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

巴勃鲁·聂鲁达（1904～1973），原名内夫塔利·里加尔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智利当代著名诗人。生于帕拉尔城。少年时代就喜爱写诗，16岁入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 1928年进入外交界任驻外领事、大使等职。1945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智利共产党。后因国内政局变化，流亡国外。曾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1952年回国，1957年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和《诗歌总集》（1950）。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原名内弗塔利·里卡尔多·雷耶斯·伐索阿尔托，1904年7月12日生于智利中部的帕拉尔城。聂鲁达从小酷爱读书，学生时代就开始写作。但是他的文学创作活动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于是1920年10月，他决定此后只用笔名发表作品，这个笔名就是巴勃罗·聂鲁达。 　　

1923年8月，他的第一部诗集《黄昏》正式出版。第二年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之歌》问世，在这两部以爱情和大自然的风光为主题的诗集里，充满了孤独、悲伤的情调及对往事深情的回忆。文学创作上的热情和所取得的成就，促使他最终决定放弃在大学的学习，全力投身于文学创作事业。在聂鲁达生活和创作的道路上，1924年至1927年是一段极其艰苦的岁月。一方面由于放弃了大学的学习，父亲十分生气，中断了每月寄给他的生活费，而他自己又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因此在经济上非常拮据，甚至到了有时整天都吃不到东西的程度，只好靠搞些翻译、给出版社打杂和卖画度日。另一方面这时的智利政局不稳，卡洛斯·伊巴涅斯上台后，学生运动处于低潮，镇压工人的事件不断发生，知识分子中情绪普遍消沉，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加上那时代的智利文人，稍有成就的一般都设法出国游历，于是聂鲁达也决定自寻门路到国外去。他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见到了当时的外交部长，谋得了智利驻仰光领事的职位。

外使生涯 巴勃罗·聂鲁达

　　1927年6月14日，他离开圣地亚哥去缅甸赴任。从此，聂鲁达进入了外交界。先后担任过驻锡兰、雅加达、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马德里等地的领事，驻巴黎处理西班牙移民事务的领事、驻墨西哥总领事、驻法国大使等职务。 在东方的五年是他在精神生活上痛苦和孤独的时期，反映在创作上，这个阶段他的主要作品《地球上的居所》就是一部情调低沉、词句晦涩的诗集。虽然这是一部颇能表明他的写作方法和艺术风格，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

1932年秋天，他回到智利。一年后被派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领事职务。不久，他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巴塞罗那领事。1935年2月3日，他作为领事移居马德里。 　　

在西班牙的经历是聂鲁达生活和创作上极其重要的阶段。那时他己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诗人，所以，一到任就很快地结识了许多西班牙文化界的人士。起先，他们经常一块饮酒谈天，过着悠闲的日子。他们还创办了一个由聂鲁达负责的杂志——《绿马诗刊》。然而不久，西班牙内战的炮声响了，法西斯分子向新生的共和国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战争的气浪强烈地冲击着这位智利外交官——诗人。 　　

虽然，最初阶段由于他的外交职务使他不能介入这场斗争，但是，西班牙的著名诗人、聂鲁达的好友加西亚·洛尔伽的被枪杀，马德里的被轰炸以及他亲眼看到西班牙首都街头无数儿童所流的鲜血，终于促使他不顾一切，坚定地站到了西班牙人民一边。 　

　因此，他被免去了领事职务。但这场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的战争，对聂鲁达的思想和写作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他不仅写出了著名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还走上了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崭新道路。他积极参加了营救被法国达拉第政府投入集中营的西班牙人的工作。从1940年冬任墨西哥总领事到一九四三年冬返回智利期间，聂鲁达先后写出了《献给玻利瓦利的一支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献给红军的一支歌、庆贺到达德国边境》等出色的诗篇。

流亡生活　　

1945年是聂鲁达政治生涯中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得了智利的国家文学奖金，同年7月8日他加入了智利共产党。接着他利用负责总统竞选宣传工作的机会，广泛地接触各阶层群众，他去过边远的城市、乡村和矿区，了解人民的疾苦。

但一年以后，智利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魏地拉总统倒向了反动阵营。1948年2月5日，政府对聂鲁达发出了通缉令，他被迫转入地下，然而并没有因此停止创作活动。在人民群众的保护下，尽管经常转移住处，生活极不安定，他却在这种动荡的日子里完成了他的最重要的诗集《漫歌集》译《诗歌总集》或《大众之歌》。这是一部拉丁美洲的史诗。诗中颂扬了拉丁美洲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英雄人物及水手、鞋匠、渔民、矿工、农民等劳苦人民，揭露了罪恶昭彰的剥削者、掠夺者、压迫者和独裁者，深情地赞美了自己的祖国——智利。 　　

诗集中包括了曾单独发表过的长侍《马楚·比楚高峰》、《醒来吧，劈柴工》（—译《伐木者醒来吧》）和《逃亡者》等。这部庞大的诗集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顶峰。 　　

此后，聂鲁达被迫流亡国外。他奔走于世界各地，投身于保卫和平运动，除非洲大陆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他都去过。1950年他获得了国际和平奖金。 　　

1951至1952年，他曾来中国访问。1953年8月12日，在智利新政府撤销了通缉令之后，聂鲁达回到了圣地亚哥，受到了首都人民的盛大欢迎。他的作品又得以在智利公开出版。编辑本段晚期　　

1953年后，他曾多次出国访问，应邀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同时写出了《元素之歌》 、 《新元素之歌》 、 《葡萄和风》等世诗集。 1957年，聂鲁达当选为智利作家协会主席，这一年他再度访华。陆续发表的作品有《黑岛札记》 （1964）和诗集《在匈牙利进餐》（1965年）、《鸟的艺术》、《沙漠之家》（1966年）等。1968年，他整理出版了《聂鲁达全集》。

1970年，聂鲁达被智利共产党推荐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接着共产党和一些党派组成了人民阵线，为了让阿连德成为人民阵线唯一的候选人，聂鲁达退出竞选。由于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聂鲁达出任驻法国大使。 　　

1971年10月2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授予聂鲁达诺贝尔文学奖金，“因为他的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1972年11月聂鲁达因病辞去大使职务返回智利，受到热烈欢迎。 　　

1973年9月23日，在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后的第12天，聂鲁达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九岁。

个人生活　　

聂鲁达的一生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政治，另一个是爱情。他早期的爱情诗集《二十首情歌和一首绝望的歌》被认为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1930年，聂鲁达在爪哇与荷兰人玛丽亚·哈根纳尔（María Antonieta Hagenaar）结婚，他们在思想上有着很大的差别，9年后，两个人离婚。

此后，聂鲁达与一位法国姑娘相处了一段时间。

1943年，聂鲁达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阿根廷画家卡瑞尔（Delia del Carril），1955年离异。

几年后，聂鲁达遇到了他此生的挚爱，智利女歌唱家乌鲁提亚（Matilde Urrutia），1960年，聂鲁达将《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Cien Sonetos De Amor）献给乌鲁提亚，他认为乌鲁提亚跟他最像，他们都是智利这块土地上的孩子，乌鲁提亚是他的爱，是他的灵感。他们1966年结婚，婚后的生活幸福。

汉语译介　　

聂鲁达在中国 　　

中国译介聂鲁达诗的第1人是袁水拍（从英语译本转译），从西班牙语原文直译聂鲁达诗的第1人是王央乐，其他译者还有王永年、张广森（笔名林之木）、赵振江、陈用仪（笔名亦咸） 李宗荣 等人。林光从原文译出聂鲁达回忆录《回首话沧桑》。 　　

聂鲁达在台湾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台湾的陈黎（原名陈膺文）和张芬龄（陈黎的爱人）2位中学英语教师据西英对照本译出许多聂鲁达诗（2人大学时在英语专业以外，也学习了西班牙语），是台湾首度译介聂鲁达。

名人名言 巴勃罗·聂鲁达在创作

　　“我从大地与人的灵魂得到莫大资产。没有不能克服的孤独。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一点，那就是把我们原有的形象传达给别人。因此，要抵达可以跳原始之舞，唱叹息之歌的圣城，就必须慢慢超越孤独与严酷、孤立与沉默，在这舞蹈与歌唱中，满含着远古以来的仪式：相信人之为人的自觉与共同命运。 ”

我记得你去秋的神情。 你戴着灰色贝雷帽,心绪平静。 黄昏的火苗在你眼中闪耀。 树叶在你心灵的水面飘落。 你象藤枝偎依在我怀里, 叶子倾听你缓慢安样的声音。 迷惘的篝火,我的渴望在燃烧。 甜蜜的蓝风信子在我心灵盘绕。 我感到你的眼睛在漫游,秋天很遥远: 灰色的贝雷帽、呢喃的鸟语、宁静的心房, 那是我深切渴望飞向的地方, 我欢乐的亲吻灼热地印上。 在船上瞭望天空。从山岗远眺田野。 你的回忆是亮光、是烟云、是一池静水! 傍晚的红霞在你眼睛深处燃烧。 秋天的枯叶在你心灵里旋舞。 (王永年 译)

《追捕聂鲁达》里，关于警探与逃犯、虚构者与被虚构者、政治与艺术，在这些众多的二元对立中，我们看到了两个主体间的相互影项，相互渗透。但这两个主体又似乎只是一个主体的两个面向，是智利本身的一体两面，在智利，一切暴力的，强权的，艺术的，理想的，肮脏的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我们如何在混乱中寻求康米主义。

这是个追捕的过程同时也是个创作的过程。在警长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我们渐渐辨认出聂鲁达的形象，一个极富魅力的天才诗人并且饱含着浓烈的政治理想，所到之处尽是人们的欢呼雀跃。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聂鲁达就如同一个拖着长长粘液轨迹的蜗牛。所经之处，都潜藏着他的痕迹。

在聂鲁达的逃亡中，聂鲁达流窜于智利的各个角落，从党员回忆到地下妓院，从北到南。我们又借由聂鲁达的踪迹漫游了智利。我们看到了智利的人民。

人民的概念，在全片中占据核心地位。警长一开始认同于自己的身份为一名警察的儿子，在追寻聂鲁达的过程中，不停的去感聂鲁达之所感，去寻觅聂鲁达的气息，到最后，他的自我指认转变为认同自己是聂鲁达的儿子，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概念，只有在20世纪的历史中才有如此深刻的内涵与意义，是20世纪的历史造就了人民，也正是人民才创造了20世纪的历史。当我们在谈人民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往往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在谈的是人类普遍意义上的自觉，人应该拥有什么，人应该去抗争什么。Marx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概念，但人民是比无产阶级更庞大的概念，他可能来自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但他们共属于人民。在电影中什么是人民？是工厂里朗读聂鲁达诗歌的工人，是妓院里歌唱的男妓，是路边衣衫褴褛的小姑娘，也是竭力护送聂鲁达的党员同志。所以，电影的主体是什么，是聂鲁达吗？不是，是聂鲁达背后的所谓人民的力量，是人民支撑起了聂鲁达，聂鲁达不是巨人，人民才是那个托起聂鲁达的巨人。人民相信理想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

在警长的追寻中，这是一场身份的找寻之旅，他透过聂鲁达反身看到了自己，一个警察与妓女的儿子，在阅读聂鲁达的作品中，他又分享了聂鲁达的生命，他又变成了聂鲁达的儿子。而聂鲁达的生命是人民所给予的，所以他最终成为了人民的儿子。这是一场盛大的追捕，也是一个盛大的身份认同，由政治下降到平民。当警长对着总统秘书的轻蔑言论说：“没有什么平民可以站在我的头上。”，他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所以聂鲁达也一直将他书写为一个配角。直到最后，意识到人民身份的他，聂鲁达将他的名字书写了出来，他终于成为了历史的主体，成为了主角。

再回到聂鲁达，作为诗人的角色，他所承担的就是见证与书写，他是人民的口舌，是一切无声处的发声者，为历史的无言处去做辩护。他的笔，如同上帝，上帝说有光于是便出现了太阳，诗人见证了苦难，于是就有了诗篇。诗人高大的同时也必须卑微，他必须接受一切人的爱意与吻，聂鲁达在面对男妓的拥吻他毫不抗拒，这就是诗人之使命所在，要有融入黑暗、融入混乱的能力。要融入酒精，妓女，歌声。所有的高雅都是布尔乔亚对诗人一厢情愿的想象，诗人应是混乱的集合体。诗人的笔墨从不为他自己而生。

如果你知道聶魯達怎麼死的話，或許你對《流亡詩人聶魯達》那充滿希望的結局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現實中的聶魯達，數年前曾被開棺挖墳，為的是調查他在四十多年前究竟是如官方所說的死於前列腺癌，還是被當時剛奪權的暴君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毒殺。電影中的聶魯達，經過一番「老鼠捉貓」的長途捉迷藏之後，終逃離智利，在歐洲的自由國度繼續吟詩，享受著政治鬥士和多情詩人的光環。那時候距離詩人之死還有二十一年。導演Pablo Larrain嘗試把聶魯達逃亡的歷程拍成詩一般的形式。追捕聶魯達的警察Oscar不單就史實而言是虛構的，他在故事中也是半虛半實，在追捕過程之中由詩人藉文字賦與血肉。分鏡與剪接違反了慣常的連貫性，節奏如Trailer一般跳躍，與懸疑緊張的情節互相干擾，刻意但沒驚喜。攝影強調天然日光，質感類似《復仇勇者》 （The Revenant），珠玉在前，動機和效果皆成疑問。

電影未提及的是，聶魯達後來回國、選總統、又換了一個妻子，並助其戰友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在1970年踏上總統寶座。三年後的9月11日，總統在政變中自盡，詩人則在十二日後逝世。人們懷疑他其實是被特務打毒針而死的。2013年，繼續步阿連德後塵，聶魯達被挖墳驗屍查死因，兩年後結論只是「很可能遇害而非病逝」。至今人們仍無法確定聶魯達的死因。法醫報告並不比他的情詩更真實，始終詩人應該躺在情人而非法醫的床上。

(刪節版原載於am730「730視角」2017年9月5日)

广角，镜头光晕，过曝的光源，游移的镜头。阳光下的一切，都是诗。 诗人普世的爱在每个卑微的生命心头游走，没有人能抓住一个诗人，因为他无处不在。 沿海岸线纵深的追捕，一段痴迷的惦念，最终会造就两个互不相识却彼此交融的人。 我在你的诗里走过一遭，滚烫的鲜血在阳光普照的雪地上沸腾，而你也因此记住了我的名字。