态反对武力暴动和深夜出走。1939年前后，上海的一些地方有力人士入孤军营接洽，还提出过一种“化整为零”的办法，以难民假装访客入营慰问，将孤军壮士一批批悄悄置换出去。如此，战士可以重回前线，难民也可得一个栖身之地。该方案也被谢否决了。章渭源后来回忆说，谢的否决得到了全体官兵的服从，但服从并不意味着同意：“孤军营全体官兵对谢团长关于替换出境与否的问题,保持沉默,少数人却另有想法,理由是与其被软禁在营内坐以待毙,蹉跎岁月,还不如混出上海到达游击区,重振旗鼓再上前线抗日,不是也有深刻的意义吗。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理由再充足也只有埋在心底。”

谢晋元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之中。他自己也亟欲恢复自由，但同时又不想做有损“革命军人人格”和“国家民族之荣誉”的事情。他不希望被人指摘孤军壮士以无辜难民换取自由，也不想让孤军与租界武装发生武力冲突——那是日军所乐见之事。纠结之中，谢也曾考虑过各种跳出铁丝网的方案，只是“每次向上级报告，总得不到批准”，谢以服从命令为军人的天职，只能将此类方案一一按下。他可以做的，只有不断向租界当局抗议，以及努力改善孤军营内枯燥的软禁生活。

谢晋元和他著名的白马。

具体措施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展各种文体娱乐项目，以篮球最受欢迎，三百余人中常有五六十人参与，营中组织有5支球队，分别称作孤军、攻击、斥候、突击与冲锋。来营慰问的学生和社会团体，也常组织篮球队与孤军球队进行友谊赛对抗。1945年出版的《谢晋元日记钞》，收录了161则谢在孤军营期间所写的日记，其中66则涉及营内的体育运动，并记载了孤军篮球队与上海各界篮球队的22场比赛。

二是开展工艺生产让士兵有事情可做，以增加收入提升生活水准，同时也让士兵们掌握一技之长，待抗战结束可以顺利回归社会。这项事业始于1939年下半年。最先启动的织袜业，在上海企业家荣德生、吴昆生、卫聚贤等人的帮助下，孤军营得以优惠价格购入棉纱和织袜机，并请来袜厂师傅传授技术，开始生产长短筒袜。1941年初的《申报》曾刊文报道称，“孤军牌”线袜、毛袜、肥皂、木器及藤器，在上海的销路颇佳，“几已遍及全沪各大团体机关，出品优良众口交誉”。具体生产情形如下：

“营内士兵目前每人每日工作四小时，工场每日开工八小时，分两班进行。孤军工业共分三组：（一）织袜组。去年孤军士兵以织袜者人数最多，占全营人数三分之一，现有新式袜机约百架，每日生产大小各式袜子约数十打，去年销数约一千五百余打，内以三十二支双线袜销路最广。（二）肥皂组。参与肥皂工作者占全营十分之一，规模次于织袜组，产量则倍之、去年皂销三万余块。（三）藤器与木器组。人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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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系别具肺腑”

租界法庭审判结束后，代理团长雷雄通过《正言报》驳斥了租界当局披露的凶犯供词，称“团长生前最注意士兵之营养”，这一点只要“一视我士兵之体格即可明了”，所谓待遇不良、饮食不饱皆属捏造。而且孤军营内的经济账目一向公开，不但按月公布明细，内部还设有“经济委员会”进行监督，所谓外界捐款不公开云云实在是“荒谬绝伦”。雷雄最后说，“该四名叛兵之犯上作乱行为，显系别具肺腑矣”，暗指他们可能已被日军收买。营内的三名班长余长寿、李锦堂与曹明忠，也有类似的怀疑，理由是孤军营的武器均已被租界方面收缴，连菜刀都要登记，而郝精诚使用的凶器“经过电镀，闪闪发光，根本不是营内之物”。他们认为，可能有人特意自营外进入将凶器带给了郝。与郝交往较多的士兵张应禄则说，郝在孤军营三年“有几次升迁”，因有中学程度的文化，谢晋元“待他不错，叫他帮孤军剧团做下手”，“谋害团长的匕首是外面剧团运道具时带进来的，白俄兵没在意，我们看见了也没有想得这么深”。张应禄还提到，1940年汪伪派人来收买孤军被谢晋元拒绝后，郝开始在营中和一些谈得来的人宣传“平均法”，“鼓吹‘不要任何头头’，自己管自己，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然而，无论孤军将士如何深怀疑虑，已成孤岛的公共租界是无力招惹日军的。警方既不会循着凶器的来源做更深的追查，法庭也不会将日军与汪伪牵涉进来。但法国驻沪领事馆警务处撰写的情报资料里，既然载有“据说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利用留禁营举行足球和体育比赛的机会，成功地收买了四个士兵去杀害谢晋元，每人赏金一万元”这样的内容，而谢晋元的日记里也有“查刘玉龙为前华捕，现已为汉奸，不时来营打足球”这样的记载，可知日军与汪伪入营收买凶手，并非发自臆想的不可能之事。对日军来说，软禁中的孤军是一种如鲠在喉般的存在。他们读书看报锻炼身体，举行“精神升旗”，从事生产自力更生，时常与前来探视慰问的民众做报告交流，事迹更频频见诸上海报端，实际上已经成了上海沦陷区民众的一种精神寄托。这是日军最初不许租界当局释放孤军时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如今，既无可能漠视租界释放孤军，又无可能漠视孤军继续维持一种精神象征般的存在，威逼孤军领袖谢晋元屈服或将之杀害，就成了日军与汪伪最后的手段。

四行孤军工务社证章。

谢晋元的遇刺举国震动，主动前往孤军营灵堂致祭者多达十余万人，出殡之日又有逾4万上海民众前来送行。但谢的死，也确实给孤军带来了巨大的震荡。章渭源回忆说，孤军的人心自此“有些涣散”。士兵党荣杰“借修汽车之名爬上车背攀上围墙，越过墙头的铁丝网，跳在胶州路上走了”，篮球队员傅东生“乘电工修理围墙上的电灯之机，爬上梯子，跳到胶州公园，也混入游客中走了”，另一名士兵和道生，也“穿着便衣混入来宾中乘黄昏时出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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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离岁月

八个月之后，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次日，上海日军进入公共租界。孤军的命运随之急转直下，他们先是拒绝了汪伪的收编，然后在12月底被全副武装的日军严密监管了起来，切断了所有与外界的联系。约一个星期后，日军以武力强制孤军迁移，在一个细雪纷飞的日子里，用十多辆卡车将之转移到了上海郊区，切断了他们与市内民众多年来在精神上的互相支撑。再后来，孤军又被转移至位于宝山县月浦镇、设有高压电网的集中营内关押，在这里，汪伪的收编游说再度失败。1942年麦苗高长、油菜盛开黄花的季节，孤军被转移至“龙游民习艺所”修挖铁路两侧的壕沟。或许是担忧抗日组织的秘密接近，孤军又被转移到了控制更严密的南京老虎桥监狱，继而将之作为苦力分散使用。少量由监狱留用，大部分被分别押往孝陵卫、光华门、杭州、芜湖裕溪口以及南泽的新几内亚。许多人死于疾病和繁重的劳役。

孝陵卫的部分孤军在1942年底趁电网未通电的机会逃出，千里跋涉回到了重庆。在裕溪口挖煤的孤军，也在原代团长雷雄等人的策划下，“发动大家抢夺了七名押队敌兵的全部武器——一挺轻机枪和六支步枪。带领百余俘虏(其中有90名孤军)，逃出虎口”。国内其他地区的孤军，也多有成功逃脱者。唯一毫无逃脱机会的，是那些被运往南洋新几内亚的孤军。孤军田际钿回忆说，他们在南洋被逼“砍树、打石头、烧石灰、运煤”，日军“稍不如意就鞭抽拳打……如果反抗，就要被刺刀刺死”。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胜利。同月，原孤军团副上官志标奉命来到上海，收容安置那些流离无依的孤军旧部。上官志标在《申报》上刊文说，“今抗战胜利，志标奉命来沪，希吾营同志见报后，即速来申报到，俾得早日相聚，共商进行。通讯处为古拔路四三号。”及至该年8月31日，自南京、芜湖等地前来上海报到归队的孤军士兵已有百余人。

局势变幻，让孤军们的命运，从时代的视野里消失了。但当他们的身影重新归来时，那些苦难与坚忍，鲜血与眼泪，终于将历史造就成了神话传奇。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谌旭彬；编辑：宫照华；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推开客厅那扇朝北的窗，我能看见一座白色的大型公路桥。写稿累了的时候，我喜欢盯着上面来来往往的小汽车。偶尔，也会以80公里/小时的速度开车从这座桥上疾驰而过，这时总有一些货船悄无声息地从桥底下钻过去，驶向一个未知的远方。

如果不是一部电影《八佰》，我可能都不会意识到大桥下这条叫蕴藻浜的河，曾经发生过如此惨烈的战斗。它在片中唯一一次被提到，是从王千源饰演的羊拐嘴里：“在蕴藻浜时，日本兵就是这样杀人的。”

查阅这段历史，每每找到一个蕴藻浜战斗的发生地，发现它距离自己的坐标仅有2公里或3公里时，内心就抑制不住地颤抖。仿佛电影里那些血腥的肉搏战，此刻正真实地在眼前上演。不，现实的残酷又岂止是电影所能比拟，这些画面确实是触目惊心地发生在四周鳞次栉比的小区绿地上。只是若干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片农田。

一直绵延至长江入海口的蕴藻浜，并未拖住日军前进的脚步。大场失守后，国军被迫退守苏州河北岸。为掩护主力部队西撤，中央下令让88师的一个加强营进入四行仓库。对外宣称这是“五二四团”，而彼时的指挥官谢晋元也只是团附，并非团长。谢晋元大概永远不会想到，当他带着400多名战士抱着必死之心加固防线时，他们会在未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历史课本里的“八百壮士”。

其实，在翻开历史课本前，我便早已耳闻谢晋元的大名，这又是一段绕不开的真实经历。小时候住外婆家，每次出门都能路过一所叫“晋元中学”的高中。后来我才知道，这所中学正是为纪念谢晋元而冠名的，校园里还有一尊谢晋元的铜像。从那以后，每每看到校门口走出来的大哥哥大姐姐，我的眼神中都会暗暗掺杂一丝敬佩。我也会偷偷观察他们的眼神，是不是都如传说中的八百壮士那般勇敢坚毅。

而事实上，所谓的“勇敢坚毅”只不过是后人粉饰下的一种刻板印象。在管虎的电影《八佰》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军人怯懦的一面。从一开头，就不断有“逃兵”被就地正法。淞沪会战已经打了将近三个月，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已然军心涣散，无心恋战，上海的失守注定只是时间问题。这点在那几个被临时编入88师的“散兵游勇”面前尤为明显：湖北保安团的哥俩，一个之所以来打仗，竟然只是想看一眼繁华的大上海，另一个还是小毛孩；姜武饰演的东北兵老铁，曾经跟过“张大帅”，照理说应该身经百战，却成为羊拐口中一个不折不扣的“瓜怂”；至于张译饰演的浙江保安团“老算盘”，更是一门心思打算逃命。他根本不想上阵杀敌，舍生取义，只想在乱世中苟安下来。

苏州河以北的士兵厌战，苏州河以南的人民看戏。从难民疯狂地涌入租界区开始，我们便看到了一个硝烟滚滚下依然歌舞升平的“人间天堂”。来到这里不但能保全性命，还能隔岸观火。不管帮会大佬还是上流贵妇，望远镜不离手的中产阶级，还是卖包子的个体户和跑腿的小报童，每个人都以自身视角来观摩这出惨烈的大戏。和对岸的士兵一样，他们对这场战争更加不抱以希望。只不过，有些人为对岸的枪声牵肠挂肚，有些人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经常看到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从这些厌战的士兵和看戏的人民身上，我们似乎见证了一个国家正在崩溃。但我们是否有资格去苛责这些“苟且偷生”的国人呢？无论他是一名士兵，还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首先是一个人，一条有血有肉的生命。任何有生命的物种，求生永远都是他的第一选择。所以，管虎并没有像很多俗套的电影那样，将“老算盘”强行洗白或反转。相反，他却始终维持了这个形象的人设。使得他的贪生怕死，变得更加有血有肉。这才是在残酷的大时代无情碾压下，一个小人物所能做出的某种抗争。

然而，即便一个置身事外的中国人，在目睹四行仓库的中国守军一次次顽强地阻击日军后，也会在潜移默化中悄悄改变。特别是当旗帜飘扬在四行仓库上空时，一种难以形容的情感如怒海中的波涛一样拍打着心脏，可以是久违的民族自豪感，可以是一种中华民族不会亡的信念。这一幕来源于真实历史，它释放出的凝聚力坚不可摧，将那些看热闹的人民和四行仓库的守军紧紧联结在一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明明可以在租界区明哲保身，却偏偏有人愿意冒着必死的决心去运送电话线圈。

毫无疑问，贪生怕死固然是战争下的一种人性常态，但不可否认的是，视死如归也是。每个人都有热血涌上大脑的一瞬间，之后他可能会后悔，但谁也无法阻止他藐视死神的那个当下。这是他人生中最鲁莽的一个时刻，也可能是他人生中最高光的一个时刻。信念这东西，没有人能称得出它到底值多少斤两。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的陈树生，绑着炸药包跳进了日军的阵地里……轰隆一声，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八百壮士血战到底的决心。从这一刻起，你才能真正理解谢团副的那句话：“对面是人间，而这里是坟墓。”这里也确实是坟墓，不是中国人的，就是日本人的。

只有几十米宽的苏州河，成为阻隔阴阳两地的冥河。断垣残壁和纸醉金迷，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这一切的源头，是国民政府错误地判断了英美方面的态度。他们执意发动淞沪会战，将毫无防御力的上海赤裸裸地暴露在日本海军的大炮巨舰面前。可以说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是一出戏。演员的道具是一身血肉，导演和看客麻木不仁地坐视这场戏坠落深渊。直到曲终人散，四行仓库成为最后一幕戏的拍摄地，八百壮士则是最后一批演员。没有一颗炮弹落在租界区，这场戏确实也赚取了很好的口碑。然而，一切还是没有像之前预期的那样，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之后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中国被拖进八年抗战的深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座硝烟弥漫的战场，人类即将经历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

管虎的高明在于，他将这种“看戏”的处理方式，贯穿于戏里戏外。电影里的人在看戏，看电影的人更是在看戏。它的悲剧性早已注定，因为历史是最好的剧本。但这确实给了导演不少灵感，比如在租界区设置一座戏台，用长坂坡这场戏来比喻四行仓库保卫战，祈愿谢晋元他们化身为常山赵子龙，七进七出曹营。而那匹漂亮的白马，更是成为小湖北心中的一种希望。它狂放不羁，自由穿梭于苏州河南北岸，是唯一一个能在人间和坟墓之间游走的生灵。最终，欧豪饰演的端午骑上了这匹白马，化身为小湖北眼中的“常山赵子龙”。

10年前，我带一位朋友去看苏州河。他因为贾宏声和周迅的那部电影，执意要来上海看看这条河。我们沿着河堤，走进了北苏州路一家咖啡馆。早已忘了当时点的什么咖啡，但却永远忘不了出门一刻的震惊。在我们的右手边，一座百孔千疮的巨大建筑浮现开来，“四行仓库”四个大字如咒语一般镶悬在最醒目的地方。

在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结尾，党卫军上校面对幽灵一般的瓦尔特，无可奈何地说出一句脍炙人口的台词：“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是该再来一次旧地重游了。我会带上家人，像80多年前站在苏州河南岸的人那般，遥望着四行仓库，缓缓对他们说：“看，这座仓库，它——就是八百壮士。”

做个勇敢的中国人 评《八佰》

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名叫《做个勇敢的中国人》的影评，那是写给《金陵十三钗》，在那篇评论中，我质疑我们是否为了歌颂的目的而刻意美化了历史，比如将片中女性的悲惨命运描绘为“崇高的自愿牺牲”，又比如将片中的中国军人描写的神勇无比悍不畏死，如果真这么能打，又怎么会有南京大屠杀？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说：“有一部电影更应该拍：《淞沪战役》。那是一场惨痛的失败，绝不光彩的战斗，七倍于敌的兵力，巨大的伤亡，几年前还在内战的乌合之众，群氓般的士兵，抽大烟的将军，勾心斗角的派系，最先逃命的官员，直到最后的大溃退。那个故事里却一样有真正的人性，一样有在大败逃中死战到最后的人。做个勇敢的中国人，先从直面历史开始。”

然后，过了将近十年，终于等到了这部《八佰》。

这一次，我们有没有勇气直面那段惨痛残酷的历史了呢？

评价电影之前，我们先看看真实的历史。

当年大清灭亡，袁世凯称帝亦覆灭，中国陷入军阀混战，日本趁机侵占东北，东北军不敢抵抗，为保存实力，撤入关内，国人深以为耻，要求抗战呼声高涨。

但以当时中国之贫弱，若全面开战，能是收复国土，还是会丧尽主力而溃败，甚至丢掉半个或整个中国，没有人敢预言。不打，丧权辱国，打了，打不赢，可能亡国，而要打，还要打赢，对当时的中国军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中国国民，也都对“自己的军队”没有信心。只因当年的军阀部队视民众为鱼肉，一心争抢地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民众又怎会对这样的军队有好感？

但若大一个中国，四万万国人，就真的没有勇士了吗？

其实在东北，就有无数人站出来抵抗；1932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上海使日军伤亡惨重；1933年，长城抗战，这一次东北军退无可退，只能与中央军西北军联手抵抗……这些战斗使中国人明白，日本人也没有那么可怕，只要敢打，敌人也是会怕会死的。

终于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北平，8月8日，举行北平入城式。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两日军要闯入被守军打死，日军调兵上海。中国军队决心抢先进攻，将最精锐的德械师88、87师投入上海，此后两国不断增兵，中国投入60多万兵力，日本投入十几万兵力和海上舰队，上海变成血火绞肉之地。

但随着为数不多的精锐部队损耗，各地赶来的“杂牌军”作战能力低下，而日军从南北两侧登陆，准备合围中国军队。当时国民政府还幻想着再多撑几天，就能等来“国际干预”，再加上如果上海失守，对国民士气影响极大，而迟迟不肯撤退，直到形势极度危急，几十万军队即将被日军合围时，才匆忙下令撤退，导致撤退变成溃败，中国军队损失惨重。

整个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伤亡三十多万人，日军伤亡约六万人。

中国军队无法守住上海，且伤亡是日军的数倍，这一是因为当时中国军队由各地杂牌军组成，武器装备和战斗素质都远不如日军，二是指挥上前期硬打硬拼伤亡极大，后期精锐拼光了，剩下的军队虽多却战力和士气低下，不撤，被合围就是全灭，一撤，就成了大溃败。

然而这场战役也证明了中国军队是有勇气有决心和日军一战的，精锐军队能给日军造成极大损失，而各省的杂牌军们之前虽然还在打内战抢地盘，但面对外敌却也能同仇敌忾，装备素质都极差但也敢与日军殊死拼杀，甚至向日军发起冲锋，极为悲壮。

我查到的淞沪部队参战资料

中央军：1师、3师、9师、11师、14师、36师、67师、78师、87师、88师、96师、98师、独20旅、中央教导总队、 税警总团

浙军：6师

湘军：8师、15师、16师、18师、19师、23师、46师、53师、62师、63师、77师、109师 、128师、新34师、预备11师、独37旅、暂11旅、暂12旅、暂12旅

鄂军：13师、79师、167师

川军：26师、133师、134师、135师、144师、145师、146师、147师、148师、独13旅、独14旅

西北军：32师、33师、106师

豫军：40师、45师

鲁军：51师、58师、独45旅

皖军：44师、56师

闽军：52师

苏军：55师、57师

粤军：59师、60师、61师、90师、154师、156师、159师、160师、独20旅、66军教导旅

黔军：102师、103师、121师、独34旅

东北军：105师、106师、107师、108师、109师、111师、112师

桂军：135师、170师、171师、172师、173师、 174师、176师

在这场战役之前，他们并不是“中国军人”，只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桂军、川军、粤军，湘军……是各军阀们的爪牙，是被抓来的壮丁，只知有官，不知有国。但在上海，面对外敌时，他们千里而来集结到了一起，真正成为了一支军队，在国人面前，在外敌面前，在列强观战团面前，他们只有一个名字：中国士兵。他们从之前的为地盘而战，为权力而战，终于开始真正的为国家而战，为民族存亡而战。

这支军队，装备和训练不如日军，有些还拿着大清的汉阳造，穿着草鞋，甚至鞋都跑没了的跨越千山万水赶到战场。很多人士气低下，贪生怕死，不知国为何物，只想回家种田生娃。军官素质也不高，对士兵往往只有打骂，极少有能慷慨激昂做保家卫国思想动员的，喊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敢后退就毙了你”。更有些军官自己先逃了。高层指挥上一味死拼，不能及时撤出，造成巨大伤亡和溃败，直接导致南京失守。这些都令人痛恨长叹。

但也正是这样一支军队，将骄狂到以为自己可以灭苏踏美、可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军挡在了上海三个月。以当时日本陆海军战力，纵然是美苏英法德，又有谁敢说自己可以轻胜？俄国曾被日本击败，苏联在诺门坎坦克大炮是日军数倍仍然伤亡巨大，英国被日军轻取了香港和东南亚，美军在太平洋诸岛上以压倒性的兵力火力打到现在还会做恶梦。而列强都没有真正和日陆军主力全面长期作战过，只有中国，面对百万日军独撑了那么多年。

仅夺取上海，日军就伤亡数万，之后还有上高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以及敌后无数人的反抗……让日本人明白了中国虽弱，却不可欺。中国人看起来一盘散沙，但匹夫之怒，亦能流血千里。中国人可以流尽鲜血，但在那之前，所有想灭亡中国者，先会流尽血而亡。

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中，在一次又一次庆祝胜利的纪念日里，又如何评价上海的一间小小仓库中的几百孤军呢。

这些军人其实是个弃子。在主力溃退后，他们被留下，望着一河之隔的歌舞升平，戏台之上，唱着孤军勇将的戏码。这是一种表演吗？或许是，要给英美列强看，告诉他们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给日本人看，告诉他们中国仍有勇士，给中国人看，告诉他们有人还在战斗。

大局需要弃子，政治需要表演，宣传需要大义，但那些被留下的人，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这一次演出。

当我们要拍一部名为《八佰》的电影时，我们想纪念的只是这几百个人吗？这几百人真的全是英雄吗？中国只有这几百人是英雄吗？不，当年参战的无数人里，有勇士，也有懦夫，有好汉，也有恶棍，而更多的只是普通人，他们会害怕，会有欲望，想回家种地，想有岁月静好的生活，但他们无路可退，身后就是上海，身后就是南京，身后是整个中国。

我们要纪念的，是所有为了保卫国家而牺牲的人。几百人，能映出百万人，千万人，亿万人。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置身于那时那地，又是否能比他们更勇敢？

看到电影中那些士兵绑着手榴弹一个个高喊名字跳下楼去时我落泪了，我的泪水，并不是因为电影里可能经过虚构加工的情节，而是为那些历史上真正用血肉筑起了长城，却没有机会喊出自己名字的人。

我很害怕我们的文艺作品会为了某种表达，而放弃历史的真实。比如为了歌颂，就将凡人打造成伟人圣人，或为了批判，又将他们塑造的丑陋不堪。那都不是历史的真相。

历史的真相，随着亲历者的逝去，已经变得模糊而不可寻，才给了后人随意涂抹的空间。汉武如何说秦皇，大清又如何著明史？不吹不黑的面对历史，真的太难。

相信当年的中国士兵都神勇无敌深明大义，那是没有脑子，但若是认为他们都是混蛋懦夫，那是没有良心。

做个勇敢的中国人，从直面历史开始。

很多年后，当我回忆起那夜《八佰》的放映现场时，将会萦绕着一股香油味。好吧，是我旁边一位女士的食物增添了另一种感官维度。趁着这股意犹未尽的味道，我散漫地谈谈脑海中留下的印象。以下观点仅代表昨夜的我，与今天的我无关。

总体而言，这部影片的叙事视角都是基于小人物，依然没有给国军官长以直面不讳的主角待遇。

我等了一个小时候才终于有一个有力的特写，来自一个即将死去的中国军人。

除了笑张译对一个懦弱者活灵活现却难免油滑的表现之外，观众一直很平静。

整部电影没有专心经营好一个人物，与其说是群像表演，不如说更接近于印象式的表现。像张译的出色，也是和故事本身关系不大的出色。我很怀疑里头的每个人物能够真正走进观众的内心，叩寻到真切的认同感。

这部电影只拍八百壮士的故事，淞沪会战的正面战场完全没有提及。当电影进入主体叙事时，大场早就沦陷，国军大部已是撤退的尾声。

今日四行仓库遗址和晋元纪念广场

守卫四行仓库的是88师262旅524团的一营。电影中提到，88师曾补员五次，八百壮士的主体已经是各省保安团。真实历史中，更准确地说，已经是湖北保安团。

片中赋予他们具体化的人格，他们并不是王牌军，也不是地方派系，而更像是临时凑补的壮丁。他们嘴里念的是水稻，他们就是普通农民。除此之外，他们中还有东北军旧部，被表现成很孬种的角色。

仓库中的四五百国军，在各种陈述口吻中都被视为壮士、英雄，但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了合理地人性化地展现，他们之中也有弱者、怯夫。

当然，事实上，里面还有一部分中央军骨干。我们听到有一个片段，几个黄埔同学围坐在一起，轻声哼唱黄埔军歌的情形——轻声哼唱，而且没有字幕，歌声和镜头一闪即没，显露出有趣的意识形态上的忌惮。

谢晋元与守卫四行仓库的四位连长，从左至右：邓英、雷雄、上官志标、唐棣

机枪连的雷雄连长，上官志标连长，背着手榴弹跳楼的陈树生，甚至是壮士的指挥官与精神代表谢晋元，这些国军官、兵的形象通通都是模糊、薄弱的。很大程度上，与其说他们是一个人物，不如说他们只是一串姓名符号的借尸还魂。

大多数时候，谢晋元是不在场的，在场的时候，一半时间他站在二楼，对楼下空地上的士兵作着一场又一场只具有符号意义的讲话。一束强光从他的脑后逆射而来，使得他的面目和身躯完全沉浸在光晕之中。他的声音是如此无力，而他的形象是如此模糊。

可以说，四行仓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在片中是最缺乏力度的角色。但这和演员的关系真的不大，我认为片中没有一个没发挥好的演员。你可以说杜淳塑造的谢晋元在有限的发挥余地中是出色的，谢晋元在他的演绎下是一个无限寂寥、凄凉的悲剧英雄，但这个形象显得非常地脆弱，远未能表现出他阳刚、壮烈的一面。当你听到他说话时，你会觉得他的躯体里是空虚的，好像没有重量。虽然所有人物都缺乏血肉，但谢晋元毫无疑问是最缺乏内容的。

造成这种效果的，是镜头的拍法，更是创作意识的怯懦。当你拍八百壮士时，是不可能绕过谢晋元、杨瑞符、上官志标这些国军长官的。但是当你不敢重笔描摹这些人物时，这部影片的价值就已经大打折扣了。如果是艺术家的话，这部电影就不该拍了。

本来放弃对淞沪会战的整体呈现，只表现对整体局势并无左右之能的一营孤军已经是很大的退让。可是现在，还要更进一步地退让。那些确有其名的人、实有其事的段落，退位成背景和符号，本该属于他们的时间和空间只能由被虚构出来的人物和动作所填补。

既然中国军人的形象都如此单薄，日本人的形象我们就更难去苛求了。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等待，看它是否会展露出日本人的人性。我确实等到了，在影片一个并不高明的虚构情节中，士兵被要求杀俘，一个年轻日本士兵的恐惧和求饶在那一刻是人性的。但仅此而已，此外，日本人有形象的只剩下一位长官，这个形象完全没有超出过去影视作品中对日本人的扁平刻画。其余的日本士兵，都只是战场上跳动的人影和数字而已。

主题上也毫无突破和新意。基本上主题就是，原本只具外交意义的四行孤军，通过四天五夜的奋战，为溃退无能的国军挽回颜面，令列强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也唤醒和振作了国民抗战御辱的意识和信心。影片通过各行各业、各种各色的人物来说明，全面抗战是全体国民之责。这些人物不光有军人，有童子兵，有农民，还有商人、黑帮、妓女。

但是这能否立得住脚，得依靠逻辑链的最初一环——国军真的无所作为。取得国际尊重并不是八百壮士的事迹才有的，在此之前淞沪会战打了近三个月。但八百壮士确实具有特殊性，就像一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片，在各国势力、中外媒体的注视下，成为巨大的新闻事件和抗战标志。

但影片最后租界内的洋人武装也受到感召，为孤军开枪助阵，这个情节实在令我怀疑其可能性。国际上感佩孤军的忠勇善战，是真实的，但以资料中显现出的租界势力之软弱、自私、蛮横，开枪助阵实在过于艺术化。要知道，各国租界代表的是各国的政治立场，蒋介石用那么大代价打这一场大会战，包括最后大军撤退还留下一支孤军，很大程度上，就是想以战促和，打给国际社会看。倒不是和日本人直接谈，而是敦促国联能够干预日本的侵略。

然而三月战罢，边战边寻求外交施舍，最终是两头落空。脊梁骨头都打断了，也没换来各国对日方的实质制裁。所以，会战期间，国联九国之绥靖已经展露无疑，以他们对日军的忌惮、恐惧，很难有开枪助阵此种强硬的行为。

事实上，后来八百壮士退入英租界，怕事的英国人当场就将中国军队的武器给缴了，谢晋元部沦为孤军营，陷身租界，不得自由。数年中种种监禁、控制、冲突更不必说了，而这一切都是基于对日军的畏惧。

杨惠敏

片中充满演绎、虚构成分。对于一部艺术作品，哪怕是一部重要的历史作品，你也不能要求它一定要忠于史实，但如果演绎和虚构削弱了真实原本具备的力量，我们为什么不能反问：为什么不遵循史实？

一个一个背着手榴弹从窗口跳下的士兵，那是一种苍白的悲壮。时代往前飞逝，而创作者的意识和手法还停滞在十几年前，实在悲哀。中国军人在抗战中的表现，其懦弱，其英勇，其活生生的真实的细节，根本毋须脱离实际的渲染、夸大，已然是力道充沛的素材。

冒死拉电话线的情节可能是离现实性最为遥远的一段虚构。这一段悲壮有余，却好比《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差别。其实仓库中本就有电话线。要知道，四行仓库这么好的地理位置，这么坚固的掩护条件，原本就是88师的指挥部，能不配备电话系统吗？不过从电影处处自由发挥的风格来看，倒也不应苛责。

杨惠敏献旗的故事，可能是这四天五夜的故事中流传得最广，却最为失真的一个。这是受当时的的报道策略，后来杨惠敏的夸大，其他次要当事人的知情所限的影响。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游泳献旗的事是没有的。

片中至关重要的场面垃圾桥，很多百姓死在这里，日军开枪杀了很多人，但是事实上除了最后撤离的那一场战斗，垃圾桥平时恐怕并没有这么危险，杨惠敏也无需将旗帜裹在身上，渡河泅献。电影中还将杨惠敏脱下外衣，取下国旗的一幕，处理成“姜武”偷窥看胸的情节。

真实情况是，杨惠敏的确很勇敢，很热心，不过她不是十七岁的少女，有二十多了。27日晚，她站在桥上，冒着生命危险，朝仓库大声喊话，要求进入仓库服务。雷雄请示谢晋元，谢晋元不许。但杨惠敏不走，还问守军需要什么。谢晋元让雷雄转告：“只要一根旗杆和一面国旗。”天亮前，旗帜送到，次日上午从仓库楼顶升起。

但紧接着谢晋元就打电话，要求提供一面更大的国旗。当天下午，谢晋元派人与杨惠敏再次取得联系，拿到一面巨幅国旗，当时就升了上去。原先那面国旗改挂在靠近租界的侧面。

当晚深夜，童子服务团在叶春年带领下开车绕道而来，再次送来一面他们手中最大的国旗，杨惠敏和记者曹聚仁也随同来了，但谢晋元忙于军事，没有接见他们，由雷雄代为接见。

负伤的士兵被转往租界医治，事先已统一口径，当被问到仓库有多少人时，回答：“八百人。”

电影中也有一名上海本地的方记者进入了仓库，仓库有多少人这个问题就是由他问的，这名记者的原型应该就是战地记者曹聚仁。

可见献旗一事之所以叙述混乱，是因为送了三次，而且献旗者不止一人。出于众人人身安全的考虑，也可能有媒体追求英雄叙事的本能，杨惠敏被推到了前台，凝练成整个事件中一颗闪亮的符号。

被淹没在日军太阳旗之中的四行仓库楼顶突然高悬起飘扬的国旗，且一面比一面大，这激怒了日军。影片中据此演绎出在敌军飞机轰炸下的护旗壮举，只能说这很符合商业片的戏剧化逻辑。但我没有看到日军出动飞机轰炸的叙述，日军主要在一旁的交通银行窗口对我军攻击，并派出了坦克、掘土机和驾着机枪、迫击炮驶入苏州河的汽船——但由于忌惮租界，河道狭窄，加上中国百姓集中船只，设卡阻挠，水面攻势没有得逞。只是，日军的进攻并没有专注于楼顶的国旗。

影片中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情节还有中日两方指挥官，分骑黑白马，于战场对峙喊话的情节。日军指挥官向谢晋元强调，这是一场事关你我二人的荣誉之战。这又落入了以往刻板叙事的巢穴——对日本人的个人荣誉感过分的渲染。

当然，在二马对峙的那一刻，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两个民族仿若正邪对立的较量。这匹莫名出现在银行仓库的白马，贯穿全片，它象征的是谢晋元为代表的每一个为抗战付出努力的中国军人的精神，你也可以称之为“民族的脊梁”。这固然雄浑，但还是一种套路并太过简化的英雄叙事和民族叙事。观众绝不是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走进电影院，安静地坐下来等待的。我们当然希望看到的是更复杂，更细微，更新颖的表达。

就这个情节展现出来的意识而言，它与片中的戏曲元素是相仿的。片中的戏曲艺人、戏曲唱词、单骑闯关的赵子龙，都是这种二元化与刻板概念化意识的体现。当然，你也可以说它出自底层平民视角，体现的是一种朴素的国民意识。影片中的戏曲元素，演绎成分，在套路化和戏剧化的层面上看是非常好的，但无疑却在削弱影片的精神性，让它始终只能停留在肤浅的状态，无法深潜下去，讲述出一些更为冷静、更为丰富的东西。

身骑白马的谢晋元

影片中刻意赋予人物方言口音，却又缩手缩脚，不敢彻底方言化，使得每一种口音都沦为普通话和方言蹩脚的杂交。当然我也认为彻底方言化绝不是明智之举，影视剧中对方言的选用本就是一门难度很高的学问，我认为一般最好还是使用普通话，想要试图融入一点地域特色加强真实感，反而提醒了观众，你们看的是一场假戏。

一场戏看下来，最令人出戏的恐怕就是谢晋元的口音了。谢晋元是广东梅县人，似乎应该是客家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应该讲客家话，但片中的谢晋元带的口音似乎是通常意义上的广东话。我还是要强调一遍，杜淳是一个不错的演员，但当片中的谢晋元说出蔡少芬式的普通话时，我会疑虑影片对谢晋元的态度是否有一种无法言明的暧昧。

按理说，谢晋元是民族英雄无疑了，但片中对他的刻画都是充满“阴影”的，而且频频不在场。当这难免有些滑稽的口音出现时，你心里会闪过疑问，这究竟是一种正面的呈现还是负面的呈现？难道我们在用一种负面的手法表现一个英雄人物吗？果真如此，那真是影史上的一出“壮举”。我想这已经无关乎电影，就像片中最后，谢晋元被告知的一样，一切都是政治。对最应该被凸显的谢晋元如此处理，体现的正是如今的政治尺度。

当我们说到电影中的政治，不得不被说到的就是那面飘扬的民国国旗。升旗、护旗的情节在片中是一个高潮段落，但这一段最令我饶有趣味地注视的却是对这面旗帜的展现。不揣冒昧地说，片中的外国国旗都能得到从容的展现，片尾甚至有超大幅的外国旗帜，这面民国国旗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给它的镜头着实不少，可见是想痛快地展现，但大多数时候它只是远远的模糊一团。

显然摄制组为此也费了一番心思，有一次给了个背面镜头，隐隐绰绰地映出其图徽。还有一次对旗帜非常近距离的展现，我印象中是旗帜炸倒后被重新扶起的桥段，那一个镜头主要是落在旗杆上，随着旗杆上抬，将将露出迎风招展的红色一角。就在图徽将要露出的一刹，镜头切掉，好险！这一段是为讴歌护旗壮举，但壮士们护的却是一面不能被我们看清的旗。

影片中最令人失望的政治，还是对抗战中国军的整体评价仍是负面的。这从一开始对国军溃退这一段的截取已经明确表意。之后在片中也在暗示淞沪会战中的国军是懦弱的和令人失望的。一路顺下来的逻辑就是，因此他们没能唤醒那些醉生梦死、麻木不仁的租界人士，没能凝聚起国人百姓共御外侮的力量。是坚守四行仓库的战士们替国军挽尊，重塑了民众的信心，打动了寰海内外。可是，如此脓包的国军，将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一味的赞美毫无必要，但基本的尊重必不可少。

对国军这一长久的负面印象也影响到了八百壮士。其实早在当时，毛泽东就将八百壮士定性为“民族革命的典型”，号召广为宣传。八百壮士的事迹直到如今，也令人感怀，人们的情感是依托在真实的人物身上的。虚构人物依然具有代表性和真实性，但比不上真实人物的说服力。可是这些哪怕只是低级国军官长的人物，也没能得到客观大方地表现，我也只好忍不住一边看一边连声叹息。

其实固守仓库前的淞沪主战场可以拍出史诗性的大片，孤军退入租界后的几年也完全可以拍出很厉害的生活化电视剧，像《风骚律师》那样精彩的。我看过一些极为翔实、具体的资料，充满完全打破刻板印象的真实细节。一边看一边想，这一笔一笔的才是应该被拍背呈现的人性，而不是除了歌颂就是批判，总是表现一些宏观的、激烈的、煽情的方面。比起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我更想看的反而是困在租界中的谢晋元如何苦苦周旋于工部局、求全于国政大计，以及孤军营中悄然滋长的那些他也无法控制的变化。比如，被概念化的八百壮士退入租界后也曾军纪涣散、官佐丧志，连上官志标在孤军营中都和谢晋元爆发过矛盾。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等到那样自然的作品和那样自在的叙事出现。时值今日，我们也只是在拍、在看八个样板的一千种翻版。

但我不会否定《八佰》，我认为它在这个时代依然有超出影片本身的代表性。

它依然奉献出了大气和写实的战争场面，每一位演员都贡献了充沛的情感和出色的表演，明星没有光环，彼此毫不抢戏，配合得很默契。

影片中最精彩的细节还是形容第一次碰女人的感觉，那是来自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养分，中国的文艺作品，对性描写那是一出手就有的。

最精彩的角色还是张译的老算盘，那股郑重其事的油滑制造出的笑料，令观众没有白来。

更为重要的是，《八佰》在文献上的价值，它用它的叙事方法、意识形态和政治遭遇，在映射着这个时代。

对于未来，我们永远都要有信心。历史不是洪水猛兽，历史不是政治。历史是养料，是桥梁，是纽带，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自然而然就会面对的东西。

（公众号：段雪生）

相比凝练、恢弘的叙述，令我沉迷的将永远是细节，无尽的细节。

那么，退守租界之后，壮士经历了怎样的凶险和磨难？英雄又为何命丧宵小之手？

请看——

壮士八佰归何处，将军孤愤几人知？

终于腾出来一点时间写影评，之前我看一堆号骂管虎，还以为他捧了逃跑将军孙元良的臭脚，结果我到电影院一看，这部电影从头到尾没夸过孙元良，也没有跪舔国军，把那段历史拍成了一部超好看的史诗战争片，今年最佳国产片，没有之一。 首先，我要讲一下，管虎与孙元良后人秦汉的合照不是黑点。 我敢这么说，是因为我以前做过编剧和作者经纪，跟宁浩在一个园区，接触过的项目有陆川的《749局》等等，写过很多影评，算是一个行内人。 管虎作为编剧和导演，一定调研过孙元良的具体事迹，想要挖掘四行仓库更多的重要素材，必须会采访到谢晋元上司孙元良的家属及在世的孤军老兵，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在业内是常态。 我们在编一部电影或剧时，是一定会对重要人物做大量检索的，从各种角度挖掘有用素材，如果能走访到原型人物及亲属，那怎么肯错过机会呢。 举个例子，国内很多人想拍林徽因和徐志摩的爱情故事，许多知名导演、制片人去找过林徽因后人，林氏后人说这事是子虚乌有的，敢拍就会去告。 这事就凉了。 作为88师最高长官，孙元良家一定掌握了不少一手资料，譬如兵源记载、来往书信等等，管虎找演过老版《八佰壮士》的秦汉聊四行仓库，是敬业，这不是我在洗白谁。 只要看过八佰的人，就知道里面提及孙元良的篇幅就几行字罢了，讲明八佰壮士是孙和蒋的弃子。 这部片子里面，没有美化国民党，用细腻的镜头语言，讲清楚了人性的诸般弱点与可贵。没有分哪党哪军哪路人，只有中国土地、中国血脉、和中国军人。 这就是管虎的高明之处。 国军在过去是有功劳的，也是腐朽的，管虎把赞美与讽刺，拿捏的非常恰当，等于认同了国军的部分靠谱作为，还符合了我共的宣传口径。 承认了一段有价值的历史，两岸同胞就有了共识。 据友人说，管虎本人是很喜欢研读历史的，非常热衷看抗日题材小说和中国近代史，于是才拍了《厨子戏子痞子》、《升旗》、《火线三兄弟》等作品。 管虎有一种特殊才能，他能够把现实题材拍出奇幻感，剑走偏锋式的一位导演。 而八佰这个题材，本身就极具魔幻色彩，一边天堂，一边地狱，是老蒋演给全世界看的一台大戏，结果戏中人出不来这台戏，把自己还演神了。除开老兵口述的史实，衍生出来诸多怪诞的民间传说，想必管虎极度喜欢，才酝酿了许多年。 这部电影有一个争议点，就是虚构烘托的部分。 拍电影一般都会用上传奇元素，来增强故事性，这是一个基本操作了。譬如《血战钢锯岭》，传奇军医戴斯蒙德攀爬万仞高山救下来了几十名敌友性命，在历史原型里，那座山坡只有十米左右高，远比电影中展现的几百米高度逊色。 为了写好这篇影评，我查过了很多记载和文献，来摸清哪些是传奇元素。 日军一共在四天五夜里进攻了六次，让敢死队游过水道，爬过窗户，动用过装甲车和爆破手段，夜战过四行孤军。也派过坦克飞机震慑，丢过毒气弹，而日军记载的阵亡人数仅为一人。 你信日军敢死队摸进仓库之后，只死了一人吗… 我想答案就是日军跟谢晋元一样，撒了谎，谢晋元被记者采访时，把四百多人的队伍，说成了八百人。谢晋元在领命指挥四行仓库守卫战之前，官职只是个团附，比副团长还低一级，属于储备干部。 当时国军一个整编团是1200人，四行仓库守卫军领了第88师524团的番号。 据我看到的史料记载，孙元良在下命令时打了折扣，只调派了524团第一营，来完成上峰安排的留守任务。这营将士在一天内接到了撤退和留守的两份命令，是调转军伍回到四行仓库向谢晋元报道的。 全营上下心知必死。 谢晋元的豪情与指挥才能，不允许他只报出一个加强营的人数，报八佰，一壮声势，二显胸怀，三给孙元良遮丑。 童子军送旗那段，国内有数种说法，国民党登报的是在枪林弹雨中游河送旗，而童子军本人杨慧敏写自传时，说坐的奥斯汀蓬车，接触到的第一个守军讲湖北口音，过程无惊无险，天上下着大雨。 管虎采用了第一种说法，提升了奇幻感，予以了杨慧敏深切的爱国之情。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有很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例子，民间作家和官方记者也很爱用这种笔法写作。管虎为了画面感，加强叙述冲突，八佰沿用了很多国军报道和民间传说。 相当于是为提升整片质量，而做的艺术加工，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我们业内人把这部片子归类为史诗战争片，指对著名历史有艺术加工成分。 类似《荷马史诗》、《巴霍巴利王》。 谢晋元儿子手中有一本花名册，记载了“八佰”将士的姓名，听闻管虎办过几次老兵观影会，谢晋元次子谢继民看完电影后，夸它拍的真好。 有些老兵的子女分享了本片的真伪之处，我搜到了好几篇相关文章。 根据四行仓库老兵王文川、杨养正，从前对家属和记者的分享，护旗这段没有发生空袭，半数士兵参与了升旗，其余人在警戒，旗杆高三米，用粮袋围起来加固的，恐怕谢晋元担心过日军空袭，并非简简单单弄了一个装置。孤军撤退时确实发生了小规模的袭击，记载有十多人伤亡，自爆士兵陈树生等都是真实的事件。 老兵们提到过谢晋元是一个爱兵民如子的智将，拒绝租界老百姓送吃的，怕把他们卷进战祸之中。分了很多罐头、肥皂等当时很高级的物件给将士们，让他们了无遗憾的去打最后一仗。 有记载称，国军特务参观四行仓库时，发现谢晋元部军容气氛极佳，守备力量分配合理，日军又不敢动用重武器进攻，等于四行孤军占据了很大的地理优势，于是能以牺牲三十多人为代价，击毙两百多名日寇。 既然日军从水道、爬墙入侵都是真实的，苏州河对岸的中外观众们目睹了多次战斗，均对自曝士兵陈树生的记忆深刻，那日军阵亡数肯定不止一人。 光陈树生一人，就可以令多名日军血肉横飞。 我查阅过中日史料，有诸多不相符的数据，无法以一家之言为准，史料记录者偶尔也是历史发明家，与家国利益相关。 按照谢晋元之前虚报人数的策略来算，日军阵亡人数或许在一百多人以上，网传一营营长杨瑞符称在仓库击毙日寇三十余人，日军记载仅阵亡一人的记录，应该是伪证。 谢晋元确实有底气来消耗更多的日寇，以彰显中国人的血性，当四行孤军人数保持在两百人以上时，四行仓库就是一处铁血磨盘，守城者，向来是比攻城者占优的，大家应该能明白这一点。 谢晋元确有这个实力自负，和浓烈的殉国信念。 有些人说战地白马情节是抄袭的某部电影，其实这种手法管虎经常用，在《老炮》里就用过鸵鸟，来增加一些奇幻色彩。 我没有看到白马处于战场中的相关记载，相信很多人看过谢晋元那一张骑白马的靓照。在电影中，这匹白马始终在苏州河这边驰骋，即便染血也不曾跨过新垃圾桥。 这是一种精神象征的隐喻手法。 站在编剧和导演视角，管虎这些脑洞和素材取舍，是绝对有助于拔高成片质量的。 以《升旗》为例，升旗也有一定量的虚构细节，管虎用他独有的拍摄手法，把紧迫感拉到了顶点，征服了大量观众。 八佰，其实是在描写谢晋元与他的兵员将士们。 纵观谢晋元一生，是没有什么污点的，以白马和赵子龙来隐喻恰如其分。524团所做所为也很有血性，确实给何香凝等爱国人士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值得被纪录和有所升华。 八佰里面也有大量的黑色幽默，用黄晓明饰演的特派员内涵了老蒋用心叵测，用姜武饰演的瓜怂讽刺了各系军阀不具备死战之心力，用张译饰演的老算盘还原了部分国军文员的胆小怕事。用一众湖北兵，演绎出了普通人的命运无常，是爱国将士与血仇大恨燃醒了他们的血勇身心。 这些也是虚构的人物关系，但是无比真实。 王千源这老兵油子与他们的对戏，让我对战时英雄们肃然起敬，魏晨这干练将士的模样，也让我胸腔奋起血勇，李晨饰演的山东兵，李九霄饰演的刀子，这些群像面面俱到，把握住了众多阶层里里外外的血气元素，是中华抵抗日侵而不灭的因和果。 有些人说八佰群像刻画的不好，我不这么认为，在两个小时影像里，管虎能够树立起来这么多人，是极度不容易的，叙事手法细碎而不乱，只言片语，就侧写出了很多角色的人物弧光。 管虎表现手法多变，能用特定的人物弧光，感动到特定的人群，每个观众都会被数种手法击中，我说一个比较冷门的角色吧。 俞灏明饰演的上官志标，从角色性格上，要求他是一个沉稳没什么面部表情的中层军官，为谢晋元冷静地出谋划策。一场洗澡的戏，直接让他这个冷面军人也燃起来了，就是管虎功力所在。 而洗澡，似乎是真实历史上确有这个桥段的。 管虎把四天五夜，拍的很有看头。 八佰将士的宿命，在历史上是有遗憾的，成了被国军遗弃在上海的孤军，如果拍完整就到了一部微剧的体量，长或短都很尴尬，不仅狠打了国军的脸，会惹对岸民众不舒服，还会把谢晋元的英武之气给泄了，管虎在情节上的取舍，其实恰到好处。 许多人觉得冲桥结尾有点仓促。 历史上真实的冲桥结局有些狼狈，国军冲到桥边后，英军要求缴械，谢晋元所部将士都不同意，宁愿转头回去再斗日军，与英军形成了对峙，国军派高官过去交涉，社会各界人士也在一旁安抚，谢晋元才同意缴的械，524团被英军送上车辆押送至了孤军营，民众们夹道欢迎，但从此524团沦为了租界当局的囚徒，被称为“孤军”。 所以画面只能到此为止了，再多一分钟都尴尬。 老算盘张译的某段戏，很明显是被删减了，一般导演会多拍一些素材和戏份，剪辑时再做取舍，我也挺好奇无删减版里会有哪些情节。 那个没露脸的黑帮大佬，是杜月笙，据史料记载，他的私人仓库就在四行仓库对面，在谢晋元留守时，曾赠送过五卡车的物资，对外宣称是20万个烧饼，不知内里有没有药品，这点在当时会很敏感。其他商界人士也凑了五车粮、油、盐等物资送到四行仓库。 里面镜头细节挺丰富的。 《八佰》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作品，推荐在iMax和杜比影院观看，更多细节我就不剧透了，我这篇真不是软文，赠票行为也是自掏腰包。 我见过管虎两次，一次在《我和我的祖国》发布会上，陈道明、陈凯歌等大腕都在。一次在园区，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想认识呢，也就是搭个讪的事儿，这套路我老熟了。 然而我早已没有了偶像滤镜，见过知名导演+知名演员有上百位了，不缺认识明星的渠道，可我喜欢的是作品，不想打扰到他人工作和生活上的精力。 没必要认识和拍他马屁，只是觉得很多人看过一些骗流量的文章后，完完全全的误解了这部片子的立意，甚至很多写流量文章的作者，并没有真的看过本片。 所以，以上文字诞生于对这部作品的喜欢，讲一讲前影视工作者的行业认知。 八佰，真的值得一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八佰》的上映可谓是一波三折。

时隔一年，再次观看这部电影，过程并不轻松，或许用“痛苦”二字形容更为贴切——疼痛、震撼，却忍不住想要推荐身边所有朋友走入影院去感受。

因为，它真的值得。

在此，分享下这篇查资料查到手断的观影后记，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后再去看这部电影，大概观感会更复杂吧～

在这部场景宏大、剧情悲壮的电影作品中，众多演员，尤其是如魏晨、俞灏明、郑恺等青年演员，奉献了脱胎换骨般整容式的演技，让观众在观看影片时，一度忘记了他们曾经是谁，记住的只有“四行孤军”和他们的那句“来生再见”。

已经有太多影评分析过这部影片的精彩之处，而我在此更想分享的，则是在《八佰》中所没有呈现、也无法呈现的后续——在真实的历史中，撤兵后，团长谢晋元和幸存将士又经历了什么？

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些为国抗战、不畏生死的英雄后续的命运竟会如此悲惨。

说到后续，则必须先要介绍《八佰》所发生的历史时期与战争背景

一、历史中的《八佰》：“我们为中国而生，死不足惜”

1. 淞沪会战

《八佰》取材于1937年淞沪会战末期，讲述了史称“八百壮士”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88师524团的一个加强营固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阻击日军的故事。

淞沪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战争中随处可见死伤的普通百姓

淞沪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

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

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148个师和62个旅80余万人，统计死伤30万人。

国民党将领陈诚之子讲述日军之残忍

淞沪会战之惨烈、悲壮，不是一言两语可道清，却应被所有国人铭记，强烈推荐大家观看相关纪录片《生死地——1937淞沪会战实录》，优酷上可以找到高清片源。

2. “四行孤军”：一场被世界围观的死守

1937年淞沪会战末期，由于中日兵力悬殊，国军部队虽英勇奋战，但仍节节失陷，为保存有生力量、守卫南京，已决定全线撤退上海。

此时，临近“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召开，各国代表已齐聚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蒋介石对此会议充满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一场“孤军奋战”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抗战的决心与信息，以争取世界的同情及列强国的介入调停，遂决定令88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

88师的师长孙元良最终派出麾下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坚守苏州河以北，率领他们的是第524团团附谢晋元，他们的阵地便是影片中所呈现的四行仓库。

由团长谢晋元率领的这四百将士，是坚守在上海市区的最后一支中国部队，后人称其为“四行孤军”——为壮声势，四百人对外号称“八百人”。

这支队伍多为湖北保安团的团员——年轻，也缺乏作战经验。

就这样的四百多人，要面对疯狂涌上的日军，大家心里都明白：此去，就是赴死。

四行仓库与租界仅一河之隔，孤军奋战四天五夜，造就了中外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景观——租界里的中国民众与英美记者，不顾流弹横飞，全程围观着对岸这场中日军队的激烈交战。

战时的四行仓库与对岸的围观百姓

“四行孤军”的英勇感染了目睹这一切的所有人，令国际人士对中国军队改观，即使中国军队伤亡惨重，要求参军的中国年轻人却越来越多。

沪上名医陈春仁在多年后回忆起这场战事围观时记录道：“八佰壮士”称不需任何援助，只想要一面国旗。

3. 坚守之后缘何撤兵？

中日连日战争，给对岸的公共租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在四行仓库东南角方向，耸立着两个巨大的煤气罐，一旦日军炮火偏离、煤气罐被炸起火，将殃及租界民众安危，半个上海也将不保。

巨大煤气罐所在位置

公共租界当局通过外交途径照会中国政府，要求政府从人道立场下令孤军撤退。

很快，蒋介石便下达了撤军令。

虽无法接受，但军令如山，谢晋元只得顾全大局、执行命令。

这便是影片最后，“八佰壮士”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在枪林弹雨中冲桥撤入公共租界的原因。

此次坚守，“八佰壮士”以四行仓库这一弹丸之地抗击日军数万人，激战四昼夜，毙敌200余人，伤敌无数，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道义上的胜利，谢晋元因此受到上级通令嘉奖，升任为上校团长。

二、后续：死者易，生者难

1. 撤兵后“八佰壮士”被囚于“孤军营”，结局悲惨

“八佰壮士”自四行仓库撤兵后，进入英国租界领域，英军之前原本答应“负责掩护孤军撤退”，使“孤军由租界到沪西归队”。

可当孤军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以与四昼夜血战一般大的代价进入租界时，却立即被英军勒令收缴武器。

孤军以“军人不能离枪”为由，拒绝缴械，双方形成对峙，这时，国民党政府还派人劝说孤军配合英军——可孤军的枪刚交出去，英军就将孤军押上车辆，送胶州路羁留。

孤军被押至孤军营途中

数十万百姓沿途问候

英军之所以轻食诺言，是因日军威胁租界当局：“如果准许孤军通过租界归队，他们将开进租界追击孤军”

——基于此，原本虎胆如斗、凛凛然视日军如鼠辈的“八佰壮士”就这样不明不白束手就擒，在形同战俘营的“孤军营”被软禁4年之久。

“孤军营”四周以铁丝网围困，由白俄兵看守，生活条件极为恶劣。

在艰苦的环境里，团长谢晋元依然严格督促孤军励精图治，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按教育、生产、体育三项内容安排时间，更带领战士平整场地，自盖房屋，逐步开办制皂、织袜、毛巾等工场，使战士学习技能，便于今后独立生活，生产收入除补贴生活费外，还捐款数千元，支援政府作抗战经费。

期间，为维护民族尊严，孤军战士曾赤手空拳与白俄士兵肉搏，一百余人受伤，更有四人被砍成重伤，不久即牺牲。

4年的苦熬间，团长谢晋元写下了近50万字的日记。

他在日记写道：“孤军营在租界内几乎与‘俘虏营’无异，自由受到限制，生活也非常艰苦。”然而谢晋元依旧积极乐观，严格治军，每天早操前还坚持升旗仪式。

抗日英雄谢晋元

由于多次坚决拒绝日伪的诱降，谢晋元最终被汪精卫收买的叛徒乱刃刺杀惨死，享年仅37岁，团附上官志标见状上前捉拿凶手时，亦被刺成重伤。

此后，名振天下的“四行孤军”沦为日军苦役、大部分客死他乡。 2. 谢团长遗孀返上海，为幸存孤军辗转求生计

身为英雄谢晋元的夫人，凌维诚同样是一位有胆识、敢担当的女性。

谢晋元，字中民，广东梅州蕉岭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出身贫寒，自幼励志为国献身。

他的妻子凌维诚则出身上海徐家汇的商人家庭，是音乐专业的毕业生，吹拉弹唱样样全能，尤其擅长小提琴，在当时的上海滩，是名副其实的时尚新女性。

谢晋元与凌维城1927年在一次婚礼上结识，当时两人分别是伴郎和伴娘。

尽管凌母对在战争年代嫁给军人表示担忧，凌维诚还是不顾反对，与谢晋元相恋。

1928年5月初，北伐军在济南遭日军阻止（史称“济南惨案”），谢晋元作为先锋营营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转道汉口医院养伤。

此时，一年前在上海结识的女友凌维诚前往武汉探望，两人感情日渐加深，伤势临近痊愈时，谢晋元向守护在一旁的凌维城求婚。

1929年9月，二人在汉口大华饭店举行了盛大的西式婚礼，宾客云集。

由于战事，婚后两人聚少离多，大多靠通信交流。

团长谢晋元的遗孀凌维诚与子女

1936年上海抗战形势吃紧，谢晋元为了安心抗日，决定让怀有身孕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到广东蕉岭乡下老家——谢晋元当时的安排遭到了妻子凌维诚全家人的反对。

凌维诚当时本可以随同为高级将领的亲属去重庆，但为了让丈夫安心打仗，仍然听从了谢晋元的嘱托，带孩子前往公婆所在的老家。

一个从小在富裕家庭长大的上海姑娘，猛然拖儿带女到粤北穷乡僻壤，不但要亲自下地挑粪种田，更要侍奉一双年迈的公婆、养育嗷嗷待哺的四个子女及谢晋元已故大哥留下的年幼女儿——这样的日子，凌维诚苦苦熬了10年之久。

其子谢继民在回忆往事时对媒体如是说：

“ 按照客家风俗，男人是不下田种地的，年迈的祖父也确实无法担负农活，母亲便成了唯一的劳动力。

大伯的女儿谢孟招与我大姐年纪相仿，因大伯去世、大婶出走而无人照料，母亲将她视若己出——这样一来，祖父母、母亲和五个孩子，一家8口人的吃饭问题都要靠母亲种田来解决。

虽然父亲也寄来一些钱，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母亲脱下了旗袍、高跟鞋，摘下了首饰细软，换成当地农妇的粗布衣衫，从头开始学做农活。

生活所迫之下，人的潜力是无穷的，播种插秧、浇水施肥、耕耘收割等活计她逐渐都能应付，母亲由一个十指不沾灰的上海小姐蜕变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妇。

我无法想象，母亲原是一个衣食无忧、爱好音乐和艺术的女子，日后每天下地播种、挑粪、施肥……前半生和后半生完全不同，但她挺了过来。”

晚年的凌维诚与家人

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凌维诚带着4个子女前往上海，由于钱款不够，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月。

返回上海后，她得知幸存的“八佰勇士”尚有不少流落街头、生活无着，便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抗日将领谢晋元遗孀昨日抵沪，下榻新新旅社。”

第二天，一些在沪孤军老兵、新闻记者、社会人士便找上门来，使本来冷清的小旅馆门庭若市，先后有近百名老兵诉说了流离失所之苦。

于是，凌维诚毅然担负起亡夫未竟的责任，四处奔走，向社会各界呼吁，到南京找宋美龄求援，无奈均未有回音。

凌维诚与幸存的四行孤兵

其子谢继民回忆：

“ 在孤立无援下，母亲和幸存的孤兵们想过一起开公共汽车维系生计，还组织过工业服务社，生产毛巾、袜子、肥皂等，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无奈之下，母亲再去上海市政府讨说法。

结果市政府推到社会局，社会局又推到其他部门，奔波了一圈仍一无所获。”

“ 后来我看文史资料了解到，国民政府当时的工作重点是打内战，汤恩伯曾召开老兵茶话会，动员孤军士兵返回部队，承诺哪怕是普通小兵，都给安排排长职务，但这些士兵没有一个答应如此的“优待政策”

——我曾问他们为什么不接受，他们说：八年来我们吃了那么多苦，打日本人是义不容辞的，但是仗我们打够了，内战我们不愿意再打了。”

“孤军的原籍以湖北为主，也有湖南、山西等地，五十年代初大部分孤军陆续返回家乡，临行前他们都来与母亲告别，母亲总要给他们一笔钱作为路费和安家费。”

即便如此艰难，尊为抗日英雄的遗属，WG时期，凌维诚和子女仍然受到了冲击。

期间，谢晋元的陵墓被砸毁，凌维诚及子女经历多次抄家，大儿子精神失常并于1970年病逝，一女婿更是被迫害致死……

英雄遗属尚且如此，其他壮士及家属的命运又将如何，实在是让人不忍联想。

文章的最后，力荐大家这部讲述淞沪战役的纪录片：《生死地——1937淞沪会战实录》，第三集中对坚守四行仓库的“八佰壮士”有非常详细的影像介绍。

对正面抗日战场感兴趣的同学，有个系列的图书《一寸河山一寸血》也值得找来一读。

最后，还是想号召大家走入影院，支持《八佰》这部一波三折的影片。

它或许并不完美，但它所讲述的故事与情怀却值得被看到。

毕竟，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历史都不应被忘记，英雄更不应被遗忘。

素材来源：

1. 纪录片：《生死地——1937淞沪抗战实录》

2. 中国档案网（国家档案局主管）：《谢晋元：“八百壮士守四行”之抗日英雄》

3. 人民网：《抗日英雄谢晋元和他的“八百壮士”》

4.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区县志：《刘训付:谢晋元孤军营》

5. 凤凰网：《寻访黄埔后人：谢晋元墓碑曾被砸毁 墓地围篱笆》

6.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难忘足迹：抗战中的广东客家将领》

7. 人民网：《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中国军人的骨头有多硬？看看淞沪会战中的“八百壮士” 》

9. 新民晚报：《谢晋元 凌维诚：生死勖助》

10. 上海档案信息网：《母亲凌维诚：从上海小姐到谢晋元夫人》

PS:

这篇观影后记发布后，发现很多新注册的账号恶意评论——大多都是为了骂而骂、毫无来源根据，起初有些匪夷所思，后来想了想，大概是因为学校还没开学吧～

欢迎正常分享讨论，恶意回复一律拉黑。

感谢坚持看完这篇长文的每一位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